宋朝

趙匡胤即皇帝位時，下詔“昔湯武革命，發大號以順人；漢唐開基，因始封而建國，宜國號大宋” ^[8]  ，因趙匡胤在即位前為宋州歸德軍節度使，故定此國號。因皇室姓趙，故也稱作“趙宋” ^[9]  ；又因五德終始説，宋朝為火德，故別稱“火宋”“炎宋”。因趙氏的郡望為天水，故後世也稱宋朝為“天水一朝”。 ^[10] 

五代後周的顯德六年（959年），後周世宗柴榮駕崩，其年幼的兒子後周恭帝柴宗訓繼位。恭帝即位後，殿前都點檢、歸德節度使趙匡胤進一步受到重用。顯德七年（960年）正月初一，北疆傳來遼和北漢聯兵入侵的戰報，實際上主持朝政的宰相範質、王溥決定命令趙匡胤率領禁軍前往迎敵。趙匡胤行至陳橋驛，便黃袍加身，被士兵擁立為帝，建立宋朝 ^[12-13]  ，定都開封，後改為東京開封府，並設陪都西京。

太祖所面臨的另外一項事業就是統一全國。趙匡胤在與謀臣趙普雪夜商討後，決定以先南後北為統一全國之步驟。乾德元年（963年），趙匡胤行假途滅虢之計，滅亡了南平國和武平軍。之後又滅亡後蜀（965年）、南漢（971年）、南唐（975年）三國。 ^[14] 

太祖一心希望統一全國，還設立封樁庫來儲蓄錢財布匹，希望日後能夠從遼手中贖買燕雲十六州。 ^[166]  他兩次征伐北漢，均因遼出兵援助，無功而返。最後一次出兵時，卻因他突然去世而結束。

開寶九年（976年）八月，太祖再次進行北伐。但十月十九日太祖忽然去世，留下“燭影斧聲”的歷史疑案，其弟趙炅即位，即宋太宗。民間也有傳説稱太祖是被太宗害死的。為確保政權的合法性，太宗拋出其母杜太后遺命之説，即“金匱之盟”。即位之初，太宗忙於整頓朝政，統一事業暫告停止。 ^[15] 

太宗穩固統治皇位後，繼續國家統一事業，先是割據福建漳、泉兩府的陳洪進及吳越的錢俶獻土，其後再滅亡北漢。太平興國四年（979年）五月，太宗不顧大臣反對，趁滅亡北漢的餘威，從太原出發進行北上伐遼，起初一度收復易州和涿州。後被遼軍擊敗，北伐失敗。雍熙三年（986年），太宗派遣二十萬大軍，分兵三路，再度伐遼，宋軍先勝後敗。戰後，宋對遼的戰略關係由進攻轉為防禦，在對遼關係上“終宋不振” ^[165]  。

後來，太宗先後逼死太祖之子趙德昭和趙德芳，又貶黜趙廷美到房州，兩年後趙廷美就死於謫所。太宗長子趙元佐也因為同情趙廷美而被廢，另一子趙元僖暴死，最後襄王趙元侃被立為太子，改名趙恆。 ^[16] 

太宗本人附庸風雅，喜好詩賦，政府也因此特別重視文化事業，宋朝重教之風因此而開。 ^[18] 

至道三年（997年），趙炅駕崩，李皇后和宦官王繼恩等企圖立元佐為帝。宰相呂端處置得當，趙恆才順利即位，即宋真宗。 ^[17]  真宗上台後勤政治國，北宋由此進入鹹平之治。 ^[19-20] 

雍熙北伐後，遼朝常在宋遼交界處搶劫殺掠 ^[21]  ，到景德元年（1004年）終於演變成大規模侵宋戰爭 ^[22]  。宰相寇凖力主抗戰，宋真宗親征，宋軍士氣大振，與遼軍相持在澶州城下，遼軍被迫求和。經過幾番交涉，兩國議和成功。和約主要內容是：宋每年給遼絹二十萬匹，銀十萬兩，開放邊境貿易，雙方為兄弟之國。史稱該和約為“澶淵之盟” ^[23]  。

後來，寇凖漸漸失寵，宋真宗開始信用王欽若。王欽若擅長逢迎，深知趙恆希望營造天下太平的氛圍，於是極力鼓吹宋真宗封禪。王欽若本人也與另外一位宰相王旦聯手，在各地製造很多“祥瑞”之象，深得宋真宗之意。宋真宗在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先後三次封禪。 ^[24] 

宋真宗與皇后劉氏無子。一次宋真宗偶爾臨幸劉氏的一名侍女李氏（即李宸妃），結果李氏與於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產下一子（趙受益），也就是後來的宋仁宗。後來劉氏與另外一名嬪妃楊氏（即章惠皇后）共同撫養這名孩子。

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正月，宋真宗封泰山、祠后土、祭老子祠之後，於是決定將應天府升格，建為南京。 ^[25] 

天禧二年（1018年）中秋，宋真宗正式封趙受益為太子，並改名為趙禎。乾興元年（1022年）二月二十日，宋真宗駕崩。太子趙禎即位，劉皇后被尊為皇太后，在趙禎成年前代理軍國大事。從此開始了劉太后十餘年的垂簾聽政時代。 ^[26] 

宋仁宗執政早期一直處在劉氏的陰影之下，直到劉氏死後他才得以施展抱負 ^[27-28]  。趙禎皇后雖是曹氏，但他一直特別寵愛一名張貴妃。但張氏出身低賤，一直未能成為皇后。皇祐六年（1054年）正月初八，張氏去世。宋仁宗竟以皇后之禮處理喪事，並追封為温成皇后，結果出現的一生一死兩皇后，可謂曠古未見。

西夏李元昊於大慶二年（1038年）稱帝后，宋夏之間爆發了數年的戰爭，宋軍屢戰屢敗，導致了重熙增幣。 ^[29]  爾後宋仁宗任用范仲淹、呂夷簡、富弼、包拯、韓琦等能臣推行慶曆新政，取得非常好的效果。國家進入建國以來最繁榮的階段。但是一些守舊派人物指稱這些改革派官吏拉幫結夥，互相吹捧，是朋黨。由於宋仁宗一向最厭惡結黨營私，這些官僚後來多被貶為地方官。短暫的慶曆新政就此結束 ^[30]  。在邊疆上，宋仁宗任用大將狄青等人，先後弭平了南蠻儂智高的叛亂和西夏的挑釁。

宋仁宗死後，接替即位的是宋英宗趙曙。他是宋真宗之弟商王趙元份之孫。嘉祐七年（1062年）被立為皇太子。宋英宗多病，最初朝政都由曹太后掌管。治平元年（1064年）五月後，宋英宗才開始親政。但是宋英宗親政半個月後就爆發了濮議事件，這場爭論長達十八個月。事件起因是宰相韓琦提請討論關於宋英宗生父的名分問題。朝中因此分成兩個派別，一派認為應稱宋英宗生父濮王為皇伯，另外一派則認為應該稱為皇考。最終曹太后下旨，稱宋英宗之父為皇考。才平息了這場爭論。但總體來説，宋英宗還是一位有為的君主。他繼續任用前朝能臣，也大膽挖掘新人。宋英宗也非常重視書籍的編修，《資治通鑑》的寫作就是他所提出發起的 ^[31]  。

宋英宗去世後，他的長子宋神宗趙頊即位。宋神宗在位期間，宋朝初期制訂的制度已經產生諸多流弊，民生狀況開始倒退，而邊境上遼和西夏又虎視眈眈。宋神宗因此鋭意改革，啓用著名改革派名臣王安石進行朝政改革，將其任命為參知政事。

王安石推行的新法包括均輸、青苗、免役、市易、保甲、保馬、方田均税等。但是，新法的實行遭到了以司馬光為首的保守派對新法強烈反彈。加上全國天災不斷，宋神宗的新法實行的決心也有所動搖。 ^[32] 

熙寧七年（1074年），北方大旱，鄭俠進獻《流民圖》，使神宗大為震撼。第二天神宗就下令暫罷青苗、方田、免役等十八項法令。儘管這些法令不久之後得到恢復，但神宗與王安石之間已經開始不信任。同年四月，王安石第一次罷相，出知江寧府。後來變法派中的官員呂惠卿肆意妄為。王安石因此回京復職，但依然受到保守派阻撓。熙寧九年（1076年）六月，王安石長子去世，王安石藉機堅決求退，神宗於十月再次罷免王安石的相位。

後人對熙寧新法的評價呈現兩極分化的趨勢，新法的推行效果遠不如王安石預想。新法的實行雖然大大增加了國家的財政收入和耕地面積，但是卻嚴重增加了平民的負擔。熙寧新法在軍事上的改革也只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軍隊戰鬥力無明顯改善。加上王安石操之過急，將需要很長時間社會演進才能完成的十餘項改革在短短數年內全盤推行，使變法陷入了欲速則不達的困境 ^[33]  。而且，新法實施到了後期，條文與執行效果相差越來越大，一些措施從利民變成擾民。新法執行過程中用人不當也是最後失去民心的原因，變法派中如呂惠卿、曾布、李定和蔡京等都是人品相當有爭議的人物。有的更被視為小人。

王安石被罷後，宋神宗繼續改革事業，號為“元豐改制”。元豐改制雖與熙寧變法並稱為“熙豐新法”，但改革力度無法同熙寧變法相提並論。

伴隨着國力的增強，宋神宗將焦點轉移到外患上。他決心消滅西夏。熙寧五年（1072年）五月，宋神宗開始西征西夏，取得了很大勝利，也大大鼓舞了他的信心。元豐四年（1081年）四月，西夏發生政變，宋神宗藉此再次征討西夏。結果卻在永樂城之戰遭到慘敗。宋神宗因此一病不起。

元豐八年（1085年）正月初，宋神宗立六子趙傭（後改名趙煦）為太子。而宋神宗頒佈的新法雖然曾短暫被其母高太后廢除，但不久又陸續恢復，不少甚至沿用到南宋時期 ^[34]  。宋神宗駕崩後，太后高氏垂簾聽政，對剛即位的宋哲宗趙煦嚴加鉗制。高太后信用以司馬光為首的舊黨，進行“元祐更化”，並冷落哲宗，結果引發嚴重的新舊黨爭。元祐八年（1093年），高太后去世，哲宗開始親政，貶斥舊黨，信用新黨，開啓“紹聖紹述”。 ^[35]  哲宗起用章惇、曾布等新黨執政後，逐步恢復免役、青苗、市易等新法。後來新黨內部分裂，使新法大受影響，黨爭愈演愈烈。 在軍事上，哲宗重啓河湟之役，收取青唐地區，並發動兩次平夏城之戰，使西夏臣服。

宋哲宗沒有留下子嗣，死後由他弟弟趙佶即位，是為宋徽宗。宋徽宗專好享樂，對朝政毫無興趣，他自幼愛好筆墨、丹青、騎馬等。趙佶的生活糜爛，喜好逛青樓。還大興土木，聽信道士所言，在開封東北角修建萬歲山，後改名為艮嶽。艮嶽方圓十餘里，其中有芙蓉池、慈溪等勝地。裏面亭台樓閣、飛禽走獸應有盡有。徽宗還在蘇州設立應奉局，專門在東南搜刮奇石，是為花石綱，引得民怨沸騰。 ^[36] 

宋江、方臘等起義(2張)

宋徽宗不理朝政，政務都交給以蔡京為首的六賊。蔡京以恢復新法為名大興黨禁，排斥異己。蔡京即位次日，就下達了一個禁止元祐法的詔書。此即謂元佑奸黨案。正直的大臣因此全被排斥出政治中心。

宣和元年（1119年），宋江聚眾起義，攻陷十餘州縣城池，南下攻打至海州（今江蘇連雲港），在宣和三年（1121年）遭海州知州張叔夜伏擊，戰敗被俘，起義失敗。與此同時，漆園主方臘於宣和二年（1120年）率眾在歙縣起義。他本人雖於起義第二年被俘，但餘部仍在戰鬥。苦於官吏掠奪的百姓紛紛響應義軍，使其很快接連攻陷幾十座州縣，部眾發展到近百萬，威震東南。直到宣和四年（1122年），起義軍餘部才完全被宋軍鎮壓下去。這次起義給富庶的江浙帶來了巨大的破壞，為五年後的靖康之亂埋下了伏筆。

徽宗本人好大喜功，當他看到遼被自東北崛起的金朝打得接連敗退後，便於重和元年（1118年）春，派遣使節馬政自登州渡海至金。雙方商議兩國共同攻遼，北宋負責攻打遼的南京和西京。滅遼後，燕雲之地歸宋，過去宋給遼的歲幣改繳金。此即為海上之盟。但宋軍在童貫等人的指揮下，卻數次被遼軍擊敗。宣和五年（1123年），金太祖在掠去燕京的人口後，還是按照和宋朝約定的條件，將燕京六州之地分給宋朝。不久後，金太祖去世，繼立的金太宗於宣和七年（1125年）派出兩路大軍，南下攻宋。徽宗驚慌失措，立刻傳位其子宋欽宗趙桓。欽宗患得患失，在戰和之間舉棋不定。他曾啓用抗金名臣李綱來保衞東京，但是金朝並未死心，在第一次被挫敗後二度南下。

靖康元年（1126年）九月，北方重鎮太原淪陷。十一月，開封外城淪陷，金軍逼迫欽宗前去議和。閏十一月二十日，欽宗被迫前去金營議和，三日後返回。金人要求索要大量金銀。欽宗因此大肆搜刮開封城內財物。開封城被金軍圍困，城內疫病流行，餓死病死者不在少數。

靖康二年（1127年）二月六日，欽宗被廢，貶為庶人。七日，宋徽宗被迫前往金營。金朝另立大臣張邦昌，建立一個名為“大楚”（史稱“偽楚”）的傀儡政權 ^[37]  。徽欽二帝被金人掠到五國城，大量趙氏皇族、後宮妃嬪與貴卿、朝臣等共三千餘人北上金朝，開封城中公私積蓄為之一空，史稱靖康之恥或靖康之禍。徽宗被封為昏德公，欽宗被封為重昏侯，均客死異鄉。

金人在靖康之難中俘虜了眾多的宋朝宗室，康王趙構是其中的一位漏網之魚。靖康二年（1127年），趙構從濟州南下到陪都南京應天府即位為宋高宗，於鴻慶宮謁太祖廟，改元建炎，重建宋朝。半年之後，為避金兵進攻，以巡幸為名，先後流亡至揚州、蘇州（後升為平江府）、江寧府（後升為建康府，今江蘇南京）、越州（後升為紹興府）、杭州等地，均以“行在”名之。

金朝也一路南撲，直逼杭州，宋高宗無路可逃，只得入海逃避，在温州沿海漂泊了四個月之久。由於南方天候潮濕河道縱橫，加上南宋軍民的英勇抗戰，金主帥完顏宗弼決定撤兵北上。在北撤到鎮江時，遭宋將韓世忠堵截，被逼入黃天蕩。宋軍以八千人之兵力圍困金兵十萬，雙方相持四十八日，最後金軍用火攻才打開缺口，得以撤退。金軍又在建康被岳飛打敗，從此不再渡江。 ^[38-39] 

建炎三年（1129年）七月，升杭州為臨安府。紹興八年（1138年），定都臨安府，實為“行在”。

在南宋“中興四將”中，最著名的就是岳飛。他通過北伐奪取了金朝扶植的偽齊政權控制的土地。一直打到距開封僅四十五里的朱仙鎮，北方義軍也紛紛響應岳飛。以至於金人嘆“撼山易，撼岳家軍難”，並一度打算放棄開封，渡河北逃。但此時宋高宗連下十二道金牌催促岳飛班師，北伐之功毀於一旦。

紹興十一年（1141年）十一月，宋與金達成“紹興和議” ^[40]  。和議規定：宋向金稱臣，金冊宋康王趙構為皇帝；劃定疆界，東以淮河中流為界，西以大散關（陝西寶雞西南）為界，以南屬宋，以北屬金；宋每年向金進貢銀二十五萬兩，絹二十五萬匹。南北對峙局面自此確定。

在和議達成之時，岳飛、韓世忠等人的兵權被解除。岳飛本人更是在不久後以“莫須有”的罪名被殺害。

在這一時期，宋高宗任用秦檜為相，他上台後，迫害與自己政見不同的官員，聯姻外戚，結交內臣。宋高宗對於秦檜的行為也只是默許。後期由於秦檜權勢太大，引來宋高宗的警覺。例如宋高宗親下命令，使秦檜的孫兒失去狀元。秦檜的權勢日漸下降。紹興二十五年（1155年），秦檜病重，他又策劃讓其子接替相位，被宋高宗否決，不久就一命嗚呼 ^[41]  。

秦檜去世後，宋高宗一方面打擊其餘黨，一方面重用投降派官員。紹興三十一年（1161年），金海陵王完顏亮南侵，被虞允文在採石擊退。此時金朝國內叛亂興起，葛王完顏雍被擁立為帝。完顏亮最終在內憂外患下在瓜洲被臣下弒殺。南宋政權渡過危機。

高宗早年喪失生育能力，於是早從太祖趙匡胤的兩名後裔趙瑗和趙璩中選擇繼承人。紹興三十二年（1162年），受金軍入侵的影響，高宗萌生退意。於是趙瑗被立為太子，並改名趙昚。同年六月，五十六歲的高宗下詔退位，太子趙昚即位，是為宋孝宗。他自己則稱太上皇，居德壽宮。高宗成為太上皇后，縱情享樂，花費巨大，並時常干預朝政。 ^[42] 

宋孝宗即位後，改革朝政，力圖恢復，宋朝相對進入到一個興盛時期，宋孝宗平反岳飛冤獄，起用主戰派人士，鋭意收復中原。隆興元年（1163年）四月，宋孝宗令李顯忠、邵宏淵等出兵北伐。北伐雖然一度勝利，但由於各路將領不和加上輕敵思想，北伐歷時僅二十日就告失敗。之後，宋孝宗不得已與金和談，隆興二年（1164年）十二月，宋、金正式簽定和議，史稱“隆興和議”。在和議中，金宋兩國皇帝改以叔侄相稱；改“歲貢”稱“歲幣”，銀、絹各減五萬，為二十萬兩匹；宋割唐（今河南唐河）、鄧（今河南鄧州東）、海（今江蘇連雲港）、泗（今江蘇盱眙北）四州外，再割商（今陝西商州區）、秦（今甘肅天水）二州與金。

遭遇北伐失敗後，宋孝宗仍然念念不忘恢復中原，繼續整頓軍備。不過由於虞允文等一批主戰派將領的辭世，最後北伐事業不了了之。在內政上，宋孝宗積極整頓吏治，裁汰冗官，懲治貪污，加強集權，重視農業生產。總體説來，宋朝的內政形勢有所改觀。 ^[43]  史稱“乾淳之治”。

宋高宗死後，宋孝宗對政治日益冷感，最後決定在淳熙十六年（1189年）讓位於其子趙惇，也就是宋光宗。然宋光宗即位不久就患了精神疾病，加上他對自己非常不孝，讓宋孝宗十分傷感。紹熙五年（1194年）七月，宋孝宗去世。 ^[43] 

宋光宗好猜忌，非常不信任其父孝宗的周遭大臣，因此他即位兩年後就日漸瘋癲。宋孝宗病死後，宋光宗竟然不服喪。臨安城內混亂不堪，局勢不穩。宗室趙汝愚和趙彥逾便開始秘密策劃立新君。最後，太皇太后下詔，宋光宗被奉為太上皇。他的兒子趙擴即位，是為宋寧宗，改元慶元。

史載宋寧宗“不慧”，智商低下。宋寧宗一朝都被兩名權臣——韓侂冑和史彌遠操控。 ^[44]  儘管宋寧宗智商低下，但總體而言尚算一名忠厚之主。

宋寧宗初期，趙汝愚任宰相。趙汝愚本人政治操守良好。但由於皇室任職宰相本就不合禮法，加上韓侂冑煽風點火，最後他被罷去相位。韓侂冑為了徹底清除趙汝愚的影響與排斥異己，假借學術之名，製造慶元黨禁。將理學稱為“偽學”，而朝中信仰理學的大臣又多反對韓侂冑。韓侂冑藉此將信仰理學的士大夫全部趕出政府。

慶元六年（1200年），韓侂冑見理學已構不成威脅，便解除黨禁。但是，黨禁不得人心，為了籠絡士人，韓侂冑又借北伐的名義蠱惑人心 ^[45]  。

開禧二年（1206年），韓侂冑貿然進行北伐，結果很快就遭到了失敗。北伐的失敗讓韓侂冑成為眾矢之的。他的政敵史彌遠藉機籠絡主和派與韓侂冑的反對派。而金人又以殺韓侂冑作為和談條件之一。開禧三年（1207年）十一月，史彌遠等偽造密旨，將韓侂冑殺死。次年與金朝進行“嘉定和議”。南宋在對金關係中的地位再次降格，在國書中稱金主為伯父，歲幣銀絹各三十萬 ，又以三百萬緡錢贖回淮、陝兩地。從此之後開始了史彌遠專政時期。史彌遠與楊皇后勾結，大權獨攬。 ^[46] 

宋寧宗本有八子，但都夭折了。於是他立沂王的兒子趙竑為太子。趙竑對史彌遠的專政非常不滿。因此史彌遠廢趙竑太子之位，改立趙昀為皇位繼承人。嘉定十七年（1224年）閏八月，宋寧宗去世，趙昀即位，是為宋理宗。理宗登基後，史彌遠繼續專政，而理宗也奉行韜光養晦的策略。

紹定六年（1233年）十月，史彌遠去世。次年，理宗改元端平，實施一系列改革措施，史稱“端平更化”。理宗將史彌遠舊黨盡數罷斥，朝政一度得到了改觀。同時在北方，金朝正面臨蒙古的步步緊逼，面臨亡國。朝中的對外政策也分成了兩派，一派認為應該聯蒙抗金；另一派認為應該銘記唇亡齒寒之道理以及海上之盟的教訓，援助金朝，讓金成為宋的藩屏。 ^[47] 

紹定五年（1232年）十二月，蒙古遣使來商議宋蒙合作夾擊金朝一事，當朝大臣大多贊同。理宗答應了蒙古的要求，蒙古也允諾滅金之後將河南還給宋朝。但是這只是口頭協定，沒有留下書面協定，因此埋下了後患。金哀宗得知後，也派使節來宋朝陳述利害，希望聯合抗蒙，但被理宗拒絕。理宗命史嵩之主管滅金事宜。紹定六年（1233年），史嵩之派江海、江萬載叔侄攜孟珙等領兵兩萬、運糧三十萬石，聯合蒙古軍包圍蔡州。端平元年（1234年）五月，蔡州被攻克，金哀宗自縊，金朝滅亡。孟珙將金哀宗遺骨帶回臨安，被理宗供奉於太廟，以告慰徽、欽二宗在天之靈 ^[48]  。

金朝滅亡後，蒙軍北撤，河南空虛，理宗意圖據關（潼關）、守河（黃河）、收復三京（東京開封、南京應天、西京洛陽） ^[49]  ，光復中原。端平元年（1234年）五月，理宗任命趙葵為主帥，全子才為先鋒，下詔出兵河南。六月十二日，全子才收復南京。七月五日，宋軍進駐開封。但由於糧草不濟，貽誤戰機，宋軍進攻洛陽時被蒙軍伏擊，損失慘重。各路宋軍全線敗退。端平入洛宣告失敗，宋在此役中損失慘重，也為之後蒙古侵宋提供藉口。

端平二年（1235年），蒙軍首次南侵，被擊退。蒙軍並不甘心失敗，於次年九月和第三年兩次南侵，其前部幾乎接近長江北岸。由於宋軍奮勇作戰，打敗蒙軍，再一次挫敗蒙軍度江南下的企圖。而後，南宋軍民又在抗蒙將領孟珙、餘玠等人的指揮下，多次擊敗蒙軍，使其不得不企圖繞道而行。

宋蒙（元）戰爭主要戰役示意圖(2張)

開慶元年（1259年），蒙古大汗蒙哥在征戰合州時受宋軍的流矢所傷因而死於軍中。其弟忽必烈正於鄂州與宋軍交戰，聽到消息後，立即準備撤軍以便奪取大汗之位，宋相賈似道藉機派人與忽必烈議和，以保太平。 ^[50] 

理宗在位後期，逐漸怠於政事，沉迷於聲色犬馬，使朝政大壞 ^[50]  。理宗兩子早夭，因此最後理宗擇其弟趙與芮之子趙禥為皇儲。由於趙禥其母曾在懷孕期間服用過墮胎藥，因此趙禥先天不足，智力低於常人。景定元年（1260年）六月，理宗下詔立趙禥為太子。景定五年（1264年）十二月，宋理宗去世，趙禥即位，是為宋度宗。宋度宗即位後不理朝政，整日沉湎於聲色犬馬之中。右丞相賈似道因此擅權。賈似道結黨營私，排斥異己。他禁止讓宋度宗瞭解前線戰事。據説襄陽、樊城被圍三年後，宋度宗才得知此事。

鹹淳七年（1271年），忽必烈在大都建國號為元。鹹淳九年（1273年），樊城、襄陽相繼陷落，荊湖戰線崩潰。鹹淳十年（1274年）七月，年僅三十五歲的宋度宗去世。 ^[50] 

宋度宗去世後，其嫡長子趙㬎即位，為宋恭帝。當時，宋朝的統治已進入癱瘓狀態。德祐元年（1275年）春，元軍攻克南宋軍事重鎮安慶和池州，威逼建康，長江防線崩潰。朝野大震，各界都冀望賈似道能出征，結果宋軍於丁家洲之戰大敗，主力瓦解。十一月，常州、平江相繼淪陷。德祐二年（1276年）二月初五，臨安城裏舉行受降儀式，恭帝被俘。 ^{[51]  [158]} 

臨安陷落後，宋室和廣大的愛國軍民始終沒有投降，拼命抵抗。恭帝兄弟趙昰、趙昺被大臣保護逃出臨安。趙昰在福州即位，是為宋端宗，改元景炎（1276年）。同時，文天祥在陸地組織軍民抵抗元軍，而朝臣陳宜中、張世傑、陸秀夫等人護送趙昰、趙昺乘船南逃，和宋室在海上漂泊，組成行朝。景炎三年（1278年）春，宋小朝廷抵達雷州。四月，年僅十一歲的趙昰去世。陸秀夫與眾臣擁戴趙昺為帝，改元祥興。 ^[158] 

在元軍猛攻下，雷州失守。小朝廷遷往崖山（廣東新會）。元將張弘範領軍緊追在後，對崖山發動總攻，宋軍全線潰敗，陸秀夫揹着趙昺投海自盡 ^[52]  。張世傑率餘部突圍後，也溺卒於平章山下（約今廣東省陽江市西南的海陵島對開海面）。至此，宋朝徹底滅亡。 ^[53] 

宋朝建國後，經歷了多次戰爭，在太平興國四年（979年）完成了對中原地區的統一。在北部，宋與遼的疆界長期穩定在雁門山-大茂山-白溝一線。在南疆，對西南在唐朝後期脱離了統治的少數民族地區，宋朝也還沒有恢復控制 ^[128]  ；而在今越南北部，宋初統治者已承認丁朝脱離中國統治的事實，轉而與其確立宗藩關係 ^[126]  。西北方向，党項部族的崛起，使宋西北疆域被壓縮至橫山以東 ^[127]  。李元昊建立西夏後，繼續蠶食宋西北沿邊部分土地。此後一段時間，宋朝的西北界大致穩定在今甘肅蘭州、靖遠，寧夏同心及陝西北部的白乾山一線。到宋神宗時力圖開擴疆土，從青唐吐蕃政權中取得了綏、熙、河、洮、岷、蘭等州。哲宗、徽宗時經過反覆爭奪，又進一步取得了湟水流域，洮河上游與貴德一帶的土地。崇寧三年（1104年）在這些收復失地的基礎上設置了隴右都護府。這樣，宋朝的疆域便擴大到烏鞘嶺以南的湟水流域、大夏河流域、洮河流域。同時在西南，宋朝逐漸恢復了對少數民族聚居區的控制，今四川南部、湖北西南、湖南西部、貴州東北和廣西西部重新歸入版圖，設置了正式州縣或羈縻州。 ^[128] 

有學者根據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 ^[125]  ，推算宋朝在政和元年（1111年）的疆域面積應為264萬km²左右（不含隴右都護府） ^[124]  。

建炎南渡之後，宋朝領土大幅縮水，僅限於秦嶺-淮河以南、岷山以東地區。宣和三年（1121年），西安州、懷德軍又被西夏所取。宋朝也在與大理交界處設立了黎、敍、瀘、黔、邕等州，但南部與西南疆界方面，南宋相比北宋沒有太大變化。紹興八年（1138年），宋金第一次議和，金擬將河南、陝西之地歸還宋朝，大致以黃河為界。 ^[54]  次年金人毀約，出兵奪取河南、陝西。紹興十一年（1141年），《紹興和議》達成，以淮水-大散關為宋金國界，宋割唐、鄧二州及商、秦二州之大半予金。據估計，紹興十二年（1142年）的南宋疆域面積應為176萬km²左右 ^[124]  。此後直到宋元（蒙）戰爭爆發前，南宋疆域雖有局部變動，但基本穩定在淮水-大散關一線。 ^[128] 

（南宋時期圖冊參考資料 ^[137]  ）

宋朝汲取了唐朝藩鎮割據的教訓，一級行政區劃改為“路”。至道三年（997年）始定為十五路，包括京東、京西、河北、河東、陝西、淮南、江南、荊湖南、荊湖北、兩浙、福建、西川、峽、廣南東、廣南西五路。鹹平四年（1001年）分西川為利州、益州二路，分峽路為夔州、梓州二路。天禧四年（1020年）分江南路為江南東、西二路。熙寧五年（1072年）分京西路為南北二路，分淮南路為東西二路，分陝西為永興軍、秦鳳二路。之後又將河北路分為東西二路，分京東為京東東、京東西二路。崇寧五年（1106年）又將開封府升為京畿路。

宋朝共有四個京城，分別是東京開封府、南京應天府 ^[56]  、西京河南府、北京大名府。

宣和四年（1122年）宋金盟約，約定滅遼後宋得燕山府路和雲中府路。結果後來並未設置。建炎南渡後，宋朝保留有十六路：兩浙東路、兩浙西路、江南東路、江南西路、淮南東路、淮南西路、荊湖南路、荊湖北路、重慶府路、夔州路、潼川府路、京西南路、成都府路、利州路、福建路、廣南東路、廣南西路。

宋朝的行政區劃設置與地方政治制度可謂重內輕外，中央高度集權。雖然避免了藩鎮割據的局面，但導致地方防務貧弱，也讓終宋一代外患不止 ^[55]  。

（圖冊參考資料 ^[122]  ）

宋朝官制非常繁雜，這是因為北宋初年，不僅從形式上全部繼承了唐朝官僚機構，而且發展出了使職差遣，並加以制度化，使差遣成為真正的職官。以後本官與差遣此消彼長，變化多端。 ^[168]  其中中央機構大致分為行政、軍事、財政、司法監察和皇室服務五個系統。 ^[168] 

宋朝曾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的部分重臣(7張)

從行政系統看，仍設宰相，其特點有二，一是官名變化多，二是權力小於前代。宋初，沿唐後期制度，設中書門下，為正，副宰相治事之所。正宰相稱同中書門下平章政事，副宰相稱參知政事。其下設五房處理具體事務。元豐改制時，撤銷中書門下，恢復唐初三省制度，以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為左相，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為右相，以門下侍郎、中書侍郎、尚書左右丞為副相。此後改制雖有反覆，但大體遵照元豐制度。南宋時常設左右丞相，並仍以參知政事為副宰相。總的來説，北宋軍政有樞密院掌管，財政有三司掌管，宰相只是行政首腦，且參知政事定為宰相副職，也形成了對宰相的有力牽制。因此北宋相權小於前代。 ^[168] 

北宋前期，原有的三省六部二十四司幾同虛設，其官稱僅作為定品秩、俸祿的依據，稱為寄祿官。而真正權力轉為一些新置的機構，如樞密院、三司、審官院、流內銓、三班院、太常禮院等掌管。元豐改制後，除樞密院外，這些機構陸續被取銷，從而恢復了三省六部二十四司的職能。南宋時，二十四司有所省並。 ^[168] 

宋朝寺監設置有九寺六監。北宋前期，九寺六監中，除大理寺、國子監、司天監、都水監、軍器監外，都名存實亡。元豐改制後，撤銷司天監，另設太史局，九寺五監始各專其職，設官職掌，一如唐制。南宋時，各寺監有所省並。 ^[168] 

從軍事系統看，樞密院是總管全國軍事的最高行政機構，與中書門下並稱二府。樞密院長官為樞密使或知樞密院事，多由文官擔任；另有樞密副使等次官。樞密使的地位相當於同平章事，副使相當於參知政事。樞密院主次官與參知政事同稱“執政官”。宰相與執政官又合稱“宰執”。樞密院下設諸房，分管各種具體事務。樞密院有調兵之權，但不直接統領軍隊。掌管禁軍的機構有殿前司與侍衞司。侍衞司又分侍衞馬軍司和侍衞步軍司，與殿前司合稱三衙。三衙與樞密院互相牽制，以防將卒兵變。 ^[168] 

從財政系統看，宋初沿五代舊制，以三司（鹽鐵、度支、户部）為總管全國財政的機構，號稱計省，地位僅次於中書門下和樞密院。其長官三司使稱計相，地位略低於參知政事。元豐改制時，撤銷三司，分其職於尚書省的户部。三司使則由户部尚書取代。為更好經理全國財政，北宋後期又有總領財賦官及經制使。 ^[168] 

從司法系統看，北宋前期有刑部、大理寺、御史台和審刑院。大理寺是審判機構，負責詳斷各地奏報案件。刑部掌刑法獄訟。不過北宋前期刑部職權多被侵奪，或由他官兼理，或由御史台來審斷。御史台負責司法方面的事務。審刑院設於宮中。北宋前期，凡案件經大理寺審斷，報審刑院複查，由知院事和詳議官寫出書面意見，上報中書，奏請皇帝裁決。元豐改制後，審刑院和御史台所設司法官均被撤銷，由大理寺、刑部行使司法職能。 ^[168] 

宋朝部分著名的台諫官(3張)

宋沿襲前代，仍以御史台為最高監察機構。長官為御史中丞。御史大夫則為加官，不任命正員。下屬機構與唐朝相同，有台院、殿院、察院。宋初常以御史為寄祿官，元豐改制始正其職。此外，宋朝監察御史無分察地方之責，主要是監察尚書六部。與御史台職能相近的有諫官。宋仁宗初年，設立諫院，長官稱知諫院事。元豐改制廢諫院，以左右諫議大夫、司諫、正言任諫職，分隸門下、中書兩省。宋高宗初年復設諫院。宋朝諫官並不單任諫職，也常糾舉彈劾大臣；御史台御史除主監察外，也有進言規諫之責。二者職務相近，並稱台諫。 ^[168] 

宋承唐制，也設翰林學士院。以代皇帝起草各種文書為職，有翰林學士若干。學士中資歷深的稱翰林學士承旨。入院未授學士銜的稱直院。冠翰林之名而不屬學士院的有翰林侍讀學士、翰林侍講學士，以在皇帝左右進講書史為職。此外，宋朝還新增設殿閣學士，一般作為資望極高或執政大臣的榮銜。又有龍圖、天章等閣藏書處，各置學士、直學士、侍制、直閣等官。這些官負責秘笈，為文學侍從之臣。不過朝官外出也往往加某閣學士的頭銜，以示恩寵。 ^[168] 

為皇帝服務的宦官機構稱入內內侍省和內侍省，分別掌管宮廷內部生活之事和殿庭灑掃等雜役。 ^[168] 

太子宮屬稱東宮官。設置與唐朝相同，皆以他官兼任，太子即皇帝位後即廢。 ^[168] 

宋朝的經濟較為繁榮，農業、印刷業、造紙業、絲織業、制瓷業均有重大發展。航海業、造船業成績突出，海外貿易發達，和南太平洋、中東、非洲、歐洲等地區50多個國家通商。 ^[71]  宋代對南方大規模的開發，促成經濟重心南移。

宋代的農材賦役制度，大致延續唐末的兩税法，但增加了丁税，而差役則甚為繁重造成人民負擔，因此王安石變法時有免役法的推行。關於歲入1.6億貫實為銅錢、米麥、白銀、布棉、絲絹、草料等不同物產單位的合加總數 ^[72]  ，宋代財政最高收入為六千餘萬貫 ^[73]  ，商税佔財政總收入約70%。 ^[74] 

太平興國五年（980年）全國有6418500户、約達3210萬人 ^[94-95]  ，若加上未列入主客户統計範圍的户數則該年有687萬户、近3710萬人；至大觀四年（1110年）全國有20882258户、46734784口 ^[96]  ，經學者考證宋代户口只統計承擔賦役的成年男丁，故認為實際人口達11275萬，並提出北宋人口峯值出現在靖康之亂前夕的宣和六年（1124年），全國有2340萬户、1億2600萬人。 ^[4] 

宋金之際因戰亂人口大量鋭減，靖康之亂前的宣和六年（1124年）南方約有1360萬户，到紹興五年（1135年）南宋境內約有1086萬户、5650萬人，自平定民亂和紹興和議後南方人口逐步恢復，至紹興三十二年（1162年）南宋約有1240萬户、6450萬人；南宋中後期因“人稠地狹”人口增長緩慢 ^[97-98]  ，至嘉定十六年（1223年）達到户口峯值，官方統計有12670801户、28320085口 ^[99]  ，學者考慮到隱户問題認為該年應有1550萬户、8060萬人 ^[4]  。

在人口分佈上，太平興國五年（980年）全國人口總數中南方佔56.9%、北方佔43.1%，這是唐末五代北方長期戰亂、南方相對和平發展的結果，不過宋代統一後並沒有導致北方人口在全國所佔比重上升，經過百年的發展到元豐元年（1078年）南方在全國所佔人口比重上升至62.6%，而北方則下降至37.4%，到北宋後期的崇寧元年（1102年），南北各佔比重已是64.1%及35.9%。 ^[100] 

靖康之難後，中國再次出現中原人口大量南徙的現象。這次南遷有兩波，第一個高潮是從靖康之難到《紹興和議》，第二個高峯則是在金帝完顏亮南侵期間，南方人口因此大量增加，若以紹興三十二年（1162年）與崇寧元年（1102年）比較，兩浙路户口增加26萬户、江南西路增加42萬户、福建路增加33萬户、潼川府路增加24萬户，夔州府路增加14萬户，宋金之際大約有五百萬北方移民遷入南方各地。 ^[4] 

水排(3張)

宋代大興水利，大面積開荒，又注重農具改進，農業發展迅速。 ^[75]  許多新形田地在宋朝出現，例如梯田（在山區出現）、淤田（利用河水沖刷形成的淤泥所利用的田地）、沙田（海邊的沙淤地）、架田（在湖上做木排，上面鋪泥成地）等。這大幅增加了宋朝的耕地面積。 ^[76]  至道二年（996年），全國耕地面積為三百一十二萬五千兩百餘頃，到天禧五年（1021年）增加到五百二十四萬七千五百餘頃。

各種新的農具在宋朝出現，代替牛耕的踏犁，用於插秧的鞅馬，提水的高轉筒車，灌溉的水轉翻車。新工具的出現也讓農作物產量大幅成長。一般農田每年可畝收一石，江浙地區一年可達到二至三石。北宋時宋真宗從占城引進耐旱、早熟的稻種（占城稻），分給江淮兩浙，就是後來南方的早稻尖米，又叫占城米、黃秈米。

長江流域和珠江流域農業發展迅速。一些北方農作物粟、麥、黍、豆來到南方。棉花盛行種植於閩、廣地區。茶葉遍及今蘇、浙、皖、閩、贛、鄂、渝、湘、川等地。種桑養蠶和麻的地區也在增加。南宋時太湖地區稻米產量居全國之首，“蘇常熟，天下足”之稱。甘蔗種植遍佈蘇、浙、閩、廣、等省 ^[77]  ，糖已經成廣泛使用的食品，出現世界上第一部關於製糖術的專著《糖霜譜》。 ^[78] 

北宋的主要礦產包括金、銀、銅、鐵、鉛、錫、煤等。北宋時期金屬礦藏達到兩百七十餘處，較唐朝增加一百餘處。仁宗時期，每年得金一萬五千多兩、銀廿一萬九千多兩、銅五百多萬斤、鐵七百廿四萬斤，鉛九萬多斤、錫卅三萬斤。

宋朝官窯、民窯遍佈全國。時有開封官窯、汝州汝窯、禹州鈞窯、龍泉哥弟窯、景德鎮景德窯、建陽建窯、曲陽定窯等七大名瓷窯，以及分佈在各地的許多大小瓷窯，所產宋瓷通過海上絲綢之路遠銷海外，如日本、高麗、南洋、印度、中西亞等地區。其中鈞瓷以神奇的窯變特色和每年36件的稀有產量而位居宋瓷之冠。北宋的瓷器，不論在產量還是製作技術上，比前代都有很大提高。當時，燒造瓷器的窯户，遍佈全國各地，所造瓷器各具特色。

官窯（開封）、鈞窯（禹州）、汝窯（汝州）、定窯和哥窯，是北宋五大名窯。官窯的產品，土脈細潤，體薄色青，略帶粉紅，濃淡不一；鈞窯土脈細，釉具五色，有兔絲紋；汝窯則胭脂、硃砂兼備，色釉瑩澈；定窯以白瓷著稱，並能制紅瓷，其產品十分精美；哥窯盛產青瓷，產品被譽為“千峯翠色”。真宗景德年間，在江西新平設官窯，所造進貢瓷器的器底書“景德年制”四字，這就是後來馳名中外的景德鎮瓷器。

在瓷器上雕畫花紋是北宋時的新創，劃花用刀刻，繡花用針刺，印花用板印，還有錐花用錐尖鑿成花紋，堆花用筆蘸粉堆成凸形，再施白釉。宋瓷不僅是生活日用品，而且是精美的工藝美術品。北宋瓷器大量運銷國外，在亞非各地都有大量出土，證明瓷器是當時的重要輸出品。 ^[80] 

宋朝的絲、麻、毛紡織業都非常發達。西北地方流行毛織業，重慶、四川、山西、廣西、湖北、湖南、河南等地麻織業非常發達。到了南宋時期，廣東雷州半島地區和廣西南部成為棉紡織業的中心。兩浙和渝川地區絲織業最發達。宋朝政府還在絲織業最發達的地區設立織錦院，也就是官辦的絲織作坊。而相關的印染業也因此發達起來。

宋朝時期，商品經濟發展迅速。有人推算，1000年中國GDP總量為265.5億美元，佔世界經濟總量的22.7%，人均GDP為450美元，超過當時西歐的400美元。 ^[3] 

宋朝商業繁盛，通行的貨幣有銅錢、白銀。太宗時期，每年鑄幣八十萬貫。到神宗熙寧六年，已達六百餘萬貫。宋朝是中國古代鑄錢數量最多的朝代，同時也是古代銅錢貨幣體系最穩定、最興盛的時期。有學者估計，北宋時期錢的鑄造總量達2~3億貫。由於宋朝銅錢信用佳，被大量走私到東南亞和西亞。 ^[93]  宋人形容銅錢的外流是“邊關重車而出，海舶飽載而回”。銅錢大量外流使當時遼、西夏、金、日本、交趾、高麗等國都使用銅錢，當時東亞各國還紛紛仿造宋朝銅錢來鑄造本國銅錢，從而形成了東亞銅錢貨幣體系。 ^[143]  由於大量銅錢、白銀外流，造成硬通貨短缺。宋真宗時期，成都十六家富户主持印造一種紙幣，代替鐵錢在四川使用，是為交子。 ^[83]  這是世界上最早的紙幣。仁宗後改歸官辦，並定期限額髮行。徽宗時期，改交子名為錢引，並擴大流通領域。南宋於紹興三十年（1160年）改為官辦“會子”，會子主要有東南會子（也叫行在會子），湖北會子和兩淮會子。但是為防止銅錢北流，宋朝政府規定在與金交界處仍然只能使用鐵錢。與交子不同，會子是以銅錢為本位的，面值有一貫（一千文）、兩貫和三貫三種，後增印兩百文、三百文與五百文小面額鈔票。幹道五年定為三年一界，每界發行一千萬貫，以舊換新。 ^[84] 

會子第一界會子的發行額僅三百萬貫。到乾道四年（1168年）僅七年的時間，發行額增加到七百萬貫。之後固定在一千萬貫。儘管會子的加印與隆興北伐有關，但是由於作為本位的金屬貨幣沒有相應追加，幣值增長指數已經達到300%以上。到理宗淳祐六年（1246年），會子發行額增加六十五倍。會子雖與銅錢可自由兑換，但由於會子不斷貶值，兩者匯率也急遽走低 ^[86]  。

宋寧宗宣佈十一、十二、十三界會子同時流通後，會子大量發行，物價飛漲，出現了會子擠兑銅錢的現象。嘉定二年（1210年），會子換界。政府規定新舊會子以一比二的比例兑換，同時嚴禁不按比例兑換會子，否則抄家，並鼓勵打小報告互相揭發。這無異於宣佈會子已經信用破產。但是這依然沒能阻止拒收會子的風潮，會子也進一步貶值。嚴重的通貨膨脹導致社會無論中下層都損失慘重。迫不得已，政府發還抄沒的家產，並籌措一千四百萬貫來回收舊會子 ^[86]  。嘉定五年（1212年）後危機才漸漸平息。從此之後，會子換界已無法正常進行。政府一旦發生財政危機，就會以濫印鈔票飲鴆止渴。理宗親政後，由於十六及十七界會子數量巨大，險些再度造成通貨膨脹。端平入洛之後，會子與銅錢的匯率從端平初年暴跌二十五個百分點。十八界會子發行量更加大。米價漲到每鬥三貫四百文，是孝宗年間的十一倍。淳祐七年（1247年），理宗頒詔，十七、十八界會子永遠使用。希望藉此來抑制物價上漲。但是兩百文的十八界會子卻連一雙草鞋都買不到，會子已與廢紙無異。景定五年（1264年），賈似道規定十七界會子須在一月之內全部換成十八界會子，並將會子改為“金銀見錢關子” ^[87]  ，宣佈關子與會子的兑換比例為一比三。結果通貨膨脹更惡性發作 ^[88]  。

宋朝瓷器(19張)

由於西夏阻隔了西北的絲綢之路，加上經濟中心的南移，從宋朝開始，海上貿易地位不斷提高，東南沿海的港口成為新的貿易中心。唐朝時期全國僅廣州一地設有市舶司，負責外貿事務。 ^[89]  宋朝先後在廣州、杭州、泉州、密州板橋鎮、潤州、蘇州、温州、江陰軍、明州、嘉興府（秀州）華亭縣（松江）、澉浦鎮（海鹽）和嘉興府上海鎮（上海）等地設立市舶司專門管理海外貿易 ^[90]  。泉州在南宋晚期更一躍成為世界第一大港和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

宋朝海外貿易分官府經營和私商經營兩種方式，其中民營外貿又佔大宗。元豐三年，宋朝政府制定了一部《廣州市舶條法》，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貿易法。而各個外貿港口還在城市立設立“蕃市”，專賣外國商品；“蕃坊”供外國人居住；“蕃學”供外商子女接受教育，政府還專門制定了蕃商犯罪決罰條。廣州和泉州城內仍然有許多藩客墓，成為當時海外貿易繁榮的佐證 ^[91]  。

與中國通商的國家有：占城、真臘、三佛齊、吉蘭丹、渤泥、巴林馮、蘭無裏、底切、三嶼、大食、大秦、波斯、白達、麻嘉、伊祿、故臨、細蘭、登流眉、中裏、斯伽裏野、木蘭皮等歐亞地區五十八個國家 ^[92]  。宋朝出口貨物包括絲綢、瓷器、糖、紡織品、茶葉、五金。進口貨物包括象牙、珊瑚、瑪瑙、珍珠、乳香、沒藥、安息香、胡椒、琉璃、玳瑁等幾百種商品。宋朝從大量進口貨物通過市舶司獲得的税收，從北宋皇祐（1049年—1054年）的53萬貫，治平（1064年－1067年）63萬貫， 到了南宋紹興（1131年－1162年）已達200萬貫，約佔中國財政收入的百分之六，對宋代的繁榮起重要作用 ^[93]  。

宋朝官方在與遼朝及之後的金朝、西夏、大理等國的交界處均設有榷場，以互通有無。宋朝出口藥材、茶葉、棉花、犀角、象牙等，進口北珠、人蔘、毛皮、馬匹等貨物。民間也有大量的走私貿易。 ^[131] 

在社會經濟、文化發展的前提下，宋代的科學技術得到了長足的進步，其數學、天文、曆法、地理、醫藥、農學等方面的探索與成就都達到了很高的水平。英國科技史家李約瑟在《中國科學技術史》中認為，中國封建社會的科技發展到宋代，已經呈現巔峯狀態，在許多方面實際上已經超過了18世紀中葉工業革命前的英國或歐洲的水平。 ^[141] 

北宋的沈括被譽為“中國整部科學史中最卓越的人物”。其著作《夢溪筆談》涉及古代中國自然科學、工藝技術及社會歷史現象，是“中國科學史上的座標”。 ^[101-102]  曾公亮、丁度主編的《武經總要》是中國第一部新型兵書，也是一部古代的軍事百科全書。 ^[161] 

南宋紹興十九年（1149年）完成的農學著作《陳旉農書》，是隋、唐以來長江下游地區勞動人民在生產實踐中積累起來的農業生產技術經驗的總結，反映了唐宋時期水田耕作栽培技術的水平，在整地育苗、中耕除草技術、烤田和灌溉等方面都有論述，充分體現了中國古代農業精耕細作的傳統思想。 ^[141] 

兩宋時期的動植物譜錄已大量出現，園藝業的高度發展，宋徽宗在開封建立“艮嶽”，“不以土地之殊，風土之異”，移植南方的植物，且分區栽種各種園藝植物，具有近代植物園之雛形。動植物譜錄中，蔡襄《荔枝譜》、歐陽修《洛陽牡丹記》、陸游《天彭牡丹譜》、劉蒙《菊譜》、宋子安《東溪試茶錄》等書，不僅分別記述各種園藝植物的歷史沿革、性狀特徵、品種和分類、栽培法，而且還記述了品種的形成及其演化過程，所有這些在農學和生物學上都有一定價值。 ^[141] 

兩宋時期的醫藥學在教育、理論、臨症各科的診斷治療、本草、局方等方面都有不同程度進展，使中國醫藥學進入了一個全面發展的新階段。宋朝重視各種醫藥書籍的修訂：宋太祖時，劉翰、馬志等修成《開寶本草》21卷，載藥物983種；宋仁宗時，蘇頌等修成《嘉祐本草》，載藥物增達1082種，並整理成一部《圖經本草》。唐慎微修纂的《經史證類備急本草》收錄藥物1700多種（比《唐本草》新增476種），百病主治藥、服藥食忌例及藥物畏、晉、須、使等，使人們對歷代本草的源流和藥物之配伍禁忌有一個概括的瞭解。宋朝以前的中醫分為三科，至宋以後細分為九科：大方脈科、風科、針灸科、小方脈科、眼科、產科、口齒咽喉科、瘡腫兼折病科、金鏃書禁科，針對性大大加強。 ^[141] 

兩宋時期的醫學還有兩件事是必須要提到的：一是宋慈的《洗冤錄》，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系統的法醫學著作；二是王惟一的《銅人腧穴針灸圖經》和針灸銅人，體現出針灸也有很大發展 ^[103]  。 ^[141] 

兩宋時期的科學技術各學科中，數學的發展較為突出。出現了秦九韶的《數學九章》、楊輝的《詳解九章算法》等。沈括在數學方面的貢獻是他的“隙積木”和“會圓術”，為後人的研究奠定了基礎。 ^[141] 

宋朝時期，主要的造紙材料包括絲、竹、藤、麻、麥稈等。重慶、四川、安徽、浙江是主要的造紙產地。渝川地區的布頭箋、冷金箋、麻紙、竹紙，安徽的凝霜、澄心紙、粟紙，浙江的藤紙等都聞名於世。甚至還有紙被、紙衣、紙甲等。

北宋印刷鋪工人畢昇在印刷實踐中總結前人的經驗，發明活字印刷術。其創造的膠泥活字、木活字排版，是中國印刷術發展中的一個根本性的改革，對中國和世界各國的文化交流作出重要貢獻。 ^[142] 

紙張的大量生產與活字印刷術為印刷業的繁榮提供了基礎。宋朝的印刷業分三大系統，官刻系統的國子監所刻的書被稱為監本，而民間書坊所刻的書被稱為坊本，士紳家庭自己刻印的書籍屬於私刻系統。東京、臨安、眉山、建陽、廣都等都是當時的印刷業中心。當時坊刻書中以浙江最好，稱浙本，四川次之，稱蜀本。福建的刻書以量取勝，稱建本，其中尤以建陽麻沙鎮最多，世稱麻沙本。社會上流行刻書的風氣。其中以臨安國子監所刻的書品質最好。宋朝的刻書以紙墨精良、版式疏朗、字體圓潤、做工考究、傳世稀少、價值連城而聞名於後世。 ^[81] 

北宋出現了“自書契以來，經史九流百家之説，至於圖緯陰陽五行律呂星宮等法，山經本草，無所不通”的科學家蘇頌 ^[132]  ，他領導製造了世界上最古老的天文鐘“水運儀象台” ^[141]  ，開啓近代鐘錶擒縱器的先河。

宋朝的歷法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寧宗慶元四年（1198年）頒佈的《統天曆》。該曆法由楊忠輔創制。它與現代所測數值只相差26秒，而與現行的公曆所採用的數據相同，比西方《格里曆》的頒行早383年。但因推測日食等不驗，《統天曆》只使用到開禧三年。同年又造《開禧歷》代替統天曆，行用於世45年。 ^[104] 

機械製造方面，北宋的燕肅發明指南車、記裏鼓、蓮花漏等儀器，並曾繪製《海潮圖》以説明潮汐原理。李誡主持修建了開封府廨、太廟及欽慈太后佛寺等建築，編撰了號稱中國古代最完整的建築技術著作《營造法式》。

宋朝造船技術水平是當時世界之冠。宋神宗元豐元年（1078年），明州造出兩艘萬料（約600噸）神舟。1974年福建泉州出土一艘宋代古船，有13個隔水倉，一兩個隔水倉漏水，船也不會沉。隔水倉技術，經馬可·波羅介紹，傳入歐洲。宋朝的主要造船廠分佈在江西、浙江、湖南、陝西等地區。虔州、吉州、温州、明州都是重要的造船基地。太宗時期，全國每年造船達到三千三百餘艘。到了南宋，由於南方多水加上海上貿易日益發達，造船業發展更快。臨安府（杭州）、建康府（江寧府，今南京）、平江府（蘇州）、揚州、湖州、泉州、廣州、潭州、衡州等成為新的造船中心。廣州製造的大型海舶木蘭舟可“浮南海而南，舟如巨室，帆若垂天之雲，舵長數仗，一舟數百人，中積一年糧”。南宋時代還出現了車船、飛虎戰船等新式戰艦。 ^[82] 

地學的發展是以圖經形式編寫地理著作為特點的，圖經也正向地方誌的方式過渡。北宋王存等編纂的《元豐九域志》注重“當世之務”對各地裏數、城堡之名、山川水澤的情況記述詳備。據《宋史·藝文志》記載，宋代地方誌共有100多種，附有地圖的志稱為“圖志”或“圖經”。現存西安和蘇州的宋代石刻地圖，“華夷圖”“禹跡圖”“地理圖”和“九域守令圖”等極具價值和特色，是目前所見時間最早的畫方地圖。所繪河流及海岸線精確，代表宋代測繪地圖的水平，地學的發展對礦物學及水利建設的發展和進步起到了重要作用。宋代礦業事業的發展以及人們對地質現象實地考察的風氣，使人們對礦物和若干地質現象的認識與研究也較前大有進步。紹興三年（1133年）杜綰所著《雲林石譜》，記載石品116種，各記其產地、採法、產狀、光澤，並品評高下等，反映了人們對礦物認識的新水平。 ^[141] 

宋代的思想界相當活躍和開放。在完成了儒學復興後，中國傳統經學進入了“宋學”的新階段，理學的興起和繁榮成為宋代思想史最重要的成果，從周敦頤開始，先後有北宋的張載、程顥、程頤、邵雍，南宋的朱熹、陸九淵等人，致力於理學思想的探討。各派的觀點雖有不同，相互之間也時有辯論，但基本上都形成了較完整的思想體系，並特別注重心性義理的探尋，與此前相比，呈現出嶄新的面貌。 ^[140]  書院制度在宋代形成與發展。 ^[103] 

（圖冊參考資料 ^[133-134]  ）

宋朝文學發達，在詩、詞、散文等方面都有偉大成就。

詞是曲子詞的簡稱，也稱長短句。根據《全宋詞》的記錄，宋朝詞人達到一千三百卅家，作品及殘篇總計達到兩萬零四百多首。詞是宋朝文學的標誌性體裁。晏殊被稱為宋朝詞家初祖，其詞和婉明麗。歐陽修的詞也富於花間派之風格。柳永在宋詞發展史上具有轉折性的作用，他的慢詞令人耳目一新，確定長調的地位，充實詞的形式，豐富詞的表現手法，是宋代婉約派的代表人物。作品廣為大眾喜愛以至於當時人言“凡有井水飲處，即能歌柳詞” ^[110]  。

其後，蘇軾又對宋詞進行徹底的革新，創立豪放派，擴大詞的選材範圍。周邦彥是格律派的始祖。南宋初年的女詞人李清照也屬婉約派代表人物。在靖康之難後，憂患意識使得豪放派佔據詞的統治地位，其中以辛棄疾為大成。 ^[111] 

讓宋朝散文走向興盛並承接古文運動的大師是歐陽修。歐陽修的散文主旨明確、內容充實、平易自然，為宋朝散文的風格奠定基調。“三蘇”之中，蘇洵的文章以議論見長，文風雄奇勁簡。蘇軾的文章灑脱自然，清新豪放之中又帶些憂鬱，前後《赤壁賦》等文章確定他在文壇上不可撼動的地位。他的弟子陳師道、黃庭堅、秦觀、張耒、晁補之和李廌號稱“蘇門六君子”。南宋時期，蘇軾的散文甚至成為科舉考試的範文，時人言：“蘇文熟，吃羊肉；蘇文生，吃菜羹”。而蘇轍的文章疏於敍事而長於議論。曾鞏忠實地追隨歐陽修的風格，以記敍文和議論文為主。文風自然純樸，少有華麗辭藻。王安石也以議論文為長，風格雄健自然。但是到了南渡之後，宋朝的散文就開始衰落，其後的文人都無法同北宋六家相比 ^[106]  。

宋詩雖不及唐詩，但遠在明清之上，《全宋詩》收錄宋詩作品達十六萬多首之巨。與散文相同，歐陽修也開創宋朝的詩風，中國詩歌史上第一部詩話《六一詩話》就是其所著。王安石詩風工練，比歐陽修更講究修辭技巧與典故運用。 ^[108] 

蘇軾的詩變化多端，雄放灑脱。其吸收前朝所有詩人的手法，並長於各種詩體，尤其是古體與七言近體，可謂別開生面，奔放靈動，成為宋詩一代大宗。黃庭堅雖出於蘇門，但卻開創江西詩派，他的詩歌模仿杜甫，講究煉字煆句，顯得耐人尋味。之後又有“南宋四大家”，即楊萬里、范成大、陸游和尤袤，也堪與北宋三家相比。楊萬里的詩歌清新活潑，以天然風景為主；范成大的詩歌關心民生，詩風清麗秀婉；陸游的詩以愛國著稱，他的詩對偶工整，後人言“好對偶被放翁用盡” ^[107]  。

（圖冊部分參考資料 ^{[105]  [109]}  ）

宋代的“説話”（評書）非常流行，説話的內容就是話本。最著名的話本有《三國志平話》《新編五代史平話》《大唐三藏取經詩話》《大宋宣和遺事》等；一些明清白話小説也是根據宋朝的話本改編。 ^[112] 

宋代史學著作豐富，史家輩出，達到了中國古代史學發展的頂峯。歷史學家陳寅恪説：“中國史學莫盛於宋。”

宋代紀傳體史書除《舊唐書》《新唐書》《東都事略》等外，還出現了紀傳體通史《通志》；而編年體史書在隋唐經歷衰退後，至宋代得到空前的發展，出現司馬光主編的史學鉅著《資治通鑑》二百九十四卷，並影響了之後的編年體著作編修，誕生了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李心傳《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及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等描述兩宋（或北宋）史實的著作；宋末的馬端臨編撰有典制體史書《文獻通考》。 ^[138] 

宋人重考據，使得宋朝考史一類史書相當發達，自司馬光開風氣之先，“至南宋最精博”，李燾、李心傳號為大家。金石學也形成專門學問。南宋時《資治通鑑綱目》創造出新的史書體裁——綱目體，與紀傳、編年、紀事本末並立。學案體史書也萌芽於南宋朱熹所撰的《伊洛淵源錄》。 ^[139]  方誌學等興起並得到長足發展，筆記數量眾多。 ^[138]  兩宋時期郡縣地方誌有20多種保存至今，經歷代續修，逐步積累，形成了豐富的地方資料。宋代總志中最著名的有太平興國（976年－984年）年間成書的《太平寰宇記》，內容以中國為主，兼及外域，還增加了不少有關人物與藝文的篇章，開創了地方誌的新體例。由於這一時期中外交流往來頻繁，對旅途實地考察與傳聞的記述形成了許多重要的域外地理文獻，如耶律楚材《西遊錄》、周去非的《嶺外代答》及趙汝適的《諸蕃志》中有許多來自傳聞的記述。 ^[141] 

此外，宋代修史之風大盛，無論官方或是私人所撰史書之多，都大大超越前代。《宋史·藝文志》著錄的史部書籍有43009卷，除《新唐書·藝文志》已有載錄的29201卷以外，為宋人所撰者達13808卷。保存至今的宋代典籍，據近人統計，有3億字左右。 ^[139] 

宋朝時期，儒、道、佛三家相互交匯，深入發展，佛教、道教亦有了新的發展。 ^[113-114]  此外，宋代時伊斯蘭教、基督教聶思托里派（中國稱“景教”）、摩尼教、婆羅門教、猶太教等進一步傳入並得到發展。 ^[115] 

宋代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中，最早出現“珊彎”一詞，即一般所謂薩滿，係指巫（女巫）、覡（男巫）。即於驅除惡鬼、息災祈願、祈雨、招魂、占卜、治病、開運之時，既歌舞，且哭喊者。 ^[115] 

宋太祖建國之初，為加強皇權和軍事階層的穩定，決定加強中央集權，防止將領剝奪權利 ^[57]  。建隆二年（961年）三月，宋太祖削去都點檢這個重要的禁軍職位。同年七月，宋太祖通過杯酒釋兵權解除武官的軍權，禁軍的領導機構改為殿前司和侍衞司，分別由殿前都指揮使、步軍都指揮使和馬軍都指揮使（三帥）統領。但是，三帥無發兵之權。宋朝在中央設立樞密院來負責軍務。樞密院直接對皇帝負責，其他任何官員都不得過問。而樞密院雖能發兵，卻不能直接統軍，這樣就導致統兵權與調兵權的分離。同時，宋朝經常更換統兵將領，以防止軍隊中出現個人勢力，戰爭時戰區司令皆由文官或太監擔任，而且改變戰略必須經過皇帝同意，對宋朝戰力有負面影響。宋朝的建國兵力部署“守內虛外”，但在熙寧年後首都駐軍減少。 ^[58] 

北宋中期以後對遼、西夏等國的戰爭，使得軍事費用增加，對統兵將帥限制太多“權任輕而法制密” ^[59]  ，將不專兵，動相牽掣，“元戎不知其將校之能否，將校不知三軍之勇怯，各不相管轄，以謙讓自任。” ^[60]  和軍紀不明使宋軍嚴重缺乏訓練，終日“遊戲於廛市間，以鬻巧誘畫為業，衣服舉措不類軍兵” ^[61]  “衞兵入宿不自持被而使人持之；禁兵給糧不自荷而僱人荷之。” ^[62]  張演説：“宋朝之待武臣也，厚其祿而薄其禮。” ^[63]  王夫之指出：“宋所忌者，宣力之武臣耳，非偷生邀寵之文士也。” ^[64] 

南宋軍隊的主力為屯駐大兵以及三衙。屯駐大兵戰鬥力較強，多屬私人召募部隊，如岳家軍，有“撼山易，撼岳家軍難”之説。這時朝廷控制軍隊的能力已經弱化，樞密院的權責也逐漸縮小。紹興十一年（1141年），韓世忠﹑岳飛等將領的兵權相繼被削減 ^[65]  。

宋朝實行募兵制 ^[69]  ，並且將災年招募流民、饑民為兵卒，作為一項傳統的國策，以起到穩定政權作用。軍隊分為四種，即禁軍、廂軍、鄉兵、藩兵。禁軍是中央軍，也是宋朝軍隊的主力。廂軍是各州的鎮兵，由地方長官控制。鄉兵則是按機關抽調的壯丁。藩兵是防守在邊境的非漢民族軍隊 ^[70]  。

在兵種結構上，步兵為主要兵種，並配有少量騎兵。沒有北方良好牧地提供足夠戰馬的問題終宋一代始終困擾着宋國軍備（尤其在遼、金皆有優勢騎兵的情況下），併成為兩宋滅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58] 

宋代軍事技術的巨大進步，宋朝以前仍處於冷兵器時代，從宋朝開始火器登上戰爭舞台，使用霹靂炮、震天雷、引火毬、鐵火炮、火箭、火毬、火槍、火炮等火器，逐步進入冷兵器和火器並用時代。水戰裝具的發展，舟師仍在江河、瀕海地區發展，南宋時還尚有車船。投石機方面有車行炮、單梢炮、七梢炮與旋風炮等 ^[67]  。

城防設施發展出城制、弩台、敵樓等設施。其中以山城防禦體制最具有名，南宋守將餘玠於四川防禦蒙軍，為了鞏固渝川地區，他採用“守點不守線，連點而成線”的方針，修築釣魚城（重慶合川區東）、大獲（四川蒼溪南）、青居（四川南充南）、雲頂（四川金堂南）、神臂（四川合江西北）、天生（重慶萬州區西）等十餘城，形成一個防禦網，成功抵禦蒙軍攻擊 ^[68]  。

衣：參見詞條宋朝服飾

食：北宋肉類以羊肉為多——南宋羊肉價格高，一般人吃不起。

住：百姓住房較為簡陋，稍稍富裕點的人家以茅屋和瓦房結合。

行：牛車——騾子——乘轎。 ^[7] 

佛教禪宗思想在宋代非常盛行，禪宗強調徹見心性、頓悟成佛，同時在生活態度上提倡隨緣自適，既有其獨到的地方，又與老莊清寂、無為的思想有相當的契合，所以很容易為宋代的文人士大夫所接受，成為他們面對人生困境的重要精神支柱。對佛禪、老莊的自覺接受與深層體悟，與儒家傳統的“窮則獨善其身”的處世態度相結合，逐漸形成一種獨特的心性修養和理性追求，使得宋人的精神面貌和人生態度普遍比較超脱、達觀，並漸漸積澱成一代社會風尚。 ^[140] 

瓦舍是重要的庶民遊樂場所，內有勾欄，專供大眾娛樂。東京的瓦舍就有十多座。臨安的瓦舍見於有廿三座。瓦舍的演出內容呈現商業化、專業化、通俗化、大眾化的新趨勢。演出的內容主要包括説唱、戲劇、雜技和武術等。其形式多樣，深受大眾的好評。 ^[116] 

南宋城市則出現了以娛樂體育活動為主的體育組織，造成原因是南宋有相對穩定的社會環境、市民階層的壯大以及城市文化生活的高度發展和行會組織的大發展。 ^[117] 

宋朝的城鎮商品經濟特別發達。北宋末期有四十六個十萬口以上的城市。包括開封、洛陽、應天（今商丘）、大名、杭州、鎮江、蘇州、江陵（荊州）、廣州、成都、福州、潭州（今長沙）、泉州等。宋朝首都東京開封府的人口達到百萬以上，店鋪多達六千四百餘家。宋朝打破坊市分區的制度，商店可以任意開設，還出現夜市與曉市。南宋行在所臨安府（今杭州）人口在宋末達到一百二十五萬，城內極其繁華，時人稱為東南第一州。 ^[116] 

在農村，宗族制度成為維繫社會的主因，縣以下完全通過“鄉保”與“族長”進行管理。在理學的教化下與士人的影響下，官方辦理社會救助；透過理學薰陶，商人階級出資辦理社會救助。救助內容除了辦書院、訂鄉約以激勵品德外，還普遍辦理義莊，以救貧恤孤，資助教育；辦社倉，以備荒歉 ；辦保甲，以補地方之武裝而保民。這種由士人自發的救助工作，成為自南宋以降中國社會安定的重大因素。在宋代之前，官方的社會救助活動多屬臨時性質；宋代開始，各州縣普遍設立各種社會救助的永久性機構。族長通過訂立鄉約鄉規來保持社會的秩序。地方紳士通過辦學、救濟事業、修橋鋪路等手段造福鄉里。 ^[118] 

由於受到程朱理學的影響，貞節觀在宋朝得到發揚，從五代末到宋朝開始在中上層階層婦女實行的纏足風俗嚴重迫害婦女的身體與心靈，官妓這種制度在宋朝已經淪為賣淫的代名詞。

宋朝外敵頻繁，外交的重要性日益增加。針對不同的外交對象，給予不同的館待禮遇，並使之專門化。宋朝奉行朝貢體制，然而將重心放在政治利益與經濟利益，也就是“來則不拒，去則不追” ^[120]  。西夏、高麗、越南（宋朝先稱之為“交趾”，後改稱“安南”。宋時越南歷經丁、前黎、李、陳等王朝統治）等國，由於宋朝視他們為藩屬國，所以發出的外交文書和禮物等皆稱“制詔”或“賜”，對其國家的外交承認被稱為“冊封”。

宋朝在京城設置許多外交接待館驛，作為國家接待各國使節的地方。遼在都亭驛，西夏在都亭西驛，高麗在梁門外安州巷同文館，回鶻、于闐在禮賓院，三佛齊、真臘、大理、大食等國在瞻雲館或懷遠驛。

終兩宋時期，北方的遼、金兩朝都對宋朝構成巨大威脅，其外交事務主要由樞密院的禮院負責 ^[119]  ，包括文書往來、使節派遣和一切接待事宜等。元豐年間，樞密院改置北面房，掌北界國信，南宋沿襲之。此外，宋朝專門設置主管往來國信所，作為負責與遼、金交往的具體事務機構。其與遼金具體的關係變化如下。

宋朝建立之初，與遼一度因北漢問題發生衝突，但總體上並無大的齟齬，雙方使軺相接，絡繹於途。宋太宗於太平興國四年（979年）滅北漢後，為燕雲地區的歸屬問題舉兵攻遼，結果敗北於高梁河之戰，雍熙三年（986年）再次北伐，又失利於歧溝關之戰。隨後宋朝轉攻為守。太宗、真宗時，遼聖宗與其母蕭太后舉傾兵南攻，使戰爭持續不斷，龐大的軍費開支和兵禍帶來的破壞對北宋造成較大的影響。景德元年（1004年）“澶淵之盟”簽訂後，宋朝罷兵歸農，“通互市（榷場），城池，招流亡，廣儲蓄，由是河北民得安業”。真宗朝宰相王旦認為：“國家納契丹和好已來，河朔生靈，方獲安堵，雖每歲賜遺（指歲幣），較於用兵之費，不及百分之一。”總的來説，宋遼關係在“澶淵之盟”後極為融洽，據學者統計，僅互派使節一項，便多達388次（“澶淵之盟”後379次）。宋朝因兩國修好，在國書格式上，“以南北朝冠國號之上”，以示遐邇一家，不分畛域。為方便交聘，宋朝特置國信司主其事，遼朝亦設通事主持交往，並於燕京置會同館接待宋使。雙方接待對方使者的規格高於他國使者，不但在帝后生日、正旦時雙方都有豐厚之禮物饋送，而且在使節之待遇上也極優渥。一百多年的和平，深刻促進雙方的經濟、文化交流與發展。 ^[150] 

但宋遼雙方也偶有矛盾，如宋仁宗慶曆二年（1042年），遼方趁宋朝困於宋夏戰爭之際，通過武力威脅加外交手段，逼迫宋朝於原定“歲輸”，再增加銀、絹各十萬兩、匹，史稱“慶曆增幣”。宋神宗時又因河東邊界問題發生分歧。金朝建立後，宋徽宗聯合金朝攻打遼南京，但未能成功。隨後遼朝滅亡，宋遼關係告終。 ^[150] 

金朝崛起於東北後，宋徽宗秘密派遣馬政由登州浮海赴金相約攻遼，與金太祖訂立海上之盟。從政和七年（1117）至宣和五年（1123）七年之間，宋朝十次遣使赴金，就燕雲十六州的歸屬及善後問題進行了反覆的爭論，宣和五年（1123年）四月宋軍進入燕京。但宋人席不暇暖，金人便於宣和七年（1125年）敗盟，大舉侵宋，靖康二年（1127年）徽、欽二帝在“靖康之變”中被金人俘獲，北宋滅亡。北宋亡後，金人不敢貿然進行直接統治，因而相繼立張邦昌為楚帝、劉豫為齊帝，以收傀儡遙控之效。同時繼續派兵大舉進攻南宋，雖攻勢迅猛，卻難以使南宋軍民屈服。紹興九年（1139年），金朝主政的完顏宗磐等圖謀與宋議和，將陝西、河南之地歸還南宋（參見詞條天眷和議）。不久後金方主和大臣被殺，金熙宗於次年（1140年）撕毀合約，繼續攻宋。紹興十一年（1141年）底，在秦檜的圖畫，宋高宗的決定下，宋金達成“紹興和議”，宋在割地、賠款的同時向金稱臣。 ^[151]  此後雙方度過了一段和平時期。紹興三十一年（1161年），金帝完顏亮大舉南侵，但因虞允文取得采石大捷、金內部變亂而遭遇失敗。隨後宋孝宗即位，發動“隆興北伐”，試圖收復中原，然而慘遭敗北，不得已與金朝締結“隆興和議”，恢復了宋金之間的和平狀態。但金宋關係由君臣關係調整為叔侄關係，宋對金的“歲貢”改稱“歲幣”，所給銀、絹數量也從各25萬兩（匹）減為各20萬兩（匹）。 ^[153]  宋寧宗開禧二年（1206年），掌權的宰相韓侂冑發動“開禧北伐”，仍遭失利，殺死韓侂冑的主和派史彌遠等與金達成“嘉定和議”。金宋關係變為伯侄關係，宋方所輸銀絹增至三十萬。數年後宋金戰事再起，而隨着大蒙古國在北方興起，金朝日趨衰弱，南宋統治者在金南遷汴京後停輸歲幣，並選擇“聯蒙滅金”。 ^[154] 

西夏的前身是唐末五代的夏州定難軍。北宋建立後，定難軍仍奉宋為宗主國，以維持自身勢力。宋太宗時北宋併吞夏州政權，李繼遷舉兵反抗，採取事奉遼朝、連遼抗宋的策略，多次擊退宋軍，並且擴張勢力。李德明襲位後，為了鞏固新領地，對宋和談，於景德三年（1006年）達成和議。然而李德明依舊維持與遼朝的關係。寶元元年（1038年），李德明長子李元昊稱帝建國，自稱“邦泥定國”，稱男不稱臣，並且多次入侵宋朝邊疆。宋仁宗不滿西夏獨立，派兵攻打，引發宋夏戰爭。慶曆四年（1044年），宋夏達成慶曆和議，宋給予“夏國主”名號，西夏對宋朝稱臣，但實際上西夏統治者在國內仍以君王自稱；宋朝給與金錢、茶葉等大量物資。宋神宗時趁西夏內亂之際發動五路伐夏與永樂城之戰，但未能成功。宋哲宗、徽宗時接連攻擊西夏，西夏橫山地區又被北宋佔領，此後有賴遼朝周旋方能穩定宋、遼、西夏三國鼎立的關係。 ^[146]  南宋建立後與西夏疆土未連，故聯繫極少。

西夏在制度、文化上受到宋朝的影響。其官制有兩個系統，其中一套仿宋制，置中書省，樞密院、三司使司、御史台等，分別掌管行政、軍事、財政和監察。李元昊曾命野利仁榮仿漢字形體創制西夏文字。後來又實行科舉制度，以儒學取士。 ^[160] 

宋朝滅後蜀後，與西南的大理國接壤。因為宋朝統治者認為唐朝滅亡是緣於與南詔有關的桂林兵變，並將大理國與南詔類比深為防範，且宋朝早在立國之初就出現了“內重外輕”的傾向，所以宋太祖劃大渡河為界（參見詞條宋揮玉斧），不再出兵，也不與大理建立官方關係，保持“欲寇不得，欲臣不能”的狀態。太平興國七年（982年），宋朝與大理建立宗藩關係，隨後大理國多次派遣所屬位於建昌一帶的邛部蠻和兩林蠻至宋朝朝貢。為向大理國和西南諸蠻購買馬匹，北宋在黎州、雅州（今四川雅安）等地設置了博易場。南宋一方面延續北宋對大理國較為冷淡的態度，將大渡河以南的地區 （包括大理） 視作徼外，不許其進貢；另一方面又因對馬匹的需求，被迫在廣西設置買馬提舉司，向大理和羅殿、自杞諸蠻買馬。這一時期包括大理在內的西南諸族與南宋的民間貿易仍在進行。雖然宋與大理關係長期處於極為冷淡的狀態，但彼此的政治聯繫至大理滅亡前並未完全斷絕。 ^[121] 

位於今越南北部的交趾（亦稱安南）在唐末五代之後逐漸脱離中國版圖，建立起自主其地、自治其民的封建國家。宋朝建立後，丁部領平定“十二使君之亂”，建立了“大瞿越國”，即丁朝。北宋滅南漢後，丁部領遣長子丁璉祈求北宋冊封，趙匡胤封丁璉為靜海節度使、安南都護，後封丁部領為交趾郡王。自此開始，中國統治者開始將交趾視為“列藩”，承認其析離中國版圖的事實，雙方確立了宗藩關係 ^[156]  。太平興國五年（980年），交趾發生動亂，黎桓建立前黎朝，宋朝派兵干涉失敗，此後被迫承認他為交趾之主。此後交趾再度動亂，宋真宗拒絕干涉，並承認了李公藴建立的李朝，宋神宗時，因李朝入侵，引發宋越熙寧戰爭，李朝在被擊敗後停戰請和。陳朝取代李朝後，仍維持與南宋的宗藩關係。交趾歷朝統治者除對中國自稱國王外，對內和對其他國家，都稱皇帝。宋朝統治者滿足於“厚往薄來”的封貢關係，在正常狀態下從不過問交趾的內政外交。在三百餘年的時間內，雙方見於史載的政府間通使共達近兩百次。除戰事和封貢關係外，兩國邊境的商業貿易亦甚為頻繁。 ^[157] 

宋朝在與東南亞其他國家的來往中也應用了對待交趾的宗藩關係。北宋建立後，占城（位於今越南中部）國王釋利因塔蠻多次遣使朝貢，雙方此後的交往以經濟方面為主 ^[157]  。隨後，東南亞諸國，如室利佛逝也紛紛來華進行朝貢。 ^[155] 

宋朝建立後不久，高麗就與宋朝建立起宗藩關係，光、景、成三王均受宋冊封，並自乾德元年（963年）底開始行宋年號 ^[148]  。第一次高麗契丹戰爭結束後，高麗雖然表面上向契丹稱臣，但暗中仍不斷請求宋朝支援，宋朝均消極對待。天聖七年（1029年）後，高麗中斷了向宋朝的使節派遣。熙寧四年（1071年），高麗文宗遣使朝貢宋朝。高麗十分仰慕宋朝的先進文化，特別是在文宗以後的頻繁往來中，高麗不遺餘力地吸收宋朝典章文物，以至於獲得“小中華”的美稱 ^[147]  。不過，高麗並未與宋朝恢復冊封關係。金滅遼及北宋後，宋高宗在建炎二年（1128年）派楊應誠出使高麗，要求假道入金，遭高麗拒絕 ^[149]  。此後雙方關係更加冷淡。

據不完全統計，自建隆三年（962年）至隆興二年（1164年），這203年間，高麗遣使來宋達67次，宋朝正式遣使去高麗也有27次以上。兩國通使頻繁，禮儀隆重。高麗接待宋朝使節必遣大臣出迎並陪伴。有時甚至國王親自出迎，或在宮殿宴請宋使。高麗除了殷勤入貢宋朝以外，還在開京建造順天館以款待宋使，該館豪華程度不僅遠在接待遼使的迎恩館、仁恩館之上，甚至“工制過於王居”。同樣，宋朝對高麗使者也給予超規格優待，在開封設有同文館以待高麗。 ^[148] 

隆興二年（1164年）後，高麗與宋朝的使節往來中斷（一説孝宗時還有一次聯繫）。雖然正式邦交終結，但兩國仍有通過不同渠道的間接聯繫。尤其是在經濟文化諸領域的來往交流更為頻繁，影響深遠。 ^[148] 

宋代中日交往相當密切，明州（今浙江寧波）一直是雙方交通的門户。當時從日本輸入的貨物，主要是木材、黃金、硫磺、水銀、砂金和各種手工藝品。中國黃金的價格比日本高，因此日本的黃金大量輸入中國。黃金的大量輸入，有利於中國商品經濟的發展。日本製造的寶刀和紙扇，素負盛名，輸入後深得宋代士大夫的喜愛。歐陽修在《日本刀歌》中有生動的描寫。 ^[167] 

輸往日本的商品，主要是瓷器、絲綢、香料、藥材、書籍、文具以及銅錢等。北宋初年與神宗在位時，准許銅錢出口。而日本鎌倉幕府時期商業發達，而其國內幣制紊亂，銅錢質量低劣，所以對中國錢幣需求十分迫切。宋理宗時，日本政府一次就從中國運去銅錢十萬貫。據不完全統計，日本全國28處出土的中國銅錢，自唐至明共為55.3萬餘枚，其中北宋錢佔82.4%。至於書籍，也不斷傳入日本。如宋太宗時，中國的雕版印本《大藏經》等大型書籍，由日本僧人乘中國商船帶歸，藏於京都法成寺。雕板書的大批輸出，對日本的印刷事業影響頗大。南宋商人劉文仲也攜去《新唐書》《新五代史》，贈送給日本左大臣藤原賴長。 ^[167] 

在文化交流方面，兩國僧徒的頻繁往返也起了重要作用。 ^[159]  日本名僧榮西，曾於乾道四年（1168年）和淳熙十四年（1187年）兩次來中國，他不僅把禪宗輸入日本，還將茶種帶回日本，並著《吃茶養生記》二卷，對茶葉在日本的傳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表格主要參考資料 ^[144-1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