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宋

東晉後期，朝政已腐朽不堪，地方軍閥林立，百姓負擔沉重。大亨二年（403年），桓玄攻入建康，篡晉建楚。次年劉裕率北府軍兵將1700餘人在京口（今江蘇省鎮江市）起義，攻桓玄，被眾推為盟主。劉裕擊敗桓玄，迎回晉安帝，改元義熙，從此掌握東晉政權。 ^[9]  義熙元年（405年），劉裕從後秦手中奪回淮北十二郡。 ^[10]  義熙四年（408年），佔據長江上游的桓謙被劉裕擊破，桓家餘部則於義熙六年（410年）被徹底消滅。

義熙五年（409年）四月，劉裕從建康率兵北伐，率舟師沿淮河、泗水，至下邳（今江蘇省邳州市）。劉裕進軍與南燕軍戰於臨朐南，南燕几乎全軍覆沒，南燕皇帝慕容超隻身逃回廣固。次年二月，劉裕攻破廣固城，生擒慕容超，斬於建康 ^[11]  ，滅南燕，奪下山東。義熙九年（413年），劉裕發兵討伐割據巴蜀的譙縱，攻入成都。義熙十年（414年），發兵攻佔漢中，仇池請降歸附。義熙十一年（415年），劉裕親率大軍討伐荊州刺史司馬休之，驅逐司馬休之。東晉境內在劉裕勢力下全部統一了。

義熙十二年（416年），劉裕率軍北伐攻打後秦，沿途收復許昌、洛陽等重鎮。義熙十三年（417年），劉裕軍攻破長安，滅後秦。劉裕隨即趕回建康奪權去了，留守當地的東晉軍隊在義熙十四年（418年）被赫連勃勃擊潰。這次北伐雖失去關中，但自潼關東至青州都納入東晉。

經過兩次北伐，潼關以東、黃河以南、淮水以北以及漢水上游的大片地區，為劉裕據有。後來宋魏間的戰爭多在這些土地上進行，使長江流域得到較為長期的安靜。 ^[12] 

在消滅地方割據政權並收復北方失地的同時，劉裕也對當時的政治、社會各方面的問題，進行了全面的改革。針對東晉以來朝廷的綱紀鬆弛紊亂，權貴之門互相兼併，老百姓流離失所，不能保持自己的產業的現實，劉裕在義熙七年（411年）施行土斷，禁止兼併，會稽餘姚的世家大族虞亮藐視國法隱藏逃亡人員一千多人，對抗劉裕的改革。劉裕鐵腕誅滅了虞亮，罷免了包庇他的會稽內史，法辦了大批涉事的士族及官員，一時士族豪強肅然，謹慎規矩，遠近遵法守紀。 ^[13]  就在這一年，劉裕恢復了秀才、孝廉策試的制度，這就阻斷了門閥士族的仕進之途。之前州郡所送的不經策試的秀才、孝廉多非其人，大約都是以門第關係進來的。劉裕“申明舊制，依舊策試”，一方面把決定權更多地集中在朝廷，一方面限制和打擊了門閥和豪強的勢力 ^[11]  。

東晉義熙十四年（418年），劉裕接受相國、總百揆、揚州牧的官銜，以十郡建“宋國”，受封為宋公，並受九錫殊禮。 ^[7]  宋國為徐州之彭城沛蘭陵下邳淮陽山陽廣陵、兗州之高平魯泰山十郡。 ^[8] 

劉裕完成上述政治和軍事上的措施後，東晉顯然沒有繼續存在的餘地了。東晉元熙二年（420年）劉裕接受晉恭帝禪讓而自立，國號"宋"，是為宋武帝。

宋建立之後，皇帝以司馬氏為前車之鑑，有意削弱強藩，進行集權。有鑑於荊州屢為禍亂之源，便裁併荊州府的轄區，限制其文武將士的額員。為防止權臣亂政，宋武帝特下詔：凡日後大臣外出征討，一律配以朝廷軍隊，戰爭結束後交回朝廷。

對於世族隱匿户囗，減少官府收入的問題，劉裕下令整頓户籍，厲行土斷之法。規定政府所需物資，不準像過去那樣濫行徵發，而是派有關官員以錢購買。適當降低農民租税，廢除苛繁法令，讓百姓在寬鬆的環境中休養生息，發展生產。即位為帝后更派大使巡行四方，舉善旌賢，訪問民間疾苦 ^[14]  。魏晉以來，皇室、官府崇尚奢華。由於是孤寒出身，宋武帝知道稼穡艱辛。他平時清簡寡慾，對珠玉車馬、絲竹女寵十分節制。

永初元年（420年），由於先前林邑乘晉末亂局屢屢侵擾交州，劉裕命交州刺史杜慧度派兵萬人南征林邑（又名占城），大軍深入林邑（今越南南部）境內，殲滅了林邑的大半士兵，痛擊林邑，林邑請降，並向宋廷致送大象、金銀、古貝等禮物 ^[15]  。次年，林邑王遣使到宋廷入貢，並獲劉裕冊封。劉裕還打算在永初三年（422年）進行全國總動員出征北魏，結果他在同年五月病死，北伐取消 ^[16]  。

劉裕死後，年僅17歲的長子劉義符繼位，史稱少帝。朝政由司空徐羨之、中書監尚書令傅亮和中書令謝晦等人主持。劉義符繼位後，嬉戲無度，不聽徐羨之等人諫阻，並大肆調任以前的世子府與東宮的舊僚屬官入職中央以及拉攏和調任有功勳的宗親劉懷慎、劉遵考等人蔘掌禁衞軍權 ^[17]  ，又在宮中訓練武士 ^[18]  。於是徐羨之、傅亮、謝晦等謀廢少帝。同時，北魏趁劉裕病死，大舉發兵侵宋。

景平元年（423年）二月，宋的洛陽、碻傲、滑台等黃河南岸重鎮先後被魏軍攻陷，黃河南岸重鎮只剩虎牢（今河南省滎陽縣汜水鎮）由宋司州刺史毛德祖率軍堅守。三月，宋廷調鎮北將軍檀道濟為"監征討諸軍事"與徐州刺史王仲德領兵救援前線。 ^[19]  四月，虎牢終為魏軍攻破，毛德祖被俘，虎牢城內只有二百多宋軍成功突圍南還豫州。 ^[20]  魏軍攻破虎牢後，又陷許昌、圍汝陽，劉粹派兵增援汝陽，同時又遣軍襲擊許昌魏軍，魏軍於是全力毀壞許昌城後撤軍北歸。 ^[21-23] 

此戰過後，宋的北部防線退至秦嶺—汝陽（今河南汝陽縣北）—潁川南（今河南許昌南）—項城（今河南項城北）—淮陽（今河南周口東）—考城(今河南商丘東北)—濟陰（今山東菏澤市）—東阿（今山東聊城東）—清河（今河北清河東南）—武城（今山東德州西北）—新樂（今山東寧津東）—陽信（今山東濱州陽信、無棣境內）一線。 ^{[11]  [24]} 

景平二年（424年）五月，徐羨之、傅亮、謝晦三人召另一位託孤大臣檀道濟以及江州刺史王弘入京，徵得二人同意後，以皇太后的名義，由檀道濟“領兵居前”，闖入劉義符的寢宮，廢劉義符為營陽王，不久將其殺害。 ^[25]  七月，朝臣迎立劉裕第三子荊州刺史、宜都王劉義隆為帝，改元元嘉。 ^[26] 

劉義隆即位之初，徐羨之、傅亮居中輔政，謝晦則率原領軍府所統精兵出鎮荊州，檀道濟繼續領軍出鎮廣陵。 ^[27]  宋文帝最初隱忍不發，一面用其原荊州僚屬王華為侍中，到彥之為中領軍，以分徐羨之、傅亮的權勢，接着又成功籠絡到了王仲德、劉粹、張邵、趙倫之等開國元勳的支持 ^[28]  ，策反參與廢立的另外兩位元勳王弘和檀道濟 ^[29-30]  ，還使心腹王華、孔寧子等人不斷製造和散播針對徐傅謝三人弒君行為的輿論攻勢 ^[31]  ，逐步孤立徐羨之、傅亮、謝晦三人。元嘉三年（426年），文帝見時機已到，先後誅殺徐羨之和傅亮，又親自督檀道濟、到彥之、劉粹率軍西進，將謝晦擒殺，將軍政大權收歸己有。 ^[32] 

劉義隆即位後繼續實行劉裕的治國方略，在東晉義熙土斷的基礎上清理户籍，下令免除百姓欠政府的“通租宿債”，又實行勸學、興農、招賢等一系列措施，使百姓得以休養生息，社會生產有所發展，經濟文化日趨繁榮，由是“三十年間，氓庶蕃息，奉上供徭，止於歲賦。晨出暮歸，自事而已”，“民有所繫，吏無苟得。家給人足，即事雖難，轉死溝渠，於時可免。凡百户之鄉，有市之邑，謠舞蹈，觸處成羣，蓋宋世之極盛也。” ^[33]  劉義隆多次下令勸課農桑，獎勵墾荒，採取減輕農民負擔的政策，發展生產。前期20多年間，戰爭較少，社會經濟發展迅速，出現了“元嘉之治”的繁榮景象。 ^[128] 

經過劉裕、劉義隆父子的努力，晉末以來“治綱大弛，權門併兼，強弱相凌；百姓流離，不得保其產業”的狀況有所改善。史稱其時：“三十年間，氓庶蕃息，奉上供徭，止於歲賦。晨出暮歸，自事而已。……民有所繫，吏無苟得。家給人足，即事雖難，轉死溝渠，於時可免。凡百户之多，有市之邑，歌謠舞蹈，觸處成羣。蓋宋世之極盛也。” ^[34]  這一派歌舞昇平，人民安居樂業的太平景象，難免帶有封建史家過於渲染的色彩。但不管怎麼説，元嘉年間確實為南朝比較安穩的時期。 ^[11] 

劉義隆繼位後即謀劃奪回北魏在景平元年（423年）佔領的河南諸軍事重鎮。遂於元嘉七年（430年）三月，乘北魏剛與北方柔然交戰、黃河以南屯兵減少之機，以右將軍到彥之領兵5萬，統率安北將軍王仲德、兗州刺史竺靈秀的舟師入黃河；又使驍騎將軍段宏率精騎8000直指虎牢（今河南滎陽西北）；豫州刺史劉德武率兵1萬繼進；後將軍長沙王劉義欣率兵3萬監征討諸軍事。在此之前，先命殿中將軍田奇出使北魏，告知北魏太武帝拓跋燾：此次攻魏只為收復黃河以南失地，不關河北。魏人斂兵河北以避之，宋相繼佔領滑台、洛陽、虎牢等地，一度收復了河南北部。十一月，魏人大舉南下，至元嘉八年（431年）二月下旬，虎牢、洛陽、碻磝、滑台等地再度被魏軍攻破 ^[35]  ，北魏軍逼退前往救援的宋將檀道濟 ^[36]  ，宋所得之地復失，第一次元嘉北伐結束，宋魏恢復戰前疆界。

北魏在統一黃河以北後想繼續向黃河以南深入。元嘉二十七年（450年）二月，北魏太武帝拓跋燾自率步騎十萬抄掠宋豫西諸郡縣。三月，魏軍兵臨宋懸瓠城（今河南上蔡縣東）下，宋將陳憲堅守苦戰，魏軍死傷甚重。於同年四月，撤軍北歸。七月，宋文帝以江夏王劉義恭節度諸軍擔任北伐主帥 ^[37]  ，兵分三路並進大舉伐魏：東路軍以青冀二州刺史蕭斌為統帥，徐兗二州刺史劉駿統軍繼進，寧朔將軍王玄謨為前鋒率軍入黃河，攻克碻磝及樂安，一直攻到滑台 ^[38-40]  ；中路軍以太子左衞率臧質率軍攻打許、洛一帶，豫州刺史劉鑠統軍繼進，一直攻到虎牢 ^[41-42]  ；西路軍以雍州刺史劉誕為統帥，柳元景率雍州諸將薛安都、龐法起等攻破了北魏的洛州守軍，收復弘農、陝城和潼關，逼近長安 ^[43-44]  。

同年十月，宋軍遭到了北魏的反擊，東路軍敗退，中路軍潰散 ^[45]  。拓跋燾從黃河邊南進，兵鋒直指長江。 ^[46]  率軍南行直到瓜步（今江蘇南京六合區境），聲言要橫渡長江。宋沿江戒嚴，每户都得出丁男來服役，王公大臣家子弟也不能免。此時，北魏軍隊前面有大江，後面又有宋兵堅守城鎮，北魏軍隊不但缺糧，還大量染有“疾疫”，只好退回國內。此戰，劉宋“北伐敗辱，數州淪破” ^[47]  ，核心統治區域飽受戰亂的摧殘。 ^[48] 

元嘉二十九年（452年），劉義隆得知北魏發生政變，魏太武帝被宦官宗愛所殺，遂發動第三次北伐 ^[49]  。命蕭思話督冀州刺史張永攻碻磝，魯爽、魯秀兄弟與程天祚率四萬荊州兵向洛陽、虎牢方向進攻，雍州刺史臧質率軍攻潼關。青州刺史劉興祖得知北伐，便上書劉義隆請許自己率七千兵從山東出發直搗中山，進軍河北並取當地農作物補充軍糧。 ^[50]  劉義隆一心只想收復河南軍鎮，恢復劉裕時期的黃河一線的軍事防線，沒有聽從劉興祖的建議。七月，由魯爽率領的中路軍雖然很快便攻佔了長社（今河南長葛市），並在大索城擊敗拓跋僕蘭，進而圍攻虎牢；但張永統率的東路軍卻遲遲攻不下碻磝，後魏軍通過挖地道出城，縱火燒燬宋軍營壘及攻城器具，破壞宋軍進攻的通道。蕭思話見碻磝久攻不下，青、徐二州又歉收，遂在八月率軍退還歷城（今山東濟南）。 ^[49]  魯爽、臧質等知曉東路軍已退，於是和柳元景等退兵，這次北伐除恢復之前被魏軍佔領的一些城池外，基本無功而還。 ^[49] 

劉義隆前後發動了三次北伐，不僅沒能收復失地，反而使人力物力遭受巨大損失，其中第二次北伐期間，北魏軍沿途到處破壞，赤地千里，邑里蕭條，元嘉之治因此結束。三次北伐致使宋國力大損，北魏兵馬也損失過半，南北兩朝都疲憊不堪，不敢再輕易動兵。 ^[12] 

元嘉三十年（453年），劉義隆在賜死其弟劉義康後，為保護太子安全，大力加強太子東宮軍隊的力量。 ^[51-52]  但不久就發現了太子劉劭和始興王劉濬通過巫蠱咒死劉義隆的事，劉義隆欲廢劉劭，賜劉濬死。但由於劉義隆遲遲決定不了新任的太子人選 ^[53]  ，更將決定實行廢太子和殺劉濬的計劃告訴了劉濬的生母潘淑妃，潘淑妃密告給劉濬和劉劭。 ^[54]  於是劉劭利用東宮所統萬餘精兵，搶先一步，於當年二月二十日，趁夜起兵入宮殺了劉義隆 ^[55-56]  ，當日便稱帝，寵任和重用自己過去的東宮心腹將帥，更大肆清除和誅殺不歸附自己和過去有宿怨的大臣和宗室。

同年三月，武陵王、江州刺史劉駿依靠元嘉後期在雍州境內招募流民組建的雍州地方伐蠻軍的力量隨即起兵討伐劉劭，並獲得各方軍鎮的支持，先後攻克南洲，慄州等地。四月二十七日，劉駿在建康城南的新亭登位稱帝，恢復元嘉年號。 ^[57]  劉駿即位次年改元“孝建”，其私人生活極不檢點，頗受後人詬病。但他在位時期也對當時制度進行了多項改革。

政治上，加強中央集權，強化皇權。撤除“錄尚書事”職銜，並分割州、郡以削弱藩鎮實力，並開始以中書舍人戴法興、巢尚之、徐爰等人處理中樞機要事務，形成後代所謂“寒人掌機要”的政治局面，孝武帝的集權化統治也被史書稱為“主威獨運，官置百司，權不外假”。 ^[58]  孝武帝同時重用江東寒門沈慶之與傖荒北人柳元景，開啓吳興沈氏與河東柳氏攀升為南朝高門的起始之路，並開創南朝寒門、寒人以軍功升為三公的先例。 ^[59]  改變了宋文帝朝過度偏重僑姓高門的現狀，試圖將各種新興的政治力量整合進政權。在中央官制上，孝武帝設置二吏部尚書、取消五兵尚書 ^[60]  ，將人才官員的銓選大權徹底收歸皇帝手中；創立御史中丞專道制度 ^[61]  ，以提高和恢復御史中丞的地位，從而加強對吏治的整頓。同時他還削弱東宮官屬、加強皇宮禁衞，擴充中央禁軍的力量，創立直閤將軍制度 ^[62]  ，復置衞尉 ^[63]  ，從制度上徹底改革了中央禁衞體系。更開始以制局監分領軍之權 ^[64]  ，進一步強化了皇權對軍隊的直接控制。 ^[65] 

地方上，劉駿還通過改置州鎮的辦法削弱地方勢力。將揚州分為揚州及東揚州二州；將東晉以來廢置不常的湘州（治今湖南長沙市）最後穩定地設立起來，分統原荊州所統長沙等八郡；後又分荊州、湘州、江州、豫州共八郡置郢州（治今湖北武漢市），橫跨數州之間；東晉以來，雍州僑置於荊州之內，無實際統治區域，宋文帝曾分荊州襄陽等五郡歸雍州統轄，治襄陽（今湖北襄陽市），劉駿又進一步分荊州郡縣充實雍州無實土的僑郡縣，使雍州重鎮形成，荊州因此再也不能發揮其昔日威脅建康朝政的影響。劉駿還委任寒人擔任州鎮軍府掌管文書的典籤，他們負責監視州鎮長官，並擁有隨時將情況直接報告朝廷的權力，州鎮起兵反抗朝廷的可能性大大削弱。 ^[27] 

經濟上，推行土斷，罷免僑户，抑制兼併，開禁江海田塘，赦免軍户和奴婢，獎勵養馬，限制士族封山佔水，設立台使，改鑄錢幣整頓貨幣流通混亂的問題，並多次下詔勸課農桑。 ^[65]  更始行檢籍政策，把與商人等通婚、私下經商的士族，一律開除士族資格並黜為將吏。 ^[66]  對那些被開除士籍，卻不肯服役逃亡對抗朝廷法令的人員，甚至改用軍法處置，抓到就斬殺 ^[67]  ，開南朝檢籍政策之先聲。

軍事上，罷除軍户制 ^[68-69]  ，恢復秦漢以來的“徵兵制”以逐步取代漢末時興起“世兵制”。同時鑑於元嘉末年劉宋北伐慘敗的教訓，他大力滋養戰馬，有意訓練騎兵，以加強軍備，並在部分適合養馬的州鎮實施獎勵養馬的政策 ^[70]  ，又“練莞訓旅”加強對軍隊的訓練，同時接受垣護之的建議將青州州治由遠離前線的東陽城移併到第一線的歷城與冀州並鎮以鞏固邊防。 ^{[65]  [71]} 

文化上，弘揚儒學，建造孔廟，自東晉南渡江左以來被廢絕的祭祀孔子的典禮又重新恢復，同時進行了系列的禮制改革，以恢復禮樂制度。 ^[72-74]  對於佛教，他一方面支持和弘揚佛教，禮敬高僧；另一方面又整肅沙門，建立僧官制度，利用僧官管理僧眾，實現了朝廷對佛教徒的控制，以防範僧尼干預軍政事務，沙汰無品行的僧尼，整頓佛教不正之風。 ^[65]  孝武帝的上述積極政策，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江南的開發與貨幣經濟的深化。 ^{[65]  [75-76]} 

孝建元年（454年），臧質陰有異志，企圖假借劉義宣之手來顛覆宋朝，於是鼓動劉義宣叛亂。 ^[77]  叛亂爆發後，很快被柳元景、王玄謨等人平定。大明三年（459年），孝武帝又藉機派沈慶之等迅速平定坐鎮廣陵的竟陵王劉誕。孝武帝在位時期，雖有劉義宣、劉誕之亂，但都很快便被平定。同時，孝建三年（456年），孝武帝又實行“青冀並鎮”鞏固邊防 ^[78]  ，因此其統治的11年是相對安定的時期。在對外軍事上，大明二年（458年）北魏文成帝拓跋浚遣兵進犯劉宋青、兗二州，孝武帝以顏師伯為青州刺史，調積射將軍殷孝祖趕赴前線，又派遣司空參軍卜天生率領大軍等會師，一起抗擊北魏大軍，成功擊潰魏軍，並趁勝收復了濟水以北的部分失地。 ^{[79]  [57]}  此次宋魏青州之戰，是宋自文帝的三次北伐失敗以來對北魏取得的首場大勝。

大明四年（460年），孝武帝又遣軍在北陰平一帶，再度擊潰北魏軍。 ^[80]  孝武帝雖在其在位期間，軍事上幾次小勝北魏，在政治、經濟等方面也做出了一些有意義的改革舉措，但同時其本人生活上的驕奢腐敗頗受傳統史家詬病。特別是在他統治末期，一改前期的息兵簡政的風格，開始居傲自滿、好酒奢靡、大興土木、濫用民力，加重了百姓負擔。 ^[81]  孝武帝為解決劉義隆執政時期頻繁讓“宗室出鎮重要州鎮”，導致地方宗室力量過強的問題，推行了一系列貶抑和削弱宗王勢力的措施，同時殘酷鎮壓和誅殺部分實力較強但又不服他的宗室，將南平王劉鑠、竟陵王劉誕、武昌王劉渾、海陵王劉休茂殺死 ^[11]  。雖然確實加強了中央集權，但也為其死後十幾年間宗室激烈內鬥埋下隱患。 ^[82]  大明八年（464年）五月，劉駿病死，廟號世祖，諡號孝武皇帝。太子劉子業即位。 ^[83] 

劉子業即位初期，朝政由顧命大臣劉義恭、沈慶之、柳元景、顏師伯、王玄謨五人和內廷中樞大臣戴法興、巢尚之等人共同把持。但不久，沈慶之、王玄謨遭到輔政集團孤立排擠 ^[84-85]  ，戴法興與劉義恭等人結成同盟 ^[86]  ，威福自專，更打壓和貶黜吏部尚書蔡興宗 ^[87]  。

永光元年（465年），早已對輔政集團不滿的劉子業借事賜死戴法興 ^[88]  ，轉調巢尚之 ^[89]  ，削奪和架空顏師伯等人的權力 ^[90]  。劉義恭、柳元景、顏師伯等人暗中謀劃廢立 ^[91]  ，卻被沈慶之告發 ^[92]  。於是劉子業自率羽林兵討殺他的叔祖太宰、江夏王劉義恭，並殺其四子，殺柳元景並其八子、六弟及諸侄，又殺顏師伯並其六子，又遣使誅殺江夏王劉義恭的世子湘州刺史劉伯禽。清除輔政集團後的劉子業不僅未能安定政局，反而日漸暴虐狂悖。 ^[93]  對大臣説打就打，如對待奴隸。之後又殺新安王劉子鸞，殺其母弟南海王劉子師及其母妹。又要殺徐州刺史義陽王劉昶，劉昶逃奔北魏。又殺會稽太守孔靈符、寧朔將軍何邁，殺三朝元老大臣沈慶之。湘東王劉彧、建安王劉休仁、山陽王劉休佑，都是劉子業的父輩。劉子業把他們皆聚之建康，拘於殿內，任意折磨。劉子業作惡多端，朝臣惴惴不安，左右也都終日戰慄，各有異志，中外騷然。 ^[11] 

永光元年（465年）十月，湘東王劉彧與其弟建安王劉休仁，心腹阮佃夫、李道兒、王道隆等共謀弒君，並暗中聯絡劉子業的左右侍衞壽寂之、王敬則、姜產之等人伺機發動政變。於當年的十一月二十九日，在華林園趁劉子業在竹林堂前與巫師射鬼之際，將他弒殺，劉子業史稱前廢帝。劉休仁等人隨即奉迎劉彧入宮即帝位，即宋明帝。 ^[94] 

劉彧弒君稱帝前的一個月，江州長史鄧琬和雍州刺史袁顗，以廢昏立明的名義，擁戴孝武帝第三子，年幼的江州刺史劉子勳，號召四方討伐建康的劉子業。劉彧搶先一步殺掉劉子業稱帝后，泰始二年（466年）二月七日，袁顗等人擁立劉子勳（時年十一歲）登基為帝，年號義嘉。劉子勳登基後，果然獲得各地宗王、方鎮的支持效忠（因為當時出鎮地方的宗王，都是孝武帝的幼子），使得劉彧政權的號令，不出建康城外的百里之地。更險惡的是，劉子勳與各方鎮都譴責劉彧篡位自立，紛紛出兵從四面八方討伐建康。當時劉彧的弟弟們都在中央，支持兄長即位；孝武帝的兒子們則多在地方，支持劉子勳，宋朝宗室形成文帝系與孝武帝系兩方內鬥的局面 ^[3]  。

劉彧即位時雖然領土、人口都不到劉子勳政權的十分之一，但經之前的孝武帝的集權改革後，此時宋的地方勢力被大大削弱，中央軍力量空前強大。於是劉彧以伐亂為名，憑藉量少質精的中央軍，採取各種積極手段：一、採用才幹名士蔡興宗的意見；二、重用吳喜、沈攸之、張永、劉勔、蕭道成等武將；三、放權給諸弟劉休仁等人積極平亂。於是上下一心、兵強將勇，先定浙東，打敗劉子房；再西上攻陷江陵、尋陽，因此能成功消滅劉子勳政權並平定江南與淮南各地，最後全面誅殺孝武帝子孫。

劉彧即位後延續孝武帝用寒人操縱朝政，典籤監視州鎮的政策。為了鞏固自己的帝位，他誅殺靠鎮壓劉子勳的功勞而執掌大政的弟弟劉休仁、劉休祐，其兄弟輩東海王劉褘、巴陵王劉休若也被殺，只有桂陽王劉休範因無才能而免於一死。宋文帝、孝武帝子孫死者數十人。泰始二年（466年），徐州刺史薛安都因曾支持劉子勳政權，擔心劉彧對自己下手，舉城降魏，與魏軍合力擊敗宋軍 ^[95]  ，到泰始五年（469年），宋在淮河以北的青、冀、徐、兗四州及豫州的淮西六郡全面陷於北魏，北部防線基本退至淮河，宋在淮北只剩下海州，此時宋與北魏基本以淮河為界，史稱“泰始之禍”。但明帝誅殺宗室諸王，並未能實現他鞏固皇位的初衷 ^[27]  。劉彧雖在即位初期任賢用能，大力革除前廢帝時期的弊政，頒佈了多項廢除苛捐雜税，減免賦税，去繁就簡的政治舉措。 ^[96-97]  但他在“泰始之禍”後便開始漸失意志，縱情聲樂，使朝綱始終不振，以致晚年經常“載深矜嘆” ^[98]  。劉彧晚年猜忌心極重，為了保證其子順利接位，在死前大肆誅除有能力的皇弟宗室、朝廷功臣和高門士族，引起朝臣惶恐不安，造成宋末期中央和地方軍鎮互相猜忌、攻伐的政治亂象。泰豫元年（472年）四月，劉彧病死，其子劉昱即位。

元徽二年（474年）五月，江州刺史劉休範據州起兵，率軍2萬東下進攻建康，右衞將軍蕭道成拒戰有功，升任中領軍，總帥禁軍，上升為與宰相袁粲並列的“四貴”之一，更受到掌控宮中內外大權的權臣阮佃夫的倚重，因此他能夠得以交結地方軍鎮都督，藉此擴張勢力。 ^[99]  元徽五年（477年），劉昱在殺掉權臣阮佃夫之後欲親理朝政，試圖將宮中內外大權悉數收回，準備剝奪蕭道成禁軍職權，遂與蕭道成發生激烈衝突 ^[100]  ，同年七月，蕭道成收買劉昱的侍從搶先一步派人弒殺劉昱，立其弟劉凖為帝，自執朝政 ^[27]  。此時，仍忠於宋朝的大臣袁粲、劉秉、沈攸之、黃回等先後舉兵討伐在建康弒君廢立的蕭道成，但都被殘酷鎮壓。 ^{[99]  [100]}  升明三年（479年）四月，掃除一切障礙的蕭道成逼宋順帝劉準禪讓皇位，改國號為齊，並殺盡所有殘存的宋宗室，滅宋。 ^[101] 

宋是南朝疆域最大的朝代。強盛時，據關守河，北部防線到達潼關、黃河一帶，其統治地區北部與北魏劃黃河為界，西至四川大雪山，西南包括雲南，南至越南中部橫山、林邑一帶。

劉裕病死後的公元423年，北魏趁機攻下宋在河南的北部三鎮(洛陽、虎牢、滑台)和河南北部的大部分地區。此後三十年，宋的北部防線大致維持在秦嶺（今陝西寶雞）—盧氏（今河南盧氏北）—汝陽（今河南汝陽縣北）—潁川南（今河南許昌南）—項城（今河南項城北）—淮陽（今河南周口東）—考城(今河南商丘東北)—濟陰（今山東菏澤市）—東阿（今山東聊城東）—清河（今河北清河東南）—武城（今山東德州西北）—新樂（今山東寧津東）—陽信（今山東濱州陽信、無棣境內）一線。 ^{[24]  [11]}  宋文帝第一次北伐一度收復河南北部，但僅過十個月就復失。北魏雖曾於宋第二次北伐期間一度深入宋境內，但又於次年迅速撤兵。宋不久組織第三次北伐，再次兵臨黃河，後因“青徐歉收”退兵，防線維持至秦嶺—魯陽（今河南魯山縣）—長社城（今河南許昌附近）—大索城（今河南滎陽附近）—濟水沿線—山茌（今山東濟南長清區） ^[102]  —樂陵（今山東省濱州市一帶） ^[103]  。

大明二年（458年），宋在第一次宋魏青州之戰勝利後，趁勢收復杜梁、申城、臨邑、縻溝等在元嘉北伐期間被北魏侵佔的青兗邊界附近的黃河下游的濟水北岸的部分城池 ^[79]  。大明八年（464年）時宋魏疆界東北以黃河為界，中北以濟水—魯陽（今河南魯山縣）為界，西北以秦嶺為界。 ^[104]  孝武帝之後朝政混亂，內鬥嚴重，無暇顧及邊防。到宋明帝泰始五年（469年），因薛安都叛宋降魏而爆發的第二次宋魏青州之戰結束後 ^[105]  ，宋再失山東和淮北，淮河以北的青、冀、徐、兗四州及豫州的淮西六郡全面陷於北魏，淮北只剩海州，國土邊界基本退至淮河一線。 ^[6] 

宋朝行政區劃實行州、郡、縣三級制。州是第一級行政區，州的最高行政長官稱刺史。尹、郡、王國、公國（部分）是第二級行政區。尹的最高行政長官稱尹，郡的最高行政長官稱太守，王國的最高行政長官稱內史，公國的最高行政長官稱相。縣、公國（部分）、侯國、伯國、子國、男國是第三級行政區。縣的最高行政長官稱縣令或縣長，公國、侯國、伯國、子國、男國的最高行政長官稱相。 ^[6] 

由於宋朝歷經數次僑州郡縣的合併，在東晉許多沒有實土的虛設的僑置州郡在宋則成為既有實土也有户口的真正州郡。據《宋書.州郡志》記載：宋初國內共有25州。經宋孝武帝任內的州郡合併和實置的改革，至宋孝武帝大明八年（464年），宋共有22州：青州、冀州、司州、兗州、徐州、豫州、南兗州、南徐州、南豫州、揚州、江州、荊州、郢州、湘州、雍州、益州、梁州、秦州、寧州、廣州、交州、越州。 ^[106] 

劉裕以寒門庶族身份，以強大的軍事力量作為後盾，憑藉着與北方流民為主的北府兵組成的寒門武裝集團，以顯赫軍功，最終改朝換代，結束了東晉“門閥與皇帝共天下”的局面。此後經武帝劉裕，文帝劉義隆，孝武帝劉駿三代的努力，逐步將軍政大權和地方控制權悉數收歸皇權，同時通過一系列的政治舉措限制士族的政治特權，削弱士族的經濟實力，並通過重要出身微賤而有實際才幹的寒人掌管機要之職，設置出一批高位但無實權的虛職安置王謝這樣的士族，同時以宗室出鎮重要州鎮，並設立典籤監督控制地方宗室和州鎮，從而回歸了中央集權的政治模式，也奠定了南朝各代基本的政治格局——“寒族掌機要，士族居虛位，宗室鎮要州，典籤控州鎮”。由此，秦漢時期建立的中央集權的政治模式經歷魏晉以來的低潮波折後開始走向復興。 ^{[4]  [107]} 

晉末的北府兵在宋初由東晉徐、兗二州控制的方鎮武力變成由皇帝直接指揮的中央禁軍，由中央領軍將軍、護軍將軍、中領軍、中護軍、屯將軍等武官統領，中央尚書枱（省）下的五兵尚書或皇帝所親信的寒門掌握的某些機構如制局監秉承皇帝旨令，掌管軍官任免及軍隊調動，中央禁軍也因此被稱為台軍。台軍的構成及地域來源雖然在宋孝武帝時加入了雍州豪族的集團軍，但台軍一直是中央藉以控制地方的主要武裝。台軍將領幾乎全是皇帝的僱從親信或皇帝信任的寒人武將。他們通過軍功上升，以致出將入相，宋時期的門閥士族因此喪失了他們在東晉時期的軍事基礎。這樣，東晉時期皇權衰弱的局面不復存在，東晉門閥政治演而為皇權政治，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在劉宋重新確立。 ^[27] 

為削弱門閥士族在政治上的影響，宋帝往往利用出身微賤而有實際才幹的寒門來控制中央各部門，如尚書省的尚書令史、中書省的中書通事舍人實際把持了這兩個最高權力機構，這樣門閥士族就被剝奪了實權，他們只能依附於皇權而不能凌駕於皇權之上。門閥士族儘管瞧不起那些擁有大權的受皇帝委信的寒人，拒絕和他們交往，並以門第和婚宦自相標榜，但他們的政治地位乃至社會地位仍處於不斷衰落的過程中。而且，由於門閥士族人士的實際政治才幹因優越的地位而每況愈下，也使得他們在各種政治鬥爭中動輒得咎，頻遭殺戮，越來越走向衰敗，至南梁末年基本退出了政治舞台。 ^[27] 

劉裕稱帝后，除在中央建立了一支強大的中央軍外，對地方則限制州鎮的州府置將和官吏數額，如規定荊州前者不可多於二千人，後者亦不可多於一萬人；另其他州府置將及官吏數亦不分別不得多於五百人及五千人。為防止權臣和宗室擁兵，他特別下詔命不得再別置軍府，宰相領揚州刺史的話可置一千兵。同時他吸取創建政權時獲得的經驗，以“荊州居上流之霞，地廣兵強，資實兵甲居朝廷之半”，規定只能由皇子作荊州刺史；又因揚州為都城建康所在，乃立國基礎，揚州也必須由宗室親近充當刺史，同時規定但凡大臣或宗室外任要職要需軍隊防衞，或要出兵討伐，一律配以朝廷軍隊，事情完結後軍權都需交回朝廷。 ^[108] 

至宋文帝時地方的其他重要州鎮也多由宗室出鎮，同時又為這些出鎮重要州鎮的宗室配置代表朝廷的州府僚佐加以監督和教導，對其進行掣肘。南朝各代沿用這一慣例，並不斷削弱荊州等軍事重鎮的實權。宋孝武帝時全面改置地方州鎮，東晉時期最為強大的荊、揚二州被悉數分割，其原先的營户兵力一律遷至建康，原來的荊、揚地域，則形成荊、雍、郢、揚、東揚五州相互牽制的格局，東晉百年荊、揚對立威脅京城建康的局面自此徹底終結。孝武帝即位後，為進一步加強對地方宗室的控制，設立寒人典籤控制地方州鎮，讓他們擔任州鎮軍府掌管文書的典籤，他們負責監視州鎮長官和宗室，並擁有隨時將情況直接報告朝廷的權力，州鎮起兵反抗朝廷的可能性大大削弱。 ^[27] 

為配合統治者集權改制和抑制豪強的現實需要，宋朝在一些法律領域對魏晉時期的律令作出了較大的改革和創新。特別是宋統治者對魏晉以來“舉賢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權貴”的局面進行了系列整頓。劉裕在東晉義熙年間就兩次整頓選舉法，為配合土斷的需要推行土斷法，又在永初三年（422年）正月，對東晉以來苛刻的刑法進行了整頓，下詔“刑罰無輕重，悉皆原降”。 ^[108] 

宋孝武帝時曾對刑法制度作出了兩項重要的創新和改革，在審訊制度方面，孝武帝規定對凡是判處死刑的案件，郡太守必須親自參加審訊，同時規定“若兩千石不能決，乃度廷尉。神州統外，移之刺史，刺史有疑，亦歸台獄。必令死者不怨，生者無恨”。 ^[109]  同時鑑於魏晉以來，刺史、太守皆帶軍職，甚至不少縣令也帶“將軍”的稱號，他們往往跋扈一方，“大辟之罪皆自己決”或藉口執行軍法任意殺人，而不顧正式的刑律，導致刑法制度紊亂“法不責眾”的局面頻繁出現，孝武帝於大明七年四月下詔説：“如果不是戰場作戰，不能再擅自殺人。如罪大惡極該當處死的，也應該遵循國家的法律條文先行上報，有關衙門要嚴加督察。再有違犯者以殺人罪論處。” ^[110]  此條法令的頒佈在當時是有十分重要的進步意義的。

宋朝前期北府兵獨大，成為中央軍與荊州、北徐州方鎮的主力來源，故此時仍以世兵制為主；元嘉後期，為了應對荊雍地區蠻族的需要，擔任伐蠻總指揮的劉駿（後來的宋孝武帝）在雍州地區大力招募北方流民組建了一支實力強大的雍州伐蠻軍，後來，孝武帝劉駿正是憑藉這一支荊雍兵擊敗了建康的中央軍奪取了帝位，此後，雍州豪族集團（荊雍兵）逐漸取代了北府兵集團的地位。 ^[118]  孝武帝即位後進行軍制改革，大力恢復秦漢以來的“徵兵制”。此時世兵制衰落，軍隊主力逐漸被募兵制和徵兵制取代，特別是將領自招部曲的募兵制，更成為劉宋末年軍隊中的精鋭核心。 ^[71] 

氐族楊氏家族在隴右一隅建立的仇池在晉末一度佔領漢中，後來劉裕徵蜀時，順帶發兵反攻仇池，仇池一潰千里，被迫撤出漢中，獻上降表。宋建立後，仇池向其稱藩，宋封楊家為車騎大將軍、加侍中。宋元嘉十八年（441年），仇池王楊難當趁宋北伐失利圖謀奪取漢中，全力進攻宋的益州，宋文帝大怒，發兵反擊，不久便攻入仇池境內，駐守仇池的主將向宋投降，仇池國土大部分歸入宋。 ^[119]  仇池的殘餘勢力退到陰平苟延殘喘。

宋國內的統一程度遠強於之前強藩割據，地方勢力強大的東晉，這必然作用於它的農業發展。同時宋武帝、文帝、孝武帝三代都不同程度實行過勸課農桑，減免税賦的政策，至孝武帝統治後期前的四十餘年間，除發生過幾次高層權力變動外，民間並未發生過大的動亂和災難，因此這四十餘年間，劉宋的農業得到相當程度的發展，南方經濟也得到穩步提升。同時劉宋相對北魏來説比較安定，南渡的移民在初期與泰始之禍左右仍然絡繹不絕，農業生產繼續有所發展。比較突出的地區有荊、揚二州，而益州居次。揚州是劉宋最發達的地區，其中以建康及其周圍地區發展最大。 ^[111]  而三吳地區（吳郡、吳興、義興）是中央財庫、各種支出的主要來源。

宋的農業和手工業比較發達，加上江河交通便利，使得商業日漸發達，江南社會穩定地朝貨幣經濟與商品經濟發展，甚至連江北的漢中地區，也在劉宋中期開始使用貨幣。 ^[5]  但由於國家控制的銅礦不足，使得幣制屢變，質量不精。市場上有普通的生產用品、生活用品與奢侈品，商賈小者坐販於列肆，大者轉運於四方，而凡是大批運進的商品買賣，多是世族莊園所生產的經濟作物。商税是朝廷收入的大宗，然而世族有免關税權，在任期屆滿時帶着大批貨物作為“還資”，然後轉販各地。商業重鎮有建康、江陵、成都、廣州、廣陵等地。建康是三吳的經濟中心。會稽、吳郡、餘杭居次。廣州是海上貿易重鎮，貿易對象有東南亞各國、天竺、獅子國、波斯等國。江陵是關中、豫州、益州、荊州、交州、梁州的轉運站。成都不僅商業繁盛，也是蜀錦的重要產地。 ^[12] 

由於宋朝大力提倡農桑，户調徵絹布，當時絹布的地位等同貨幣，這些都促進紡織業的生產。劉宋的紡織業與養蠶業比較發達，產地以荊、揚二州為主。由於絲、綿、絹、布等是國家調税的主要項目，因此紡織是民間普遍的副業。織錦業則在益州為主，劉裕滅後秦，把關中的織錦户遷到江南，開始在江南發展織錦業。當時富豪人家穿繡裙，著錦履，以彩帛作雜花，綾作服飾，錦作屏障。朝廷設有專官管理礦冶，用水排鼓風冶鑄。鍊鋼則使用一種雜煉生鐵和熟鐵的灌鋼法。這種方法可以煉出優質鋼，用來製造寶劍和刀。瓷器的燒製技術在劉宋時以青瓷為主，產地集中在會稽郡（紹興）。其硬度高，釉料勻，通體青瑩。江南其餘地區的制瓷技術各有自己的特點。劉宋的紙張潔白勻稱，完全取代了簡牘，藤紙與麻紙都很流行。造船業也十分興盛，如宋末沈攸之起義反蕭道成時，荊州作部曾“裝戰艦數百千艘”，而且三吳運河網也持續修造，到南齊時已大致完成，暢通了三吳與建康的交通。 ^[112] 

對於宋疆域內的人口數目不同學者有不同説法，學者葛劍雄認為宋在第二次元嘉北伐前的人口大約有2000萬人。 ^[5]  學者趙文林、謝淑君認為宋武帝永初二年（421年）全國約有20,000,000人，宋文帝元嘉十七年（440年）估計全國有23,700,000人。 ^[113]  因魏晉南北朝時期，大族隱匿人口現象頻繁發生，宋雖然在宋武帝時期和宋文帝統治前期幾次施行土斷，但至宋文帝中後期以來，士族巧取豪奪的問題又頻繁出現，孝武帝劉駿上台後，為此曾推出系列舉措加以制止和限制，但除荊雍揚為核心的地區外，其他地區的收效恐怕並不明顯，同時元嘉末年，北魏在宋的江北六州燒殺屠掠，使得江北六州人口幾乎損失十分之四五。因此宋孝武帝大明八年（464年）官方紀錄，國家在編的户口有901,769户，5,174,074人（不包括士族隱匿的人口和奴婢人數） ^[114]  ，但因為十多年前發生北魏在宋江北六州的燒殺屠掠，使得當地人口大減，以及孝武帝統治後期的463-464年浙江等地因大面積旱災發生大饑荒，浙江人口死亡逃散十分之六，所以元嘉之治時的官方户口數字，應當超過150萬户，900萬人，如果再加上各地士族隱匿的人口和奴婢人數，實際人口應當超過1000萬人。

元嘉十五年（438年），文帝徵豫章處士雷次宗到建康，在雞籠山開館，聚徒教授。文帝幾次親到學館，聽次宗講學。同時，使何尚之立玄學，何承天立史學，謝元立文學，與雷次宗的儒學合稱四學。

文學上，劉義慶的《世説新語》文筆簡潔俊秀，記錄了魏晉人物數百位，後者無出其右，成為六朝志人小説的代表之作。“元嘉三大家”謝靈運、顏延之、鮑照，在詩歌的內容和形式改革方面都作出了積極的貢獻。

史學上，這一時期裴松之、裴駰、裴子野並稱為“史學三裴”。其中，以裴松之《三國志注》最為著名。

史書記載，宋文帝以陳壽所著《三國志》記事過簡，命裴松之為之作補註。《三國志注》對後世註釋史學影響深遠。同時，這一時期著名的歷史學家范曄著《後漢書》，該書與《史記》、《漢書》和《三國志》並稱為“四史”。

此外，書畫、圍棋等也在這個時候獲得了很大的發展，中國最早的山水畫理論著述《畫山水序》就誕生於這一時期，這一時期的藝術作品也以陸探微、宗炳、王微等人的成就最為顯著，給後世都留下了極大的影響。

宋帝在建康修建了一些宮苑，廟堂，但由於年代久遠，戰火頻仍，基本上都已經不復存在了。

自東漢末年以來，“儒教盡矣”，而宋武帝、宋文帝、宋孝武帝、宋明帝都試圖振興儒學，尤其是宋孝武帝時期，儒學更是得到了孝武帝重點扶持和優待。自東漢末年以來的兩百餘年間，一直被廢置祭祀孔子的儀式不僅被宋孝武帝恢復，而且孝武帝為恢復和振興儒學，大力在民間建造孔廟，同時也進行了系列禮制改革以恢復儒家的禮樂制度，又多次下令整修學校，禮敬當時的大儒。對於宋武帝、宋文帝時期儒學發展情況，沈約在《宋書》記載：“自黃初至於晉末，百餘年中，儒教盡矣。高祖受命，議創國學，宮車早晏......迄於元嘉，甫獲克就，雅風盛烈......頗有前王之遺典......北面而禮先師，後生所不嘗聞，黃髮未之前睹，亦一代之盛也。” ^[115] 

在理論層面，以顏延之、宗炳為代表的思想家面對當時儒學的狀況及其困境，探索解決方法，提出了自己的主張，試圖援佛入儒，提出儒佛兼綜思想。因此儒學在宋朝得到了一定的發展和復興。

佛教和道教在宋時都得到了重大發展。配合重新確立皇權政治的需要，宋帝對宗教給予了足夠的重視。佛教方面，自宋武帝以來大都採取了扶持並利用佛教的政策，主要表現為迎請禮遇著名僧尼、建寺造像、設立法會、延僧講經、敕令皇室子弟師友于僧尼、與崇佛邦國往來交流等方面。其中，對佛教之利用主要表現為借其神化皇權、護佑政治、尤其是王朝建立者及以非正常方式獲得皇位者，多借助佛教方面的思想來為其政權作神聖性及合法性之論證，以此揚己之德，穩固政治。佛教因素對傳統禮制之滲透又為這一時期佛教與政治結合之重要特點。 ^[116]  但同時，宋帝對佛教並不是一味縱容。而是以佛教不侵犯政治統治為原則，適時施行了一些相應的管制措施，如宋孝武帝時期對沙門進行了系列整頓，並建立僧官制度防範僧尼干預軍政事務，限制佛寺塔像之興造、沙汰無品行的僧尼，正是這一系列措施使佛教之發展得到了較為有效之引導與管理，從而避免了其在北方因過度偽濫而遭遇法難的命運。 ^[116]  總之，宋的佛教政策促進了南方佛教的良性健康發展。

道教方面，由於孫恩、盧循的天師道在東晉末年遭受劉裕的沉重鎮壓和打擊，所以在宋朝建立後，天師道不得不重新進行調整，以改變昔日反叛朝廷之形象，求得新政權之庇護，主要表現為迎合政治、向新政權表忠誠等。隨着天師道及道教其他諸派之整頓改革，宋帝開始適時採取了對道教人士進行禮遇、籠絡之舉措。到宋明帝時開始對道教人士多方迎請和優待，為其修築道館，任命道館館主。同時，宋朝統治者還十分關注上清、靈寶等道派經典的蒐集整理者，這對諸道派之發展及統一的道教的形成，都有極為重要的意義。被宋諸帝所徵召禮接之道教人士多有高潔之品行，且學識淵廣，博通儒玄釋道，對其之禮遇籠絡不但有利於促進沖淡、純樸之社會風氣的形成，從而益於敦風化俗，還利於促進道教內部之交流、道教教理之弘揚乃至道佛間的論釋辯難，從而促進學術之爭鳴與繁榮。 ^[116] 

宋文帝時政府設置了太醫博士、太醫助教等醫官，專門負責醫學教育工作。醫學就是從宋朝起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

元嘉二十年（443年），何承天製成《元嘉歷》，此曆法比以前的歷法更加精密，推動了中國曆法的發展。宋大明六年（462年），由祖沖之製成的《大明曆》首次引入了“歲差”的概念，大大提高了曆法計算的精度，被稱為“甲子元歷”，是中國曆法史上第二次大改革。

對後世影響最大的是宋末著名科學家祖沖之。他經過艱苦的研究，終於將圓周率推演到小數點後7位，這一傑出成就領先了歐洲1000年之久。成為中國數學史上的一座豐碑。

祖沖之製造了指南車、發明了使用機械開動的“千里船”，還有他發明的“水碓磨”極大地提高了農民舂米和磨粉的效率，推動了江南經濟的發展。

宋前期與北方的夏、柔然、北涼、吐谷渾、黃龍國（北燕）都有外交聯盟關係，吐谷渾、北燕和北涼更向劉宋稱臣。宋和這些國家聯絡主要是為了共同牽制北魏。其中宋與柔然、吐谷渾的聯盟關係最穩固也最持久，對北魏的危害和牽制也最大，因此北魏欲伐宋時每次都要先向北防範柔然的主力，然後才敢在隔年大舉伐宋。 ^[117] 

北魏在統一北方的過程中，每逢有徵伐，常先遣人使宋，避免受夾擊；宋亦藉機加強內部統治秩序的建立，發展生產，擴充武備，伺機北伐，收復失地。據《資治通鑑》記載，魏太武帝向宋遣使13次，宋文帝向北魏遣使6次。雖然宋稱北魏為“索虜”、北魏稱宋為“島夷”，但他們仍不定時的互派使者“交聘”，維持南北的交涉往來。在南北史書上的記載上也各有偏頗扭曲，如《魏書》和《宋書》都稱對方向自己朝貢，但是實際上雙方是一種平等關係。北魏與宋曾有五年的互市貿易。453年宋孝武帝登基後，北魏派使者“求通户市”，宋孝武帝在與公卿大臣廣泛議論後，決定答應互市。兩國官方的貿易關係，大約持續到458年邊境發生小規模戰事而止。

宋與東北亞的倭國、百濟、高句麗等都有密切的朝貢關係，倭國曾對宋朝貢十多次，史書記載有五位倭王接受過宋的冊封 ^[120]  ；百濟也多次向宋朝貢示好，宋朝後期百濟與宋的關係更形緊密，似乎結成軍事同盟共抗北魏。 ^[121]  高句麗在泰始五年（469年）前一直選擇向宋稱臣納貢，維持了40多年。但當北魏攻下宋的山東和淮北後，高句麗與宋的關係開始疏遠。 ^[122] 

終宋一朝，玉門關以西的滑國、龜茲、于闐、呵跋檀、周古柯、胡密丹、白題國、渴盤陀國、末國、波斯等均有朝貢宋的記錄。由於河西走廊當時已被北魏掌控，故西域和中亞各國的使臣一般是從岷山道進入宋的境內 ^[123]  。宋的海上貿易更是一度到達了波斯。當時人對前來朝貢宋的各國使節接連不斷的情況記載：“爰命干戈，象蒲之絕，威震冥海。於是鞮譯相系，無絕歲時”。 ^[124-125] 

永初元年（420年），由於林邑（占城）借晉末亂局屢屢侵擾交州，劉裕命交州刺史杜慧度派兵萬人南征林邑，大軍深入林邑（今越南南部）境內，殲滅了林邑國的大半士兵，痛擊林邑，林邑請降，並向宋廷致送大象、金銀、古貝等禮物。次年，林邑王范陽邁遣使到宋廷入貢，稱臣，並獲劉裕冊封。

但到范陽邁之子範咄即位後，林邑雖也多次遣使入貢。但屢屢要求宋朝封他為交州刺史“領交州”，每次都遭宋拒絕 ^[126]  。範咄亦常派兵入侵交州，但每次都被宋反攻回去，後又向宋朝謝罪納貢。元嘉二十三年（446年），林邑再次入侵，反覆無常，宋文帝大怒，派龍驤將軍交州刺史檀和之、太尉府振武將軍宗愨等征討林邑。此一征戰令林邑元氣大傷，“家國荒殄，時人靡存”。此後林邑國沒有再起兵進犯交州，對宋甚為恭順，多次遣使到建康訪問進貢。 ^[127] 

此外天竺國、呵羅單國、師子國、都婆娑達國、扶南國、蘇靡黎國、婆皇國、婆達國等也有與劉宋的朝貢記錄。 ^[121]  宋通過與這些國家的交往，既發展了海外貿易，又擴大了宋的影響力。

宋時普遍習慣興起了追求個性自由、民族開放、多元文化的風氣。作為南朝的知識分子大體顧大局，不再負隅頑抗，正所謂“無聲勝有聲”，這體現了一種理想樂觀主義的情懷和豁達大度的心境。如阮籍因不肯與司馬氏通婚，而在媒人面前大醉六十餘日。在南朝也興起了開放的社會風氣以應付之。這種開放性表現於地域上和觀念上。在地域上主要是開放地吸收少數民族地區的文化，同時中原文化也向周邊地區擴散，整個社會不存在交流的禁錮。觀念上的開放突出的表現於對女子束縛的放鬆，女子多享有較多的自由，如當時的婦女字一定程度上可以拋頭露面，宗懍《荊楚歲時記》中有記載士女遊宴的事，女子可以與男子一樣參加聚會、遊春，婦女的髮式服飾也可以反映她們的地位上升了。 ^[11] 

宋在承襲秦漢遺俗的基礎上吸收了少數北方民族服飾特色，稍作了些改動，主要體現於個別服飾的主色上。宋的服飾就比較隨性，主要追求的就是輕鬆、自然、舒適。

男子服飾都是大袖寬衫博帶，而且大多名士都是不穿中衣只穿外衣的，有些正常些的會在裏面穿件類似於吊帶衫的衣服。

女子的服飾一般就是上身穿衫、襖、襦，下身穿裙子。不同於男子的寬衣博帶，女子上衣部分緊身合體（受遊牧民族影響），但仍是廣袖。下裙為多折襉裙，裙長及地，下襬十分寬鬆，比較隨意，多表現俊俏飄逸的的效果。貴族婦女還喜歡帶很多繁盛的裝飾，這應該與宋的奢華糜麗之風有關吧。

總而言之，宋的服飾與魏晉一樣，較之秦漢，寬鬆簡潔了些。 ^[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