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炎南渡

金朝在靖康之變中將徽、欽二帝俘虜，同時也包括皇后，嬪妃，皇子，公主等皇室成員和機要大臣，宮廷女官，宮廷樂師，廚師等都被金軍俘虜北上，康王趙構得以倖免。靖康二年（1127年），金朝從汴京撤軍，立張邦昌為偽楚皇帝。張邦昌在萬般無奈之下以孟太后之名，下詔立趙構為帝。

靖康二年（1127年），趙構從北京大名府（今河北大名市）南下到陪都應天府南京（今河南商丘）即位，是為宋高宗，改元建炎。叛臣張邦昌卻以護國有功為名，被封王。靖康二年（1127年）四月一日，女真人北撤。次日，張邦昌就聽從呂好問的建議，派人尋訪康王趙構。 ^[1]  張邦昌後來被殺，成為宋朝唯 一被殺死的文臣。

高宗即位的第二年（1128年），金朝又繼續大舉南侵。之後趙構一路南行，過淮河渡長江。南宋建炎三年（金天會七年，1129年）金朝又立劉豫為帝，國號齊，以加強對黃河以南地區的統治。南宋與金朝以淮水至大散關一線為界。建炎三年改江寧府為建康府。紹興元年（1131年）升越州為紹興府，成為南宋首都，紹興八年定臨安為行在。

這時，趙構正在濟州（今山東鉅野）。他在上年十一月出使金營，中途折返相州不久，就接到欽宗任命他為兵馬大元帥的蠟書，開府相州。東京告急，他在大名府雖接到火速勤王的蠟詔，卻只讓副元帥宗澤帶部分勤王兵南下救援，自己卻一路向東逃到濟州。接到張邦昌派人送來的傳國璽，他知道自己成為徽宗諸子中唯 一沒有被俘虜北去的親王，最有資格登上皇位。南京擁有趙宋的祖廟鴻慶宮，於是，他移師南京應天府（今河南商丘），五月一日在南京皇宮即位，改元建炎元年，是為高宗，孟後歸政。

李綱六月一日到達應天府，高宗任用他，一是迫於形勢嚴重，二是藉以招徠人望。李綱主戰，他的入相，最為主和的黃潛善、汪伯彥所忌恨。入秋，金人以張邦昌被殺為由，再次攻宋。汪、黃力主南逃，李綱主張堅守中原，東京留守宗澤還力請高宗還都主持恢復大計。

高宗任命李綱為右相，這時，他還在趕赴應天府的路上。高宗讓黃潛善任中書侍郎兼御營使，汪伯彥任同知樞密院事兼御營副使，他們是其最信任的左右手。即位之初，儘管高宗對張邦昌説過不追究，但李綱不依不饒，高宗內心也容不得他的僭逆行為，僅過一月，就將其貶官賜死。張邦昌大節固然有虧，為公議所不容。但南宋史家王稱説“邦昌之僭，良有脅迫”，還是實事求是的，將其簡單的視為叛臣，似乎過於苛刻。

高宗唯恐重蹈父兄被擄的覆轍，七月，下達了“巡幸東南”的手詔，目的地是建康（今江蘇南京）。李綱極力反對，抬出不久前高宗“獨留中原”的承諾，迫使他收回成命，卻招致高宗的憎惡。八月，李綱升為左相，黃潛善替補右相，汪伯彥進知樞密院事，對李綱成鉗制之勢。

當時，兩河軍民自發建立山水寨以保衞家鄉，抗擊金軍，李綱命張所為河北西路招撫使，傅亮為河東經制使，前往聯絡，收復失地。黃、汪要撤銷張所的招撫司和傅亮的經制司，葬送兩河抗金的大好形勢，李綱據理力爭，但高宗偏袒黃、汪，御批同意。黃潛善讓自己引薦的御史張浚彈劾李綱，李綱憤而辭職。高宗虛情假意挽留一番，便將其罷相。直到李綱去世，他再未入朝大用過，他是南渡以後最好的宰相人選，高宗不用他的根本原因，是擔心其主戰給自己惹來大麻煩。

八月二十五日，陳東與歐陽澈被斬於應天府東市，陳東四十二歲，歐陽澈僅三十一歲。宋太祖誓約有“不殺士大夫與上書言事人”一條，誓約的內容上月剛由徽宗以衣帶詔的形勢傳送給高宗。高宗之所以大開殺戒，根本原因有三：其一，陳東對他繼統合法性的懷疑，歐陽澈對他縱情聲色的揭露，都觸到了最痛處；其二，唯恐陳東再次激起靖康學潮那樣的民變；其三，陳東等上書主張複用李綱，堅決抗金，與其逃跑的決策針鋒相對。因此，高宗必置他們於死地而後快，一再假惺惺表示痛悔，又是贈官，又是賜田，官修史書也強調他是誤聽了黃潛善的挑唆，無非旨在減輕公論的譴責。

李綱任相僅七十五日，他的罷相激起正直人士的憤慨。太學生陳東這時也應召剛到應天府，據説他此行帶着自己的棺木，決心捨身成仁。聽到李綱罷相，他毫無畏懼的兩次上書，希望高宗儘早罷黜黃、汪，認為“欲復中原，以定大計，非用李綱不可”，還正告高宗不應即位，責問他日後欽宗歸來，不知何以自處。另一個布衣士子歐陽澈也上書指責高宗“宮禁寵樂”（即沉湎女色）。

殺了陳東不久，高宗就下詔“巡幸淮甸”。十月，小朝廷逃到揚州，把這個煙花繁華之地作為“行在”（即朝廷的臨時住地）。歲末，高宗分別將黃、汪分別遷為左、右相，把朝廷全權交給他們，自己則在行宮尋歡作樂，全然不顧中原軍民正與金軍在浴血奮戰。

十二月，金軍分三路再次南侵。建炎二年五月，宗澤上書請高宗回京主持北伐壯舉。但高宗置若罔聞；對宗澤的每次上奏，黃、汪都笑着以為他腦子有病。宗澤死後，北方抗金形勢迅速逆轉，義軍被逐個擊破，官軍分崩離析，一年以後開封再次被金軍佔領。

建炎三年二月，完顏宗翰派兵奔襲揚州，前鋒直抵天水軍（今安徽天長）。三日，高宗正在行宮行歡作樂，乍聞戰報，嚇得從此喪失了性功能，再也不能生育。他慌忙帶領少數隨從策馬出城，倉皇渡江。傳説中康王泥馬渡江的故事就源出於此。

次日，金軍攻入揚州，追至江邊，軍民不及撤退，死傷與落水者不計其數。朝野以為揚州大潰退的罪責都在黃潛善和汪伯彥的身上，高宗也不滿他倆不能早為之計，讓自己吃足了苦頭，遂將他倆罷相，任命朱勝非為右相，王淵籤書屬樞密院事，仍兼御營司都統制。

王淵在揚州大潰退時擁兵數萬，對來襲的五六千金騎不作任何抵抗，不僅未罰，反而升遷，是因與原康王府宦官康履、藍珪沆瀣一氣。在高宗從鎮江逃往杭州途中與到達杭州以後，這些宦官依然肆無忌憚，作威作福，強買民物，凌忽諸將，激起軍民極大義憤。

三月，御營司武將苗傅、劉正彥既嫉妒王淵驟然升遷，又忌恨宦官胡作非為，對高宗一味南逃也深為不滿，在杭州發動兵變。他們誅殺王淵和康履，脅迫高宗將皇位禪讓給年僅三歲的皇子趙旉，由隆佑太后（即哲宗皇后孟氏）垂簾聽政，改元明受。這次政變，史稱“苗劉之變”或“明受之變”。

這時，同籤樞密院事呂頤浩正在江寧（今江蘇南京），禮部侍郎張浚則督軍平江（今江蘇蘇州），他們聞訊後即聯絡武將韓世忠、劉光世等起兵勤王。苗劉兵變雖有合理的情由，卻也夾雜着個人的野心，兩人既無深謀遠慮，又無明確目標，進退失據，見勤王大軍逼近杭州，就棄城而逃，高宗復辟。五月，苗、劉被韓世忠軍俘獲，兩個月後處死。

七月，高宗升杭州為臨安府，打算將這裏作為臨時安樂窩。金軍以完顏宗弼（兀朮）為統帥，分四路大舉南侵，兀朮親率主力追擊高宗小朝廷。高宗遣使向金帥乞和，國書極盡奴顏婢膝之能事：“天網恢恢，將安之耶? 是以守則無人，以奔則無地，一併彷徨，跼天蹐地，而無所容厝，此所以朝夕然，惟冀閣下之見哀而赦己也。”但兀朮必得高宗而後已，完全不理睬高宗的搖尾乞憐，一舉突破了長江防線，佔領建康，直撲臨安。

十月，高宗從臨安逃到越州（今浙江紹興），次月，再逃到明州（今浙江寧波），十二月，決定入海避敵。十五日，高宗接到金軍逼近臨安府的消息，便坐樓船逃往定海（今浙江鎮海），進而渡海到昌國（今浙江定海）。歲末，高宗得知兀朮將至明州，便讓御舟漂泊在台州與温州間的海上。建炎四年正月初三，高宗船隊落碇台州章安鎮（今浙江黃岩東北），在這裏停留了半個月後移向温州沿海，二月二日起駐泊温州江心寺。

兀朮在正月十六日攻陷明州，也乘船入海準備追獲高宗。途中遇上大風暴，被宋軍水師擊敗，退回明州。這時南下金軍已是強弩之末，後方空虛，戰線漫長，屢遭宋朝武裝的襲擊。二月，兀朮聲稱已完成“搜山檢海”的預定目標，開始北撤。一路上縱火焚城，擄掠姦淫，明州、臨安、平江府都是數日煙焰不絕。

由於南方天候潮濕河道縱橫，加上南宋軍民的英勇抗戰，女真主帥完顏兀朮決定撤兵北上。在北撤到鎮江時，被宋將韓世忠斷掉後路，結果被逼入黃天蕩。宋軍以八千人之兵力圍困金兵十萬，雙方相持四十八日，最後女真人用火攻才打開缺口，得以撤退，女真人又在建康被岳飛打敗，從此再不敢渡江。

三月，兀朮軍隊從平江府撤軍，準備在鎮江渡江北上。宋將韓世忠率水師從長江口兼程西上，埋伏在鎮江焦山寺附近的江面上，截斷了金軍的歸路。雙方展開激烈的水戰，韓世忠妻梁氏（宋代史料中只知其姓梁，紅玉之名後出，或是傳説附會）親自擊鼓助戰。金軍無心戀戰，損失嚴重。世忠拒絕兀朮以財貨名馬借道的要求，將金軍水師逼入建康東北七十里處的黃天蕩。這是一條死港，宋軍堵住其出口，使金軍屢次突圍均告失敗。金軍最後掘開老鸛河故道通秦淮河，讓戰船駛入長江，以火器擊退前來堵截的韓世忠水師，才得以安然撤退。與此同時，岳飛打敗了從陸上撤退的兀朮部隊，收復了建康。在黃天蕩之戰中，韓世忠以八千水師包圍十萬金軍，兩軍相持達四十餘日，雖未最後取勝，卻使金軍從此不敢渡江。

高宗獲悉金軍北撤，才從温州泛海北上，回到越州，結束了長達四個月的海上亡命生活。次年，高宗改元為紹興元年（1131年），寓有“紹祚中興”的意思。雖然這年十月升越州為紹興府，但這裏作為行在，在漕運上有諸多不便。次年正月，高宗把小朝廷遷回臨安。

大體以紹興二年（1132年）高宗駐蹕杭州為標誌，南宋小朝廷基本在江南站穩了腳跟，宋室南渡也宣告完成。其後，高宗雖然也短暫駐蹕過建康，但那不過是作抗金的姿態而已。當然，也為了做姿態表示自己不忘恢復中原，臨安始終稱為行在。

臨安有作為都城的經濟優勢與地理條件：既有長江的天然之險，又不像建康那樣瀕臨長江，易於受到攻擊；地處太湖流域與寧紹平原兩大魚米之鄉的交匯處，物產豐富；大運河與浙東運河在這裏接頭，明州作為外貿港也近在咫尺，漕運、海運都很方便；經唐、五代與北宋的長期建設，杭州已躍升為東南最繁華的都會。

建炎南渡時，當時的康王趙構不顧北方軍民陷於戰火而選擇南下逃跑不得不説他沒有做到一個皇帝的責任，但是他南下使得金朝沒有取得消滅宋朝的機會，為宋朝的繼續和後來與金朝對峙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