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學生

學生多由省、府、州、縣學生員中選拔，亦有由捐納而得者，入監就學者有貢生、監生之分，然通謂之國子監生。

監生肄業後經見習可得補官，後科目盛行，出路日塞。捐例一行，掛名監生日多，赴京就學者日少，作用反不及府、州、縣學。

國子監清初隸禮部，後由本監自行辦理。雍正五年（1727年）始特簡大臣總理監事。算學、八旗官學亦隸國子監。

朱元璋建立明朝，需要大量人才，以充實官僚隊伍。蒐羅人才的途徑有三：一是薦舉，二是科舉取士；三是由太學生選官。明初人才急缺，故薦舉盛行，“由布衣而登大僚者不可勝數”，然而僅行數十年而已。宣德以後，由於科舉取士已正常運作，士人也以由科舉得官為榮而“厭薄”薦舉，致薦舉“實應者寡”，而漸至停廢。

科舉於明初行而暫罷，罷而復行，終明之世成為仕進的主要途徑．太學生選官明初與薦舉並茂，宣德以後衰而不廢，成為科舉的附庸而與之並行始終。

國子監雖號稱國家最高學府，但在科舉時代，其畢業生地位卻相對較低。其學生來源主要是全國各府州縣按名額貢入之生員，有歲貢、優貢、拔貢、恩貢、副貢等名目，號“五貢”。他們只有生員（即秀才）的功名，若想再進一步，仍須參加鄉試。惟一的照顧便是無論國子監生之籍貫為何地，皆可應試於順天府（大致相當於今北京市）。若不再考取功名，以國子監生身份入仕，則多被用做縣丞，或教諭、訓導等學官，秩低而俸薄，權輕而利小。因此，學生學習積極性一直不高，學校課業也就相對寬鬆懈怠。加之封建時代教學方式之陳舊落後，教學內容之枯燥貧乏，使得學生主要的功課便是背書、寫字、作文。“青春作賦，皓首窮經”，即是對此輩的生動寫照。

另外，國子監還培養了大批外國留學生。明洪武時期，南京國子監就有招收外國留學生的記載。先是有高麗國學子，後日本亦遣子弟入監讀書，國子監增設號舍，專供留學生居住，國子監遷北京後，繼續招收。清初近四十年間未接收外國學生。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禮部奏曰：琉球國“國王尚貞，以本國遠被皇仁，傾心向學，懇祈使臣汪楫等轉奏，願令陪臣子弟四人赴京受業，應準所請，聽其遣臣子弟人監讀書”。康熙下旨允行。“自後，每遇冊封，遂沿為例”。從此，外國留學生尤其是琉球官生，入清國子監讀書者絡繹不絕。其後，朝鮮、俄羅斯、日本等周邊國家也遣員來華，從中不難看出當時國子監所具有的亞洲最高等府的學術地位。

國子監監生身份向不為世人所重，而自明朝景泰皇帝開生員納粟納馬入監（即例貢）之例後，國子監門檻愈低。爾後捐監之風大開，監生以錢鋪路，良莠不齊，益為世人所輕。

光緒三十年（1904年），清廷下詔，於1905年永停科舉，各級學校皆改辦新式學堂。國子監亦停止招生，祭酒改為國子丞，只負責孔廟祭祀等事務。1912年，清帝退位，國子監亦壽終正寢。

東漢太學生運動請願

東漢時期的太學生運動受到史家比較多的關注。東漢後期，士大夫中形成了以品評人物為基本形式的政治批評的風氣，當時稱為“清議”。太學成為清議的中心。太學清議，是中國古代社會輿論影響政治生活的比較早的史例。所謂“豪俊之夫，屈於鄙生之議”（《後漢書·儒林列傳下》），“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貶議”（《後漢書·黨錮列傳》）的情形，體現出黑暗政治勢力因太學生的議政運動，被迫有所收斂。當時郡國學的諸生，也與太學清議相呼應，形成了更廣泛的輿論力量。漢桓帝永興元年（一五三），冀州刺史朱穆因打擊橫行州郡的宦官勢力被治罪，罰往左校服勞役。“太學書生劉陶等數千人詣闕上書”，指責宦官集團的罪惡，讚揚朱穆出以憂國之心，志在肅清奸惡的立場，表示願意代替朱穆服刑勞作。漢桓帝於是不得不赦免朱穆（《後漢書·朱穆傳》）。漢桓帝延熹五年（一六二），一向“惡絕宦官，不與交通”的議郎皇甫規在論功當封時拒絕賄賂當權宦官，受到誣陷，也以嚴刑治罪，“太學生張鳳等三百餘人”又發起集會，“詣闕訟之”，使皇甫規得到赦免（《後漢書·皇甫規傳》）。太學生以其活動的正義性受到黑暗勢力的敵視。漢靈帝熹平元年（一七二），因朱雀闕出現匿名書，指斥宦官專權，主持清查的官員四出逐捕，收系太學生竟多至千餘人。永興元年和延熙五年的太學生運動，翦伯贊稱之為“兩次大規模的政治請願”。他在《秦漢史》一書中指出：“由此看來，當時的太學生是以何等英勇的姿態，出現於東漢末年的歷史。”“當時的太學，便變成了小所有者政治活動的中心。”翦伯贊還寫道：“知識青年，往往出現為革命的先鋒，這在中國史上，也是屢見不鮮的。而中國的知識青年第一次出現於政治鬥爭的前線的，便是東漢末的太學生。”（北京大學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407—408頁）

我們看到，太學生以“先鋒”角色表現出“英勇”的史例，更鮮明地表現於竇武之難發生時敢於奮起武裝抗爭的情節。漢靈帝建寧元年（一六八），知識界的代表太傅陳蕃與大將軍竇武起用李膺和其他被禁錮的名士，密謀誅殺宦官。宦官集團搶先動作，利用以往對禁軍的控制，迅速瓦解了竇武率領的軍隊，竇武終被殺害。《後漢書·陳蕃傳》記載：“（陳蕃）聞難作，將官屬諸生八十餘人，並拔刃突入承明門。”《後漢紀》卷二三説，這支臨時組成的武裝隊伍入承明門後，又直抵尚書門：“到承明門，使者不內，曰：‘未被詔召，何得勒兵入宮？’蕃曰：‘趙鞅專兵向宮，以逐君側之惡，《春秋》義之。’有使者出開門，蕃到尚書門。”最終“劍士收蕃”，“遂送蕃北寺獄”。這八十餘名“拔刃”“入宮”的勇敢的“諸生”們也應當陷於悲劇結局。呂思勉《秦漢史》就此分析説：“則漢世儒生，不徒主持清議，並有能奮身以赴國難者矣。”（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下冊，720頁）

《宋代太學生救國運動》為20世紀出版的第一部關於青年學生運動史的專著。

商務印書館1936年初版，1956年和1965年台灣文星書店第一版、再版。作者是名史家黃現璠。

陳吉生《試論壯族著名史學家黃現璠對20世紀中國“新史學”實踐與建設的貢獻》一文有關此書的學術價值的介紹如下：

《宋代太學生救國運動》一書中，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層面研究的循環漸進及其歷史意義：

一、通過對漢、唐、宋時代的大量史料閲讀和研究，黃現璠發現：“中國大學生之救國運動，始於漢，盛於宋，而復興於現代……”，尤以宋代太學生開展的一系列對外對內救國運動事蹟具有歷史意義，於是，決定進行研究予以記述彰顯，這是他著《宋代太學生救國運動》的初衷和動機。至此，他完成了“致用新史學”有意義的表層研究，即從全面客觀的史料閲讀中發現了其中有價值的要素。

二、黃現璠繼而對宋代太學生對外對內的一系列救國活動接踵而起的原因（強敵之壓迫、朝臣之懦弱、小人之恣虐）以及救國運動的過程、方式方法逐一展開了旁徵博引言之有據的客觀考證和敍述，以達“求實求真”。由於這種考證沒有先入為主的穿鑿附會，極力避免了失實失真，使得他進而從所表述的歷史真實事象中揭示出的宋代太學生團結一致不屈不撓的鬥爭勇氣、精神和救國運動的歷史價值便具有了典範意義。這時，黃現璠完成了“致用新史學”有意義的第二層研究。

三、黃現璠在敍述宋代太學生真人真事和救國運動真相的過程中偶發“潛台詞”或“提示句”，例如：“外抗強權，必先內除奸賊外。宋……皆以金人喜怒為去取，與今日吾國政府，仰敵人鼻息，如出一轍。”“文天祥起兵廬陵時，太學生聞風歸之。此與‘九·一八’事變發生後，學生多去投軍相同”等等，於求真考證行文之間“畫龍點睛”，以“潛台詞”或“提示句”昭示讀者，以體現論著和他的“致用新史學”的第三層意義。誠如鄧之誠於書序謂：“黃生現璠……成宋代太學生一編，予以為可以發聾振聵……”，可説一語道出了黃現璠“致用新史學”有意義的第三層研究價值。正因如此，台灣當代著名學者李敖主掌“台北文星書局”期間，兩次重新出版《宋代太學生救國運動》一書（1956、1965年台灣文星書店第一版、再版），皆將其列為“現代世界學術經典100部”（見附錄）系列叢書之一，無非看重的是本書的開拓創新學術價值以及書中“潛台詞”或“提示句”發出的振聾發聵之聲所具有的深遠重要意義，或許認為它的重大學術價值表現為20世紀中國學運史研究的第一部史學專著。以致中國當代學者將黃現璠著《宋代太學生救國運動》收入“民國叢書經典”第五集之一種也就順理成章。

太學生話題社

太學生又指由九點半劇組製作的於2014年3月27日上線的 最新熱播大學網絡劇《太學生話題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