複製鏈接
請複製以下鏈接發送給好友

陪都

鎖定
陪都,是指首都以外另設的副都,也稱為輔都,陪都一般和首都一起被稱為“兩京”,其制度稱為兩京制度或者兩京制、陪都制度等。
陪都劃分十大類型為兩京制、多京制、軍鎮型、留都型、聖都型、守望型、霸府型、市集型、未就型等。是中國在政治制度上的重大創舉,都城的設置,基於地緣政治、尤其軍事防禦的考慮,陪都是補充首都的缺失,形成互相協調,各有側重的格局。陪都發揮着呼應、補充、配合等輔助性作用,處於副核心地位。 [1] 
中國最早的陪都出現在炎黃時期,夏朝繼承,商朝發展,西周趨於完善,後世遵從之 [2]  。影響了中國和東亞幾千年的都城制度,並且許多王朝也不僅僅是兩京,此外,朝鮮、日本受到中國文化的影響,也有類似的制度。而在世界其他文化圈內,按照功能劃分也有設置多個首都的情況。 [3] 
中文名
陪都
外文名
auxiliary capital
別    名
兩京制度
兩京制
別    名
多京制
留都
類    別
城市
史    載
《宋史-職官志》

陪都陪都制度的起源

中國最早的陪都出現在炎黃時期,夏朝繼承,商朝發展,西周趨於完善,後世遵從之。
炎帝都陳,而別營曲阜,黃帝居軒轅之丘,而別置逐鹿,來往無恆。
夏朝大禹都陽城,而別都安邑,啓居陽翟,亦重視安邑。
商朝前期有三亳(北亳、南亳、西亳),後期的殷和成湯之故都(《史記-殷本紀》),“至紂時,稍大其邑,南距朝歌,北至邯鄲,沙丘,皆為離宮別院”。 [4-5] 

陪都陪都制度的奠定

朱士光《試論我國古代陪都制的形成與作用》認為:陪都之設,始於西周武王時。周朝本為西土之國,東征成功,統治了中原,但周之王都豐、鎬,遠在關中,對於整個東方來説,確有鞭長莫及之憂。因此,武王對伊、洛一帶的地形和歷史反覆斟酌,認為應該在伊、洛不遠處“定天保,依天室”,即建立新的都城。於是,武王“營周居於洛邑而後去。”而東都的真正建成是在成王時期。成王接位以後,在豐京“使召公復營洛邑,如武王之意。”“復營”二字,説明是再次修築。東都之建置,在中國都城史上是一件劃時代的大事。自此以後,歷代均以周王朝為範本,推行兩京或多京制。這個制度,對於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是起了重大作用的。 [2] 

陪都多京制的形成和發展

周王朝的都城之制,是東、西兩都。即除首都之外,只有一個陪都。周朝以後,陪都不斷增加,有三京制、四京制,甚至五京、六京的。
秦和西漢在全國皆推行郡縣制,在眾多史籍中,沒有秦、西漢兩朝設立陪都的明確記載。清代學者顧炎武在《歷代宅京記》卷七《洛陽上》條曰:《大事記》注《輿地志》雲:秦時已有南、北宮,更始自洛陽而西,馬奔觸北宮鐵柱門。光武幸南宮卻非殿,則自高帝迄於王莽,洛陽南、北宮、武庫皆未嘗廢。蓋秦雖都關中,猶仿周東都之制,建宮闕於洛陽。
秦和西漢到底有沒有設置陪都?洛陽能否算作秦和西漢兩朝的陪都?這個問題由於史籍中沒有明確記載,因此存在諸多爭論。一些學者認為洛陽是當時陪都,只是有關資料太少,因此情況不甚了了。另有學者認為秦和西漢推行郡縣制,秦滅東周據有洛陽後,置三川郡。在秦王政十一年削呂不韋的封地,置河南、洛陽二縣歸三川郡管轄,而西漢建立後在該地則設河南郡,因而秦和西漢無陪都之制,自然也就沒有秦或西漢以洛陽為陪都的建置。 [6] 
東漢建都於洛陽後,光帝即遵循西漢故事,親至長安,經營宮室,“悽然有懷祖之思。”“以後明帝、章帝、和帝、安帝、順帝、桓帝等均於即位後赴長安謁高廟,祭祀西漢諸帝陵,以此顯示他們系西漢皇室宗親,理當入大統。曹丕代漢後,於黃初元年(220年)營建洛陽宮,都洛陽。尋以譙(今安徽毫縣)為先人故土,許昌為漢獻帝所曾居,長安為西漢舊京,鄴為武創立王業的基地,均冠以都號,與洛陽並稱為五都。魏文帝明令建立五都,正式確立了多都制。南北朝時由鮮卑族拓跋氏建立的北,初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市)。孝文帝為鞏固統治,於太和十八年(494年)遷都洛陽,更名洛京,同時以平城為北京,又稱代京。
隋文帝楊堅自北周宇文氏手中受撣後,於第二年即開皇二年(582年)在北周都城長安南之龍首山營建新都大興城。煬帝繼位後,登基伊始就於大業元年(605年)營洛陽為東京,後又改稱東都,常居於斯,也是兩都並立。唐高祖李淵奪得政權後,經李世民力爭,決定以隋大興城為京師,“更名長安。李世民雖堅持定都關中,但也看到了洛陽地理位置的重要,於即位後不顧臣下多次諫阻,下令重修洛陽官,以備巡幸。顯慶二年(657年),高宗仿隋制正式立洛陽為東都,洛州官吏員品如雍州,並不時往返於二都之間。女皇武則天代唐自立後,即長居洛陽,並改其名為神都。又因幷州為己之故里,於太原置北都。中宗復位後,神都複稱東都,廢北都名號,重返居於長安。以後肅宗為平定安史之亂,於至德二年(757年)設置五京,即中京長安.東京洛陽、北京太原、西京風翔(曾為肅宗圖舉中興的基地)、南京成都(曾為玄宗南狩避難之區)
北宋初建之時,仍因後周之制,建東、西二京,即東京開封府、西京河南府,而開封為帝都所在。北宋傾覆後,高宗趙構在南京應天府即帝位,後又南退於江左,稱臨安為“行在所”,並稱建康為“行都”,因此南宋實際建有二都。 [2] 
蒙古族起自漠北,初建都於和林(今蒙古人民共和國前杭愛省哈爾和林),自成吉思汗至憲宗蒙哥五世都之世祖忽必烈於憲宗六年(1256年)卜地於桓州東、灤水北,城開平府(今內蒙古錫林郭勒盟多倫縣),營建宮室,並於中統元年(1260年)車駕至開平,即帝位,中統四年升開平府為上都。至元元年(1264年),詔改燕京為中都,府名仍為大興,移都之。至元四年城中鄱,始建宗廟室-。至元九年改中都名為大都。之後,和林廢不為都,而上都因繫世祖興王之地,比於大都,歲一巡幸,成為定製]。終元之世,大都與上都二都並立。
元末,朱元璋起兵,於攻下集慶路後,即改稱為應天府。戰局粗安,就改築城垣,修新宮於鐘山之陽,遂都之。後於洪武元年(1368年)以應天府為南京,開封為北京惚門,宣稱將於春秋往來巡狩,並有遷都開封,以便更好地控馭中原之意“。繼之以臨濠(今安徽風陽縣)為中都,於是形成兩京一都制。十一年罷北京開封府,稱南京為京師。朱棣奪得政權後,於永樂元年(1403年)建北京於順天府,原京師應天府又改稱南京。永樂十九年北京改稱京師“,至此,南、北二京的主陪關係確定。
順治元年〈1644年),下詔“定鼎燕京”,仍稱京師順天府,廢明之南京,明之南直隸亦改名江南行省。盛京因有清皇族之宮殿陵園,又是興王之地,故繼續保留京城名號,並於順治十四年置奉天府,位同陪都。由此觀之,元、明、清三代皆有南、北二都。這一特點,顯然與各自興邦立國的政治與軍事鬥爭的形勢有一定的關係。 [2] 

陪都陪都制度的頂峯

王立強《隋唐長安(大興)與洛陽主輔關係轉換問題研究》認為:
文帝之後,“煬帝即位,遷都洛陽,以愷為營東都副監,尋遷將作大匠。”於大業元年(605 年)派宇文愷、納言楊達、尚書令楊素營建東京洛陽,“詔日: ......然洛邑自古之都,王畿之內,天下之所合,陰陽之所合。控以三河,固以四塞,水路通,貢賦等。故漢祖日:吾行天下多矣,唯見洛陽。”“大業元年徙入新都”。煬帝遷都,使大興與洛陽主輔關係發生了改變,大興城成為陪都,洛陽成為都城(首都)。 [7-8] 
唐朝宰相杜佑的著作《通典·州郡典·卷第一百七十七·河南府》“隋初為洛州,煬帝之初,移都創制,復曰荊河州,尋改為河南郡,置尹。大唐平偽鄭王充,置洛州。開元元年,改為河南府。凡周、漢、魏、晉、後魏、隋,至於我唐,併為帝都。”認為洛陽是並列為帝都,並無主次之分 [9-10] 
但是現代學者賀業鉅的《中國古都研究》和朱士光的《試論我國曆史上陪都制的形成與作用》認為:
隋東都洛邑的建設, 有隋煬帝個人享樂的因素在內。但是, 政治、經濟上的需要應是興建東都的主導原因。南北朝以來,全國經濟重心逐步南移, 是公認的歷史趨勢。隋煬帝興建東都, 正是適應了這一發展趨勢, 使都城向經濟中心靠攏。從後來唐初對東都的興廢上, 我們更可以進一步認識這一點。唐武德四年( 621 年) , 秦王李世民平定王世充叛亂後到了洛陽, “ 觀隋宮殿, 嘆日: ` 逞侈心, 窮人慾, 無亡得乎! , 命撤端門樓, 焚乾陽殿, 毀則天門及闕” “ 。主張建都關中, 並撤毀東都是李世民作出的決定。可是, 沒過幾年, 唐太宗又親自下令重修洛陽宮, “ 以備巡幸” 。説明他已開始認識到, 東都洛陽不是隨便可以廢除的。高宗時, 又修復乾陽殿, 正式定為東都。其後, 東都屢建屢廢。武則天時正式定為神都。高宗在位, 七到洛陽, 武則天在位二十餘年, 只有兩年在長安, 其餘時間都在洛陽,玄宗開元年間, 五次到洛陽。高宗和武則天最後都是死在洛陽的。為了提高洛陽的地位, 武則天在位時, 曾徙關內雍、同、秦等州十萬户以充實洛陽。洛陽是唐王朝漕運關東, 江淮糧米的重要集散地。關中地狹, 時有災荒, 供應不了唐王朝的需要。漕運之數從最初的年二十餘萬石, 到開元九年達到年四百萬石。但黃河有三門砥柱之險, 水道條件差, 運量很小, 只好儲積於洛陽, 含嘉倉就是為此而建造的, 總面積達四十二萬平方米, 有倉窖二百多座, 可儲糧一萬多石。皇帝為了解決朝廷的供給問題, 常常統率中央政府官員, 連同皇子妃嬪等, 一同“ 就食洛陽” 。隨行官員也可以攜帶家屬, 隊伍龐大。整個中央政府實際上全部東遷c 高級官員在東、西兩都都有官衙住宅, 可以便捷地行使中央政府的職能。唐代的東都, 是我國封建社會中期陪都制度的頂峯。東都城在建設上, 也是以前各代陪都所不能比的。都城周長二十八公里, 內有皇城、宮城, 深宮重院, 建築華麗裏坊街道, 佈局整齊, 有一百零三坊、十八條大街、三個主要市場。整個洛陽的規制建設, 既顯示了它作為一個陪都應有的規模和氣勢, 但又有別於首都長安。如規模比長安城略小, 宮城、皇城偏於一側, 説明它是作為一個陪都來建設的。 [2] 

陪都陪都制度的完善

明成祖奪取政權以後, 即着手把首都遷往自己的政治、軍事根據地北京。明遷都北京後, 南京仍設有五府六部, 僅比北京少一個內閣, 這是歷朝所沒有的。關於明南、北兩京的權力和諸司職掌問題, 《明實錄》、《明史》等文獻沒有很明確的記載。在永樂正式遷都前, 雖成祖大部分時間住在北京, 但北京是陪都“ 行在” ,南京是京師, 南京各部府當然執掌主要職權。國都北遷, 南京變為陪都, 只留皇太子監國, 當然職權有限。永樂北巡時規定: “ 凡有要事並四夷來朝俱達行在所 , 凡進拜表箋表文達行在所。” 這一方面説明當時一般政務處理尚在南京, 就是《明史· 職官志》所説, “ 政本在南也。” 但是, 重要文件和外交事務俱由行在所處理。永樂十五年又規定: “ 內外文武大小官員俱從行在史部、兵部奏請、銓選。進一步規定了人事管理權限統宓北京行在。永樂正式宣佈北京為京師後, 全國日常事務悉移交北京處理。一些年老體弱的官員, 被以“ 南京事簡” 打發到南京“ 視事” , 實際上都是些榮銜虛職。後來, 又規定南京諸司不得處理在外訴訟, “ 凡有告訐者, 俱送北京。惟京城軍民詢訟, 許其鞫問。” “ 規定南京刑部“ 分掌南京及公、侯、伯五府, 京衞所刑名之事。” -把南京的司法權, 限制在南京城以內。南京諸司仍有一定的獨立性, 特別是在主管南京地區事務方面。例如南京諸司本身的人事權, 不由北京吏部掌管。“ 凡南京官, 六年考察, 考功掌之, 不由北京吏部。” 軍隊方面, “ 南京五軍都督府“ “ 分掌南京衞所, 所達於南京兵部。” [2] 
明成祖 明成祖
成祖北遷, 公開標榜行兩京之制, 是因為不便宣佈廢除南京。南京諸司, 特別是五府六部, 是開國皇帝朱元璋設立的。加之太祖宗廟、孝陵仍在南京, 仍需祭祀, 以示不忘祖宗恩德。這是從政治上的需要來考慮的。南京諸司的存在,也為在北京不受歡迎的官員準備了一個閒置投散的去處。從上文我們可以看到, 到後來, 南京政治職掌實際上不超出南直隸行政區的範圍, 等於是一個有一定特權的地方政府。但是, 從經濟方面看, 南京處於全國最富庶地區的中心, 生產發達, 經濟實力雄厚, 明王朝十分需要南京這樣一個重要的經濟中心, 作為北京經濟職能的補充。“ 兩京庫藏, 先後建設, 其制大略相同” , “ 其歲賦偶折金銀者俱送南京供武臣祿。” - 這就是説, 南京同北京一樣, 有大量倉儲供明皇室消費和中央政府的需要。而以金銀為貢賦的, 只送南京而不送北京, 這可能是在南京地區比較容易用金銀買到實物。明代的漕運, 南京的作用也是舉足輕重的。成化年間, 運往北京的漕糧年達四百萬石, 南方即佔三百二十四萬四千四百石, 其中南直隸正糧又達一百八十萬石, 加耗還不計在內, 佔南糧近六成之多。可見南京附近, 是供給北京皇室糧食的主要地區。南京周圍銅源豐富, 因而成為明代鑄錢的主要地點。明代兩京寶源局同時鑄錢。南京鑄錢之數至崇禎年間仍超過北京。史載: “ 崇禎元年, 南京鑄本七萬九千餘兩, 獲息銀三萬九千有奇; 户部鑄錢, 獲息銀二萬六千餘兩有奇。”南京在文化方面的作用亦不可忽視。著名的《永樂大典》編成於南京。兩京同設國子監, 稱為“ 南監” 、“ 北監” , 同樣招收學生, 接受國外留學生。兩監同樣編纂刻印圖書。靖四十三年( 1564 年) 規定: “ 兩京同考用京官進北京重大祀典所用時鮮物品, 亦由南京供應。“ 舊例北京奉先殿供薦: 二月子鵝, 江寧縣辦解, 三月鮮筍、四月梅子, 皆南京園户辦; 七月雪梨, 宣城縣解; 八月茭白, 南京池户辦, 九月香橙, 南京園户辦, 十月柑子、桔子, 吳縣辦; 十一月甘蔗, 錢塘、仁和二縣辦解。” ” 〈〈明史, 禮樂志》載, 南京進鮮船輓夫至千人, 沿途悉索。揚、徐大早時, 吏部尚書馬文升曾上書請減省以蘇民困。後來, 由應天府取鵝梨價銀至北京買子鵝, 至河間買梨, 南京進鮮稍有減少, 但費用仍由應天府負擔。至於少數民族所設的陪都, 以遼南京最為重要。契丹依靠軍事力量不斷南侵, 佔據中國北部的廣大地區。但遼的首都上京臨潢府僅是一個軍事、政治堡壘, 根本不能形成控制全國的政治、經濟中心。遼南京處於北方少數民族和漢族交界的地區, 可以北控草原牧區, 南控中原農區, 是少數民族和漢族交流的橋樑。南京是漢族地區先進經濟文化的代表,是遼全國學習的範本。各民族在南京雜居, 促進了各民族的大融合, 使契丹不斷地由奴隸制向封建制過渡。從北京本身來説, 遼設置陪都南京之前, 幽州尚未成為重要的政治中心。春秋戰國時代雖有燕國在此建都, 但燕國始終是一個弱國, 不能同齊、楚、秦等國相比。遼南京的建立, 是北京後來成為全國政治中心的前奏。直到元代, 北京才開始成為全國的政治中心。 [2]  [11] 

陪都近代陪都

1932年,國民政府遷洛陽,以洛陽為行都,西安為陪都。二戰期間,“中華民國”政府將中央機關遷往重慶,也稱陪都。1946年國民政府還都南京,以北平和重慶為陪都,解放戰爭後國民黨當局敗退台灣,位於台北、由中國國民黨執政的台灣當局,仍然將首都標註為位處大陸的南京市,某程度上台北市僅屬臨時首都。 [12] 
重慶 重慶
重慶,在抗戰期間和解放前 ,卻具有“雙都”的身份,即“戰時首都”和“永久陪都”。
抗戰前,中國的首都是南京,重慶是行政院直轄市,1937年“七七盧溝橋事變”後,日本大舉侵略中國,直逼南京,形勢非常危急。1937年11月17日,國府主席林森率領大小官員撤離南京,並於三日後在武漢發佈《國民政府移駐重慶宣言》,宣佈國府於12月1日開始在重慶辦公。重慶擔負起中國戰時首都的責任。
1940年9月6日,國府正式發佈命令定重慶為中華民國陪都。 [13] 
從1937年11月“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簡稱“國府”)發佈《國民政府移駐重慶宣言》到1946年5月5日發佈《還都令》(還都南京)的八年半期間,重慶實際上一直是中國的“戰時首都”。
此外,在國府於1940年9月6日定重慶為“陪都”至解放軍於1949年11月30日解放重慶的九年多期間,重慶也是中國的陪都。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1942年1月21日,同盟國中國戰區統帥部在重慶成立,負責指揮中國,越南,緬甸,馬來西亞等國的同盟軍作戰。作戰期間,蘇,美,英,法等30多個國家在重慶設有大使館,40多個國家和地區設有外事機構,並建立反法西斯戰爭的各種國際性組織和中外文化協會。隨着國民黨政府遷都重慶,沿海及長江中下游有245家工廠及大批商業,金融,文教,科研機構遷渝,加上戰時需要興建的大批工商企業及科教文衞單位,使重慶由一個地區性中等城市一躍成為中國大後方的政治,軍事,文化中心。

陪都國外

在國外,世界多國在爭取民族獨立後,也有設置兩個首都或者多個首都 的情況, 有兩個首都的國家較多,合計有12個,它們分佈在世界各地:
馬來西亞布城 馬來西亞布城
亞洲有4個國家:馬來西亞正式首都吉隆坡是立法首都;行政和司法首都為布城。菲律賓首都是馬尼拉,夏都為碧瑤;斯里蘭卡正式首都是科特,商業首都是科倫坡,以色列正式首都是耶路撒冷,但由於耶路撒冷歸屬有爭議,政府機關在特拉維夫。
非洲有5個國家:貝寧正式首都是波多諾伏,政府所在地是科托努,坦桑尼亞正式首都是多多馬,政府所在地是達累斯薩拉姆,斯威士蘭正式首都姆巴巴內是行政首都,立法首都是洛班巴。科特迪瓦正式首都是亞穆蘇克羅,政府所在地是阿比讓,利比亞首都是的黎波里,夏都是班加西。
南美洲有2個國家:玻利維亞正式首都蘇克雷是司法首都,行政和立法首都是拉巴斯,智利正式首都聖地亞哥是行政和司法首都,立法首都是瓦爾帕萊索。 [14] 

陪都國外陪都

在西方,公元2世紀後半葉,羅馬帝國由正帝和副帝分治,戴克裏先帝的時代,帝國分為東西兩部分,兩人為正帝、兩人為副帝的四帝共治制因此出現。這四個首都是尼科美迪亞(伊茲密特)、塞爾曼(en:Sirmium)、梅蒂奧拉努(en:Mediolanum,今米蘭)、奧古斯塔·温德利科倫(en:Augusta Vindelicorum),羅馬因此失去了它的首都機能,只是名義上的帝國的首都。此後,西方正帝君士坦丁一世(羅馬帝國)將帝國統一,在東方建立新都君士坦丁堡
395年,東帝狄奧多西一世(西帝為形式上的次子霍諾里烏斯)死後,長子阿卡狄奧斯為東帝,他將都城設置在東方的君士坦丁堡與西方的梅蒂奧拉努(後遷都至拉文納)。公元4世紀,羅馬帝國東西分治的現象已經較為明顯,當時常使用“西邊的皇帝”、“西邊的領土”這樣的稱呼,而不使用“西羅馬帝國”。 [14] 
日本
與此同時,受到中華文明的影響,東亞日本和朝鮮也逐漸形成了自己的陪都制度,難波京就是奈良時代的陪都。奈良時代前期726年(神龜3年)聖武天皇命令藤原宇合開始建造難波宮。744年(天平16年)從恭仁京遷都到難波宮。聖武天皇遷都後第二年即745年再次遷都到平城京,隨後難波京作為遣唐使港口的副都(陪都)。784年遷都至長岡京廢棄難波京副都。
難波在日本飛鳥時代的大化改新後一段時間內,作為日本的首都,即大化元年~白雉四年(645~ 653)。 大化改新中,孝德天皇在大化元年12月,將首都由飛鳥(藤原京)遷至難波(今大阪市)。但在大化改新過程中,革新派與守舊勢力之間的鬥爭尖鋭複雜。653年,為控制守舊勢力,中大兄(後來的天智天皇)奏請孝德天皇將都城從難波遷回飛鳥,天皇不答應,中大兄不顧天皇的反對,率領皇族和羣臣回到飛鳥。第二年孝德天皇在難波病亡。 關於遷都難波,《日本書紀》有以下記載: “(大化元年,六四五年)冬十二月,乙未朔癸卯,天皇遷都難波長柄豐碕。事實上,難波在遷都以前就一直作為對外交涉的要地, 654年(白雉五年),掌握實權的中大兄皇子一意孤行的將都城由難波長柄豐碕宮遷回了大和飛鳥。可是,難波宮並沒有被廢棄。天武天皇八年(六七九年)二月,就在難波建造了羅城,而《日本書紀》天武天皇十二年十二月條有如下記載,“詔曰:‘凡都城、宮室非一處,必造兩參。故先欲都難波。是以百寮者各往之請家地。’”也就是説,在天武朝,難波宮是被當作副都(陪都)的,而到了後來的聖武朝,難波宮更是得以大規模的重修。
慶雲三年(706年)九月文武天皇行幸難波時,當時陪同的人所作和歌也被收入《萬葉集》。這些史料説明難波京在朱鳥元年(686年)被焚燬後又再度得以重建,並受到歷代天皇的重視。從仁德天皇的高津宮、欽明朝的祝津宮、孝德朝的長柄豐碕宮,到天武朝的副都難波京,有政治頭腦的統治者都不約而同的努力經營難波,將原本屬於豪族控制的貿易權益都集中在朝廷手中。 難波宮根據時代不同而分為前期難波宮(七世紀中葉後的孝德、天武朝)和後期難波宮(八世紀前期聖武朝)。前期難波宮,修建有天皇居所內裏和處理重要政務、儀式的朝堂院,並於東西配置役所,全都是掘立柱結構。後期難波宮則興建了大極殿和朝堂,並對前期難波宮加以整修。 [15] 
朝鮮
平壤:918年高麗太祖王建推翻弓裔,在高句麗故都平壤建立王氏高麗政權,第二年(919年)把首都遷往自己的故鄉松嶽郡(今開城),改稱開州;為了紀念自己的發家之地平壤,926年王建昇平壤為“西京”,作為首都皇都(今開城)的陪都,置留守官。一直到1392年王氏高麗滅亡,西京一直是王氏高麗的陪都。
慶州:935年王建攻佔新羅首都金城(今慶州),改金城為慶州,新羅滅亡。987年升慶州為“東京”,置留守官,與平壤同為東、西兩陪都。1012年取消京號,仍為慶州。
漢陽:1010年契丹入侵高麗,高麗顯宗放棄王京開城府,南逃漢陽(今首爾),升漢陽為“南京”,作為臨時首都和陪都,與西京(平壤)和東京(慶州)號為“小三京”。辛禑王八年(1382年)八月遷都南京,成為首都。第二年(1383年)二月還都王京,南京再為陪都。恭讓王二年(1390年)七月遷都南京,命安宗源、尹虎留守王 京,南京再為首都。三年(1391年)二月,恭讓王還都王京,南京再為陪都,直到王氏高麗滅亡、朝鮮王朝‎遷都漢陽。
開城:開城本為王氏高麗首都,號皇都,後改號王京,又俗稱松都、松京、開京等。辛禑王八年(1382年)八月遷都南京(今首爾),王京成為陪都。第二年(1383年)二月還都王京,再為首都。恭讓王二年(1390年)七月遷都南京,命安宗源、尹虎留守王京,再為陪都。三年(1391年)二月,恭讓王還都王京,自是直到高麗王朝滅亡、朝鮮王朝‎遷都漢陽之前,其首都地位未再改變。‎
世界文化遺產“開城歷史古蹟和遺址”位於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南部的開城市(全稱開城特級市)。918年至1392年的474年間曾為朝鮮半島上第一個統一國家——高麗王朝時代的國都,現存諸多歷史遺蹟。
開城在統一新羅時代改為漢地名松嶽郡。景德王十六年(公元757年)改開城郡。在當時,開城原是當地豪族的封地,當中以王氏為代表。新羅真聖王十年(898年),弓裔使王建築勃御塹城。新羅孝恭王五年(901年)弓裔建都稱後高句麗,九年(905年)遷都鐵原。919年,王建推翻後高句麗即位,建立高麗。次年(920年),把首都從鐵遷於松嶽之南,合併松嶽、開城二羣稱為開州。着手經營王都,960年(光宗十一年)改稱皇都,995年(成宗十四年)改開城府。李氏朝鮮興起後,太祖三年(1394年)遷都漢陽(今首爾境內),置留後司于都內,結束了開城擔任國家首都達489年的歷史。 [16] 

陪都陪都定義

陪都是中國古代都城制度的一項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我國古代政治制度的重大創舉,指在首都以外另設都城,又稱“兩京制度”,歷史上的陪都建制,大部分學者將西周初年的洛邑視為陪都制度的濫觴,此後,無論大小王朝無不仿照西周的兩京制度,且許多王朝與政權不止有兩京。 [17] 
1、在首都以外另設的首都。
李白:《永王東巡歌之七》:“王出三山按五湖,樓船跨海次揚都” [18] 
宋代李處全《水調歌頭》:“金節照南國,畫戟壯陪都”;
《元史》:“越陪都,台府鼎立”; [17] 
嚴復 《原強》:“往者 日本 以寥寥數艦之舟師,區區數萬人之眾,一戰而剪我最親之藩屬,再戰而陪都動搖,三戰而奪我最堅之海口,四戰而 威海 之海軍大替矣。”
2.特指抗 日 戰爭時期的 重慶 。 續範亭 《聞陪都文化界演有感》詩:“聞道陪都吊國殤,名流鉅子齊登場。 屈原 身份誰能肖, 沫若先生 自上裝。” 王西彥 《古屋》第一部六:“抗戰以來,就在外面勤勞奔走,為國服務,從南京到武漢 ,又從武漢到陪都重慶 。” [19]  魯迅 《偽自由書·戰略關係》:“其實,現在一切準備停當,行都陪都色色俱全,文化古物和大學生,也已經各自喬遷。”

陪都陪都特點

陪都是統治者為了統治國家需要而設立的正式都城之外的其他都城,凡是能夠成為陪都的城市,大部分有以下特徵:
1、地位重要:一般來説陪都的設置有其重要性和必要性,所以地位一般很重要,和首都並立或者次於首都;
2、有京都之名:陪都、留都、陪京、別都、別京、下都、行都、東都、北都、東京、北京、等等。
3、有宮殿官署等建築:陪都城市一般具有皇家特徵,一般都有皇城、宮城等皇家建築,有的還有皇陵和宗廟;
4、政治特徵:陪都一般有內務府、留守處等,一般還有中央行政機構;
5、軍事特徵:因為皇帝要經常駕臨,所以陪都一般都有重兵駐守;
6、文化特徵:如典籍收藏、教育等等。 [16] 

陪都設立原因

歷史上設立陪都的原因很多,從西周開始確立的陪都制度主要有政治、經濟、軍事等原因。
西周都城在關中的鎬京,周武王為了加強對東方諸地的控制和防止商朝殘餘的復辟,因而在洛陽首建陪都。此後,歷代的大小王朝等,無不模仿周朝的兩京制度,且許多王朝或政權不只兩京。
歷代陪都的設置,大體情況如下: [2] 

陪都政治原因

周公營建洛邑 周公營建洛邑
作為首都的職能補充:首都不在全國的地理中心而偏於邊地,不利於統治者管轄全境,故有必要在位置適中的地方設置陪都,加強對全國的控制。如西周的雒邑、明朝初年的北京開封府。周武王克殷商以後,為了鎮撫東方,並便於統治全國,於是決定親自選址,擬在伊洛之間,經營新都,武王去世後,周公攝政,發生了武庚勾結管、蔡反叛西周的事情,經過了三年的征戰,方才平息,周公為了強化對殷商殘餘勢力的控制,把他們集中遷到洛邑,嚴加管制,並駐守重兵於此,以資防範,成王即位以後,“使召公復營洛邑,如武王之意”,從而完成洛邑的建設。 [1] 
政權興起於邊疆,原先建都也在邊疆,後來政權強大,入主中原,為了便於控制全境而遷都內地,同時將原來的首都改為陪都。這種情況以非漢族政權居多,如金朝的上京會寧府、清朝的盛京奉天府 [16]  上京會寧府初為會寧州,金太宗以建都於此而升為府。府治上京城(今哈爾濱市阿城區市區南2公里白城)。《大金國志》載,“國初無城郭,星散而居,呼曰皇帝寨、國相寨、太子莊。後升皇帝寨曰會寧府,建為上京”。城近“按出虎水”(今阿什河)。北宋政和五年(公元1115年),完顏阿骨打稱帝,國號“大金”,年號“收國”,定都於此。南宋紹興二十三年(公元1153年),完顏亮宣佈燕京為首都,命名為中都大興府。金朝的都城從會寧府遷至燕京。會寧府作為金的都城,歷時三十八年(1115年--1153年),完成了首都的職能,此後成為金朝的陪都。
興起之地(或出生地、祖籍):常被稱為“龍興之地”,為了突出其地位以顯示與其他地區不同因而設置陪都。如武周和唐朝的北都幷州、明朝的中都鳳陽府。 [1] 
隋朝末年,李淵任滎陽(今河南鄭州)、樓煩(今山西靜樂)二郡太守。後被召為殿內少監,遷衞尉少卿。大業十一年(615),拜山西河東慰撫大使。十三年,拜太原留守。當時,隋末農民起義遍佈全國。李淵便與次子李世民在大業十三年五月趁勢起兵造反,,並從河東(今山西永濟西)召回長子李建成和四子李元吉。並於七月率師南下,李淵乘隙進取關中並稱帝建立唐朝,唐朝建立後,以龍興之地太原為北都,李白:“天王三京,北都其一”。
在近代的國外陪都中,因為政治原因設置多都的情況比較常見,最常見的,是將行政和立法、或法定首都和政府所在地拆分,前者如荷蘭(政府在海牙,王室在阿姆斯特丹)、智利(行政機關在聖地亞哥,國會在瓦爾帕萊索)、玻利維亞(法定首都在蘇克雷,政府和議會在拉巴斯)、貝寧(法定首都在波多諾伏,政府和議會在科托努)、馬來西亞(法定首都和國會在吉隆坡,政府和法院在布城)、尼日利亞(阿布賈為行政首都,拉各斯為司法首都)、斯威士蘭(姆巴巴內為行政首都,洛班巴為王宮和議會所在地)等。 [14] 

陪都經濟原因

中國自古以來, 就有設置陪都的傳統, 陪都的建置濫觴期應是西周。為安定東方,周公旦以洛邑為陪都, 此次陪都的設置, 開啓了兩京制的先河。此後, 歷代王朝大多在首都之外另設陪都, 效仿西周的陪都制度。後繼的王朝中, 設置的陪都數目不斷增多,由兩京制發展為三京制、四京制、五京制, 最多有過六京制。戰國時燕國都城在薊城, 為了便於向南擴張, 在武陽置下都。東漢定都東京洛陽,稱西漢的都城長安為西京。由於開國皇帝劉秀是南陽( 今河南南陽市) 人, 東漢又以南陽為南都。三國曹魏仍以洛陽為首都。黃初二年( 22D , 由於譙( 今安徽亳州市) 是魏國奠基人曹操的故鄉, 鄴城是曹操在東漢末封魏王的地方, 許昌為東漢末代皇帝獻帝的都城,長安是西漢的舊都, 同時升為陪都, 與洛陽合稱五都61 。北魏孝文帝從平城( 今山西大同) 遷都洛陽, 平城被稱為北京, 但不是正式的建制。北魏大將高歡自晉陽起兵, 挾持部分皇室成員建立東魏, 定都於鄴都, 稱上都, 又以晉陽為下都。北齊代東魏後, 繼承了東魏的都城制度, 以晉陽為陪都。隋朝定都大興城, 煬帝時遷都洛陽, 稱洛陽為東京, 又稱東都, 以舊都為西京。所以, 有了這樣歷代設置陪都的歷史傳統, 到了唐代, 統治者也設置了陪都。尤其是兩京制的建置, 深受西周和隋代的影響, 同樣以長安地區為首都, 洛陽地區為陪都。另外, 關於唐代的五京制, 前文提到三國時期的曹魏就有五都的存在, 所以五京制也是深受中國歷史文化傳統影響下的結果。
經濟文化中心的轉移:都城別為全國政治軍事的中心,但隨着經濟文化中心的轉移,在接近經濟文化中心且
隋唐大運河 隋唐大運河
交通便利的地方營建陪都,如隋唐朝洛陽便是由於當時經濟文化中心的轉移 。
隋唐時期的洛陽原本是“山東”的經濟中心,水陸交通頗為便利,是全國重要的經濟都會之一,隋煬帝大業年間初步營建東都,同時又大力營建大運河,溝通全國當時的經濟重心之江南,以便利商賈往來,貨物的集散和漕運,這更增強了洛陽在經濟上的重要性,故東都不僅是當時的陪都,而且還是關東的經濟中心城市,唐繼承隋朝,又有了新的發展,當時首都長安的糧食依賴於從洛陽的漕運,這也是洛陽作為隋唐東都的重要原因。 [1] 
近代國外將政治/行政和經濟功能拆分的情況也頗為常見,如拉各斯、阿比讓、達累斯薩拉姆都有“經濟首都”的稱號,繼續行使全國經濟、金融中心職能。 [20] 

陪都軍事原因

南宋臨安府 南宋臨安府
皇帝或政府因巡幸或躲避戰亂臨時住過的地方。 [1]  統治者因巡幸或躲避戰亂臨時住過或長期因戰爭遷駐辦公的地方,為了紀念而建陪都,這種情況下的陪都往往就是臨時首都或實際首都。如唐朝的南京成都、南宋的杭州(臨安府)、“中華民國”的陪都重慶等。安史之亂爆發後,叛軍攻陷京師長安,唐玄宗西幸成都,至德二年(757年)設置的南京,根據《新唐書》志32記載,“成都府蜀郡,赤。至德二載曰南京,為府,上元元年罷京”。 [1] 
宋室南遷,於公元1138年定都杭州,改稱臨安。臨安原為地方政權吳越國(907~978年)的都城,由於其經濟基礎好,被選定為南宋都城,此後便擴建原有吳越宮殿,增建禮制壇廟,疏浚河湖,增闢道路,改善交通,發展商業、手工業,使之成為全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直至公元1276年南宋滅亡,前後共計一百三十八年。南宋之臨安,雖然在政治地位上仍然是陪都或者行在,但是實際上由於南宋偏安一方,收復北方無望,所以,臨安實際上充當了南宋首都的職能,成為南宋實際上的首都。

陪都特殊情況

以色列法定首都耶路撒冷 以色列法定首都耶路撒冷
有些”多首都”有其實而無其名,如沙特的塔伊士、吉達實際行使外交和夏季行政中心職能,卻並無正式“名分”,波黑政府和國會所在地都在巴尼亞盧卡,但這個國家的法定首都卻是薩拉熱窩;也有些“多首都”則正相反,有名無實,如貝寧的波多諾伏由於和經濟首都科托努緊挨着,實際上幾乎成了同一座城市,政府、國會、司法機關所在地和使領館駐地,如今都已搬到了科托努,波多諾伏這一“行政首都”已徒具其名。還有極個別“多首都”是特殊情況造成的,如以色列實際上首都在耶路撒冷,但由於國際社會不承認以色列對整個耶路撒冷的統治權,因此大多數外交使團都留在特拉維夫,且只承認特拉維夫為以色列首都。 [14]  [14] 

陪都著名陪都

陪都西周洛邑

西周時期,周公為了加強對東方的控制,在洛邑設置陪都,西周洛邑奠定了中國歷史上的陪都制度,此後大王朝都沿襲了這一制度,直到清末; [1] 
西周時期主要有三個都城同時並存,即岐周、宗周豐鎬、成周洛邑,三座都城建立的時間不同,其方位也是依次向東。這三座都城及其政治地位的不斷變化,構成西周時期複雜多變的都城體系。其中,宗周豐鎬是西周都城體系中重要的一環,是主都。三座都城建立的時間不同,其方位也是依次向東。岐周是古公直父率領周族從豳遷到周原(關中西部)建立的都城;三世之後,即到周文王時期,在關中中部地區的豐建立都城,後來周武王又在豐以東灃河東岸建立鎬,是為宗周;成王時期,在“天下之中”的洛邑建立了成周。 [21] 
岐周是周人作為方伯時期的政治中心,是周人崛起的“聖都”;宗周的建立,實現了周人做“天下共主”的政治理想,是周人稱霸天下的政治中心,是周人作為天下共主的主都;成周是是輔助周人管理東方,進而有效統治天下的政治中心之一,是周人的陪都。
近代以來,隨着對西周青銅銘文研究的不斷深入,大部分學者也指出,宗周在金文中專指鎬,具有明顯的宗教和政治意義,與“鎬”單為都邑之名有着很大不同。 [21]  既然我們把豐、鎬視為一體,因此,對於宗周的界定就不能僅僅侷限於鎬,事實上,到西周中晚期,隨着豐的宗廟設施的持續應用和不斷齊備,“宗周”的區域概念已經擴大,豐和鎬一帶都可稱之為宗周,如《詩經·小雅·正月》雲:“赫赫宗周,褒姒滅之。
宗周都城地位的演變包括接受述職朝見、宗教祭祀、發佈命令等,完全體現了宗周作為一個主要都城應具備的職能。
第一,周王接受王臣和諸侯述職、朝見的活動。
如:乍冊魑卣“唯公大(太)史見服虞宗周年”,是指公太史到宗周述職性地朝見周王;匡侯旨乍又始鼎中的“匡侯旨初見事於宗周”則是指第二代燕侯旨第一次到宗周朝見周王;麥方尊記述了邢侯到宗周朝見周王的活動;柞伯簋也記載了柞伯到宗周朝見周王的事蹟;宗周鐘銘文則説明周王不僅在宗周會見王臣、貴族,還會見外夷。
[21]  第二,周王的重要宗教祭祀活動。
獻侯鼎、史叔隋器有王大襄於宗周的記載,士上盂有“王大{|翦於宗周”、郭伯取簋有“寮於宗周”,同簋、克簋、大克鼎、善鼎、越簋等有周王“各”的祭祀活動,柞伯簋記載了周王在宗周舉行大射禮,其中,“大章”、“大檎”是周王舉行的高規格的祭祀行為。
第三,周王向臣下發布命令的活動。
小克鼎、史頌鼎、宗周鐘、班簋、母簋等均有周王在宗周發佈命令的記載。
由上述周王及諸侯、王臣在宗周的活動可知宗周是西周的政治中心,是周王長住之地,是西周的主要都城。
宗周豐鎬的政治中心地位即主都地位在西周一代應是比較穩固的。與陪都成周相比,雖然成周洛邑是天下之中,地理位置比較優越,它逐漸成為西周政權在東方的一個代理中心,但宗周豐鎬的主都地位依然牢固。如,士上蠶、小克鼎、史頌鼎、晉侯穌編鐘四器銘文均同時提到宗周與成周:士上盂銘文記載周王在宗周舉行“大榆”的祭祀典禮,命令“士上果史黃殷於成周”;小克鼎銘文記載周王在宗周命令“善夫克舍令於成周”;史頌鼎銘文也有周王在宗周,令“史頌……於成周”;晉侯穌編鐘記載周王由宗周出發到成周指揮戰爭。
由此來比較,宗周與成周的主、陪地位應是毋庸置疑的。 [21]  發展到東周初年,由於戎狄入侵和宗周的殘破,成周終於成為主要都城。

陪都東漢南陽

在東漢時,南陽是光武帝劉秀發跡之地,故南陽有“南都”、“帝鄉”之稱。南陽在東漢時是陪都,因為漢光武帝劉秀起兵於此,並娶了南陽有名的美女陰麗華為皇后,二十八宿(劉秀的二十八員大將)故鄉大部分在南陽,南陽是僅次於東漢首都洛陽的全國第二大城市。

陪都隋唐時期

丁海斌、王立強《談中國歷史上最典型的主輔搖擺期》認為:
煬帝遷都,大興與洛陽主輔關係發生了改變,大興成為陪都,洛陽成為都城。 [8] 
唐承隋東西兩都之制, 仍以長安為京師, 洛陽為陪都 。因此, 長安所在之關中地區置京畿道, 但轄區作了調整。洛陽所在之河洛地區置都畿道, 轄區較隋之河南郡擴大了些。京畿道系分關內道及山南道之部分地區而建置的, 轄京兆府及岐、同、華、那、商、金六州。都畿道系分河南道及河北道之部分地區所建置的, 轄河南府及陝、汝、鄭、懷四州。兩道地域接壤相連, 和隋代一樣亦為兩都通圻之制。所以唐代京畿區域實際上應為京畿道與都畿道組合而成的 。 [1] 
隋唐時期,由於經濟中心逐漸東移,隨着大運河的開通,隋唐京師長安需要四方供給,隋唐在洛陽設置東都。隋唐洛陽城面積為47平方公里,是僅次於長安城的全國第二大城市,隋煬帝武則天時期還曾短暫營建並遷都洛陽。唐末朱温亦曾遷都洛陽。唐朝定都長安,但仍重視洛陽。洛陽的地理和戰略位置十分重要,李世民(太宗)繼位後,重新提升洛陽的政治地位,下令重修洛陽宮。到顯慶二年(公元657年),唐高宗建都洛陽,稱“東都”。但這與隋煬帝遷都洛陽的性質並不一樣。《隋書·禮儀志》記載,隋煬帝“既營建洛邑,帝無心京師,乃於東都固本里北。”可見,隋煬帝已無心大興城,於是決議遷都洛陽。而據《全唐文》記載:“洎乎我唐,高宗以伊洛勝概,每樂巡幸,遂成都洛。”而《舊唐書·禮儀志》記載,唐高宗“卜洛之初,既須營建,又以遷都未決,因議兩留。”可見,唐高宗並未徹底遷都,而是兩都共存。
隋人繼承東漢發展營國制度體系王畿之制的傳統, 結合其時形勢需求, 建置了隋王朝的京畿區域。他們首先按照當時政治上強化對南方的統治, 經濟上仰給南方對北方補充的要求, 採取東、西兩都制。以新營建之大興城( 長安) 為京師, 洛陽為陪都( 東都),洛陽位於全國中心地區, 且較接近江淮, 可以利用大運河航運之便, 加強對南方控制, 而且更可補充長安給養, 吸取江南財富以調劑北方之不足, 藉以增強長安地區的經濟實力。可見此時的洛陽, 已成為西北南下的政治勢力與東南北上的經濟勢力之交匯點, 地位非常重要.從建都意識論, 洛邑本為周公經營的東都, 建陪都於此, 亦是以體現繼承文武周公之道的統治正統之意。 [1] 
丁海斌《中國古代陪都史》認為:
隋朝實行東西二京制,首都大興城(長安),陪都洛陽。隋初洛陽的地位還不能和首都相提並論。東京洛陽地位的真正凸起,是在煬帝統治時期。
大業元年(605年)的春天,楊廣命越國公楊素領營東京太監,於洛陽舊城西十八里處另建新城,稱東都。為了修建這座都城,每月徵發丁夫兩百萬人,星夜趕工,十個月就建成了。隋煬帝把舊城的居民和各地的富商大賈,遷到這裏居住,他自己也常住洛陽,洛陽便成了政治、經濟的中心。
由於迄今為止並沒有明確的史料記載煬帝時期取消長安首都的地位。因此,洛陽在隋煬帝時期仍然是陪都,但其實際地位和功能遠超其名,起到了實際首都的作用。為什麼歷史上洛陽多次成為地位崇高的陪都呢?而且主要發生在中國封建社會的中期?前者是因為其地理、歷史、經濟等多方面因素造成;後者則是因為中國封建社會的中期也是政治中心從西向東轉換的過渡期,洛陽的實際地位已經逐漸超越長安。但由於種種原因,暫時還未正式成為首都。於是,就成了實際地位超越首都的陪都。 [22] 
隋代時洛陽作為陪都在某些時間裏實際地位超越了首都大興。而到了唐代,洛陽的地位依然尊崇。儘管唐朝曾實行五都制、三都制等多都制,但在所有陪都中洛陽無疑是最重要的,其地位與國都長安相差無幾,兩京制是唐朝都城制度的主要體制。而且,在唐朝,甚至有時長安與洛陽主客倒置,洛陽在歷史上達到了陪都地位的最高峯。
唐初期,廢東都為洛州,降為洛陽都督府。貞觀六年(632年),正式改稱洛陽宮,這個是唐開始經營唐東都的第一個階段。這也是中國古代陪都發展史上一個特殊階段,非都而宮,只是有行宮,還不是標準的陪都,但已有了一定程度上的陪都含義,其地位和功能並不同於普通的中心城市。
唐朝宰相杜佑的著作《通典·州郡典·卷第一百七十七·河南府》“隋初為洛州,煬帝之初,移都創制,復曰荊河州,尋改為河南郡,置尹。大唐平偽鄭王充,置洛州。開元元年,改為河南府。凡周、漢、魏、晉、後魏、隋,至於我唐,併為帝都。”認為洛陽是並列為帝都,並無主次之分 [9-10] 
高宗死後,武則天臨朝稱制,這時的神都雖名義上仍是陪都,但實際地位和名號都高於京師長安了,這是中國歷史上僅見的陪都名稱之尊崇勝於京師者,神龍元年(705年),唐中宗李顯發動政變,復辟成功,他排除了武則天的政治干擾,把神都又改回為東都,洛陽恢復為正常意義的陪都。 [22] 
隋唐時期總體上以長安、洛陽為首都,太原、鳳翔、成都等為陪都。 [5]  [23] 
公元581年,隋文帝楊堅稱帝,定都大興(今陝西省西安市)。公元605年,隋煬帝即位,下詔遷都洛陽,稱“東京”。《隋書·列傳·卷三十三》:“煬帝即位,遷都洛陽,以愷為營東都副監,尋遷將作大匠。愷揣帝心在宏侈,於是東京制度窮極壯麗。”史料明確記載隋煬帝是“遷都洛陽”,而不是設洛陽為副都。據此,遷都之後,東京洛陽便取代了京師大興的首都地位。但仍然保留大興的京號,並未罷京,而是派官長期留守,是為留都,乃陪都形式之一。降格為陪都後,隋煬帝西巡時亦曾駐蹕於此。隋煬帝大業元年(605年),東京洛陽城營建,用時十月,次年春已建成,“製造頗窮奢麗,前代都邑莫之比焉”,城市總體格局已經形成。而直到大業九年(公元613年)才始築大興外郭城部分城垣,至此大興城的總體格局才基本形成。 [23]  這與近代日本都城演變頗為相似。1868年,日本遷都江户,稱“東京”,但仍然保留舊都 [京都] 的京號,並未罷京,而東京已成為事實上的首都。 [23] 

陪都北宋洛陽

趙匡胤建立宋朝之後 ,定都於汴梁 ,同時又設立西京河南府、南京應天府和北京大名府作為陪都 ,並按照汴梁的模式 , 在這些陪都中設置了相應的機構 ,如御史台、國子監等。這些清閒衙門對一些願意遠離政治中心的 官員有着很強的吸引力。 [11] 

陪都明代南京

明朝自從明成祖遷都北京後,南京成為明朝的陪都。它以六朝建康城偏南,包進了秦淮河、石頭城.宋、元基本上沿南唐城舊規.明建都時,保留元的舊城區為居民、商業區,另在舊城外東側富貴山南填燕省湖新建皇城和宮城、衙署,然後東臨鐘山麓,北沿玄武湖兩岸、西岸,西循獅子山、馬鞍山、清涼山西側,南抵舊城南城一線,用了21年時間築成一條全長343公里的磚城牆,把建康城、石頭城、南唐江寧城舊址和富貴山、覆舟山、雞籠山、獅子山、清涼山等都包在城內.南京城的規劃突破方整對稱的傳統都城形制,根據地理條件和當時的實際需要,基本保留和利用舊城,增闢新區.城區東為皇城,中為居民市肆區,西北為駐軍區,各區互不干擾.城市的形式及道路系統呈不規則形狀.明初南京城的居民人數據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統計為47萬.城內外駐軍42個衞,約20萬人,明成祖登基以後,開始營建北京並遷都北京,南京城成為“留都”。

陪都清代盛京

瀋陽故宮 瀋陽故宮
清朝入關後,以盛京為陪都。 [12]  清朝入關後,又於1680年(康熙十九年),在城外增築關牆,高七尺五寸(2.79米),周圍三十二里四十八步(16.080公里),面積為11.9平方公里。為不規則的抹角圓形,夯土築造,設八個關門,關門較簡單,磚砌二個門柱,上有一橫枋,上蓋為起脊灰瓦。八關即八個邊門,即:撫近門外大東關的大東進門,內治門外小東關的小東邊門;德盛門外大南關的大南邊門,天佑門外小南關的小南邊門,懷遠門外大西關的大西邊門,外攘門外小西關的小西邊門,福勝門外大北關的大北邊門,地載門外小北關的小北邊門。這樣,瀋陽城就有了“八門”、“八關”的區劃.從城牆到關牆之間的地帶叫做“關廂”,當時住在關廂裏的多是所謂“伊徹滿洲”,即新滿洲。明確劃分八旗居住界限,撫近關內及大東關為鑲紅旗界,內治門內及小東關為正紅旗界,德盛門內及大南關為鑲黃旗界,天佑門內及小南關為鑲藍旗界,懷遠門內及大西關為鑲白旗界,外攘門內及小四關為正黃旗界,福勝門內及大北關為正藍旗界,地載門內及小北關為正白旗界。康熙、乾隆年間,城垣、城樓、角樓又經過重修擴建,使瀋陽城更加雄偉壯觀。 [12] 

陪都民國重慶

陪都重慶 陪都重慶
1940年9月6日,國民黨政府發佈《國民政府令》,正式頒令“明定重慶為陪都”、“還都以後,重慶將永久成為中國之陪都”;這既明確了重慶擔負“戰時首都”的法律地位,也宣示了即使還都南京後,重慶作為陪都的地位也不會改變,即“永久陪都”。 [24] 
抗戰時期,隨着國民政府、國民黨中央遷抵重慶,我國東部沿海地區眾多的工礦企業、文化教育機關、大中學校、學術團體等也紛紛西遷重慶;中共中央代表團以及戰前持不同政見、不同治國主張的各民主黨派中央機關和主要領袖也相繼抵達重慶;先前來往、散居於全國各地的大批豪士俊傑和社會名流也匯聚於此。重慶,由一座古老的內陸城市一躍而成為國民黨中央、國民政府的所在地,國民黨統治區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教育、外交和社會的統治與活動中心,以國共兩黨合作為基礎、各抗日民主黨派參與其中的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重要活動舞台,世界反法西斯戰爭遠東戰場的指揮中心。 [25] 
國民政府遷都重慶後,市區人口急劇增加,市面日益繁華。為應對日機的頻繁轟炸,減少損失,避免無謂犧牲,政府當局開始向重慶市郊疏散人口,從而使得環重慶周邊的一些地區也漸次繁榮起來。 [25] 

陪都荷蘭海牙

海牙(荷蘭語:DenHaag)是荷蘭第三大城市,在阿姆斯特丹鹿特丹之後,人口47萬2千人(2005年1月1日)(大海牙地區約70萬人),面積約100平方公里。海牙位在西荷蘭的南荷蘭省,同時也是該省省會。雖然海牙並不是荷蘭的首都,因荷蘭憲法規定首都是阿姆斯特丹,但它是荷蘭中央政府所在地,而且碧翠斯女王居住在海牙並於此辦公。所有的政府機關與外國使館都位於此,另外最高法院和許多組織也都在此辦公,例如荷蘭城市自治協會VNG。海牙於1248年由當時的荷蘭伯爵、德意志國王神聖羅馬帝國皇儲威廉二世所建立。他在荷蘭海岸旁的樹叢裏建立了一座城堡,以便舉行加冕典禮。在他加冕之前,他在一場戰役中陣亡,而那座城堡並未完工,但城堡的一部份仍然存在,被稱作Ridderzaal(騎士館)。“騎士館”仍然會用於政治場合。例如皇室的年度演講就是在城堡的王位上發表。之後,荷蘭的貴族就以海牙作為他們的行政中心。海牙的荷蘭語本名“DesGravenHage”在字面上的意思是“伯爵的樹籬”或是“伯爵的私人圍場”。當時荷蘭一些有影響力的城市,如萊頓台夫特及多爾德雷赫特,因當時的海牙細小且影響力低,否決了以海牙作為行政中心的方案。這政策從未改變,因此海牙至今仍然是無首都之名的政府中心。

陪都大馬布城

馬來西亞布城 馬來西亞布城
馬來西亞布城是一個新興的行政城市,布城也稱布特拉加亞 (Putrajaya)是馬來西亞的聯邦行政中心。JAYA的馬來文是“成功”之意,布城就是象徵欣欣向榮的理想城。這個“智慧型花園城市”保留着馬來西亞的傳統遺產精粹,其中至少三分之一的地區仍然保留着大自然的翠綠景色,林園、湖泊及濕地,是馬來西亞珍貴的綠色瑰寶遺產。
布城於2001年2月1日成為馬來西亞的第三個聯邦直轄區。它位於馬來半島中部,居於吉隆坡市與吉隆坡國際機場之間,相距兩地各約40公里。整個城市面積廣闊,山林起伏,宏偉壯觀,其中70%是綠地,紅花綠葉相映,環境清幽宜人。經過近6年的規劃建設,現已是頗具規模的一座現代化新興城市,也成為馬來西亞一處最新的旅遊景點。馬來西亞首相署和政府各部已遷入布城辦公,住宅區、商業區、文化、休閒設施和交通體系已基本配套。
參考資料
展開全部 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