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

趙匡胤因其發跡在宋州（今河南商丘），故正式國號曰“宋”，因皇室姓趙，故也稱作趙宋， ^[14]  又因五德終始説，宋朝為火德，故又別稱火宋、炎宋， ^[15]  尊稱為大宋。由於疆域相對於後來的南宋而言位置靠北，故又稱之為北宋。

趙匡胤在擁立郭威當後周的皇帝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遂被擢升為東西班行首，成為禁軍軍官。後周廣順三年（953年），郭威派趙匡胤到滑州充任副指揮使。此時正趕上郭威的養子柴榮 ^[17]  被封為晉王，擔任開封府尹。柴榮和趙匡胤曾在軍中共事數載，深知趙匡胤英武、機靈，就把趙匡胤留在身邊，讓他改任為開封府馬直軍使。 ^[18] 

顯德元年（954年），郭威去世，養子柴榮繼位，是為周世宗。顯德六年（959）六月，柴榮在開封去世，年僅7歲的兒子柴宗訓繼位，軍國大政只好由大臣決斷。此時，趙匡胤已經掌握軍隊大權，還把一些重要將領拉攏到自己的身邊，與楊光義、石守信、李繼勳、王審琦、劉慶義，韓重贇、劉守忠，劉廷讓、王政忠等結為“義社十兄弟”。其幕下，弟弟趙光義，幕僚趙普，李處耘等。 ^[18] 

後周顯德七年（960）正月初一，鎮、定二州刺史派員進開封向朝廷送來緊急戰報，稱契丹與北漢聯合大軍掠境，請求朝廷出兵禦敵。宰相範質、王溥未核實軍情，倉促派遣趙匡胤率領宿衞禁軍前往抵禦。 ^[18]  都點檢趙匡胤在出兵北伐的途中，策劃黃袍加身，逼柴宗訓退位，建立了宋朝，史稱北宋，這就是陳橋驛兵變。

在當時，除了剛建立起來的宋朝之外，還同時存在着後蜀、南漢、南唐、吳越、北漢等割據勢力。 ^[19]  於是自宋朝建國伊始，趙匡胤便開始了統一全國的進程。北宋先後消滅南平（荊南）、後蜀、南漢三國，又於開寶八年（975）擊敗了勢力較為強大的南唐。此後，吳越與福建、漳泉等地的地方勢力紛紛“納土”於宋朝，後滅北漢基本統一全國，使紛亂的時局逐漸結束。 ^[19] 

開寶九年（976）十月十九日夜，趙匡胤召弟弟趙光義進宮飲酒，當時趙匡胤身體很好，酒後困頓，就躺下休息。宦者宮女皆被屏退離開，趙光義自己來照料皇兄。眾人只遠遠看見趙匡胤和趙光義説了一些話，接着蠟燭光影搖晃，似乎趙光義離席退避，隨後聽到玉斧戳雪之聲，聽見趙匡胤高聲説：“好為之，好為之”。天快亮時，趙光義急喚人，叫皇子都來，説趙匡胤已經逝世。 ^[20]  二十一日晨，趙光義就在靈柩前即位，且一反次年改元的慣例，立刻改元太平興國。

在五代十國的後晉時期，後晉皇帝石敬瑭曾把北方的幽雲十六州割與契丹族所建立的遼國。為了收復幽雲十六州，北宋與遼國進行了長期的戰爭。自宋太宗起，北宋曾多次與遼交戰，但一直未能收復失地。景德元年（1004），宋戰勝遼，宋真宗與遼國在澶州定下了停戰和議，約定宋遼為兄弟之邦 ^[21]  ，規定宋每年贈遼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 ^[22]  自此，中國北方才有了少許安寧，宋、遼的這次結盟被後世稱之為“澶淵之盟”。慶曆二年（1042年），又增銀十萬兩、絹十萬匹，並改“贈”為“納”。北宋每年向遼交納“歲幣”，雙方互不侵犯。這次結盟後，北宋因為邊疆戰事危機的解除，國內經濟發展得到了長足的發展。後來神宗時又割河東地七百里。 ^[22] 

澶淵之盟是北宋與遼經過多次戰爭後所締結的一次盟約。對於北宋來説，“澶淵之盟”是個平等的合約，微不足道的歲幣換得長時間的和平，可以將主要的精力實力放在內政建設和西北的戰事上。對於遼來説也是一個很合適的條約，當時的遼內部暗流湧動，及時從南方宋政權的糾纏中脱身是明智之舉。從整個中華民族發展的歷史來看澶淵之盟有其積極的一面它結束了遼宋之間幾十年的戰爭，使此後遼宋邊境長期處於相對和平的狀態，有利於邊境地區的生產和發展，從長遠來看，也有利於中國各民族的發展和融合。 ^[22] 

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年）到慶曆二年（1042）期間，西夏皇帝元昊對宋又發動多次大規模的軍事進攻，雙方損失都很大，結果在慶曆四年（1044）訂立和約。史稱慶曆和議。和議規定：元昊取消帝號，接受宋朝冊封；宋方每年給西夏銀7.2萬兩，絹15.3萬匹，茶3萬斤，稱“歲賜”；開放雙方邊境貿易等。慶曆和議訂立後，西北邊境平靜了20多年。 ^[23] 

早在宋太宗、真宗時期，已有一些人就提出了變法的主張。宋仁宗天聖三年（1025），范仲淹上書朝廷，主張改革政治。兩年後，范仲淹在應天府掌教書院時，又有《上相府書》，提出同樣的建議，但未被採納。慶曆年間，宋仁宗迫於形勢，責成參知政事范仲淹等人提出改革的意見。慶曆三年（1043）九月，范仲淹向仁宗上了一封《答手詔條陳十事》的奏疏，指出當時的情況是內憂外困，不能不加以改革，並提出十項改革主張，包括整頓吏治、培養人才、發展生產、加強武備等四個方面內容，而以整頓吏治為中心，以裁減冗官、選拔“賢能”為整頓吏治的手段。 ^[23]  他認為有了“賢能”的官吏，就能夠搞好政治，使百姓“各獲安寧，不召禍亂”，緩和社會矛盾。同年，仁宗頒佈了幾道詔令，推行了范仲淹等人的主張，即所謂“慶曆新政”。但變法主張觸犯了一部分官僚地主的利益，一開始便引起保守派的強烈反對，僅僅一年左右，范仲淹等人就相繼被迫離職，變法隨之流產。 ^[23] 

內外交困的局面使一部分比較開明的統治者要求變法改革。北宋經仁宗、英宗至神宗時期社會趨於穩定，經濟規模空前，文化更是盛極一時。1067年，宋神宗即位，決心變法。熙寧元年（1068），王安石被召到開封，主持變法工作。熙寧二年（1069）任用王安石為參知政事，推行新法。變法派形成了呂惠卿、章惇、蔡確等為變法派中堅力量的體系。趙頊和王安石的新政策在熙寧二年以後陸續實行。 ^[24] 

熙寧二年春，設“制置三司條例司”，議訂變法。概括而言，新法內容大體可分為兩方面，即“富國”和“強兵”。 ^[25] 

但由於保守勢力過於強大，王安石兩次推行新法，均以失敗而告終。哲宗元祐年間，英宗皇后高氏徹底廢除了新法，宋朝又恢復了原先的統治方式。至此，北宋開始走向衰亡。 ^[24] 

新法客觀上符合農民和中小地主的利益，相對地壓制了大官僚地主富商。但是這一斗爭最後是失敗了。而且後來演變成官僚集團爭奪權利的鬥爭，完全失掉改革的意義。新舊黨人的紛爭一直延續到北宋滅亡。 ^[24] 

此後，宋神宗為了緩和統治集團內部的矛盾，將抑制官僚地主的措施內容加以削弱，更多地重視增加賦役收入和加強軍備的措施，試圖改變對外被動挨打的弱勢，取得對遼、夏戰爭的勝利。 ^[24] 

元豐年間，由於北宋兩次對西夏戰爭都以失敗告終，宋神宗遂於元豐八年（1085）憂忿而死。

宋神宗死後，他年方十歲之子宋哲宗即位，哲宗的祖母高太后垂簾聽政，起用司馬光做宰相，新法全部被廢掉，變法派人物被斥逐流放。史稱“元祐更化”。哲宗親政後，重新起用變法派章惇為相，恢復新法。 ^[24] 

宋徽宗趙佶繼位後，面對已經成為強弩之末的北宋王朝，開始整頓朝政。可是一年以後，逐步懈怠政務，導致了北宋王朝的滅亡。 ^[4] 

宋徽宗為解決財政困難，於政和元年（1111）設立“西城括田所”，專事搜刮民財。梁山泊的農民和漁民交不起沉重的賦税，只有武裝抗租抗税，所以梁山泊成了農民武裝起義的據點。宋江領導的農民起義最初即以梁山泊作為據點，堅持了四五年的鬥爭，直到宣和元年（1119）才正式宣佈起義，隨後離開梁山泊，轉戰於河北、山東一帶。宣和三年（1121），宋江率起義軍乘船來到海州，陷入宋軍重圍，走投無路之下，投降了北宋。 ^[4] 

由於北宋末年官吏的腐敗，人民紛紛起兵反抗。方臘於宣和二年（1120）10月率眾在今安徽歙縣七賢村起義，建立了包括江蘇、浙江、安徽、江西的六州52縣在內的農民政權。在當時影響很大，宣和三年夏起義失敗，方臘被俘，被朝廷處死。方臘起義嚴重打擊了宋王朝的統治。 ^[38] 

早在政和元年（1111年），宋徽宗派大宦官童貫出使遼朝，瞭解遼朝的政治形勢。童貫在這次出使過程中，遇到了燕人馬植，向童貫獻策取燕，深受童貫賞識，被童貫改名為李良嗣，帶回開封。李良嗣向宋徽宗陳説遼天祚帝的荒淫和政治腐敗，女真對遼恨之入骨，如能從登萊過海，與女真族結好，相約攻遼，則燕地可取。宋徽宗對此非常高興，又賜姓趙，開始了謀取燕京的一系列活動。 ^[39] 

當遼朝在金兵的進攻下，處於岌岌可危之時，宋徽宗、蔡京等人以為聯合女真夾擊遼朝，進而收復燕雲十六州的時機已成熟。於是，重和元年（1118）宋廷以買馬為名，遣使從登州渡海到遼東，同金朝商議共同伐遼的事宜。宣和二年（1120）宋再遣趙良嗣等使金，遂與金訂立“海上之盟” ^[40]  。 ^[39] 

遼朝滅亡後，金朝即乘勝侵犯北宋。東京城破，開封軍民抗敵情緒很高，要求參戰的人達30萬之多。金軍不敢貿然進佔全城。於是提出“和議”，向宋王朝勒索 ^[41]  。宋欽宗派宰相何慄去金營乞和，完顏宗翰和宗望卻要宋欽宗親自到金營商議割地賠款之事，宋欽宗不得已進了金營求降，獻上降表，並秉承金人的意旨，下令各路勤王兵停止向開封進發，對自發組織起來準備抵抗的民眾進行鎮壓，然後金軍大肆搜刮宋朝宮廷內外的府庫，以及官、民户的金銀錢帛。 ^[39]  當時正是嚴冬季節，大雪紛飛，被擄掠一空的開封人民遭受飢寒無情的襲擊，凍死、餓死的人不計其數。宋朝腐朽統治者的投降政策，使開封人民遭受難以言狀的災難。 ^[42] 

靖康二年（1127）正月，金軍先後把宋徽宗、宋欽宗拘留在金營，二月六日金主下詔廢宋徽宗、宋欽宗為庶人，另立同金朝勾結的原宋朝宰相張邦昌為偽楚皇帝。四月初一金軍俘虜徽、欽二帝和后妃、皇子、宗室、貴戚等3000多人北撤。宋朝皇室的寶璽、輿服、法物、禮器、渾天儀等也被蒐羅一空滿載而歸。這就是歷史上的“靖康之變”，北宋由此滅亡。 ^[39] 

靖康二年，徽欽二帝及在開封的宗室3000餘人被金兵擄走，宋徽宗第九子，康王趙構因為被委派為河北兵馬大元帥出外招兵而免於此難，不久在應天登基，金兵繼續追殺，他逃到了揚州，後來又被逼無奈，出海逃亡，最後在臨安（今杭州市）落腳，暫時穩定下來。之後建立了南宋，是為宋高宗。徽、欽二帝被掠去後，於1135年和1156年死於金國。 ^[39] 

北宋地圖（公元1111年）(14張)

宋朝與遼國的疆界長期穩定在雁門山-大茂山-白溝一線。由於失去燕雲十六州的屏障，朝廷只能在邊界上廣植柳樹。與西夏的作戰方面，宋神宗力圖開拓疆土，取得了綏、熙、河、洮、岷、蘭等州。宋哲宗時又進一步取得了湟水流域，洮河上游與貴德一帶的土地。崇寧三年（1104）宋廷置隴右都護府收復河湟，宣和三年（1121）西安州、懷德軍又被西夏所取，宣和五年（1123）宋室重金向金國贖回幽雲七州 ^[5]  ，宋朝也在與大理交界處設立了黎、敍、瀘、黔、邕等州。

北宋規定州郡長官不能兼任一個州郡以上的職務，並且州郡的兵權、財權和司法權也歸朝廷。又規定州郡長官由文臣擔任，長官之外另設“通判”，使其互相牽制。後來，又把全國州郡劃分為十五路，陸續在各路設轉運使、提點刑獄、安撫使、提舉常平等司，統稱“監司”，也都由文臣擔任，只是安撫使有時用武人。路、州、縣的官員都由中央官兼攝，屬於臨時指派的性質，所謂“以京、朝官權知，三年一替”。這樣，地方長官的權力分散，任期又短，武力削弱，無法與朝廷對抗。

宋朝的政治體制大體沿襲唐朝的政治制度，但宰相不再由三省長官擔任，而是另以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為宰相。又增設參知政事為副相，通稱執政，與宰相合稱“宰執”。宋朝的相權大幅萎縮，僅負責行政職能。中書門下與樞密院合稱二府，掌文武大權。又設鹽鐵、户部、度支三司，主管財政大權，號稱計省。這樣三司、宰執、樞密使三權互相制衡，因此削弱了相權，加強了皇權。宋朝還在御史台之外增設諫院和置諫官，這些都是監察機構，負責彈劾等事宜。經過這番改革，而皇帝便可以總攬大權。

北宋政府採用分化事權的方式，將宰相職位由多人擔任，同時還設置了樞密使、參知政事、三司使，來分割宰相的軍、政、財權，使皇帝掌握的權力超過了歷朝歷代。

宋朝還實行官銜與實際職務分離的官吏任用制度，即“官、職、差遣”制度。官即官名，如尚書，侍郎之類，只是一種虛銜，作為敍級、定薪俸之用；職亦稱貼職，是授予一部分文官的榮譽銜，並無實際職掌，如學士、直閣之類；差遣才是官員所擔任的實際職務，故亦稱職事官，樞密使、三司使等，屬於此類。一般官員則在所擔任的職務之前，冠以“判、知、權、管勾、提舉”等字眼，如判寺事、知州、提舉常平等，以示差遣。這樣做的目的也是為了中央集權。

北宋加強中央集權的措施，對解決中唐、五代以來藩鎮跋扈的局面，對維護國家統一，起了重要的作用，在客觀上也有利於社會經濟的發展。但是，這些措施雖然解決了中央與地方藩鎮的矛盾，卻種下了“積貧積弱”的禍根。

北宋通過改革，採取了以文立國的國策，實行文人統治。宋太祖把科舉制度作為人才選拔的基本制度，無論寒門士子，還是農桑人家，學而優者，均可以出入廟堂。文官出任中央及各地最高行政長官，地位居於武官之上。軍隊是軍無常帥，帥無常軍。

由於宋代皇帝都能較好地執行太祖訓，大臣和文官也敢於發表意見，使皇權得到一定的束縛，大臣參與決策與執行政策的權力比前朝都大。廟堂之上，君臣爭論不已；江湖之中，書生指點江山。這種開明的政治氣氛，造成知識分子政治上有理想、文化上有創新、道德上有追求、生活上有保障。這種比較開明的政治為他朝罕有，也為宋朝的迅速發展提供了有力的保證。

在科舉方面，宋太祖打破常例，以殿試的方式對考生進行最終的考核。這樣一來，北宋王朝的官僚階級隊伍得到了壯大，從中出現了一大批優秀的政治家，鞏固了政權。

北宋建國後，就逐漸採取許多措施，嚴格考試程序，增加錄取名額，提高被錄取人的待遇，廣泛地吸收地主階級的知識分子參加政權。從宋太祖後期起，舉人經禮部試之後，必須再通過皇帝親自主持的“殿試”才算合格。這樣，被錄取的人便成為“天子門生”。 ^[43] 

宋太宗在位21年，通過科舉而得官的將近一萬人。宋仁宗在位41年，單由進士一科而得官的就有4517人。沼帔數量龐大的地主階級知識分子成為封建國家的忠順臣僕，便鞏固了宋朝的統治基礎。 ^[43] 

五代時期談不到有司法制度，藩鎮跋扈，任意殺伐濫刑，視人命如草芥，刑部形同虛設。宋朝除在各路由提點刑獄掌司法，嚴格法制以外，還規定：凡死刑必須申報中央複審核准。司法制度有所恢復，大權基本收歸中央。

趙匡胤定都開封，稱東京，從舊制設西京河南府（洛陽），宋真宗設南京應天府（商丘）為陪都，宋仁宗設北京大名府。此後，開封成為全國政治、經濟、交通、文化的中心，開封是當時世界上最繁華的商業大都市，首都東京、西京和南京人口均超過一百萬，成為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市內手工業作坊眾多，街道兩旁商店、旅舍、貨攤林立，人來車往，十分熱鬧。

在宋太祖趙匡胤建立宋朝之初，為了避免中晚唐藩鎮割據和宦官專權的亂象，他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方針。首先在軍事方面，建隆二年（961年），他以“杯酒釋兵權”的方法，解除了石守信、王審琦等一批手握重兵的節度使將對軍隊的控制，並設立中央禁軍，將各地精兵收歸京城禁軍管轄，同時規定，禁軍不再設置最高統帥，罷殿前都點檢、副都點檢及侍衞馬步軍正副都指揮使的職位，而且把禁軍兩司（殿前司和侍衞馬步軍司）分為“三衙”，即殿前司與侍衞馬軍司、侍衞步軍司，鼎足而立。 ^[44] 

三衙的將領則用一些資歷較淺容易駕馭的人來擔任，且時常加以調動。這些將領雖統率軍隊，而軍隊的調遣和移防等事則須聽命於樞密院同時，還實行“更戍法”，禁軍的駐屯地點，每隔幾年更調一次，而將領卻不隨之更動，使得“兵無常帥，帥無常師”，防止軍隊為將領所私有。從此結束了武人專橫跋扈的局面，使宋朝對軍隊有了完全的掌握權。 ^[3] 

為了加強中央集權，防止將領奪權。建隆二年三月，宋太祖削去了都點檢這個重要的禁軍職位。同年七月，宋太祖通過杯酒釋兵權解除了武官的軍權，禁軍的領導機構改為殿前司和侍衞司，分別由殿前都指揮使、步軍都指揮使和馬軍都指揮使統領。但是，三帥無發兵之權。宋朝在中央設立樞密院來負責軍務。樞密院直接對皇帝負責，其他任何官員都不得過問。而樞密院雖能發兵，卻不能直接統軍，這樣就導致了統兵權與調兵權的分離。同時，宋朝經常更換統兵將領，以防止軍隊中出現個人勢力。宋朝的兵力部署可謂“強幹弱枝”、“守內虛外”。

宋朝的軍隊分為四種，即禁軍、廂軍、鄉兵、藩兵。禁軍是中央軍，也是宋朝軍隊的主力。廂軍是各州的鎮兵，由地方長官控制。鄉兵則是按機關抽調的壯丁。藩兵是防守在邊境的非漢民族軍隊。 ^[44] 

北宋統治者按照“守內虛外”的政策進行軍事部署。禁軍有一半駐防在京師及其附近，其餘分戍全國各要衝地區，主要是為了鎮壓人民。邊境上只屯駐較少量的禁軍，對遼、西夏逐漸採取被動防守的方針。宋太宗曾這樣説：“國家若無外憂，必有內患。外憂不過邊事，皆可預防；惟奸邪無狀，若為內患，深可懼也。帝王用心，常須謹此。 ^[46]  ” ^[47-49] 

北宋時期，南方農民普遍使用龍骨翻車來灌溉，比龍骨翻車運轉力更大的筒車，也用來引水上山，灌溉山田。范仲淹的《水車賦》有“器以象制，水以輪濟”之句，就反映了這種有輪軸、利用水力或牛力推動的筒車。北宋政府兩次在耕牛缺乏的地區推廣“踏犁”。“踏犁”是一種較好的人力翻土工具，四五個勞動力的功效相當牛耕的一半。這對畜力不足地區解決耕田的困難起過一定的作用。 ^[3] 

在北宋的墓葬中，往往發現成組的鐵製農具，如犁、耬、耙、鋤、鐮等，其中耙、鋤等中耕農具較多，表明了農民對精耕細作的重視和耕作程序的增多。北宋農民還很注意積肥和施肥。他們在長期生產實踐中認識到，土壤的性質不同，應施用不同的糞肥。所謂“用糞如用藥”。當時對作物栽種的深淺疏密與產量高低的關係，也有所認識。禾譜、農器譜、農書、蠶書等農業生產知識的專著，紛紛出現，反映了農業生產技術的提高。 ^[3] 

宋太宗時，在河北地區修作陂塘，並修築長六百里的堤堰，設置斗門，引澱泊水灌溉，種植水稻，獲得豐收。 ^[50] 

南方地區水利興修的成績更為顯著，其中規模較大的有江北捍海堰、浙江捍海石塘、錢塘江堤、西湖等處。如錢塘江堤前後修築多次，以真宗時所修最有成效。這次修築，吸收五代時的經驗，把石塊裝在竹籠裏，堆砌成堤，堤外再打上木樁，增強了阻擋海潮沖刷的能力。西湖原灌溉良田千餘頃，年久堙廢。 ^[50] 

宋哲宗時，蘇軾任杭州知府，主持了西湖的疏浚工程，使附近農田均獲其利。此外，福建莆田縣的木蘭陂，也是當時著名的工程。木蘭陂有寬80米，高10餘米，長160餘米的大壩，可攔洪、蓄水、排灌，使萬頃農田旱澇保收。仍十分堅固，充分顯示了勞動人民的智慧和創造能力。 ^[51-52] 

北宋農民克服了自然條件的限制，因地制宜地在山地、江畔、海邊開墾出大片良田。圩田在南方有了進一步發展，規模有所擴大，如著名的蕪湖縣（今屬安徽）萬春圩即有田十二萬七千畝。此外，農民們還造出許多新型的田地，如山田、淤田、沙田、架田等。太宗時，全國耕地為三百一十二萬五千二百餘頃。真宗時，增至五百二十四萬七千五百餘頃。以後也不斷增加。

隨着北宋的統一，南北各地的農作物品種得到了交流。北宋初年，政府曾勸諭江南以至福建、廣東等地種植原北方主要糧食品種粟、麥、黍、豆等。水稻的優良品種也在各地推廣，其中最著名的品種“占城稻”從越南引進福建。後又推廣到江淮和北方。甘蔗、棉花、茶葉、桑麻等經濟作物的種植範圍也較前擴大。

北宋時期，手工業生產有很大進步，汴繡、宋繡尤為著名。當時，各種手工業作坊的規模和內部分工的細密程度，都超越前代。 ^[53]  生產技術發展顯著，產品的種類、數量、質量大為增加和改進。最傑出的要算是北宋時期的各種瓷器了。 ^[54] 

宋朝瓷器圖片(2張)

北宋的瓷器，不論在產量還是製作技術上，比前代都有很大提高。當時，燒造瓷器的窯户，遍佈全國各地，所造瓷器各具特色。 ^[55]  官窯、鈞窯、汝窯、定窯和哥窯，是北宋五大名窯。官窯的產品，土脈細潤，體薄色青，略帶粉紅，濃淡不一；鈞窯土脈細，釉具五色，有兔絲紋；汝窯則胭脂、硃砂兼備，色釉瑩澈；定窯以白瓷著稱，並能制紅瓷，其產品十分精美；章生一的哥窯及其弟章生二的弟窯盛產青瓷，產品被譽為“千峯翠色”。真宗景德年間，在江西新平設官窯，所造進貢瓷器的器底書“景德年制”四字，這就是後來馳名中外的景德鎮瓷器。

在瓷器上雕畫花紋是北宋時的新創，劃花用刀刻，繡花用針刺，印花用板印，還有錐花用錐尖鑿成花紋，堆花用筆蘸粉堆成凸形，再施白釉。宋瓷不僅是生活日用品，而且是精美的工藝美術品。北宋瓷器大量運銷國外，在亞非各地都有大量出土，證明瓷器是當時的重要輸出品。 ^[56]  宋瓷已成為中國古代著名的藝術品，而享譽海內外。

北宋時，金、銀、銅、鐵、鉛、煤的開採冶煉規模都相當大。重要冶鐵中心徐州東北的利國監，有三十六冶，礦工約四千人。江西信州及其附近盛產銅、鉛，“常募集十餘萬人，晝夜採鑿，得銅、鉛數千萬斤”。安徽繁昌冶鐵遺址中，有高約2米，面積達750平方米的廢鐵堆，反映了當時冶煉的規模。在開採冶煉規模擴大的基礎上，產品的數量大有增加。以銅和銀為例，宋神宗時歲課銅1400多萬斤，銀20多萬兩，照官府徵收十分之二税率計算，可推知年產銅7000多萬斤，銀100多萬兩，產量都超過唐朝數倍。另外，採礦冶煉技術也有很大進步。

北宋的紡織業主要有絲、麻、毛等部門，其中絲織業仍佔主要地位，並以兩浙和四川地區最發達。從河北東路到江南東路的整個沿海地區，絲織業也有相當規模。絲織品種類繁多，如綾有二十幾種，錦有四、五十種。南北各地均有不少珍品，如蜀錦歷久不衰，暢銷全國；定州緙（kè課）絲，用各色絲線織出豔麗逼真的花草鳥獸，宛如雕刻而成，堪稱一絕；單州（今河南單縣）的薄縑（jiān肩），每匹才重四兩，望之若霧，等等。在絲織業發達的某些地區已出現了一批獨立經營的機户，以家庭手工業作坊的形式，為出賣商品而生產，反映了絲織業生產發展的新的情況。

北宋定都開封，東南漕運十分重要，船隻是不可缺少的運輸工具，加之海外貿易興盛，便促進了造船業的進步。官營作坊以造漕船為主，同時造座船、戰船、運兵船等，民營作坊則製造商船及遊船。以漕船為例，真宗時，年產量達2900多艘。北宋船隻的體積和載重量相當大，徽宗時造的出使高麗的大海船，稱為“神舟”，據估計可裝載20000石以上貨物，載重量約為1100噸。海船都是“上平如衡，下側如刃”的尖底船，具有吃水深、抗風浪強的優勢。海船上主桅杆高十丈，頭桅高八丈，共裝帆110幅。全船分作三艙，中艙又分四堂。這種隔艙防水設備是中國造船工人的首創。

北宋官府設有很多造船場所，分佈在今江西、浙江、湖南、陝西等地，其中虔州（今江西贛州）、吉州（今吉安）、温州（今屬浙江）、明州（今寧波）是著名的造船基地。太宗時，全國每年造船已達三千三百餘艘，遠遠超過唐代。北宋的造船業在當時世界上居於領先地位。在對外貿易中，中外商人乘坐使用的大多是中國製造的船隻。

北宋時期，在官私手工業作坊中，工匠的身份、地位有了變化。

私營作坊使用僱傭工匠，他們領取錢米作為僱值，僱值多少因不同時期、不同部門而異。官營作坊役使的工匠，有從軍隊調來仍隸名軍籍的軍匠，也有從民間僱募來的和僱匠。此外還有一種當行差充的工匠，稱“當行”或“鱗差”，這種當行工匠在北宋只作為輔助之用，他們和唐朝的番匠已有不同，不是無償服役，而是付給一定的“僱值”。有的生產部門如鑄錢作坊，還出現了類似計件給僱值的方式。這些情況都表明北宋工匠所受的封建人身束縛已經有所鬆弛。

世界上最早的紙幣出現於北宋前期四川地區。北宋的紙幣有交子、錢引和小鈔三種。

隨着北宋商品交換的發達，貨幣流通量也明顯增加。唐玄宗天寶年間每年鑄幣32萬貫，北宋從太宗時起每年就達到80萬貫。以後逐漸增加，到神宗熙寧六年（1073），達六百餘萬貫。除銅、鐵錢外，金銀也作為半流通性貨幣使用。租税的徵收、官俸的發給和對外貿易都使用銀兩。大城市有金銀鋪和兑房，專門買賣金銀和兑換貨幣。國家税收中白銀所佔的比重逐漸增加，1021年（天禧五）為883900多兩，到宣和二年（1120）為1860萬兩。黃金雖在流通，但不佔重要地位。

北宋時期還產生了中國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紙幣——“交子”。北宋建立後，四川地區長期使用鐵錢，因鐵錢重，攜帶不方便，公元10世紀末葉，成都市場上遂出現所謂“交子鋪”，發行紙幣“交子”，代替鐵錢流通。仁宗天聖元年（1023）冬，政府看到發行交子有利可圖，即藉口商人爭訟不息，正式創立“交子務”，改交子為官辦，以36萬貫鐵錢為準備金，定期發行，流通區域仍限於四川。徽宗時，改交子為“錢引”，擴大流通區域。但錢引不備本錢，大量印發，於是成為人民的一大禍害。

由於商業發達，北宋政府對商税特別重視。在全國各地設置場、務等機構，專門徵税。宋朝商税分為兩種：過税，每關值百抽二，是對行商抽的；住税，值百抽三，是對坐賈抽的。正税之外，還有雜税。隨着商業的繁榮，商税日益成為政府重要財源之一。真宗景德年間，商税只有450萬貫，到仁宗時，即增加到2200萬貫。

北宋政府為了搜刮更多錢財，對鹽、茶、酒、礬等實行專賣，即由官府控制這些物品的生產並壟斷銷售。北宋專賣制度的實行，使得封建政府大獲其利，但影響了私營工商業的正常發展。

唐代開始出現的在大城市周圍的定期集市——草市和墟市，到宋代已經普遍存在於各大、中、小城市周圍，北方叫“集”，南方叫“墟”。農村中也出現定期舉行的小市。

北宋十萬户以上的城市從唐代的十多個增加到四十多個。其中開封、洛陽、杭州、揚州、大名、應天（今河南商丘）、蘇州、荊州、廣州、成都、福州、潭州（長沙）、泉州等都是著名的繁華都市。開封作為全國的政治、經濟中心，最為典型。全市人口不下百萬，城中店鋪林立，計有六千四百餘家，街上熙熙攘攘，車水馬龍。市場上的商品從日常用品到奇珍異寶，無所不有。北宋以前的城市，一般是“坊”（居民區）、“市”（商業區）分區，交易只能在市裏進行，而且只能在白天進行，入夜即止。北宋時，開始打破了“坊”、“市”和晝夜的界限。開封市內，商店可以隨處開設，而且有了夜市和曉市。當時開封市內還出現了“瓦子”（或叫“瓦舍”、“瓦肆”），裏面有“勾欄”（歌舞場所）、酒肆、茶樓和説書、唱戲的，熱鬧非常。

宋朝經濟的繁榮促進了市場競爭，各個行業都有着自己獨特的經營方式，多數商家利用“廣告”進行角逐。宋代商人擁有較強的廣告意識，其根本原因在於追求經濟利益，客觀原因在於他們處於激烈的市場競爭以及當時社會思想文化的影響，商人們在廣告上大做文章，宋代出現了諸如“聲響廣告、商品展示類廣告、懸掛式廣告、媒介廣告、節日廣告”等一系列的廣告形式。 ^[58] 

唐代僅在廣州一地設市舶司，負責外貿事務。北宋除廣州外，又在杭州、明州、泉州、密州（今山東諸城）、秀州（今浙江嘉興）五地設市舶司，使外貿規模成倍擴大。北宋中期，每年的市舶收入達六十三萬貫，成為政府的一項重要財政收入。北宋出口的商品主要是絲織品、瓷器、金屬等，進口的商品主要是香料、藥材、象牙、珠寶等。

宋代遠洋航行的海舶，無論是船體構造還是經營規模，抑或成員人數都很龐大。船內作業的勞動編成，也截然分化。宋元時期中國造船業異軍突起，所造船舶規模大，數量多。根據吳自牧《夢粱錄》卷一二《江海船艦》的記載，大型中國海舶載重達1萬～1.2萬石（500～600噸），同時還可搭載500～600人。中型海舶載重2000～4000石（100～200噸），搭載200～300人。 ^[59] 

中國古代城市的發展，到北宋出現了新的轉折。北宋以前的城市，一般是坊、市分區，即住宅區與商業區嚴格分開。北宋時，隨着商品經濟的發展和城市人口的增加，徹底打破了“坊”、“市”的界線，商店可以隨處開設，不再採取集中的方式。

宋代的農材賦役制度，大致延續唐末的兩税法，但增加了丁税。而差役則甚為繁重造成人民負擔，因此王安石變法時有免役法的推行。

北宋的田税規定，向土地所有者按畝徵税，每年夏秋各徵收一次（沿襲唐朝的兩税法）。北方各地大致每畝中等土地可收穫一石，須納官税一斗。江南各地由於產量較高，每畝須納税三鬥。唐代的兩税法是按資財多少徵税的，而宋代則是按土地面積定額徵税的。秋税，是在秋熟後按畝徵收糧食；夏税，是以收錢為主，或者折納綢、絹、綿、布。 ^[60] 

按畝徵税是徵税的基本標準，但是在實際徵收時，還有所謂“支移”、“折變”的計算，從而提高了實際徵税的税額。“支移”就是在徵收秋税時，要求農民運至指定地點交納，如果農民不願隨長途運輸之勞，就要多交一筆“支移”，也就是“腳力錢”。“折變”就是在徵收夏税時，錢物輾轉折變，也提高了實際交税額。 ^[60] 

官田招佃農耕種，由政府收取地租，稱為“公田之賦”。但官田本身無人交納秋夏二税，往往又把二税加到佃農頭上，加重地租數量，即所謂“重複取税”。 ^[60] 

北宋的身丁税規定，男子20歲為丁，60歲為老。凡是20歲至60歲的男丁，都要交納身丁税，交錢或交絹，與兩税同時交納。 ^[60] 

北宋承襲五代十國的苛捐雜税，以類合併，統稱之為“雜變”。其中名目繁多，如農器税、牛革税、蠶鹽税、鞋錢等，即所謂“隨其所出，變而輸之”。雜交也必須隨同兩税輸的。 ^[60] 

和糴是官府強制收納民間糧米；和買是官府強制收購民間布抽。在實行和糴與和買之初，是按土地多少，分別派定強制徵購的數量，並付給一引起價款，到後來，則都是“官不給錢而白取之”。 ^[60] 

參見：宋朝文化

北宋是個非常奇特和發展不平衡的時代。一方面，北宋雖然擁有龐大的軍隊，但軍事實力不強，與遼國和西夏對抗時長期處於劣勢。經濟上雖然十分繁榮，但北宋政府經常國庫空虛，入不敷出。由於北宋在軍事上“積弱”，在經濟上“積貧”，被歷史學家視為“中國歷史上最貧弱的一個朝代”。

然而，在另一方面，北宋是中國歷史上科技最發達、文化最昌盛、藝術最繁榮的朝代之一。中國歷史上很多重大發明都出在北宋表現出來。在11、12世紀內，中國大城市裏的生活程度可以與世界上任何其他城市比較而無遜色。北宋在文學藝術方面，更是名人輩出，登峯造極。北宋是中國歷史上文化最繁榮昌盛的朝代之一。正如陳寅恪先生所言：“華夏民族的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

參見：宋詞

宋朝的科舉制度使文人得到了可以自由發展的空間。北宋文壇羣星薈萃，明代學者宋濂稱：“自秦以下，文莫盛於宋。”在“唐宋八大家”中，只有韓愈、柳宗元為唐人，其餘六人均為北宋人。六人中除“三蘇”（蘇洵、蘇軾、蘇轍）外，還有歐陽修、王安石、曾鞏。

宋代詩歌成就雖比不上唐詩，卻另有特色。宋詩多喜説理，尚議論，以理趣見長；多以冷靜的態度去體察客觀事物，“以方學為詩”，比較喜歡用典，書卷氣較濃，顯得委曲精深；往往把散文的章法，句法引入詩中，結構手段，敍述方法和語言風格具有散文化傾向。

宋朝的詞作品已達到了極高的水平，它與唐詩並稱為中國古典文學藝術的瑰寶。詞源於民間，始於唐，興於五代，盛於兩宋，而北宋詞人眾多，佳篇迭出，可以説是詞的鼎盛時期。北宋著名詞人有晏殊、歐陽修、張先、晏幾道、范仲淹、柳永、蘇軾、秦觀、黃庭堅、周邦彥、李清照等。

清明上河圖-圖冊(20張)

北宋湧現了許多著名書法家和畫家。書法以蘇軾、黃庭堅、米芾、蔡襄成就最高，被稱為“北宋四大家”，另外，宋徽宗取眾人所長獨出己意創造的“瘦金書”也別具一格，具有強烈的個性色彩。

北宋畫家早期有李成、范寬、燕文貴、文同等名家，中後期有蘇軾、李公麟、張擇端、米芾、米友仁、趙佶（宋徽宗）等人，北宋的山水畫最能代表中國畫最高的藝術水平。畫作首推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這幅長卷通過描繪東京開封的風物，使近六百人躍然紙上，成為中國繪畫史上不朽的佳作。

參見：《新唐書》《新五代史》《資治通鑑》

《新唐書》和《新五代史》這兩部史籍都是紀傳體史書，這種體裁的史書以本紀和列傳為主要內容。《新唐書》由歐陽修主持編寫，《新五代史》則是歐陽修以一己之力私撰的。

《新唐書》不僅補了《舊唐書》之缺，對了解唐朝史書，也頗有幫助。《新五代史》相對《舊五代史》而言，取材廣泛，敍事生動。加上歐陽修文筆簡淨，因而更有可讀性。

司馬光的史學成就更高，他和太史公司馬遷並稱“兩司馬”，他的《資治通鑑》，是中國古代編年體史書的最高成就和總結性作品。《資治通鑑》共294卷，上起戰國時期的三家分晉（公元前403），下迄五代之末（公元959），記載了1362年的史事。另有《目錄》、《考異》各30卷。該書“詳於理亂興衰”，在取材上“專取關國家盛衰，系生民休慼，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顧炎武把《資治通鑑》視為後世不可無之書。

參見：理學

北宋在哲學領域遠超唐代，出現了一批理學家。理學是儒家哲學的特殊形式，因理學家着重探討義理、性命之學，故稱為理學，又稱為道學。北宋初期，石介、胡瑗、孫覆被稱為“理學三先生”，但實際的開創者為“北宋五子”，即周敦頤 ^[63]  、張載 ^[64]  、邵雍 ^[65]  、程顥、程頤 ^[66]  。

火藥從晚唐開始逐漸應用於戰爭 ^[67]  ，北宋在汴京設立專門機構，製造火器，後經由西亞各國傳入歐洲。

指南針在北宋逐漸應用於航海，當時已掌握了利用天然磁體進行人工磁化的技術，人造磁鐵的磁性比天然磁體要穩定得多。

雕版印刷術在北宋時有飛速發展，廣泛被用來刻印書籍。

國子監刻印的書，後世稱為監本。民營書坊刻印的書被稱為坊本。帝都汴梁、浙江杭州、福建建陽、四川眉山都是印刷業的中心。

北宋紙的種類很多，竹、藤、楮、麻等都是造紙的原料。四川的布頭箋、冷金箋，歙州的凝霜、澄心，宣州的慄紙，浙江的藤紙，温州的蠲紙等，都是有名的品種。歙州出產一種長紙，製作甚精，一幅長五十尺，竟均能做到自首至尾，勻薄如一。

《夢溪筆談》是北宋科學家沈括所著的筆記體著作，被西方學者稱為中國古代的百科全書。《夢溪筆談》詳細記載了勞動人民在科學技術方面的卓越貢獻和他自己的研究成果，反映了中國古代特別是北宋時期自然科學達到的輝煌成就。英國科學史家李約瑟評價《夢溪筆談》為“中國科學史上的里程碑”。

宋朝天文學家蘇頌創建了大型天文儀器“水運儀象台”。它是集觀測天象的渾儀、演示天象的渾象、計量時間的漏刻和報告時刻的機械裝置於一體的綜合性觀測儀器。沈括創制“十二氣歷”。這是一種純太陽曆的歷法制度，既簡單，又便於各種生產活動，但在傳統力量極為濃厚的古代是不可能被採用的。現代行用的公曆，其實質與十二氣歷相似。

宋代是中國古代兒科學發展的鼎盛時期，不僅出現了被譽為“兒科聖手”的兒科專家錢乙，而且對天花、麻疹、驚風、疳積，已有較明確的認識和有效的治療方法。唐代以前稱戰傷為“金創折療”，並無明確的外科、傷科之分。到了宋代，外傷科的名稱才明確起來，也有了“專門接骨”的醫生。

沈括的《積隙術和會圓術》。沈括在數學的許多領域內都取得了許多成就，《隙積術和會圓術》記所記的隙積術和會圓術就是他的兩大重要研究成果 ^[68]  。沈括的研究開了中國垛積術研究的先河。會圓術是計算圓弧的弦、矢（弧的高）與孤長間數量關係的數學公式。在中國數學史上，沈括第一個利用弦、矢求出了孤長的近似值。

北宋和唐的民族政策不同，有契丹族建立的遼政權，都城在臨潢（內蒙巴林左旗附近）在它的西北邊，有党項族（羌族的一支）建立的夏政權（西夏），都城在興慶（寧夏銀川市）。此外，還有云南的大理，西藏的吐蕃以及西北的高昌、龜茲、于闐等政權。

宋太宗在滅北漢之後，曾經兩度出動大軍徵遼，企圖把契丹貴族勢力逐出長城，可是全都失敗了。對党項貴族的戰爭也多失利，民族矛盾相當嚴重。

從宋對遼、夏的關係來説，每次戰爭的結果，宋方都是屈膝求和，並奉獻出大量的銀、絹。如景德元年（1004），契丹大舉攻宋，一直打到黃河北岸的澶州（又名澶淵，今河南濮陽縣西南）附近，後於景德二年（1005）與遼國締結澶淵之盟，宋方每年給契丹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史稱“歲幣”。

宋仁宗康定元年到慶曆二年（1040年～1042）期間，西夏皇帝元昊對宋方又發動多次大規模的軍事進攻，雙方損失都很大，結果在1044年訂立和約。宋萬每年給西夏銀七萬二千兩，絹十五萬三千匹，茶葉三萬斤，叫做“歲賜”。契丹乘機要挾，宋方又增歲幣銀絹各十萬，先後合計五十萬兩匹。

宋夏和約訂立後，西北邊境平靜了二十多年。到1066年（宋英宗治平三），西夏又開始挑釁，戰爭又不斷地在進行着。戰亂使黃河北面的農民遭到迫害，弄得無家可歸，到處流浪。

回鶻（hú胡）即唐之回紇。唐末，回鶻政權衰落，為黠戛斯（即吉爾吉斯）人摧毀。少部分回鶻人移居唐的邊境，絕大部分分三支向西南遷徙：一支南移河西地區，稱河西回鶻：一支西去西域，以西州（即高昌，今新疆吐魯番）為中心，稱西州回鶻或高昌回鶻；另一支遠徙葱嶺以西，稱葱嶺西回鶻 ^[93]  。

河西回鶻分佈在甘（今甘肅張掖）、沙（敦煌西）、涼（武威）、秦（天水）等州和賀蘭山、額濟納河一帶，以甘州為中心，亦稱“甘州回鶻”。後來西夏興起，攻佔了甘、涼、瓜、沙等州，河西回鶻又附屬於西夏。西夏為蒙古滅後，河西回鶻又歸屬蒙古。

西州回鶻在立足之後，向西擴展。北宋初年，其轄境已經西至龜茲（新疆庫車），東鄰沙州，北越天山，南至大漠。它在這一地區建立了高昌封建政權，都於高昌（吐魯番東南）。西遼建立後，高昌政權成了西遼的附庸，西州回鶻改稱畏兀兒。蒙古興起後，又歸附於蒙古。

葱嶺西回鶻主要分佈在今楚河（在今中亞地區）一帶和中國新疆西部。北宋初，其勢力逐漸強盛，建立了喀喇汗王朝，首都在八剌沙袞城（中亞托克馬克東南）。十二世紀末，為西遼所滅。

喀喇汗國以畜牧業為主，兼營農業、狩獵。其文化較發達，重要城市喀什噶爾（新疆喀什）是中亞著名的文化中心。

晚唐，吐蕃內部紛爭，政權瓦解，分裂為眾多部族，大者數千家，小者百十家，各有首領，不相統屬，散佈在今青海、西藏、甘肅、寧夏等地。其中一些部族相繼歸附於中原王朝，稱作“熟户”，其餘的稱作“生户”。北宋建立後，同吐蕃各部基本上保持友好關係。

十一世紀初，居於今青海東部的吐蕃唃廝羅部逐漸興起，成為吐蕃最強大的部族，在宗哥城（今青海西寧東南）建立政權，轄有湟水流域及今青海、甘肅部分地區。唃廝羅接受宋廷的封賜，與宋保持密切關係，對抗西夏。治平二年（1068），唃廝羅死。其子孫繼續奉行與宋修好、抗擊西夏的政策，政權延續約百年，後因內訌而崩潰。

後晉天福二年（937）段思平建立的“大理國”是一個以白族為主體的政權。它以洱海地區為中心，轄有今雲南全境和四川西南境，分為八府、四郡、三十七部。境內居住着眾多的少數民族。

大理政權承襲了南詔以來的各項制度，實行封建農奴制的統治。對外同四鄰基本上沒有武裝衝突，因此社會經濟、文化發展較快。畜牧業、農業、手工業均相當發達。為適應發展的需要，大理人還以漢字為基礎，創造了一套本國內通用的文字，叫“白文”或“僰（bó勃）文”，流傳了二百多年。

北宋初年，大理與宋朝之間基本上沒有往來。熙寧九年（1076），大理遣使向宋貢獻地方產品。政和七年（1117），又向宋貢馬及麝香等。宋徽宗封其國王段和譽為雲南節度使、大理國王。從此雙方往來增多。榷場貿易和民間貿易均很活躍。

早在唐朝以前，壯族（舊作僮族）人就聚居在今廣西壯族自治區及雲南、越南交界的地方，一般稱之為“西南蠻”或“廣源蠻”，有時也泛稱為“溪峒蠻”。唐朝在這些地區先後設置了五十多個羈縻州縣，以壯族首領為長官。北宋把嶺南地區劃分為廣南東、西二路，壯族聚居地在廣南西路，宋政府仍在這裏設置羈縻州、縣、峒 ^[94]  五十餘所，由壯族部落首領任知州、知縣、知峒。壯族以農業為主，多種植水稻，礦冶業和紡織業也有相當規模。

參見：宋朝外交

北宋時期對外關係在唐朝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在東亞地區同朝鮮和日本關係交流密切，東南地區同越南和印尼也加強了聯繫。宋朝的外交同時還影響到了西亞、南亞、波斯灣和阿拉伯半島，甚至到達非洲的索馬里。

北宋時期經濟文化進一步發展，商業貿易日益繁榮，各節日活動的內容也愈來愈多，而作為當時全國玫治、經濟、文化中心的都城東京（今河南開封），節日自然過得更加隆重、歡快，在當時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當時東京人每年要過的節日很多，諸如元旦、元宵、寒食、清明、端午、七夕、中秋、重陽、冬至等節日都會放幾天假，另外，每年也都會有兩個以上的“黃金週”。跟現代不一樣的地方是，宋朝的黃金週比較多， ^[96]  七天長假有五個，分別 是元日(春節)、元宵節、寒食節、天慶節、冬至。換言之，相當於可以過五個“黃金週”。 ^[69]  在以上眾多的節日中，“都城以冬至、元旦、寒食為三大節” ^[70]  ，節日過得格外隆重。

宋朝時中國國飲食文化發展的第三個高峯期。飲食業在北宋的經濟中佔有重要位置，北宋的飲食文化對中國國的飲食行業有很大的影響。 ^[71]  不但有酒樓和分茶店等，也出現極為興盛的夜市，仍影響着當下中國人的生活。 ^[72] 

饅頭、包子、餅是北方人的主食，雖然南食及川飯在汴京流行，但並沒有影響北食的主導地位。 ^[72]  汴京有許多北食店如徐家瓠羹店、馬家羹店、史家、橋頭賈家瓠羹店，都是以賣羹為主的食店，《東京夢華錄》記載，頭羹、石髓羹、石肚羹等等。饅頭有“在京第一”的萬家饅頭、孫好手饅頭，包子有王樓山洞梅花包子、鹿家包子等包子饅頭店，吃食有筍蕨餛飩、灌漿饅頭、薄皮春繭包子、蝦肉包子、肉油餅、糖肉饅頭、太學饅頭等名目。另外還有油餅、胡餅店，油餅店，則賣蒸餅、糖餅、裝合、引盤之類。胡餅店則賣門油、菊花、寬焦、側厚、油、髓餅、新樣滿麻。 ^[73]  這些餅店的規模很大，而製作也非常專業化。 ^[72] 

南食店所售，則有魚兜子、桐皮熟膾面、煎魚飯等等，這些飲食店，“每店各有廳院東西廊，稱呼坐次，菜蔬精細，謂之造齋，每碗十文，面與肉相亭，謂之合羹，又有單羹，乃半個也。舊只用匙，今皆用箸。 ^[74]  ”這些南食店以寺橋金家、九曲子周家“最為屈指”。而相國寺之北甜水巷內的“南食最盛”。 ^[72] 

至於川飯店所售，則有插肉面、大燠面、大小抹肉、淘煎燠肉、雜煎事件、生熟燒飯等等。 ^[72] 

北宋，城市完成了由裏坊制向廂坊制的轉變，坊牆被拆除，城市空間格局由封閉的裏坊式演變為開放的街巷式。士庶可以沿街開店，市民宅第與酒樓、店鋪混雜交錯。 ^[75] 

北宋汴梁的大小酒樓不計其數，宋人把大酒樓叫酒店上户或正店，小酒店叫腳店。宣和年間最著名的正店是三酒樓。在京正店七十二户，其中著名的有麴院街街南的遇仙酒樓，州東宋門外仁和店、姜店，州西宜城樓、藥張四店、班樓，金梁橋下劉樓，曹門蠻王家、乳酪張家，州北八仙樓，戴樓門張八家園宅正店，鄭門河王家、李七家正店，景靈宮東牆長慶樓。 ^[76]  也有資料説其中最有名的是欣樂樓、和樂樓、豐樂樓。 ^[75] 

北宋時期，人們把商業性遊藝場所稱為“瓦舍”（或稱“瓦子”“瓦市”“瓦肆”等），而在瓦舍裏設置的劇場稱作“勾欄”（或稱“勾闌”“鈎欄”等），“勾欄”的名稱被專指為演出場所。北宋汴京遍佈瓦肆。街南桑家瓦子，近北則中瓦，次則裏瓦，其中大小勾欄五十餘座，另外還有朱家橋瓦子，州西瓦子，州北瓦子等。大的瓦舍可容數千人。瓦肆主要分佈在御街至殺豬巷、馬行街、潘樓街、右掖門外街巷等。 ^[78] 

這種演唱一般是歌者一人執拍板清唱，有的也用若干簡單樂器如篳篥、琵琶、簫、笙、方響等伴奏。歌者有男有女，但以女性為主，宋人且以女性演唱為本色。“小唱”是宋代最普遍的演唱形式，從市井勾欄瓦合的商業表演到皇家宮廷宴會、官府宴會、士大夫雅集宴會，以至於士人家宴，無不採用。京瓦伎藝有“小唱李師師、徐婆惜、封宜奴、孫三四等，誠其角者”， ^[79]  這都是擅長“小唱”的著名歌妓。“小唱”這種唱詞形式大受聽眾歡迎，在勾欄伎藝表演中佔有重要的位置，商業性質也非常鮮明。 ^[80] 

嘌唱是“凡今世歌曲，比歌鄭、衞又為淫靡，近又即舊聲而加泛灩者名曰嘌唱”。 ^[81] 

宋徽宗崇寧（1102—1106）、大觀（1107—1110）時，有“嘌唱弟子張七七、王京奴、左小四、安娘、毛團等”在汴京瓦肆中活動。 ^[79]  在北宋末年，“嘌唱”已經與雜劇、説話等伎藝一起，成為瓦肆勾欄和上流社會中一門很重要的羣眾性娛樂活動了。 ^[82] 

“嘌唱”的演唱特徵“嘌唱，謂上鼓面唱令曲小詞，驅駕虛聲，縱弄宮調，與叫果子唱耍曲兒為一體。” ^[83]  一方面“嘌唱”有鼓板等樂器伴奏，顯得很熱鬧，另一方面，“嘌唱”在演唱方面又“驅駕虛聲，縱弄宮調”（即添加“泛豔”），顯得縱情恣肆，聲樂結合起來，自然給人一種急管繁弦、活潑恣縱的“淫靡”之感，但它貼近市民的現實生活，以至於“與叫果子唱耍曲兒為一體”（即為一類），成為在瓦肆勾欄和街頭巷尾廣泛流行的一種歌唱藝術。 ^[82] 

雜劇，是在宋金時期諸宮調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一種文學樣式，是一種把歌曲、賓白、舞蹈結合起來的藝術形式。宋代的“雜劇”逐漸成為一種新表演形式的專稱；這一新形式也確實稱得上“雜”的，包括有歌舞、音樂、調笑、雜技，它分為三段：第一段稱為“豔段”，表演內容為日常生活中的熟事，作為正式部分的引子；第二段是主要部分，大概是表演故事、説唱或舞蹈；第三段叫散段，也叫雜扮、雜旺、技和，表演滑稽、調笑，或間有雜技。代表人物有張翠蓋、張成弟子、薛子大、薛子小，俏枝兒，楊總惜、周壽奴等。 ^[84] 

木偶戲是由演員在幕後操縱木製玩偶進行表演的戲劇形式。在中國古代又稱傀儡戲，北宋時期的傀儡戲得到了進一步發展。表演時，演員在幕後一邊操縱木偶，一邊演唱，並配以音樂。根據木偶形體和操縱技術的不同，有布袋木偶、提線木偶、杖頭木偶、鐵線木偶等。 ^[85] 

影戲，亦稱“影燈戲”。用紙或皮剪作人物形象，以燈光映於帷布上操作表演的戲劇，是一種優美的民間戲曲藝術，起源於唐，繁榮於宋 ^[86-87]  ，在宋朝的時候，皮影戲已成為一種比較完善的盛行的戲劇藝術。 ^[88] 

在整個帝制時代，宋朝的自由化程度算是最高的，政府壓在百姓頭上的税賦和徭役負擔雖然沉重，卻在人身權利上給平民鬆綁，允許民眾自由流動，也允許自由集會。當時法律上對民間結社和集會的限制極少，根據《宋刑統》記載，只找到一條針對結社集會遊行示威的法律：“諸在市及人眾中，故相驚動，令擾亂者，杖八十。”説明除了不能擾亂公共秩序之外，絕大多數集會都是被允許的，事前不需要向有關單位申請，事後也不需要找有關單位彙報。 ^[89] 

宋朝立國的320年間，也不是沒有民眾造反，宋朝二度傾覆，皆緣外患，唯獨沒有亡於內亂。 ^[90] 

太平興國五年（980）全國有6418500户、約達3210萬人 ^[91]  ，若加上未列入主客户統計範圍的户數則該年有687萬户、近3710萬人；至宋徽宗大觀四年（1110）全國有20882258户、46734784口 ^[92]  ，學者考慮到宋代户口只統計承擔賦役的成年男丁，故認為當時實際人口達11275萬，並提出北宋人口峯值出現靖康之亂前夕的宣和六年（1124），全國約有2340萬户、12600萬人。 ^[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