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陽修

宋景德四年六月二十一日（1007年8月6日）寅時，歐陽修出生於綿州（今四川省綿陽市），當時他的父親歐陽觀任綿州軍事推官 ^{[2]  [38]}  ，時年已五十六歲，屬老來得子。

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歐陽觀去世，年僅四歲歐陽修與母親鄭氏相依為命，前往湖北隨州投奔歐陽修的叔叔歐陽曄。歐陽曄在隨州任推官二十五年，為人正直，尤以廉潔自恃，其為人對年幼的歐陽修產生了重要影響。歐陽曄家不是很富裕，難以為歐陽修提供學習方面更多的幫助。好在鄭氏出身江南名門望族，知書識理，是受過教育的大家閨秀，用荻稈（蘆杆當筆）在沙地上教歐陽修讀書寫字（即後世所稱的畫荻教子） ^[3]  。 ^[85] 

歐陽修十歲時，從隨州大姓李氏家中得到唐人韓愈的《昌黎先生文集》六卷，甚愛其文，手不釋卷，這為日後的詩文革新運動播下了種子。 ^{[4]  [86]}  此時歐陽修所作的詩賦已如成人一般，歐陽曄稱他為奇童，他日必有重名。 ^[99] 

歐陽修的科舉之路可謂坎坷。宋仁宗天聖元年（1023年），十七歲的歐陽修在隨州應舉，試《左氏失之誣論》，其文己被時人傳誦。但因賦不合官韻，最終落選。天聖四年（1026年），再應州試合格，薦名禮部，翌年（1027年）春應禮部試，不幸落第。 ^[99] 

天聖七年（1028年），歐陽修攜文謁知漢陽軍（今屬湖北）胥偃，胥偃大感驚奇，將他留置門下。冬，胥偃攜歐陽修泛江入京。次年（1029年）春，經胥偃保舉，歐陽修就試於開封府國子監，該年秋天，歐陽修參加了國子監的解試，在國子學的廣文館試、國學解試中均獲第一名，成為監元和解元。 ^[99] 

天聖八年（1030年）正月，歐陽修在禮部省試中再獲第一，成為省元。三月，歐陽修參與由仁宗主持、在崇政殿舉行的殿試，唱甲科十四名，進士及第。 ^{[39]  [87]}  據歐陽修同鄉時任主考官晏殊後來回憶，他未能奪魁，主要是鋒芒過露，眾考官欲挫其鋭氣，促其成才。

雖然沒中狀元，歐陽修也獲得了不錯的名次，於天聖八年（1030年）五月被授為將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充任西京（今河南洛陽）留守推官。 ^[87] 

天聖九年（1031年）三月，歐陽修抵達洛陽。當時“西昆體”代表人物之一的錢惟演任西京留守，幕府多名士。歐陽修與尹洙、梅堯臣、蘇舜欽等交遊，開始為“古文”，已負文名。 ^{[82]  [87]}  同年，在東武縣迎娶胥偃之女為妻。 ^{[5]  [99]} 

明道二年（1033年）三月，生子未滿月的妻子胥氏早逝。十二月，進階承奉郎。 ^[99] 

景祐元年（1034年）三月西京任滿，歸襄城。五月入京，經王曙舉薦，被召試學士院，授官宣德郎。閏六月，任館閣校勘，參與編修《崇文總目》。 ^[87]  同年，再娶諫議大夫楊大雅之女為妻。 ^[99] 

景祐三年（1036年），權知開封府范仲淹上《百官圖》，諷刺宰相呂夷簡，呂夷簡反譏范仲淹“越職言事、勾結朋黨、離間君臣”。范仲淹連上四章，論斥呂夷簡狡詐，因言辭激烈，遂被罷黜，改知饒州。在朝諸人如秘書丞餘靖、太子中允尹洙等紛紛論救；右司諫高若訥獨以為當貶。歐陽修撰《與高司諫書》，責備高若訥身為諫官，對范仲淹被貶之事一言不發，諷刺他“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蔡襄作《四賢一不肖》詩攻擊高若訥，並將歐陽修列為“四賢”之一。高若訥得書後，上疏辯駁，並請仁宗令有司召來歐陽修，加以戒諭。最後，受牽連的歐陽修被貶為夷陵（今湖北宜昌）縣令。 ^{[82]  [88]}  此事使得歐陽修名聲大振，據説當時遼朝燕山館中已有人將歐陽修的《與高司諫書》題寫在牆壁上。 ^[83]  十月，歐陽修至貶所，作《於役志》記此行。 ^[99] 

夷陵之行，使歐陽修得以“周達民事，兼知宦情”，立誓“自爾遇事不敢忽也”，養成了在“道德文章”之外“多談吏事”的習慣，對他此後的人生頗有影響。 ^[82] 

景祐四年（1037年），因此前夫人楊氏去世，歐陽修續娶户部侍郎薛奎之女為妻。十二月，被改授為光化軍乾德縣令。次年（1038年）三月，赴乾德任。寶元二年（1039年）六月，恢復舊官，權任武成軍節度判官廳公事。 ^[99] 

康定元年（1040年）初，范仲淹出任陝西經略安撫副使，徵辟歐陽修為掌書記。歐陽修聞命，笑着推辭道：“昔者之舉，豈以為己利哉？同其退不同其進可也。” ^[82]  六月，歐陽修被召回京，復任館閣校勘，編修《崇文總目》。十月，轉太子中允，同修禮書。 ^{[89]  [99]} 

慶曆元年（1041年）十二月，《崇文總目》成，改任集賢校理。 ^[99] 

慶曆二年（1042年）四月，差同知禮院。當時遼朝遣使索求關南土地，宰相呂夷簡薦富弼出使遼朝。歐陽修上書援引唐代顏真卿出使李希烈事，請求留下富弼，未被理睬。五月，應詔上書，報陳弊事。八月，他請求外任，九月通判滑州。十月到任。 ^[99] 

慶曆三年（1043年）三月，歐陽修被召還，轉任太常丞、知諫院。同年，范仲淹擔任參知政事，與韓琦、富弼等人推行“慶曆新政”，歐陽修參與革新，連上奏疏，提出改革吏治、軍事、貢舉法等主張。現存於《奏議集》中知諫院時的奏疏多達十卷。這些奏疏都是慶曆新政時期的重要的政論文章，所論者都是針對時弊的當務之急。 ^[82]  仁宗對他很是賞識，遂在十二月授其為同修起居注、右正言、知制誥。 ^{[90]  [99]} 

慶曆四年（1044年）三月，歐陽修兼判登聞檢院。後奉命出使河東。八月，又在保州兵變後出任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按察使。十一月，進階朝散大夫，封信都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户。翌年（1045年），因真定府帥臣田況移知秦州，故由歐陽修權管真定府事。 ^{[84]  [99]}  在這期間，他進一步調查情況，又寫出《河東奉使奏草》《河北奉使奏草》。在《河東奉使奏草》中有《條列文武官材能札子》，還有《論不才官吏狀》，對於吏治得失，論述極詳。與此同時，歐陽修對於西北邊患以及重大的軍事問題，也曾多次上書。在宋夏和議問題上，他力排眾議，堅持己見，知無不言。在當時的情況下，既然不可言和，就不免用兵。歐陽修一面反對言和，一面主張備戰，並在軍事上提出一系列的改革方案。 ^[82] 

慶曆五年（1045年），范仲淹、杜衍、韓琦、富弼等相繼罷官、外放，新政失敗。這時歐陽修正在河北都轉運使任上。他一面“自劾乞罷”，以“同其退”，一面上《論杜衍范仲淹等罷政事狀》。此狀一上，歐陽修遂為“羣邪”所惡，根據“其孤甥張氏”犯法之事造謠誣陷，使得他被左遷為知制誥、知滁州（今安徽滁州）。 ^[99]  在滁州為政時，他以“寬簡”著稱，使得官民稱便。

到了滁州，歐陽修對於政治風雲之險惡似乎有所覺悟，建豐樂亭、醉翁亭，並以“醉翁”為號。 ^[99]  但他胸懷曠放，並不怨嗟，寫下了不朽名篇《醉翁亭記》。 ^[82] 

慶曆七年（1047年）十二月，以朝廷祭祀南郊加恩，加上騎都尉，進封開國伯，加食邑三百户。慶曆八年（1048年）正月，歐陽修遷知揚州。皇祐元年（1049年）正月，移知潁州（今安徽阜陽）。四月，轉禮部郎中。八月，復官龍圖閣學士。翌年（1050年）七月，改知應天府（今河南商丘）兼南京留守司事。 ^{[82]  [99]} 

皇祐四年（1052年）三月，歐陽修因母親去世而離職服喪。四月，朝廷以舊官起復他，遭極力推辭。至和元年（1054年）五月，歐陽修在服喪期滿後，被召入朝中“判（吏部）流內銓”。這時候，歐陽修已經在外輾轉十二載，頭髮已經白了。仁宗看到以後，很是同情，當面安撫備至。朝中又有人擔心歐陽修受到重用，於是偽造了他請求裁汰“內侍為奸利者”的奏疏，以此激怒宦官，使歐陽修於至和元年（1054年）八月再度被外放知同州。最後，仁宗採納了吳充的建議，留下了歐陽修，讓他以翰林學士兼史館修撰、差勾當三班院官職，與宋祁等同修《唐書》（即《新唐書》）。又自修《五代史記》（即《新五代史》）。 ^{[91]  [99]} 

至和二年（1055年），遼興宗去世，遼道宗即位，歐陽修充任賀登位國信使，出使遼朝。次年（1056年）二月還朝，進獻《北使語錄》。閏三月，判太常寺兼禮儀事。五月，知通進銀台司兼門下封駁事。八月，權發遣三司事。 ^[99] 

嘉祐二年（1057年）正月，歐陽修知禮部貢舉。當時的士子喜歡創作險怪、奇澀之文，歐陽修則提倡平實文風，錄取蘇軾、蘇轍、程顥、曾鞏等人，對北宋文風轉變有很大影響。 ^{[82]  [92]  [99]} 

嘉祐三年（1058年）三月，歐陽修兼翰林侍讀學士。六月，權知開封府。第二年（1059年）二月，免權知開封府，轉任給事中、同提舉在京諸司庫務。還充任御試進士詳定官。四月，兼羣牧使。嘉祐五年（1060年）七月，《唐書》修成，轉拜禮部侍郎。九月，兼翰林侍讀學士。歐陽修在翰林八年，知無不言。 ^{[82]  [93]} 

嘉祐五年（1060年）十一月，歐陽修升任樞密副使，次年（1061年）八月轉户部侍郎、參知政事，自此得以位列宰執。 ^[82] 

嘉祐七年（1062年）九月，進階正奉大夫，加柱國，並賜號推忠佐理功臣。嘉祐八年（1063年）四月，轉户部侍郎，進階金紫光祿大夫，賜號推忠協謀佐理功臣。治平元年（1064年），閏五月，宋英宗特轉他為吏部侍郎，被歐陽修推辭。 ^[99] 

《宋史》稱歐陽修“平生與人盡言無所隱，及執政，士大夫有所幹請，輒諭可否。雖台諫官論事，亦必以是非詰之。以是怨誹益眾”。 ^[28] 

治平二年（1065年），歐陽修因捲入“濮議”之爭，遭到御史呂誨等人的攻擊。在雙方的爭論中，歐陽修欣賞蔣之奇的説法，於是擢升他為御史。但這也致使蔣之奇被視為“奸邪”。為求自保，蔣之奇開始思考擺脱這一稱呼的方法。當時歐陽修妻子的堂弟薛宗孺犯事受劾，歐陽修不肯為他開脱。薛宗孺大為光火，就造謠説歐陽修與其大兒媳吳春燕有染。此事經中丞彭思永轉給蔣之奇後，蔣之奇立刻上章彈劾歐陽修。歐陽修蒙受此等“不根之謗”，為了辯誣，連上奏札，請求根究蔣之奇，甚至“期於以死必辨而後止”。於是治平四年（1067年）三月四日，即位不久的宋神宗經過察訪後，乃遣中使賜下“御札”，告知歐陽修這些彈劾他的言官已被“降黜”，並已“出榜朝堂，使中外知其虛妄”，且請歐陽修不要計較前言，應該到職辦公。 ^{[82]  [94]} 

經過這次風波，歐陽修對於人生仕途似乎更有所悟：像他這樣切直剛正的人，是不適於做官的。在這之前，已一再求退，在這之後，就更堅決求退。由於再三請求，終於得罷參知政事，以觀文殿學士、刑部尚書出知亳州。次年（1068年），接連上表請求致仕，神宗不允。八月，改兵部尚書、知青州（今山東益都）。 ^{[82]  [94]  [99]} 

神宗即位後，任用王安石進行熙寧變法。歐陽修時在青州，有《言青苗錢札子》，指出在“俵散青苗錢”的過程中，有兩個明顯的弊端：一是“抑配”（即強行攤派），二是“俵散秋料錢”。這些意見，可以説是很有見地的。歐陽修對青苗錢作了具體分析，不是一概否定。他所不贊成的，是俵散“秋料錢”。對於“秋料錢”，他曾一面“奏陳”，一面“擅止”。未經批示而自行停止，應得“擅行止散之罪”。但朝廷“特予放免”，並未加罪。 ^[82] 

在這前後，歐陽修又曾屢上表札，請求致仕。熙寧三年（1070年），除任檢校太保、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等職，堅辭不受，改知蔡州（今河南汝南縣）。 ^[94]  此年改號“六一居士”。 ^[6] 

熙寧四年（1071年）六月，歐陽修終於得以太子少師的身份致仕，歸居潁州。八月，朝廷行“明堂大禮”，又召他入朝“陪位”，他有《札子》辭謝。這時，歐陽修的身體已經十分衰憊了。就在致仕後的第二年，即熙寧五年閏七月二十三日（1072年9月8日），歐陽修便在家中與世長辭，享年六十六歲。八月，獲贈太子太師。 ^[7] 

熙寧七年（1074年）八月，歐陽修獲賜諡號“文忠”。 ^[1]  翌年（1075年）九月，被安葬於開封府新鄭縣旌賢鄉。 ^[8]  此後多次被加贈官爵：

歐陽修在中國文學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97]  他博學多才，詩文創作和學術著述都成就卓著，為天下所仰慕，又在政治上有很高的聲望，是一代名臣。他以這雙重身份入主文壇，團結同道，汲引後進。在當時的著名文學家中，尹洙、梅堯臣、蘇舜欽是他的密友，蘇洵、王安石也曾受到他的引薦，而蘇軾、蘇轍、曾鞏更是他一手識拔的後起之秀。由歐陽修來肩負革新文風的領導責任，正是眾望所歸。 ^[95] 

歐陽修的文學創作成就首推古文，對後世影響最為深遠。 ^[97]  他一生寫了五百餘篇散文，各體兼備，有政論文、史論文、記事文、抒情文和筆記文等。歐陽修以其大量堪稱典範的作品，扭轉了當時文壇的風氣。因此，蘇軾説歐陽修“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推崇備至。 ^[97] 

歐陽修倡導的詩文革新在本質上是針對五代文風和宋初西昆體的，可是歐陽修的文學理論和創作實踐都與柳開以來的復古派文論家有很大的不同。在歐陽修主持文壇以前，以西昆體為代表的文風已經受到嚴厲的批評。歐陽修在反對西昆體的同時，還反對太學體。嘉祐二年（1057年），歐陽修利用主持貢舉的機會，對文風險怪的士子痛加排抑，經過幾年的努力，使太學體逐漸消聲匿跡。 ^[95] 

歐陽修對文與道的關係持有新的觀點。首先，歐陽修認為儒家之道是與現實生活密切相關的。 ^[14]  其次，歐陽修文道並重。 ^[15-16]  此外，他還認為文具有獨立的性質。 ^[17]  這種文道並重的思想有兩重意義：一是把文學看得與道同樣重要，二是把文學的藝術形式看得與思想內容同樣重要，這無疑大大地提高了文學的地位。重道輕文的柳開等人以韓愈相號召，主要着眼於其道統，而歐陽修卻重於繼承韓愈的文學傳統。 ^[95]  因此，曾鞏稱讚歐陽修“蓄道德而能文章”。 ^[82] 

歐陽修自幼喜愛韓、柳古文，後來寫作古文也以韓、柳為學習典範，但他並不盲目崇古，他所取法的是韓、柳古文文從字順的一面，對其奇險深奧的傾向則棄而不取。 ^[18]  同時，歐陽修對駢體文的藝術成就並不一概否定，對楊億等人“雄文博學，筆力有餘”也頗為讚賞。這樣，歐陽修在理論上既糾正了柳開、石介的偏頗，又矯正了韓、柳古文的某些缺點，從而為北宋的詩文革新建立了正確的指導思想，奠定平易流暢的宋文基調。 ^{[95]  [97]} 

歐陽修早年為了應試，對駢儷之文下過很深的功夫，同時也認真研讀韓文，為日後的古文寫作打好了基礎。他在洛陽結識尹洙後，便有意識地向尹學習簡潔謹嚴的古文手法，並以古文為主要的文體進行寫作，但也注意形式的多樣化。歐陽修對待寫作的態度極為嚴肅，往往反覆修改才定稿。深厚的學養和辛勤的實踐使他的散文創作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95] 

歐陽修的散文內容充實，形式多樣。無論是議論，還是敍事，都是有為而作，有感而發。他的議論文有些直接關係到當時的政治鬥爭，例如早年所作的《與高司諫書》，揭露、批評高若訥在政治上見風使舵的卑劣行為，是非分明，義正辭嚴，充滿着政治激情。又如慶曆年間所作的《朋黨論》，針對保守勢力誣衊范仲淹等人結為朋黨的言論，指出“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的觀點，列舉歷代興亡事例，論證必須“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結構謹嚴，行文平實。這一類文章具有積極的實質性內容，是古文的實際功用和藝術價值有機結合的典範。歐陽修另有一類議論文與現實政治並無直接關係，但表達了作者對歷史、人生的深刻思考，如在《新五代史·伶官傳序》中，通過“莊宗之所以得天下與其所以失之者”，闡明“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 “禍患常積於忽微，而智勇多困於所溺”的歷史教訓，融議論、敍事、抒情為一體，節奏抑揚頓挫，語言婉轉曉暢，有一唱三嘆之美。又如他為友人文集作的序言，不但對友人的文學業績進行評述，而且抒發了對死生離合、盛衰成敗的人生遭際的感慨，絕非為文而文之作。 ^{[95]  [97]} 

歐陽修的記敍文也都言之有物，除歷史散文《五代史記》外，他的亭台記、哀祭文、碑誌文等作品，也都具有充實的內容，如《豐樂亭記》對滁州的歷史故事、地理環境乃至風土人情都作了細緻的描寫。又如《瀧岡阡表》，追憶父母的嘉言懿行，細節描寫細膩逼真，栩栩如生，這種效果決不是虛言所能達到的。 ^[95] 

歐陽修的散文有很強的感情色彩，他的政論文慷慨陳詞，感情激越；史論文則低迴往復，感慨淋漓；其他散文更加註重抒情，哀樂由衷，情文並至。例如《釋秘演詩集序》，寥寥數筆，釋秘演、石曼卿兩位奇士豪宕磊落的性情和落拓不偶的遭際已躍然紙上，而作者對兩人的敬重惋惜之情以及對時光流逝、人事變遷的感慨也洋溢於字裏行間，感人至深。在歐陽修筆下，散文的實用性質和審美性質得到了充分的顯示，散文的敍事、議論、抒情三種功能也得到了高度的有機融合。 ^[95] 

歐陽修對散文文體的發展也作出了很大的貢獻。他的作品體裁多樣，各得其宜。除了古文之外，辭賦和四六也是他擅長的文體。首先，歐陽修對前代的駢賦、律賦進行了改造，去除了排偶、限韻的兩重規定，改以單筆散體作賦，創造了文賦。其名作如《秋聲賦》，既部分保留了駢賦、律賦的鋪陳排比、駢詞儷句及設為問答的形式特徵，又呈現出活潑流動的散體傾向，且增強了賦體的抒情意味。歐陽修的成功嘗試，對文賦形式的確立具有里程碑的意義。其次，歐陽修對四六體也進行了革新。宋初的四六皆沿襲唐人舊制，西昆諸子更是嚴格遵守李商隱等人的“三十六體”。歐陽修雖也遵守舊制用四六體來寫公牘文書，但他常參用散體單行之古文筆法，且少用故事成語，不求對偶工切，從而給這種駢四儷六的文體注入了新的活力，他的《上隨州錢相公啓》《蔡州乞致仕第二表》等都是宋代四六中的佳作。 ^[95] 

歐陽修的語言簡潔流暢，文氣紆徐委婉，創造了一種平易自然的新風格，在韓文的雄肆、柳文的峻切之外別開生面。例如《醉翁亭記》的開頭一段，語言平易曉暢，晶瑩秀潤，既簡潔凝練又圓融輕快，毫無滯澀窘迫之感。深沉的感慨和精當的議論都出之以委婉含蓄的語氣，娓娓而談，紆徐有致。這種平易近人的文風顯然更容易為讀者所接受，所以具有廣闊的發展前景，其後宋代散文的發展歷程就證明了這一點。黃庭堅極為推崇歐陽修，特別喜歡《醉翁亭記》，竟把四百字的《醉翁亭記》創作成《瑞鶴仙·環滁皆山也》。 ^[95] 

歐陽修的創作使散文的體裁更加豐富，功能更加完備。歐陽修大力倡導詩文革新運動，其散文創作的高度成就與其正確的古文理論相輔相成，開創了一代文風。他領導的北宋古文運動，結束了駢文從南北朝以來長達六百年的統治地位，為以後元明清九百年間提供了一種便於論事説理、抒情述志的新型古文。歐陽修也成為一代文章宗師。 ^[19]  由於他在政治上的地位和散文創作上的巨大成就，使他在宋代的地位有似於唐代的韓愈。他薦拔和指導了王安石、曾鞏、蘇洵、蘇軾、蘇轍等散文家，對他們的散文創作發生過很大影響。他的平易文風，還一直影響到元、明、清各代。 ^{[95]  [97]} 

歐陽修出於號稱“北宋倚聲家初祖”的晏殊門下，在詞的創作方面也有一定的成就。與晏殊詞相比，歐陽修雖然也主要是走五代詞人的老路，但新變的成分要多些。儘管他作詞是以餘力而作 ^[20]  ，固守着詞傳統的創作觀念 ^[21]  ，但作為開創風氣的一代文宗，他對詞作也有所革新。這主要體現於兩個方面：一是擴大了詞的抒情功能，沿着李煜詞所開闢的方向，進一步用詞抒發自我的人生感受；二是改變了詞的審美趣味，朝着通俗化的方向開拓，而與柳永詞相互呼應。 ^[96] 

歐陽修一生宦海浮沉，曾三遭貶謫，仕途不像晏殊那麼順利，對人生命運的變幻和官場的艱險有較深的體驗。表現這類情感的詞作雖然不太多，但畢竟顯示出一種新的創作方向，即詞既可以寫傳統的類型化的相思恨別，也能夠用以抒發作者自我獨特的人生體驗和心態。在《朝中措·平山堂》中，歐陽修瀟灑曠達的風神個性得到了充分展現。這種樂觀曠達的人生態度和用詞來表現自我情懷的創作方式對後來的蘇軾有着直接的影響。 ^[96] 

歐陽修在政治生活中，剛勁正直，見義勇為，他的詩文和部分“雅詞”表現出其性格中的這個側面。而他的日常私生活，尤其是年輕時的生活，則頗風流放任 ^[22]  。因而其詞作中也有一些帶“世俗之氣”的豔詞，有些甚至比較庸俗，另一些內容和情調則比較健康，如《南歌子·鳳髻金泥帶》《玉樓春·夜來枕上爭閒事》等，體現出一種與五代詞追求語言富麗華美的貴族化傾向相異的審美趣味，而接近市民大眾的審美情趣。 ^[96] 

歐陽修詞朝通俗化方向開拓的另一表現是，他借鑑和吸取了民歌的“定格聯章”等表現手法，創作了兩套分詠十二月節氣的《漁家傲》“鼓子詞”，這對後來蘇軾用聯章組詞的方式來抒情紀事頗有影響；而《漁家傲·花底忽聞敲兩槳》《漁家傲·荷葉田田青照水》兩首詞，分別寫採蓮女的浪漫歡樂和愛情苦惱，格調清新，也具有民歌風味。在宋代詞史上，歐陽修是主動向民歌學習的第一人，由此也造就了其詞清新明暢的藝術風格，歌詠潁州西湖的《採桑子十首》就集中體現出這種風格特徵。 ^[96] 

歐陽修在變革文風的同時，也對詩風進行了革新。他重視韓愈詩歌“資談笑，助諧謔，敍人情，狀物態，一寓於詩而曲盡其妙”的特點，並提出了“詩窮而後工”的詩歌理論。相對於西昆詩人的主張，歐陽修的詩論無疑含有重視生活內容的精神。歐陽修詩歌創作正是以扭轉西昆體脱離現實的不良傾向為指導思想的，這體現了宋代詩人對矯正晚唐五代詩風的最初自覺。 ^[95] 

歐詩中有一些以社會現實為題材的作品，如《食糟民》揭露了種糧的農民只能以酒糟充飢的不合理現實，《邊户》描寫了宋遼邊境地區人民的不幸遭遇。但歐詩更重要的內容則是表現個人的生活經歷或抒發個人的情懷，以及對歷史題材的吟詠等。由於他的這類詩篇多含有很深的人生感慨，所以與西昆體的同類詩作有本質的區別。例如《戲答元珍》，以荒遠山城的淒涼春景襯托自己的落寞情懷，篇末故作寬解之言，委婉地傾吐了內心的感觸，真切感人。 ^[95] 

歐詩受韓愈的影響較大，主要體現於散文手法和議論入詩。然而歐詩並不對古人亦步亦趨，故仍然具有自家面目。歐詩中的議論往往能與敍事、抒情融為一體，所以得韓詩暢盡之致而避免了其枯燥艱澀之失。例如《再和明妃曲》議論精警，又富有情韻。歐詩的散文手法主要不是體現於句法上，而是借鑑散文的敍事手段，如《書懷感事寄梅聖俞》敍述宴遊經歷，平直周詳，深得古文之妙。 ^[95] 

歐詩也學李白，主要得益於語言之清新流暢，這與歐詩特有的委婉平易的章法相結合，便形成了流麗宛轉的風格，如《春日西湖寄謝法曹歌》，寫好友萬里相思和少去老來的感慨，時空跨度很大，情緒亦跌宕起落，然而文氣仍很宛轉，娓娓如訴家常。歐詩的成就不如歐文，但兩者的風格傾向是一致的，這種詩風顯然是對西昆體詩風的矯正。 ^[95] 

此外，歐陽修撰寫的《六一詩話》，是中國文學史上的第一部詩話，以隨筆的形式評論詩歌，開創了中國古代詩論的一種新形式。 ^[97]  郭紹虞認為：“詩話之稱，固始於歐陽修，即詩話之體，亦可謂創自歐陽氏矣。” ^[52] 

歐陽修對有真才實學的後生極盡讚美，竭力推薦，使一大批當時還默默無聞的青年才俊脱穎而出，名垂後世，堪稱千古伯樂。不但包括蘇軾、蘇轍、曾鞏等文壇巨匠，還包括張載、程顥、呂大鈞等曠世大儒的出名與歐陽修的學識、眼光和胸懷密不可分。 ^[95]  他一生桃李滿天下，包拯、韓琦、文彥博、司馬光，都得到過他的激賞與推薦。“唐宋八大家”中宋代的六人，除歐陽修自己，另外五人均出自他的門下，而且都是以布衣之身被他相中、提攜而名揚天下。

歐陽修以修史著稱，在修編歷史的過程中提出了自己的政治思想。他傳承了中國政治思想尤其是儒家思想中的政治維度，弘揚公羊學的正統和一統學説，認為正統首先要統一天下，君臨四方，“臣愚因以為謂正統，王者所以一民而臨天下”。正統要以政治統一為基礎。同時，他認為王朝更替的正統與否應該參照是否公道或大義為準：“夫正與統之為名，甚尊而重也。堯、舜、三代之得此名者，或以至公，或以大義而得之也。自秦、漢而下，喪亂相尋。其興廢之跡，治亂之本，或不由至公大義而起，或由焉而功不克就，是以正統屢絕，而得之者少也。”他試圖強化從王者居正和王者一統的角度論述一個朝代政治合法性的條件，“王者大一統。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者；統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由不正與不一，然後正統之論作”。他以這種由王者規範和一統天下的理念討論了當時政治合法性的一些問題。 ^[68] 

歐陽修對中國社會自漢代以來就有的朋黨問題提出了一些正面認識。“為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君主要使用君子朋黨，屏退小人朋黨；用君子朋黨，天下可得到治理。君子朋黨就是堅守道義、名節、互相砥礪和以身事國的人士，“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這對後世的政治思想產生了一定影響。 ^[68] 

歐陽修看重士大夫的氣節，在修史過程中再三申述臣子的節操是政治成敗的重要因素，“禮義，治人之大法；廉恥，立人之大節。蓋不廉，則無所不取；不恥，則無所不為。人而如此，則禍亂敗亡，亦無所不至，況為大臣而無所不取不為，則天下其有不亂，國家其有不亡者乎！”這是對傳統忠義和節操觀念在政治領域的再強調。 ^[68] 

與上述認識相應，歐陽修強調科舉取士一定要注重舉子的個人品德和操行。他在《論保明舉人行實札子》中提出：“臣今欲乞指定舉人玷缺事狀，如事親不孝，行止逾濫，冒哀匿服，曾犯刑責，及雖有蔭贖而情理重者！以上事節，苟犯其一，並不得收試。”上述論述反映了歐陽修的政治追求和基本理念。 ^[68] 

歐陽修的政治思想主要體現在對政治主體行為的道德要求及個人修身層面，體現了中國儒家政治中的積極面，同時也顯現出其政治思考的歷史侷限性。 ^[68] 

在宋仁宗時期的回河之爭中，歐陽修就黃河問題提出過重要意見。慶曆八年（1048年），黃河決於澶州商胡埽（今河南濮陽東北），河水改道北流，經大名府、恩州、冀州、深州、瀛州、永靜軍等地，至乾寧軍合御河入海。當時因年荒民困，沒有立即堵口。皇祐三年（1051年），北流於館陶郭固口決口，四年堵塞後流勢仍不暢，引起了北流和恢復故道東流的爭論。至和二年（1055年），歐陽修極力反對回河東流，連上兩疏，分別從國計民生、黃河情況陳述不能回河的理由。歐陽修的奏疏未予採納，朝廷命加緊堵口，開六塔河。嘉祐元年（1056年）四月，商胡決口塞而複決，回河失敗。 ^[72] 

歐陽修視綱常倫理為支配歷史興亡之“道”，思考“歷史盛衰之理”，引“理”入“史”，以《易》解史，開一代史學風氣，具有很高的史學成就。他中進士後不久任館閣校勘，即與尹洙等一道編寫《新五代史》（本名《五代史記》）。在被貶為夷陵縣令期間，儘管條件相當困難，史書撰寫工作也沒有中止。他與尹洙書信往返，討論撰史事。《新五代史》從蒐集材料到成書前後歷二十餘年，此後，他對這部書稿不斷加工修訂。可以看出，《新五代史》撰寫過程和他在政治舞台上的活動交織在一起。至和元年（1054年），歐陽修參與編修《新唐書》，至嘉祐五年（1060年）《新唐書》 225捲成。 ^[76] 

在經學方面，歐陽修研究《詩》《易》《春秋》，能不拘守前人之説，提出自己的創見。 ^[97] 

在金石學領域，歐陽修有開闢之功。他編輯和整理了周代至隋唐的金石器物、銘文碑刻上千，並撰寫成《集古錄跋尾》十卷四百多篇，簡稱《集古錄》，是今存最早的金石學著作。 ^[97] 

歐陽修曾遍訪民間，將洛陽牡丹的栽培歷史、種植技術、品種、花期以及賞花習俗等作了詳盡的考察和總結，撰寫了《洛陽牡丹記》一書，包括《花品序》《花釋名》《風俗記》三篇。書中列舉牡丹品種二十四種，是歷史上第一部具有重要學術價值的牡丹專著。 ^[23] 

歐陽修對譜學深有研究，開創私家修譜之先河。他所著的《歐陽氏譜圖序》，詳細説明了歐陽修先世的遷移圖，即其先大禹到越國王族的脈絡，也描寫了八王之亂後，歐陽氏再度南遷江南，在南方各地族衍發展的歷程。其修譜的體例完整而系統，包括譜圖序、譜例、世系圖、世系錄、先世考辨等，為後世修家譜提供了參考，成為元代以後中國家譜的範例。 ^[24] 

歐陽修雖然不以書名，但其書法超拔流俗，別有一番情趣。蘇軾稱其書“筆勢險勁，字體新麗，精勤敏妙，自成一家”，又謂“歐陽公用尖筆幹墨作方闊字，神采秀髮，膏潤無窮，後人觀之，如見其清眸豐頰進趨曄如也”。他的書法受顏真卿影響較深。朱熹説：“歐陽公作字如其為人，外若優遊，中實剛勁。” ^[46] 

歐陽修追求優遊自在的情趣，把書法作為一種賞心樂事而非“夕惕不息”的專門技藝，不拘於“法”（書法藝術語言規則），而推崇輕鬆自如的揮寫，把自娛的目的和創作過程中解衣般礴的心境融合起來。反映在書論的表述形式上，則是放棄了以概念、判斷、推理組成的大塊文章，而採取了以抒發直覺體驗為主要特徵的小品，文辭偏向質樸簡約，與在禪悦之風影響下形成的士大夫自然、淡泊的人生哲學和生活情趣相一致。 ^[46] 

趙禎：“如歐陽修者，何處得來？” ^[28] 

滁州版歐陽修畫像(3張)

蘇洵：“執事之文，紆餘委備，往復百折，而條達疏暢，無所間斷；氣盡語極，急言竭論，而容與閒易，無艱難勞苦之態。……惟李翱之文，其味黯然而長，其光油然而幽，俯仰揖讓，有執事之態。陸贄之文，遣言措意，切近的當，有執事之實。而執事之才，又自有過人者；蓋執事之文，非孟子韓子之文，而歐陽子之文也。” ^[44] 

王安石：“如公器質之深厚，知識之高遠，而輔學術之精微，故充於文章，見於議論，豪健俊偉，怪巧瑰琦。其積於中者，浩如江河之停蓄；其發於外者，爛如日月之光輝。其清音幽韻，悽如飄風急雨之驟至；其雄辭閎辯，快如輕車駿馬之奔馳。世之學者，無問識與不識，而讀其文，則其人可知。嗚呼！自公仕宦四十年，上下往復，感世路之崎嶇；雖屯邅困躓，竄斥流離，而終不可掩者，以其公議之是非。既壓復起，遂顯於世；果敢之氣，剛正之節，至晚而不衰。方仁宗皇帝臨朝之末年，顧念後事，謂如公者，可寄以社稷之安危；及夫發謀決策，從容指顧，立定大計，謂千載而一時。功名成就，不居而去，其出處進退，又庶乎英魄靈氣，不隨異物腐散，而長在乎箕山之側與潁水之湄。然天下之無賢不肖，且猶為涕泣而歔欷，而況朝士大夫平昔遊從，又予心之所向慕而瞻依。” ^[30] 

蘇軾：

蘇轍：“嗟維此時，文律頹毀。奇邪譎怪，不可告止。剽剝珠貝，綴飾耳鼻。調和椒姜，毒病唇齒。咀嚼荊棘，弁棄羹胾。號茲古文，不自愧恥。公為宗伯，思復正始。狂詞怪論，見者投棄。踽踽元昆，與轍皆來。皆試於庭，羽翼病摧。有鑑在上，無所事媒。馳詞數千，適當公懷。擢之眾中，羣疑相豗。公恬不驚，眾惑徐開。滔滔狂瀾，中道而回。匪公之明，化為詼俳。公德日隆，歷蹈二府。轍方在艱，撫視逾素。納銘幽宅，德逮存故。終喪而還，公以勞去。公年未衰，屢告遲莫。自亳徂青，迄蔡而許。來歸汝陰，嘯傲環堵。轍官在陳，於潁則鄰。拜公門下，笑言歡欣。杯酒相屬，圖史紛紜。辯論不衰，志氣益振。有如斯人，而止斯耶？……嗚乎！公之於文，雲漢之光。昭回洞達，無有采章，學者所仰，以克向方。知者不惑，昧者不狂。公之在朝，以直自遂。排斥奸回，罔有劇易。後來相承，敢隕故事？雖庸無知，亦或勉勵。此風之行，逾三十年。朝廷尊嚴，庶士多賢。伊誰雲從，公導其先。自公之歸。忽焉變遷。又誰使然，要歸諸天？……時既往矣，公亦逝矣。老成雲亡，邦國瘁矣。” ^[67] 

陳師道：“翼亮三聖，出入十年，建明大策，以康社，是宜配食清廟而絃歌之，特稱一邦而慰一鄉之思哉？” ^[67] 

張舜民：“歐陽永叔如春服乍成，釃酒初熟，登山臨水，竟日忘歸。” ^[31] 

曾肇：“是時宋興八十餘年，異材間出。歐陽文忠公赫然特起，為學者宗師。” ^[65] 

李之儀：“良可佳者，晏元獻、歐陽文忠、宋景文，則以其餘力遊戲，而風流閒雅，超出意表，又非其類也。” ^[98] 

曾慥：“歐陽公一代儒宗，風流自命。詞章窈眇，世所矜式。乃小人或作豔曲，謬為公詞。” ^[32] 

王稱：“斯文，古今大事也，天未嘗輕以畀人。然自孔子以來，千有餘載之間，得其正傳者，僅四五人而已。孔子既沒，而孟子生；孟子之後，有荀卿；荀卿之後，而揚雄出；雄之後，而韓愈繼；愈之後，而修得其傳。其所以明道秘而息邪説，立化本而振儒風，邃然以所學入發，為朝廷之論議，志得道行，沛然有餘，則功利之及於物者，蓋天之所畀也。故天下尊仰之如泰山大河，日月所不能磨而竭矣。” ^[29] 

羅大經：“歐陽公雖遊戲作小詞，亦無愧唐人《花間集》。” ^[49] 

敖陶孫：“歐公如四瑚八璉，止可施之宗廟。” ^[31] 

脱脱、阿魯圖等：“三代而降，薄乎秦、漢，文章雖與時盛衰，而藹如其言，曄如其光，皦如其音，蓋均有先王之遺烈。涉晉、魏而弊，至唐韓愈氏振起之。唐之文，涉五季而弊，至宋歐陽修又振起之。挽百川之頹波，息千古之邪説，使斯文之正氣，可以羽翼大道，扶持人心，此兩人之力也。愈不獲用，修用矣，亦弗克究其所為，可為世道惜也哉！” ^[28] 

謝肇淛：“宋之人物，若王沂公、李文正、司馬温公之相業，寇萊公、趙忠定之應變，韓魏公之德量，李綱、宗澤之撥亂，狄青、曹瑋、岳飛、韓世忠之將略，程明道、朱晦庵之真儒，歐陽永叔、蘇子瞻之文章，洪忠宣、文信國之忠義，皆灼無可議，而且有用於時者，其它瑕瑜不掩，蓋難言之矣。” ^[42] 

賀裳：“宋之詩文皆至廬陵始一大變。顧有功於文，有罪於詩。其自為詩，害詩猶淺，論人詩害詩實深。” ^[33] 

朱軾：“五季之衰，學喪文敝，而修於周程未出之前，首以古文為當世倡。推大道之要，而發明六經，聖賢之旨，使學者曉然知論説必本於仁義，有功世道，於斯為大。而文章之復古，其末也。修為台諫時，摧邪扶正，論列為多。屢歷州郡，聲跡可紀。及仁英授受之際，輔佐韓琦，功在社稷矣。琦之初薦修，第以文高名重，恐世以不用，為國家惜。蓋一時權宜之詞，不知者以為實則謬也。” ^[80] 

石韞玉：“論道議事，追韓繼陸。歸田集古，學問淹博。” ^[48] 

尤侗：“六一婉麗，實妙於蘇。” ^[49] 

劉熙載：“馮延巳詞，晏同叔得其俊，歐陽修得其深。” ^{[47]  [49]} 

曾國藩：“古人稱立德、立功、立言為三不朽。立德最難，自周漢以後，罕見德傳者。立功如蕭、曹、房、杜、郭、李、韓、嶽，立言如馬、班、韓、歐、李、杜、蘇、黃，古今曾有幾人？” ^[50] 

陳淡野：“人亦一器也，莫不各有其量。如天地之量，聖賢帝王之所效焉。山嶽江海之量，公侯卿相之所則焉。古夷齊有容人之大量，孟夫子有浩然之氣量，范文正公有濟世之德量，郭子儀有福量，諸葛武侯有智量，歐陽永叔有才量，呂蒙正有度量，趙子龍有膽量，李德裕有力量，此皆遠大之器。” ^[34] 

馮煦：

蔡東藩：“宋臣專喜迂論，與晉代之清談，幾乎相同，其不即亂亡者，賴有一二大臣為之主持耳。英宗雖入嗣仁宗，纘承大統，而其本生父則固濮王也。以本生父稱皇伯，毋乃不倫！歐陽修援引禮經，謂應稱親降服，議固甚當，韓琦即據以定議，於稱親之議，則請行之，於稱皇稱後之議，則請辭之，最得公私兩全之道……微韓魏公諸人，宋室恐早不綱矣。蓋輿論與清談，其足致亂亡一也。” ^[36] 

錢基博：“自宋初柳開、穆修以迄石介、尹洙、蘇舜欽、歐陽修、梅堯臣、王安石、曾鞏、蘇洵及其子軾、轍兄弟、秦觀、張耒、黃庭堅、陳師道，氣必疏快而力祛茂興，與發宋文之機利，而以殊於唐格者也。……然惟歐陽修，碑傳議論，兼能並擅。……惟歐陽修之容與閒易，蘇軾之條達疏暢，雖是急言竭論，而無艱難勞苦之態；大而萬言之書，短則數行之記，一以自在出之，抑揚爽朗，行所無事；此則宋人之所特長，而開前古未有之蹊徑者也。然歐陽修早習四六以取科第，而排比綺靡，心有不慊；遂以古文之頓挫，用之儷體之整對，而異軍別張，語必老到，無一毫嫵媚之態；妙造目然，無用事用句之癖。……詩則歐陽修以韓學杜，以文為詩，仗氣愛奇。……詞則歐陽修以蜀詞化南唐，抒深婉以疏俊，清新閒逸。……然則有宋文學之所以繼往開來，而自成一代者，歐陽修、蘇軾，或推之，或挽之，後先濟美以有成功也。” ^[51] 

顧隨：“宋代之文、詩、詞，皆奠自六一，文改駢為散，詩清新，詞開蘇、辛。歐文學之不朽，在詞，不在詩、文。……‘晏歐清麗復清狂’。……或以為蘇、辛豪放，六一婉約，非也。詞原不可分豪放、婉約，即使可分，六一也絕非婉約一派。大晏與歐比較，與其説歐近於五代，不如説大晏更近於五代，歐則奠定宋詞之基礎。……蓋以文學不朽論之，歐之作在詞，不在詩文。” ^[54] 

朱自清：

張舜徽：“歐陽修是一位有多方面成就的文學家，他雖一生在宦海中浮沉了四十年，但由於刻苦鑽研，鍥而不捨，給後人留下了豐富的文學遺產。尤其是他繼韓愈之後所倡導的古文運動，開創了宋代散文的新局面，在中國文學史上寫下了光輝的一頁。從唐末至五代，文體萎弱無力，到歐陽修生活的早期，文壇上仍瀰漫五代餘習，流行着雕琢字句、講求對偶、風格浮豔的駢體文，可以説是對唐代韓愈古文運動的一種反動。歐陽修是十分佩服韓愈的，力主掃除形式主義的文風，以文體革新相倡導。在蘇軾、王安石、曾鞏等人的合作下，終於取得成效，奠定了平實暢達的散文風格，這是他的卓著貢獻。至於他的詩詞堪稱俱美，寫作也多；在史學和金石考古方面，都有專著，確是一位博涉多通的學者，不徒擅長文學而已。” ^[79] 

陳振等：“歐陽修的作風是正派的。為人處世，剛正不阿。為了國計民生，敢於直言極諫，不怕貶官，不避刑戮。罵高若訥，駁呂夷簡，其意氣之盛，至今令人神往。及遭陷害，力請辯誣，襟懷坦然，難進易退。正如韓琦所稱讚的那樣：‘公之進退，遠邁前賢。合既不苟，高惟戒顛。’也正是由於具有這樣正派的作風，才具有樸實的學風。他作學問，力求真實，不立異論。為學如此，為文也是這樣。他主張文章要‘中於時病而不為空言’，反對‘好為新奇以自異’。……歐陽修自己的文章寫得平易自然，影響了宋朝一代的文風。古人所謂‘其身正，下令而行’，歐陽修自己的文風正是起了這樣的作用。” ^[82] 

葉嘉瑩：“馮延巳是在纏綿鬱結中表現了熱情摯烈、殉身無悔的執着精神；晏殊是於圓融温潤之中表現了情中含思的理性觀照；而歐陽修則是在豪宕沉摯、抑揚唱嘆中表現出一種遺玩的意興。……歐陽修就是以一種風趣談諧的態度，一種賞玩、驅遣的豪興來對待他一生屢遭詆譭貶滴的不幸的。” ^[73] 

孫康宜、宇文所安等：“歐陽修是一位多產的詞作者，並且，比起此前的其他任何人來，包括柳永，明顯在這一文類上寫得更多。……從我們的角度看，或許可以説，像歐陽修這樣一位折中、創新的文學天才，偶爾嘗試這一著名的為娛樂場所中的職業藝人所喜愛的‘更低的’詞體風格，不足為奇。” ^[75] 

歐陽修任洛陽留守推官時，與梅堯臣、尹洙結為至交，互相切磋詩文。當時他的上司為吳越忠懿王錢俶之子、西京留守錢惟演。錢惟演厚待歐陽修等青年才俊。這些青年才俊喜愛遊宴，毫無節制，但在吃喝玩樂之餘，也會吟詩作賦。當時文壇上流行華麗工整的駢文，歐陽修等人不滿於駢文的卑靡拘謹，而是憑藉自己豐富的學識，以效法先秦兩漢的古人為手段，力圖打破當時陳腐的文風，推行“古文”。在錢惟演的支持下，歐陽修等人有了充分的時間去琢磨古文創作。

後來，錢惟演離開洛陽，由名臣王曙接任。王曙管束部下嚴格，不滿於這些人的散漫。有一天，王曙嚴厲地對歐陽修等人説：“諸位知曉寇萊公（王曙的岳丈寇準）晚年遇禍的緣故嗎？正是因其縱酒過度。”眾人都唯諾應允，只有歐陽修起座答道：“據我所知，寇公之所以遭禍，正因其老而不知止（意在譏諷王曙‘老不知止’）！”王曙聽後，只是默然不應，終不發怒。等到他任樞密使後，首先舉薦歐陽修等人，使其得以進入館閣供職。 ^[56-57] 

歐陽修中進士時所娶的胥夫人，在二人新婚不久後便去世了。後來，歐陽修娶了名臣薛奎的四女。值得一提的是，薛奎的三女婿是與歐陽修一同參加殿試而獲得了狀元的王拱辰。後來，王拱辰的夫人去世，王拱辰又娶了薛奎的五女，繼續做薛家的女婿、歐陽修的連襟 ^[27]  。歐陽修為此寫詩調侃他説：“舊女婿為新女婿，大姨夫作小姨夫。” ^[58]  一説是歐陽修娶了薛家小女兒，被戲謔為“舊女婿為新女婿，大姨夫作小姨夫” ^[100]  。

歐陽修曾對謝絳説：“我平生所作的文章，多半在‘三上’，即馬上、枕上、廁上。因為只有這樣才可以好好構思啊。” ^[26] 

嘉祐（1056年－1063年）年間，富弼為相、歐陽修任翰林學士、包拯任御史中丞、胡瑗在太學任侍講，集天下之望。當時士大夫相傳道：“富公真宰相，歐陽永叔真翰林學士，包老真中丞，胡公真先生。”便有四真之名。 ^[25] 

歐陽修初謫滁州時，自號醉翁。到年邁且“將退休於潁水之上”時，又號六一居士。有客人問他：“六一，是什麼意思呢？”歐陽修回答：“我家藏書一萬卷，集錄三代以來的金石遺文一千卷，有琴一張，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壺。”客人不解道：“這是五一了，怎麼説是六一呢？”歐陽修：“以我這個老翁，終老在這五物之間，這難道不是六一嗎？” ^[55] 

（表格參考資料 ^{[27]  [37]  [40-41]}  ）

歐陽修一生著述繁富，成績斐然。他曾奉詔撰《新唐書》紀10卷、志50卷、表15卷；自著《五代史記》74卷、《易童子問》3卷、《詩本義》14卷、《居士集》50卷、《歸榮集》1卷、《外製集》3卷、《內製集》8卷、《奏議》11卷、《四六集》7卷、《集古錄跋尾》10卷、《雜著》19卷。至南宋初年，即有合刻《六一居士全集》150卷、《六一居士別集》20卷。宋光宗紹熙年間，周必大聘請曾三異等編次校勘，編為《歐陽文忠公集》153卷、附錄5卷，成為定本。今存宋刊本（殘卷）、明天順六年刊本、明正德七年刊本、明朝鮮國刊本、清嘉慶二十四年刊本、《四部叢刊》影元刊本等。詞集有南宋羅泌編《六一詞》3卷，今存宋刊本、毛晉汲古閣刊本、明抄本、《四庫全書》本。 ^[97] 

現代歐陽修作品集整理本亦詳備。2001年，中華書局出版、李逸安點校的《歐陽修全集》，是周必大所刻全集至今的點校整理本。現代學者亦分別對歐陽修不同文體作品進行箋註，如《歐陽修詩文集校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出版）、《歐陽修詩編年箋註》（中華書局，2012年出版）、《歐陽修詞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出版）。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出版日本學者東英壽考校，並由洪本健箋註的《新見歐陽修九十六篇書簡箋註》，是利用海外漢籍進行作品輯佚的重要成果。 ^[97] 

歐陽修陵園(2張)

歐陽修陵園位於河南省新鄭市西13公里的辛店鎮歐陽寺村西，東西寬93米，南北長118米，佔地面積約16畝。陵園是歐陽修及繼配夫人薛氏、歐陽修的四個兒子（歐陽發、歐陽奕、歐陽棐、歐陽辯）和兩個孫子（歐陽愻、歐陽愬）墓葬的歐陽修家族墓地。西南300米外有歐陽修祖母李氏墓地。 ^[64] 

歐陽修在被貶滁州期間寫下了《醉翁亭記》。為紀念歐陽修，安徽省滁州市政府從20世紀60年代籌建紀念館之初，就徵集到郭沫若的親筆題名 ^[61]  。1998年琅琊山管理處利用以前開山取石廢棄的塘口，因地制宜開發的新景點，取《醉翁亭記》中“醉能同其樂”之意，命名為同樂園。2003年，“同樂園”更名為“歐陽修紀念館”。 ^[62] 

永豐歐陽修紀念館又名永叔公園，位於永豐縣城恩江鎮西側，始建於1984年，周谷城題寫館名，是江西省十大歷史名人紀念館之一。 ^[63] 

吳充《歐陽文忠公行狀》

胡柯《廬陵歐陽文忠公年譜》 ^[66] 

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

王稱《東都事略》卷72 ^[29] 

脱脱、阿魯圖等《宋史》卷319 ^[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