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

蘇軾於宋仁宗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1037年1月8日）出生於眉州眉山 ^[2-4]  ，是初唐大臣蘇味道之後。蘇軾的父親蘇洵，即《三字經》裏提到的“二十七，始發奮”的“蘇老泉”。 ^[5]  蘇軾其名“軾”原意為車前的扶手，取其默默無聞卻扶危救困，不可或缺之意。 ^[6]  慶曆八年（1048年），蘇洵因父喪居家，閉户讀書，把自己的學識品行教授給蘇軾與幼子蘇轍。 ^[7] 

蘇軾生性放達，為人率真，深得道家風範。好交友 ^[8]  、好美食 ^[9]  ，創造許多飲食精品 ^[10]  ，好品茗 ^[11]  ，亦雅好遊山林 ^[12]  。

嘉祐元年（1056年），蘇軾首次出川赴京，參加朝廷的科舉考試。蘇洵帶着二十一歲（農曆虛歲）的蘇軾、十九歲的蘇轍，自偏僻的西蜀地區，沿江東下，於嘉祐二年（1057年）進京應試。

當年考試的策論題目是《刑賞忠厚之至論》。蘇軾的策論獲得當時的主考官歐陽修和小試官梅堯臣的賞識。蘇軾在文中寫道：“皋陶為士，將殺人。皋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歐、梅皆不知此句出處，便將他從第一降至第二（一説歐陽修誤認為是自己的弟子曾鞏所作，為了避嫌，使他只得第二）。放榜後，蘇軾謁謝，梅堯臣問蘇軾此句出處，蘇軾回答是《三國志·孔融傳》注，歐陽修等回去查，沒查到。蘇軾便説他是取孔融“想當然”之意。歐陽修不禁對蘇軾的豪邁極為欣賞，而且預見了蘇軾的將來：“此人可謂善讀書，善用書，他日文章必獨步天下。” ^[81-83] 

在歐陽修的一再稱讚下，蘇軾一時聲名大噪。他每有新作，立刻就會傳遍京師。當父子名動京師、正要大展身手時，突然傳來蘇軾、蘇轍的母親病故的噩耗。二兄弟隨父回鄉奔喪。

嘉祐四年（1059年）十月，守喪期滿。翌年二月，三蘇重返汴京。蘇軾授河南府福昌縣主簿，蘇洵試秘書省校書郎。 ^[80] 

嘉祐六年（1061年），在歐陽修的推薦下，蘇軾兄弟參加名為“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的制科考試。九月，蘇軾的對策被評為第三等（一、二等虛設，第三等為實際上第一等），之前宋朝只有一個吳育中過這種制科的第三等，因此蘇軾中第三等被稱為“百年第一”。隨後授大理評事、籤書鳳翔府判官。四年後還朝，任判登聞鼓院，又通過學士院的考試，任直史館。 ^{[14]  [80]} 

治平三年（1066年），蘇洵病逝，蘇軾、蘇轍兄弟扶柩還鄉，守孝三年。三年之後，蘇軾還朝。此時，震動朝野的王安石變法開始。蘇軾的許多師友，包括當初賞識他的歐陽修在內，因反對新法而與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見不合，被迫離京。朝野舊雨凋零，蘇軾眼中所見，已不是他二十歲時所見的“平和世界”。 ^[15] 

熙寧四年（1071年），蘇軾上書談論新法的弊病。王安石頗感憤怒，於是讓御史謝景在神宗面前陳説蘇軾的過失。蘇軾於是請求出京任職，被授為杭州通判。

熙寧七年（1074年）秋，蘇軾調往密州（今山東諸城）任知州。

熙寧十年（1077年）四月至元豐二年（1079年）三月，在徐州任知州。黃河在曹村決口，使梁山泊氾濫，南清河水溢出故道，洪水匯聚在徐州城下，暴漲的洪水不時泄出，城牆即將被洪水沖毀，富有的百姓爭相出城躲避洪水，蘇軾説：“富民出城，全城百姓都會動搖，我和誰來守城？我在這裏，洪水決不能沖毀城牆。”驅使富民重新回到城裏。蘇軾到武衞營，呼喊士兵長官説：“河水即將沖毀城牆，事情危急，雖然你們是禁軍，但也請你們為我盡一點力。”士兵長官説：“太守尚且不躲避路上的洪水，我輩小人，應當效命。”帶領他的士兵們拿着畚箕鐵鍬出來，修築東南長堤，頭起戲馬台，尾連着城牆。雨日夜不停地下，城牆露出水面僅僅只有三版那麼高。蘇軾搭建小草屋住在城牆上，路過自己家門也不進去，派官吏分別堵塞缺口以守護城牆，終於保全了徐州城。又請求徵調明年伕役增築徐州舊城，修建木質護岸，以防洪水再來。朝廷同意了他的請求。 ^[16] 

元豐二年（1079年）四月，蘇軾調任湖州知州。上任後，他即給神宗寫了一封《湖州謝上表》，這本是例行公事，但蘇軾是詩人，筆端常帶感情，即使官樣文章，也忘不了加上點個人色彩，説自己“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這些話被新黨利用，説他“愚弄朝廷，妄自尊大”“銜怨懷怒”“指斥乘輿”“包藏禍心”，又諷刺政府，莽撞無禮，對皇帝不忠，如此大罪可謂死有餘辜。他們從蘇軾的大量詩作中挑出他們認為隱含譏諷之意的句子，一時間，朝廷內一片倒蘇之聲。七月二十八日，上任才三個月的蘇軾被御史台的吏卒逮捕，解往京師，受牽連者達數十人。這就是北宋著名的“烏台詩案”（烏台，即御史台，因其上植柏樹，終年棲息烏鴉，故稱烏台）。

烏台詩案這一巨大打擊成為蘇軾一生的轉折點。新黨們非要置蘇軾於死地不可，救援活動也在朝野同時展開。不但與蘇軾政見相同的許多元老紛紛上書，連一些變法派的有識之士也勸諫神宗不要殺蘇軾。王安石當時退休金陵，也上書説：“安有聖世而殺才士乎？”在大家努力下，這場詩案就因王安石“一言而決”，蘇軾得到從輕發落，貶為黃州（今湖北黃岡）團練副使，“本州安置”，受當地官員監視。蘇軾下獄一百零三日，險遭殺身之禍。幸虧宋太祖趙匡胤時定下不殺士大夫的國策，他才算躲過一劫。 ^[17] 

黃州團練副使一職相當低微，並無實權，而此時蘇軾經此一役已變得心灰意冷。蘇軾到任後，心情鬱悶，曾多次到黃州城外的赤壁山遊覽，寫下了《赤壁賦》、《後赤壁賦》和《念奴嬌·赤壁懷古》等名作，以此來寄託他謫居時的思想感情。公務之餘，他帶領家人開墾城東的一塊坡地，種田幫補生計。“東坡居士”的別號便是蘇軾在這時起的。

杭州蘇東坡紀念館高清組圖(19張)

元豐七年（1084年），蘇軾離開黃州，奉詔赴汝州就任。由於長途跋涉，旅途勞頓，蘇軾的幼兒不幸夭折。汝州路途遙遠，且路費已盡，再加上喪子之痛，蘇軾便上書朝廷，請求暫時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後被批准。當他準備要南返常州時，神宗駕崩。常州一帶水網交錯，風景優美。他在常州居住，既無飢寒之憂，又可享美景之樂，而且遠離了京城政治的紛爭，能與家人、眾多朋友朝夕相處。蘇軾於是選擇常州作為自己的終老之地。 ^[18] 

元豐八年（1085年），宋哲宗即位，高太后以哲宗年幼為名，臨朝聽政，司馬光重新被啓用為相，以王安石為首的新黨被打壓。蘇軾復為朝奉郎知登州（蓬萊）。四個月後，以禮部郎中被召還朝。在朝半月，升為起居舍人。三個月後，升中書舍人。不久，再又升翰林學士、知制誥，知禮部貢舉。 ^[19] 

當蘇軾看到新興勢力拼命壓制王安石集團的人物及盡廢新法後，認為其與所謂“王黨”不過一丘之貉，再次向朝廷提出諫議。他對舊黨執政後，暴露出的腐敗現象進行了抨擊，由此，他又引起了保守勢力的極力反對，於是又遭誣告陷害。蘇軾至此是既不能容於新黨，又不能見諒於舊黨，因而再度自求外調。

蘇堤高清組圖(3張)

元祐四年（1089年），蘇軾任龍圖閣學士、知杭州。蘇軾第二次到杭州做官，杭州大旱，饑饉瘟疫一起發生。蘇軾向朝廷請求，減免本路上供米三分之一，又得到賜給剃度和尚的度牒，換成大米來救濟飢餓的百姓。

元祐五年（1090年）春天，又減價出賣常平米，做了很多的厚粥和湯藥，派人帶着醫生分街坊給百姓治病，救活了很多人。蘇軾説：“杭州，水陸交會的地方，因瘟疫死亡的人常常比其他地方多。”於是集中多餘的公款二千緡，蘇軾又拿出自己的黃金五十兩，辦起病坊，稍微積蓄一些錢糧收治有病的百姓。蘇軾看到茅山有一條河專門容納錢塘江潮水，鹽橋有一條河專門容納西湖水，於是疏浚這二條河道以通航。再修造堤堰閘門，控制西湖水的蓄積與排泄，錢塘江潮水不再進入杭州城內。又用剩餘的人力修復了六井，再把挖出來的淤泥堆積在西湖中，南北長三十里，修築成長堤以來往行人。吳地百姓種菱，春天就除草，不留寸草。蘇軾又僱募人力在西湖中種菱，水草不再生長。把種菱的收入備作以後修浚西湖的費用，取救濟荒災剩餘的一萬緡錢、萬石糧食；以及申請得到的一百張僧人度牒用來僱募民工。長堤築成，在堤上種植芙蓉、楊柳，望去好像圖畫，杭州人把長堤命名為蘇公堤。 ^[16] 

蘇軾在杭州過得很愜意，自比唐代的白居易。元祐六年（1091年），他又被召回朝。不久即元祐六年八月，又因為政見不合，調往潁州任知州。

元祐七年（1092年）二月，任揚州知州。

元祐八年（1093年）九月，任定州知州。是年高太后去世，哲宗執政，新黨再度執政。

紹聖元年（1094年）六月，貶為寧遠軍節度副使，再次被貶至惠州（今廣東惠州）。

紹聖四年（1097年），年已六十二歲的蘇軾被一葉孤舟送到了徼邊荒涼之地海南島儋州。據説在宋朝，放逐海南是僅比滿門抄斬罪輕一等的處罰。他把儋州當成了自己的第二故鄉，“我本儋耳氏，寄生西蜀州”。他在這裏辦學堂，介學風，以致許多人不遠千里，追至儋州，從蘇軾學。在宋代一百多年裏，海南從沒有人進士及第。但蘇軾北歸不久，這裏的姜唐佐就舉鄉貢。為此蘇軾題詩：“滄海何曾斷地脈，珠崖從此破天荒。”人們一直把蘇軾看作是儋州文化的開拓者、播種人，對他懷有深深的崇敬。在儋州流傳下來的東坡村、東坡井、東坡田、東坡路、東坡橋、東坡帽等等，表達了人們的緬懷之情，連語言都有一種“東坡話”。

宋徽宗即位後，蘇軾相繼被調為廉州安置、舒州團練副使、永州安置。元符三年四月（1100年），朝廷頒行大赦，蘇軾復任朝奉郎。

北歸途中，蘇軾於建中靖國元年七月二十八日（1101年8月24日）在常州（今屬江蘇）逝世，享年六十六歲。 ^[78]  蘇軾留下遺囑葬汝州郟城縣（今河南郟縣）鈞台鄉上瑞裏。次年，其子蘇過遵囑將父親靈柩運至郟城縣安葬。 ^[20]  宋高宗即位後，追贈蘇軾為太師；宋孝宗時，追諡“文忠”。 ^[21] 

蘇軾對社會的看法和對人生的思考都毫無掩飾地表現在其文學作品中，其中又以詩歌最為淋漓酣暢。在二千七百多首蘇詩中，干預社會現實和思考人生的題材十分突出。蘇軾對社會現實中種種不合理的現象抱着“一肚皮不入時宜”的態度，始終把批判現實作為詩歌的重要主題。更可貴的是，蘇軾對社會的批判並未侷限於新政，也未侷限於眼前，他對封建社會中由來已久的弊政、陋習進行抨擊，體現出更深沉的批判意識。

蘇軾一生宦海浮沉，奔走四方，生活閲歷極為豐富。他善於從人生遭遇中總結經驗，也善於從客觀事物中見出規律。在他眼中，極平常的生活內容和自然景物都藴含着深刻的道理，如《題西林壁》和《和子由澠池懷舊》兩詩。在這些詩中，自然現象已上升為哲理，人生的感受也已轉化為理性的反思。尤為難能可貴的是，詩中的哲理是通過生動、鮮明的藝術意象自然而然地表達出來，而不是經過邏輯推導或議論分析所得。這樣的詩歌既優美動人，又饒有趣味，是名副其實的理趣詩。“不識廬山真面目”和“雪泥鴻爪”一問世即流行為成語，説明蘇軾的理趣詩受到普遍喜愛。蘇詩中類似的作品還有很多，如《泗州僧伽塔》《飲湖上初晴後雨》《慈湖夾阻風》等。

蘇軾極具靈心慧眼，所以到處都能發現妙理新意。深刻的人生思考使蘇軾對沉浮榮辱持有冷靜、曠達的態度，這在蘇詩中有充分的體現。蘇軾在逆境中的詩篇當然含有痛苦、憤懣、消沉的一面，但蘇軾更多的詩則表現了對苦難的傲視和對痛苦的超越。

蘇軾學博才高，對詩歌藝術技巧的掌握達到了得心應手的純熟境界，並以翻新出奇的精神對待藝術規範，縱意所如，觸手成春。而且蘇詩的表現能力是驚人的，在蘇軾筆下幾乎沒有不能入詩的題材。

以“元祐”詩壇為代表的北宋後期是宋詩的鼎盛時期，蘇軾與王安石、黃庭堅、陳師道等人的創作將宋詩藝術推向了高峯。就風格個性的突出、鮮明而言，王、黃、陳三家也許比蘇軾詩更引人注目。然而論創作成就，則蘇軾無疑是北宋詩壇上第一大家。在題材的廣泛、形式的多樣和情思內藴的深厚這幾個維度上，蘇詩都是出類拔萃的。更重要的是，蘇軾具有較強的藝術兼容性，他在理論上和創作中都不把某一種風格推到定於一尊的地位。

這樣，蘇軾雖然在創造宋詩生新面貌的過程中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但他基本上避免了宋詩尖新生硬和枯燥乏味這兩個主要缺點。所以蘇軾在總體成就上實現了對同時代詩人的超越，成為最受後代廣大讀者歡迎的宋代詩人。 ^[22] 

蘇軾在詞的創作上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就一種文體自身的發展而言，蘇詞的歷史性貢獻又超過了蘇文和蘇詩。蘇軾繼柳永之後，對詞體進行了全面的改革，最終突破了詞為“豔科”的傳統格局，提高了詞的文學地位，使詞從音樂的附屬品轉變為一種獨立的抒情詩體，從根本上改變了詞史的發展方向。

蘇軾對詞的變革，基於他詩詞一體的詞學觀念和“自成一家”的創作主張。自晚唐、五代以來，詞一直被視為“小道”。柳永雖然一生專力寫詞，推進了詞體的發展，但卻未能提高詞的文學地位。而蘇軾首先在理論上破除了詩尊詞卑的觀念。他認為詩詞同源，本屬一體，詞“為詩之苗裔”，詩與詞雖有外在形式上的差別，但它們的藝術本質和表現功能應是一致的。因此他常常將詩與詞相提並論，由於他從文體觀念上將詞提高到與詩同等的地位，這就為詞向詩風靠攏、實現詞與詩的相互溝通滲透提供了理論依據。

為了使詞的美學品位真正能與詩並駕齊驅，蘇軾還提出了詞須“自是一家”的創作主張。此處的“自是一家”之説，是針對不同於柳永詞的“風味”而提出的，其內涵包括：追求壯美的風格和闊大的意境，詞品應與人品相一致，作詞應像寫詩一樣，抒發自我的真實性情和獨特的人生感受。因為只有這樣才能“其文如其為人”（《答張文潛縣丞書》），在詞的創作上自成一家。蘇軾一向以文章氣節並重，在文學上則反對步人後塵，因而他不滿意秦觀“學柳七作詞”而缺乏“氣格”。

擴大詞的表現功能，開拓詞境，是蘇軾改革詞體的主要方向。他將傳統的表現女性化的柔情之詞為擴展為表現男性化的豪情之詞，將傳統上只表現愛情之詞擴展為表現性情之詞，使詞像詩一樣可以充分表現作者的性情懷抱和人格個性。蘇軾讓充滿進取精神、胸懷遠大理想、富有激情和生命力的仁人志士昂首走入詞世界，改變了詞作原有的柔軟情調，開啓了南宋辛派詞人的先河。

與蘇詩一樣，蘇詞中也常常表現對人生的思考。這種對人生命運的理性思考，增強了詞境的哲理意藴。蘇軾雖然深切地感到人生如夢，但並未因此而否定人生，而是力求自我超脱，始終保持着頑強樂觀的信念和超然自適的人生態度。蘇詞比較完整地表現出作者由積極轉而矛盾苦悶，力求超脱自適而不斷追求的心路歷程和他疏狂浪漫、多情善思的個性氣質。繼柳永、歐陽修之後，蘇軾進一步使詞作中的抒情人物形象與創作主體由分離走向同一。

蘇詞既向內心的世界開拓，也朝外在的世界拓展。不同於晚唐、五代文人詞所表現的狹小的生活場景，蘇軾不僅在詞中大力描繪了作者日常交際、閒居讀書及躬耕、射獵、遊覽等生活場景，而且進一步展現了大自然的壯麗景色。蘇軾用自己的創作實踐表明：詞是無事不可寫，無意不可入的。詞與詩一樣，具有充分表現社會生活和現實人生的功能。由於蘇軾擴大了詞的表現功能，豐富了詞的情感內涵，拓展了詞的時空場景，從而提高了詞的藝術品味，把詞堂堂正正地引入文學殿堂，使詞從“小道”上升為一種與詩具有同等地位的抒情文體。

“以詩為詞”的手法則是蘇軾變革詞風的主要武器。所謂“以詩為詞”，是將詩的表現手法移植到詞中。蘇詞中較成功的表現有用題序和用典故兩個方面。有了詞題和詞序，既便於交代詞的寫作時地和創作緣起，也可以豐富和深化詞的審美內涵。在詞中大量使事用典，也始於蘇軾。詞中使事用典，既是一種替代性、濃縮性的敍事方式，也是一種曲折深婉的抒情方式。蘇詞大量運用題序和典故，豐富和發展了詞的表現手法，對後來詞的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

從本質上説，蘇軾“以詩為詞”是要突破音樂對詞體的制約和束縛，把詞從音樂的附屬品變為一種獨立的抒情詩體。蘇軾寫詞，主要是供人閲讀，而不求人演唱，故注重抒情言志的自由，雖也遵守詞的音律規範而不為音律所拘。正因如此，蘇軾作詞時揮灑如意，即使偶爾不協音律規範也在所不顧。也正是如此，蘇詞像蘇詩一樣，表現出豐沛的激情，豐富的想象力和變化自如、多姿多彩的語言風格。雖然蘇軾現存的三百六十二首詞中，大多數詞的風格仍與傳統的婉約柔美之風比較接近，但已有相當數量的作品體現出奔放豪邁、傾蕩磊落如天風海雨般的新風格，如《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

在兩宋詞風轉變過程中，蘇軾是關鍵人物。王灼《碧雞漫志》説：“東坡先生非心醉於音律者，偶爾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筆者始知自振。”強化詞的文學性，弱化詞對音樂的依附性，是蘇軾為後代詞人所指出的“向上一路”。後來的南渡詞人和辛派詞人就是沿着此路而進一步開拓發展的。 ^[22] 

蘇軾的文學思想是文、道並重。他推崇韓愈和歐陽修對古文的貢獻，都是兼從文、道兩方面着眼的。但是蘇軾的文道觀在北宋具有很大的獨特性。首先，蘇軾認為文章的藝術具有獨立的價值，如“精金美玉，文章並不僅僅是載道的工具，其自身的表現功能便是人類精神活動的一種高級形態。其次，蘇軾心目中的“道”不限於儒家之道，而是泛指事物的規律。所以蘇軾主張文章應像客觀世界一樣，文理自然，姿態橫生。他提倡藝術風格的多樣化和生動性，反對千篇一律的統一文風，認為那樣會造成文壇“彌望皆黃茅白葦”般的荒蕪。

正是在這種獨特的文學思想指導下，蘇軾的散文呈現出多姿多彩的藝術風貌。他廣泛地從前代的作品中汲取藝術營養，其中最重要的淵源是孟子和戰國縱橫家的雄放氣勢、莊子的豐富聯想和自然恣肆的行文風格。

蘇軾具有極高的表現力，在他筆下幾乎沒有不能表現的客觀事物或內心情思。蘇文的風格則隨着表現對象的不同而變化自如，像行雲流水一樣的自然、暢達。韓愈的古文依靠雄辯和佈局、蓄勢等手段來取得氣勢的雄放，而蘇文卻依靠揮灑如意、思緒泉湧的方式達到了同樣的目的。蘇文氣勢雄放，語言卻平易自然，這正是宋文異於唐文的特徵之一。

蘇軾擅長寫議論文。他早年寫的史論有較濃的縱橫家習氣，有時故作驚人之論而不合義理，如《賈誼論》責備賈誼不知結交大臣以圖見信於朝廷，《范增論》提出范增應為義帝誅殺項羽。但也有許多獨到的見解，如《留侯論》謂圯上老人是秦時的隱君子，折辱張良是為了培育其堅忍之性；《平王論》批評周平王避寇遷都之失策，見解新穎而深刻，富有啓發性。這些史論在寫作上善於隨機生髮，翻空出奇，表現出高度的論説技巧，成為當時士子參加科場考試的範文，所以流傳極廣。蘇軾早年的政論文也有類似的風格特點，但隨着閲歷的加深，縱橫家的習氣遂逐漸減弱，例如元祐以後所寫的一些奏議，內容上有的放矢，言詞則剴切沉着，接近於賈誼、陸贄的文風。史論和政論雖然表現出蘇軾非凡的才華，但雜説、書札、序跋等議論文，更能體現蘇軾的文學成就。這些文章同樣善於翻新出奇，但形式更為活潑，議論更為生動，而且往往是夾敍夾議，兼帶抒情。它們以藝術感染力來加強邏輯説服力，所以比史論和政論更加具備美文的性質。

蘇軾的敍事記遊之文，敍事、抒情、議論三種功能更是結合得水乳交融。由於蘇軾作文以“辭達”為準則，所以當行即行，當止就止，很少有蕪詞累句，這在他的筆記小品中表現得最為突出。如《記承天寺夜遊》，全文僅八十餘字，但意境超然，韻味雋永，為宋代小品文中的妙品。

蘇軾的辭賦和四六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他的辭賦繼承了歐陽修的傳統，但更多地融入了古文的疏宕蕭散之氣，吸收了詩歌的抒情意味，從而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創作了《赤壁賦》和《後赤壁賦》這樣的名篇。《赤壁賦》沿用賦體主客問答、抑客伸主的傳統格局，抒寫了自己的人生哲學，同時也描寫了長江月夜的幽美景色。全文駢散並用，情景兼備，堪稱優美的散文詩。蘇軾甚至在四六中也同樣體現出行雲流水的風格，他在翰林院任職時所擬的制誥曲贍高華，渾厚雄大，為台閣文字中所罕見。他遭受貶謫後寫的表啓更是真切感人，是四六體中難得的性情之作。

蘇軾的散文在宋代與歐陽修、王安石齊名，但如果單從文學的角度來看，則蘇文無疑是宋文中成就最高的一家。 ^[22] 

蘇軾書法手札(8張)

蘇軾擅長寫行書、楷書，與黃庭堅、米芾、蔡襄並稱為“宋四家”。他曾經遍學晉、唐、五代的各位名家之長，再將王僧虔、徐浩、李邕、顏真卿、楊凝式等名家的創作風格融會貫通後自成一家。他曾自稱：“我書造意本無法”“自出新意，不踐古人”。黃庭堅稱他：“早年用筆精到，不及老大漸近自然。”這説明蘇軾一生屢經坎坷，致使他的書法風格跌宕。存世作品有《赤壁賦》《黃州寒食詩》 ^[26]  和《祭黃幾道文》等帖。 ^[24] 

蘇軾擅長畫墨竹，且繪畫重視神似，主張畫外有情，畫要有寄託，反對形似，反對程序的束縛，提倡“詩畫本一律，天工與清新”，而且明確地提出了“士人畫”的概念，對以後“文人畫”的發展奠定了一定的理論基礎。蘇軾是高踞於中國繪畫美學思想及其實踐發展史之分水嶺上的重要人物。其作品有《枯木怪石圖卷》《瀟湘竹石圖卷》等。 ^[24-25] 

蘇軾在文、詩、詞三方面都達到了極高的造詣，堪稱宋代文學最高成就的代表。而且蘇軾的創造性活動不侷限於文學，他在書法、繪畫等領域內的成就都很突出，對醫藥、烹飪、水利等技藝也有所貢獻。蘇軾典型地體現着宋代的文化精神。從文學史的範圍來説，蘇軾的意義主要有兩點：首先，蘇軾的人生態度成為後代文人景仰的範式：進退自如，寵辱不驚。由於蘇軾把封建社會中士人的兩種處世態度用同一種價值尺度予以整合，所以他能處變不驚，無往而不可。當然，這種範式更適用於士人遭受坎坷之時，它可以通向既堅持操守又全生養性的人生境界，這正是宋以後的歷代士人所希望做到的。其次，蘇軾的審美態度為後人提供了富有啓迪意義的審美範式，他以寬廣的審美眼光去擁抱大千世界，所以凡物皆有可觀，到處都能發現美的存在。這種範式在題材內容和表現手法兩方面為後人開闢了新的世界。所以，蘇軾受到後代文人的普遍熱愛，實為歷史的必然。

蘇軾在當時文壇上享有巨大的聲譽，他繼承了歐陽修的精神，十分重視發現和培養文學人才。當時就有許多青年作家眾星拱月似的圍繞在他周圍，其中成就較大的有黃庭堅、張耒、晁補之、秦觀四人，合稱“蘇門四學士”。再加上陳師道和李廌，又合稱“蘇門六君子”。此外，李格非、李之儀、唐庚、張舜民、孔平仲、賀鑄等人，也都直接或間接地受到蘇軾影響。由於蘇軾的成就包括各種文學樣式，他本人的創作又沒有固定不變的規範可循，所以蘇門的作家在創作上各具面目。黃庭堅、陳師道長於詩，秦觀長於詞，李廌以古文名世，張、晁則詩文並擅。同時，他們的藝術風貌也各具個性，例如黃詩生新，陳詩樸拙，風格都不類蘇詩，後來黃、陳還另外開宗立派。蘇軾的作品在當時就馳名遐邇，在遼國、西夏等地都廣受歡迎。北宋末年，朝廷一度禁止蘇軾作品的流傳，但是禁愈嚴而傳愈廣。到了南宋黨禁解弛，蘇軾的集子又以多種版本廣為流傳，以後歷代翻刻不絕。在後代文人的心目中，蘇軾是一位天才的文學巨匠，人們爭相從蘇軾的作品中汲取營養。在金國和南宋對峙的時代，蘇軾在南北兩方都發生了深遠的影響。蘇詩不但影響有宋一代的詩歌，而且對明代的公安派詩人和清初的宋詩派詩人有重要的啓迪。蘇軾的詞體解放精神直接為南宋辛派詞人所繼承，形成了與婉約詞平分秋色的豪放詞派，其影響一直波及清代陳維崧等人。蘇軾的散文，尤其是他的小品文，是明代標舉獨抒性靈的公安派散文的藝術淵源，直到清代袁枚、鄭燮的散文中仍可時見蘇文的影響。

蘇軾還以和藹可親、幽默機智的形象留存在後代普通人民心目中。他在各地的遊蹤，他在生活中的各種發明都是後人喜愛的話題。在宋代作家中，就受到後人廣泛喜愛的程度而言，蘇軾是無與倫比的。 ^[22] 

趙禎：吾今又為吾子孫得太平宰相兩人。（陳鵠《耆舊續聞·卷二》引，俞文豹《吹劍錄》作“吾為子孫得兩相”。） ^[28] 

王闢之：子瞻文章議論，獨出當世，風格高邁，真謫仙人也；至於書畫，亦皆精絕。故其簡筆才落手，即為人藏去。有得真跡者，重於珠玉。子瞻雖才行高世而遇人温厚，有片善可取者，輒與之傾盡城府，論辨唱酬，間以談謔，以是尤為士大夫所愛。間遭僉人媒孽，謫居黃州。有陳處士者，攜紙筆求書於子瞻，會客方鼓琴，遂書曰：“或對一貴人彈琴者，天陰聲不發，貴人怪之，曰：‘豈弦慢邪’對曰：‘弦也不慢。’”子瞻之清談善謔，皆此類也。 ^[70] 

蘇轍：其於人，見善稱之，如恐不及；見不善斥之，如恐不盡；見義勇於敢為，而不顧其害。用此數困於世，然終不以為恨。（《亡兄子瞻端明墓誌銘》） ^[33] 

範祖禹：蘇軾文章為時所宗，名重海內，忠義許國，遇事敢言。如軾者，豈宜使之久去朝廷？ ^[34] 

黃庭堅：①人謂東坡作此文，因難以見巧，故極工。餘則以為不然。彼其老於文章，故落筆皆超逸絕塵耳。（《跋子瞻〈醉翁操〉》） ^[30]  ②挾以文章妙天下，忠義之氣貫日月。（《跋東坡墨跡》） ^[31]  ③元祐中鎖試禮部，每來見過，案上紙不擇精粗，書遍乃已。性喜酒，然不能四五龠已爛醉，不辭謝而就卧，鼻酣如雷。少焉甦醒，落筆如風雨，雖謔弄皆有義味，真神仙中人。此豈與今世翰墨之士爭衡哉！（《題東坡字後》） ^[32] 

劉安世：東坡立朝大節極可觀，才意高廣，惟己之是信。在元豐則不容於元豐，人慾殺之；在元祜則雖與老先生（指劉安世所師從的司馬光）議論亦有不合處，非隨時上下也。（馬永卿輯《元城語錄》） ^[29] 

晁無咎：東坡詞，人謂多不諧音律。然居士詞橫放傑出，自是曲子中縛不住者。（《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三十三》引） ^[35] 

王直方：東坡嘗以所作小詞示無咎、文潛，曰：“何如少遊？”二人皆對曰：“少遊詩似小詞，先生小詞似詩。”（《王直方詩話》，《漁隱叢話前集·卷四十二》引） ^[36-37] 

王灼：①東坡先生以文章餘事作詩，溢而作詞曲，高處出神入天，平處尚臨鏡笑春，不顧儕輩。或曰：“長短句中詩也。”為此論者，乃是遭柳永野狐涎之毒。詩與樂府同出，豈當分異？若從柳氏家法，正自不分異耳。②東坡先生非心醉於音律者，偶爾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筆者始知自振。今少年妄謂東坡移詩律作長短句，十有八九不學柳耆卿則學曹元寵，雖可笑，亦毋用笑也。（《碧雞漫志·卷二》） ^{[37]  [38]} 

胡寅：詞曲者，古樂府之末造也……然文章豪放之士，鮮不寄意於此者，隨亦自掃其跡，曰謔浪遊戲而已也。唐人為之最工者。柳耆卿後出，掩眾制而盡其妙。好之者以為不可復加。及眉山蘇氏，一洗綺羅香澤之態，擺脱綢繆宛轉之度，使人登高望遠，舉首高歌，而逸懷浩氣，超然乎塵垢之外，於是花間為皂隸，而柳氏為輿台矣。（《〈向薌林酒邊集〉後序》） ^{[37]  [42]} 

趙昚：故贈太師諡文忠蘇軾，忠言讜論，正朝大節，一時廷臣無出其右。（《御製蘇文忠公集序》） ^[39] 

陸游：①世言東坡不能歌，故所作樂府，多不協律。晁以道謂：“紹聖初，與東坡別於汴上，東坡酒酣，自歌《陽關曲》。”則公非不能歌，但豪放，不喜剪裁以就聲律耳。試取東坡諸詞歌之，曲終，覺天風海雨逼人。（《老學庵筆記》） ^{[37]  [35]}  ②公不以一身禍福，易其憂國之心，千載之下，生氣凜然。

徐度：（柳永）詞雖極工緻，然多雜以鄙語，故流俗人尤喜道之。其後歐、蘇諸公繼出，文格一變，至為歌詞，體制高雅。（《卻掃編·卷下》） ^[41] 

王若虛：①晁無咎雲：“眉山公之詞短於情，蓋不更此境耳。”陳後山曰：“宋玉不識巫山神女，而能賦之，豈待更而後知？”是直以公為不及於情也。嗚呼！風韻如東坡，而謂不及於情，可乎？彼高人逸士，正當如是。其溢為小詞，而閒及於脂粉之間，所謂滑稽玩戲，聊復爾爾者也。若乃纖豔淫媟，入人骨髓，如田中行、柳耆卿輩，豈公之雅趣也哉？②公雄文大手，樂府乃其遊戲，顧豈於流俗爭勝哉？蓋其天資不凡，辭氣邁往，故落筆皆絕塵耳。（《滹南詩話》） ^{[36-37]  [43]} 

劉辰翁：詞至東坡，傾蕩磊落，如詩如文，如天地奇觀，豈與羣兒雌聲較工拙？（《辛稼軒詞序》） ^[44] 

元好問：唐歌詞多宮體，又皆極力為之。自東坡一出，性情之外，不知有文字，真有“一洗萬古凡馬空”氣象。雖時作宮體，亦豈可以宮體概之？人有言，樂府本不難作，從東坡放筆後便難作。此殆以工拙論，非知坡者。所以然者，詩三百所載小夫賤婦幽憂無聊賴之語，時猝為外物感觸，滿心而發，肆口而成者爾。其初果欲被管絃。諧金石，經聖人手，以與六經並傳乎？小夫賤婦且然，而謂東坡翰墨遊戲，乃求與前人角勝負，誤矣。自今觀之，東坡聖處，非有意於文字之為工，不得不然之為工也。坡以來，山谷、晁無咎、陳去非、辛幼安諸公，俱以歌詞取稱，吟詠性情，留連光景，清壯頓挫，能起人妙思。亦有語意拙直，不自緣飾，因病成妍者，皆自坡發之。（《遺山文集卷三十六·新軒樂府引》） ^[37] 

脱脱：蘇軾自為童子時，士有傳石介《慶曆聖德詩》至蜀中者，軾歷舉詩中所言韓、富、杜、範諸賢以問其師。師怪而語之，則曰：“正欲識是諸人耳。”蓋已有頡頏當世賢哲之意。弱冠，父子兄弟至京師，一日而聲名赫然，動於四方。既而登上第，擢詞科，入掌書命，出典方州。器識之閎偉，議論之卓犖，文章之雄雋，政事之精明，四者皆能以特立之志為之主，而以邁往之氣輔之。故意之所向，言足以達其有猷，行足以遂其有為。至於禍患之來，節義足以固其有守，皆志與氣所為也。仁宗初讀軾、轍制策，退而喜曰：“朕今日為子孫得兩宰相矣。”神宗尤愛其文，宮中讀之，膳進忘食，稱為天下奇才。二君皆有以知軾，而軾卒不得大用。一歐陽修先識之，其名遂與之齊，豈非軾之所長不可掩抑者，天下之至公也，相不相有命焉，嗚呼！軾不得相，又豈非幸歟？或謂：“軾稍自韜戢，雖不獲柄用，亦當免禍。”雖然，假令軾以是而易其所為，尚得為軾哉？ ^[45] 

王士禎：①漢魏以來，二千餘年間，以詩名其家者眾矣。顧所號為仙才者，唯曹子建、李太白、蘇子瞻三人而已。（《帶經堂詩話》） ^[46]  ②山谷雲：“東坡書挾海上風濤之氣。”讀坡詞，當作如是觀，瑣瑣與柳七較錙銖，無乃為髯公所笑？（《花草蒙拾》） ^[36-37] 

袁枚：有才而無情，多趣而少韻：由於天分高，學力淺也。有起而無結，多剛而少柔：驗其知遇早晚景窮也。（《隨園詩話》） ^[47] 

賙濟：人賞東坡粗豪，吾賞東坡韶秀。韶秀是東坡佳處，粗豪則病也。東坡每事俱不十分用力，古文、書、畫皆爾，詞亦爾。（《介存齋論詞雜著》） ^[37] 

曾國藩：古人稱立德、立功、立言為三不朽。立德最難，自周漢以後，罕見德傳者。立功如蕭、曹、房、杜、郭、李、韓、嶽，立言如馬、班、韓、歐、李、杜、蘇、黃，古今曾有幾人？（《曾國藩文集（五）》） ^[49] 

劉熙載：①東坡詞頗似老杜詩，以其無意不可入，無事不可言也。若其豪放之致，則時與太白為近。②太白《憶秦娥》，聲情悲壯。晚唐、五代，惟趨婉麗。至東坡始能復古。後世論詞者，或轉以東坡為變調，不知晚唐、五代乃變調也。③東坡《定風波》雲：“尚餘孤瘦雪霜姿。”《荷花媚》雲：“天然地，別是風流標格。”“雪霜姿”“風流標格”，學坡詞者，便可從此領取。④東坡詞具神仙出世之姿，方外白玉蟾諸家，惜未詣此。（《藝概·卷四》） ^{[36-37]  [48]} 

蔡嵩雲：東坡詞，胸有萬卷，筆無點塵。其闊大處，不在能作豪放語，而在其襟懷有涵蓋一切氣象。若徒襲其外貌，何異東施效顰。東坡小令，清麗紆徐，雅人深致，另闢一境。設非胸襟高曠，焉能有此吐屬。（《柯亭詞論》） ^[50] 

王鵬運：北宋人詞，如潘逍遙之超逸，宋子京之華貴，歐陽文忠之騷雅，柳屯田之廣博，晏小山之疏俊，秦太虛之婉約，張子野之流麗，黃文節之雋上，賀方回之醇肆，皆可模擬得其彷彿。唯蘇文忠之清雄，夐乎軼塵絕世，令人無從步趨。蓋霄壤相懸，寧止才華而已？其性情，其學問，其襟抱，舉非恆流所能夢見。詞家蘇辛並稱，其實辛猶人境也，蘇其殆仙乎！（《半塘遺稿》） ^[36] 

沈曾植：“東坡以詩為詞，如雷大使之舞，雖極天下之工，要非本色。”此《後山談叢語》也。然考蔡絛《鐵圍山叢談》，稱：“上皇在位，時屬昇平。手藝之人有稱者，棋則有劉仲甫、晉士明，琴則有僧梵如、僧全雅，教坊琵琶則有劉繼安，舞有雷中慶，世皆呼之為雷大使，笛則孟水清。此數人者，視前代之技皆過之。”然則雷大使乃教坊絕技，謂非本色，將外方樂乃為本色乎？（《菌閣瑣談》） ^{[36-37]  [40]} 

陳洵：東坡獨崇氣格，箴規柳、秦，詞體之尊，自東坡始。（《海綃説詞》） ^[40] 

夏敬觀：①東坡詞如春花散空，不着跡象，使柳枝歌之，正如天風海濤之曲，中多幽咽怨斷之音，此其上乘也。若夫激昂排宕、不可一世之概，陳無己所謂：“如教坊雷大使之舞，雖極天下之工，要非本色。”乃其第二乘也。後之學蘇者，惟能知第二乘，未有能達上乘者，即稼軒亦然。②東坡《永遇樂》詞雲：“紞如三鼓，鏗然一葉，黯黯夢雲驚斷。夜茫茫，重尋無處，覺來小園行遍。”此數語，可作東坡自道聖處。（《吷庵手批東坡詞》） ^[37] 

王國維：以宋詞比唐詩，則東坡似太白，歐、秦似摩詰，耆卿似樂天，方回、叔原則大曆十子之流。（《人間詞話》） ^[51] 

林語堂：蘇東坡是一個無可救藥的樂天派、一個偉大的人道主義者、一個百姓的朋友、一個大文豪、大書法家、創新的畫家、造酒試驗家、一個工程師、一個憎恨清教徒主義的人、一位瑜伽修行者佛教徒、巨儒政治家、一個皇帝的秘書、酒仙、厚道的法官、一位在政治上專唱反調的人。一個月夜徘徊者、一個詩人、一個小丑。但是這還不足以道出蘇東坡的全部……蘇東坡比中國其他的詩人更具有多面性天才的豐富感、變化感和幽默感，智能優異，心靈卻像天真的小孩——這種混合等於耶穌所謂蛇的智慧加上鴿子的温文。 ^[52] 

錢穆：①蘇東坡詩之偉大，因他一輩子沒有在政治上得意過。他一生奔走潦倒，波瀾曲折都在詩裏見。但蘇東坡的儒學境界並不高，但在他處艱難的環境中，他的人格是偉大的，像他在黃州和後來在惠州、瓊州的一段。那個時候詩都好，可是一安逸下來，就有些不行，詩境未免有時落俗套。東坡詩之長處，在有豪情，有逸趣。其恬靜不如王摩詰，其忠懇不如杜工部。②他們（蘇氏兄弟）的學術因罩上一層極厚的釋老的色彩，所以他們對於世務，認為並沒有一種正面的、超出一切的理想標準。他們一面對世務卻相當練達，憑他們活的聰明來隨機應付。他們亦並不信有某一種制度，定比別一種制度好些。但他們的另一面，又愛好文章辭藻，所以他們持論，往往渲染過分，一説便説到儘量處。近於古代縱橫的策士。（《國史大綱·第六編 兩宋之部·第三十三章 新舊黨爭與南北人才》） ^[53] 

李志敏：“蘇軾是全才式的藝術巨匠。” ^[1] 

黃錦祥：“東坡乃文星曠世，曜耀寰中。千古奇才，殊不復見！” ^[71] 

王進玉：“人藝和諧統一的典範”。 ^[27] 

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蘇軾以一篇《刑賞忠厚之至論》的論文得到考官梅堯臣的賞識，並推薦給主試官歐陽修。歐陽修亦十分讚賞，欲拔擢為第一，但又怕該文為自己的門生曾鞏所作，為了避嫌，列為第二。結果試卷拆封後才發現該文為蘇軾所作。到了禮部複試時，蘇軾再以《春秋對義》取為第一。 ^[13] 

關於《刑賞忠厚之至論》中的內容：“皋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當時考官皆不知其典故，歐陽修問蘇軾出於何典。蘇軾回答在《三國志·孔融傳》中。歐陽修翻查後仍找不到，蘇軾答：“曹操滅袁紹，以紹子袁熙妻甄宓賜子曹丕。孔融雲：‘即周武王伐紂以妲己賜周公’。操驚，問出於何典，融答：‘以今度之，想當然耳’。”歐陽修聽畢恍然大悟。 ^[55] 

“東坡處處築蘇堤”，蘇軾一生築過多條長堤。北宋熙寧十年（1077年）秋，徐州大水圍城。蘇軾通知大家“備畚鍤，蓄土石，積芻茭”，同時急調5000人加固城基、高築城牆。蘇軾在水情嚴峻的城南，組織徐州軍民修築了一條防洪長堤。《宋史·蘇軾傳》記載：蘇軾“率其徒持畚鍤以出，築東南長堤，首起戲馬台，尾屬於城”，明嘉靖《徐州志·山川·蘇堤》：“宋蘇軾守徐時，河決為患，因築以障城，自城屬於台，長二里許，民賴以全，活着眾，今尚存。”徐人至今思焉。 ^[56] 

北宋元祐四年（1089），蘇軾任杭州知州，由於西湖長期沒有疏浚，淤塞過半，“崶台平湖久蕪漫，人經豐歲尚凋疏”，湖水逐漸乾涸，湖中長滿野草，嚴重影響了農業生產。蘇軾來杭州的第二年率眾疏浚西湖，動用民工二十餘萬，開除葑田，恢復舊觀，並在湖水最深處建立三塔（今三潭映月）作為標誌。他把挖出的淤泥集中起來，築成一條縱貫西湖的長堤，堤有六橋相接，以便行人，後人名之曰“蘇公堤”，簡稱“蘇堤”。

元祐六年（1091）蘇軾被貶潁州（今安徽阜陽）時，對潁州西湖也進行了疏浚，並築堤。

紹聖元年（1094年），蘇軾被貶為遠寧軍節度副使、惠州（今廣東惠城區）安置。年近六旬的蘇軾，日夜奔馳，千里迢迢赴貶所，受到了嶺南百姓熱情的歡迎。蘇軾把皇帝賞賜的黃金拿出來，捐助疏浚西湖，並修了一條長堤。為此，“父老喜雲集，簞壺無空攜，三日飲不散，殺盡村西雞”，人們歡慶不已。

晚唐五代以來，文人對《壇經》的閲讀和接受更為普遍與深入。據《壇經》記載，惠能初見五祖弘忍時，弘忍大師説：“汝是嶺南人，又是獦獠，若為堪作佛？”惠能答道：“人雖有南北，佛性本無南北，獦獠身與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別？”蘇軾接受了這種“南北不二”的觀念，並在《聞潮陽吳子野出家》一詩中表達了“當為獅子吼，佛法無南北”的思想。在此詩之前，他在《送小本禪師赴法雲》中也曾有“是身如浮雲，安得限南北”的説法。

在“南北不二”觀念的影響下，蘇軾逐漸將南北融為一體，這在他的詩歌中多有表露，如“人間底處有南北，紛紛鴻雁何曾冥”“片雲會得無心否，南北東西只一天”。既然“南北”本無分別，那麼隨心適意的生活狀態便成了蘇軾的人生追求，所謂“我行無南北，適意乃所祈”。《定風波·常羨人間琢玉郎》進一步展現了他的這種思想：“試問嶺南應不好？卻道，此心安處是吾鄉。”心安之所，便是故鄉。南北融合的思想觀念以及“隨緣自娛”的生活心態，對蘇軾的詩歌創作產生重要影響。

心態的平和緣自對《壇經》南北觀念的接受和對佛禪義理的深入理解，也正是這種平和的心態，讓蘇軾與南宗禪結下了不解之緣。謫居嶺南時期，他在詩歌中多次表達了對南宗禪的嚮往：“不向南華結香火，此生何處是真依”，“南行萬里亦何事，一酌曹溪知水味”。 ^[72] 

蘇軾在杭州上任之初，都商税務捕到一個逃税的人，是南劍州（今福建南平）鄉貢進士吳味道。他冒用蘇軾的名銜密封兩大卷軸要送到京師蘇轍的府第。蘇軾問他卷軸裏裝什麼東西。吳味道惶恐地説：“我今年秋天榮幸地得到推薦成為鄉貢進士，同鄉湊集了十萬錢做為贈別的禮物送我。我買了四百丈建陽薄絲，但想到沿路所有的税務官署都要抽税，到京城時怕剩下不到一半數，所以私下設想：‘當今天下最有名望、且愛提攜獎掖讀書人的，只有先生您和蘇侍郎（蘇轍）而已。縱然事情敗露，也一定能得到寬恕。’於是假借先生的名銜把絲封了起來。來到此地，卻不知道先生已經先來到這裏任職。真是倒黴，我也無話可説了。”

蘇東坡看了好一會，笑着讓管文書的家僕把舊封條除去，換題上新的名銜，附上“送至東京（今河南開封）竹竿巷”字樣的箋條，又親手寫了一封給弟弟蘇轍的信交給吳味道，説：“前輩這回即使拿到上天去也無妨了。”

第二年，吳味道考中進士，特地前來答謝。 ^[62] 

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司馬光去世，大臣們正舉行明堂祭拜大典，趕不及奠祭，儀式一完成，大臣們希望趕去弔喪，程頤卻攔住大家，説孔子“是日哭則不歌”，參加明堂典禮之後，不該又弔喪家。大家覺得這不近人情，反駁説，“哭則不歌”不代表“歌則不哭”。蘇軾嘲笑程頤説：“這是枉死市上的叔孫通制訂的禮法。”這是蘇軾、程頤兩人結怨的開始。 ^[57] 

有一次國家忌日，眾大臣到相國寺禱佛，程頤要求食素，蘇軾責問説：“正叔（程頤表字），你不是不喜好佛教嗎？為什麼要吃素食？”程頤説：“禮法：守喪不可飲酒吃肉；忌日，是喪事的延續。”蘇軾唱反調：“支持劉家的人露出左臂來罷！”（用史記典故，蘇軾自比為漢朝的太尉周勃，把程頤比為呂氏亂黨，要求大家支持他。）範淳夫等人吃素食，而秦觀、黃庭堅等則吃肉。 ^[58] 

東坡扣肉高清組圖(2張)

蘇軾本人是個美食家，宋人筆記小説有許多蘇軾發明美食的記載。蘇軾知杭州時，元祐五年五、六月間，浙西大雨，太湖氾濫。蘇軾指揮疏濬西湖，築蘇堤。杭州百姓感謝他。過年時，大家就抬豬擔酒來給他拜年。蘇軾指點家人將豬肉切成方塊，燒得紅酥，然後分送給大家吃，這就是東坡肉的由來。

《曲洧舊聞》又記：蘇東坡與客論食次，取紙一幅以示客雲：“爛蒸同州羊羔，灌以杏酪香梗，薦以蒸子鵝，吳興庖人斫松江鱠；既飽，以廬山玉簾泉，烹曾坑鬥品茶。少焉解衣仰卧，使人誦東坡先生《赤壁前後賦》，亦足以一笑也。” ^[10] 

廣東雷州西湖原名羅湖，始建於北宋，自從大文豪蘇軾兄弟在此醉遊之後，羅湖更名為西湖。 ^[61] 

宋紹聖七年蘇軾從惠州貶移儋州，千里跋涉途經雷州，有幸與其貶雷的胞弟蘇轍邂逅，悲喜交加。兄弟擇日遊羅湖泛舟，被羅湖秀麗的風光吸引，戀不思歸，遊罷到湖濱天寧禪寺憩休，蘇城遊趣尚濃，“萬山第一”四字就是此時此地寫就的。

蘇軾一日飯後拍着肚皮問左右侍婢內中所裝何物，一婢説是文章，一婢説是見識，蘇軾皆不以為然。獨有王朝雲朗聲道：“學士一肚皮不合時宜。”蘇軾大笑曰：“知我者朝雲也！” ^[84] 

寄託了蘇軾人生之感的《蝶戀花·花褪殘紅青杏小》是傳誦一時的名篇，朝雲亦常為其吟唱。但每每唱至“枝上柳綿吹又少”時，朝雲便會感於句中所寓的悲情而慟哭不能自已，她説：“所不能竟者，‘天涯何處無芳草’句也。”正因為朝雲是這樣一個有着敏鋭感受力和洞察力的知音，所以，她死後蘇軾竟“終生不復聽此詞”。

元豐六年（1083年），朝雲為蘇軾生下一子，取名遯兒。“遯”即“遁”也，表達了其時蘇軾已無意官場的決心。蘇軾被貶惠陽時已年近花甲，雖然他有“日啖荔枝三百顆，不辭長作嶺南人”的樂觀放達，但人們都明白他在政治上已很難東山再起。隨着家勢的每況愈下，曾經簇擁在他身邊的侍兒姬妾都陸續散去，陪他的只有朝雲。

蘇軾到惠陽的第三年，朝雲染瘟疫不幸亡故，年僅34歲。“不合時宜，唯有朝雲能識我；獨彈古調，每逢暮雨更思卿”，這是在朝雲死後，蘇軾無奈而深情的低語。 ^[74] 

蘇軾自號東坡居士，在不少詩文用此號署名，創作佛禪詩幾乎貫穿了蘇軾一生。彼時，禪宗思想盛行，恰逢蘇軾政治失意、遠離朝廷。由此，蘇軾自覺地接受佛禪思想並融會貫通，將佛禪融入自己的詩作創作。不僅如此，禪宗也對蘇詩的思想內容產生巨大影響，使蘇詩具有更為深邃的精神境界和更為灑脱的人生情懷。蘇軾在學佛過程中主要吸取了華嚴宗“圓融無礙”的宇宙觀和禪宗心性本淨、見性成佛的頓悟學説，形成空靜圓通的宇宙觀和人生觀。 ^[73] 

在黃州時蘇軾常與金山寺住持佛印禪師來往，一日，蘇軾做一首詩偈“稽首天中天，毫光照大千，八風吹不動，端坐紫金蓮”呈給佛印。禪師即批“放屁”二字，囑書童攜回。東坡見後大怒，立即過江責問禪師，禪師大笑：“學士，學士，您不是‘八風吹不動’了嗎，怎又一‘屁’就打過了江？” ^[59]  “八風吹不動”可見於《佛地經論》卷五，詩僧寒山詩歌亦有此句，八風是佛教用語，指八種境界的風：稱、譏、毀、譽、利、衰、苦、樂。 ^[60] 

蘇軾生命的最後時刻，還有僧友維林陪伴，可見禪宗義理對他生命的慰藉。在絕筆詩《答徑山琳長老》中，他寫道：“與君皆丙子，各已三萬日。一日一千偈，電往那容詰。大患緣有身，無身則無疾。平生笑羅什，神咒真浪出。”這裏不僅有對生命“無身則無疾”這種《金剛經》式的禪辯，還有對於生老病死之苦的超脱，也是蘇軾思想臻於至境的表達。 ^{[73]  [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