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襄

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二月十二日（1012年3月7日），蔡襄出生於福建路興化軍仙遊縣楓亭鎮赤湖蕉溪村（今屬福建省莆田市仙遊縣楓亭鎮九社村五星自然村榮林坑），不久後隨父親蔡琇遷居仙遊縣唐安鄉連江裏青澤亭境牛歇亭山東麓（今仙遊縣楓亭鎮九社村蔡坑自然村王厝）。他的母親盧氏，是惠安名士盧仁之女。 ^[53] 

大中祥符九年（1016年），五歲的蔡襄與弟弟蔡高同到仙遊縣鄉間唸書。兩年後與蔡高進縣學讀書，拜許懷宗為師。天聖元年（1023年），與蔡高同入泉州郡庠學習，與惠安人楊公明、盧錫同學。天聖四年（1026年），十五歲的蔡襄中鄉舉，經仙遊縣尉凌景陽介紹，到其岳父、江陰縣人葛惟明處士家唸書。 ^[53] 

蔡襄立像(4張)

天聖八年（1030年），十九歲的蔡襄赴京參加會試，中進士甲科第十名。 ^[53]  次年（1031年），授漳州軍事判官。蔡襄中進士後，先到江蘇江陰縣葛惟明家迎娶葛清源，然後赴漳州任。 ^[53] 

景祐元年（1034年），漳州軍事判官秩滿，蔡襄回家。七月，授西京留守推官。 ^{[1]  [53]} 

景祐二年（1035年）正月，宋仁宗詔令蔡襄在閣屏書寫《無逸篇》。 ^[53] 

景祐三年（1036年）五月，蔡襄作《四賢一不肖》詩，稱讚范仲淹、餘靖、尹洙、歐陽修為“四賢”，御史高若訥為“一不肖”。同年冬，授朝奉郎、試大理評事、西京留守推官。 ^[53] 

慶曆元年（1041年），授著作佐郎、館閣校勘。四月，告假回家探親。 ^[53] 

慶曆三年（1043年）四月，范仲淹、富弼、韓琦、杜衍同時執政，歐陽修、王素、餘靖同為諫官，蔡襄作詩稱賀，受歐陽修等三人舉薦，被仁宗擢升為秘書丞、集賢校理、知諫院兼修起居注。九月，賜五品服。 ^{[2]  [53]} 

蔡襄遇事從不迴避，奏疏忠誠懇切，大都關係天下利弊、一時緩急。他認為國家安危取決於人事，君主要知人善任、辨別邪正。由於有蔡襄這樣的人直言敢諫，那些權貴心懷畏懼，多有收斂。

慶曆五年（1045年）正月，蔡襄任右正言、直史館，出知福州。 ^[53] 

慶曆七年（1047年）秋，改任福建路轉運使。 ^[53] 

蔡襄在福州時，見百姓患病不就醫而向巫覡求拜，多為蠱毒所害，撰《聖惠方後序》，刊刻於碑，勸病者就醫治療，並採取措施，取締巫覡，“禁絕甚嚴，凡破數百家，自後稍息。”蔡襄還撰《福州五戒文》，以戒除陋俗。 ^[53] 

蔡襄倡議官吏，發動百姓，從福州大義至泉州、漳州七百餘里的大道兩旁栽植松樹，蔭庇大道，故民謠歌頌道：“夾道松，夾道松，問誰栽之，我蔡公；行人六月不知暑，千古萬古搖清風”。 ^[67] 

慶曆八年（1048年）十一月，蔡襄因父親去世而離職服喪，至皇祐二年（1050年）十一月除服赴京。 ^[53] 

皇祐三年（1051年）正月，被授為右正言、判三司鹽鐵勾院，復修起居注。次年（1052年）秋，改判三司度支勾院。同年調朝奉郎、起居舍人、知制誥、權同判吏部流內銓，勳封上騎都尉，賜紫金魚袋。 ^[53] 

皇祐五年（1053年）正月，與王珪一同權知貢舉。 ^[53] 

至和元年（1054年）七月，遷龍圖閣直學士、權知開封府。 ^[53] 

至和二年（1055年）四月，蔡襄以樞密直學士、起居舍人出知泉州。 ^[53] 

至和三年（1056年）六月，改知福州。 ^[53] 

嘉祐三年（1058年）七月，再度改知泉州。 ^[53] 

蔡襄在泉州任上，首先整頓吏治。當時晉江縣令章拱之貪贓枉法，蔡襄奏疏彈劾，把他革職為民。後朝廷發現這是冤案，蔡襄因而被貶。他又修建沿海州縣城池，加強軍事防備，教習舟船熟記水勢，防備海寇。泉州城東郊有洛陽江，下游出海口江面寬五里，有渡口名萬安渡。“每風潮交作，數日不可渡”，“沉舟被溺，死者無算”。並奏請減免漳、泉、興三州身丁錢一半，大大減輕民眾負擔。

嘉祐五年（1060年），蔡襄被徵召入朝，升任翰林學士、尚書吏部郎中、知制誥、權三司使。嘉祐六年（1061年）八月，正式任三司使，加給事中，主管朝廷財政。 ^[53] 

此時，宋廷財政入不敷出，“積貧”已深。蔡襄善於理財，“較天下盈虛出入，量入以制用。劃剔蠹，簿書紀綱，纖悉皆可法”。他還撰《國論要目》一文，闡述改革主張，提出擇官、任才、去冗、辨邪佞、正刑、抑兼併、富國強兵的改革方案，但未被新即位的宋英宗採納。

治平二年（1065年）閏三月，帶尚書禮部侍郎、端明殿學士官銜出知杭州，五月二十六日到任。 ^[53] 

治平三年（1066年）十月，盧氏去世，蔡襄護母喪南歸。 ^[4] 

治平四年（1067年），蔡襄服除，被授為南京留守。尚未履職，便在八月十六日（9月27日）於蕉溪居所逝世，享年五十六歲。朝廷追贈吏部侍郎，後加贈少師。葬於楓亭鋪頭村蔡嶺。 ^{[4]  [53]} 

淳熙三年（1176年），其曾孫蔡洸為蔡襄奏請諡於朝，宋孝宗於同年四月下詔賜蔡襄諡號為“忠惠”。 ^{[5]  [53]} 

宋寧宗慶元年間（1195年－1200年），在洛陽橋南街尾建蔡襄祠。後人在他墓前立柱題聯雲：“四諫經邦，昔日芳型垂史冊；萬安濟眾，今朝古道肅觀瞻。”

慶曆五年（1045年），蔡襄任福州知府時，大力倡導興修水利，“復古五塘，以溉民田，民以為利。”嘉祐二年（1057年），蔡襄再任福州知府時，“疏導渠浦百七十六，計二萬一千九百七十四丈，……溉田三千六百餘頃。”此外，蔡襄在莆田還興修了大量的水利工程，見於記載的有“南安坡”“太平坡”“慈壽陡門”。蔡襄興修水利的做法，是有益於國計民生，有益於社會發展的。蔡襄出任福建路轉運使時，還奏減五代以來的丁口税。 ^[43] 

當時的福州，盛行着一種“重凶事”的極壞的社會風氣。親人死亡，為了表示“孝行”，舉葬之時，必盡力豐侈為孝，否則深自愧恨，為鄉里羞。以至於有親人死亡，家人隱藏訃訊而不敢哭，等到破產具辦完備後才敢發喪。有錢有勢的豪富趁火打劫，賤買其田宅，貧苦人家傾家蕩產，“立券舉債，終身困，不能償”。蔡襄任福州知府時，重視調查研究，深究民瘼，當他了解到這些惡習給人民帶了無窮災難後，深惡痛絕，不勝感慨地説：“弊有大於此邪！”立即下令禁止。那時，福州民間還流行着一種迷信鬼神治病的“左醫右巫”的惡習。人們患病，不是求助於藥石，而是迷信“巫覡主病”。患病之人，因為得不到及時的醫治而死亡者屢見不鮮。蔡襄目睹這種惡習對人們的危害， “曉人以依巫之謬”，然後“擇民之聰明者，教以醫藥，使治疾病。” ^[43] 

蔡襄還非常重視興辦教育和人才的培養。他認為：“庠序之設，所以起風化而養賢才也。”因此，在他任福州知府時，積極興辦教育事業，注意通過教育來造就人才。“往時閩人多好學而專詞賦以應科舉，公得先生周希孟以經術傳授，學者常至數百人”。蔡襄還“親至學舍執經講問”，作為諸生的表率，為人才的培養和教育事業的發展做了有益的工作。經過蔡襄一番的勵精圖治，“閩俗丕變”，“閩人大便”。蔡襄也因此而深受人民的崇敬與愛戴。當他離任之際，州民“相率詣州，請為公立德政碑”。雖然官府以法不許，但百姓還是“私刻石曰‘俾我民不忘公之德’”。足見當地人民對蔡襄所懷感情的真摯。 ^[43] 

蔡襄兩知泉州，歐陽修贊其“間歸於閩，有政在人” ^[58]  。治泉期間，建萬安橋（今洛陽橋）為其最大功績。 ^[43] 

泉州是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自唐後期起，泉州已成為中國重要的對外貿易港口。北宋時泉州港灣區帆牆林立，百艦爭流，中外商賈薈集，各地貨物集散。然而，萬安渡成了福建南北經濟、文化交流的極大障礙，交通問題遠遠適應不了經濟發展的需要，因此，萬安渡建橋成為十分緊迫的任務。蔡襄等人先在江底沿着橋樑中線拋置了大量的大石塊，形成一條橫跨江底的矮石堤，作為橋墩的基址。然後用一排橫、一排直的條石築橋墩，這種石基的開創，是橋樑建築史上的重大突破，近代稱之為“筏型基礎”。他並種海蠣以固橋基，於橋上下兩側灘塗上，植石以附蠣，以減緩江流速度，使不致動搖橋墩兩側基礎。這被認為是世界上生物學運用於建築上的先例 ^[45]  。萬安橋橫跨泉州灣，全長三百六十丈，是中國第一座海港大石橋，茅以升稱其為“福建橋樑的狀元” ^[44]  ，在中國橋樑建築史上有重要地位。 ^[7]  它的建成，對福建經濟、文化的發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橋成之後，蔡襄撰寫了《萬安渡石橋記》，稱讚此橋“渡實去海，去舟而徒，易危而安，民莫不利”。 ^[55] 

萬安橋建成後，蔡襄組織人馬，從福州始沿途栽植樹至泉州、漳州，計長七百里。它既可防止水土流失，又可遮掩道路，使過往客商在炎日酷暑之時，免受驕陽曝曬之苦。時人為此作詩讚之：“夾道松，夾道松，問誰栽之我蔡公，行人六月不知暑，千古萬古搖清風。” ^[43] 

蔡襄在泉州積極組織羣眾抗旱，興修水利，生產自救，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百姓負擔。嘉祐三年（1058年），適泉州一地春夏之交久旱不雨，他特地三次帶領官員到泉州飛陽廟祈雨，自責乾旱不稔，是“郡守不德之故”。還寫下《乞雨題西方院（有序）》：“年年乞雨問山神，羞見耕耘隴上人。太守自知才德薄，彼蒼何事罪斯民。”他是以此舉來勸告各僚屬要關心民瘼，組織農民抗旱自救。不久恰好天降大雨，旱情解除，歲以大稔，王十朋因此贊他“愛民心有彼蒼知”。 ^[43] 

晉江龜湖塘可灌田數千畝。但是，沿塘百姓常為用水及管理維修堤岸等問題爭吵、鬥毆。加上土豪、無賴好事之徒插手攪渾，沿塘百姓冤冤相報，問題久而不能解決。蔡襄深入民間，詳為考察，為更好地保護這一水利工程，加強排澇抗旱作用，以利農耕，相應加強相鄰各鄉林、黃、蘇、鄭、吳、蔡六姓的聯誼，特制定《龜湖塘規》（後世稱為《先宋塘規》），使龜湖有法可依。它明確規定六姓用水及管理維修問題，保證農田能及時得到灌溉。他在制定《龜湖塘規》時，按規定執行管禁，遇有重大違規者，則由陂首呈縣府懲處。正因為有蔡襄的《龜湖塘規》在，龜湖塘維護了近千年，為瀕湖農民流澤千餘年。自蔡襄定塘規至明朝的五百年間，糧食產量往往二、三倍於他鄉。 ^[52]  這是對泉州水利建設的貢獻。

由於蔡襄在泉州時“威惠並行，民畏而愛之”，泉州人民為他立生祠紀德頌功。終北宋之朝，到泉州任守臣的不乏其人，但在泉州人民的心目中，“稱太守之賢者，必以公（蔡襄）為首”。 ^[43] 

書法史上論及宋代書法，素有“蘇、黃、米、蔡”四大書家的説法，他們四人被認為是宋代書法風格的典型代表。“宋四家”中，前三家分別指蘇軾（東坡）、黃庭堅（涪翁）和米芾（襄陽漫士）。宋四家中，蔡襄年齡輩份，應在蘇、黃、米之前。他擅長正楷、行書和草書。 ^[46]  其楷書上承顏真卿，端莊謹嚴，體格恢宏，點畫無絲毫苟且。行書瀟灑簡逸，信手拈來，觸處成妙，大得晉人韻致。 ^[51] 

蔡襄學書之時，唐末衰陋習氣並未消歇，而宋書的風尚尚未建立。他力去時俗流弊，另闢蹊徑，下開蘇軾、黃庭堅、米芾等新風。蔡襄在書法創作上的實踐成果，也為宋代尚意書風的形成提供了極有價值的經驗，是一位連接唐、宋兩朝書風嬗遞，身兼尚法和尚意兩種藝術追求的關鍵人物，在中國書法史上起到了承前啓後的作用。 ^[51] 

蔡襄的書法在其生前就受時人推崇備至，極負盛譽，最推崇他書藝的人首數蘇軾、歐陽修。蘇軾在《東坡題跋》中指出：“獨蔡君謨天資既高，積學深至，心手相應，變態無窮，遂為本朝第一。然行書最勝，小楷次之，草書又次之……又嚐出意作飛白，自言有翔龍舞鳳之勢，識者不以為過。”歐陽修對蔡襄書法的評價真是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歐陽修説：“自蘇子美死後，遂覺筆法中絕。近年君漠獨步當世，然謙讓不肯主盟。”黃庭堅也説：“蘇子美、蔡君漠皆翰墨之豪傑。”沈括在《夢溪筆談》中評論蔡襄的草書“以散筆作草書，謂之散草，或曰飛草，其法皆生於飛白，自成一家。存張旭、懷素之古韻，有風雲變幻之勢，又縱逸而富古意。”《宋史·蔡襄傳》稱他：“襄工於手書，為當世第一，仁宗尤愛之。”許將《蔡襄傳》説：“公於書畫頗自惜，不妄為人，其斷章殘稿人悉珍藏，仁宗尤愛稱之。”朱長文《續書斷》：“蔡襄書頗自惜重，不輕為書，與人尺牘，人皆藏以為寶。仁宗深愛其跡……及學士撰《温成皇后碑》文，敕書之，君謨辭不肯書。” ^[46] 

從以上三段記載中，可以知道，蔡襄書法從天子到普通百姓都十分珍惜。由於他頗自惜，不妄為人書，所以傳世作品較少。另外可以看出當時書壇的風氣已完全轉向了詩文尺牘，而書碑則被看作是一技伕役役之事，為士大夫所不屑為，甚至連帝王的敕命也已不能左右之。這與唐代以前的情況有着根本的不同。 ^[46] 

總體上看，蔡襄的書法還是恪守晉唐法度，創新的意識略遜一籌。但他卻是宋代書法發展上不可缺的關紐人物。他以其自身完備的書法成就，為晉唐法度與宋人的意趣之間搭建了一座技巧的橋樑。 ^[46] 

蔡襄沒有專門的書法著作行世，但散篇亦有可觀，其書法理論重神、氣、韻，尚古法而不炫奇鬥巧，對宋代書壇的志趣有一定的影響。 ^[51] 

蔡襄傳世的書法作品，小楷有《茶錄》《牡丹譜》《寒蟬賦》，行草書有《與杜長官帖》《陶生帖》《大研帖》《澄心堂紙帖》《持書帖》《自書詩札》《自書詩卷》等。石刻有《萬安橋記》《晝錦堂記》和《劉蒙伯墓碣文》等。 ^[51] 

（圖冊參考資料 ^{[37-38]  [41-42]}  ）

蔡襄為福建轉運使時，從改造北苑茶品質花色入手，求質求形。在外形上改大團茶為小團茶、品質上採用鮮嫩茶芽作原料，並改進製作工藝，創制出“小龍團”茶。為之，歐陽修《歸田錄》雲：“茶之品莫貴於龍鳳，謂之團茶。凡八餅重一斤。慶曆中蔡君謨為福建轉運使，始造小片龍茶以進，其品絕精，謂之小團。凡二十餅重一斤，其價值金二兩”。歐陽修對蔡襄製作貢茶有非議，但他不得不承認蔡襄製作茶業的工藝之精。蔡襄之侄蔡絛在《鐵圍山叢談》中對蔡襄在發展北苑御園茶過程有較為詳細而客觀的記載，肯定了蔡襄負責監製北苑之茶製作精巧，形質至極，呼聲最高還是“小龍團”的“密雲龍”和“瑞雲翔龍”。對於茶葉製作達到“名益新、品益出”“益窮極新出、而無以加矣”的高水平程度，同時指出做茶要抓住季節“又茶茁其芽，貴在於社前則已進御”的新鮮感。可見“好茶爭相品、蓋因品質珍”。就蔡襄本人，對於建安之茶，他也在自己著作《茶錄》中有專門論述建安之茶。其“點茶”條雲：“建安鬥試以水痕者為負，耐久者為勝”。同朝范仲淹在《和章岷從事鬥茶歌》也提到“北苑將期獻天子，林下雄豪先鬥美，……鬥茶味兮輕醒醐，鬥茶香兮薄蘭芷”。可見北苑御園茶在北宋時期極負盛譽。這些如此輝煌時期是得益於蔡襄為福建轉運使時的監製而精益求精的創新工藝。

總之，蔡襄的督辦，促進了北苑茶的發展。也促進地方經濟發展。這種技術創新，使福建茶葉在北宋時期名列首位，應功歸於蔡襄。《苕溪漁隱叢話》也説北苑茶大小龍團“起於丁謂，而成於蔡君謨”。

蔡襄又鑑於陸羽的《茶經》，未能把閩產指出，使建茶淹沒不彰；而丁謂所著的《茶圖》，僅論及採製，沒有説明烹試的方法，於是，蔡襄將他自己的研究心得，撰寫成《茶錄》一書，共二篇，800多字。上篇論茶，下篇論茶器，都屬於烹試的方法。憑他豐富的經驗，獨特的見解，再配以當世優秀的書法，使這一著作，堪稱“稀世奇珍，永垂不朽”。宋代建茶能名垂天下，與蔡襄的提倡和推薦是分不開的。據説，當時論茶者，沒人敢在蔡襄面前發言，恐班門弄斧。《茶錄》除了上進給皇帝鑑賞外，還勒石以傳後世。這不但對福建茶業的發展起了很大的促進作用，而且對日本具有美學藝術的“茶道”和世界茶業的發展產生了極大的影響。17世紀初，中國茶葉輸入歐洲及其它地區，成為世界三大飲料之一，並且有日漸風靡之勢。蔡襄的《茶錄》，對福建茶業的發展，起了巨大的推動作用。前人評曰：“建茶所以名垂天下，由公（蔡襄）也。”

蔡襄還撰有《荔枝譜》一卷，是世界上最早介紹荔枝的專著。

蔡襄對閩學的形成有扶掖飭勵之功。早期閩學與北宋的陳襄、鄭穆、陳烈、周希孟等“古靈四先生”（又稱“海濱四先生”）關係密切。“四先生”與蔡襄密切關係。在《宋元學案》中，蔡襄被列名周希孟門下。他十分敬重這幾位閩學先行者，或“親至學舍質問經義”，或“尊以師禮”，或“折節下之”，尤其崇敬周希孟。出守福州時，蔡襄備禮招延“四先生”，並極力向朝廷舉薦他們出仕。“四先生”後來出仕，形成學派，蔡襄有先導、飭勵及扶掖之功。 ^[58] 

蔡襄除擅長書法外，詩文亦頗有造詣。歐陽修在《端明殿學士蔡公墓誌銘》中贊其作文章“清遒粹美”，高度概括了其文學創作清靜平淡，雄健有力，高雅不俗，真實唯美的特色。 ^[66] 

在蔡襄的詩歌作品中，以抒發政治情懷和自己人生觀的作品有六十多首，表達其為官和為人處世的準則。 ^[66] 

如在組詩《四賢一不肖詩》中，他分別介紹“四賢”和“一不肖”之人，使兩組人物形成鮮明對比。他認為“君子道合久以成，小人利合久以傾”，人與人相交，只有以正義，以道德相結合才可以長久的存在，若以利益相交，是經不起時間考驗的。蔡襄便是以道交友之人，當范仲淹、歐陽修、尹洙、餘靖四位大膽言事者，都因得罪了當朝的權勢之人而被貶時，他挺身而出，敢於做激奸糾繆之人。“人謂高君如撻市，出見縉紳無麪皮”，蔡襄稱高若訥為“高君”，暗含了一種諷刺。他用“累幅長書快幽憤，一責司諫（高若訥）心無疑”的決心，要與黑暗勢力鬥爭到底，不僅不擔心會因此坐貶，反而希望這種心情被理解，被朝廷接受。在五首詩的結尾説到“朝家若有觀風使，此語請與風人詩”，迫切地希望他所表達的情感能被有關官員聽到，並能有效地解決這些問題。《四賢一不肖詩》成，一時引起了很大的轟動，連遼朝官民都聞知其詩。 ^[66] 

作為一名諫官，關於諫言與聽諫的關係，蔡襄也有自己獨到的見解。他在《言增置諫官書》中説：“臣竊思任諫非難，惟聽諫之難；聽諫非難，惟用諫之難”，從事情發生、發展的角度比較説明了納諫的難度。君王因“深憂政教未舉，賞罰未明，羣臣之邪正未分，四方之利害未究”，故廣開言路，增置諫官。作為忠仁之臣，蔡襄見此情形，便立刻上書表達自己的看法，提醒皇帝要正確對待諫官的意見。在上書中，他還批評諫官羣體“好名也，好進也，彰君過也”，並指出如果盲目地接受這三類人的諫言，定會讓君主揹負“有好諫之名，而無好諫之實”的罪名，天下之人定會指責朝廷有拒諫之失。其上書的語言誠摯且不失邏輯，令人折服。 ^[66] 

蔡襄在官場上盡職盡責，私下裏卻對仕宦生涯有幾分厭倦。他在《授轉運使罷州端居述懷》中寫道：“掩關謝來賓，釋然舍攀拘”，訴説自身追求寧靜的渴望。但在其位要謀其職，工作上的繁忙讓他只能得到一種“暫閒固自適，況與塵滓殊”的心靈上的休憩。在《期秦伯鎮不至》一詩中，他也表達了自己願做清高曠達者的情感。但當看到亳州人民在飽受水澇之苦時，心中產生的責任感，又使他放棄了追求自由之身的念頭。 ^[66] 

在蔡襄的詩作中，朋友間書信以及其他形式交往的作品有一百三十多首，佔據其詩歌創作數量的大部分。 ^[66] 

蔡襄平日裏喜好交友，並且十分珍惜與朋友之間的友情，“於朋友尚信義，聞其喪，則不御酒肉，為位而哭，盡哀乃止”。在《別宋判官》中，他説：

_{縷縷青陰拂去鞍，雨花狼籍顫春寒。年光別緒侵入鬢，莫向離亭子細看。} ^[66] 

早春那淡淡的綠蔭之中又添了離別的思緒，準備離去的馬兒停留在樹下，在那寒風料峭的“顫”春寒中，剛剛開放的花朵被雨絲打落。春雨、寒風顫動的不僅是綠樹和花朵，更是離人的心。再看歲月爬上了人們的髮際，使得人們不斷地提醒自己，時光易逝，珍惜當下。因此，當友人要離別時，油然而生的傷感，使得自己不敢直視那離別的亭子，那離去的人。在此之際，唯有“重把酒杯斟”借酒才能消愁，唯有那孤雲能明白自己的心思，“斜日明春態，孤雲感客心。何人知別意，重把酒杯斟”（《送別陳比部》）。 ^[66] 

蔡襄的送別詩中，還有許多往昔追憶的話語。如在《送柯秘書三子歸泉應詔》中，他先回憶與柯秘書在河北臨漳共同為官時初見他的兒子的事情，以交代詩中所涉及人物的關係。然後表達自己初見孩子們時候良好的第一印象。到十幾年後，他們再來拜訪我，已是俊雅之士。此時，蔡襄眼見三位優秀的後生，不由感嘆柯秘書的一生“多才”但“晚未遇”。值得欣慰的是，通過柯秘書的言傳身教，“吾徒沉升不須議，且看少者騰聲光”，他能看着下一代人成長，得到另一種幸福。 ^[66] 

蔡襄的送別詩除了表達難捨難分的情感和美好的祝福以外，詩歌的結尾還常常會表達一些規勸的意思。例如在《送石昌言知宿州》中，開頭，先對宿州的地理位置進行分析，然後説明因石昌言聲望素著，朝廷才派他來宿州任職，以使物盡其用，人盡其才。在離別醉酒的惆悵之際，蔡襄指出做人不能像動物一樣只圖温飽，人生應有所作為，才能與家禽有所區別。人應該不斷地充實自己，只有這樣在國家需要人才的時候，眾人才可能推薦你。“觥巡捲到君勿辭，行看岸下船頭放”，這將要開動的船，驚醒了詩人，雖還有千言萬語，但不忍友人耽誤了行程，只好再次舉杯，送別昌言。在詩的最後，他説：“我今聯束若愁鷹，注目青雲思遠甌。一麾當復泛隋渠，願君加數為公醵。”把自己比喻成一隻帶着離愁的鷹，注目遠望，希望石昌言能夠早日尋到展示自己的舞台。這種離別中包含了規勸友人要努力實現自己人生價值的意味。 ^[66] 

蔡襄家富藏書，南宋文學家劉克莊題跋蔡端帖時説：“又一借六典劉茂才，何人藏書，乃富於蔡公耶？”其收藏書法作品和圖書在當時富於一方。 ^[10] 

歐陽修：

蘇軾：“歐陽文忠公論書雲：‘蔡君謨獨步當世。’此為至論。言君謨行書第一，小楷第二，草書第三。就其所長而求其所短，大字為小疏也。天資既高，輔以篤學，其獨步當世，宜哉！” ^[17] 

黃庭堅：“君謨書如蔡琰《胡笳十八拍》，雖清氣頓挫，時有閨房態度。” ^[17] 

米芾：“蔡襄書如少年女子，體態妖嬈，多飾名花。” ^[17] 

陳東：“餘聞之先生長者。” ^[12] 

趙佶：“蔡君謨包藏法度，停蓄鋒鋭，宋之魯公（顏真卿）也。” ^[17] 

王十朋：“公昔自禁從，再來臨此邦。河梁一何壯，筆力獨能扛。 政績留南紀，祠堂枕大江。山川與人物，令古甲無雙。” ^[47] 

陸游：“先生（梅堯臣）當吾宋太平最盛時，官京洛，同時多偉人鉅公，而歐陽公之文，蔡君謨之書，與先生之詩，三者鼎立，各自名家。” ^[15] 

王淮：“立賢無方，湯之執中也。必曰閩有章子厚、呂惠卿，不有曾公亮、蘇頌、蔡襄乎”？ ^[13] 

周必大：“仁宗朝蔡忠恵公昌言直道，文章政事，廷臣鮮出其右。” ^[14] 

朱熹：“經綸其學，高明其志，立論中朝，盡心外寄。嗟公之忠兮，三諫有詩，誦公之功兮，萬安有碑。楷法草書，獨步當世，文章青史，見重外夷。丹荔經其品藻，諸果讓其清奇。鄭重於歐陽，清純而粹美，僝功於皇祐，得諡於淳熙。前無貶詞，後無異議，芳名不朽，萬古受知，英雄不偶，嗚呼幾希！” ^[53] 

脱脱、阿魯圖等：“蔡襄、王素、餘靖，皆昭陵（宋仁宗）賢御史也。襄數論治體，推韓琦、范仲淹之賢。素請罷不急之賞，論仁宗納二女子為非。靖黜夏竦、王舉正為不可用。蓋仁宗鋭於求治，數君子提綱振紀而扶持之，卒成慶曆之治，良有以也。夫襄精於民事，吏不敢欺；靖用兵蠻徼，卒收功名；素在西邊多惠政，其尹開封，雖頗厭煩劇，再為渭州，邊民老幼，至相率稱賀，其惠之在民者，深矣哉。” ^[16] 

陶宗儀：“博古尚氣節，工字。學大字，巨數尺，小字如豪發。筆力位置大者，不失結密；小者不失寬綽。至扵科斗、篆籀、正、隸、飛白、行草、章草、顛草，靡不臻妙，而尤長扵行，在前輩中自有一種風味，筆甚勁而姿媚有餘。自珍其書，以謂有龍翔鳳舞之，執識者不以為過，而復推為本朝第一也。論者以謂真、行、簡札、今為第一，正書為第二，大字為第三，草書為第四，其確論歟！” ^[17] 

董其昌：“當學蔡君謨書，欲得字字有法，筆筆用意。” ^[18] 

王夫之：“韓、富、範、馬諸公，雖以天下為己任，而不能自超出於此術之上。於是石介、蘇舜欽之流，矯起於庶僚，而王素、唐介、蔡襄、餘靖一唱百和，唯力是視，抑此伸彼，唯勝是求。天子無一定之衡，大臣無久安之計，或信或疑，或起或僕，旋加諸膝，旋墜諸淵，以成波流無定之宇。” ^[20] 

馮班：“宋人蔡君謨書最佳，今人不重，只緣不學古耳。” ^[18] 

林朗如：“其先是而開閩學，為侯官陳襄、陳烈、周希孟、鄭穆海濱‘四先生’。則我端明蔡公守福州時，實始尊禮倡率而推薦之，是道學宗工而大有造於吾閩。意公之於閩，其或有先於楊、遊之衍，道南之緒者矣。朱子謂範公振作士大夫之功為多，又謂歐公知貢舉，文章自是變而復古，觀蔡公厲名節，振士氣，為文章，於範、歐二公何如也。蔡公與範、歐齊名。” ^[58] 

朱軾：“若襄者，蓋深厚雄傑之一也。當其在朝，受仁宗顧遇，所言皆當世初務，而人之所不敢言。及退歷州郡，詰奸恵良，以富而教。其豐功殊跡施於後代者，歷久猶未忘也。豈不偉哉！” ^[19] 

懷蔭布、黃任等：“泉自唐以來，席相、常袞倡導於前，蔡襄、王十朋諸賢激揚於後，重以紫陽過化之區，薪傳不絕，鄉先生遺澤類足以陶淑後輩，海濱鄒魯之稱，厥有由也。” ^[58] 

楊渭生：“蔡襄是北宋時期傑出的政治家、文學家，第一流的書法家。……先後在地方和朝廷為官達三十八年。在政治上頗有建樹，學術上多才多藝，著作宏富。” ^[56] 

韓琦曾在家鄉修建晝錦堂，歐陽修為其撰文，蔡襄書丹，時人稱之為“三絕”。蔡襄每一個字都一定寫數十張，等到字合於法度之後才採用，世人稱其為“百衲碑”。 ^[21] 

景祐三年（1036年），范仲淹與宰相呂夷簡爭執，被黜知饒州。當時秘書丞餘靖上書請求修改詔命；太子中允尹洙上疏自訟和范仲淹是師友關係，願一起降官貶黜；館閣校勘歐陽修責備高若訥身為諫官，對范仲淹被貶之事一言不發，蔡襄當時也作《四賢一不肖》詩，攻擊高若訥。此詩在東京流傳，人們都爭着傳寫，買書的人在街上售賣此詩，獲利頗厚。遼朝的使者來訪，偷偷將其買回。後來張中庸出使遼朝經過幽州時，在舍館看見有人將蔡襄此詩寫在牆上。 ^[22] 

蔡襄有一把美鬍鬚。仁宗一天偶然回頭問蔡襄説：“你的鬍鬚非常漂亮，晚上睡覺時把它蓋在被子之下嗎，還是把它放在外面呢？”蔡襄無法回答。回到家後，晚上睡覺時，他思索白天仁宗的話，把鬍鬚放在被子裏面和外面，都感到不適，一個晚上無法睡着。 ^[23] 

蔡襄病重時，興化郡守李遘夢到一位神仙紫綬金章，自稱是來迎接下任的。李遘詢問是誰，神仙説：“我是閻羅王，蔡襄將要接替我。”次日，蔡襄即去世，李遘作輓詩道：“不向人間為冢宰，卻歸地下作閻羅。” ^[27]  謝肇淛也在《五雜俎》中提到“人有死而為閻羅王者，如韓擒虎、蔡襄、范仲淹、韓琦等，皆屢見傳記。” ^[28] 

蔡襄知福州時，曾因病多日到官署辦公，每天晚上都夢到登上鼓樓靠着鼓睡着。通判奇怪擊鼓之人多日沒有在三更打鼓，那人回答説這幾天有一條大蛇盤踞在鼓上，他因而不敢接近。蔡襄病癒後，向通判説了自己的夢，正巧與擊鼓之人説的話相同，人們便認為蔡襄是蛇精。 ^[24] 

蔡襄在福州任職，一次適逢上元日，他讓百姓點七盞燈，陳烈製造大燈一丈多，上面用大字寫道：“富家一盞燈，太倉一粒粟，貧家一盞燈，父子相對哭。風流太守知不知？猶恨笙歌無妙曲。”蔡襄看見後，下令罷燈。 ^[25] 

蔡襄對待母親非常孝順，他曾經步行碰到一個婦人，樣貌非常衰老，蔡襄詢問她的年齡，她説：“我活了一百單二歲了。”蔡襄拜了又拜後説：“希望我的母親的年紀也能像您一樣。”後來果然像他説的一樣。 ^[26] 

宋仁宗因蔡襄書名遠播，曾專門要他為《温成皇后銘》題字，蔡襄卻説：“這是翰林待詔的職責。儒者工於書法，只是自我的遊戲罷了。”仁宗聞言，也不再強求。 ^[59]  後人認為，古往今來能夠“自重其書者”，只有王獻之與蔡襄。 ^[61] 

蔡襄對朋友崇尚信義，聽説朋友去世，就不吃酒肉，設置靈位哭泣。他曾在會靈東園飲酒，客人射箭誤傷他人，就指出是蔡襄射的。後來皇帝詢問此事，蔡襄再拜愧謝，最終沒有自我爭辯。 ^[60] 

蔡襄著有詩詞370首，詩文清妙；奏議64篇，雜文584篇，收入《蔡忠惠公文集》（共三十六卷，另有《別紀》十卷）。另有《龍壽丹記》（此書有五朝小説本）、《蔡忠惠奏議》十卷、《蔡襄治平會計錄》六卷、《墨譜》一卷、《茶果》一卷、《荔枝故事》一卷、《講〈春秋〉〈左傳〉疏》一篇、《蔡莆陽詩》六卷、《蔡忠惠詩集全編》四卷、《蔡忠惠詩集全編》二卷（《別紀補遺》二卷）、《蔡福州外紀》十卷、《蔡端明別紀》十二卷（也有十卷、一卷）、《蔡忠惠公別紀補遺》等不同版本，已佚失不少。今人吳以寧點校整理了《蔡襄集》。 ^[62] 

蔡襄於慶曆五年（1045年）至慶曆七年 （1047年）、嘉祐元年（1056年）至嘉祐三年（1058年）兩度知福州，慶曆七年 （1047年）至慶曆八年 （1048年）任福建路轉運使。在福州擔任要職的5年多時間裏，“修復古五塘”是蔡襄的主要政績之一，也是蔡襄研究的一個學術焦點。

然而，“修復古五塘”的地點到底是在福州，還是在莆田（時稱興化軍），或者是兩地兼而有之，一直困擾着蔡襄研究者。事實上，古人對這一問題早有文獻記載。福州的學者，如肖忠生的論文《蔡襄對福州的貢獻》持第一種觀點。但莆田的學者金文亨發表的《北宋名臣——蔡襄》和楊祖煌撰寫的《蔡襄的業績》以及蔡慶發出版的《蔡襄評傳》等，甚至連莆田市方誌委新編的《莆田市志·蔡襄傳》都採用了第三種的觀點。

其實，只要仔細查閲宋、明時期的福建地方誌和有關史料，並進行認真分析和對比，就不難得出正確的結論。

首先，根據宋人的記載：

據梁克家《三山志》水利捲雲：“嘉祐二年（1057年），蔡密學襄命三縣疏導渠浦” ；“嘉祐二年，郡守蔡襄從樂遊橋下開，沿城外至湯門、琴亭、湖心，至北嶺下去思橋，北出河尾船場，散入堘北、小浦、中浦、石泉、安國以北。”《三山志》是福建自古一直保存完好的年代最早的一部地方名志，作者梁克家，字叔子，福建晉江人，南宋狀元，曾入閣任右丞相，後出知福州府。由他主纂的《三山志》具有較高的學術水準和歷史價值，在方誌界享有盛譽，受到歷代有識之士的珍視。該志成書於宋淳熙九年（1182年），距蔡襄逝世（1067年）不到120年時間，應該説記下的史料是比較可靠的。在這本志書裏，雖然未設蔡襄人物傳，但記錄了他第二次擔任福州郡守時興修水利的史實，卻沒有記載蔡襄在福州“修復古五塘”之事。

又據黃岩孫《仙溪志·蔡襄傳》雲：“蔡襄字君謨，年十八試進士，為開封第一人。天聖八年，登進士甲科，…十月，以親老出知福州，遂為福建都轉運使，復古五塘以溉民田，又奏減閩人丁口税之半”。根據張國淦《中國古方誌考》的統計，我國宋代修的方誌約有700部，其中福建就有40多部，由於年代久遠，宋代方誌大都已失傳，如今福建現存宋代的地方誌只有《三山志》、《仙溪志》、《臨汀志》3部，而《仙溪志》是如今全國唯一現存的宋代縣誌。作者黃岩孫，字景傅，福建泉州人，宋寶祐二年（1254年）任仙遊縣尉。該志成書於寶祐五年（1257年），距蔡襄逝世只有190年時間，況且仙遊是蔡襄的家鄉，蔡襄傳的史料也是比較可信的。

另據歐陽修的《端明殿學士蔡公墓誌銘》：“公諱襄，字君謨，興化軍仙遊人也。天聖八年，舉進士甲科，…四年，以右正言直史館，出知福州以便親，遂為福建路轉運使，復古五塘以溉田，民以為立，為公立生祠於塘側，又奏減閩人五代時丁口税之半。”歐陽修與蔡襄同朝為官，應該説同時代的人記下來的事情是更可靠的。

此外，《宋史·蔡襄傳》亦云：“蔡襄字君謨，興化仙遊人。舉進士，……以母老，求知福州，改福建路轉運使，開古五塘溉民田，奏減五代時丁口税之半”。元人脱脱編纂《宋史·蔡襄傳》的材料基本上出自歐陽修的《端明殿學士蔡公墓誌銘》。

喻政修纂的萬曆版《福州府志·蔡襄傳》亦云：“蔡襄字君謨，仙遊人。慶曆間，由左正言直史館，乞郡養親，出知福州。未幾，改轉運使。復五塘以溉民田，又奏減五代時丁口税之半。……嘉祐初再知福州，復疏導附城湖浦”。該志水利卷記載與《三山志》相同，也沒有記載蔡襄第一次知福州時有“修復古五塘”之舉，只記錄了他第二次擔任福州郡守興修水利的事情。

綜上所述，蔡襄“修復古五塘”的地點不可能在福州，那麼，持第三種觀點的依據就站不住腳。正確的答案應該是第二種觀點，即蔡襄擔任福建轉運使期間在莆田“修復古五塘”。 ^[30] 

蔡襄墓（蔡襄陵園）位於福建仙遊楓亭錦嶺將軍山下，舊福廈公路西側。原官道旁有巨碑“宋端明殿學士忠惠蔡公神道”。蔡襄晚年住在莆田南門外（即今蔡宅村），逝世後葬於莆田將軍山，後遷葬於楓亭。明成化年間，重修蔡襄墓，並建享堂、兩廡、儀門、圍牆。重刻歐陽修所撰墓誌立於堂中。陵園於明正德年間重修，狀元柯潛撰寫《重修蔡忠惠公墓記》。1961年被列為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31] 

1997年，海內外蔡襄後裔把其墓重建為“蔡襄陵園”，歷時三年，於1999年竣工。在重修陵園時，菲律賓總統約瑟夫·埃傑西多·埃斯特拉達和世界僧伽會副會長瑞今（蔡襄後裔）特致詞電賀，全國政協副主席趙樸初親筆題寫“蔡襄陵園”和“碑林”。全長134米的“書法碑廊”，共有134塊碑文，鐫刻蔡襄為主的宋四大書法家楷、行、草、隸12600字，為福建省現有規模最大的碑林。 ^[63] 

蔡襄祠，即“蔡忠惠公祠”，位於福建省泉州市洛江區萬安街道橋南社區內，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洛陽橋的附屬文物。蔡襄祠始建於宋朝，據傳是在洛陽橋竣工不久後泉州百姓為紀念蔡襄所作貢獻而建。 ^[65] 

蔡襄紀念館位於福建省莆田市城廂區東海鎮東沙村，金沙宮旁，面積1600平方米，為五層框架結構。館內設有陳列室、書畫廳、會議廳等，收藏和陳列蔡襄生平活動的文物遺作、書簡、字貼和各種版本蔡氏族譜，還收藏有300多幅中國名家的書畫。

此外，福建省福州市倉山區亦有一處蔡忠惠公祠，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 ^[64] 

“蔡襄故里”牌坊坐落於福建省福泉高速楓亭出口和仙港大道交匯處，是仙遊縣楓亭鎮的標誌性景觀之一。 ^[32] 

在福建省，各界人士先後成立了蔡襄學術研究會、蔡襄學術研究會蔡襄故里委員會、莆田市蔡氏宗親聯誼會及莆田市姓氏源流研究會蔡氏委員會，從不同的角度研究蔡襄。 ^[62] 

明代有無名氏所作傳奇《四美記》，上演蔡襄造洛陽橋故事。其後演繹同一故事的還有清代李玉、許建山分別創作的《洛陽橋》傳奇，以及豫劇、漢劇、湘劇、河北梆子等地方戲種的同名劇目。莆仙戲也有《蔡襄》，一名《蔡襄起橋》，劇情和許多細節與《四美記》相同。 ^[35]  2013年，在紀念蔡襄誕辰1000週年活動期間，鯉聲劇團在莆田各地巡迴演出《洛陽橋傳奇》。2021年，姚曉羣創作了新編歷史劇《蔡襄》。 ^[63] 

2020年電視劇《清平樂》：周帥飾演蔡襄。 ^[36] 

《文忠集·卷三十五·端明殿學士蔡公墓誌銘》 ^[11] 

《東都事略·卷七十五·列傳第五十八》

《宋史·卷三百二十·列傳第七十九》 ^[16] 

《宋元學案·卷五》 ^[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