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過

蘇過（1072～1123），蘇軾第三子，字叔黨，號斜川居士。1072年（宋熙寧五年）生於杭州。12歲從巢谷學於黃州，19歲中舉人，23歲隨父來惠州。在白鶴峯築室時，蘇過任營造之勞。王朝雲逝世後，蘇軾飲食服用，一應生活所需，均由蘇過承擔。元符年間，隨侍蘇軾昌化軍。蘇軾病故後，蘇過兄弟扶靈柩至汝州郟城安葬。次年秋，服除，蘇過立家於穎昌。在湖陰經營水竹數畝，名曰“小斜川”，自號“斜川居士”。此後10年，一直過着躬耕勞作、窮困潦倒的日子。1112年（宋政和二年）任太原府監税，1116年（政和六年）任郾城知縣。1120年（宣和二年）後又閒居潁昌。1123年（宣和五年）夏，權中山府通判。十二月，因事入鎮陽，得急病死於途中。蘇過隨侍蘇軾，時與唱和，受影響最大。在其兄弟3人中，文學成就最高，人稱“小東坡”。著有《斜川集》20卷。在惠州所作名篇有《颶風賦》《思子台賦》等。他還常作畫，繪枯木竹石圖，蘇軾稱他“時出新意作山水” ^[1]  。

蘇過的童年多是隨父親的遊宦生涯，在頻繁的遷徙中度過的。元豐二年（1079年），蘇軾移知湖州，不久便發生著名的烏台詩案。蘇軾七月底被拘捕，八月中旬被押抵汴京，囚禁在御史台所屬的監獄中。這年蘇過年僅七歲，大哥蘇邁隨父到京城照顧父親，他則同二哥蘇迨留在湖州母親身邊。

父親蒙冤受屈的痛苦，人們歧視的目光，以及親友冷落的態度，使年幼的蘇過遭受心靈上的沉重打擊，感到仕宦的艱險和人情世態的炎涼。幾個月後父親被釋，貶謫黃州。在黃州，父親微薄的薪俸難於養家餬口，加之生活環境不好，甚至還要靠蘇軾親自下地種菜，來補貼和維持全家人的生計。使童年的蘇過和家人常過着缺衣少食的生活，這就培養了他後來淡泊寧靜、安於貧賤的的性格和人生哲學。

元祐元年（1086年）神宗駕崩後，哲宗新立，高太后垂簾聽政，熙寧、元豐年間受打擊的人相繼起復並受到重用。父親也奉調京城，先任中書舍人，後升翰林學士、知制誥等職。叔父蘇轍也在京中任要職。蘇過後來在回憶京城生活的《冬夜懷諸兄弟》一詩中寫道：“憶昔居大梁，共結慈明呂。晨窗惟六人，夜榻到三鼓。”記述了他和叔伯兄弟一起，早起晚睡，共同讀書習文的愉快情景。然而這種童年不可多得的安定和樂生活，僅持續了四年時間，不得不因父親受到政敵打壓，被迫離京出知杭州而中斷。

父親蘇軾一生可謂多災多難，宗派鬥爭和文字獄使他受盡折磨。他才高名大，交遊廣，徒眾多，因此政敵們不會輕易放過他。自烏台詩案之後，他又多次遇險遭禍，最後一貶再貶，直到徽宗建中靖國元年（1101年）去世。蘇過總是陪伴着被貶謫的父親而長途跋涉，乃至萬里投荒。他悉心照顧父親的生活起居，聆聽父親的教誨，並時時安慰父親痛苦的心靈，因此常常受到蘇軾的嘉許。

紹聖元年（1094年），蘇過隨父初到廣東惠州時，寫有一首《和大人遊羅浮山》的詩：“海涯莫驚萬里遠，山下幸足五畝耕。人生露電非虛話，大椿固已悲老彭。蓬萊方丈今咫尺，富貴敝屣孰重輕。結茅願為麋鹿友，無心坐伏豺虎獰。”詩中充滿了對含冤受屈父親的安慰之情，在艱辛的耕讀生活中，只要他學道有成，利祿富貴視若“敝屣”、“露電”。正好表現了時年二十二歲的蘇過，其甘於淡泊、不求富貴的曠達思想。惠州三年的謫居生活，對蘇氏父子來説是十分艱苦的，這幾年蘇過主要過的是侍養父親的耕讀生活。蘇軾有詩云：“小兒耕且養，得暇為書繞。”並寫詩讚之，説蘇過有奇志，其《凌雲賦》筆勢如《離騷》。

紹聖四年（1097年），蘇軾再貶海南島儋耳縣，蘇過把妻兒留在惠州白鶴新居與兄嫂住在一起，獨自挑着書擔隨父親，更為荒僻的的海南儋州，與語言不通、習俗相異的黎族人雜居。在海南的三年間，蘇過除了擔負起照顧父親的飲食起居外，也像在惠州時一樣，在東坡的指點下，讀書作文，從未間斷。而更可貴的是，他注意觀察當地的社會生活，瞭解民間疾苦，寫下了不少反映現實生活的詩文。如他寫的《懷惠許兄弟》詩，記述了海南當地的風土人情，還特別提到了與當地人民的友情：“椰酒醍醐白，銀皮琥珀紅。傖獰醉野獠，絕倒共鄰翁。蒔芋人人送，囷庖日日豐。瘴收黎母谷，露入菊花叢。海疍羞蚶蛤，園奴饋韭菘。檳榔代茗飲，吉貝御霜風……”嶺海七年，蘇軾父子以讀書、著述、詩文唱和為生活的最大樂趣，這也是他們最重要的精神寄託。蘇軾在海南“獨與幼子過處，著書以為樂”。“食芋飲水，以著書為樂。”蘇過在儋作《志隱》，深得蘇軾嘉賞。四十五歲時又作《〈志隱〉跋》，説《志隱》為“效昔人《解嘲》《賓戲》”之作。“昔人”指的是楊雄、班固。可見蘇氏父子所效之人，皆以文化自守，以著述為業者。嶺海時期，年輕的蘇過讀書不輟。蘇軾《與徐得之》雲：“兒子過頗了事，寢食之餘，百不知管，亦頗力學長進也”。又《和陶淵明園田居詩》引曰：“歸卧既覺，聞兒子過誦淵明《歸園田詩》六首，乃悉次其韻”。讀、和陶詩，是蘇軾父子謫居生活中的一大樂事。又《與程秀才》書雲：“兒子到此（儋）抄得《唐書》一部，又借得《前漢》欲抄。若了此二書，便是窮兒暴富也。”蘇過《借書》詩也記述了以客主問答的形式，揭示了將終老海南、不圖仕進的主旨。此事：“借書如借田，主以歲月計。常恐遺地力，敢有不斂穧？便便五經腹，三冬良可繼。倘有愧寸陰，得無譏沒世”。借讀而整部抄寫，可見其勤奮。觀其筆記《書田布傳後》《書周亞夫傳後》《蕭何論》《記交趾進異獸狀》《書二李傳後》《讀楚語》《書張騫傳後》《東交門箴》等文，更知其讀書之精深。謫處蠻荒之地而如此勤學，乃知文化何以鍾於蘇門矣。據朱弁《曲洧舊聞》載，蘇過讀《南史》，東坡卧而聽之，因論糞土因人而貴賤之理。此亦當為居儋之事。蘇軾《與元老侄孫》書雲：“海外亦粗為書籍，六郎不廢學”。又據《蘇過墓誌銘》載，蘇軾命過作《孔子弟子別傳》，可見蘇軾謫居教子之一斑。蘇過到海南的次年所寫《志隱》一賦，以客主問答的形式，揭示了將終老海南、不圖仕進的主旨。作者假客人之口，描繪了海南環境之惡劣，勸説主人正當年輕有為之際，應力圖仕進，做鐘鳴鼎食之謀。而主人則列舉仕途的艱險，極力描繪海南山川秀麗，物阜民淳。不難看出蘇過已和父親一樣，已深深愛上美麗富饒的海南島，正如蘇軾詩所言：“海南萬古是吾鄉”啊！

元符三年（1100年）蘇軾遇赦北歸，次年六月父子二人回到常州，歷盡滄桑，萬里歸來僅月餘，父親便溘然長逝，自然令蘇過兄弟傷痛不已。次年，蘇過兄弟遷葬父親於汝州（今河南臨汝）郟城縣小峨眉山，蘇軾遺言有云：“嘗愛郟山形勝類其鄉，遂有終焉之志”。他選中小峨眉作為葬地主要是因為此處似家鄉峨眉的緣故。為了看守父親墳墓，蘇過便移家汝州，從此長住在那裏。蘇過於父喪期滿後，本可再圖仕進，但當時蔡京當權，不準元祐舊臣子弟在京城任職，縱有蓋世才華，也不為朝廷所用。後來雖於四十一歲時，做過太原府監税；四十五歲時做過潁昌府郾城知縣，終因黨禁關係而被罷免。蘇過在其生命的最後十年，三度出仕，實則兩次為官共七載。而不論在官還是居家，都不曾改變厭仕而慕陶的情懷。這是頗具宋人特色的精神現象：厭仕而不棄，學陶而不隱。既要吃飲，又要安頓心靈。宋人學陶主要是學其獨立、自由的人格精神，超脱平淡的處世情懷，任真率性的生活態度，“質而實綺，癯而實腴”的詩風。這或許與宋人儒、道、釋兼融的文化態度有關。蘇過晚年回到潁昌，“營造湖陰水竹可供玩賞者數畝”，這年為宣和辛丑年（1122年），蘇過50歲，恰好與陶淵明居斜川時同一甲子。故將家居之地命名為小斜川。

蘇過受父親《和陶詩》的影響，十分仰慕陶淵明，故號斜川居士，以明其志。他在《小斜川詩序》中寫道：“予近卜築城西鴨不陂之西，依層城，繞流水，結茅而居之，名曰小斜川。偶讀淵明……畸窮既略相似，而晚景所得略同，所乏者高世之名耳。感嘆茲事，取其詩和之。”從此便過起詩酒自娛、耕讀課子的隱居生活來。而這種陶淵明式的田園生活，卻非常短暫。後曾出任代理河北定州通判，任期僅半年時間，宣和五年（1123年）即病逝於行道中。蘇過安葬於河南郟縣東坡墓地之東南，晁説之為之作墓誌銘。

蘇過書、畫之勝，克肖其先人。善作怪石叢筱，咄咄逼人。軾有觀過所作木石竹三絕，把他的畫與文可的畫相提並論，以為“老可能為竹寫真，小坡解與竹傳神”。又時出新意作山水，遠水多紋，依巖多屋木，皆人跡絕處，並以焦墨為之，此出奇也。日本君台觀藏有所畫。行草筆法亞乃翁。楷書古勁，有楷書石刻在定州天寧寺壁。又書金光明經四卷，手自裝治，送虔州重慶禪院。卒年五十二。事蹟參見《宋史》本傳、《畫記》《清河書畫舫》《石門文字禪》《揮塵三錄》《定州志略》《東坡集》《君台觀左右帳記》蘇軾貶嶺南，蘇過一直隨侍身邊。

蘇軾去世後，蘇過閒居潁昌十年。40歲時出監太原税，三年後知偃城縣，1123年權通判中山府，卒於鎮陽（今正定）行道中，年五十二歲。娶妻範氏，範鎮孫女，範百嘉之女。

蘇過能文，有《斜川集》二十卷行世。（此據《宋史》本傳，他書著錄均為十卷），已佚。清乾隆時人吳長元得舊鈔殘本，並從他書纂輯，釐為六卷，其中詩三卷。事見《永樂大典》卷二四○一引《宋故通直郎眉山蘇叔黨墓誌銘》，《宋史》卷三三八有傳。亦能書畫。宋徽宗曾宣召蘇過入宮作壁畫。

蘇過詩，以《知不足齋叢書》本為底本，校以清乾隆武進趙氏刊本（簡稱趙本），清舊抄本等。新輯集外詩，編為第四卷。 ^[2] 

軾三子：邁、迨、過，俱善為文。邁，駕部員外郎。迨，承務郎。過字叔黨。軾知杭州，過年十九，以詩賦解兩浙路，禮部試下。及軾為兵部尚書，任右承務郎。

軾帥定武，謫知英州，貶惠州，遷儋耳，漸徙廉、永，獨過侍之。凡生理晝夜寒暑所須者，一身百為，不知其難。初至海上，為文曰《志隱》，軾覽之曰：“吾可以安於島夷矣。”因命作《孔子弟子別傳》，軾卒於常州，過葬軾汝州郟城小峨眉山，遂家潁昌，營湖陰水竹數畝，名曰小斜川，自號斜川居士。卒，年五十二。

初監太原府税，次知潁昌府郾城縣，皆以法令罷。晚權通判中山府。有《斜川集》二十卷。其《思子台賦》《颶風賦》早行於世。時稱為“小坡”，蓋以軾為“大坡”也。其叔轍每稱過孝，以訓宗族。且言：“吾兄遠居海上，惟成就此兒能文也。”

七子：籥（yuè）、籍、節、笈、篳（bì）、笛、箾（shuò）。孫男二人：嶠（jiào）、峴（xiàn）。 ^[3] 

點絳唇，新月娟娟，夜寒江靜山銜鬥。起來搔首。梅影橫窗瘦。

好個霜天，閒卻傳杯手。君知否。亂鴉啼後。歸興濃如酒。

蘇過詩中的懷人之作，情真意切，哀而不傷。如《將至五羊先寄伯達仲豫二兄》，先寫黨內與二兄分離時的悲傷、懷念，後寫將歸的欣喜。石後面部分寫道：“崎嶇七年中，雲海同浩渺。豈知羌村晚，驚拜杜陵老。干戈雖事異，歡喜動夷獠。山川舊悽慘，雲物今清好。不似元都桃，秋風不堪掃。”他的唱和詩，也不是一般性的應酬文字，而是抒胸臆，敍友情，樂田事，憫農耕，多屬言之有物。蘇過的詩歌中，抒懷詩作不少，他總是不加掩飾的吐露心聲，直抒胸臆。我們知道，自古隱逸者無法迴避的實際問題。陶淵明真正做到了棄仕祿而求自由，而蘇過終未能做到這一點。其實許多年來，他早已實實在在地感受到了生存問題的迫切，因而學陶的同時常常流露出生計艱難的感慨。他在《和叔寬贈李方叔》中吟道：“誰令三徑荒？投老食屢艱。……不求桑榆暖，乃慕樺桂寒。學稼雖可賤，樂志良獨難。當觀五鼎食，不異瓢與簞”；在《送伯達兄赴嘉禾》詩中吟曰：“我生三十餘，憂患恰半生……五載卧箕潁，分甘一廛氓。嗟哉生理拙，口腹不解營”。蘇過《次韻淵明正月五日遊斜川韻》是其詩中最具淵明風神韻致之作：“春陰翳薄日，白石俯清流。心目兩自閒，醉眠不驚鷗。……澄江可寓目，長嘯忘千憂。倘遂北海志，餘事復何求”。此詩得意處，也可以説“不甚愧淵明”了。又如他對自己最後十年的官場生涯，那種厭仕思想和思歸情懷，在詩中就做了淋漓盡致的抒發。初入仕途，他的體會是：“我生江海上，性與魚鳥逸。端來入世網，竟坐形骸役。此心本洞然，六月遭怵迫。”“我昔千里上太行，身世漂零如逆旅”。他盼望這種違心的仕宦生涯早日結束：“何時脱繮索，着我林泉帽”“安得浪漫遊，時解冠帶縛”“身作三年客，愁隨萬點鴉。家書空系雁，燈信未沾花。萬里尋歸計，柴桑似有涯”。《和趙承之竹隱軒詩》極言厭官思隱之意：“莫將不貲身，玩此有限年。必待三徑足，何時賦歸田？陶令甑無慄，阮公不言錢”。然而迫於生計，他又不能棄官歸去：“我恨營口腹，斂板慚妻孥。三徑未及歸，高卧子不如”。同僚詩友任況之將“返舊廬”，他徒自羨慕：“息肩子有日，我愧今不如。嗟哉妻孥累，口腹亦見驅。一墜世網中，侷促轅下駒”這種違心又無奈的小吏生涯對他來説是痛苦的煎熬：“青衫百僚底，屏氣不敢出。謂當哭途窮，何當折腰膂……念我丘壑人，老矣事簪組。端如赴縲囚，坐受獄吏侮”。後來蘇過回憶這一段生涯，仍有“簪裳如縲囚，我生三年系。一落塵網中，遂負山林志……悽悽百僚末，舉首觸嗔忌。早知折腰惡，誰敢朱雲吏”之嘆。他在罷太原監税不到一年，又奉敕命知郾城縣，在任四年多，他覺得像身不由己的工具一樣被驅使：“我方處世如鉛舂，自知冠冕久不工”。

蘇過元符元年在儋耳作《志隱》賦，以蘇軾所信奉的順應自然、隨遇而安、安貧樂道的思想來寬慰父親：“子知魚之安於水也，而魚何擇夫河漢之與江湖？”他在惠、儋時期寫的詩文，有許多都含有援道、釋以寬慰父親的用意。他在安慰父親的同時，其實也在安慰自己，因為莊與釋是他終生的精神伴侶啊。蘇過的賦除《志隱》外，《思子台賦》和《颶風賦》，已早行於世。《思子台賦》系就漢武帝錯殺太子據，後又作“歸來望思之台”以級寄哀思一事加以評論鋪敍而成。賦中對漢武帝的多忌、暴戾、嗜殺，作了充分的揭露和撻伐，許多大臣“皆以無罪而夷滅，一言以就誅”。並上至秦皇，下及晉惠，他們三人“皆信讒而殺子，匿奸而敗國，各築台以寄哀，信同名而齊實”。這是一篇歷史評論方面的賦，頗負盛名。另一篇《颶風賦》，紹聖二年作於惠州，因颶風而論“大小出於相形，憂喜因於所遇”的相對之理，借大鵬以示不憂不懼之意。作品描寫海域颶風的發生、發展、結束等幾個階段的景象。寫颶風的先兆是“斷霓飲海而北指，赤雲夾日而南翔”。接寫颶風初來之迅疾；既而寫颶風來勢異常兇猛；再寫颶風去後人民修牆補屋，相互慰勉；而颶風停止後則是“山林寂然，水波不興，動者自止，鳴者自停，湛廣宇之蒼蒼，流孤月之熒熒”。事後，回顧當時的驚懼失措，又自我解嘲説：“均大塊之癔氣，奚鉅細之足辯，陋耳目之不廣，為外物之所變。”而賦的重點則在颶風正盛的部分，作者用生動的筆觸，形象是辭藻，眾多的比喻，繪聲繪色的描寫，表現了颶風聲勢之大，威力之猛，其誇張鋪敍手法，並不亞於漢賦。

蘇過的散文寫得很好，保存至今的有百餘篇。其中的史評史論，彰顯了蘇過的才氣和獨到的見解。《蕭何論》針對“蕭何請以上林苑以與民，高祖大怒而械繫之，以付廷尉”一事進行評論，認為劉邦疑忌蕭何，真正的原因是蕭何智大功高，怕其名望超過自己不好駕馭，“有可疑之勢”。就找個藉口，把這位開國功臣、治國良相“械繫之廷尉”。蘇過由此慨嘆“功臣之難，自古而然”。文章引用充分的論據，筆酣墨飽，説服力極強。《書周亞夫傳》，列舉事實説明亞夫遜而能文，任重道遠，可謂“真宰相”。“人能輕千金之軀，以任天下之重，禍福不懼，生死不易，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蘇過的傳記散文《王元直墓碑》，寫其舅父王元直的生世經歷，為我沒娓娓道來，情真意摯，感人至深。蘇氏父子在海南時，常與黎族同胞同飲共醉，並接受他們的饋贈，和睦相處。因為有了這樣深入的瞭解，蘇過對當權者所採取的一味鎮壓、盤剝當地少數民族的政策十分反感，寫了一份長達二千餘字的《論海南黎事書》。在這份時事政論中，他第一次提出了“民族自治”的説法：“為執事計者，上策莫如自治。當飭有司嚴約束，市黎人物而不與其直者，歲倍償之，且籍其家而刑其人。吏敢取賂者，不以常制論，而守令不舉者，部使者按之……”明確主張朝廷應嚴禁官吏刻剝黎族同胞，懲辦那些貪賂行奸、殘民自肥的地方官吏，讓其實行自治，自我管束。可以説，這是歷史上第一篇論及海南黎族政策的文章。這與蘇東坡所主張的“漢黎一家”的進步民族觀一脈相承。東坡詩：“諮爾黎漢，均是一民。”有史以來第一次提出民族平等觀念，並盛讚黎族同胞：“黎山有幽子，形槁神獨完。”父子二人以平等的姿態觀察民族問題，提出了封建時代十分難能可貴的“撫黎”政策。

蘇過有詩文集《斜川集》傳世，據《宋史》記載有二十卷，經“靖康之難”，至南宋已散佚過半，十分可惜，現僅存六卷。四川眉山人為紀念三蘇父子，對蘇過的德操和文學成就不能忘懷，故於清道光十二年（1832年）鏤版《三蘇全集》。該雕版實際上包括蘇過的《斜川集》殘卷三冊六卷，其中遺詩五十三首、文十五篇。三蘇祠今存有一九九六年版、舒大剛等編著的《斜川集》10卷。眉山試院（今蘇祠中學）大門前有對副聯：“千載詩書城，坐修竹林中，盡饒佳士；四賢桑梓地，問斜川集後，誰嗣高文？”用此聯激勵眉山仕子。其中“四賢”，即指三蘇父子和蘇過，該聯現懸掛於三蘇祠西大門。蘇過生不逢時，未能很好第發展自己的才華，後人深為之惋惜。清人趙懷玉在《校刻斜川集序》中説：“……使天假以年，名或不在其父之下。惜乎身處末流，仕又再黜，坎坷道死，不獲措其藴於天下，是則才人之不幸夫！”然而即使如此，在宋代，蘇過仍不失位一位頗有代表性的文學家，清代著名文學家袁枚，就非常推崇蘇過的詩文，只不過他的文學成就，已被父輩輝煌的光芒所掩蓋。

2008年電視劇《蘇東坡》：晉晗寧飾演蘇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