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鶴亭記

熙寧十年²秋，彭城³大水。雲龍山人張君之草堂，水及⁴其半扉⁵。明年⁶春，水落，遷於故居之東，東山之麓。升⁷高而望，得異境焉，作⁸亭於其上。彭城之山，岡嶺四合，隱然如大環，獨缺其西十二（“十二”，傳世諸本《蘇軾集》均同。《古文觀止》作“一面”，未詳所據），而山人之亭，適⁹當其缺。春夏之交，草木際天；秋冬雪月，千里一色；風雨晦明¹⁰之間，俯仰百變¹¹。

山人有二鶴，甚馴而善飛，旦¹²則望西山之缺而放焉，縱¹³其所如，或立於陂田¹⁴，或翔於雲表；暮則傃¹⁵東山而歸。故名¹⁶之曰“放鶴亭”。

郡守蘇軾，時從賓佐僚吏往見山人，飲酒於斯亭而樂之。挹¹⁷山人而告之曰：“子知隱居之樂乎？雖南面之君，未可與易也。《易》曰：‘鳴鶴在陰¹⁸，其子和之。’ 《詩》曰：‘鶴鳴於九皋¹⁹，聲聞於天。’蓋其為物，清遠閒放，超然於塵埃之外，故《易》《詩》人以比賢人君子。隱德之士，狎²⁰而玩之，宜若有益而無損者；然衞懿公好鶴則亡其國²¹。周公作《酒誥》²²，衞武公作《抑戒》²³，以為荒惑敗亂，無若酒者；而劉伶、阮籍²⁴之徒，以此全其真而名後世。嗟夫！南面之君，雖清遠閒放如鶴者，猶不得好，好之則亡其國；而山林遁世之士，雖荒惑敗亂如酒者，猶不能為害，而況於鶴乎？由此觀之，其為樂未可以同日而語也。”山人忻然而笑曰：“有是哉！”乃作放鶴、招鶴之歌曰：

“鶴飛去兮西山之缺，高翔而下覽兮擇所適。翻然斂翼，宛將集兮²⁵，忽何所見，矯然而復擊。獨終日於澗谷之間兮，啄蒼苔而履白石。”“鶴歸來兮，東山之陰。其下有人兮，黃冠²⁶草屨，葛衣而鼓琴。躬耕而食兮，其餘以汝飽。歸來歸來兮，西山不可以久留。”

元豐元年²⁷十一月初八日記。 ^{[1]  [2]} 

熙寧十年的秋天，彭城發大水，雲龍山人張君的草堂，水已沒到他家門的一半。第二年春天，大水落下，雲龍山人搬到故居的東面。在東山的腳下，登到高處遠望去，看到一個奇特的境地。於是，他便在那座山上建亭子。彭城山，山岡從四面合攏，隱約的像一個大環；只是在西面缺一個口，而云龍山人的亭子，恰好對着那個缺口。春夏兩季交替的時候，草木茂盛，似乎接近天空；秋冬的瑞雪和皓月，千里一色。風雨陰晴，瞬息萬變。山人養兩隻鶴，非常温馴而且善於飛翔。早晨就朝着西山的缺口放飛它們，任它們飛到哪裏，有時立在低窪的池塘，有時飛翔在萬里雲海之外；到了晚上就向着東山飛回來，因此給這個亭子取名叫“放鶴亭”。

郡守蘇軾，當時帶着賓客隨從，前往拜見山人，在這個亭子裏喝酒並以此為樂。給山人作揖並告訴他説：“您懂得隱居的快樂嗎？即使是南面稱尊的國君，也不能和他交換。《易》上説：‘鶴在北邊鳴叫，它的小鶴也會應和它。’《詩經》上説：‘鶴在深澤中鳴叫，聲音傳到天空。’大概鶴清淨深遠幽閒曠達，超脱世俗之外，因此《易》、《詩經》中把它比作聖人君子。不顯露自己有德行的人，親近把玩它，應該好像有益無害。但衞懿公喜歡鶴卻使他的國家滅亡。周公作《酒誥》，衞武公作《抑戒》，認為造成荒唐的災禍沒有能比得上酒的；而劉伶、阮籍那類人，憑藉這保全他們的真性，並聞名後世。唉，南面的君主，即使清淨深遠幽閒曠達，像鶴這樣，還不能過分享受，過分喜好就會使他的國家滅亡。而超脱世俗隱居山林的賢士，即使荒唐迷惑頹敗迷亂像飲酒的人，還不能成為禍害，更何況對鶴的喜愛呢？由此看來，君主之樂和隱士之樂是不可以同日而語的。”山人欣然笑着説：“有這樣的道理啊！”於是，寫了放鶴、招鶴之歌：

“鶴飛翔到西山的缺口，凌空高飛向下看選擇它去的地方，突然收起翅膀，好像將要落下；忽然看到了什麼，矯健地又凌空翻飛。獨自整天在山澗峽谷中，啄食青苔踩着白石頭。”“鶴飛回吧，到東山的北面。那下面有人，戴着黃色的帽子，穿着草鞋，披着葛麻衣服，彈奏着琴絃，親自耕種自食其力，剩下的東西就能餵飽你。回來啊，西山不可以久留。” ^[4] 

此文作於元豐元年（1078年）十一月八日，時蘇軾知徐州。隱者張天驥隱居於徐州雲龍山，自號雲龍山人。後遷於東山之麓並作亭其上，自馴二鶴，鶴朝放而暮歸，白日裏令其自由地飛翔於天地間，所以名亭為“放鶴亭”。蘇軾為之作題記。 ^{[2]  [4]} 

這篇記有明顯的出世思想。文章指出，好鶴與縱酒這兩種嗜好，君主可以因之敗亂亡國，隱士卻可以因之怡情全真。作者想以此説明：南面為君不如隱居之樂。這反映了作者在政治鬥爭失敗後的消極情緒。正文共四段。

文章開頭，作者用直敍的方法。簡練的文筆，交待了山人遷居和建亭的原由，把人物、時間、地點、事情的經過寫得一清二楚。“升高而望，得異境焉。”是何意境，先留一個“懸念”，然後從容着筆，再述其“異”。“岡嶺四合，隱然如大環。”“四合”與“大環”，似實非實，似虛非虛；“隱然”，既狀其膝隴。又透出並非是絕對“合”與“環”的徽意。這是異境，也是美景；然而美中不足，獨缺其西。亭子正好建在這裏，豈非天工不足人巧補。或謂山人慧眼，依乎於自然。建亭的地理位置選得好，四周的風景更美。作者用一組節奏明快，語勢剛勁的排比句來描述這裏的景色，隨着季節的轉換，景物各異：春夏之交，草木齊夭，秋冬雪月，千里一色，隨着風雨晦明的氣候變化，景色瞬息百變，寫得最文並茂，很是精美。到此為止，主要寫一個“亭”字。

第二段主要寫鶴。山人養鶴、為求其樂。“甚馴’，指早放晚歸，順從人意；“善飛”指縱其所如，時而立在田裏，時而飛上雲天。寫得文理清晰，錯落有致，“縱其所如”是隨心所欲，自由自在，無拘無束，明狀鶴飛，也暗喻隱士之樂。隱士愛鶴，故以鶴名其亭。緊承上文，由亭及鶴，又由鶴回到亭。文理迴環，構思巧妙，點題自然，耐人品味。

第三段主要寫一個“樂”字。上文用描述，這一段用議論。“子之隱居之樂乎？雖南面之君，未可與易也。”自問自答，文意抑揚，饒有情趣，説出自己的看法，樹立了論點。接着用主客映襯的手法加以論證。“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意思是鶴在隱蔽處鳴叫，它的同類便應聲唱和。“鶴鳴於九皋，聲聞於天。”意思是鶴在水邊高坎上鳴叫，聲音洪亮傳得又高又遠。《詩經》、《易經》是儒家經典著作，引用來説明’‘清遠閒放”的鶴，可以比着賢人、君子，是無可非議的，具有絕對權威，增加了論證的力量。高潔祥瑞如鶴，雖貴為天子，卻愛而不敢好，否則，就會像衞懿公一樣，鬧個亡國的下場。只有隱居而且品德高尚的人，才能好而無傷，獨得其樂。到此已經證明了論點，隱居之樂，雖南面之君，未可與易也。但是，作者並未就此而止，又進一步用主客映襯的寫法，用“好酒”來陪襯“好鶴”。這並非是節外生枝，繁文累贅，而是“借客形主，迴旋進退，使文情搖曳生姿”（王水照《論蘇軾散文的藝術美》）。周公是周朝的開國元勳，他為了告誡康王不要酗酒誤國，寫了《酒浩》。春秋時代的衞武公，為了警戒自己不貪杯，寫了《抑戒》這首詩。這些説明貴為帝王，不僅不能好鶴，也不能好酒。但隱逸之士的劉伶、阮籍等，雖酗酒狂放，不僅無害，而且還因此保全了自己的純真，為後世留下了美名。在主客對論之後，又作一個交錯給合的結論：“南面之君，雖清遠閒放如鶴者，猶不得好，好之，則亡其國；而山林遁世之士，雖荒感敗亂如酒者，猶不能為害，而況鶴乎！”進一步説明了由於地位不同，為樂迥異。這從另一面歌頌了隱士之樂賽過了君王。這一段是從主到客，由客回到主，從鶴到酒，由酒回到鶴，迴環復沓，反覆論證，使文意更加深刻，文情更加流轉動人。

第四段，用放鶴、招鶴之歌，對隱士之樂加以詠歎。既補充了前文寫放鶴、招鶴之處的簡略，又是對隱士好鶴之樂的教染。不僅如此，作者還借招鶴為名，行招仕之實。“其下有人兮，黃冠草履，葛衣而鼓琴。躬耕而食兮，其餘以妝飽。”這是對隱士生活的素描，流露出歌贊、羨慕的感情，“歸來歸來兮，西山不可以久留。”這表面上是招鶴，實際上卻在招仕。本文的東山為隱居之廬，喻隱居。西山為鶴出所至，且與東山相反，所以西山是喻出仕為官。不可久留，是説仕途維艱，吉凶難於預料，不可迷戀，應該及早猛醒，亡途而知返。這表明了這時的蘇軾已經滋生厭倦仕途的意念，萌發了羨慕隱居之樂的情絲。

全文主要通過活潑的對答歌詠萬式與出了隱逸者信然自適的生活圖景和不為時事所囿的自由心境，表現作者對隱居之樂的神往。文中寫景形象生動，主要着筆於“鶴”，借鶴的“清遠閒放，超然於塵埃之外”表現山人超塵出世之姿。寫鶴亦是在寫人。但思想性較差，消極避世，不鼓勵人進取。 ^{[1]  [3]  [4]} 

李塗《文章精義》“文字清客對主極難，獨子瞻《放鶴亭記》以酒對鶴，大意謂清閒者莫如鶴，然衞懿公好鶴則亡其國；亂德者莫如酒，然劉伶、阮籍之徒反以酒全其真而名後世，南面之樂，豈足以易隱居之樂哉？鶴是主，酒是客，清客時主，分外精神。又歸得放鶴亭隱居之意切；然須是前面陷飲酒二字，方入得來，亦是一格。”

茅坤《蘇文忠公文鈔》卷二十四：“疏曠爽然，特少沉深之思。” ^[2] 

鄭之惠《蘇長公合作》卷二：“小題目出一段大議論，生髮宛轉，使人慾舞。” ^[1] 

鄭之惠《蘇長公合作》卷二引崔仲鳧：“他人記此亭，拘於題目，必極其所以幕寫隱士之好鶴有何意思，公乃於題外酒上説入好鶴，隱然為天下第一快活固在言外矣。” ^[1] 

儲欣《東坡先生全集錄》卷五：“清音幽韻，序亦不煩。” ^[2] 

浦起龍《古文眉詮》卷六十八：“鶴與酒對勘。鶴是題，酒從何來？從‘飲酒樂’之句生來。蓋當筵指點之文也。所以如此對勘者，羨彼閒放，慨我係官，正是郡守作山人《放鶴亭記》，不是閒泛人替他作記，神味又從‘放’字來也。” ^[2] 

吳楚材、吳調侯《古文觀止》卷十一：“記放鶴亭，卻不實寫隱士之好鶴。乃於題外尋出酒字，與鶴字作對。兩兩相較，真見得南面之樂，無以易隱居之樂。其得心應手處，讀之最能發人文機。” ^[1] 

沈德潛《唐宋八家文讀本》卷二十三：“插人飲酒一段，見人君不可留意於物，而隱士之居，不妨輕世肆志。此南面之君，未易隱居之樂也。中間‘而況於鶴乎’一句，玲瓏跳脱，賓主分明，極行文之能事。” ^[1] 

蘇軾（1037～1101年），宋代文學家。字子瞻，一字和仲，號東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屬四川）人。宋仁宗嘉祐年間進士。曾上書力言王安石新法之弊，後因作詩諷刺新法而下御史獄，貶黃州。宋哲宗時任翰林學士，曾出知杭州、穎州，官至禮部尚書。後又貶謫惠州、儋州。多惠政。卒諡文忠。學識淵博，喜獎勵後進。與父蘇洵、弟蘇轍合稱“三蘇”。其文縱橫恣肆，為“唐宋八大家”之一。

其詩題材廣闊，清新豪健，善用誇張比喻，獨具風格，與黃庭堅並稱“蘇黃”。詞開豪放一派，與辛棄疾並稱“蘇辛”。 又工書畫。有《東坡七集》《東坡易傳》《東坡樂府》等。蘇軾在詩、文、詞、書、畫等方面，在才俊輩出的宋代均取得了登峯造極的成就。是中國歷史上少有的文學和藝術天才。 ^[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