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德潛

沈德潛出身吳興沈氏一支，康熙十二年（1673年）十一月十七日生於蘇州府長洲縣葑門外竹墩村（今蘇州市姑蘇區楊枝塘） ^[2]  。早年家貧，儘管處境並不如意，但他並未棄學，在奔波生活之餘，勤奮讀書，十六歲前已通讀《左傳》《韓非子》《尉繚子》等書。他早年師從葉燮學詩，曾自謂深得葉燮詩學大義，所謂“不止得皮、得骨，直已得髓”，其自負可見一斑。從二十三歲起繼承父業，以授徒教館為生，過了四十餘年的教館生涯。

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被錄為長洲縣庠生後，四十年間屢試落第。

雍正十二年（1734年），應博學鴻詞科考試又被朝廷斥貶，他的詩作被禁止流傳。四十歲所作《寓中遇母難日》中自表：“真覺光陰如過客，可堪四十竟無聞，中宵孤館聽殘雨，遠道佳人合暮雲。”悽清之意和不甘寂寞的心情溢於言表。

乾隆四年（1739年），共參加科舉考試十七次的沈德潛才中進士，時年六十七歲。

乾隆七年（1742年），授翰林院編修。次年遷左中允。累遷侍讀、左庶子、侍講學士，充日講起居注官。此時沈德潛已年過七旬，乾隆皇帝召其討論歷代詩源，他博古通今，對答如流，乾隆帝大為賞識，稱之為江南老名士。

乾隆十二年（1747年），命在尚書房行走，又擢禮部侍郎。次年，充會試副考官，以原銜食俸。

乾隆十四年（1749年），沈德潛乞歸，乾隆帝命以原品致仕，後又為他的《歸愚詩文鈔》寫了序言，並賜“御製詩”幾十首與他。在詩中將他比作李（白）、杜（甫）、高（啓）、王（士禎）。沈德潛歸裏後屋居木瀆山塘街，著書作述，並任蘇州紫陽書院主講，以詩文啓迪後生，頗得讚譽。後獲特許，在蘇州建生祠，祠址在滄浪亭北的可園西側。

乾隆十七年（1752年）正月，乾隆帝召賜曲宴，恰逢德潛八十大壽，遂題賜匾額曰“鶴性松身”。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加禮部尚書銜。其間曾為父母乞誥命，乾隆帝給三代封典，並賜詩。

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乾隆帝南巡，沈德潛及錢陳羣迎駕於常州，乾隆賜詩，並稱二人為“大老”。

乾隆三十年（1765年），乾隆帝再度南巡，沈德潛仍迎駕常州，加太子太傅，賜其孫沈維熙舉人。

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九月七日，沈德潛去世，終年九十七歲 ^[3]  。追封太子太師，賜諡文愨，入賢良祠祭祀。乾隆還為其寫了輓詩，極一時之榮。

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江蘇東台縣發生徐述夔詩案，已故舉人徐述夔所著《一柱樓集》詩詞被認為悖逆朝廷，引起一場文字獄，沈德潛因生前在書中為徐述夔寫傳而受株連。乾隆帝大怒之下，親筆降旨追奪沈德潛階銜、罷祠、削封、撲碑。

沈德潛年輕時曾受業於葉燮，他的詩論在一定程度上受葉燮影響，但不能繼承葉燮理論中的積極因素。他論詩的宗旨，主要見於所著《説詩晬語》和他所編的《古詩源》《唐詩別裁集》《明詩別裁集》《國朝詩別裁集》（後名《清詩別裁集》）等書的序和凡例。沈德潛強調詩為封建政治服務，《説詩晬語》開頭就説：“詩之為道，可以理性情，善倫物，感鬼神，設教邦國，應對諸侯，用如此其重也。”同時提倡“温柔敦厚，斯為極則”（《説詩晬語》捲上），鼓吹儒家傳統“詩教”。

在藝術風格上，他講究“格調”，所以他的詩論一般稱為“格調説”。所謂“格調”，本意是指詩歌的格律、聲調，同時也指由此表現出的高華雄壯、富於變化的美感。其説本於明代七子，故沈氏於明詩推崇七子而排斥公安、竟陵，論詩歌體格則宗唐而黜宋。

他的所謂“格”，是“不能竟越三唐之格”（《説詩晬語》捲上），“詩至有唐，菁華極盛，體制大備”，而“宋元流於卑靡”（《唐詩別裁集·凡例》）實質上與明代前、後七子一樣主張揚唐而抑宋。所謂“調”，即強調音律的重要性，他説：“詩以聲為用者也，其微妙在抑揚抗墜之間。讀者靜氣按節，密詠恬吟，覺前人聲中難寫、響外別傳之妙，一齊俱出。朱子雲：‘諷詠以昌之，涵濡以體之。’真得讀詩趣味。”

清詩別裁(4張)

但沈德潛詩論的意義和明七子之説實際是不同的。因為他論詩有一個最重要和最根本的前提，就是要求有益於統治秩序、合於“温柔敦厚”的“詩教”。其《説詩晬語》第一節就説：“詩之為道，可以理性情，善倫物，感鬼神，設教邦國，應對諸侯，用如此其重也。”

這首先是從有益於封建政治來確定詩的價值。他也講“其言有物”和“原本性情”，卻提出必須是“關乎人倫日用及古今成敗興壞之故者，方為可存”，如果“動作温柔鄉語”，則“最足害人心術，一概不存”（見《國朝詩別裁集·凡例》）。所以，按“詩教”的標準衡量，唐詩已經不行了。在宗唐和講求格調的同時，還須“仰溯風雅，詩道始尊”（《説詩晬語》）。因而沈氏的論調，和桐城派古文家雖推重唐宋八家之文，同時卻認為他們的思想仍不夠純正，還須追溯到儒家經典的態度非常相似。在詩歌的風格上，沈德潛把“温柔敦厚”的原則和“藴藉”的藝術表現混為一談，主張中正平和、委婉含蓄而反對發露。又説：“樂府之妙，全在繁音促節，其來於於，其去徐徐，往往於迴翔屈折處感人，是即依永和聲之遺意也。”

由於對歷代詩歌做過廣泛的研究，沈德潛對詩歌史也有一些犀利的見解。 ^[4]  沈德潛的詩歌史論，最值得注意的還是明代部分。清初詩家出於亡國之痛，對明代學術和文學都有不少情緒化的過甚之辭，沈德潛則在距離拉開之後，能以較平和的態度對待明代詩歌，甚至給明代復古派以較正面的評價。 ^[5] 

他的論斷為《四庫提要》所採納，後人亦多許其持論平允。對於李攀龍，《説詩晬語》也將其擬古詩與七律區別對待，褒貶持平：“李於鱗擬古詩，臨摹已甚，尺寸不離，固足招詆諆之口。而七言近體，高華矜貴，脱去凡庸，正使金沙並見，自足名家。過於迴護與過於掊擊，皆偏私之見耳。” ^[5]  起初他在《明詩別裁集》裏評李攀龍七律“已臻高格，未極變態”，基本還是沿襲王世貞《藝苑卮言》之説，至此已略有修正，足見經過仔細斟酌，絕非率爾輕發。 ^[4] 

沈德潛的詩有很多是為統治者歌功頌德之作。《制府來》《曉經平江路》《後鑿冰行》等反映了一些社會現實。但又常帶有封建統治階級的説教內容，如《觀刈稻了有述》，一方面反映天災為患，民生塗炭的情景：“今夏江北旱，千里成焦土。荑稗不結實，村落虛煙火。天都遭大水，裂土騰長蛟。井邑半湮沒，云何應徵徭？”另方面卻又勸百姓要安貧樂道：“吾生營衣食，而要貴知足。苟免餒與寒，過此奚所欲。”因此多缺乏鮮明生動的氣息。近體詩中有一些作品如《吳山懷古》《月夜渡江》《夏日述感》等，尚清新可誦，有一定功力。

清高宗愛新覺羅·弘曆：夫德潛之詩，遠陶鑄乎李、杜，而近伯仲乎高、王矣。乃獨取義於昌黎“歸愚”之雲者，則所謂去華就實，君子之道也。（《清詩別裁》） ^[6] 

清代詩人袁枚：公逡巡恬淡，不矜持，不驕傲，不幹進，不趨風旨。下直蕭然，繩扉皂綈，如訓蒙叟，或奏民間疾苦流涕言之；或薦人才某某展意無所依回；或借詩箴規，籲堯咈舜，務達其誠乃已。諸大臣皆色然駭，而上以此愈公。（《小倉山房文集》卷三《太子太師禮部尚書沈文愨公神道碑》） ^[6] 

清代學者王昶：先生獨綜今古，無藉而成，本源漢魏，效法盛唐，先宗老杜，次及昌黎、義山、東坡、遺山，下至青邱、崆峒、大復、卧子、阮亭，皆能兼綜條貫。嘗自進其全集，御製敍言以高、王為比，誠定論也。（《湖海詩傳·蒲褐山房詩話》） ^[6] 

清代文學家洪亮吉： 沈文愨之學古人也，全師其貌，而先已遺神。（《北江詩話》） ^[6] 

清代詩人張維屏：文愨詩綜貫今古，專尚盛唐，中年以前多精心結撰之作，如造化理所無到者，人方識辛苦……”“晚年情性所至，稱心而言，然亦範我馳驅，不以名位既高肆為野戰。即以詩觀，亦足徵神明之強，故天之厚以福澤，非偶然也。（《文獻徵錄》卷五） ^[6] 

晚清詩人文廷式： 本朝詩學，沈歸愚壞之，體貌粗具，神理全無。動以別裁自命，淺學之士，為其所刦，遂至千篇一律，萬喙雷同。至紀文達之批蘇詩，逞我臆談，損人天趣，風雅道喪，非此種論議職其咎乎？姚姜塢援鶉堂筆記謂歸愚以帖括之餘，研究風雅，可謂助我張目者也。（《琴風餘譚》） ^[6] 

《清史稿》：德潛少受詩法於吳江葉燮，自盛唐上追漢、魏，論次唐以後列朝詩為別裁集，以規矩示人。承學者效之，自成宗派。國家全盛日，文學侍從之臣，雍容揄揚，潤色鴻業。人主以其閒暇，偶與賡和，一時稱盛事。未有彌歲經時，往復酬答，君臣若師友，如高宗之於陳羣 、德潛。嗚呼，懿矣！當時以儒臣被知遇，或以文辭，或以書畫，錄其尤著者。視陳羣、德潛恩禮雖未逮，文采要足與相映，不其盛歟！ ^[7] 

民國小橫香室主人：沈德潛歸老山林，主盟風雅，十餘年間，四方人士望走其門，天下以為巨人長德，景星慶雲。（《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八十四） ^[6] 

乾隆十一年（1746年），沈德潛任內閣學士。此時他的夫人俞氏已去世。他夜夢夫人，醒而成詩。乾隆帝閲後為之感動，對他説道：“汝既悼亡，何不假歸料理？”八月，沈德潛請假歸葬。乾隆帝諭不必開缺，命給三代封典，並賜詩寵行，聲稱：“我愛德潛德，淳風挹古初。”此詩在文壇宦海引起反響，侍郎錢陳羣和道：“帝愛德潛德，我羨歸愚歸。”一時傳為佳話。 ^[9] 

沈欽圻，字得輿，是明末頗有成就的詩人，有詩集《晤書堂詩稿》。 ^[12] 

沈鍾彥，字美初，亦有詩名。 ^[12] 

俞氏。 ^[9] 

沈德潛的著作，有《沈歸愚詩文全集》七十三卷，清乾隆刻本，二十四冊。全集包括《歸愚詩鈔》二十卷、《詩鈔餘集》十卷、《詩餘》一卷、《歸愚文鈔》二十卷、《文鈔餘集》八卷、《矢音集》四卷、《歸田集》三卷、《八秩壽序壽詩》一卷、《説詩晬語》二卷、《浙江通省志圖説》一卷、《黃山遊草》一卷、《台山遊草》一卷、《南巡詩》一卷、《沈德潛自訂年譜》一卷等。 ^[8] 

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徐述夔詩案發生。縣民首告徐述夔《一柱樓詩集》中有沈德潛為之作傳，稱其文章品行皆可法。於是乾隆皇帝下旨，剝奪沈德潛階、銜、祠、諡號等生前身後的一切榮譽，撲其墓碑，並令江蘇巡撫楊魁到沈德潛家搜繳乾隆皇帝曾經御賜的墨寶、詩章碑帖等。金性堯對沈德潛一案的處理評論道：“將沈德潛選錢謙益詩（沈德潛曾編撰《國朝詩別裁集》，收錄的第一人是乾隆皇帝最為不齒的錢謙益，為其作的小傳中又多有推崇之詞。乾隆看到首列錢謙益，要求他刪去此人，但沈德潛未遵旨辦事。乾隆發現後曾派人到沈家查抄錢謙益的書，因未找到而未予追究）和為徐述夔作傳兩罪比較，應是前者重而後者輕。謙益久為高宗痛恨，德潛是深知的，因而是明知故犯；德潛為述夔作傳時，又怎知道自己死後九年徐述夔會被當破棺的逆犯？”而沈德潛選錢謙益之詩入《國朝詩別裁集》，乾隆皇帝尚未深究、為徐述夔作傳卻被奪去一切恩榮，這其中還有另外的隱情。

據蕭一山《清代通史》記載：沈德潛在朝時，常與乾隆皇帝談詩論道，乾隆皇帝愛寫詩，一生寫詩有四萬餘首。皇帝寫詩，常找槍手捉刀，沈德潛是其主要槍手之一。除了為乾隆帝寫的詩“頗多刪潤”外，還有自己寫的詩由乾隆帝署名的。沈德潛退休後，將自己的詩編入集中。沈死後，乾隆皇帝調其詩集進呈，看見曾經為自己寫的詩也收入沈德潛的集中，乾隆皇帝“銜之刺骨”。豈能容下沈德潛？又載：乾隆皇帝閲沈德潛詩集，見《詠黑牡丹詩》中有“奪朱非正色，異種也稱王”句，認為有指責清廷之意，故沈身後受嚴懲。 ^[10] 

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副教授顏子楠在《沈德潛生平三事獻疑》考證後認為，沈德潛受到文字獄的牽連，在清朝中後期的文獻中大多被一筆帶過，並沒有涉及任何細節。直至民國時期，此事被一些野史所轉載，且被加入了很多的虛構成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滿清外史》，其中的相關事件敍述很多都是似是而非的，其言及沈德潛作《詠黑牡丹》詩則完全是捏造的。相關記錄很有可能是從許指嚴的《南巡秘記補編》中轉抄出來的。然而《南巡秘記補編》中的相關敍述中夾雜了大量乾隆皇帝的言語和心理活動，根本就是小説家的演義。乾隆詩作數量巨大，其身邊的文學侍從之臣也都參與過改訂御製詩作，但要説沈德潛將捉刀草稿錄為己作，這件事在沈德潛去世100多年後，書寫《南巡秘記補編》的許指嚴究竟是從何處得知的呢？民國時期的野史普遍都會刻意營造出一種反滿的情緒，這是由當時的政治環境所決定的，因此無論是《滿清外史》還是《南巡秘記補編》，其中對於沈德潛捉刀一事的描述，都是不足為據的。 ^[13] 

《清史稿·列傳第九十二》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