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

宋真宗天禧五年十一月十三日（1021年12月19日 ^[127]  ）辰時 ^[128]  ，王安石出生。他是江南西路撫州臨川縣（今江西省撫州市東鄉縣上池裏陽村 ^[147]  ）人，而據清人蔡上翔轉引《清江縣古蹟志》所言，因王安石之父王益時任臨江軍判官，故“其子（王）安石生於此，後人因名其堂曰維崧”。 ^{[121]  [4-5]  [123]} 

王安石自幼聰穎，酷愛讀書，過目不忘，下筆成文。稍長，跟隨父親宦遊各地，接觸現實，體驗民間疾苦。文章立論高深奇麗，旁徵博引，始有移風易俗之志。 ^[6-8] 

宋仁宗景祐四年（1037年），王安石隨父入京，以文結識好友曾鞏，曾鞏向歐陽修推薦其文，大獲讚賞。 ^[9-10] 

慶曆二年（1042年），王安石赴開封參與會試，考中進士。據《默記》記載，王安石本被考官列名第一，但因應試賦中有“孺子其朋”一句，惹得仁宗不悦，與第四名楊寘互換，最終與狀元失之交臂 ^[135]  。及第後，王安石被授為淮南節度判官。 ^{[11]  [134]}  任滿後，他放棄了京試入館閣的機會，調為鄞縣知縣。王安石在任四年，興修水利、擴辦學校，初顯政績。 ^[12] 

皇祐三年（1051年），王安石任舒州通判，勤政愛民，治績斐然。宰相文彥博以王安石恬淡名利、遵紀守道向仁宗舉薦他，請求朝廷褒獎以激勵風俗，王安石以不想激起越級提拔之風為由拒絕。 ^[13-14]  歐陽修舉王安石為諫官，被他以祖母年高為由推辭。歐陽修又以王安石須俸祿養家為由，任命他為羣牧判官。不久，王安石出任常州知州，得與周敦頤相知，聲譽日隆。 ^[15] 

王安石主張“發富民之藏”以救“貧民”。“有司必不得已，不若取諸富民之有良田得谷多而售數倍之者。貧民被災。不可不恤也。” ^[16] 

嘉祐三年（1058年），王安石調為度支判官，王安石進京述職，作長達萬言的《上仁宗皇帝言事書》，系統地提出了變法主張。 ^[17]  在此次上疏中，王安石總結了自己多年的地方官經歷，指出國家積弱積貧的現實：經濟困窘、社會風氣敗壞、國防安全堪憂， ^[18]  認為癥結的根源在於為政者不懂得法度，解決的根本途徑在於效法古聖先賢之道、改革制度，進而提出了自己的人才政策和方案的基本設想，建議朝廷改革取士、重視人才。 ^[19-20] 

王安石主張對宋初以來的法度進行全盤改革，革除宋朝存在的積弊，扭轉積貧積弱的局勢。並以晉武帝司馬炎、唐玄宗李隆基等人只圖“逸豫”，不求改革，終至覆滅的事實為例，要求立即實現對法度的變革。但仁宗並未採納王安石的變法主張。 ^[21] 

此後，朝廷多次委任王安石以館閣之職，均固辭不就。士大夫們以為王安石無意功名，不求仕途，遺憾無緣結識；朝廷屢次想委以重任，都擔心王安石不願出仕。 ^[22]  朝廷任命王安石與人同修《起居注》，王安石辭謝多次才接受。 ^[23]  不久，王安石任直集賢院、知制誥，審查京城刑獄案件，朝中士大夫都引為盛事。 ^[24] 

王安石在京任職期間，朝廷規定舍人院不得申請刪改詔書文字，王安石認為立法不該如此，據理力爭，得罪了王公大臣。嘉祐八年（1063年），王安石因母親病逝，遂辭官回江寧府（今江蘇南京）守喪。 ^[25] 

宋英宗在位時期（1063年－1066年），屢次徵召王安石赴京任職，他均以服母喪和有病為由，拒絕入朝。 ^[26] 

治平四年（1067年），宋神宗即位，因久慕王安石之名 ^[27-28]  ，起用他知江寧，旋即召他入朝任翰林學士兼侍講。從此，王安石深得神宗器重。

熙寧元年（1068年）四月，神宗為擺脱宋王朝所面臨的政治、經濟危機以及遼、西夏不斷侵擾的困境，召見王安石。王安石提出“治國之道，首先要確定革新方法”；勉勵神宗效法堯舜，簡明法制。神宗認同王安石的相關主張，要求其盡心輔佐，共同完成這一任務。 ^[29] 

王安石隨後上《本朝百年無事札子》，闡釋宋初百餘年間太平無事的情況與原因，指出當時危機四伏的社會問題，期望神宗在政治上有所建樹，認為“大有為之時，正在今日”。 ^[30] 

熙寧二年（1069年），神宗任命王安石為參知政事，躋身執政之列。王安石提出當務之急在於改變風俗、確立法度，提議變法，神宗贊同。 ^[31-32]  為指導變法的實施，設立制置三司條例司，由王安石和陳昇之共同掌管。王安石委任呂惠卿承擔條例司的日常事務，派遣提舉官四十多人，頒行新法。 ^[33] 

熙寧三年（1070年），王安石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正式拜相。他在全國範圍內推行新法，開始大規模的改革運動。所行新法在財政方面有均輸法、青苗法、市易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農田水利法；在軍事方面有置將法、保甲法、保馬法等。 ^[34] 

熙寧四年（1071年），王安石頒佈改革科舉制度法令，廢除詩賦詞章取士的舊制，恢復以《春秋》，三傳明經取士。同年秋，實行太學“三舍法”。

變法伊始，王安石對神宗提出奸佞之論，建議神宗要辨別小人並加以懲處。 ^[35]  新法頒佈後，王安石擢拔呂惠卿、章惇、蔡確等多人，參與變法的實施。

王安石變法的目的在於富國強兵，藉以扭轉北宋積貧積弱的局勢。然而變法觸犯了保守派的利益，遭到保守派的反對。法令頒行不足一年，圍繞變法，擁護與反對兩派就展開了激烈的論辯及鬥爭。

御史中丞呂誨控訴王安石變法十大過失，神宗貶為地方官，王安石舉薦呂公著代替其職。韓琦上疏規勸神宗停止青苗法，在反對派的巨大壓力下，神宗打算同意，執政曾公亮、陳昇之等乘機附和，王安石雖多方辯駁，神宗仍然認為應聽取各方面的建議。隨後，王安石稱病在家，繼而請求辭官歸隱。韓絳等規勸，神宗挽留王安石，王安石遂陳數朝廷內外諸官互相依附勾結的情況，進言神宗要不畏流俗，心懷天下。 ^[37] 

御史劉述、劉琦、錢顗、孫昌齡、王子韶、程顥、張戩、陳襄、陳薦、謝景温、楊繪、劉摯，諫官範純仁、李常、孫覺、胡宗愈都因為與王安石意見不合，相繼離開朝廷。王安石很快提升秀州推官李定任御史。知制誥宋敏求、李大臨，御史林旦、薛昌朝、範育彈劾李定違背孝道，皆被罷出朝廷。其後，呂惠卿因父親去世離開朝廷，王安石便對曾布委以重任。 ^[38] 

熙寧三年（1070年），司馬光三次寫信給王安石（參見詞條與王介甫書），列舉實施新法弊端，要求王安石廢棄新法，恢復舊制。王安石回信（參見詞條答司馬諫議書），對司馬光的指責逐一反駁，並批評士大夫階層的因循守舊，表明堅持變法的決心。隨後神宗欲起用司馬光任樞密副使，司馬光趁機複議廢止新法，神宗沒答應，司馬光遂辭職離京。 ^[39-40] 

熙寧四年（1071年），開封百姓為逃避保甲，出現自斷手腕現象，知府韓維報告朝廷。王安石認為施行新政，士大夫尚且爭議紛紛，百姓更容易受到蠱惑。神宗則認為應聽取百姓之言。 ^[41] 

熙寧七年（1074年）春，天下大旱，饑民流離失所，羣臣訴説免行錢的害處。據説神宗滿面愁容，想罷除“法度之不善者”。王安石認為天災即使在堯舜時代也無法避免，派人治理即可。監安上門鄭俠反對變法，繪製流民旱災困苦圖獻給神宗，並上疏論新法過失，力諫罷相王安石。 ^[42] 

同年四月，曹太皇太后（慈聖皇后）、高太后（宣仁皇后高滔滔）亦向神宗哭訴“王安石亂天下”。神宗對變法也產生了懷疑，罷免了王安石的宰相職務，改任觀文殿大學士、知江寧府，從禮部侍郎超九轉而徑授吏部尚書之銜。 ^[43] 

王安石罷相後，奏請神宗讓呂惠卿任參知政事，又要求召韓絳代替自己，二人堅持王安石制定的成法。呂惠卿掌握大權後，擔心王安石回朝，借辦理鄭俠案件的機會陷害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國，又興起李士寧案件來傾覆王安石。韓絳覺察到呂惠卿的用意，秘密奏請召回王安石。 ^[44] 

熙寧八年（1075年）二月，王安石再次拜相。同年，王安石《三經義》寫成，加封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呂惠卿外調知陳州。王安石復相後得不到更多支持，加上變法派內部分裂嚴重，新法很難繼續推行下去。 ^[45] 

熙寧九年（1076年），王安石多次託病請求離職。同年，長子王雱病故，王安石極度悲痛。十月，王安石辭去宰相之職，外調鎮南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寧府。次年（1077年），改任集禧觀使，封舒國公。 ^[46] 

元豐二年（1079年），再次被任命為左僕射、觀文殿大學士，改封荊國公。 ^[47] 

王安石退隱江寧後，選擇了城外一處叫白塘的地方，請人開渠泄水，培土造屋。因主宅距江寧城東門七里，距鐘山主峯也是七里，所謂半途之上，故將居室命名為半山園。在園內，他結交了米芾、李公麟和蘇軾等高逸之友。 ^[146] 

元豐七年（1084年），王安石得了一場大病，神宗派醫生到江寧府給他治病。病好以後，他上書神宗請求以自己的住宅改建寺院，神宗賜額“報寧寺”，又稱半山寺。 ^[146] 

元豐八年（1085年），神宗去世，宋哲宗即位，改元元祐，由太皇太后高氏垂簾聽政。哲宗即位後，加拜王安石為司空。 ^[48]  高太后在神宗時就強烈反對變法，等到自己聽政後，立即起用司馬光為相。司馬光提出“以母改子”，全面廢除新法。史稱“元祐更化”。

元祐元年四月初六（1086年5月21日） ^[121]  ，王安石鬱然病逝於鐘山，享年六十六歲，獲贈太傅，葬於半山園。 ^{[49]  [123]} 

紹聖元年（1094年），宋哲宗親政，支持新政的章惇執政，王安石得以配享神宗廟庭，並獲得諡號“文”。 ^[50] 

政和三年（1113年），宋徽宗追封王安石為舒王，配享孔廟。後至靖康元年（1126年），又被追奪王爵，毀去配享的畫像，降王安石從祀於廟廷。 ^[51] 

王安石變法的根本目的，是要改變北宋“積貧積弱”的局面，增強對外防禦，對內彈壓的能力，以鞏固和加強封建統治。從新法次第實施，到新法為守舊派所廢罷，其間將近十五年。在這十五年中，每項新法在推行後，雖然都不免產生了或大或小的弊端，但是，基本上都能收到一些效果，“富國強兵”的效果是十分顯著的。 ^[52] 

政府財政收入大幅增長。通過一系列理財新法的實行，國家增加了“青苗錢”、“免役寬剩錢”、“市易息錢”等新的財政收入項目，在發展生產、均平賦税的基礎上，財政收入有了明顯的增加，國庫充裕，宋神宗年間國庫積蓄可供朝廷二十年財政支出。 ^[53-54] 

新法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豪強地主的兼併勢力，青苗法取代了上等户的高利貸，限制了高利貸對農民的盤剝；方田均税法限制了官僚和豪紳大地主的隱田漏税行為；市易法使大商人獨佔的商業利潤中的一部分收歸國家，打擊了大商人對市場的操縱和壟斷；免役法的推行使農户所受的賦税剝削有所減輕，大力興建農田水利工程，對農業生產的發展發揮了巨大作用，社會經濟發展，人民負擔減輕，呈現了百年來不曾有過的繁榮景象。 ^{[55]  [56]} 

改變“積貧積弱”的現象是王安石變法的總方針，富國強兵是變法的總目的。通過“強兵之法”的推行，積弱局面得以緩解，北宋國力有所增強。保甲法的推行，加強了農村的封建統治秩序，維護了農村的社會治安，建立了全國性的軍事儲備，並節省了大量訓練費用；裁兵法提高了 軍隊士兵素質；將兵法改變了兵將分離的局面，加強了軍隊戰鬥力；保馬法使馬匹的質量和數量大大提高，同時政府節省了大量養馬費用；軍器監法增加了武器的生產量，質量也有所改善。

變法的強兵措施扭轉了西北邊防長期以來屢戰屢敗的被動局面。北宋熙寧六年（1073年），在王安石指揮下，熙河路經略安撫使王韶率軍進攻青唐吐蕃，收復河、洮、岷等五州，拓地兩千餘里，受撫羌族三十萬帳。這是北宋軍事上一次空前的大捷，也是兩宋時期漢民族與周邊少數民族政權作戰時，北宋朝廷開疆拓土、大展神威而大獲全勝的唯一戰例。同時培養出了王韶、章楶等傑出將領，並建立起進攻西夏地區的有利戰線，對宋與西夏的戰爭格局掀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55]  [56]  [57-59]} 

從文學角度總觀王安石的作品，無論詩、文、詞都有傑出的成就。北宋中期開展的詩文革新運動，在他手中得到了有力推動，對掃除宋初風靡一時的浮華餘風作出了貢獻。但是，王安石的文學主張，卻過於強調“實用”，對藝術形式的作用往往估計不足。他的不少詩文，又常常表現得議論説理成分過重，瘦硬而缺少形象性和韻味。還有一些詩篇，論禪説佛理，晦澀乾枯，但不失大家風範。

王安石為了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把文學創作和政治活動密切地聯繫起來，強調文學的作用首先在於為社會服務，強調文章的現實功能和社會效果，主張文道合一。他的散文大致貫徹了他的文學主張，揭露時弊、反映社會矛盾，具有較濃厚的政治色彩。 ^[60-61] 

王安石的論説文，針對時政或社會問題，觀點鮮明，分析深刻，長篇則橫鋪而不力單，短篇則紆折而不味薄，闡述政治見解與主張，結構謹嚴，説理透徹，語言樸素精練 ^[62]  ，具有較強的概括性與邏輯力量，為推動變法和鞏固北宋詩文革新運動的成果起了積極的作用。

王安石的短文，直陳己見，簡潔峻切，短小精悍，形成了“瘦硬通神”的獨特風貌，如史論《讀孟嘗君傳》，全文不足百字，然而層次分明，議論周密，詞氣凌厲而貫注，勢如破竹，具有不容置辯的邏輯力量。還有一部分山水遊記散文，簡潔明快而省力，亦記遊，亦説理。 ^[63-64] 

王安石的詩歌，大致可以以熙寧九年（1076年）王安石第二次罷相為界分為兩個階段，在內容和風格上有較明顯的區別。前期創作主要是“不平則鳴”，注重社會現實，反映下層人民的痛苦，傾向性十分鮮明，風格直截刻露；晚年退出政壇後，心情漸趨平淡，大量的寫景詩、詠物詩取代了前期政治詩的位置。

後期創作“窮而後工”，致力於追求詩歌藝術，重煉意和修辭，下字工、用事切、對偶精，含蓄深沉、深婉不迫，以丰神遠韻的風格在當時詩壇上自成一家，世稱“王荊公體”。 ^{[65-67]  [140]}  張舜民評：“王介甫（詩）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欲有尋繹，不可得矣。” ^[68]  南宋敖陶孫稱其詩“如鄧艾縋兵入蜀，要以險絕為功”。 ^[145] 

王安石的詞，今存約二十餘首，大致可分為抒寫情志和闡釋佛理兩類，“瘦削雅素，一洗五代舊習”。 ^[69]  其抒情詞作，寫物詠懷，多選空闊蒼茫、淡遠純樸的形象，營造出一個士大夫文人特有的情致世界。他的《桂枝香·金陵懷古》一詞，豪縱沉鬱，同范仲淹的《漁家傲·塞下秋來風景異》一詞，共開豪放詞之先聲，給後來詞壇以良好的影響。 ^[70-71] 

王安石各類塑像(3張)

韓琦：“安石為翰林學士則有餘，處輔弼之地則不可。” ^[72] 

曾公亮：“上與介甫如一人，此乃天也。” ^[73] 

唐介：“安石好學而泥古，故論議迂闊，若使為政，必多所變更。安石果用，天下必困擾。” ^[74] 

曾鞏：“鞏之友有王安石者，文甚古，行稱其文。” ^[75] 

司馬光：“人言安石奸邪，則毀之太過；但不曉事，又執拗耳。” ^[76] 

蘇軾在代表宋哲宗給王安石的制詞（《王安石贈太傅》）中説：

_{朕式觀古初，灼見天命。將有非常之大事，必生希世之異人。使其名高一時，學貫千載：智足以達其道，辯足以行其言；瑰瑋之文，足以藻飾萬物；卓絕之行，足以風動四方。用能於期歲之間，靡然變天下之俗。具官王安石，少學孔孟，晚師瞿聃。罔羅六藝之遺文，斷以己意；糠秕百家之陳跡，作新斯人。屬熙寧之有為，冠羣賢而首用。信任之篤，古今所無。方需功業之成，遽起山林之興。浮雲何有，脱屣如遺。屢爭席於漁樵，不亂羣於麋鹿。進退之美，雍容可觀。朕方臨御之初，哀疚罔極。乃眷三朝之老，邈在大江之南。究觀規摹，想見風采。豈謂告終之問，在予諒暗之中。胡不百年，為之一涕。於戲！死生用舍之際，孰能違天？贈賻哀榮之文，豈不在我！寵以師臣之位，蔚為儒者之光。庶幾有知，服我休命。} ^[122] 

黃庭堅：“餘嘗熟觀其（王安石）風度，真視富貴如浮雲，不溺於財利酒色，一世之偉人也。” ^[77] 

朱光庭：“昔王安石當國，惟以破壞祖宗法度為事，每於言路，多置私人，持寵養交，寖成大弊。” ^[81] 

楊時：“今日之禍（金人圍京城，勤王之兵四集），實安石有以啓之。” ^[78] 

崔鶠：“除異己之人，著《三經》之説以取士，天下靡然雷同，陵夷至於大亂。” ^[83] 

朱熹：“以文章節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經濟為己任。被遇神宗，致位宰相世方仰其有為，庶幾復見二帝三皇之盛。而安石汲汲以財利兵革為先務，引用奸邪，排擯忠直，躁迫強戾，使天下之人，囂然喪其樂生之心。卒之羣奸嗣虐，流毒四海，至於崇寧、宣和之際，而禍亂極矣。” ^[79] 

陸九淵：“公疇昔之學問，熙甯之事業，舉不遁乎使還之書。而排公者，或謂容悦，或謂迎合，或謂變其所守，或謂乖其所學，是尚得為知公者乎？英邁特往，不屑於流俗聲色利達之習，介然無毫毛得以入於其心，潔白之操，寒於冰霜，公之質也。掃俗學之凡陋，振弊法之因循，道術必為孔孟，勳績必為伊周，公之志也。不期人之知，而聲光燁奕，一時鉅公名賢，為之左次，公之得此，豈偶然哉。” ^[80] 

嚴有禧：“惟王莽、王安石、賈似道三人力任為必可行，而皆以擾民致亂。” ^[82] 

羅大經：“國家一統之業，其合而遂裂者，王安石之罪也。” ^[84] 

袁桷：“儒以稽古，酌時斯正。用非所宜，秪益其病。在漢懿侯，治守清淨。惟爾荊公，行修於躬。耽精古籍，慨想遐風。懷寶陸沈，患莫已逢。激而翹之，以達天聰。高配五帝，羞視七制。廷議藉藉，斷以辯毅。復古之志，與帝俱鋭。發政累名，公是喪朋。晚歸鍾陵，惘兮慎兢。蹇驢空山，悟彼愛憎。矯矯貞姿，涅而不緇。吾將疇，依為學是師。” ^[85] 

楊慎認為王安石是奸臣，並説：“弘治中，餘杭有周德恭，評王安石為古今第一小人。又日：‘神宗之昏惑，合（周）赧、（胡）亥、（漢）桓、（漢）靈為一人者也。安石之奸邪，合（王）莽、曹（操）、（司馬）懿、（朱）温為一人者。’此言最公最明矣。” ^[142] 

于慎行認為：荊公之法，大多傳於後世，至今不廢，“永為後世法則，其所行豈盡非哉？” ^[144] 

顧炎武指責王安石藏富於國，變易天下“好尚端方”的淳厚風俗，並認為後來進行八股取士的責任在他。 ^[144] 

王夫之較為全面、系統地否定王安石的人品和新法，認為王安石“為小人”是不容置疑的，還認為他執行的是“苛政”，是“敗亡之政”，“民乃益怨，釁乃倏生，敗亡沓至而不可御”。 ^[142]  但也承認王安石變法中的許多項目“迄至於今，有名實相仍，行之不革”。 ^[143-144] 

蔡上翔：“荊公之時，國家全盛，熙河之捷，擴地數千裏，開國百年以來所未有者。” ^[87] 

陸心源：“三代以下，有經濟之學，有經術之學，有文章之學，得其一皆可以為儒。意之所偏喜，力之所偏注，時之所偏重，甚者互相非笑，蓋學之不明也久矣。自漢至宋，千有餘年，以合經濟、經術、文章而一之者，代不數人，荊國王文公一焉。《三經新義》不盡出荊公之筆，《周禮》無假手焉，言簡意賅，深得馬、鄭家法……蓋有治人無治法，古今之通病。治得其人，鄞之政如此；治不得其人，雖以周公製法，而周亦亡，於荊公何尤？且夫法不能無敝，敝則必變。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變之至也。秦、漢而下，承謬襲陋，其敝其極。荊公出而思復三代之盛，不可謂非豪傑之士。惜乎！其昧於知人也。論者並其經濟而沒之，苛矣。至於荊公之文章，歐陽、司馬固已推之，迄今無異議焉。” ^[142] 

梁啓超：

蔡東藩：

呂思勉在《中國通史》中認為：“王安石的變法，舊史痛加詆譭，近來的史家，又有曲為辯護的，其實都未免有偏。王安石所行的政事，都是不錯的。但行政有一要義，即所行之事，必須要達到目的，因此所引起的弊竇，必須減至極少。若弊竇在所不免，而目的仍不能達，就不免徒滋紛擾了。安石所行的政事，不能説他全無功效，然因此而引起的弊端極大，則亦不容為諱。” ^[91] 

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列寧在《修改工人政黨的土地綱領》中曾提到：“王安石是中國十一世紀時的改革家，實行土地國有未成。” ^[92] 

毛澤東於1915年在《致蕭子升信》中認為：“王安石，欲行其意而託於古，注《周禮》，作《字説》，其文章亦傲睨漢唐，如此可謂有專門之學者矣，而卒以敗者，無通識，並不周知社會之故，而行不適之策也。” ^[93] 

蔣介石於1940年在《推進地方自治之基本要務》中説：“我對中國古代的政治家，在秦漢以前則推周公，至於秦漢以後的政治家，所最佩服的就是王安石。他能夠根據我們中國政治的原理，擬具切中時弊的計劃，舉辦新政，改革社會，建設經濟，來救濟當時宋朝的貧弱，可是他的缺點，就是沒有健全的幹部，也沒有注意訓練，不知道怎樣來實行，所以結果完全失敗。” ^[94] 

漆俠在1959年出版的《王安石變法》一書中高度讚揚王安石的個性和為人，充分肯定了“熙寧新法”維護地主階級、特別是中小地主階層的利益，增加了政府的財政收入，多少改善了勞動人民的生活，促進了社會生產的發展，加強了北宋王朝的封建統治。因而“它是地主階級的一個自救運動”。新舊兩黨的鬥爭，是地主階級內部兩條路線的鬥爭，王安石代表的變法派是進步的，司馬光代表的反變法派是反動的。王安石變法最終失敗了，但“王安石變法的失敗，無疑是歷史上一個進步力量的失敗”。 ^[142] 

鄧廣銘：

黃仁宇：“王安石能在今日引起中外學者的興趣，端在他的經濟思想和我們的眼光接近。他的所謂“新法”，要不外將財政税收大規模的商業化。他與司馬光爭論時，提出‘不加賦而國用足’的理論，其方針乃是先用官僚資本刺激商品的生產與流通。如果經濟的額量擴大，則税率不變，國庫的總收入仍可以增加。這也是現代國家理財者所共信的原則，只是執行於11世紀的北宋，則不合實際。” ^[95] 

余英時：“神宗與王安石共定國是以後，皇帝事實上已與以宰相為首的執政派聯成一黨，不復具有超越的地位。” ^[96] 

明末馮夢龍纂輯的《警世通言》，有《拗相公飲恨半山堂》，寫王安石變法失敗的事。王安石告老還鄉時，沿途所見所聞，都是百姓對變法的不滿和怨憤，因之抑鬱、悔恨而逝。文中寫道：“因他性子執拗，佛菩薩也勸他不轉，人皆呼為‘拗相公’。” ^[97] 

“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這話並不是王安石所説，卻符合他的思想，因此，一般都將它歸到王安石名下。“天變不足畏”指的是對自然界的災異不必畏懼；“祖宗不足法”是指對前人制定的法規制度不應盲目效法，“人言不足恤”指的是對流言蜚語無需顧慮。後世對這三句話多加褒獎，認為它表達了一位改革家無所畏懼的精神態度。王安石正是以這種精神毅力來頂住一切壓力、排除一切阻力，堅定不移推行新法的。 ^[98] 

王安石為相時，兒媳婦家的親戚蕭公子到了京城，就去拜訪了王安石，王安石邀請他吃飯。第二天，蕭氏子穿盛裝前往，料想王安石一定會用盛宴招待他。過了中午，他覺得很餓，可是又不敢就這樣離開。又過了很久，王安石才下令入座，菜餚都沒準備。蕭公子心裏覺得很奇怪，喝了幾杯酒，才上了兩塊胡餅，再上了四份切成塊的肉，上飯後，旁邊只安置了菜羹罷了。蕭氏子很驕橫放縱，只吃胡餅中間的一小部分，把四邊都留下。王安石就把剩下的餅拿過來吃了，那個蕭公子很慚愧地告辭了。 ^[99] 

王安石任知制誥時，王安石的妻子吳氏，給王安石置一妾。那女子前去伺候王安石，王安石問：“你是誰？”女子説自己是“家欠官債、被迫賣身”而來。王安石聽罷，不僅沒收她為妾，還送錢給她，幫助她還清官債，使其夫婦破鏡重圓。 ^[100] 

有人告訴王安石的夫人，説她丈夫喜歡吃鹿肉絲。在吃飯時他不吃別的菜，只把那盤鹿肉絲吃光了。夫人問，你們把鹿肉絲擺在了什麼地方？大家説，擺在他正前面。夫人第二天把菜的位置調換了一下，鹿肉絲放得離他最遠。結果，人們才發現，王安石只吃離他近的菜，桌子上照常擺着鹿肉絲，他竟完全不知道。 ^[101] 

王安石作詩《泊船瓜洲》，第三句最初寫作“春風又到江南岸”，覺得不好，後來改為“過”字，讀了幾遍，又嫌不好；又改為“入”字，然後又改為“滿”字，換了十多個字，最後才確定為“綠”字，即“春風又綠江南岸”。 ^[102] 

王安石不注意自己的飲食和儀表，衣裳骯髒，鬚髮紛亂，儀表邋遢，王安石的這些惡習眾所周知。蘇洵曾經描述王安石説：“衣臣虜之衣，食犬憊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 ^[103] 

慶曆五年（1045年）三月，韓琦任揚州知府，王安石為籤判，成了韓琦的幕僚。王安石經常通宵達旦地讀書，因此當差的時候時多來不及洗漱裝扮。韓琦以為王安石夜夜尋歡作樂，就勸他不可荒廢讀書。王安石也不辯解，只是説韓公不能知我，後來韓琦才發現王安石非常有才華。 ^[104] 

王安石退居江寧時，結茅居於鐘山下，時常拄杖進入附近村落。當時有個老者姓張，與王安石最為熟悉。王安石毎此步行到他家門口，都要喊一聲：“張公。”張公聞言，也應聲而答：“相公（對宰相的尊稱）。”一天，王安石來到張公門前喊畢，突然大笑道：“我作宰相的時候，只和你有一個字不同罷了。” ^[125] 

元豐七年（1084年），王安石患病，神宗派御醫診視。病癒之後，他上奏神宗，請求將自己在上元縣的園屋改為寺院，並請神宗賜名，神宗賜名報寧寺。之後，高僧克文前來拜訪，二人討論佛理，相談甚歡。退隱金陵的十年間，王安石作有《維摩詰經注》《金剛經注》《楞嚴經解》《華嚴經解》，對佛學的領悟已達到頗為高深的境界。 ^[124] 

關於王安石的生日，前人有明確記述。宋人吳曾的《能改齋漫錄》（武英殿聚珍本）卷十記載：“王介甫，辛酉十一月十三日辰時生。” ^[128]  文淵閣、文津閣四庫全書本的《能改齋漫錄》同卷則載為“辛酉十一月十二日辰時生”。宋人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二十八記載，熙寧四年（1071年）十一月癸巳（十二日），宋神宗曾令王安石的長子王雱押解生日禮物賜予王安石，有學者據此採納了“十一月十二日”説 ^[129]  。但關於兩宋皇帝賜予宰相、執政生辰禮物的禮儀慣例，南宋宰相周必大在《玉堂雜記》卷中指明，押賜禮物的時間，應於宰執生日“前一日，差內侍持賜”；或者為了節省費用，派遣宰執子弟押賜 ^[130]  。如此來説，《續資治通鑑長編》的記載，恰恰印證了武英殿聚珍本《能改齋漫錄》所載“十三日”是正確的，即神宗在熙寧四年十一月十二日、王安石生辰的前一天，按照慣例，派遣王雱押賜生辰禮物給王安石。文淵閣、文津閣四庫本書本《能改齋漫錄》，應是將“三”訛寫為“二”。 ^[132] 

綜上所述，王安石生於宋真宗天禧五年辛酉十一月十三日辰時。該日按照萬年曆或朔閏表，將他的生辰換算成公元紀年，則為儒略曆1021年12月19日 ^[127]  。而宋史學者鄧廣銘在《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與《關於王安石的居里塋墓及其他諸問題》等文中關於改日的換算則出現了偏差，誤記為1021年12月18日（但在同一篇文章中的忌日換算則無誤） ^{[121]  [131]}  。

王安石的故里是現代江西省的撫州市，但具體到區，目前有臨川區和東鄉區兩種説法。 ^[113] 

東鄉王安石故里位於江西省東鄉縣上池村，距離縣中心25公里，該村始建於北宋、迄今已逾千年，保存下來的建築主要是明清以來修建的，是展示中國明清建築藝術及其發展歷史的文物保護區，存世有100餘棟古代建築和十多處和王安石有關的遺蹟，1985年，省人民政府列為第一批省級風景名勝點。2000年7月，被省政府公佈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主要景點有世宦祠、西引寺、龍安殿、荊公橋、荊公陂、荊公別墅、荊國世第門樓等遺址。 ^[114-115] 

據史載，王安石病逝後，葬江寧府（今江蘇南京）鐘山南麓東三里，原寶公塔與草堂寺之間。王安石家人，除父親王益和大哥王安仁葬牛首山外，其生母吳氏，弟王安國、王安禮，子王雱也葬於鐘山南麓。墓前有華表、墳庵，兩側有樹木拱抱。明初，鐘山南麓獨龍阜玩珠峯被朱元璋選為陵寢之地後，靠近陵寢的蔣山寺寶公塔、八功德水等古蹟被遷走。王安石及其家族墓亦被遷走。一説是遷至麒麟門，另一説是遷回老家江西。 ^[116] 

撫州王安石紀念館(8張)

撫州王安石紀念館，於1986年11月建成對外開放。紀念館佔地20畝，建築面積1560平方米，陳列廳600平方米，是一座具有江南園林意境和宋代建築遺韻的仿宋府第園林式建築羣。館內有門樓、隱壁、水榭、碑廊、亭台、荷池、曲橋，闢有問月軒、蹄躅園、辛夷園、荊公亭、懷文堂等園林景觀。 ^[117] 

鄞州王安石紀念館，位於浙江省寧波市鄞州區忠應廟內，以照片、繪畫、實物等展品生動形象地介紹了王安石的生平和治鄞政績，以紀念他在鄞縣時的每項改革。館內陳列有“王安石在鄞史蹟”，分“荊公年譜”“治鄞方略”“重修東湖”“興學教化”“詠鄞風采”“豐碑永存”“湖區新貌”等7個部分。

範衝等《神宗實錄》 ^[118] 

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 ^[120] 

脱脱、阿魯圖等《宋史·卷三百二十七·列傳第八十六》 ^[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