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語堂

1895年10月10日出生於福建龍溪（今漳州平和坂仔）一個基督教家庭，父親為教會牧師。1912年入上海聖約翰大學，畢業後在清華大學任教。

1919年秋赴美哈佛大學文學系，讀了一年，助學金卻被停了，林語堂只好前往法國打工，後來到了德國。先在耶拿大學攻讀，1922年通過轉學分的方式獲得了哈佛大學的碩士學位，後又到萊比錫大學攻讀比較語言學，1923年獲得博士學位，期間結識了同在德國留學，後成為一代教育大家的厲麟似。 ^[5]  1923年回國，任北京大學教授、北京女子師範大學教務長和英文系主任。

1924年後，為《語絲》主要撰稿人之一併在《語絲》上發表第一篇文章《論士氣與思想界之關係》。1925年，任教育部所屬“國語羅馬字拼音研究委員會”委員，並出版《末筆檢字法》 ^[2]  。1926年，到廈門大學任文學院長，寫雜文，並研究語言。1927年任外交部秘書。1928年，任中央研究院英文總編輯，發表獨幕悲喜劇《子見南子》，並出版《開明英文讀本》 ^[2]  。1929年，任中研院史學特約研究員，及上海東吳大學法律學院英文教授 ^[2]  。1930年，國際筆會中國分會於上海成立，林語堂為發起人之一 ^[2]  。1931年，任中研院西文編輯主任，及史語所兼任研究員 ^[2]  。1932年創辦《論語》半月刊，以“兩腳踏東西文化，一心評宇宙文章”為編寫範圍與態度（翌年提出），提倡幽默文學 ^[2]  。1933年3月1日，林語堂抓住蕭伯納逗留上海的時機，推出《論語》專號，刊登介紹蕭伯納的文章，為社會上的“幽默熱”推波助瀾。1934年創辦《人間世》，出版《大荒集》。1935年創辦《宇宙風》，提倡“以自我為中心，以閒適為格調”的小品文，成為論語派主要人物。1935年後，在美國用英文寫《吾國與吾民》《風聲鶴唳》《孔子的智慧》《生活的藝術》，在法國寫《京華煙雲》等文化著作和長篇小説。1944年，曾一度回國到重慶講學。1947年，《蘇東坡傳》費時三年完成，是先生最偏愛的作品 ^[2]  。1948年，赴巴黎出任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藝文組主任 ^[2]  。

1952年，在美國與人創辦《天風》雜誌。1954年，赴新加坡籌建南洋大學，任校長，因林語堂與南洋大學校董發生分歧，僅上任半年。1966年定居台灣，出版《平心論高鶚》，討論《紅樓夢》後四十回真偽問題，引發紅學辯論 ^[2]  。1967年，受聘為香港中文大學研究教授，主持編纂《林語堂當代漢英詞典》。 ^[4]  1972年10月，《林語堂當代漢英詞典》編竣出版，林語堂視此為寫作生涯巔峯之作 ^[2]  。1975年，被推舉為國際筆會副會長；出版《京華煙雲》，被提名為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 ^[2]  。1976年3月26日在香港去世，四月移靈台北，長眠於故居後園中，享年80歲。 ^{[1]  [7]} 

1932年主編《論語》半月刊

1934年創辦《人間世》

1935年創辦《宇宙風》

1952年在美國與人創辦《天風》雜誌 ^[3] 

林語堂經典作品(13張)

林語堂早年已立志發明“中文打字機”。當時科學嚴謹的漢字檢索系統仍未建立起來；又由於漢字本身是符號文字而非字母文字，長期以來人們對製成中文打字機的可能性多持懷疑態度。為解決這一難題，林語堂在數十年間不斷研究探索，自斥資金，購置設備，一再嘗試，以致一度傾盡家財、負債累累，終於成功發明 了“明快中文打字機”，於1946年在美國申請專利。1952年，取得該項發明的專利權。打字機以“明快”命名，乃取其明易快捷之意，寄託了他希望人人都能順利操作使用的心願。除開“明快中文打字機”，他另有若干項小發明亦獲得專利，其中一件就是可以擠出牙膏的牙刷。

林語堂發明的無須記住字位、字碼的中文打字機誕生於1947年，機器採用林語堂創造的“上下形檢字法”設計鍵盤字碼，每分鐘最快能打50個字，且不用訓練即能操作。 ^[9] 

1965年底，林語堂就與香港中文大學校長李卓敏談到他終生的抱負，即編纂一部適應現代需要的漢英詞典。當時只有兩種漢英詞典在國際間流行通用：一是1892年翟理斯(HerbertA.Glles)編的《漢英詞典》(“Chinese-EnglishDictionary”)，以及1932年麥氏(R.H.Mathews)編的《麥氏漢英大辭典》(“Mathews,Chinese-EnglishDictionary”)。這兩部字典已經不足以應付當代的需要。 ^[4] 

1967年春，林語堂受聘為香港中文大學的研究教授，主持詞典的編纂工作。資料的收集、查核、抄寫等工作，由一小組人員在台北擔任。在台北雙城街的辦公室工作人員有馬驥伸、黃肇珩，他們擔任收集資料、查核，後來添了陳石孚，他在英文方面有所貢獻。林語堂認為編詞典的工作“如牛羊在山坡上遨遊覓食，尋發真理，自有其樂。”事實上，這分工作的龐大艱難，也許連他自己都沒有料到。 ^[4] 

林語堂擬了詞典的藍圖，即編輯體例的概念，與馬驥伸、黃肇珩商量，要他們仔細研究，提出意見。最初六個月，大概都花在體例問題上，他不憚繁瑣，一再提出修正意見，經過討論，最後決定了“大樣”。這時，編輯小組開始試稿。工作人員幫林語堂選擇中文單字和詞句，加以註釋，寫在單張的稿紙上面，並依國語注音符號的次序排列起來。這一切作好之後，把稿子交給他，由他審定，再譯成英文。 ^[4] 

每天七八個，甚至十個、十二個小時，林語堂都坐在書桌前，用手寫出每個字和每個詞句的英文意義。這種繁重的工作成年累月地進行。凡在草稿中有疑問，他必反覆問明出處、用法。偶爾觸發靈感，想到佳妙詞語，他便撥電話問辦公室的同仁，是否已採錄。譯到得心應手，他會將紙片交司機送到雙城街，供大家共賞。所有原稿自始至終他都一一過目、修改，並且一校再校。 ^[4] 

這部林語堂認為是他寫作生涯的巔峯之作——《林語堂當代漢英詞典》，於1972年10月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全書約一千八百頁。 ^[4] 

林語堂花費五年時間編纂的這本漢英詞典既滿足了他數十年的心願，亦滿足了當代漢英翻譯的需要。它所採用的檢字法是根據林語堂發明的“上下形檢字法”修訂的，所採用的拼音也是將他當年參與制定的羅馬拼音法簡化而成的“簡化國語羅馬字”，而林語堂首創的五十部首則成為這本詞典的另一特色。 ^[10] 

林語堂散文所涉領域極廣。他認為理想的散文“乃得語言自然節奏之散文，如在風雨之夕圍爐談天，善拉扯，帶情感，亦莊亦諧，深入淺出，如與高僧談禪，如與名士談心，似連貫而未嘗有痕跡，似散漫而未嘗無伏線，欲罷不能，欲刪不得，讀其文如聞其聲，聽其語如見其人”。 （見《小品文之遺緒》）從他創造性地將西方的humour譯成“幽默”始，一直到晚年自詡為道家精神，林語堂始終保持這種談話風的藝術範式，並以閒適幽默為格調、性靈超遠為立場。

林語堂的散文半雅半俗，亦莊亦諧，深入淺出，入情入理，往往以一種超脱與悠閒的心境來旁觀世情，用平淡的話語去讚揚美文，這樣便形成一種莊諧並用、私房娓語式的閒適筆調。他的文字自然流暢，幽默而不荒唐，自有意趣。不過有時輕鬆過度，少了一份厚重。林語堂的這種風格同他對文字的見解有關。他認為：“世上有兩個文字礦：一個是老礦，一個是新礦。老礦在書中，新礦在普通人的語言中。次等的藝術家都從老礦中去掘取材料，惟有高等的藝術家則會從新礦中取掘取材料。”

林語堂的文風有別於左翼作家所主張之戰鬥的文風，而是站在高於現實處，以自由主義精神寫“熱心冷眼看人間”的智慧文章。他的文章雖也講要直麪人生，不過並不綴以慘淡的筆墨；也講改造國民性，但並不攻擊任何對象，他以觀者的姿態把世間紛繁視為一齣戲，書寫其滑稽可笑處，進而追求一種心靈的啓悟，以達到沖淡的心境為最上乘。他最終也沒能聽取魯迅關於不要把小品文當成“小擺設”的規勸 （參看魯迅《小品文的危機》），堅持用散文的筆調本色為文，從而廣達自喜、獨抒性靈。

縱觀五四時期的散文作品，林語堂這種融匯了東西方智慧的幽默情味，雖缺乏主流文學的批判力度，卻也拓展了現代散文的審美維度，另闢蹊徑，對當時、尤其是當下的讀者意義重大。 ^[11] 

林語堂小説作為一種跨語言、跨文化、跨時空的比較文學現象，體現出鮮明的承續與超越特徵，這種特徵展現在“藝術家”、“世界”、“讀者”這種三元框架之中，透過“藝術家”把握林語堂的文化邊緣特徵、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人格符號和人格滋養，透過“世界”把握林語堂的性靈與表現中西合璧的審美世界觀，透過“讀者”把握林語堂的文學追求和文化傳播策略，構成了“在場”地把握林語堂小説創作和藝術成就的基礎。 ^[12] 

林語堂的翻譯特點是通暢易懂，少用“行語”，中等文化的讀者都能看懂，這也是他探索的結果。1936年他“做”《生活的藝術》，寫到260頁，他覺得用語深奧，論辯枯燥，會失去讀者，於是推倒重來，換用一套話語，以風可吟、雲可看、雨可聽、雪可賞、月可弄、山可觀、水可玩、石可鑑之類細膩動人的東方情調去觀照競爭殘酷、節奏飛快的西方現代生活，於是文風一變，空靈動人。他避用哲學概念，棄用政治口號，引俗入雅，降雅為俗，將雅俗融合，寫出了無學究氣、智慧而快樂的生活哲學。 ^[13] 

林語堂婚前曾有兩位戀人，妻子廖翠鳳是他的第三位戀人。育有三女，長女林鳳如 （如斯）、次女林玉如 （太乙）、小女兒林相如。

廖翠鳳是鼓浪嶼的首富廖家的二小姐。雖然廖翠鳳的母親認為林語堂家裏太窮而有異議，但廖翠鳳還是堅決果斷地和林語堂在1919年1月9日成婚。結婚後，他徵得廖翠鳳的同意，將結婚證書燒掉了，他説“結婚證書只有離婚才用得上”。婚後不久，林語堂和廖翠鳳到美國哈佛大學留學，攻讀碩士學位。

儘管婚後生活清貧，但林語堂認為，“只有苦中作樂的回憶，才是最甜蜜的回憶。”他認為婚姻並不是以善變的愛情為基礎的，而是愛情在婚姻中滋長，男女互補所造成的幸福，是可以與日俱增的。林語堂夫婦在五十週年結婚紀念日時曾經表示他們“金玉緣”的秘訣就是“給”與“受”。 ^[15] 

林語堂時刻忘不了鄉音——閩南話。他在平和坂仔出生、生長，後來到廈門的就讀，閩南話作為最初的母語深入他生命深處。他在《來台後二十四快事》中，不僅把聽鄉音的快樂列在其中，而且還擺在第二和第三位。林語堂的許多文章中都融入了閩南話、閩南文化的元素，其中體現最為集中的是他1963年寫的自傳體小説《賴柏英》，不僅僅這是他對初戀女友的回憶，還是閩南文化的傳播，在書中閩南話、閩南風俗集中得到了體現。

1966年定居台灣開始，林語堂更是把聽鄉音當成了他最大的欣慰和人生享受。到了晚年他按閩南話語音寫了一首五言詩，甜美地回憶和描述家鄉的民風民情："鄉情宰 （怎）樣好，讓我説給你。民風還淳厚，原來是按尼 （如此）。漢唐語如此，有的尚迷離。莫問東西晉，桃源人不知。父老皆伯叔，村嫗盡姑姨。地上香瓜熟，枝上紅荔枝。新筍園中剝，早起 （上）食諳糜 （粥）。臚膾蓴羹好，嘸值 （不比）水 （田）雞低 （甜）。查母 （女人）真正水 （美），郎郎 （人人）都秀媚。今天戴草笠，明日裝入時。脱去白花袍，後天又把鋤。 （黃）昏倒的困 （睡），擊壤可吟詩。” ^[16-17] 

林語堂(16張)

林語堂被稱為幽默大師，他談吐詼諧，熱衷幽默。對中國幽默文學的異軍突起起了作用。他也一向以童心未泯自況。他富有創造性地把英文的Humour音譯為中文的幽默，從而使幽默一詞在中國迅速流行開來。

林語堂的幽默像是生活的一種調味品。林語堂抗戰前寓居上海近九年，並被謔稱為“幽默大師”。林語堂在自己的《八十自敍》中説：“並不是因為我是第一流的幽默家，而是在我們這個假道學充斥而幽默則極為缺乏的國度裏，我是第一個招呼大家注意幽默的重要的人罷了。”

林語堂經常撰寫文章，闡發幽默，林語堂及其同人積極提倡幽默文學，主張文風“清淡”、“雋永”、“甘美”，作品具有“性靈”、“閒適”的特點，逐漸自成一個小品散文流派。 ^[18-20] 

林語堂紀念館位於漳州薌城區，於林語堂105歲誕辰紀念日 （2001年10月8日）當天開館。至2005年10月8日先後接待了7萬多名參觀者。該館坐落在其父母長眠的虎形山上香蕉林中，佔地面積7畝，前眺林語堂故居，背蕉林環抱。主體為半圓形二層建築，借鑑台北林語堂故居的建築風格，體現林語堂先生中西合璧的思想。館舍正面牆上，由中國書法家協會主席沈鵬題寫的“林語堂紀念館”。館前，安放一尊2米高的林語堂先生坐式青石塑像。紀念館有81級花崗岩台階，暗喻林語堂81年的生命。

林語堂紀念館內一層為活動室，二層為展覽室，佈局簡潔，空間感強。館內展出林語堂先生100多幅珍貴照片和100多種書籍及一些林語堂用過的實物。 ^[21] 

林語堂故居和林語堂文學館位於林語堂誕生地原坂仔基督教堂舊址。在林語堂的六十部著作、上千篇美文中，關於個人生活，他提到最多的是在坂仔的快樂童年，至少有上萬字。

1895年10月10日，林語堂就誕生在這座教堂的牧師樓上。教堂1974年被徹底拆除後，林語堂故居也不復存在。故居是經過1984年、2005年兩次建設，在原址上依原樣子建起來的。2007年又建起了建築面積達360平方米的林語堂文學館。館名由季羨林題寫。該館闢有“山鄉孩子，和樂童年”、“文學大師，文化巨匠”、“魂牽祖國，夢繞家鄉”、“譽滿環球，名垂青史”四個展廳，展示了林語堂的畢生成就和他與平和坂仔的聯繫，解讀從坂仔走向世界的林語堂的家鄉情緣。 ^[22] 

台北林語堂故居在位於台北市陽明山風景區的一所老房子內。1966年林語堂將西班牙建築設計風格與中國四合院結構相結合，打造出這棟世外桃源，並在這裏走完了他生命中的最後10年。書房內收藏了兩千多本書籍以及遺物、手稿，包括他設計的“中文明快打字機”、“電動牙刷”、以及“英文打字鍵盤”等模型、照片和設計手稿。

台北林語堂故居的特色在於它的藝術化和生活化，如今這裏經常舉辦林語堂學術研討會和講座。 ^[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