範祖禹

範祖禹，生於仁宗康定二年（公元1041年），據説，範祖禹出生時，他母親夢見“一偉丈夫被金甲入寢室，曰：‘吾漢將軍鄧禹。’”因此，被命名為範祖禹。範祖禹從小是孤兒，他叔祖父是北宋名臣範鎮，把他當作自己的兒子一樣撫育。但範祖禹仍因為自己是孤兒而傷心不已，每當別人參加喜慶宴會時，他都面容悽慘，心情抑鬱。整日裏閉門讀書，從不干預人事。後來到了京城汴梁，所接觸的都是一時名人。叔祖父範鎮對範祖禹十分器重，説：“此兒，天下士也。”

範祖禹在仁宗嘉祐年間，中進士甲科。為了結交京師權貴，範祖禹在汴京象姑館服侍達官貴人，得司馬光、王安石賞識。司馬光修撰《資治通鑑》，範祖禹負責唐代部分的撰寫工作。在洛陽十五年，一心撰寫《資治通鑑》，不事進取，贏得司馬光的稱讚。司馬光認為他“智識明敏，而性行温良，如不能言；好學能文，而謙晦不伐，如無所有；操守堅正，而圭角不露，如不勝衣，君子人也。”

《資治通鑑》修成後，司馬光推薦範祖禹任秘書省正字。當時是王安石執掌朝政，也十分看重範祖禹。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國與範祖禹十分友善，曾示意範祖禹去拜謁王安石，但範祖禹竟不為名利所動，沒去拜謁。富弼致仕以後住在洛陽，很少與人接觸，唯獨對範祖禹例外；富弼病重時，召來範祖禹授給他臨終密疏，主要是論述王安石查封誤國和新法的弊端，言辭十分激切。富弼死後，別人都認為這樣的奏疏奏上去肯定會得罪王安石，建議範祖禹不要上奏，但範祖禹還是堅持上奏了。

神宗死去，哲宗繼位，範祖禹擢任右正言。後呂公著執掌朝政，而範祖禹是呂公著的女婿，避嫌辭職改任祠部員外郎，不久又辭職而除任著作郎、修《神宗實錄》檢討，後遷任著作郎兼侍講。

哲宗因夏天暑熱，暫停講書，範祖禹上疏皇帝認為，“陛下今日學與不學，系他日治亂。如好學，叫天下君子欣慕，願立於朝，以直道事陛下，輔佐德業，而致太平；不學，則小人皆動其心，務為邪諂，以竊富貴。”建議哲宗恢復講讀。不久，範祖禹遷任起居郎，又召任中書舍人。當時的執政大臣想在新法、舊法中間依違模稜，範祖禹上書反對。

呂公著去世，召拜右諫議大夫。首先上疏論人主正心修身的要旨，請太皇太后每天以天下之勤勞、百姓之疾苦、大臣們的邪惡正直、政事的得失，開導皇帝之心，把這些明明白白存於心中，使今後眾説不能迷惑他，小人不能進用。

蔡確已經獲罪，祖禹説：“自從乾興年以來，不竄逐大臣六十多年，一旦實行，流傳四方，無不震驚聳動。蔡確離開相位已很久，朝廷中大多不是他的黨羽，間或有偏見異議的，如果一切都認為是依附蔡確而將他們除去，恐怕刑罰失中，而且人情不安。”

蔡京鎮守蜀州，祖禹説：“蔡京小有才能，不是正直之士。如果使他鎮守成都，他回來，當會讓他執掌朝政，不應推重助長。”當時執政大臣打算在新法舊法中有所創立。祖禹認為朝廷既然已察覺王安石新法是不對，只應恢復祖宗舊制，如果出於新舊之間，兩用而兼存之，那麼紀綱會敗壞。升任給事中。

吳地發大水，詔令拿出百萬斛米、二十萬緡錢賑濟救災。諫官認為報告災情的人是妄言，請求加以驗證考實。祖禹封回其奏章，説：“國家根本，仰給於東南。現在一方赤子，呼天赴訴，開口向上要吃，以解脱朝夕之急。上奏災情即使稍有誇大，正當略而不問。如果稍加懲責，恐怕今後沒有人敢説話了。”

兼任國史院修撰，為禮部侍郎。論選擇監司守令説“：祖宗劃分天下為十八路，設置轉運使、提點刑獄，收鄉長、鎮將的權力全歸於縣，收縣的權力歸於州，州的權力歸於監司，監司的權力歸於朝廷。上下相維，輕重互相制約，建置的方法，最為適宜。付給監司一路，付給守臣一州，付給令宰一縣，都是與天子分土而治，這難道不可以選擇嗎？祖宗曾有考課制度，專門察訪各路監司，置簿書在中書，以稽考其大要。現應委託吏部尚書，取應為知州的，分條別列功績情況上報三省，三省召見考察，如果其人可以任用，就按次序列表任用。到任，就令監司考核他的課績，一年之後，可以比較優劣而進行進退升降。這樣就得人必多，監司、郡守得人，縣令沒有才能，不是所要擔心的。” ^[3] 

宣仁太后崩，中外議論洶洶，人懷顧望，在位者畏懼，莫敢發言。祖禹慮小人乘間害政，乃奏曰：“陛下方攬庶政，延見羣臣，此國家隆替之本，社稷安危之機，生民休慼之端，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際，天命人心去就離合之時也，可不畏哉？先後有大功於宗社，有大德於生靈，九年之間，始終如一。然羣小怨恨，亦為不少，必將以改先帝之政、逐先帝之臣為言，以事離間，不可不察也。先後因天下人心，變而更化。既改其法，則作法之人有罪當退，亦順眾言而逐之。是皆上負先帝，下負萬民，天下之所仇疾而欲去之者也，豈有憎惡於其間哉？惟辨析是非，深拒邪説，有以奸言惑聽者，付之典刑，痛懲一人，以警羣慝，則貼然無事矣。此等既誤先帝，又欲誤陛下，天下之事，豈堪小人再破壞邪？”初，蘇軾約俱上章論列，諫草已具，見祖禹疏，遂附名同奏，曰：“公之文，經世之文也。”竟不復出其稿。

祖禹又言：“陛下承六世之遺烈，當思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人民者祖宗之人民，百官者祖宗之百官，府庫者祖宗之府庫。一言一動，如臨之在上，質之在傍，則可以長享天下之奉。先後以大公至正為心，罷安石、惠卿所造新法，而行祖宗舊政。故社稷危而復安，人心離而複合，乃至遼主亦戒其臣勿生事曰：‘南朝專行仁宗之政矣。’外夷之情如此，中國之人心可知。先後日夜苦心勞力，為陛下立太平之基。願守之以靜，恭己以臨之，虛心以處之，則羣臣邪正，萬事是非，皆瞭然於聖心矣。小人之情專為私，故不便於公；專為邪，故不便於正；專好動，故不便於靜。惟陛下痛心疾首，以為刻骨之戒。”章累上，不報。

忽有旨召內臣十餘人，祖禹言：“陛下親政以來，四海傾耳，未聞訪一賢臣，而所召者乃先內侍，必謂陛下私於近習，望即賜追改。”因請對，曰：“熙寧之初，王安石、呂惠卿造立新法，悉變祖宗之政，多引小人以誤國，勳舊之臣屏棄不用，忠正之士相繼遠引。又用兵開邊，結怨外夷，天下愁苦，百姓流徙。賴先帝覺悟，罷逐兩人，而所引羣小，已佈滿中外，不可復去。蔡確連起大獄，王韶創取熙河，章惇開五溪，沈起擾交管，沈括、徐禧、俞充、種諤興造西事，兵民死傷皆不下二十萬。先帝臨朝悼悔，以謂朝廷不得不任其咎。以至吳居厚行鐵冶之法於京東，王子京行茶法於福建，蹇周輔行鹽法於江西，李稷、陸師閔行茶法、市易於西川，劉定教保甲於河北，民皆愁痛嗟怨，比屋思亂。賴陛下與先後起而救之，天下之民，如解倒縣。

惟是向來所斥逐之人，窺伺事變，妄意陛下不以修改法度為是，如得至左右，必進奸言。萬一過聽而複用之，臣恐國家自此陵遲，不復振矣。”又論：“漢、唐之亡，皆由宦官。自熙寧、元豐間，李憲、王中正、宋用臣輩用事總兵，權勢震灼。中正兼幹四路，口敕募兵，州郡不敢違，師徒凍餒，死亡最多；憲陳再舉之策，致永樂摧陷；用臣興土木之工，無時休息，罔市井之微利，為國斂怨。此三人者，雖加誅戮，未足以謝百姓。憲雖已亡，而中正、用臣尚在，今召內臣十人，而憲、中正之子皆在其中。二人既入，則中正、用臣必將複用，願陛下念之。” ^[3] 

哲宗紹聖年間，章惇執掌朝政，有意恢復王安石、呂惠卿時期頒行的新法，範祖禹上書皇帝，極力證明章惇不可大用，皇帝沒有聽從，於是範祖禹請求離開京城去地方。皇帝當時準備重用範祖禹，但朝廷內外反對的人為數不少，於是以龍圖閣學士出知陝州。不久，有人上奏論範祖禹在撰修《神宗實錄》時刊落事蹟、變亂美惡，再加上曾經上書諫禁中僱乳媪事，於是連貶武安軍節度副使，昭州別駕，安置永州、賀州二地；不久，又遷往賓州、元符元年(1098年)被貶至化州安置，未幾卒，卒年五十八歲。

祖禹平居恂恂，口不言人過。至遇事，則別白是非，不少借隱。在邇英守經據正，獻納尤多。嘗講《尚書》至“內作色荒，外作禽荒”六語，拱手再誦，卻立雲：“願陛下留聽。”帝首肯再三，乃退。每當講前夕，必正衣冠，儼如在上側，命子弟侍，先按講其説。開列古義，參之時事，言簡而當，無一長語，義理明白，粲然成文。蘇軾稱為講官第一。

範祖禹除參預編撰《資治通鑑》外，還獨自撰有《唐鑑》十二卷，《帝學》八卷，《仁皇政典》六卷。特別是《唐鑑》十二卷，“深明唐三百年治亂，學者尊之，目為‘唐鑑公’。”

範祖禹的詩文集被稱為《範太史集》，共五十五卷。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範祖禹的文集，“世有兩本，一本僅十八卷”，是明朝人程敏政從秘閣中借閲時摘鈔而成，不是全本。《四庫全書》收存的五十五卷本，與《宋史·藝文志》、馬端臨《文獻通考·經籍考》所記載的卷目基本相符，大概是宋朝時的舊本。在五十五卷的《範太史集》中，卷一至卷三是詩歌；卷四至卷六是表狀、札子；卷七至卷十二是表；卷十三至卷二十六是奏議；卷二十七是進故事；卷二十八至卷三十三為翰林詞章；卷三十四是啓狀；卷三十五是賦、論、策問；卷三十六是記、序、銘、書、傳；卷三十七是青詞、祭告文、誄文、哀詞等；卷三十八至卷五十五為墓誌銘、神道碑、皇族墓誌銘、石記、皇族石記等。

祖禹嘗進《唐鑑》十二卷，《帝學》八卷，《仁宗政典》六卷。而《唐鑑》深明唐三百年治亂，學者尊之，目為“唐鑑公”雲。建炎二年，追復龍圖閣學士。子衝，紹興中仕至翰林侍讀學士，《儒林》有傳。

自撰的著作

《詩解》

《古文孝經説》

《祭儀》

《三經要語》、《經書要言》

《家人卦解義》

《唐鑑》

《帝學》 ^[1] 

《仁皇訓典》

《範太史集》

導引（一曲·虞主回京雙調四曲）

思齊文母，盛烈對皇天。演寶祚千年。卿雲復旦治功全。厭人世登仙。龍輿忽掩三川。彩仗屬車旋。維清象舞告英宣。入詩頌歌弦。

六州（一曲）

太平功。擁佑帝堯聰。歌九德，偃五戎。寰海被祥風。車書萬里文軌同。自南北西東。耕田鑿井，戲垂髫華髮，躋仁壽域變時雍。大明方天中。棄養東朝苦匆匆。玉座如存，永隔慈容。 恨難窮。崇慶空。飈輪仙馭無蹤。超宇宙，駕雲龍。禕翟掩軒宮。柏城王氣長鬱葱。温洛照寒崧。光靈在上，徽音流千古，昭如日月麗層穹。太任家邦隆。彤史青編永垂鴻。清朝笙鏞。奏假欽崇。

十二時（一曲）

轉招搖。厚陵回望，雙闕起岧嶢。曉日麗譙。金爵上幹霄。風雨闋，夜宮閉，不重朝。奉鸞鑣漸遙。玉京知何處，飛英銜恤，亂絮纏悲，春路迢迢。縹緲哀音，發龍笳鳳簫。 光景同，慘淡度巖邑，指河橋。馬蕭蕭。絡繹星軺。拂天容衞，江海上寒潮。萬國魂銷。追昔御東朝。開鈿扇，垂珠箔，侍璫貂。寶香燒。散飄。開仁壽域，神孫高拱，崑崙渤澥，玉燭方調。一旦宮車晚，旋歸泬寥。九載初，如夢次，功得瓊瑤。

祖禹字淳甫，一字夢得。其生也，母夢一偉丈夫被金甲入寢室，曰：“吾漢將軍鄧禹。”既寤，猶見之，遂以為名。幼孤，叔祖鎮撫育如己子。祖禹自以既孤，每歲時親賓慶集，慘怛若無所容，閉門讀書，未嘗預人事。既至京師，所與交遊，皆一時聞人。鎮器之曰：“此兒，天下士也。”

進士甲科。從司馬光編修《資治通鑑》，在洛十五年，不事進取。書成，光薦為秘書省正字。時王安石當國，尤愛重之。王安國與祖禹友善，嘗諭安石意，竟不往謁。富弼致仕居洛，素嚴毅，杜門罕與人接，待祖禹獨厚；疾篤，召授以密疏，大抵論安石誤國及新法之害，言極憤切。弼薨，人皆以為不可奏，祖禹卒上之。

神宗崩，祖禹上疏論喪服之制曰：“先王制禮，君服同於父，皆斬衰三年，蓋恐為人臣者不以父事其君。自漢以來，不惟人臣無服，人君遂不為三年之喪。國朝自祖宗以來，外廷雖用易月之制，宮中實行三年服。君服如古典，而臣下猶依漢制，故十二日而小祥，期而又小祥，二十四日而大祥，再期而又大祥。既以日為之，又以月為之，此禮之無據者也。古者再期而大祥，中月而禫。禫，祭之名，非服之色。今乃為之慘服三日然後禫，此禮之不經者也。服既除，至葬又服之，祔廟後即吉，才八月而遽純吉，無所不佩，此又禮之無漸者也。朔望，羣臣朝服以造殯宮，是以吉服臨喪；人主衰服在上，是以先帝之服為人主之私喪，此二者皆禮之所不安也。”

哲宗立，擢右正言。呂公著執政，祖禹以婿嫌辭，改祠部員外郎，又辭。除著作佐郎、修《神宗實錄》檢討，遷著作郎兼侍講。

神宗既祥，祖禹上疏宣仁後曰：“今即吉方始，服御一新，奢儉之端，皆由此起。凡可以蕩心悦目者，不宜有加於舊。皇帝聖性未定，睹儉則儉，睹奢則奢，所以訓導成德者，動宜有法。今聞奉宸庫取珠，户部用金，其數至多，恐增加無已，願止於未然。崇儉敦樸，輔養聖性，使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淫哇之聲，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則學問日益，聖德日隆，此宗社無疆之福。”故事，服除當開樂置宴，祖禹以為因除服而開樂設宴，則似除服而慶賀，非君子不得已而除之之意，不可。

夏暑權罷講，祖禹言：“陛下今日之學與不學，系他日治亂。如好學，則天下君子欣慕，願立於朝，以直道事陛下，輔佐德業，而致太平；不學，則小人皆動其心，務為邪諂，以竊富貴。且凡人之進學，莫不於少時，今聖質日長，數年之後，恐不得如今日之專，竊為陛下惜也。”遷起居郎，又召試中書舍人，皆不拜。呂公著薨，召拜右諫議大夫。首上疏論人主正心修身之要，乞太皇太后日以天下之勤勞、萬民之疾苦、羣臣之邪正、政事之得失，開導上心，曉然存之於中，使異日眾説不能惑，小人不能進。

蔡確既得罪，祖禹言：“自乾興以來，不竄逐大臣六十餘年，一旦行之，流傳四方，無不震聳。確去相已久，朝廷多非其黨，間有偏見異論者，若一切以為黨確去之，懼刑罰失中，而人情不安也。”

蔡京鎮蜀，祖禹言：“京小有才，非端良之士。如使守成都，其還，當使執政，不宜崇長。”時大臣欲於新舊法中有所創立。祖禹以為：“朝廷既察王安石之法為非，但當復祖宗之舊，若出於新舊之間，兩用而兼存之，紀綱壞矣。”遷給事中。

吳中大水，詔出米百萬斛、緡錢二十萬振救。諫官謂訴災者為妄，乞加驗考。祖禹封還其章，雲：“國家根本，仰給東南。今一方赤子，呼天赴訴，開口仰哺，以脱朝夕之急。奏災雖小過實，正當略而不問。若稍施懲譴，恐後無復敢言者矣。”

兼國史院修撰，為禮部侍郎。論擇監司守令曰：“祖宗分天下為十八路，置轉運使、提點刑獄，收鄉長、鎮將之權悉歸於縣，收縣之權歸於州，州之權歸於監司，監司之權歸於朝廷。上下相維，輕重相制，建置之道，最為合宜。監司付以一路，守臣付以一州，令宰付以一縣，皆與天子分土而治，其可不擇乎？祖宗嘗有考課之法，專察諸路監司，置簿於中書，以稽其要。今宜委吏部尚書，取當為州者，條別功狀以上三省，三省召而察之，苟其人可任，則以次表用之。至官，則令監司考其課績，終歲之後，可以校優劣而施黜陟焉。如此則得人必多，監司、郡守得人，縣令不才，非所患也。”

聞禁中覓乳媪，祖禹以帝年十四，非近女色之時，上疏勸進德愛身，又乞宣仁後保護上躬，言甚切至。既而宣仁諭祖禹，以外議皆虛傳，祖禹覆上疏曰：“臣言皇帝進德愛身，宜常以為戒。太皇太后保護上躬，亦願因而勿忘。今外議雖虛，亦足為先事之戒。臣侍經左右，有聞於道路，實懷私憂，是以不敢避妄言之罪。凡事言於未然，則誠為過；及其已然，則又無所及，言之何益？陛下寧受未然之言，勿使臣等有無及之悔。”拜翰林學士，以叔百祿在中書，改侍講學士。百祿去，復為之。範氏自鎮至祖禹，比三世居禁林，士論榮慕。

宣仁太后崩，中外議論洶洶，人懷顧望，在位者畏懼，莫敢發言。祖禹慮小人乘間害政，乃奏曰：“陛下方攬庶政，延見羣臣，此國家隆替之本，社稷安危之機，生民休慼之端，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際，天命人心去就離合之時也，可不畏哉？先後有大功於宗社，有大德於生靈，九年之間，始終如一。然羣小怨恨，亦為不少，必將以改先帝之政、逐先帝之臣為言，以事離間，不可不察也。先後因天下人心，變而更化。既改其法，則作法之人有罪當退，亦順眾言而逐之。是皆上負先帝，下負萬民，天下之所仇疾而欲去之者也，豈有憎惡於其間哉？惟辨析是非，深拒邪説，有以奸言惑聽者，付之典刑，痛懲一人，以警羣慝，則貼然無事矣。此等既誤先帝，又欲誤陛下，天下之事，豈堪小人再破壞邪？”初，蘇軾約俱上章論列，諫草已具，見祖禹疏，遂附名同奏，曰：“公之文，經世之文也。”竟不復出其稿。

祖禹又言：“陛下承六世之遺烈，當思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人民者祖宗之人民，百官者祖宗之百官，府庫者祖宗之府庫。一言一動，如臨之在上，質之在傍，則可以長享天下之奉。先後以大公至正為心，罷安石、惠卿所造新法，而行祖宗舊政。故社稷危而復安，人心離而複合，乃至遼主亦戒其臣勿生事曰：‘南朝專行仁宗之政矣。’外夷之情如此，中國之人心可知。先後日夜苦心勞力，為陛下立太平之基。願守之以靜，恭己以臨之，虛心以處之，則羣臣邪正，萬事是非，皆瞭然於聖心矣。小人之情專為私，故不便於公；專為邪，故不便於正；專好動，故不便於靜。惟陛下痛心疾首，以為刻骨之戒。”章累上，不報。

忽有旨召內臣十餘人，祖禹言：“陛下親政以來，四海傾耳，未聞訪一賢臣，而所召者乃先內侍，必謂陛下私於近習，望即賜追改。”因請對，曰：“熙寧之初，王安石、呂惠卿造立新法，悉變祖宗之政，多引小人以誤國，勳舊之臣屏棄不用，忠正之士相繼遠引。又用兵開邊，結怨外夷，天下愁苦，百姓流徙。賴先帝覺悟，罷逐兩人，而所引羣小，已佈滿中外，不可復去。蔡確連起大獄，王韶創取熙河，章惇開五溪，沈起擾交管，沈括、徐禧、俞充、種諤興造西事，兵民死傷皆不下二十萬。先帝臨朝悼悔，以謂朝廷不得不任其咎。以至吳居厚行鐵冶之法於京東，王子京行茶法於福建，蹇周輔行鹽法於江西，李稷、陸師閔行茶法、市易於西川，劉定教保甲於河北，民皆愁痛嗟怨，比屋思亂。賴陛下與先後起而救之，天下之民，如解倒縣。惟是向來所斥逐之人，窺伺事變，妄意陛下不以修改法度為是，如得至左右，必進奸言。萬一過聽而複用之，臣恐國家自此陵遲，不復振矣。”又論：“漢、唐之亡，皆由宦官。自熙寧、元豐間，李憲、王中正、宋用臣輩用事總兵，權勢震灼。中正兼幹四路，口敕募兵，州郡不敢違，師徒凍餒，死亡最多；憲陳再舉之策，致永樂摧陷；用臣興土木之工，無時休息，罔市井之微利，為國斂怨。此三人者，雖加誅戮，未足以謝百姓。憲雖已亡，而中正、用臣尚在，今召內臣十人，而憲、中正之子皆在其中。二人既入，則中正、用臣必將複用，願陛下念之。”

時紹述之論已興，有相章惇意。祖禹力言惇不可用，不見從，遂請外。上且欲大用，而內外梗之者甚眾，乃以龍圖閣學士知陝州。言者論祖禹修《實錄》詆誣，又摭其諫禁中僱乳媪事，連貶武安軍節度副使、昭州別駕，安置永州、賀州，又徙賓、化而卒，年五十八。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