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台詩案

熙寧二年（1069年），宋神宗任用王安石為參知政事，主持變法改革。由於蘇軾與變法派的政見不合，遭受排擠。蘇軾自覺在朝廷無法立足，於是申請外任。在神宗的直接干涉下，蘇軾於熙寧四年（1071年）任杭州通判。之後又分別擔任密州、徐州、湖州知州。在任職上，蘇軾看到了新法執行過程中的諸多流弊。 ^[1]  像涉嫌朝廷放貸的青苗法、兩浙路嚴苛的食鹽專賣法、鼓勵人告密的手實法等， 蘇軾都極為反感，於是便形諸吟詠，對新法實行過程中出現的弊端進行批評和諷諫。而在當時，王安石早於熙寧九年（1076年）二次罷相，變法事業的主導者已經從王安石變為神宗本人。當時變法已經成為皇帝親自部署的既定國策，反對變法就是反對神宗的既定決策。 ^[2] 

據王銍《元祐補錄》記載：最先把蘇軾作詩諷刺新法舉報給朝廷的是沈括。熙寧六年（1073年）， 沈括以檢正中書刑房公事的身份到浙江巡查新法實行的情況，看到蘇軾的詩稿，認為涉嫌誹謗朝政，上呈神宗，但是當時他的意見並未受到重視。 ^[6] 

元豐二年（1079年）蘇軾由徐州調任湖州知州。於四月二十日到任，進《湖州謝上表》，其中寫到：

句中“其”為自稱，“新進”即指神宗任用的新派人物。公開地明白無誤地表達了自己不與當朝新貴合作的態度，表達了自己對新法“生事”的不滿。^[注1]

秋七月，負責監察百官的御史台官員李定、何正臣、舒亶等人接連上章彈劾蘇軾。彈劾的導火索正是上表中的這兩句話。認為蘇軾是攻擊朝政，反對新法。神宗及新派人物都大為惱火。後來由神宗批示後，七月二十八日，台吏皇甫僎攜吏卒急馳湖州勾攝蘇軾。

當時駙馬都尉王詵與蘇軾交情深厚，秘密遣人告訴當時任南京幕官的蘇轍，蘇轍立馬派人往湖州告知蘇軾。當時皇甫僎快馬如飛，但是由於兒子生病在潤州停留半日。故蘇轍人馬先到，蘇軾提前知道消息後立即告假，由通判祖無頗權攝州事。皇甫僎到達湖州後，態度十分強硬的將蘇軾押解赴京。

“僎徑入州廨，具靴袍，秉笏立庭下，二台卒夾侍，白衣青巾，顧盼猙獰，人心洶洶不可測。軾恐，不敢出，乃謀之無頗。” ^[3] 

“撰促軾行，二獄卒就直之。即時出城登舟，郡人送者雨泣。頃刻之間，拉一太守如驅犬雞。” ^[3] 

蘇軾七月二十八日被逮捕，八月十八日送進御史台的監獄。二十日便被正式提訊。御史台在此案中負責“推勘”（或曰“根勘”），也就是調查審訊，勘明事實，其結果呈現為“供狀”；接下來，當由大理寺負責“檢法”，即針對蘇軾的罪狀，找到相應的法律條文，進行判決，其結果便是“判詞”。根據朱剛所作文獻 ^[4]  指出“詩案”在審判方面的基本過程，可以分為如下四個環節：

根據《東坡烏台詩案》記載，^[注2]御史台於元豐二年十一月三十日奏上審訊結果。即蘇軾從被押至御史台的八月十八日起，直至十一月底，“詩案”都處在審訊即“根勘”階段。審訊的結果就是“供狀”，蘇軾“供狀”的每篇都涉及另一個人（首先是王詵，其他如李清臣、司馬光、黃庭堅等），蘇軾與之發生了詩文唱和或贈送的關係，這些詩文被列舉出來，追問其中是否含有譏諷內容。供狀分列了大約四十篇，而篇幅最大的就是跟王詵相關的第一篇。為了增強反對的力度，御史台在“供狀”定稿已經提交後，還繼續挖掘蘇軾的更多“罪狀”，尤其是與駙馬王詵交往中的“非法”事實。其中有關詳細的指控與供認如下：

六月，監察御史裏行何正臣摘引“新進”、“生事”等語上奏，説蘇軾“愚弄朝廷，妄自尊大”。北宋神宗年間蘇軾因為反對新法，並在自己的詩文中表露了對新政的不滿。又由於他當時是文壇的領袖，任由蘇軾的詩詞在社會上傳播對新政的推行很不利。

監察御史裏行舒亶又根據《元豐續添蘇子瞻學士錢塘集》上奏彈劾説：

“至於包藏禍心，怨望其上，訕瀆謾罵，而無復人臣之節者，未有如軾也。蓋陛下發錢（指青苗錢）以本業貧民，則曰‘贏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強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課試郡吏，則曰‘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知無術’；陛下興水利，則曰‘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鹽鹼地）變桑田’；陛下謹鹽禁，則曰‘豈是聞韶解忘味，爾來三月食無鹽’；其他觸物即事，應口所言，無一不以譏謗為主。

國子博士李宜之、御史中丞李定也指控蘇軾的罪行，聲稱必須因其無禮於朝廷而斬首。李定舉了四項理由説明為什麼應當處蘇軾極刑。他説：“蘇軾初無學術，濫得時名，偶中異科，遂叨儒館。”接着説蘇軾急於獲得高位，在心中不滿之下，乃譏訕權要。再次，皇帝對他寬容已久，冀其改過自新，但是蘇軾拒不從命。最後，雖然蘇軾所寫詩之荒謬淺薄，但對全國影響甚大，“臣叨預執法，職在糾察，罪有不容，豈敢苟止？伏望陛下斷自天衷，特行典憲，非特沮乖慝之氣，抑亦奮忠良之心，好惡既明，風俗自革。

最初，蘇軾承認，他遊杭州附近村莊所作的《山村五絕》裏“贏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強半在城中”是諷刺青苗法的，“豈是聞韶解忘味，邇來三月食無鹽”是諷刺鹽法的。除此之外，其餘文字均與時事無關。到二十二日，御史台審問他《八月十五日看潮》裏“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兩句的用意，他拖到二十四日，才説是“諷刺朝廷水利之難成”。至於《戲子由》詩違抗“朝廷新興律”的主旨，直到二十八日才作了交代。

當時御史中丞李定向皇帝報告案情進展。説蘇軾面對彈劾全都承認了。神宗大怒，懷疑蘇軾要麼是受刑不過，要麼是有更大的秘密要隱藏。於是問李定可曾用刑。李定答道：蘇軾名高當時，辭能惑眾為避人言，不敢用刑。神宗大怒，命御史台嚴加審查，一定要查出所有人。

到九月份，御史台已從四面八方抄獲了蘇軾寄贈他人的大量詩詞。有一百多首在審問時呈閲，有三十九人受到牽連，其中官位較高的是司馬光。王安石罷相的次年（1077年），蘇軾寄贈司馬光一首《獨樂園》。御史台説這詩諷刺新法，蘇軾供認不諱。

御史台又找到了蘇軾痛斥“新進”的《和韻答黃庭堅二首》，抨擊“生事”的《湯村開運河，雨中督役》詩。前者是與黃庭堅唱和的，後者寄贈好友王詵。對於《和韻》，蘇軾解釋説，前四句以譏今之小人輕君子，如莨莠之奪嘉穀也，後面意言君子小人各自有時，如夏月蚊虻縱橫，至秋自息，言黃庭堅如“蟠桃”，進用必遲；自比“苦李”，以無用全生。又取《詩》雲：‘憂心悄悄，愠於羣小。’皆以譏諷當今進用之人為小人也。”對於《湯村》一詩，蘇軾也供認自己確有對鹽官在湯村一帶開運鹽河的不滿，“農田未了，有妨農事”，“又其河中間有湧沙數里”不宜開河，“非農事而役農民”，“役人在泥中，辛苦無異鴨和豬”等等。

舒亶等人趁機讓副相王珪檢舉蘇軾《王復秀才所居雙檜》，王珪説：“陛下飛龍在天，軾以為不知己，而求之地下之蟄龍，非不臣而何？”神宗不以為然。

蘇軾任密州太守期間作的《後杞菊賦》的序言裏曾提到吃杞菊的苦種籽，御史認為作者是在直接諷刺全境百姓的貧窮，尤其指朝廷對官吏薪俸的微薄。“生而盲者不識日”是諷刺科舉考生的淺陋無知，諷刺考生不通儒學，只知道王安石在《三經新義》裏對經書的註釋。

在給王詵的詩裏，有一行是“坐使鞭棰環呻呼”，又説，“歲荒無術歸亡逋”，他也提到“虎難摩”是為政貪婪的象徵，給李常的詩裏，他確是説在密州“灑涕循城拾棄孩”，見到男屍、女屍、嬰屍餓死在路邊，當時確是“為郡鮮歡”。在給孫覺的詩裏，有一行説二人相約不談政治，是真在一次宴席上約定，誰談政治就罰酒一杯。給曾鞏的詩裏説他厭惡那些“聒耳如蜩蟬”的小政客。給張方平的詩裏把朝廷比作“荒林蜩蚻（zhá）亂”和“廢沼蛙幗淫”，又説自己“遂欲掩兩耳”。給範鎮的詩裏，他直言“小人”，給周邠（bīn）的詩裏把當權者暗比作“夜梟”。好友劉恕罷官出京時，蘇軾寫了兩首詩給他：

前一首最後一句取自詩經“俱曰予聖，誰識烏之雌雄”，等於説朝廷上只有一羣烏鴉，好壞難辨。後一首表達自己對小人的爭權爭位不屑一顧。

蘇軾下獄後未卜生死，一日數驚。在等待最後判決的時候，其子蘇邁每天去監獄給他送飯。由於父子不能見面，所以早在暗中約好，平時只送蔬菜和肉食，如有死刑判決的壞消息，就改送魚，以便心裏早做準備。一日，蘇邁因銀錢用盡，需出京去借，便將為蘇軾送飯一事委託遠親代勞，卻忘記告訴遠親暗中約定之事。偏巧那個遠親那天送飯時，給蘇軾送去了一條燻魚。蘇軾一見大驚，以為自己凶多吉少，便以極度悲傷之心，為弟蘇轍寫下訣別詩兩首，

“聖主如天萬物春，小臣愚闇自亡身。百年未滿先償債，十口無歸更累人。是處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獨傷神。與君世世為兄弟，更結來生未了因。”

“柏台霜氣夜悽悽，風動琅璫月向低。夢繞雲山心似鹿，魂飛湯火命如雞。額中犀角真君子，身後牛衣愧老妻。百歲神遊定何處？桐鄉應在浙江西。”

大約從十二月起，“詩案”進入了判決階段。如果陳睦的“錄問”^[注3]很快完成，交給大理寺，那麼大理寺的初判可以被推測在十二月初。有關了大理寺的判詞，《續資治通鑑長編》（以下簡稱“長編”）則將其要點概括為： “當徒二年，會赦當原。”換言之，大理寺官員通過檢法程序，判定蘇軾所犯的罪應該得到“徒二年”的懲罰，但因目前朝廷發出的“赦令”，他的罪應被赦免，那也就不必懲罰。

大理寺的初判顯然令御史台非常不滿，《長編》在敍述了大理寺“當徒二年，會赦當原”的判決後，續以“於是中丞李定言”“御史舒亶又言”云云，即御史中丞李定和御史舒亶反對大理寺判決的奏狀。他們向皇帝要求對蘇軾“特行廢絕”，強調蘇軾犯罪動機的險惡，謂其“所懷如此，顧可置而不誅乎”？不過李定和舒亶的兩份奏狀並不包含司法方面的討論，沒有指出大理寺的判詞本身存在什麼錯誤，只説其結果不對，起不到懲戒蘇軾等“舊黨”人物的作用。

審刑院在案件審核中起到複核作用。從《重編東坡先生外集》所載“審刑院本”的結案判詞可以看出，審刑院支持了大理寺“當徒二年，會赦當原”的判決，並進一步強調赦令的有效性。其結案判詞可以被梳理為三個要點：一是定罪量刑，蘇軾所犯的罪“當徒二年”；二是強調赦令對蘇軾此案有效，“會赦當原”，也就是免罪；三是根據皇帝聖旨，對蘇軾處以“特責”，貶謫黃州。由於當時當朝多人為蘇軾求情，宰相吳充直言：“陛下以堯舜為法，薄魏武固宜，然魏武猜忌如此，猶能容禰衡，陛下不能容一蘇軾何也？”王安石也勸神宗説：聖朝不宜誅名士。太皇太后曹氏也出面干預：“昔仁宗策賢良歸，喜甚，曰：‘吾今又為吾子孫得太平宰相兩人’，蓋軾、轍也，而殺之可乎？”章惇等人亦出面力挽，十二月二十九日，聖諭下發，蘇軾終免一死，貶謫為“檢校尚書水部員外郎黃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轟動一時的“烏台詩案”就此銷結。

受到牽連的人中，三個人的處罰較重。駙馬王詵因泄露機密給蘇軾，而且時常與他交往，調查時不及時交出蘇軾的詩文，且更因對待公主不禮貌，寵妾壓妻，被削除一切官爵。其次是王鞏，被御史附帶處置，發配西南。第三個是蘇轍，他曾奏請朝廷赦免兄長，自己願意納還一切官位為兄長贖罪，他並沒有收到什麼嚴重的毀謗詩，但由於家庭連帶關係，仍遭受降職處分，調到高安，任筠州酒監。其他人，張方平與其他大官都是罰紅銅三十斤，司馬光和範鎮及蘇軾的十八個別的朋友，都各罰紅銅二十斤。

木齋先生對於這個問題的論述已經十分精闢，現直接引用過來：“詩案對詩人的思想和創作不能不發生深刻影響。有人説，詩案是蘇軾一生的轉折點：蘇軾由當初的“奮厲有當世志”、“致君堯舜”，轉變為“聊從造物遊”的藝術人生。案前，詩人主要是深刻地反省仕宦人生；其後，他痛苦的心靈在自然的天地裏找到了歸宿，發現了新的人生境界。也有人説，黃州時期．“蘇軾精神寄託的對象從名利事業而暫時轉移到東坡，轉移到大自然。這就是對統治集團的一種疏遠，這不能不無它的積極意義”。詩案對於蘇軾，渾如一場惡夢。夢後的黃州貶謫生活，使蘇軾從具體的政治哀傷中擺脱出來，重新認識社會，重新評價人生的意義。”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