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穆

清光緒二十一年農曆六月初九（1895年7月30日），江蘇無錫七房橋五世大房產下男嬰。該户男主人錢承沛為其取名“恩繰”，字“賓四”。錢恩繰即錢穆，而錢穆這個名字是他的兄長錢恩第於次年春替他改的。 ^[7] 

父親錢承沛考中秀才後，因體弱多病，無意科名。但對兩個兒子卻寄予厚望，希望他們能讀書入仕。 ^[8] 

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錢承沛為錢摯和另一個侄子從附近的盪口鎮聘來一塾師。塾師寓居在錢承沛兄長家，加上塾師自己的兒子，共三人同塾。第二年秋，錢穆在父親的帶領下來也到了家塾，並在瞻拜完孔子像後從此開始了正式的求學生涯。 ^[8] 

光緒三十年（1904年），盪口鎮私人新創果育小學，分初、高兩級，各四年。錢摯、錢穆兩人被送往就讀經過入學考試，錢摯入高等一年級，錢穆入初等年級。 ^[9] 

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錢承沛因肺病逝世，去世前將教導兩幼弟的責任託付給了錢摯與錢穆。 ^[9] 

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冬，常州府中學堂成立。錢摯所在果育高級四年級八名同學全體報名應考，錢穆也在錢伯圭與華倩朔兩位老師的鼓勵下報了名。其中，錢摯考取了師範班，錢穆考取了中學班。錢伯圭因知錢穆家貧，其前往常州府中學堂所用的枕被鋪蓋也由其代為置辦。 ^[9] 

宣統二年（1910年），錢穆轉入南京私立鍾英中學。 ^[9] 

宣統三年（1911年），武昌起義爆發，學校停辦，錢穆於是被迫輟學。 ^[9] 

民國元年（1912年）春，年僅十八歲的錢穆為親戚推薦，前往秦家水渠三兼小學任教。三兼小學高初兩級又分兩個班，錢穆原則上任高級班並教授國文、史地、英文、數學、體育、音樂等，每週教課三十六小時，月薪國幣十四元。錢穆一邊教書，一邊刻苦攻讀，進步很快。他先讀完《孟子》，在家裏從父親遺書中發現《史記》一書，又發現毛大可的《四書改錯》，他精心鑽研而瞭解清代乾嘉諸儒及其學術。當時錢穆也喜歡讀《東方雜誌》， 並寫了《論民國今後之外交政策》寄給該雜誌，由於涉及外交機密而沒有發表。 ^[2] 

民國三年（1914年），錢穆不再去三兼小學，轉入鴻模學校（前身為果育小學）任教。鴻模學校規模完備，高初各分幾班，錢穆教高級班國文、史地課。每堂課的課時相較三兼小學有所縮減，而月薪增至二十元。錢穆夢想考進北大，因此熟讀夏曾佑編寫的《中國歷史教科書》（北京大學教材），之後他在北大講課常以此為據。 ^[2] 

民國四年（1915年），錢穆轉入無錫縣第四高等小學任教。每週教課十八小時，同時兼任鴻模學校的課。儘管鄉間教書工作很繁雜，但他仍堅持看書。他又效法古人剛日誦經、柔日讀史的方法，科學地安排時間，定於每日清晨必讀難讀之書，夜晚後開始讀史書，中間上下午讀一些閒雜書。 ^[2] 

錢穆教《論語》時也讀《馬氏文通》，並模仿體例，歷經幾年寫成《論語文解》一書。此書於民國七年（1918年）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這是錢穆出版的第一部著作。他將稿酬購得浙江官書局本《二十二子》，於是着力研究《墨子》， 發現版本論者都有錯誤，便開始逐條指出其中錯誤，並加以修正，最後寫成《墨經解》。數年後，與他研究惠施、公孫龍的論文等收入他自編的《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第二冊中。 ^[2] 

民國八年（1919年），約翰·杜威來華講學，涉及教育問題。而他的觀點與中國傳統教育不同，吸引了錢穆注意。二十五歲的錢穆想與幼童接觸，從頭開始實驗，從中瞭解中外教育異同與得失，於是轉入後宅鎮泰伯市立第一初級小學任校長。在此期間他得到康有為《新學偽經考》石印本，是他以後寫《劉向歆父子年譜》的張本。當時李石岑回國在上海《時事新報》副刊《學燈》任主編。錢穆撰寫《愛與欲》寄去，刊載在《學燈》上，這是他生平在報紙上第一次投稿。隨後他又寄去《論希臘某哲人與中國道家思想之異同》， 於幾日後刊出。 ^[2] 

民國十一年（1922年）秋，錢穆辭去後宅小學及泰伯市立圖書館長之職，到泰伯市縣立第一高等小學任教。一個月後應聘於廈門集美學校。到集美以後，他任高中部、師範部三年級同屆畢業生的兩個班的國文課，同時講授曹操《述志令》。當時他研究中國文學史有心得，認為漢末建安時期是古今文體發生轉變的時代。在此期間，他讀《船山遺書》， 後在北大寫《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王夫之一章所用的資料即來源於此。又受到王夫之關於屈原居湘中的“湘”其實是漢水一説的啓發，此後對古史地名沿革的研究，發端於此。他所著的《莊子纂箋》也受王夫之注莊子的啓發。 ^[2] 

民國十二年（1923年），無錫江蘇省立第三師範資深教席錢基博推薦他到同校任教。當時學校規定，除國文一科外，教師於每年必兼開一課，第一年文字學，第二年《論語》，第三年《孟子》，第四年國學，教者編撰講義。錢穆於是在第二年、第三年分別編撰《論語要略》和《孟子要略》， 第四年編撰《國學概論》，這些書稿後來均有出版。 ^[2] 

民國十六年（1927年）秋，錢穆開始在蘇州中學任教最高班的國文課，並任全校國文的主任教席和最高班的班主任。次年春，方壯猷到蘇州告知錢穆，商務印書館正在編寫《萬有文庫》， 其中《墨子》和《王守仁》尚無人承擔，錢穆於是日以繼夜地趕寫，不久兩書寫成，收入《萬有文庫》。同年夏，他應蘇州青年會學術講演會之邀，講演“易經研究”一題，後收入《中國學術思想論叢》第一冊中。 ^[2] 

民國十七年（1928年）夏秋之際，錢穆的妻子及新生嬰兒相繼死去。當時其兄錢摯執教於無錫榮巷榮氏新創立的榮巷中學，聞訊後速回家幫他料理後事，但因勞傷過度，舊病突發，不幸也溘然長逝。次年，錢穆在蘇州續絃，開始了新的生活。 ^[2] 

民國十九年（1930年），錢穆因發表《劉向歆父子年譜》成名，被顧頡剛推薦，聘為燕京大學國文講師。這時，錢穆《先秦諸子系年》已完稿，經顧頡剛推薦申請編入《清華叢書》但未獲通過，後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當時北京各大學都開設經學史和經學通論等課，都擁護康有為今文家的主張。《劉向歆父子年譜》一文使大家都懷疑他是古文家。同年假期，他返蘇州侍奉母親，並撰寫《周官著作時代考》和《周初地理考》， 載於《燕京學報》。 ^[2] 

民國二十年（1931年）夏，錢穆應聘執教於北京大學。他在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中國上古史、秦漢史。另有一選修課可以由自己來定，他選自開設近三百年學術史。由於和之前梁啓超講過的思路不同，因此錢穆自編講義，為《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雛形。次年，又開中國政治制度史。當時系主任是陳受頤，實際主事的是傅斯年。他們在以前的政治制度是否應當研究的問題意見相左。錢穆認為，研究歷史問題的人應當知道政治如何是從貴族政治到封建專制的，因而他堅持開設此課。 ^[9]  當時北大通史課分聘北京史學界諸名家分講，錢穆也分講一席。他認為通史課由幾個人分講不能一條線通貫上下，後改為兩人講，後半部由陳寅恪講。 ^[2] 

到了民國二十二年（1933年）秋，北大隻聘錢穆執教中國通史課，於是他在北大的課程，改為上古史、秦漢史和通史三門。他將通史課在一年規定時間內講完，力求一貫到底。上課時對講述均有取捨。他講課時史料充分，並能彼此相關，遵從客觀，不發空論。在講解封建王朝的政治制度、經濟發展和文治武功上，他選擇歷代的精華，闡述其發展流變與相承。更為重要的是根據歷代人的有關意見，來陳述有關的各項得失。他提綱挈領，分門別類，逐條逐款定其取捨，終於初步完成自己心願。上自遠古，下到清末，兼羅幷包，形成一個完整的體系，並在以後的講課中不斷補充、修改，為日後成書打下基礎。 ^[2] 

在北大期間，錢穆不僅教學，而且還從事學術研究，把教學與學術研究結合起來。他先後出版了兩部重要的代表作，即《先秦諸子系年》和《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 ^[9] 

早在民國十年（1921年），錢穆就有意寫一部關於先秦諸子學方面的書。首先一項工作是考研諸子生平年代的先後。由於諸子年世不明，錢穆只有將諸子書與《史記》和《戰國策》 對照校勘，又從《史記索隱》中得知古本《竹書紀年》殘片，而所任教的中學，藏書甚少，限制了他的研究。錢穆來北京任教以後，日常生活安定，北京各圖書館書籍多， 查閲方便，在教課之餘，他將十多年積累的書稿重加增訂修改，民國二十二年（1933年）寫成《先秦諸子系年》一書，民國二十四年（1935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 ^[2] 

錢穆在北大任教期間又兼任清華、燕大、師大等學校的課。當時北平的學術界人才濟濟，錢穆在北平任教八年，有幸結識了許多著名學者，並與他們建立了良好的私人關係。 ^[2] 

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當日軍大舉進犯、國土相繼淪陷的情況下，南京國民政府決定組織高校西遷，並進行調整重組。其中，國立北京大學、國立清華大學和私立南開大學轉遷往長沙，組成國立長沙臨時大學。錢穆將歷年講授中國通史增刪積成的五六厚冊筆記裝入衣箱底層夾縫，在10月10日之後，與湯用彤、賀麟兩人結伴同行，從天津南下長沙，開始了抗戰時期流轉西南八年的學術生涯。與在北大時期一樣，錢穆在西南聯大主講中國通史，也吸引了大批學生，內遷西南的各個高校都紛紛請他講學。 ^[2] 

民國二十七年（1938年）4月，錢穆最終到達西南聯大文學院所在地蒙自，至是輾轉流徙萬里，閲盡生靈塗炭。錢穆復講國史，倍受學生歡迎。雖然生活顛沛，書籍匱乏，但是他為了滿足全國知識青年和時代的急迫需要，在師生的鼓勵和同事陳夢家的勸説下，決心寫一部中國通史教科書。5月，《國史大綱》陸續起稿。8月，西南聯大放暑假後，文學院從蒙自遷回昆明，錢穆為寫書而滯留蒙自，與湯用彤、姚從吾、容肇祖、沈有鼎、賀麟、吳宓借居舊時的法國醫院。自9月空襲頻來，錢穆苦於奔波。其間，乘火車往返昆明蒙自途經宜良，見風景佳美，決意在此寫作。於是經友人介紹，求得當時宜良縣長王丕之幫助，同意提供位於巖泉下寺的“縣長別墅”供居住，續寫篇章。後半年，錢穆直接遷居巖泉上寺。錢穆在上寺的心情比下寺更加愉快，在舒適的環境裏奮筆疾書，一年內終於完成了《國史大綱》書稿。 ^[10-11] 

民國二十八年（1939年）7月初，暑假開始，錢穆告假返回蘇州省視母親。遷至成都的山東齊魯大學剛剛成立的國學研究所所長顧頡剛來找錢穆，希望他能和自己一同前往該所工作。錢穆考慮到從北大歷史系轉來的學生全部畢業，因而答應。 ^[9]  但為其《國史大綱》稿付印及侍奉母親，便通函顧頡剛請假一年。顧頡剛覆函批假，而且薪水照發，且囑託錢穆主編《齊魯學報》。 ^[12] 

民國二十九年（1940年）夏秋之際，錢穆離家入川，經重慶，10月22日至成都並於30日履任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職事。齊魯大學在成都南郊華西壩，研究所則在成都西北郊崇義橋賴家花園，距城二十里左右。研究員、助理員共十餘人，各自鑽研。由於顧頡剛在研究所內的權力受到掣肘，遂心生離開齊魯大學之心，並將執管研究所的權力漸交錢穆。錢穆主管研究所期間，每週六舉行講論會，每月外出旅行一次，師生彼此交流融洽，共同討論，對學生們啓發很大。 ^[12]  除了在研究所任職之外，錢穆還兼課於齊魯大學。 ^[9] 

顧頡剛在研究所時，從美國哈佛燕京學社得到捐助併購置很多圖書，又從淪陷區北平購得金石考古等學術著作，還有成都等地藏書家寄存了八萬冊圖書，海量藏書讓錢穆大為高興。當時錢穆應蔣介石及教育部的邀請，潛心撰寫《清儒學案》，正可藉助這裏豐富的圖書資料。當時錢穆還從中西比較出發，為揭示中國文化內在的精神，鼓舞國內抗戰的民族熱情，撰寫《中國文化史導論》。 ^[12] 

民國三十年（1941年）6月5日，顧頡剛由成都飛抵重慶，出任文史雜誌社副社長。從此之後，顧頡剛因兼職重慶，留在研究所的日子少，而離開研究所的日子多。但顧頡剛最後還是因為事務繁忙，於民國三十一年（1942年）4月25日辭去國學研究所主任，其職務由錢穆接任。 ^[9] 

民國三十一年（1943年）春，錢穆因張其昀力邀赴遵義浙江大學講學一個月。後來，張其昀 ^[58]  又為他主辦的《思想與時代》雜誌向錢穆約稿。錢穆將自己當時正在撰寫的《中國文化史導論》當中的各個篇章，以及接着撰寫的幾篇有關中國文化與宋明理學方面的論文陸續投寄了過去。也正是從這裏開始，錢穆將自己的治學對象從歷史轉向了文化。 ^[9] 

民國三十三年（1944年），錢穆撰文《中國歷史上青年從軍先例》號召知識分子投筆從戎。 ^[1] 

抗戰勝利後，北大奉命將於民國三十五年（1946年）暑假後在北平復校。當時傅斯年暫代北京大學校長。 ^[9]  出於傅斯年和錢穆早年的矛盾，當時不在昆明的以往北大的同事都收到了邀請他們迴轉北平的信函，但錢穆卻不在其列。錢穆出於北方國共政局糾紛複雜、學校師生風潮湧動等考量，決心繼續在南方閉門著述。 ^[13] 

民國三十五年（1946年）夏，於乃義想要籌建私立五華學院，通過李埏敦請錢穆赴昆明講學。雲南大學文史系主任方國瑜聽説後也託李埏敦請。最後，決定由兩校合聘。 ^[14]  此時，接受聘約的錢穆臨時接受了上海市教育局舉辦的“中學教師暑期講習會”之聘，擔任史地組專家；而對暨南大學等校的誠邀則一概加以拒絕。 ^[15]  11月26日，錢穆乘坐中央班機，由漢口轉昆明，受到五華學院籌備委員周介清、方國瑜、李季鄴、李幼舟、於乃義等各部門人員與五華中學及教育學術界人士等數十人的迎接。 ^[16]  到校後，錢穆擔任文科研究所所長兼文史研究會導師。隨後文史研究會改為講習會，並改進講演方式，請各教授作專書或學術系統之講授。 ^[17]  11月至次年1月，總共23次講演，計有4位主講人。其中錢穆7次：均為中國先秦思想史 ^[18]  。在五華學院講課的錢穆同時還兼任文史學系教授於雲南大學。 ^{[9]  [14]} 

民國三十六年（1947年），因為身體原因，錢穆不得已接受了無錫榮氏家族創辦的私立江南大學代表榮德生的邀請，於11月正式轉赴該校擔任文學院院長兼歷史系主任，教授《中國通史》課。 ^[7]  此任教期間，錢穆著成《湖上閒思錄》、《莊子纂箋》、《中國歷史新編》、《孟子研究》、《中國人之宗教社會及人生觀》等書。 ^[2] 

民國三十七年（1948年）3月後，江南大學定於每週一上午十時至十二時在禮堂開辦學術講演週會，錢穆專講述《中國文化之精神》。4月，中央研究院第一次院士選舉，選出的八十一人中沒有錢穆。嚴耕望認為，這主要由於錢穆與新考證派鉅子之間關係不和諧所致。抗戰前後，中國史學界以史語所為代表之新考證派聲勢最盛，無疑為史學主流。因為錢穆民族文化意識特強，在意境與方法上日漸強調通識，認為考證問題亦當以通識為依歸，故與新考證派分道揚鑣。 ^[9]  同年秋，錢穆任無錫江南大學文學院院長兼歷史系主任一職，課餘時間撰寫《湖上閒思錄》。當時新任蘇州城防司令孫鼎宸（王耀武舅子）仰慕其名聲，數次訪問錢穆。 ^[9] 

1949年4月，廣州私立華僑大學校長王淑陶來信邀請錢穆前往任教，錢穆決意前往。雖然受到多方挽留，但由於對新生政權的不信任，以及被毛澤東視作被蔣介石控制的知識分子等原因，錢穆最終還是選擇與江南大學同仁唐君毅從無錫南下廣州。春假時，離開家人獨身前往廣州，曾以家事相托孫鼎宸。10月，錢穆隨華僑大學再遷香港，出任香港亞洲文商學院院長。 ^[9] 

1949年，國民黨政府退守台灣，錢穆雖沒有赴台，卻也因為憂心時局，與不少知識分子經廣州去了香港。在香港，錢穆除在徐復觀主持的《民主評論》發表文章外，為了實現為中國人辦教育的目的，又籌劃創辦“亞洲文商學院”。 ^[19]  由錢穆任院長，崔書琴任教務長。錢穆請來唐君毅擔任哲學方面的課務。經濟方面的課務，錢穆則邀來此時在香港主編《民主評論》的張丕介兼任。學校當時並無固定校址，只租到了九龍偉晴街華南中學的三間教室使用。因為學校是在夜間上課，故而暫時定名為“亞洲文商夜校”，並於同年10月10日正式開學。 ^[9] 

1950年春，在開辦後的第二個學期，上海商人王嶽峯斥資在九龍深水埔桂林街61—65號購得新樓三楹，供作新校舍。錢穆因此和學校監督商量，打算將學校改為日校。學校監督卻告知錢穆，亞洲文商夜校是他創辦，不打算改作日校，也不願意將校名相讓。錢穆在學校監督的建議下向香港教育司申請立案另創一校，而此時崔書琴也被邀請去了台北，新校遂由錢穆一人主持。學校遷往桂林街新校舍之後，正式更名為“新亞書院”。吳俊升、任泰、梁寒操、楊汝梅、劉百閔、羅香林等人陸續加入新亞書院。作為當時香港唯一大學的香港大學，其中文系的教師陣容也遠不能比，新亞書院因此受到香港教育司重視。新亞書院又另外組織了董事會，請錢穆在華僑大學的同事趙冰出任董事長，同時也在學校上課。 ^[9] 

3月25日，新亞書院發佈了由錢穆撰寫的《招生簡章》。該簡章將新亞書院旨趣概括為“上溯宋明書院講學精神，旁採西歐大學導師制度，以人文主義之教育宗旨，溝通世界中西文化，為人類和平社會幸福謀前途”；在課程方面，“主張先重通識，再求專長”；而教學則“側重訓練學生以自學之精神與方法”。 ^[20]  隨着新亞各項事宜的開展，由於王嶽峯的經濟能力有限，在為新亞書院租來一所新校舍，又維持了書院前一兩個月的日常開銷之後，就無法繼續供給下去了。此時的新亞書院資金短缺，關心新亞書院的人希望錢穆外出尋求經濟支援。同年冬，錢穆在新亞全校的力促下乘飛機抵達台北，並在張其昀的陪同下趕赴士林官邸，出席蔣介石的午餐宴請。雖然錢穆沒有直言相告新亞面臨的困境，但由於居正的協助，錢穆此行最終還是籌得了“總統府”款項。 ^[9] 

1950年之後，隨着蔣介石在台政務與各項文化建設逐漸展開，錢穆每年還會受邀到台灣演説或與蔣介石小敍，傳授中國文化與歷史精神。而且宋美齡、蔣經國多會招待，同時蔣介石指示台灣行政當局每月撥給港幣3000元，供新亞紓解資金困境，前後達4年。錢穆曾考慮在台興辦新亞書院分校，但因未獲國民黨支持而不了了之。 ^[19] 

1953年，錢穆創立新亞研究所並擔任所長。 ^[3]  當時孫鼎宸舉家來到香港，每週必出席新亞書院的學術講座，在錢穆的指點下每次必錄。因其記錄詳盡，積錄成書，歷次講稿被編為《新亞學術講座》。孫鼎宸入所學習，遵循錢穆的囑託編《中國兵制史》一書，為新亞研究所的學生出的第一部書。因此錢穆得以獲香港政府尊崇，於1955年被授予香港大學名譽博士學位。 ^[9] 

1955年，哈佛燕京學社來信邀請新亞書院選派一位年輕教師前往哈佛大學訪問學習，新亞書院就以助教名義將剛剛留在研究所作研究生的余英時派送前往，這是新亞研究所派赴國外留學的第一人。余英時在哈佛大學訪問學習一年期滿之後又獲許延長一年，之後又加入哈佛研究院師從楊聯陞教授攻讀博士學位。 ^[9] 

1956年，錢穆為新亞書院爭取到美國方面每年2.5萬美元的補助，徹底解除了新亞書院的經濟危機。 ^[19] 

1957年2月，在錢穆的努力下，新亞書院藝術專修科正式開辦。 ^[9] 

1959年秋，在錢穆奔走下，雅禮協會又增加協款，在新亞書院正式添設藝術系。 ^[9] 

1960年，錢穆應邀講學於美國耶魯大學，課餘撰《論語新解》，獲頒贈人文學名譽博士學位，後去哥倫比亞大學為“丁龍講座”作演講。在美國停留七個月後，他應邀去英國訪問，參觀了牛津大學、劍橋大學。從英國到法國、意大利，最後回到香港。孫鼎宸岳母辭世，錢穆登門弔唁。 ^[9] 

1963年，香港政府意圖在香港大學之外另外再成立一所大學，首先選定新亞書院、崇基學院、聯合書院三校作為基本學院。對於此一動議，崇基與聯合均表同意，而新亞的教師則多持異見。關於此事，錢穆為學生前途和新亞同人生計考慮，傾向於加入新大學。在錢穆支持下，香港政府特意從倫敦聘來富爾敦與三所學校進行磋商。關於首任校長人選，錢穆堅持認為應當由中國人擔任，而富爾敦則認為應當由英國人擔任，再由中國人繼任，並認為這樣安排比較切合實際情勢。在錢穆的建議下，校名最終被定為“香港中文大學”。錢穆還堅持香港中文大學應以發揚中國文化、以中文為授課語言，對港中大的發展方向貢獻良多。 ^[3] 

當年新亞在三座書院中名聲最大，港英政府十分倚重。錢穆提出的所有條件，幾乎全被接受。除了校長由中國人擔任，校名定為“中文大學”，他還與富爾敦約定，新亞研究所將成為香港中大“第一研究所”，並寫入新大學創建法規中。 ^[21] 

但香港中文大學成立後，校長李卓敏與錢穆的辦學理念發生了明顯分歧。錢穆一心想將西洋文化融入中國文化，辦一所特殊的中文大學；而李卓敏則要辦一個普通的中文大學。李卓敏到任後，新亞、崇基、聯合三院院長每週開一次聯席會議，如果遇到意見分歧，便舉手表決，當場通過，沒有機會再議。錢穆再也不能延續他秉持的“新亞精神”，再加上成員背景複雜，各方制衡，在一次次聯席會議上，他離自己的辦學理想，越來越遠，一時引發議論。 ^[21] 

加之錢穆專心致力於學術研究，而唐君毅和副院長吳俊升等人一門心思拉幫結派排擠錢穆，錢穆自從新亞書院決定參加新大學便萌生的去意更加強烈。大學既成半年之後，錢穆把自己的想法告訴了趙冰董事長，趙冰同意錢穆於1964年夏辭去新亞書院院長職務，但新亞董事會鑑於錢穆為新亞書院所作突出貢獻，讓錢穆在1965年正式辭職，1965年剩下的時間則為錢穆的休假之年。 ^[9]  1965年6月，錢穆正式辭去新亞書院校長之職，應聘馬來亞大學任教。結束在香港辦學16年的生涯。 ^[19] 

1967年9月28日，錢穆以歸國學人身份和胡美琦應蔣介石之邀，自港返台，定居台北，住金山街。 ^[9] 

1968年，錢穆膺選中央研究院院士，7月遷至外雙溪蔣中正所贈庭園小樓，錢穆將自己的住所命名為“素書樓”以紀念自己的母親，便在自家客廳開設每週一課，每次可容納四五十人，直到91歲高齡，18年書聲不輟。學生中常常五代同堂，共聆教益。除講學之外，錢穆每天堅持散步、讀書、寫稿，在這裏完成了《中華文化十二講》 、《孔子與論語》、 《世界局勢與中國文化》等著述。 ^[9] 

1969年，錢穆應張其昀之邀任中國文化學院（現中國文化大學）史學教授。又應蔣復璁之約，任國立故宮博物院特聘研究員。 ^[22] 

1977年冬，錢穆的胃痛加劇。 ^[22] 

1978年春，錢穆患黃斑變性症，雙目失明。他抱病赴港任新亞書院"錢賓四先生學術文化講座"主講人。 講稿結集為《從中國歷史來看中國民族性及中國文化》一書。 ^[22] 

1979年，錢穆赴港出席新亞書院三十週年紀念會。 ^[9] 

1980年夏，錢穆在夫人陪同下到香港與闊別三十二年之久、生活在大陸的三子（錢拙、錢行、錢遜）一女（錢輝）相見。次年再到香港與長女（錢易）、長侄（錢偉長）相見。 ^[2] 

1984年5月15日，錢穆與牟宗三榮獲“中華民國行政院”第三屆“七十二年行政院文化獎”。同年7月7日，此日為農曆六月初九，正值錢穆九十大壽，老友張其昀敬贈“一代儒宗”橫匾，門人余英時作《壽錢賓四師九十》四首志賀。此時，因長子錢拙於1981年因病去世了，由錢拙長子錢松作為代表和錢行、錢遜、錢易、錢輝，再加上錢行的長女錢婉約，他們一行六人於7月4日來到香港，並和錢穆朝夕相處至8月6日。 ^[9] 

1986年6月9日下午，錢穆在素書樓上其告別杏壇的最後一課。消息傳出，聽者雲集素書樓，裏面有他以前北京大學的學生和舊日新亞書院的學生，東吳大學歷史繫系主任也帶着十幾位學生趕來旁聽，台灣政界要人宋楚瑜也慕名前來聆聽。錢穆正式結束了他自1912年即已開始的從教生涯。 ^[23]  20日晚，台灣“行政院”為錢穆舉行榮休紀念會並贈予錢穆“鴻儒碩望”鏡屏，“教育部”贈予“一代儒宗”的賀匾。12月14日，錢穆被特聘為“總統府資政”。 ^[9] 

1989年，錢穆赴港參加新亞書院四十週年紀念會。 ^[2] 

1988年5月12日，時任立法委員陳水扁及台北市議員周伯倫質詢政府財產“既無租約，又不付租”，遭錢穆不當佔用的事情，要求錢穆搬家，改設立紀念館，要求收回。在經過詳細調查之後，台北市工務局指出，錢穆所居住的房舍系向台北市政府借用，依照規定，此項借用完全合法，錢穆可使用此住宅至1992年1月24日，“素書樓風波”因此才暫告一段落。 ^[9] 

同年11月，錢穆患有重病，兩個月不能起牀不能正常飲食。錢穆任教於清華大學的長女錢易，當時正以訪問學者的身份在荷蘭從事研究工作，便申請赴台。次月，錢易卻因“人大代表”身份及早年加入“共青團”的事，被指涉嫌參與叛亂組織，台灣最高法院甚至為此發出了傳票，着令錢易依期出庭應訊。錢穆本着“君子不立危牆”的古訓，讓錢易在接到傳票之前，提前兩天乘飛機離開了台北。 ^{[24]  [55]} 

1989年8月，“總統府資政”高玉樹應邀在民進黨臨時大會上致詞時，為其居所糾紛大發牢騷，並在接受記者採訪時不滿地指出：同樣是“總統府資政”，何以錢穆被當成國寶，而他卻被掃地出門？此一番話，在剛剛平靜下來的素書樓裏又掀起了一陣波瀾。對於高玉樹的指責，錢穆除去信《中國時報》澄清之外，還另函“總統府”，表明了將提前遷出的意願。 ^[9] 

錢穆故居素書樓一角(2張)

1990年5月，台灣政界再起爭鬥，台北市“議會”的一些“議員”抨擊素書樓為“非法修建”，要“限期收回”。其實素書樓是由台灣“總統府”向台北市當局借用，並由“行政院”核可，接租約規定，到1991年才期滿，而且註明在期滿後有權利可以續約再住下去。為了避免“享受特權”的誤解，1990年6月1日，錢穆毅然搬出居住了二十多年之久的素書樓，遷入台北市區杭州南路自置寓所。 ^[25]  8月30日上午9點15分，錢穆在台北杭州南路寓所裏無疾而終，享年96歲。 ^[24] 

1992年1月，胡美琦將錢穆骨灰歸葬於太湖西山的俞家渡石皮山。 ^[1] 

民國三十一年（1942年），錢穆曾在一篇文章當中提及“人才教育”的問題，並且認為“人才教育”和“文化教育”兩者乃“互為表裏”，其用意在於“以國家民族傳統文化來陶冶真切愛護國家民族及能真切為國家民族服務之人才”。並且認為不僅大學教育當注重“人才教育”和“文化教育”，“中等教育為國家教育之一環，故中等教育亦當以文化教育與人才教育為主體。”在錢穆那裏，包括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在內的整個國家教育都應該將人才教育作為自己的目的。易言之，我們的教育應該將“真切愛護國家民族及能真切為國家民族服務之人才”作為自己的培養目標。細審錢穆有關培養目標的論述可知，“真切愛護國家民族及能真切為國家民族服務之人才”由“真切愛護國家民族”之“人”與“能真切為國家民族服務”之“才”兩個方面組成。關於成人”，錢穆又將其分成了做人、做中國人、做世界人三個循序遞進的層次。關於成“才”，錢穆同樣將其分成了三個方面進行論述：“‘通人’尤重於專家”，“供社會之用”與“用社會”，自然科學人才與人文科學人才。 ^[9] 

為了實現“真切愛護國家民族及能真切為國家民族服務之人才”的培養目標，錢穆所安排的課程從核心到邊緣依次包括：基於文字、歷史與地理的中國傳統文化課程；以中國傳統文化為本位的通學課程；“以共同必修為原則，而以選課分修副之” ^[9]  ；“自操場進至於田野，自田野益進至於山林”——中國文化的核心目標是“天人合一”，錢穆對它的理解是人從自然中來，最後還是要回到自然中去。就是先自然後人文，然後再回歸自然。錢穆本人非常喜歡到山林中游走，體會自然帶給他的樂趣，所以他非常提倡培養學生的人文與自然情懷。同時，身體力行，兩次帶領學生出遊學習。 ^[26] 

錢穆在教育學生的過程當中，不僅注重傳道、授業、解惑，而且也非常注重方法的傳授。教育方法受文化理想、教育目的與教育內容的決定；但反過來，教育方法也是傳遞教育內容、達成教育目的、實現文化理想的手段。錢穆的教育方法分成師道、人生、治學三個方面。師道是主要對教師而言，是教的方法；而人生、治學這兩個方面則主要是對針對學生而言的，是學的方法。事實上，錢穆在教育方法當中更加註重學生學的方法，更加註重學生髮揮自己的主觀能動性主動、積極地學習。錢穆的這一思想，在其對學生在復興師道當中所能起的作用的論述當中有着最為集中的體現。為了復興師道，學生方面應該根據自己性之所近善自得師：師於人、師於己，師於當代師、師於前代師，師於心、師於天。亦即作為學生，重要的是發揮自己的主觀能動性，“盡其在我”。 ^[9]  關於治學，錢穆還曾經提到，一切學問，可分為對物之學與對人之學兩大類。此即所謂自然學與人文學之分別。但二者學問境界都繫於其德性境界。“‘德性’之學，實乃是在人文學與自然學之夾縫中，且是此兩大學問分野之上之一種綜合學問。” ^[27]  學問有自然學與人文學之分，但無論何種學問，實皆淵源於人自身之德性。德行則是學問的基礎，也是錢穆教育學生的指導原則。 ^[9] 

錢穆研究經學最早始於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劉向歆父子年譜》是錢穆研究經學最著名的作品，涉及經學的著作有《兩漢經學今古文評議》、《中國學術通義》、《四書釋義》、《國學概論》、《孟子要略》等。他在經學的淵源和歷史，經學的基本精神和方法，經學的今古文之爭等方面，有獨到見解。 ^[8] 

錢穆以史學研究經學，辨析今古文原義，破除經學的今古文門户成見。在錢穆發表《劉向歆父子年譜》之前，研究經學的學者，一般將劉歆發掘的籀書經典文獻稱為古文經學，這些文獻使用西周時通行的籀書字體，漢代通行的字體則是隸書，劉歆發掘的這些古代文獻，同當時已有的儒學文獻，在思想觀點上有出入，於是形成了經學的古文與今文爭論，特別是今文學家懷疑古文經是劉歆偽造的文獻。錢穆對古文與今文含義有不同看法，對經學的古文與今文爭論看法也不同。 ^[8] 

錢穆認為，古代學術，在西周時期還是貴族學，其學術文獻相對於後世來説是古文書。戰國時期貴族學衰弱，平民學興起，有了百家學術，其學術文獻相對於戰國之前的文獻來説，是今文書。儒家派系繼承了貴族學的主體思想，其他百家派系同儒家派系之間的論戰，就表現為最早的古文書與今文書之爭，本質上是儒家古籍與百家話語的思想爭鳴。在漢武帝確立儒家思想的正統地位之前，這一學術思想的鬥爭，主要發生在漢初的儒家與黃老道家之間。 ^[8] 

當漢武帝表彰“六經”，獨尊儒術，就意味着最初的古文書與今文書論戰的結束，意味着儒家古籍在同百家話語的思想爭鳴中取得了勝利，戰國之前的古代儒家典籍被尊為“經”，經學正式開始，古文復興。錢穆認為戰國之前的古代儒家典籍是更為可信的，而戰國晚世的諸子百家都試圖託古創制，所作的今文書論著，經常篡改古籍，不可深信。因此，錢穆提出考證中國上古史應當根據漢代的古文舊書，所以司馬遷作《史記》時，就十分看重古文書。不過當儒學獲得國家學術思想的正統地位，其他各家學説也都穿鑿附會，借托儒學名義在發展，儒家也滲透到百家學説之中。 ^[8] 

錢穆十分注重宋明理學的研究，成果豐碩，相關著作有《朱子新學案》《陽明學述要》《宋明理學概述》《中國思想史》《國學概論》《中國學術通義》《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等。在宋明理學上，錢穆最突出的成績有三方面，一是揭示北宋早期儒學對宋明理學的影響，並説明新儒學同先秦儒、漢唐儒之間密切聯繫，以及新儒學的時代新精神和新道統；二是重點界定朱子在學術思想史和文化史應有地位，闡明朱子學的理氣一體，心性一體二分；三是闡釋王陽明的學術派系歸屬，突出陽明學良知論的道德實踐藴意。相對於其他學者而言，錢穆研究宋明理學，注重會通，善於打破門户成見，更顯獨特，觀念新穎。 ^[8] 

首先，錢穆揭示出早期宋學繼承先秦儒學以來的師道、教育、政治等傳統，實現了儒學復興，並開創出符合時代的新精神和新道統。以往的學者強調宋明理學的產生主要是唐代的學術思想影響，如唐代的韓愈闢佛衞道，中國化的佛教禪宗，以及道教的陰陽宇宙論等。錢穆則將早期宋學的活動看作是上承漢唐，直至先秦，下啓宋明理學的關鍵。他認為宋學早期的師道、教育運動是儒學復興的基礎，如胡瑗、孫復、徐積、石介等人的書院講學，開啓尊師重道的傳統風尚，直接影響後來的理學興起。早期宋學家經世致用，厲行改革，將傳統文化的經史子集都發揮到相當高度，在中國文化史上有重要的地位。北宋的周敦頤、邵雍、張載、程顥、程頤號稱“五子”，“建立新儒學的宇宙論和人生論，從而在理論上有力地批判佛家的宇宙論和人生論。”錢穆突出了他們根據《易》和《中庸》，闢佛衞道，復興儒學的貢獻。 ^[8] 

其次，朱子學研究是錢穆的重頭課題，錢穆力求從朱子原著還原朱子，從整體全貌闡明朱子的根本思想和精神。錢穆不同意學術界把朱子的貢獻和地位限定在理學內，認為應當從整個中國學術思想史去考察。錢穆説：“在中國歷史上，前古有孔子，近古有朱子，此兩人，皆在中國學術思想史及中國文化史上發出莫大聲光，留下莫大影響。礦觀全史，恐無第三人堪與倫比。孔子集前古學術思想之大成，開創儒學，成為中國文化傳統中一主要骨幹。北宋理學興起，乃儒學之重光。朱子起南宋，不僅能集北宋以來理學之大成，並亦可謂乃集孔子以下學術思想之大成。此兩人，先後矗立，皆能匯納羣流，歸之一趨。自有朱子，而後孔子以下之儒，乃重獲新生機，發揮新精神，直迄於今。”錢穆認為朱子很像孔子，最能承守傳統，又能發明創造新義，是集理學之大成，集宋學之大成，集漢唐儒之大成。總之，錢穆對朱子的定位極高。 ^[8] 

再次，錢穆通過説明王陽明在明代理學中的地位，認定王陽明是宋明理學的最後完成，突出陽明學良知論的道德實踐藴意。錢穆認為南宋理學存在兩個沒有解答的問題。一是在宇宙論上，萬物一體的理究竟在哪裏。朱熹認為萬物一體的理是外面實體固有的；陸九淵認為萬物一體之理是吾心的意會。二是在修養論上，理想人生如何做工夫，變化肉體氣質。朱熹認為應當從源頭上道問學；陸九淵則認為應當尊德性即可。王陽明就在這兩個問題上接着講，提出了良知學説，調解了朱熹與陸九淵的觀念，解答了兩大疑難問題。錢穆如實地還原了王陽明的學術語境，真實而深刻地闡釋陽明學。 ^[8] 

錢穆是史學大家，兼取傳統史學和西方史學的優長。就純史學而言，他的歷史研究涵蓋了史學理論、中國通史、中國部門史和中國歷史考證等眾多內容，有《國史大綱》《史學導言》《中國歷史研究法》等著作。就史學性質而言，錢穆的史學不能用常見的史學分類去界定，特別是不能用西方史學的分類標準去看待錢穆的史學，譬如《中國歷史精神》《民族與文化》《歷史與文化論叢》《國史新論》《中國史學發微》等著作，既是中國歷史的描述，又是中國文化的闡發。這反映了錢穆主張的民族、歷史、文化合一論。因此，錢穆的史學被看作是獨樹一幟的民族文化史學。 ^[8] 

《國史大綱》的完成標誌了錢穆史學理論體系的形成。他在《國史大綱》中第一次系統闡述了他獨樹一峽的史學理念。他不贊同新考據史學、疑古史學、革新史學，明確提出自己的民族文化史學。他認為新考據史學只是以科學方法的名義割裂歷史事實，以活的人事換做死的材料，流於瑣碎，不得大體，無法看見民族文化的精神，而疑古史學只看到層累地造成中國歷史，要懷疑以往一切古史的真實，卻沒有看到歷史同時也在層累地遺失和淘汰，與其假設古史為假造，嚴格排斥傳説神話，不如直接肯定它們就是古人對遠古歷史的追記而作為歷史的一部分。相對於新考據學、疑古史學，革新史學一方面注重歷史整體，史學有系統，另一方面看重歷史與現實的聯繫，積極為革新現實服務，因而更加合理，但是革新史學也有很大的片面性，容易走極端，政治革命和文化革命都是以徹底否定中國傳統為前提的，認為秦代以後中國一直都是封建專制社會，而馬克思主義史學則把中國豐富的歷史看成是經濟壓迫與反抗的鬥爭史。它們都沒有揭示歷史的真相。錢穆的史學，是獨樹一幟的，陳勇稱之為文化民族主義史學，盧俊義稱之為新儒學史學。 ^[8] 

錢穆的新史學，注重區分“歷史事實”與“歷史智識”，特別看重歷史智識。強調治史者要有“史心”。他説：“中國曆古相傳之史籍，亦僅為一種積存的歷史材料，並非即我濟今日所需之歷史知識。所謂歷史知識，貴能鑑古知今，使其與現代種種問題有其親切相連之關係，從而指導吾人向前，以一種較明白之步驟。”他歷來提倡“史心”，為召喚國魂的國史教育和新國史而撰寫歷史，認為國史教育與研究對中國民族文化認同和文化現代化有重大意義，“必能將我國家民族以往文化演進之真相，明白示人，為一般有志認識中國已往政治、社會、文化、思想種種演變者所必要之知識……應能於舊史統貫中映照出現中國種種複雜難解之問題，為一般有志於革新現實者所必備之參考。”他認為“培養史心，來求取史識，這一種學問，乃謂之史學’”，治史必須要兼有史識與史心，史識是治史必須關照現實社會矛盾，要為民族前途和長遠利益謀劃，不應該僅僅是清理歷史掌故，沉浸在舊事之中。史識是以人物忠奸作為歷史研究與評論的出發點和歸宿，從世運興衰得失中求取知識。史心是必須對歷史上的文化傳統抱有寬容、健康的心態，應當揭露和批判文化中的糟粕、病態與陰暗，但不能獨斷地全盤自我否定，應當把握分寸，否則會傷害民族自信心，阻礙民族文化正常發展。 ^[8] 

他的歷史觀是精神的生命史觀。首先，歷史發展的動力與終極決定因素不是經濟與生產力，而是人的主觀精神。“諸位學史學，必要養成一番廣大的心胸，乃及一番遠大的歷史眼光，來看此歷史之變化。更貴能識得歷史大趨，一切世運興衰，背後決定在人。決定人的，不在眼前的物質條件，乃在長久的精神條件。”可見他的史學是以精神發展史來解釋歷史。其次，任何民族及其文化的過去、現在與未來，不同於自然的時間，歷史時間和歷史事件都是以精神的形式在持續、綿延，歷史的過去、現在與未來是渾然凝成一體，構一個“大現在”，“一個有寬度之現在”。因此歷史研究必須要有動態分析，不能停留於靜止、孤立的觀察。第三，整個歷史之於個人，實是一個大生命的延續，是民族大生命的發展過程。“中國歷史背後有一大圖樣，才成此大建築……我們要了解歷史，只是要了解自己這個一個民族，這一條綿延這四五千年的大生命。有此大生命，才有我們今天各自的小生命。只有中國人最懂得此一種所謂‘生命’之學，即，是‘做人’之學，因此能四五千年到今天，擁有七億人口的一個竟生命，世界上沒有任何國家能如此。”可見錢穆的史學是基於民族與文化的精神生命史學。 ^[8] 

錢穆在諸子學方面有大量的研究，相關的著作有《先秦諸子系年》《國學概論》《孟子要略》《墨子》《四書釋義》《老莊通辨》《論語新解》《中國學術通義》《中國思想史》《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等。他形成了一整套諸子學體系，且其中有眾多學術創見。首先，錢穆從史學角度，梳理諸子師友學術流變，實現了諸子的貫通。“應該説以史學貫通諸子當推錢穆。正是從史學角度貫通諸子，把子學史學化，使他把握諸子學發生、發展與流變的大趨勢，從而揭示了子學的精神，開史學貫通子學之先河。這正是錢穆研究子學的價值所在。”錢穆研究諸子，針對了以往研究子學各治一家，不能貫通的缺陷，以多部史書與子書相互參照，實現了諸子學的貫通。錢穆提出諸子學產生於貴族學的衰敗，又是對貴族學的繼承和發展，不同意胡適關於諸子學產生於對貴族學批判的觀點。“在錢穆看來，古代王官之學集中體現在史與禮的結合上，後來由於史官流落民間和禮的瓦解，使王官之學衰敗，這為諸子學產生提供前提。”錢穆運用了大量的史書與子書材料，考證了諸子師授淵源，證明孔子是諸子的平民學開創者；墨子曾學過儒學，其他諸家也都深受儒家影響；諸子的師友、學術出入，必然在學術互動中，既互相爭鳴，又取長補短，形成了諸子學。 ^[8] 

其次，錢穆揭示了諸子學的精神和學術流變。錢穆指出：“所謂諸子學者，雖其議論橫出派別，分歧，未可一概，而要為平民階級之覺醒’，則其精神與孔子一脈。此亦氣運所鼓，自成一代潮流，治學者明乎此，而可以見古今學術興衰起落之所由也。”諸子學是平民學，是平民階級覺醒的時代產物。就整體而言，諸子學是圍繞政治與生活兩大問題，展開學術爭鳴。錢穆認為，諸子百家大體上沒有超出儒與墨兩大家，屬於儒、墨兩家的演化。由此錢穆以儒、墨兩家的爭鳴為主線，闡釋了有關諸子三期發展的學説。第一期是孔子與墨子關於“禮”的對立，也就是對貴族與社會的關係有不同觀點。孔子主張貴族和平民都該克己復禮，恢復秩序，墨子則提倡所有階級都應當歸於兼愛、平等的社會。第二期是孟子與許行、莊子等關於“仕”的對立，爭論的焦點是已經興起的士階級該不該入仕，入仕該以誰的利益為出發點。第三期是荀子、韓非與老子關於“治”的對立，荀子提倡禮治，韓非主張法治，墨家和老子都主張無治，取消階級的分別。 ^[8] 

再次，錢穆與眾不同地研究了諸子學的統一問題。胡適等一些學者，認為諸子學從秦始皇到漢武帝幾十年有一段空白，似乎中間斷絕了。錢穆不同意這種看法，認為諸子學沒有中斷過，而是在秦始皇之前，諸子學就開始了學術思想的統一進程，並且引導了秦始皇的政治統一。諸子積極探索學術思想的統一，秦始皇恰是順應了社會希望和平與統一的時代精神。 ^[8] 

錢穆以三條路徑，分別具體論述了諸子學的統一過程。第一條路徑是超越儒、墨、道諸家，調和統一，《呂氏春秋》就是這種調和的成果，但沒有除了折中以外，沒有提出任何創見，因而沒有成功。第二條路徑是以道家為宗主，調和百家學術思想，如《淮南子》就是這一路徑的成果，但其中的消極性太強，建設性觀念不足，也不能適用於統一的漢代政治和社會生活。第三條路徑是以儒家為宗主，吸收各家觀點，融化到儒家思想系統之中，如《大學》《中庸》《禮運》等篇章，非常適合時代需要，符合社會潮流，因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8] 

此外，錢穆對儒家、墨家、道家等先秦諸家，都一一作了非常深入的研究，而且經常是另闢蹊徑，有巨大的學術價值。 ^[8] 

陳寅恪：錢賓四《諸子系年》極精湛。時代全據《紀年》訂《史記》之誤，心得極多，至可佩服。 ^[28] 

顧頡剛：錢賓四先生，在北大任歷史講席已越10年，學識淵博，議論宏通，極得學生歡迎。其著作亦均縝密謹嚴，蜚聲學圃，實為今日國史界之第一人，剛敬之重之。 ^[29] 

林語堂：錢先生學問精純，思想疏通知遠，文理密察，以細針密縷的功夫，作為平正篤實的文章。 ^[29] 

唐君毅：錢先生自幼以中國讀書人之本色，獨立苦學，外絕聲華，內無假借，30年來，學問局面一步開展一步，而一直與中國甲午戰敗以來之時代憂患共終始。 ^[29] 

牟宗三： 錢先生在北大，課講得很精彩，學生們都很歡迎他。講秦漢史以錢賓四先生為最好，研究秦漢史莫不以錢先生為宗師。 ^[2] 

楊聯升：錢先生的中國學術思想史研究博大精深，並世無人能出其右。 ^[29] 

嚴耕望：①近七十年來，中國史壇甚盛，名家大師輩出。論根柢深厚、著作宏富，不僅穆一人；但其才氣磅礴，識力深透，文章勁悍，幾無比倫。直到晚年，後輩學人從其問學，仍常感其思如泉湧，隨時提出新觀點；退而思之，亦多有理據，非恣意想象之説。縱或感其論點如天馬行空，難可捉摸，但仍富啓發性，好學深思者，聽其言，讀其書，不論能否領受，皆可獲啓示，當別開蹊徑，不能執着，拘守成規，此為其著作除建立本身論點外，對於史學教育之另一貢獻，殊為難能！②穆自民國二十年代，驟躍居史壇前列，聲譽日隆，於同輩中年齒最少，而年壽最永，其謝世亦標識同輩史壇之落幕。民國以來，史家述作甚豐，穆著述尤富，遍涉中國文史哲藝，諸多別識，今後學人含英咀華，必將有更深遠之影響。 ^[30]  ③論方面廣闊，述作宏富，且能深入為文者，我常推重呂思勉（誠之）先生、陳垣（援庵）先生、陳寅恪先生與錢穆（賓四）先生為前輩史學四大家。” ^[57] 

余英時：錢先生是開放型的現代學人，承認史學的多元性；但同時又擇善固執，堅持自己的路向。他畢生以抉發中國歷史和文化的主要精神及其現代意義為治學的宗主，生平著述之富及所涉方面之廣，近世罕見其匹。 ^[29] 

蒙文通：君書體大思精，惟當於三百年前顧亭林諸老前輩求其倫比。乾嘉以來，少其匹矣。 ^[29] 

許倬雲：中國近百年來，國運與文化，都一蹶不振。然而，幾千年的文化精神，終究孕育了幾位為中國文化作後衞戰的學術巨人，賓四先生是最後走的一位。據説天鵝垂死時，引吭唱出最美的歌聲，中國文化在20世紀時，有錢賓四先生出現，但願不是天鵝的歌聲！ ^[24] 

沈清松：在風雨交加的日子裏，錢賓四先生離我們而去，使我們這些曾在成長過程中讀過他的書，聽過他講演的人，驟然感到生命中一陣撕裂的傷痛。翻開大學時代讀過的《國史大綱》《先秦諸子系年》《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撫書思人，愈益感到今日逝去的，是一個不朽的生命。 ^[24] 

孫國棟：錢先生從18歲起已開始致力於學術，以後研究、講學、教育、著述兀兀80年未嘗中斷，這番毅力精神曠古所無。而學問成就規模之宏大，實朱子以後一人。 ^[29] 

黃仁宇：錢穆先生可能是將中國寫歷史的傳統承前接後帶到現代的首屈一指的大師。 ^[29] 

葉海煙： 當代中國史學大家錢穆一生以學術為志業，為歷史研究與歷史教育勞心盡瘁超過一甲子，其歷時之久與影響之深，當代幾無人能出其右。 ^[29] 

劉夢溪： 文化史學的集大成者是錢賓四先生。治國史而以學術流變為基底，直承儒統，獨立開闢，不倚傍前賢時俊，是錢學的特點。……“國學大師”之名，章太炎之後，唯錢穆當之無愧。 ^[29] 

方克立：錢穆可以説是在史學領域高舉現代新儒學旗幟，反對盡廢故常的歷史虛無主義，維護中國歷史文化精神的第一人。 ^[29] 

霍韜晦： 在迷惘的時代，能夠終生不渝地捍衞中國文化，並顯示讀書人的風骨，錢穆先生堪稱楷模。 ^[29] 

張自銘：先生治學，戛戛獨造，一無依傍，遂成極詣，而融貫中外，直湊單微，又迥非抱殘守缺者可比。辛亥以還，時局屢有起伏，先生未嘗一日廢學輟教，以譁世取寵，畢秋帆所謂“學問觀其會通，性行歸於平正”，唯先生足以當之。 ^[22] 

史華慈：錢穆是中國極其優秀的學者，是我們時代最傑出的學者之一。他的學術興趣主要在中國思想史研究領域。 ^[29] 

狄百瑞：錢穆先生是研究中國思想一位罕見而成就卓越的史學家，他研究中國歷史與思想的方法為觀察這個蜩螗的時代提供了廣泛的視野。錢先生是極少數能與當代流行的思潮相抗衡的傑出學人，過去許多年來，錢先生透過他的著作一直是我的老師，雖然其他學者也在這種方式下教導我，但錢先生在引導我研究中國思想上則是為時最早而且影響最深的一位。 ^[29] 

馬悦然：錢穆在本世紀（20世紀）中國史學家之中是最具有中國情懷的一位。他對中國的光輝的過去懷有極大的敬意，同時也對中國的光輝的未來抱有極大的信心。在錢穆看來，只有做到以下兩件事才能保證中國的未來，即中國人不但具有民族認同的胸襟，並且具有為之奮鬥的意願。 ^[31] 

李敖：他為人謙和，給我很深的印象；我年少多才，大概也給他一些印象。第二年他回香港，收到我質疑他書中錯誤的信，他回信給我，送書給我，對一個十八歲的青年人如此因材施教，真可看出他具有教育家的風度……在胡適有生之年，在錢穆七十四歲以前，他未能成為中央研究院院士，我始終認為對錢穆不公道。錢穆的雜七雜八的怪説固不足論，但他在古典方面的樸學成就，卻比姚從吾等學人更該先入選成院士。 ^[32] 

汪榮祖：錢穆論清學史的代表作《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不僅在形式上是傳統的學案式的綱目體，而且內容也不脱傳統的義理，尤重宋儒朱熹。這部書基本上是由二十世紀的人，寫十九世紀之書。錢氏寫清學史，似設身其境，與先賢唱和或辯難；而不似異代學者，作旁觀超越之論析。世人多知，錢賓四頗具民族主義意識，並見諸其史學；然其民族主義也未脱傳統的華夷之辨與漢文化意識，以及崇宋尊朱的基本心態。 ^[33] 

美國耶魯大學：錢穆先生是一個古老文化的代表者和監護人，你把東方的智慧帶出了樊籠，來充實自由世界。你是新亞書院的創辦人和校長，在教育中國青年的共同事業上，耶魯是你的同志和擁護者。 ^[34] 

毛澤東：為了侵略的必要，帝國主義給中國造成了數百萬區別於舊式文人或士大夫的新式的大小知識分子。對於這些人，帝國主義及其走狗中國的反動政府只能控制其中的一部分人，到了後來，只能控制其中的極少數人，例如胡適、傅斯年、錢穆之類，其他都不能控制了，他們走到了它的反面。 ^[35] 

莫礪鋒：錢先生的主要研究興趣在於中國歷史，包括中國思想史，但由於他在總體上對中華傳統文化抱着敬畏、熱愛的態度，所以對中國古代文學也很重視。而且前輩學人都是文史兼通的，所以錢先生對古代文學也有很深的素養，他關於中國文學的這些觀念，我是完全同意的。 ^[31] 

韓復智：①錢先生是一位智者、勇者、仁者。他深愛中華民族，深愛國家，深愛同胞，深愛世界人類。他很關心世局，渴望全球和平。②先生治學，兼通經、史、子、集四部，精思著文連結篇章，著作等身，是當代對中華傳統文化學術思想的研究集大成者。國人尊稱他為“國學大師”、“一代儒宗”，都是名副其實的。③先生心嚮往之的，”可説只在孔子一人”，強調《論語》是人人必讀之書。他一生致力弘揚中華文化與儒家思想，從來不反對新儒家，只是堅決不承認別人硬説他是新儒家。④先生不屬於以往崇洋蔑己的時代，別人反對他，冷落他，他都不在意。他不反對中國應向西方取經，吸取西方文化的長處；但他不主張抄襲，主張中國應該走自己的路，才能得救。 ^[6] 

金耀基：賓四先生的一生，承擔是沉重的，他生在文化傾圮，國魂飄失的歷史時刻，他寫書著文有一股對抗時流的大力量在心中鼓動，他真有一份為往聖繼絕學的氣魄。應該説自“五四”以來的學術大氣候流行後，錢先生在心靈上已是一位“流亡的文化人”了。他與當代的政治社會氣候固不相侔，與當代的學術知識氣候也有大隔，但他耐得住大寂寞，他有定力，他對自己有些著作之傳世，極有自信。錢先生的心靈世界是寬闊的，他在古人的友羣中，有史學的、理學的、文學的。對於中國文化的欣賞，他是言之不盡的。 ^[36] 

喬治忠：錢穆是一位多產的史學家，自修成才，治學勤奮。他在政治上反對中國革命運動，對蔣介石作了極為肉麻的吹捧，這在民國時期史學家中是獨一無二的，在當時的舊學者中也得不到讚許，致使其學術影響並不顯著。只要稍加翻閲即可發現，《國史大綱》對秦漢以來的君主政權極力美化，否認其專制的社會性質，否認階級分化的存在，描述秦朝“亦是一貴族與平民合組的政府”，説呂不韋、李斯“是平民階級”，認為到漢代即達到“平民政府之統一事業始告完成”。其謳歌中國古代社會制度的用意何在？有人稱其為“民族主義”，是在抗戰時期表達愛國思想，此説乃是曲意迴護。錢穆的實際用意是反對革命，古代王朝既然那麼美好，自然不需要進行任何變革。不僅如此，他連改革也一併反對，認為“不明國史真相，肆意破壞，輕言改革，仍自有其應食之惡果也”……他寫書的目的是為了維護蔣介石集團的反動統治，對抗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民主革命，只是一部反動絕頂的壞書”。此論似乎言辭過激，但並未言過其實。 ^[37] 

錢穆早年就讀於無錫盪口鎮果育學校時的體操教師是21歲的錢伯圭，曾就讀於上海南洋公學，思想激進，系當時的革命黨人。他見錢穆聰敏早慧，就問他：“聽説你能讀《三國演義》？”錢穆作了肯定的回答。老師便藉此教誨道：“此等書可勿再讀。此書一開首即雲：‘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一治一亂’，此乃中國歷史走上了錯路，故有此態。若如今歐洲英、法諸國，合了便不再分，治了便不再亂。我們此後正該學他們。”此番話給當年的錢穆以極大的震動，日後他在回憶此事時説：“餘此後讀書，伯圭師此數言常在心中。東西方文化孰得孰失，孰優孰劣，此一問題圍困住近一百年來之全中國人，餘之一生亦被困在此一問題內。” ^[40] 

錢穆晚年在《師友雜憶》中記述了自己的教育經歷，其中他讀中學時的一次地理考試，只有4道題，滿分100分，每道題25分，錢穆拿到試卷後，從第一道題開始審題，審到第三道題關於長白山地勢軍情，他對這個問題一直很感興趣，此前曾讀過很多這方面的資料，所以看到這道題之後，便情不自禁地開始答題，興之所至，洋洋灑灑地盡情揮毫，早已經忘了自己當時是在考場上。 ^[38] 

檢查時，交卷的鈴聲響起，可他餘下三道題，他一個字也沒寫，但只好悻悻地把卷子交了上去。按常理，錢穆的這次考試無法及格了，因為他只答了1/4的題，只能得25分。可是，卷子發下來後，錢穆竟然得了75分。 ^[38]  原來，這次判卷的是史學大師呂思勉，呂先生看到錢穆的卷子後，發現他雖然只答了一題，但這道題論證合理、充分。呂思勉素有愛才之心，他就錢穆的這道題寫了長批語，對錢穆的答案給予了高度肯定，同時也指出了其中的不足之處，並給出了75分的成績，使錢穆僅憑一道題就及格了。 ^[38] 

民國二十九年（1930年），因顧頡剛的鼎力相薦，錢穆北上燕京大學。燕大是錢穆心中長久嚮往的地方。他早年常以未能進入燕大讀書為憾，此次能到燕大執教，自然樂於接受。當時校務主要由監督司徒雷登主持。

一天，司徒雷登設宴招待新來教師，問大家到校印象。錢穆在會上直抒己意：“初聞燕大乃中國教會大學中之最中國化者，心竊慕之。及來，乃感大不然。入校門即見‘M’樓、‘S’樓，未悉何義？此謂中國化者又何在？此宜與以中國名稱始是。”事後，燕大特開校務會議，討論此一意見。最終採納了錢穆的建議，改“M”樓為“穆”樓，“S”樓為“適”樓，“貝公”樓為“辦公”樓，其他建築也一律賦以中國名稱。園中有一湖，景色絕勝，競相提名，皆不適，乃名之曰“未名湖”。 ^{[39]  [54]} 

錢穆十分敬仰胡適，對諸子學的研究，有不少得益於胡適的啓發。而胡適對錢氏也“尊重有加”。錢穆在北大史學系講中國上古史（先秦史），有人問胡適關於先秦諸子事，胡適總是説可去問錢穆，不要再問他。

北大學風自由，教師在課堂上提出自己的觀點，學生常設疑問難，競相爭論。當時學術界討論老子問題日趨熱烈，胡適主張老子在孔子前，因孔子曾問學於老子；而錢穆、顧頡剛則主張老子在孔子後。三位先生在課堂外大家互相討論學問，是朋友；在課堂中則把自己的學術主張灌輸給學生，並且當眾批評對方的觀點。比如胡適對錢穆的《劉向歆父子年譜》的考據謹嚴，十分佩服，常常對學生們做義務的宣傳；但是，在課堂上，他對錢穆等人的關於老子和《老子》一書的時代論爭，卻也慷慨陳辭，奮力抨擊。錢穆在講課中，也隨時聯繫批評胡適的一些論點，常説：“這一點胡先生又考證錯了。”學生們或主胡説，或贊錢説，彼此爭論不斷。

錢穆在北大講授通史課，事實性強，不騁空論，有據有識，簡要精到，並能深入淺出，就近取譬。如他比較中西文化，喻秦漢文化猶如此室的四周遍懸萬盞明燈，打碎一盞，其餘猶亮；羅馬文化為一盞巨燈，熄滅了就一片黑暗。當時錢穆將通史課的教室設在北大梯形禮堂，面積是普通教室的三倍，“每一堂近三百人，坐立皆滿，盛況空前”。課堂之大，聽眾之多，和那一排高似一排的座位，襯得下面講台上穿着長衫的錢穆似乎更矮小了。但這位小個兒導師，卻支配着全堂的神志。一口洪亮的無錫官話，震撼了在座的每一位學生的心。他自己也説過，他上課“幾如登辯論場”。他對問題往往反覆引申，廣徵博引，使大家驚異於其淵博，更驚異於其記憶力之強。在北大，他與胡適都因以演講的方式上課而馳名學校，成為北大最叫座的教授之一，在學生中即有“北胡南錢”之説。 ^[40] 

1963年，香港政府邀請新亞書院和其他幾所學校組成大學，錢穆堅持，“不如叫中文大學”。錢穆還堅持必須由中國人擔任校長，為此曾與港英政府斡旋良久。 ^[21]  香港原來是殖民地社會，錢先生辦了新亞，才有一個學校專門來研究中國文化、中國歷史，這個影響很大。後來新亞成為香港中大的一部分，確實也有很重要的意義。”錢穆心心念唸的，是中國在那個年代仍然無法統一，“他説作為中國人，我們怎麼能不站在中國人的立場？” ^[21] 

1986年6月9日，錢穆在素書樓講最後一課，臨別贈言：“你是中國人，不要忘記了中國！”至此告別杏壇。

1949年，錢穆隻身離開大陸，寄居港台，從此對故土的無盡思念就不斷縈繞着他的後半生。1981年，錢穆與長侄錢偉長在香港相見，侄子勸他回家鄉看看。錢穆也曾在生前立下誓言，如果活着時不能回去，死後也要歸葬故里。所以錢穆的靈骨一直安放在台北永明寺裏。 其遺願，經過新聞媒體的傳播，引起了許多人的關注。錢穆祖籍無錫，又曾在太湖之濱的江南大學任教；錢穆在蘇州生活了多年，他的名著《劉向歆父子年譜》、《先秦諸子系年》、《史記地名考》皆在蘇州古城寫成。所以，蘇州、無錫兩地都盼望錢穆的魂兮歸來。胡美琦最終選擇了在太湖之濱安葬錢穆。 ^[24] 

1990年11月27日，胡美琦在大陸子女及長侄錢偉長的陪同下來到無錫的馬山區。馬山區是太湖中的一個島嶼，有長堤與陸地相通，有一個被稱作“龍頭渚”的地方，但胡美琦對子女説，這裏雖好，卻富有帝王氣度，錢穆只是一個讀書人，不宜歸葬於此。第二天，胡美琦一行來到鴻山。鴻山距錢穆的老家七房橋不遠，山上有泰伯墓、梁鴻和孟光墓。錢穆子女認為這裏不錯，但胡美琦則説，鴻山有古蹟，錢穆不能去佔一席之地。接着，他們來到了東山。這裏交通便捷，且風光秀美，物產豐富。當地的行政領導稱此地有一片具備辦公用房的果園可以提供方便。胡美琦聽後卻説，佔據公家的地不合適。 ^[24] 

之後胡美琦一行來到西山。西山在吳縣西南太湖中，是太湖中最大的島山。胡美琦來到西山後，很快就選中了俞家渡的那塊石坡地，石坡面向東南，站到坡上眺望的景色與錢穆夫婦在香港沙田的舊居所見頗有相似之處。當年錢穆夫婦居沙田和風台五號八年在樓廊中觀海賞月時，曾多次談到過那太湖，談起有朝一日能在太湖邊建一小屋，安度晚年。所以，當胡美琦站在半山腰這塊石坡地上，不到三分鐘就選中了這塊地方。 ^[24] 

錢穆著作(10張)

錢穆一生寫了1700多萬字的史學和文化學著作，在國內外學術界有着很大的影響。胡美琦及二三門人蒐集、整理的一千七百萬言之《錢賓四先生全集》三編（甲編：學術思想，乙編：史學，丙編：文化人生及其他雜著）五十四冊，1998年由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全部出版。

《清儒學案》全稿成後，被國立編譯館遺失，幸留有序目。錢穆論著主要有：

參考資料： ^[52-53] 

第一位妻子是無錫後宅鄒氏，1928年去世，嬰兒夭折。 ^[2] 

第二位妻子叫張一貫，1929年在蘇州與錢穆成婚。張一貫是一位知識女性，畢業於蘇州女子師範學校，曾做過蘇州北街第二中心小學校長。她為錢家生有三子二女（錢拙、錢行、錢遜、錢易、錢輝）。抗戰時錢穆流轉西南，隻身一人而去；1949年南走廣州、香港，亦是一人而去，不免有一點為學“棄家”之嫌。他的子女全由張一貫一手帶大。 ^[2] 

第三位妻子是胡美琦，江西南昌人。胡美琦曾在廈門大學教育系讀書一年，1949年來香港，在新亞書院求學，成為錢穆的學生。1950年暑期，胡家遷居台北，不久她也去了台灣，在台中師範學校（今台中師範學院）圖書館任職。新亞書院創辦之初，為了籌集辦學經費，錢穆常常奔走在香港與台北之間。 ^[2] 

1952年4月16日，錢穆應舊友朱家驊的邀請，在淡江文理學院新落成的大樓驚聲堂為台北聯合國中國同志學會作演講。講演方畢，突然屋頂塌陷，水泥塊直擊他的頭部，他頭破血流，幾乎喪命。此後數月，錢穆一直在台中存德巷養病，得到了當時在台中師範學校圖書館工作的胡美琦的悉心照顧，這為成就他晚年一段美滿姻緣打下了伏筆。1952年秋，胡美琦進入台北師範學院教育系學習，畢業後來香港。 ^[24] 

1956年1月30日，胡美琦與錢穆結為夫婦。 ^[24] 

錢穆的《師友雜憶》中有這樣一則記錄，錢穆稱錢基博為叔父，而錢基博則命兒子錢鍾書也稱錢穆為叔父。錢偉長是錢穆長兄錢摯之長子，錢穆的親侄，錢偉長的名字即出於錢穆之口。

錢穆一生以教育為業，五代弟子，冠蓋雲集，余英時、嚴耕望、李埏、戴景賢等人皆出門下。著名物理學家錢偉長是他的侄子，幼年時亦受其教，打下了深厚的國學功底。 ^[5] 

錢穆逝世後，士林震悼。台北《中央日報》、《聯合報》在次日以“中華歷史文化的守護者——敬悼史學家錢賓四先生”、“承傳中華傳統、創新中國文化——敬悼國學大師錢穆先生”為題對這位學人的學術貢獻做了極高的評價。文稱“史學家錢賓四先生，以高年久病，終致因心臟衰竭亡逝；士林痛失宗師，即使非其故舊或受業門人，凡關心中國文化之延續者，傷感之情，自不能免。賓四先生學術上的成就，在於其終身以傳承我固有文化為己任，所著《先秦諸子系年》、《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朱子新學案》、《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國史大綱》等書，皆博大精深，貫徹今古”。並將錢穆譽為“現代中國學術界的中流砥柱”、“樹立了當代儒家學者的典範”。 ^[24] 

錢穆長兄錢摯子錢偉長由其教養成人。錢穆在台北去世後，台灣當局禁止錢偉長入境，為表達對叔父的懷念和感恩之情，錢偉長送了一副長長的輓聯：

生我者父母，幼吾者賢叔，舊事數從頭，感念深恩寧有盡；

於公為老師，在家為尊長，今朝俱往矣，緬懷遺範不勝悲。

余英時為先師寫下輓聯： ^[24] 

一生為故國招魂，當時搗麝成塵，未學齋中香不散；

萬里曾家山入夢，此日騎鯨渡海，素書樓外月初寒。

上聯寫錢穆平生治學宗旨及入台後的書齋歲月，下聯寫錢穆前半生之選擇及心懷故土鄉魂的深情。作為錢穆嫡傳弟子的余英時，與錢穆保持近半個世紀亦師亦友的關係。

9月26日，在台北舉行了隆重的追悼會。9月30日，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新亞教育文化會、新亞書院校友會等在馬料水中文大學校園舉行了隆重的公祭儀式。“天下文章人間碩老，德言教行魯殿楷模。”“學究天人，眾口共推今祭酒；光輝史冊，千秋同記古韓歐。”“奮鬥憶當年，創校藏書，赤手空拳成大業；悲傷同此，鑄金繡像，苦心孤詣為同羣。”“天地鴻濛，兩手空空，肩道以立新亞，三千里地孤島；海空寥寥，九疇寂寂，為師而宗孔子，五百年後—人。”這樣的輓聯表達了人們對錢穆的敬仰和追悼之情。 ^[24] 

錢穆逝世的消息傳到大陸，他過去的同事、朋友，如馮友蘭、賀麟、繆鉞，學生如錢臨照、鄧廣銘、胡厚宣、楊向奎、何茲全、張政烺、鈕經義、酈家駒、錢樹棠、吳沛瀾、洪廷彥、戴執禮等人，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中華孔子學會、無錫台胞聯誼會、北京大學、清華大學、西南聯大上海校友會等紛紛發去唁電，表達悼念之情。

錢穆任教鴻模小學時的學生、中國科學院院士錢臨照發去唁電：

“鴻模啓蒙，師範長存，鄉誼同宗，情切鄰里。創新亞，育新人，講學素書樓，弟子遍海內外。道德江江秋陽，文章金石照人。敬獻心香一瓣，志我哀思。” ^[24] 

清華大學劉桂生教授所送輓聯雲：

由諸子，入經學，轉史學，據理學，兼文學。子學達，經學明，史學信，理學誠，文學雅。心物兩得，精博一是，代不數人。

愛民族，及文化，望復興，求統一，盼富強。思慮深，大義明，鄉情重，識見卓，憂心切。知行一貴，陰陽兩濟，世多後生。 ^[24] 

錢穆墓位於蘇州太湖西山島秉場村俞家渡石皮山。墓呈椅狀，有一碑，高150公分，寬70公分。碑正中鐫刻一行字：“無錫七房橋錢穆先生墓。”碑石側鐫刻：“錢穆先生字賓四”。下分列兩排小字：意思是“生於民前十七年農曆六月初九戌時/歿於1990年農曆七月十一已時。” ^[34] 

宜良錢穆著書紀念館(3張)

“錢穆著書紀念館”位於雲南省昆明市宜良縣巖泉寺錢穆著書原址處，布展內容為七個部分。全面展現了錢穆在宜良巖泉寺著書的經歷。2019年6月4日，舉行揭牌儀式，正式對外開放 ^[41-42]  ，並被授予廉潔文化示範點。 ^[43] 

錢穆、錢偉長故居紀念館(3張)

錢穆—錢偉長故居位於江蘇省無錫新區鴻山街道“懷海義莊”旁原錢氏家族舊址，為在錢穆原家族祖屋上翻新而成的江南仿古建築。佔地面積5400平方米，建築面積2700平方米。 ^[44]  居內收集了錢穆和錢偉長畢生相關的歷史資料及生活用具。2012年5月15號，建成開放。 ^[45] 

盪口錢穆故居(3張)

錢穆舊居紀念館位於江蘇省無錫盪口古鎮。原址為錢穆於1903年至1906年在盪口生活而租住的王家祖宅。建築面積710平方米。展陳錢穆生平事蹟和他在盪口童年生活、學習和成年後在盪口教書工作經歷。 ^[46] 

素書樓故居(2張)

錢穆故居紀念館位於台灣省台北外雙溪東吳大學校園西南角，原為錢穆舊居“素書樓”。1967年，由錢穆夫人胡美琦設計，由蔣介石親自批地，蔣經國安排公家單位負責施工而成。1990年由於“素書樓風波”，錢穆夫婦遷出。素書樓閒置年餘，最初交由台北市立圖書館管理，於1992年1月6日正式將素書樓闢為紀念館。後由於素書樓年久失修，台北市政府於2001年進行修繕工程，隨後轉交台北市政府文化局管理，台北市政府文化局於2001年12月31日將素書樓改名為錢穆故居。

2001年11月24至25日，由台灣大學主辦的錢穆先生逝世十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在台灣大學舉行。來自海峽兩岸及美國等地的學者參加了會議。 ^[47] 

2005年10月20日至22日，由江南大學和無錫市社會科學聯合會共同主辦的“錢穆學術思想研討會”在無錫市召開。來自海內外40多所高校、研究機構以及媒體的近80位專家、學者參加了這次會議。會議以錢穆學術思想為主題，圍繞着錢穆與國學研究、錢穆與中國文化、錢穆的文學思想、錢穆與同代文化名人、錢穆的治學方法等問題進行了較為深入的探討與交流。 ^[48-49] 

2015年7月30日，由常州大學國學研究院與弘道書院共同主辦，道南書院承辦的紀念錢穆先生誕辰120週年學術論壇在江蘇常州大學國學研究院舉行，本次會議以錢穆先生的學術思想為主題，共收到國內外學者40多篇學術論文，國內高校30多人蔘加會議。 ^[50] 

2018年11月3日至5日，由弘道書院和孔子研究院聯合舉辦的“錢穆先生與中國文明的現代成熟”研討會在山東曲阜市召開。本次大會以“錢穆先生與中國文明的現代成熟”為主題，探討了錢穆研究的四種路徑。 ^[51] 

2020年10月11日，由中國人民大學歷史政治學研究中心、《中國政治學》輯刊主辦的“文明競合與秩序重整：錢穆逝世三十年後的新世界”學術研討會在北京燕山大酒店沁梅廳順利舉行。各大大學的二十多位專家學者圍繞錢穆先生的文化思想、法政思想、史學成就等議題展開了深入研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