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賞忠厚之至論

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之際，何其愛民之深，憂民之切，而待天下以君子長者之道也。有一善，從而賞之，又從而詠歌嗟嘆之，所以樂其始而勉其終。有一不善，從而罰之，又從而哀矜懲創之^②，所以棄其舊而開其新。故其吁俞之聲^③，歡休慘慼^④，見於虞夏商周之書^⑤。成康既沒，穆王立，而周道始衰，然猶命其臣呂侯^⑥，而告之以祥刑^⑦。其言憂而不傷，威而不怒，慈愛而能斷，惻然有哀憐無辜之心，故孔子猶有取焉。

《傳》曰：“賞疑從與^⑧，所以廣恩也；罰疑從去^⑨，所以慎刑也。”當堯之時，皋陶為士^⑩。將殺人，皋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⑪。故天下畏皋陶執法之堅，而樂堯用刑之寬。四嶽曰“鯀可用^⑫”，堯曰“不可，鯀方命圮族^⑬”，既而曰：“試之”。何堯之不聽皋陶之殺人，而從四嶽之用鯀也？然則聖人之意，蓋亦可見矣。《書》曰^⑭：“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⑮。”嗚呼，盡之矣。

可以賞，可以無賞，賞之過乎仁；可以罰，可以無罰，罰之過乎義。過乎仁，不失為君子；過乎義，則流而入於忍人^⑯。故仁可過也，義不可過也。古者賞不以爵祿，刑不以刀鋸。賞之以爵祿，是賞之道行於爵祿之所加^⑰，而不行於爵祿之所不加也。刑之以刀鋸，是刑之威施於刀鋸之所及，而不施於刀鋸之所不及也。先王知天下之善不勝賞，而爵祿不足以勸也；知天下之惡不勝刑，而刀鋸不足以裁也。是故疑則舉而歸之於仁^⑱，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歸於君子長者之道。故曰：忠厚之至也。

《詩》曰^⑲：“君子如祉^⑳，亂庶遄已^㉑。君子如怒，亂庶遄沮^㉒。”夫君子之已亂^㉓，豈有異術哉？時其喜怒^㉔，而無失乎仁而已矣。《春秋》之義^㉕，立法貴嚴，而責人貴寬。因其褒貶義^㉖，以制賞罰，亦忠厚之至也。 ^[1-2] 

①刑賞忠厚之至：出自《尚書·大禹謨》偽孔安國的註文：“刑疑付輕，賞疑從眾，忠厚之至。”

②哀矜（jīn）懲創：憐惜懲戒。

③籲（xū）俞（yú）：驚歎應答。俞，表示應允。

④歡休：和善也。慘慼：悲哀也。

⑤虞夏商周之書：指《尚書》，分《虞書》《夏書》《商書》《周書》四部分。

⑥呂侯：人名，一作甫侯，周穆王之臣，為司寇。周穆王用其言論作刑法。

⑦祥刑：謹慎使用刑罰。

⑧賞疑從與：言與賞而疑，則寧可與之。

⑨罰疑從去：言當罰而疑，則寧可去之。

⑩皋（gāo）陶（yáo）：古代傳説中的人物。傳説他是中國上古黃帝的長子少昊的後裔。士：獄官也。

⑪宥（yòu）：寬恕，饒恕。

⑫四嶽：唐堯之臣，羲和之四子也，分掌四方之諸侯。一説為一人名。鯀（gǔn）：堯的臣子，傳説乃大禹的父親。

⑬方命：一作“放命”，即棄命。一説逆名也。圮（pǐ）族：即“毀族”。一説猶言敗類也。

⑭書：指《尚書》。以下引文出自《尚書·大誥》。

⑮寧失不經：寧可犯不守成法辦事的錯誤。一説寧願承擔失刑的罪責。不經，不守成法。一説謂非常之罪。

⑯忍人：謂性情狠戾之人也。

⑰“是賞之道”句：這樣，獎賞的作用只落到能得到爵位和俸祿的人身上。

⑱疑：指賞罰不能確定。

⑲詩：指《詩經》。以下引文出自《詩經·小雅·巧言》。

⑳祉（zhǐ）：福，引申為喜歡。

㉑遄（chuán）：快，迅速。

㉒沮（jǔ）：停止。

㉓已亂：制止禍亂。

㉔怒：指聽到讒言發怒。

㉕春秋：孔子修訂的魯國編年史。

㉖因其褒貶義：指根據《春秋》褒善貶惡的原則。 ^{[2]  [3]} 

唐堯、虞舜、夏禹、商湯、周文王、周武王、周成王、周康王的時候，他們是多麼地深愛着百姓、深切地替百姓擔憂，而且用君子長者的態度來對待天下人。有人做了一件好事，獎賞他之餘，又用歌曲讚美他，為他有一個好開始而高興，並勉勵他堅持到底；有人做了一件不好的事，處罰他之餘，又哀憐同情他，希望他拋棄錯誤而開始新生。歡喜和憂傷的感情，同意和不同意的聲音，見於虞、夏、商、周的歷史書籍裏。成王、康王死後，穆王繼承王位，周朝的王道便開始衰落。然而穆王還是吩咐大臣呂侯，告誡他使用“祥刑”。他説的話憂愁卻不悲傷，威嚴卻不憤怒，慈愛而能決斷，有哀憐無罪者的好心腸。因此，孔子把這篇《呂刑》選進《尚書》裏。

古書上説，“獎賞時如有可疑者應該照樣留在應賞之列，為的是推廣恩澤；處罰時遇有可疑者則從應罰之列除去，”為的是謹慎地使用刑法。堯當政時，皋陶是掌管刑法的官。要處死一個人，皋陶三次説當殺，堯帝卻一連三次説應當寬恕。所以天下人都害怕皋陶執法堅決，而讚美帝堯用刑寬大。四嶽建議：“鯀可以任用。”堯説“不可！鯀違抗命令，毀謗同族。”過後，他還是説“試用一下吧。”為什麼堯不聽從皋陶處死犯人的主張，卻聽從四嶽任用鯀的建議呢？那麼聖人的心意，從這裏可以看出來了。《尚書》説：“罪行輕重有可疑時，寧可從輕處置；功勞大小有疑處，寧可從重獎賞。與其錯殺無辜的人，寧可犯執法失誤的過失。”唉！這句話完全表現出忠厚之意。

可以賞也可以不賞時，賞就過於仁慈了；可以罰也可以不罰時，罰就超出義法了。過於仁慈，還不失為一個君子；超出義法，就流為殘忍了。所以，仁慈可以超過，義法是不可超過的。古人獎賞不用爵位和俸祿，刑罰不用刀鋸。用爵位、俸祿行賞，只對能得到爵位、俸祿的人起作用，不能影響不能得到爵位和俸祿的人。用刀鋸作刑具，只對受這種刑的人起作用，對不受這種刑的人不起作用。古代君主知道天下的善行是賞不完的，不能都用爵位俸祿來獎賞；也知道天下的罪惡是罰不完的，不能都用刀鋸來制裁。所以當賞罰有疑問時，就以仁愛之心對待。用君子長者的寬厚仁慈對待天下人，使天下人都相繼回到君子長者的忠厚仁愛之道上來，所以説這就是賞罰忠厚到了極點啊！

《詩經》説：“君子如果高興納諫，禍亂就會快速止息；君子如果怒斥讒言，禍亂也會快速止息。”君子止息禍亂，難道有異術嗎？他不過是適時地控制自己的喜怒，不偏離仁慈寬大的原則罷了。《春秋》的大義是，立法貴嚴，責人貴寬。根據它的褒貶原則來制定賞罰制度，這也是忠厚之至啊！ ^[3] 

這是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蘇軾參加禮部進士考試時創作的文章。宋代王安石執政後，立即對取士制度進行改革，廢止了考詩賦，而改用經義，以發表政治見解的時務策作為考試的主要內容，以便選拔一些通經致用的人才，為變法服務。這種政論性文體稱為策論。策論大多要求考生就一些問題展開論述，即論證某項國家政策或對策的可行性與合理性，側重於考查考生解決問題的能力。“刑賞忠厚之至論”就是宋嘉祐二年禮部進士考試策論的題目。 ^[2] 

策論是國家向知識分子尋求關於某某問題之對策的一種形式。這篇文章雖然是考卷，卻並非應付考試，也沒有刻意推測考官喜歡什麼，思考的問題也相當深刻。試題出自《尚書·大禹漠》：“罪疑惟輕，功疑惟重。”孔安國傳註文：“刑疑附輕，賞疑從重，忠厚之至。”蘇軾誤記為“賞疑從與，罰疑從去”，於是緊緊抓住這一題目，主要闡明古代的賢君賞善懲惡，都是本着忠厚寬大的原則，主張“使天下相率而歸於君子長者之道”。應試之文，佳作極少，但這篇文章卻是佼佼者，有其鮮明特色。

由於文章的題目出自《尚書》，所以先以詠歎先王愛民之深，憂民之切開頭，緊扣主旨。接着從賞善與罰不善兩方面説明，總歸於“忠厚”二字。周道衰落之後，穆王還是把要善於用刑的方法，告訴呂侯。所謂“祥刑”，意謂用刑須審慎從事。王先謙《孔傳參正》認為“祥”當為“詳”。按《漢書·明帝紀》：“詳刑慎罰，明察單辭。”又《劉愷傳》：“非先王詳刑之道也。”引《尚書》鄭玄注云：“詳，審察之也。”“詳刑”實際上就是要“慎刑”，所以説孔子對此還是給予了肯定。衰世尚且如此，何況盛世。這是退一步説，從而更加夯實了主旨的深厚基礎。但是，賞罰之道，要完全掌握它，並非易事。輕重的分量，也難以掂得很準。所以文章從經文中括出了一個“疑”字。解決疑難問題的原則就是“罪疑惟輕，功疑惟重”。所謂“廣恩”“慎刑”，都體現了“忠厚”之義。為了説明這個問題，作者引用了唐堯不從皋陶執法殺人的意見，而同意四嶽任用鯀的例子，體現先王刑賞之道，一本忠厚。通過敍事中的剖析，文章又引用《書經》的警句加以論斷，復以詠歎出之，不僅使主旨更加突出，而且與開頭遙相呼應，使人有渾然一體的感覺。

行文至此，主旨似乎已經完全闡明瞭，但是，作者並不就此收住，反而蓄足氣勢，橫生波瀾，展示了他不可羈縻的才思。關於可賞可不賞，可罰可不罰的提示，這自然是上承“疑”字而來，但它並不是前者的重複。“疑”是有問題，而此則認識上已經基本明確，其概念和前者又不完全相同。而在這個範圍內的過賞過罰問題，蘇軾認為“過乎仁，不失為君子；過乎義，則流而入於忍人”，通過這一層挖掘，既深化了主旨，又體現了作者認識事物剖細入微的能力。而其斷語“仁可過也，義不可過也”，則又表現了極大的概括力，顯得斬釘截鐵，十分精悍有力。

賞和罰的範疇剖析明白之後，接着進一步又探討賞和罰（刑）的方式。作者認為，古代賞賜有功者不一定用爵祿，處罰有罪者不一定用刀鋸；加之“善不勝賞”，“惡不勝刑”，範時和方式實際上都被擴大了。如此發揮，真是處處貫通，無往而不可。但是既要放得開，又要收得攏。“是故疑則舉而歸之於仁”，仍然再括出“疑”字，使文眼在筆陣墨浪中豁然透氣，又復歸結到“忠厚之至也”這個主旨上來。餘波振盪，最後又引用《詩經》《春秋》之義，十分鮮明地捧出了題目。題目亦即結論，在結構上顯得非常緊密而完整。

其實此文立論不過是儒家的施仁政，行王道，推崇堯舜周孔，屬於當時的濫調。但是作者在扣緊題目佈局謀篇，引用聖經賢傳與論據緊密結合等方面的技巧是很高的。文筆酣暢，説理透闢，概括力很強，結構緊密而完整。用這些手段來引起考官的注意，則是很成功的。因此此文受到主考官歐陽修的高度讚賞，不足為怪。 ^[3] 

宋·歐陽修：“讀軾書不覺汗出，快哉！老夫當避此人，放出一頭地。”（《與梅聖俞書》） ^[2] 

《刑賞忠厚之至論》是蘇軾二十一歲考進士的試卷文字。宋人曾作為逸話流傳，説歐陽修主持嘉祐二年的禮部考試，請詩人梅堯臣閲卷，梅閲此文後以為有“孟軻之風”，薦於歐陽修。此時歐陽修門下士曾鞏也在同試，他倆認為此文優異，可能是曾鞏作的，歐陽修為了避嫌不敢定為第一，遂降為第二。

歐陽修對文中所舉堯與皋陶的對刑法的互相制約的例證，不知其出處，待蘇軾拜見他時他問蘇軾，蘇軾笑道：想當然耳。竟是他捏造出來哄騙試官的，歐、梅因其才高，也不介意。實際所引事例出於《禮記·文王世子》，講述的是國君對於族人犯法的處理辦法。蘇軾臨考時誤記為堯的事了。好事者因不知出處，遂加以增飾，造作出這段佳話來。

這段佳話反映出古代應試文字的情況。對於這類文字不應過於執着，認為真的表達了作者的見解，其實不過是為了被取中而故作姿態。蘇軾在其《答李之儀書》中曾説自己年輕時“讀書作文，專為應舉而已”，又因應舉制策課，就寫了些“妄論厲害，攙説得失”的文章，“此正制科人習氣”。這局客氣話，雖含有遁詞成分，但也道出其中幾分真情。 ^{[3]  [4]} 

蘇軾（1037—1101），北宋文學家、書畫家。字子瞻，號東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屬四川）人。蘇洵子。嘉祐進士。神宗時曾任祠部員外郎，因反對王安石新法而求外職，任杭州通判，知密州、徐州、湖州。後以作詩“謗訕朝廷”罪貶謫黃州。哲宗時任翰林學士，曾出知杭州、潁州等，官至禮部尚書。後又貶謫惠州、儋州。北還後第二年病死常州。南宋時追諡文忠。與父洵弟轍，合稱“三蘇”。在政治上屬於舊黨，但也有改革弊政的要求。文汪洋恣肆，明白暢達，為“唐宋八大家”之一。詩清新豪健，善用誇張比喻，在藝術表現方面獨具風格。詞開豪放一派，對後代很有影響。擅長行書、楷書，取法李邕、徐浩、顏真卿、楊凝式，而能自創新意。用筆豐腴跌宕，有天真爛漫之趣。與蔡襄、黃庭堅、米芾並稱“宋四家”。能畫竹，學文同，也喜作枯木怪石。論畫主張“神似”，高度評價“詩中有畫，畫中有詩”的藝術造詣。詩文有《東坡七集》等。詞集有《東坡樂府》。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