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

趙匡胤即皇帝位時，下詔“昔湯武革命，發大號以順人；漢唐開基，因始封而建國，宜國號大宋” ^[8]  ，因趙匡胤在即位前為宋州歸德軍節度使，故定此國號。因皇室姓趙，故也稱作“趙宋” ^[9]  ；又因五德終始説，宋朝為火德，故別稱“火宋”、“炎宋”。因趙氏的郡望為天水，故後世也稱宋朝為“天水一朝” ^[5]  。

五代後周的顯德六年（959年），後周世宗柴榮駕崩，其年幼的兒子後周恭帝柴宗訓繼位。周世宗死前，為防止政變，把禁軍最高首領殿前都點檢張永德免除軍職，由趙匡胤代替。趙匡胤早年投靠郭威幕下，屢立戰功，後來又得到柴榮的信任和重用，成為後周舉足輕重的人物。顯德七年（960年）正月初一，北疆傳來遼和北漢聯兵入侵的戰報，實際上主持朝政的宰相範質、王溥決定命令趙匡胤率領禁軍前往迎敵。趙匡胤行軍至開封北郊的陳橋驛，被部下“黃袍加身”，擁立為帝，史稱“陳橋兵變”。隨即趙匡胤兵不血刃地奪取後周政權，建立宋朝，史稱北宋，仍都開封，稱為東京。趙匡胤即宋太祖。 ^{[1]  [117]} 

太祖稱帝后，首先平定了後周舊臣李筠、李重進的叛亂，鞏固北宋在原後周轄境範圍內的統治。在與謀臣趙普雪夜商討後，他決定以“先南後北”為統一全國之步驟。 ^[115]  對於來自北方的遼（契丹）、北漢以及西北党項等族的威脅，太祖派遣一批武將分別駐守沿邊州郡，保障北宋無西北之虞，以盡力統一東南。 ^[117] 

乾德元年（963年）正月，宋朝以討伐湖南（武平軍）叛將張文表為名，借道荊南。當宋軍壓境之時，荊南節度使高繼衝被迫投降，荊南（南平）成為被宋朝消滅的第一個割據政權。緊接着，宋軍日夜兼程向南進發，很快又吞併湖南。至此，宋朝切斷了南唐、南漢與後蜀的聯繫，為日後各個擊破創造了條件。宋軍可以從江陵順流而下，南唐再也不能憑恃長江天險自守。 ^[117] 

乾德二年（964年）底，宋朝開始攻蜀，僅用六十多天，就迫使後蜀皇帝孟昶投降。開寶三年（970年）底，宋軍從湖南南下，用不到半年時間，進入興王府，削平南漢，把廣東、廣西的一部分納入北宋的統治之下。 ^[117] 

南唐在周世宗奪取淮南時就充分暴露出積弱之勢。宋朝建立後，南唐即表示臣附。南唐中主李璟死後，後主李煜更是對宋謹修臣節，以期繼續偏安一隅。但到開寶七年（974年）十月，太祖還是決定派曹彬統領十萬大軍進攻南唐，很快就包圍金陵。翌年（975年）冬，宋軍攻陷金陵，南唐滅亡。至此，南方的割據政權只剩下已經臣服宋朝的清源軍節度使陳洪進和吳越國王錢俶。 ^[117] 

為統一全國，太祖還設立封樁庫來儲蓄錢財布匹，希望日後能夠從遼手中贖買燕雲十六州。 ^[112]  他兩次征伐北漢，均因遼出兵援助，無功而返。 ^[117] 

開寶九年（976年）八月，太祖決定再次發兵進攻北漢，但在十月十九日他忽然去世，留下“燭影斧聲”的歷史疑案。太祖死後，其弟趙炅即位，即宋太宗。民間也有傳説稱太祖是被太宗害死的。為確保政權的合法性，太宗拋出其母杜太后遺命之説，即“金匱之盟”。即位之初，太宗忙於整頓朝政，統一事業暫告停止。 ^[11] 

太平興國三年（978年）四月，陳洪進發現宋朝決心消滅割據勢力，便主動獻出二州十四縣；錢俶隨之也獻上所屬十三州一軍八十六縣。至此，整個南方都被宋朝統一。太平興國四年（979年）正月，太宗親征北漢，決意一舉將其攻滅。五月，北漢帝劉繼元出降，北宋終於消滅最後一個漢族割據政權，將黃河流域、長江流域和珠江流域都納入管轄之下，結束唐末以來分裂割據的局面，取得局部統一。 ^[117] 

滅北漢之後，太宗不顧大臣反對，趁滅亡北漢的餘威，從太原出發進行北上伐遼，起初一度收復易州和涿州。後被遼軍擊敗，第一次的北伐失敗。雍熙三年（986年），太宗派遣二十萬大軍，分兵三路，再度伐遼，宋軍先勝後敗。戰後，宋對遼的戰略關係由進攻轉為防禦，在對遼關係上“終宋不振” ^[111]  。加之宋初土地兼併與土地集中之風興盛，激化了階級矛盾。從北宋初年起，小規模的農民起義就不斷爆發。淳化四年（993年）初，四川王小波、李順起義爆發，兩年之後被鎮壓。此後，統治者深切感到農民反抗鬥爭的威脅。於是對遼兩次用兵均以失敗告終的太宗，決定調整統治方針，全力貫徹“守內虛外”政策，對遼、西夏採取被動的守勢，而把預防“內患”放在絕對優先的地位。 ^[117] 

後來，太宗先後逼死太祖之子趙德昭和趙德芳，又貶黜趙廷美到房州，兩年後趙廷美就死於謫所。太宗長子趙元佐也因為同情趙廷美而被廢，另一子趙元僖暴死，最後襄王趙元侃被立為太子，改名趙恆。 ^[12] 

太宗本人附庸風雅，喜好詩賦，政府也因此特別重視文化事業，宋朝重教之風因此而開。 ^[14] 

太祖、太宗在進行統一戰爭的同時，參照唐制，初步建立起中央決策體制；還採取一系列措施，改革中央和地方政治體制，集中兵權、財權、司法權和官員任免權，以改變五代以來“方鎮太重，君弱臣強”的問題。這一系列滲透着“防弊”精神的措施，在一定程度上達到了預期效果，強化了中央集權，鞏固和穩定了統治；但也帶來了軍隊戰鬥力削弱、政府行政效率低下、農民負擔沉重以及社會尚武之風衰微等消極後果，為後來的統治危機埋下禍根。 ^{[115]  [117]} 

至道三年（997年），太宗駕崩，李皇后和宦官王繼恩等企圖立元佐為帝。宰相呂端處置得當，趙恆才順利即位，即宋真宗。 ^[13]  真宗上台後勤政治國，北宋由此進入鹹平之治。 ^[15] 

雍熙北伐後，遼朝常在宋遼交界處搶劫殺掠 ^[16]  ，到景德元年（1004年）終於演變成大規模侵宋戰爭 ^[17]  。當時遼聖宗與蕭太后率舉國兵力南下，攻破數州，深入宋境。趙恆十分驚恐，在一些大臣的誘導下，甚至想遷都南逃。最後在宰相寇準、禁軍將領高瓊等人的勸説下，決定御駕親征。真宗親臨澶州前線，宋軍將士深受鼓舞，士氣大振。遼朝見勢遂有議和之意，真宗也立即表示同意，與遼朝達成“澶淵之盟”，以每年送給遼朝一定數額的“歲幣”為代價，結束了宋、遼之間四十多年來的敵對狀態，雙方約為兄弟之國，從此基本保持和平局面，直到北宋末年。 ^[117] 

為了粉飾太平，掩蓋自己在處理宋遼關係方面的失利，並加強趙宋皇權的合法性，真宗同王欽若等人偽造“天書”，東封泰山，西祀汾陰，興建宮觀，試圖重振“天威”，但耗費了大量人力和財賦。 ^[117] 

真宗與劉皇后無子。一次，他偶爾臨幸劉氏的一名侍女李氏（即李宸妃），結果李氏於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產下一子（趙受益），也就是後來的宋仁宗。後來劉氏與另外一名嬪妃楊氏（即章惠皇后）共同撫養這名孩子。

乾興元年（1022年）二月二十日，真宗駕崩，年僅十二歲的太子趙禎即位，劉皇后被尊為皇太后，開始了十餘年的垂簾聽政時代。 ^[18]  劉太后終結了長期的“天書”運動，治國有方，但同時信任佞臣，任意封賞。 ^[117]  明道二年（1033年），劉太后去世，仁宗開始親政。

這時，西北局勢愈發緊張。党項首領李元昊於寶元元年（1038年）稱帝，建立西夏。自此，宋夏之間爆發了數年的戰爭，宋軍多次戰敗，直至慶曆四年（1044年），宋夏均疲憊不堪，遂達成和平協議，史稱“慶曆和議”。李元昊表面臣服宋朝，由宋朝冊封為夏國主；宋每年賜予西夏絹十五萬匹、銀七萬兩、茶三萬斤，並重開邊境榷場。在此期間，遼朝乘隙以重兵壓境，藉口索回關南十州，迫使仁宗對遼增加歲幣銀十萬兩、絹十萬匹。 ^[19] 

北宋發展至仁宗統治時期，官僚機構疊牀架屋，官僚隊伍日益龐大，行政效率低下。為維持這些龐大的開支，宋廷大量增加賦税的名目和税額加重對百姓的剝削。農民不堪重負，大批自耕農破產，加之連年災荒，致使社會上出現大量流民，起義頻繁。而且在西夏的侵擾和遼的要挾面前、宋朝顯得軟弱無力，長期以來形成的軍事弱勢暴露。軍隊的擴充和歲幣的增加，還使得冗費激增，年年入不敷出、財政危機日益嚴重。 ^[117] 

為擺脱社會危機，加強宋王朝統治，統治集團中一些人開始考慮嘗試變法，最著名的是由范仲淹、富弼等人主持的“慶曆新政”。慶曆三年（1043年）八月，仁宗任命范仲淹為參知政事，富弼為樞密副使，希望依靠他們改革弊政，革新政局，並對當世急務提出書面建議。范仲淹與富弼商議後，奏上著名的《答手詔條陳十事》，仁宗採納了其中大部分的改革建議，從慶曆三年（1043年）九月到慶曆四年（1044年），先後發佈一系列詔令，宣佈對此前實行的官僚選拔和升遷辦法進行改革。新政所推行的這些措施，以整頓吏治為主要內容，有利於改善弊端叢生的宋朝專制統治。但它觸犯了官僚、權貴的一些既得利益，遭到他們的強烈攻擊。他們指責支持改革的官員是“朋黨”，甚至耍弄陰謀，製造謠言，對范仲淹等人進行惡意中傷。於是當邊境局勢趨於安定之後，仁宗認為天下已經太平，遂將范仲淹、富弼等人外放為地方官。新政夭折。 ^[117] 

但是，各地小規模農民起義和下層士兵譁變事件仍然不斷髮生。統治集團內部要求改革的浪潮也繼續高漲。 ^[117] 

仁宗一生連失三子，在晚年不得不於嘉祐七年（1062年）八月正式立濮王趙允讓第十三子趙宗實為皇子，賜名曙。 ^[118]  嘉祐八年（1063年）三月，仁宗在東京福寧殿駕崩，趙曙即位，即宋英宗。

英宗多病，最初朝政都由仁宗的皇后曹氏（參見慈聖光獻皇后）掌管。治平元年（1064年）五月後，英宗才開始親政。英宗親政後，宰相韓琦提請討論關於英宗生父的名分問題。英宗欲尊禮其生父，但朝臣議論不一，爭論激烈。有人主張稱仁宗為皇考，濮王為皇伯，有人主張稱濮王為皇考。雙方爭論近一年半，史稱濮議。英宗希望稱濮王為皇考，並設法爭取曹太后的同意。宰相、執政支持英宗立場，而台諫、兩制以士大夫公論為説辭，反對稱濮王為皇考。羣臣議論及權力縱橫捭闔的結果是英宗達到了目的，宣佈濮安懿王稱親，上尊號立廟。濮議之爭後，台諫勢力遭到嚴重打擊，皇權和中書的權力得到加強。 ^[118] 

此外，英宗在短暫的統治時期，繼續任用前朝能臣，大膽挖掘新人；又重視書籍的編修，《資治通鑑》的寫作就是他所提出發起的 ^[20]  。他還希望革除積弊，只是由於天不假年，未能着手進行改革。 ^[117] 

仁宗和英宗統治時期，社會經濟進一步發展，技術和文化教育事業取得顯著成績，各項制度也日趨嚴密。但宋初以來實行的“崇文抑武”、強幹弱枝、守內虛外的政策和措施，導致三冗危機加劇，政府財政陷入困境。 ^[115] 

治平四年（1067年），英宗病逝，長子趙頊即位，即宋神宗。神宗決心改變內憂外患、財政睏乏的局面，啓用了負有盛名的王安石。他先是在即位後起用王安石為翰林學士，允許他直接向自己陳述政見。到熙寧二年（1069年），又擢升他為參知政事，並創立“制置三司條例司”，作為主持變法的機構，由王安石親自負責，實行變法。 ^{[115]  [117]} 

在理財方面，王安石提出“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收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的基本方針，推行均輸法、青苗法、農田水利法、免役法、市易法、免行法、方田均税法等措施。同時，為加強宋王朝應對“內憂”和“外患”的能力，還實行保甲法、保馬法、將兵法以及建立軍器監等措施。此外，還着手改革科舉制，整頓學校，以培養和吸收擁護新法的人才。 ^[117] 

王安石所進行的變法以“富國強兵”為核心，前後進行了近二十年。部分實現了變法“富國”的目標，中央和地方財政大大改善。“強兵”方面，開始取得對西夏的戰略優勢。但是，將兵法的實行未能顯著提高禁軍的戰鬥力，保甲法恢復“寓兵於農”制度的設想，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也很難實現。 ^[117] 

新法或多或少地觸犯了皇室、中高級官員、豪強和高利貸者的利益，因而遭到他們的反對和阻撓。神宗雖有心堅持變革，但在人事上也於新舊兩黨之間尋求平衡。熙寧七年（1074年），王安石第一次罷相。次年，神宗又召王安石回京復職，繼續執行新法。但二人在如何變法的問題上產生分歧，王安石復相後得不到更多支持。加上變法派內部分裂，愛子王雱病逝，王安石於熙寧九年（1076年）辭去宰相職務，從此閒居江寧府，潛心學問，不問世事。 ^[117] 

王安石被罷相後，神宗獨自繼續改革事業，對中央決策系統和職官制度進行大規模的調整，號為“元豐改制”。伴隨着國力的增強，神宗將焦點轉移到外患上。他決心消滅西夏。熙寧五年（1072年）五月，神宗開始西征西夏，取得了很大勝利，也大大鼓舞了他的信心。元豐四年（1081年）四月，西夏發生政變，神宗藉此再次征討西夏。結果卻在永樂城之戰遭到慘敗。神宗因此一病不起，鬱鬱而終。 ^[115] 

元豐八年（1085年）正月初，神宗立六子趙傭（後改名趙煦）為太子。三月，神宗病逝，趙煦繼位，是為宋哲宗。由神宗之母高氏（即宣仁聖烈皇后）垂簾聽政。高太后是宮廷內部反對新法的主要人物，她一執掌朝政大權，就迅速把司馬光、呂公著、文彥博等反對變法的元老大臣召回開封，並讓他們推薦守舊派人物到朝廷任職。司馬光就任宰相後，在一年多的時間內，廢除了熙寧年間頒佈的大部分變法措施。 ^[117] 

元祐八年（1093年），高太后病死，他隨即同章惇、曾布等新黨結合起來，打起繼承神宗“遺業”的旗號，改元紹聖，恢復神宗頒佈的一些法令。史稱“紹聖紹述”。 ^[21]  這一時期，免役、青苗、市易等新法被逐步恢復。在軍事上，哲宗重啓河湟之役，收取青唐地區，並發動兩次平夏城之戰，使西夏臣服。但新黨內部的不斷分裂，使新法大受影響，黨爭愈演愈烈。北宋王朝的統治陷入到更加深刻的危機之中。 ^{[115]  [117]} 

宋江、方臘等起義(2張)

哲宗沒有留下子嗣，死後由他弟弟趙佶即位，是為宋徽宗。徽宗重用蔡京、童貫等“六賊”，借推行新法之名，行聚斂之實，使新法完全變質。蔡京等人屢次改變茶法和鹽法；設西城括田所，強佔民田；設應奉局和造作局，大興花石綱，建造艮嶽和延福宮；發動對西夏和青唐的戰爭，開拓疆土。在各種社會矛盾不斷激化的情況下，終於爆發各地民眾的武裝反抗。 ^[115] 

宣和元年（1119年），宋江聚眾起義，攻陷十餘州縣城池，南下攻打至海州（今江蘇連雲港），在宣和三年（1121年）遭海州知州張叔夜伏擊，戰敗被俘，起義失敗。 ^[119]  與此同時，漆園主方臘於宣和二年（1120年）率眾在歙縣起義。他本人雖於起義第二年被俘，但餘部仍在戰鬥。苦於官吏掠奪的百姓紛紛響應義軍，使其很快接連攻陷幾十座州縣，部眾發展到近百萬，威震東南。直到宣和四年（1122年），起義軍餘部才完全被宋軍鎮壓下去。這次起義給富庶的江浙帶來了巨大的破壞，為五年後的靖康之亂埋下了伏筆。 ^[120] 

徽宗本人好大喜功，當他看到遼被自東北崛起的金朝打得接連敗退後，便於重和元年（1118年）春，派遣使節馬政自登州渡海至金，於宣和二年（1120沒）定盟。雙方商議兩國共同攻遼：金軍攻取遼中京大定府（今內蒙古寧城境），宋軍負責攻打遼南京析津府（今北京）和西京大同府（今山西大同）；滅遼後，燕雲之地歸宋，過去宋給遼的歲幣改繳金。此即為海上之盟。 ^{[115]  [117]} 

“海上之盟”訂立後，金朝接連攻下遼的上京臨潢府、中京大定府及西京大同府。遼天祚帝出逃夾山（今內蒙古包頭附近）。遼皇族耶律淳在燕京自立為帝。宋朝因忙於鎮壓方臘起義，直到宣和四年（1122年）才派兵攻打燕京，結果卻遭大敗。不久，耶律淳病死，宋朝再次派兵伐遼，又遭慘敗。為了掩飾敗績，童貫暗中派人約金軍攻打燕京。於是，金軍越過長城，攻佔燕京。宣和五年（1123年），金太祖在掠去燕京的人口後，將燕京六州之地分給宋朝。宋朝佔領燕地之後，繼續掠奪、榨取未被金軍蒐括盡的民户，引起人民激烈反抗。 ^[117] 

金太祖去世後，繼立的金太宗於宣和七年（1125年）十月派出兩路大軍，南下攻宋。十二月，宋燕京守將郭藥師降金，金軍分兩路大舉南侵，長驅直入，直逼開封。徽宗驚慌失措，立刻傳位其子宋欽宗趙桓。欽宗患得患失，在戰和之間舉棋不定。他曾啓用抗金名臣李綱發動軍民組織東京保衞戰，加之各地勤王軍隊紛紛抵達，迫使金軍于靖康元年（1126年）二月北撤。但在同年八月，金軍再次分兩路南侵，進逼開封。欽宗仍然企圖用絹、銀和土地乞求金朝退兵，不作堅決抵抗的準備。十一月底，金軍再次包圍開封。開封人民堅決要求抵抗金軍，但由於宋朝的投降政策。開封終至陷落。靖康二年（1127年）二月六日，欽宗被廢，貶為庶人。七日，徽宗被迫前往金營。金朝另立大臣張邦昌，建立一個名為“大楚”（史稱“偽楚”）的傀儡政權 ^[22]  。三、四月，金軍把徽宗、欽宗父子連同后妃、宗室、朝官等三千多人俘虜北去。開封城也被金軍洗劫一空。史稱靖康之恥或靖康之禍。北宋至此滅亡。 ^{[115]  [117]} 

金人在靖康之難中俘虜了眾多的宋朝宗室，康王趙構是其中的一位漏網之魚。靖康二年（1127年），趙構從濟州南下到陪都南京應天府即位，是為宋高宗，改元建炎，重建宋朝。半年之後，他為避金軍進攻，以巡幸為名，先後流亡至揚州、蘇州（後升為平江府）、江寧府（後升為建康府，今江蘇南京）、越州（後升為紹興府）、杭州等地，均以“行在”名之。建炎三年（1129年）七月，升杭州為臨安府。紹興八年（1138年），定都臨安府，實為“行在”。 ^[117] 

南宋建立之初，金軍還只是打通了兩條通往開封的道路，河東、河北的其餘地區都還在宋軍手中。兩河人民組織起來進行抗金斗爭，牽制了女真貴族的大量兵力。在宋朝內部，高宗起用李綱，抗戰派力量也有所加強。李綱還推薦宗澤任東京留守，到開封組織抗金斗爭。王彥率領的“八字軍”在鬥爭中不斷壯大，吸收太行山一帶的十多萬義兵，形成一股強大的抗金力量。宗澤積極聯絡河南、河北的各支義兵，同“八字軍”彼此呼應，在黃河南北給予金軍沉重打擊，使金軍不得不暫時放慢南侵的步伐。 ^[117] 

這時，高宗寵幸黃潛善、汪伯彥等人，企圖割地求和，竭力破壞李綱聯合義兵抗金。李綱任相不足百日即被罷免。高宗被金軍追趕，南逃揚州後，以求苟安享樂。宗澤屢請高宗還都開封不成，積憂成疾，於建炎二年（1128年）七月含恨逝世，他所聚集的義兵羣龍無首，被女真貴族各個擊破。金軍得以逐個攻陷兩河州縣。 ^{[115]  [117]} 

建炎二年（1128年）底，女真貴族初步建立對兩河地區的統治，然後繼續向南進攻，很快佔領山東、河南等大片地區，進逼揚州。高宗倉皇渡江逃往江南，金軍一路追趕到明州（今浙江寧波）。高宗無路可逃，只得入海逃避，在温州沿海漂泊了四個月之久。由於南方天候潮濕河道縱橫，加上南宋軍民的英勇抗戰，金主帥完顏宗弼決定撤兵北上。在北撤到鎮江時，遭宋將韓世忠堵截，被逼入黃天蕩。宋軍以八千人之兵力圍困金軍十萬，雙方相持四十八日，最後金軍用火攻才打開缺口，擊敗宋軍，才得以撤退（參見詞條黃天蕩之戰）。金軍又在建康被岳飛打敗，從此不再渡江。 ^{[23-24]  [117]} 

此後，金統治者決定在宋金戰爭的正面戰場上暫時採取守勢；同時，在黃河以南到淮河以北的地區建立偽齊政權，作為緩衝地帶，以抽出兵力，集中於陝西方面。至紹興元年（1131年）三月，金兵基本佔領全部陝西五路（參見詞條川陝之戰）。此後，宋、金在川陝交界地區出現長期拉鋸戰的局面，雙方沿大散關（今陝西寶雞西南）到淮河一線對峙，宋金戰爭進入相持階段。 ^[117] 

紹興四年（1134年），金軍主帥完顏宗弼又率兵南侵，遭到堅決抗擊，以失敗告終。次年（1135年），金太宗死，金熙宗即位，女真貴族內部發生爭權奪利的內訌。以完顏昌為首的女真貴族提出將河南、陝西原偽齊統治地區交還南宋，同南宋議和。紹興八年（1138年）十二月，由宰相秦檜代宋高宗跪接金朝的國書。

紹興九年（1139年）七月，完顏宗弼發動政變，奪取兵權，撕毀和議，並在次年（1140年）五月，金朝兵分四路南下、很快奪回河南、陝西。不過，金軍在順昌之戰中被劉錡擊潰，被迫退回汴京。七月，岳飛率領岳家軍，接連在郾城之戰、潁昌之戰中大敗金兵，先鋒部隊克復鄭州、洛陽。在敵後堅持鬥爭的許多義兵，受到很大鼓舞，紛紛打起岳家軍旗號，準備響應，整個黃河南北，抗金形勢一片大好。然而，高宗卻下令宋軍班師後撤，以便議和。岳飛等堅決反對此時的和議，仍以恢復中原為已任，完顏宗弼就授意南宋朝廷除掉岳飛。紹興十一年（1141年）八月，岳飛被罷官，隨後被羅織“謀反”罪狀，投入大理寺獄。與此同時，高宗、秦檜加緊進行降金求和活動。到同年十一月，宋金達成“紹興和議”。和議規定：宋向金稱臣，金冊宋康王趙構為皇帝；劃定疆界，東以淮河中流為界，西以大散關為界，以南屬宋，以北屬金；宋每年向金進貢銀二十五萬兩，絹二十五萬匹。南北對峙局面自此確定。在和議達成之時，岳飛、韓世忠等人的兵權被解除。岳飛本人更是在不久後以“莫須有”的罪名被殺害。 ^[117] 

“紹興和議”之後，秦檜在高宗的縱容和支持下總攬朝政，長達十八年之久。這一時期，秦檜迫害與自己政見不同的官員，聯姻外戚，結交內臣；台諫官也成為秦檜排斥異己的工具。由於秦檜權勢太大，高宗對其也頗為警覺。紹興二十五年（1155年），秦檜病重，高宗迅速令秦檜與其子秦熺致仕，以斷絕秦禧接替相位的可能。不久後，秦檜死去。 ^{[25]  [122]}  秦檜死後，高宗依靠的還是秦檜餘黨，朝政亦未得到改善。 ^[121] 

紹興三十一年（1161年），金海陵王完顏亮南侵，但在採石（今安徽馬鞍山西南）被虞允文指揮的宋軍擊退。此時金朝國內叛亂興起，葛王完顏雍被擁立為帝。在瓜洲的完顏亮進退失據，最終被臣下弒殺，金軍北撤，南宋政權得以渡過危機。但宋金戰爭並未停止。 ^[121] 

高宗早年喪失生育能力，於是早從太祖的兩名後裔趙瑗和趙璩中選擇繼承人。紹興三十二年（1162年），受金軍入侵的影響，高宗萌生退意。於是趙瑗被立為太子，並改名趙昚。同年六月，高宗下詔退位，太子趙昚即位，是為宋孝宗。他自己則稱太上皇，居德壽宮。高宗成為太上皇后，縱情享樂，花費巨大，並時常干預朝政。 ^[26] 

孝宗即位後，革新朝政，力圖恢復。他在即位之初就平反岳飛冤獄，驅逐朝中的秦檜黨人，起用主戰派大臣張浚等，鋭意收復中原。隆興元年（1163年）四月，孝宗令李顯忠、邵宏淵等出兵北伐，希望改變宋金臣屬關係。北伐雖然一度勝利，但由於各路將領不和加上輕敵思想，北伐軍在符離之戰遭遇失敗。之後，孝宗恢復故土的決心被動搖，重新起用秦檜黨羽湯思退為相，開始與金和談。隆興二年（1164年）十二月，宋、金正式簽定和議，史稱“隆興和議”。在和議中，宋不再向金帝稱臣，改稱侄；改“歲貢”稱“歲幣”，銀、絹數額各自減少五萬，為二十萬兩匹；宋割唐（今河南唐河）、鄧（今河南鄧州東）、海（今江蘇連雲港）、泗（今江蘇盱眙北）四州外，再割商（今陝西商州區）、秦（今甘肅天水）二州與金。此後三十年，宋金未再發生大規模戰爭。 ^[121] 

北伐失敗後，孝宗仍然念念不忘恢復中原，繼續整頓軍備。不過由於虞允文等一批主戰派文武將臣的辭世，最後北伐事業不了了之。在內政上，孝宗積極整頓吏治，裁汰冗官，懲治貪污，加強集權，重視農業生產。總體來説，這一時期的宋朝內政形勢有所改觀，但因孝宗決心不大，又有多方牽制，並沒有得到徹底的革新，成效較小。儘管如此，孝宗仍被視作南宋歷史上最有作為的皇帝。 ^{[27]  [121]} 

高宗死後，孝宗對政治日益冷淡，最後決定在淳熙十六年（1189年）讓位於其子趙惇，也就是宋光宗。然而光宗即位不久就罹患精神疾病，受制於李皇后，與太上皇孝宗的關係日益緊張，甚至在病重的孝宗苦苦希求父子見上最後一面時，仍不去重華宮探視。紹熙五年（1194年）六月，孝宗病逝。這時，身為人子的光宗竟然連孝宗的喪事都不肯主持，最後還是由高宗的配偶、太皇太后吳氏（參見詞條憲聖慈烈皇后）代行祭奠禮。朝野對這種不孝的行為極其不滿，臨安城內混亂不堪，局勢動盪。宗室趙汝愚、趙彥逾便開始秘密策劃立新君，他們聯絡外戚韓侂冑，説動吳太后支持他們擁立嘉王趙擴登基，尊光宗為太上皇，趙擴即宋寧宗。 ^{[27]  [121]  [123]} 

寧宗初期，汝愚任宰相。趙汝愚本人政治操守良好。但由於宗室任宰相本就不合禮法，加上韓侂冑煽風點火，最後他被罷去相位。韓侂冑為了徹底清除趙汝愚的影響與排斥異己，假借學術之名，製造慶元黨禁。將理學稱為“偽學”，而朝中信仰理學的大臣又多反對韓侂冑。韓侂冑藉此將信仰理學的士大夫全部趕出政府。 ^[115]  慶元六年（1200年），韓侂冑見理學已構不成威脅，便解除黨禁。 ^{[28]  [121]} 

黨禁不得人心，為了籠絡士人，鞏固自己的政治地位，韓侂冑決定發動對金戰爭。鑑於當時宋金雙方的政治軍事形勢，辛棄疾、葉適等人反對倉促北伐。開禧二年（1206年），韓侂冑還是發動了北伐，雖然南宋也取得過局部勝利，但未能挽救全局的失敗。北伐的失敗讓韓侂冑成為眾矢之的。他的政敵史彌遠藉機籠絡主和派與韓侂冑的反對派。而金人又以殺韓侂冑作為和談條件之一。開禧三年（1207年）十一月，史彌遠等偽造密旨，將韓侂冑殺死。次年（1208年）與金朝進行“嘉定和議”。史彌遠滿足金人提出的全部要求，使南宋在對金關係中的地位再次降格，在國書中稱金主為伯父。此外還增歲幣為三十萬，以三百萬緡錢贖回淮、陝兩地。從此之後開始了史彌遠專政時期。史彌遠與楊皇后勾結，大權獨攬。 ^{[29]  [121]} 

寧宗本有八子，但都夭折了。於是他立沂王的兒子趙竑為太子。趙竑對史彌遠的專政非常不滿。因此史彌遠廢趙竑太子之位，改立趙昀為皇位繼承人。嘉定十七年（1224年）閏八月，寧宗去世，史彌遠矯詔立趙昀為帝，是為宋理宗。理宗登基後，史彌遠繼續專政，而理宗也奉行韜光養晦的策略。 ^[121] 

紹定六年（1233年）十月，史彌遠去世。次年，理宗改元端平，實施一系列改革措施，史稱“端平更化”。理宗將史彌遠舊黨盡數罷斥，朝政一度得到了改觀。同時在北方，金朝正面臨蒙古的步步緊逼，面臨亡國。朝中的對外政策也分成了兩派，一派認為應該聯蒙抗金；另一派認為應該銘記唇亡齒寒之道理以及海上之盟的教訓，援助金朝，讓金成為宋的藩屏。 ^[30] 

早在紹定五年（1232年）十二月，蒙古便遣使來商議宋蒙合作夾擊金朝一事，當朝大臣大多贊同。理宗答應了蒙古的要求，蒙古也允諾滅金之後將河南還給宋朝。但是這只是口頭協定，沒有留下書面協定，因此埋下了後患。金哀宗得知後，也派使節來宋朝陳述利害，希望聯合抗蒙，但被理宗拒絕。紹定六年（1233年），主持滅金事務的京湖制置使史嵩之派江海、江萬載叔侄攜孟珙等領兵兩萬、運糧三十萬石，聯合蒙古軍包圍蔡州。端平元年（1234年）五月，蔡州被攻克，金哀宗自縊，金朝滅亡。孟珙將金哀宗遺骨帶回臨安，被理宗供奉於太廟，以告慰徽、欽二宗在天之靈。 ^[31] 

金朝滅亡後，蒙軍北撤，河南空虛，理宗意圖據關（潼關）、守河（黃河）、收復三京（東京開封、南京應天、西京洛陽） ^[32]  ，光復中原。端平元年（1234年）五月，理宗任命趙葵為主帥，全子才為先鋒，下詔出兵河南。六月十二日，全子才收復南京。七月五日，宋軍進駐開封。但由於三城已被蒙古兵擄掠一空，宋軍乏食，陷入絕境。宋軍進攻洛陽時被蒙軍伏擊，損失慘重。各路宋軍全線敗退。端平入洛宣告失敗。 ^[121]  此事為之後蒙古侵宋提供了藉口。

宋蒙（元）戰爭主要戰役示意圖(2張)

端平二年（1235年），蒙軍首次南侵，被擊退。蒙軍並不甘心失敗，於端平三年（1236年）九月和嘉熙元年（1237年）兩次南侵，其前部幾乎接近長江北岸。由於宋軍奮勇作戰，打敗蒙軍，再一次挫敗蒙軍渡江南下的企圖。而後，南宋軍民又在抗蒙將領孟珙、餘玠等人的指揮下，多次擊敗蒙軍，使其不得不企圖繞道而行。寶祐六年（1258年），蒙古軍隊發起第二次全面進攻。開慶元年（1259年），蒙古大汗蒙哥在征戰合州時受宋軍的流矢所傷因而死於軍中。其弟忽必烈正於鄂州與宋軍交戰，聽到消息後，立即準備撤軍以便奪取大汗之位。時在鄂州督戰的南宋右丞相賈似道遣使向忽必烈求和，願意稱臣納貢，割讓長江以北土地。他隱匿私訂和議，而妄稱戰勝蒙古軍，在鄂州圍解後冒領“再造功”，加官晉爵，進一步攫取朝廷大權。 ^{[33]  [121]} 

理宗在位後期，逐漸怠於政事，沉迷於聲色犬馬，使朝政大壞 ^[33]  。理宗兩子早夭，因此最後理宗擇其弟趙與芮之子趙禥為皇儲。由於趙禥其母曾在懷孕期間服用過墮胎藥，因此趙禥先天不足，智力低於常人。景定元年（1260年）六月，理宗下詔立趙禥為太子。景定五年（1264年）十二月，理宗去世，趙禥即位，是為宋度宗。度宗即位後不理朝政，整日沉湎於聲色犬馬之中。 ^[121]  賈似道因此擅權。賈似道結黨營私，排斥異己。他禁止讓度宗瞭解前線戰事。據説襄陽、樊城被圍三年後，度宗才得知此事。鹹淳七年（1271年），忽必烈在大都建國號為元。鹹淳九年（1273年），樊城、襄陽相繼陷落，荊湖戰線崩潰。 ^[33] 

鹹淳十年（1274年）七月，度宗去世，其嫡長子趙㬎即位，為宋恭帝。當時，宋朝的統治已進入癱瘓狀態。德祐元年（1275年）春，元軍攻克南宋軍事重鎮安慶和池州，威逼建康，長江防線崩潰。朝野大震，各界都冀望賈似道能出征，結果宋軍於丁家洲之戰大敗，主力瓦解。十一月，常州、平江相繼淪陷。德祐二年（1276年）二月初五，臨安城裏舉行受降儀式，恭帝被俘。 ^{[34]  [105]} 

臨安陷落後，宋室和廣大的愛國軍民始終沒有投降，拼命抵抗。恭帝的兄弟趙昰、趙昺被大臣保護逃出臨安。趙昰在福州即位，是為宋端宗，改元景炎（1276年）。同時，文天祥在陸地組織軍民抵抗元軍，而朝臣陳宜中、張世傑、陸秀夫等人護送趙昰、趙昺乘船南逃，和宋室在海上漂泊，組成行朝。景炎三年（1278年）春，宋小朝廷抵達雷州。四月，年僅十一歲的趙昰去世。陸秀夫與眾臣擁戴趙昺為帝，改元祥興。 ^[105]  同年，文天祥兵敗被俘。隨後在元軍猛攻下，雷州失守。小朝廷遷往崖山（廣東新會）。祥興二年（1279年），元將張弘範領軍緊追在後，對崖山發動總攻，宋軍全線潰敗，陸秀夫揹着趙昺投海自盡；張世傑率餘部突圍後，也溺卒於平章山下（約今廣東省陽江市西南的海陵島對開海面）。至此，宋朝徹底滅亡。 ^[115] 

宋朝建國後，經歷了多次戰爭，在太平興國四年（979年）完成了對中原地區的統一。在北部，宋與遼的疆界長期穩定在雁門山-大茂山-白溝一線。在南疆，對西南在唐朝後期脱離了統治的少數民族地區，宋朝也還沒有恢復控制 ^[78]  ；而在今越南北部，宋初統治者已承認丁朝脱離中國統治的事實，轉而與其確立宗藩關係 ^[76]  。西北方向，党項部族的崛起，使宋西北疆域被壓縮至橫山以東 ^[77]  。李元昊建立西夏後，繼續蠶食宋西北沿邊部分土地。此後一段時間，宋朝的西北界大致穩定在今甘肅蘭州、靖遠，寧夏同心及陝西北部的白乾山一線。到宋神宗時力圖開擴疆土，從青唐吐蕃政權中取得了綏、熙、河、洮、岷、蘭等州。哲宗、徽宗時經過反覆爭奪，又進一步取得了湟水流域，洮河上游與貴德一帶的土地。崇寧三年（1104年）在這些收復失地的基礎上設置了隴右都護府。這樣，宋朝的疆域便擴大到烏鞘嶺以南的湟水流域、大夏河流域、洮河流域。同時在西南，宋朝逐漸恢復了對少數民族聚居區的控制，今四川南部、湖北西南、湖南西部、貴州東北和廣西西部重新歸入版圖，設置了正式州縣或羈縻州。 ^[78] 

有學者根據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 ^[75]  ，推算宋朝在政和元年（1111年）的疆域面積應為264萬km²左右（不含隴右都護府） ^[74]  。

建炎南渡之後，宋朝領土大幅縮水，僅限於秦嶺-淮河以南、岷山以東地區。宣和三年（1121年），西安州、懷德軍又被西夏所取。宋朝也在與大理交界處設立了黎、敍、瀘、黔、邕等州，但南部與西南疆界方面，南宋相比北宋沒有太大變化。紹興八年（1138年），宋金第一次議和，金擬將河南、陝西之地歸還宋朝，大致以黃河為界。次年金人毀約，出兵奪取河南、陝西。紹興十一年（1141年），《紹興和議》達成，以淮水-大散關為宋金國界，宋割唐、鄧二州及商、秦二州之大半予金。據估計，紹興十二年（1142年）的南宋疆域面積應為176萬km²左右 ^[74]  。此後直到宋元（蒙）戰爭爆發前，南宋疆域雖有局部變動，但基本穩定在淮水-大散關一線。 ^[78] 

（南宋時期圖冊參考資料 ^[84]  ）

宋朝汲取了唐朝藩鎮割據的教訓，一級行政區劃改為“路”。至道三年（997年）始定為十五路，包括京東、京西、河北、河東、陝西、淮南、江南、荊湖南、荊湖北、兩浙、福建、西川、峽、廣南東、廣南西五路。鹹平四年（1001年）分西川為利州、益州二路，分峽路為夔州、梓州二路。天禧四年（1020年）分江南路為江南東、西二路。熙寧五年（1072年）分京西路為南北二路，分淮南路為東西二路，分陝西為永興軍、秦鳳二路。之後又將河北路分為東西二路，分京東為京東東、京東西二路。崇寧五年（1106年）又將開封府升為京畿路。

宋朝共有四個京城，分別是東京開封府、南京應天府 ^[36]  、西京河南府、北京大名府。

宣和四年（1122年）宋金盟約，約定滅遼後宋得燕山府路和雲中府路。結果後來並未設置。建炎南渡後，宋朝保留有十六路：兩浙東路、兩浙西路、江南東路、江南西路、淮南東路、淮南西路、荊湖南路、荊湖北路、重慶府路、夔州路、潼川府路、京西南路、成都府路、利州路、福建路、廣南東路、廣南西路。

宋朝的行政區劃設置與地方政治制度可謂重內輕外，中央高度集權。雖然避免了藩鎮割據的局面，但導致地方防務貧弱，也讓終宋一代外患不止 ^[35]  。

宋朝官制非常繁雜，這是因為北宋初年，不僅從形式上全部繼承了唐朝官僚機構，而且發展出了使職差遣，並加以制度化，使差遣成為真正的職官。以後本官與差遣此消彼長，變化多端。 ^[114]  其中中央機構大致分為行政、軍事、財政、司法監察和皇室服務五個系統。 ^[114] 

宋朝曾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的部分重臣(6張)

從行政系統看，仍設宰相，其特點有二，一是官名變化多，二是權力小於前代。宋初，沿唐後期制度，設中書門下，為正，副宰相治事之所。正宰相稱同中書門下平章政事，副宰相稱參知政事。其下設五房處理具體事務。元豐改制時，撤銷中書門下，恢復唐初三省制度，以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為左相，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為右相，以門下侍郎、中書侍郎、尚書左右丞為副相。此後改制雖有反覆，但大體遵照元豐制度。南宋時常設左右丞相，並仍以參知政事為副宰相。總的來説，北宋軍政有樞密院掌管，財政有三司掌管，宰相只是行政首腦，且參知政事定為宰相副職，也形成了對宰相的有力牽制。因此北宋相權小於前代。 ^[114] 

北宋前期，原有的三省六部二十四司幾同虛設，其官稱僅作為定品秩、俸祿的依據，稱為寄祿官。而真正權力轉為一些新置的機構，如樞密院、三司、審官院、流內銓、三班院、太常禮院等掌管。元豐改制後，除樞密院外，這些機構陸續被取銷，從而恢復了三省六部二十四司的職能。南宋時，二十四司有所省並。 ^[114] 

宋朝寺監設置有九寺六監。北宋前期，九寺六監中，除大理寺、國子監、司天監、都水監、軍器監外，都名存實亡。元豐改制後，撤銷司天監，另設太史局，九寺五監始各專其職，設官職掌，一如唐制。南宋時，各寺監有所省並。 ^[114] 

從軍事系統看，樞密院是總管全國軍事的最高行政機構，與中書門下並稱二府。樞密院長官為樞密使或知樞密院事，多由文官擔任；另有樞密副使等次官。樞密使的地位相當於同平章事，副使相當於參知政事。樞密院主次官與參知政事同稱“執政官”。宰相與執政官又合稱“宰執”。樞密院下設諸房，分管各種具體事務。樞密院有調兵之權，但不直接統領軍隊。掌管禁軍的機構有殿前司與侍衞司。侍衞司又分侍衞馬軍司和侍衞步軍司，與殿前司合稱三衙。三衙與樞密院互相牽制，以防將卒兵變。 ^[114] 

從財政系統看，宋初沿五代舊制，以三司（鹽鐵、度支、户部）為總管全國財政的機構，號稱計省，地位僅次於中書門下和樞密院。其長官三司使稱計相，地位略低於參知政事。元豐改制時，撤銷三司，分其職於尚書省的户部。三司使則由户部尚書取代。為更好經理全國財政，北宋後期又有總領財賦官及經制使。 ^[114] 

從司法系統看，北宋前期有刑部、大理寺、御史台和審刑院。大理寺是審判機構，負責詳斷各地奏報案件。刑部掌刑法獄訟。不過北宋前期刑部職權多被侵奪，或由他官兼理，或由御史台來審斷。御史台負責司法方面的事務。審刑院設於宮中。北宋前期，凡案件經大理寺審斷，報審刑院複查，由知院事和詳議官寫出書面意見，上報中書，奏請皇帝裁決。元豐改制後，審刑院和御史台所設司法官均被撤銷，由大理寺、刑部行使司法職能。 ^[114] 

宋朝部分著名的台諫官(3張)

宋沿襲前代，仍以御史台為最高監察機構。長官為御史中丞。御史大夫則為加官，不任命正員。下屬機構與唐朝相同，有台院、殿院、察院。宋初常以御史為寄祿官，元豐改制始正其職。此外，宋朝監察御史無分察地方之責，主要是監察尚書六部。與御史台職能相近的有諫官。宋仁宗初年，設立諫院，長官稱知諫院事。元豐改制廢諫院，以左右諫議大夫、司諫、正言任諫職，分隸門下、中書兩省。宋高宗初年復設諫院。宋朝諫官並不單任諫職，也常糾舉彈劾大臣；御史台御史除主監察外，也有進言規諫之責。二者職務相近，並稱台諫。 ^[114] 

宋承唐制，也設翰林學士院。以代皇帝起草各種文書為職，有翰林學士若干。學士中資歷深的稱翰林學士承旨。入院未授學士銜的稱直院。冠翰林之名而不屬學士院的有翰林侍讀學士、翰林侍講學士，以在皇帝左右進講書史為職。此外，宋朝還新增設殿閣學士，一般作為資望極高或執政大臣的榮銜。又有龍圖、天章等閣藏書處，各置學士、直學士、侍制、直閣等官。這些官負責秘笈，為文學侍從之臣。不過朝官外出也往往加某閣學士的頭銜，以示恩寵。 ^[114] 

為皇帝服務的宦官機構稱入內內侍省和內侍省，分別掌管宮廷內部生活之事和殿庭灑掃等雜役。 ^[114] 

太子宮屬稱東宮官。設置與唐朝相同，皆以他官兼任，太子即皇帝位後即廢。 ^[114] 

與前代相比，宋代法律形式種類繁多，關係複雜。北宋初年，其法律形式繼承了唐朝及五代的律、令、格、式、編敕、制、敕、宣，其後又有御筆、斷例、申明、條例等。《宋史·刑法志》認為宋代法律制度初期的特點“其君一以寬仁為治，故立法之制嚴，而用法之情恕”。元豐二年（1079年）六月，神宗對（編）敕、令、格、式作了新的界定，使其性質及相互之間的關係發生了重大變化。此後至北宋滅亡，“刑書益繁”“刑政紊矣”。南宋時期，特點是“威柄下逮，州郡之吏亦頗專行，而刑之寬猛系乎其人”。 ^{[126]  [128]} 

宋代法律成就卓越，在刑法、民法等法律條文的制定以及司法機構的設置及法官司法審判的運作等方面影響深遠，對同時期的遼、西夏、金及後世的元、明、清各代的法律建設都產生了的重要影響。如太祖時編修的《宋建隆重詳定刑統》（簡稱《宋刑統》），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刻板印行的法典 ^[142]  ，史稱“經宋之世，用之不改” ^[143]  。但宋代法律也有對貪贓官吏懲治不力，對民眾反抗施以酷刑重典，以理學、家法族規來壓制民權等缺陷。 ^[127] 

兩宋時期，中國社會經濟獲得迅速發展，完成了經濟重心南移。北宋雖是中國歷史上疆域最小的中原王朝，但兩宋始終據有富庶的南方地區，在農業、手工業、商業等方面都取得突出成就，不僅高於遼、西夏、金以及蒙古等民族政權，而且在當時世界上也居於領先地位。 ^[145] 

太平興國五年（980年）全國有6418500户、約達3210萬人 ^[54]  ，若加上未列入主客户統計範圍的户數則該年有687萬户、近3710萬人；至大觀四年（1110年）全國有20882258户、46734784口 ^[55]  ，經學者考證宋代户口只統計承擔賦役的成年男丁，故認為實際人口達11275萬，並提出北宋人口峯值出現在靖康之亂前夕的宣和六年（1124年）有2340萬户、1億2600萬人的觀點 ^[129]  。 ^[4] 

宋金之際因戰亂人口大量鋭減，靖康之亂前的宣和六年（1124年）南方約有1360萬户，到紹興五年（1135年）南宋境內約有1086萬户、5650萬人，自平定民亂和紹興和議後南方人口逐步恢復，至紹興三十二年（1162年）南宋約有1240萬户、6450萬人；南宋中後期因“人稠地狹”問題，致使人口增長緩慢 ^[56-57]  ，至嘉定十六年（1223年）達到户口峯值，官方統計有12670801户、28320085口 ^[58]  ，學者考慮到隱户問題認為該年應有1550萬户、8060萬人 ^[4]  。

在人口分佈上，太平興國五年（980年）全國人口總數中南方佔56.9%、北方佔43.1%，這是唐末五代北方長期戰亂、南方相對和平發展的結果，不過宋代統一後並沒有導致北方人口在全國所佔比重上升，經過百年的發展到元豐元年（1078年）南方在全國所佔人口比重上升至62.6%，而北方則下降至37.4%，到北宋後期的崇寧元年（1102年），南北各佔比重已是64.1%及35.9%。 ^[59] 

靖康之難後，中國再次出現中原人口大量南徙的現象。這次南遷有兩波，第一個高潮是從靖康之難到《紹興和議》，第二個高峯則是在金帝完顏亮南侵期間，南方人口因此大量增加，若以紹興三十二年（1162年）與崇寧元年（1102年）比較，兩浙路户口增加26萬户、江南西路增加42萬户、福建路增加33萬户、潼川府路增加24萬户，夔州府路增加14萬户，宋金之際大約有五百萬北方移民遷入南方各地。 ^[4] 

宋代的農材賦役制度，大致延續唐末的兩税法，但增加了丁税，而差役則甚為繁重造成人民負擔，因此王安石變法時有免役法的推行。關於歲入1.6億貫的説法，實際為銅錢、米麥、白銀、布棉、絲絹、草料等不同物產單位的合加總數 ^[45]  ，宋代財政最高收入為六千餘萬貫 ^[46]  ，商税佔財政總收入約70%。

水排(3張)

宋代大興水利，大面積開荒，又注重農具改進，農業發展迅速。 ^[47]  許多新形田地在宋朝出現，例如梯田（在山區出現）、淤田（利用河水沖刷形成的淤泥所利用的田地）、沙田（海邊的沙淤地）、架田（在湖上做木排，上面鋪泥成地）等。這大幅增加了宋朝的耕地面積。 ^[48]  至道二年（996年），全國耕地面積為三百一十二萬五千兩百餘頃，到天禧五年（1021年）增加到五百二十四萬七千五百餘頃。 ^[136] 

各種新的農具在宋朝出現，代替牛耕的踏犁，用於插秧的鞅馬，提水的高轉筒車，灌溉的水轉翻車。新工具的出現也讓農作物產量大幅成長。一般農田每年可畝收一石，江浙地區一年可達到二至三石。北宋真宗時，耐旱、早熟的占城稻以及西天竺（今印度境內）的綠豆也得到推廣 ^[137]  。 ^[136] 

就農業生產來説，不同地區呈現出極不平衡的狀態。秦嶺、淮河以南地區的農業繼續發展，進一步擴大對北方的優勢。南方各區之間，最先進的是兩浙，特別是太湖流域蘇、杭、常、湖、秀等州，成都府路、福建沿海次之，兩湖地又差一等，兩廣及夔州較為落後。一些北方農作物粟、麥、黍、豆來到南方。棉花盛行種植於閩、廣地區。茶葉遍及今蘇、浙、皖、閩、贛、鄂、渝、湘、川等地。種桑養蠶和麻的地區也在增加。南宋時太湖地區稻米產量居全國之首，“蘇常熟，天下足”之稱。 ^[136]  秦嶺、淮河以北地區，主要是黃河中下游，包括華北平原及中原，開發最早，農業也有較好的基礎，雖然歷經唐末以來三百多年的多次戰亂，農業生產曾受到嚴重摧殘，但在政治相對穩定的北宋中後期及金朝中期，有一定程度的恢復發展。 ^[145] 

此外，宋代的甘蔗種植遍佈蘇、浙、閩、廣、等省，糖已經成廣泛使用的食品，出現世界上第一部關於製糖術的專著《糖霜譜》 ^[146]  。

宋代的傳統手工業部門，在生產技術、產品質量和生產規模等方面，比前代都有顯著發展。南方成為手工業生產最繁榮的地區。 ^[145] 

宋朝絲織業的生產中心，依然在四川、江浙、河北、京東等地區。隨着許多河北漢户的遷入.我國長城以北地區的絲織業也發展起來。西南地區的麻織品，以其技術之新穎、產品之精美馳名於世。棉紡織業由海南島黎族聚居地區發展到兩廣、福建，並向浙江地區發展，這在中國棉紡織業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145] 

宋朝政府還在絲織業最發達的地區設立織錦院，也就是官辦的絲織作坊。絲綢織錦業興隆非凡，據記載僅“織錦院”僱工就達千餘人。 ^[147]  而相關的印染業也因此發達起來。

宋朝官窯、民窯遍佈全國。時有開封官窯、汝州汝窯、禹州鈞窯、龍泉哥弟窯、景德鎮景德窯、建陽建窯、曲陽定窯等七大名瓷窯，以及分佈在各地的許多大小瓷窯，所產宋瓷通過海上絲綢之路遠銷海外，如日本、高麗、南洋、印度、中西亞等地區。其中鈞瓷以神奇的窯變特色和每年36件的稀有產量而位居宋瓷之冠。 ^[49]  總的來説，宋代所產的瓷器之精美，數量和品種之繁多，都大大超過前代。 ^[145] 

宋代礦冶業的發展也特別突出。銅、鐵等重要礦產品的產量都較唐代有了大幅度增長，開採規模和冶煉技術也有新的突破。北宋的主要礦產包括金、銀、銅、鐵、鉛、錫、煤等。北宋時期金屬礦藏達到兩百七十餘處，較唐朝增加一百餘處。仁宗時期，每年得金一萬五千多兩、銀二十一萬九千多兩、銅五百多萬斤、鐵七百二十四萬斤，鉛九萬多斤、錫三十三萬斤。煤炭（石炭）這時也成為開封等都市及河東地區城鄉人民且常生活中的重要燃料。 ^[145] 

此外，四川地區出現的“卓筒井”促進了井鹽業的快速發展。 ^[145] 

宋朝時期，商品經濟發展迅速，商業繁榮 ^[145]  。有學者推算，1000年中國GDP總量為265.5億美元，佔世界經濟總量的22.7%，人均GDP為450美元，超過當時西歐的400美元。 ^[3] 

宋朝政府對茶葉、鹽、礬等多種物資及海外輸入的乳香等舶貨實行專賣，不允許民間私自交易，稱為“禁榷”。宋神宗統治年間所實行的市易法，更把官辦商業作為一項國策加以貫徹執行。 ^[145] 

北宋的都城東京開封府是最大的商業中心，此外還有一些地區性商業都會。這些大商業城市已完全突破坊（居民住宅區）和市（商品貿易區）的限制，商業活動時間也更為自由。此外，各級官府所在地也都有相當活躍的商品貿易市場。在縣城下面，有許多鎮市。城鎮郊外的農村還有草市定期集市貿易。到南宋時，以杭州為中心，商業在長江流域及江南的廣大地區得到繼續發展。 ^[145] 

同商業發展相適應，在使用鐵錢的四川地區，首先出現中國最早的紙幣——交子。不過，在整個北宋時期，交子的使用還只是侷限在一定的地區，民間也很少使用。銅錢和鐵錢仍是流通的主要貨幣。宋朝是中國古代鑄錢數量最多的朝代，同時也是古代銅錢貨幣體系最穩定、最興盛的時期。有學者估計，北宋時期錢的鑄造總量達2~3億貫。由於宋朝銅錢信用佳，被大量走私到東南亞和西亞。 ^[53]  宋人形容銅錢的外流是“邊關重車而出，海舶飽載而回”。銅錢大量外流使當時遼、西夏、金、日本、交趾、高麗等國都使用銅錢，當時東亞各國還紛紛仿造宋朝銅錢來鑄造本國銅錢，從而形成了東亞銅錢貨幣體系。 ^[90]  到了南宋，政府還發行了新的紙幣——會子，與銅錢並行流通。紙幣的流通。開闢了中國貨幣史上的新紀元。這種多重貨幣並行流通現象的出現，既是商業和商品經濟發展的反映，也對以後的社會經濟發展有着積極影響。但南宋統治者後來把濫發紙重作為彌補財政虧空的手段，造成紙幣的嚴重貶值和幣制的混亂，對商業的發展造成不利影響。 ^[145] 

由於西夏阻隔了西北的絲綢之路，加上經濟中心的南移，從宋朝開始，海上貿易地位不斷提高，東南沿海的港口成為新的貿易中心。唐朝時期全國僅廣州一地設有市舶司，負責外貿事務。 ^[51]  宋朝先後在廣州、杭州、泉州、密州板橋鎮、潤州、蘇州、温州、江陰軍、明州、嘉興府（秀州）華亭縣（松江）、澉浦鎮（海鹽）和嘉興府上海鎮（上海）等地設立市舶司專門管理海外貿易。泉州在南宋晚期更一躍成為世界第一大港和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

宋朝海外貿易分官府經營和私商經營兩種方式，其中民營外貿又佔大宗。元豐三年（1080年），宋朝政府制定了一部《廣州市舶條法》，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貿易法。而各個外貿港口還在城市立設立“蕃市”，專賣外國商品；“蕃坊”供外國人居住；“蕃學”供外商子女接受教育，政府還專門制定了蕃商犯罪決罰條。廣州和泉州城內仍然有許多藩客墓，成為當時海外貿易繁榮的佐證。 ^[52] 

除了大量民間海商貿易活動外，兩宋政府還通過“朝貢”“回賜”的方式，同太平洋、印度洋沿岸許多亞洲國家和地區進行貿易往來。與中國通商的國家有：占城、真臘、三佛齊、吉蘭丹、渤泥、巴林馮、蘭無裏、底切、三嶼、大食、大秦、波斯、白達、麻嘉、伊祿、故臨、細蘭、登流眉、中裏、斯伽裏野、木蘭皮等歐亞地區五十八個國家 ^[44]  。宋朝出口貨物包括絲綢、瓷器、糖、紡織品、茶葉、五金。進口貨物包括象牙、珊瑚、瑪瑙、珍珠、乳香、沒藥、安息香、胡椒、琉璃、玳瑁等幾百種商品。宋朝與海外國家通過海上航路所進行的商業活動，無論在海舶的航程、活動範圍，還是進出口商品的品種和數量等方面，都超過了前代。而宋朝從大量進口貨物通過市舶司獲得的税收，從北宋皇祐（1049年－1054年）的53萬貫，治平（1064年－1067年）63萬貫，到了南宋紹興（1131年－1162年）已達200萬貫，約佔中國財政收入的百分之六。 ^[53]  市舶司的收入，成為支撐宋朝財政的一項重要來源。 ^[145] 

在陸上，北宋政府很重視發展同遼、西夏以及大理等政權的商業聯繫、在邊境地區設置各種榷場來管理貿易往來事務。宋朝出口藥材、茶葉、棉花、犀角、象牙等，進口北珠、人蔘、毛皮、馬匹等貨物 ^[81]  。位處西域的各國和北宋也有聘使往來。其中回鶻同北宋的貿易關係相當密切，當時許多回鶻商人帶着家屬長期居住在開封經營商業。 ^[145] 

在社會經濟、文化發展的前提下，宋代的科學技術得到了長足的進步，其數學、天文、曆法、地理、醫藥、農學等方面的探索與成就都達到了很高的水平。英國科技史家李約瑟在《中國科學技術史》中認為，中國封建社會的科技發展到宋代，已經呈現巔峯狀態，在許多方面實際上已經超過了18世紀中葉工業革命前的英國或歐洲的水平。 ^[88] 

北宋的沈括被譽為“中國整部科學史中最卓越的人物”。其著作《夢溪筆談》涉及古代中國自然科學、工藝技術及社會歷史現象，是“中國科學史上的座標”。 ^{[60]  [144]}  曾公亮、丁度主編的《武經總要》是中國第一部新型兵書，也是一部古代的軍事百科全書。 ^[108] 

南宋紹興十九年（1149年）完成的農學著作《陳旉農書》，是隋、唐以來長江下游地區勞動人民在生產實踐中積累起來的農業生產技術經驗的總結，反映了唐宋時期水田耕作栽培技術的水平，在整地育苗、中耕除草技術、烤田和灌溉等方面都有論述，充分體現了中國古代農業精耕細作的傳統思想。 ^[88] 

兩宋時期的動植物譜錄已大量出現，園藝業的高度發展，宋徽宗在開封建立“艮嶽”，“不以土地之殊，風土之異”，移植南方的植物，且分區栽種各種園藝植物，具有近代植物園之雛形。動植物譜錄中，蔡襄《荔枝譜》、歐陽修《洛陽牡丹記》、陸游《天彭牡丹譜》、劉蒙《菊譜》、宋子安《東溪試茶錄》等書，不僅分別記述各種園藝植物的歷史沿革、性狀特徵、品種和分類、栽培法，而且還記述了品種的形成及其演化過程，所有這些在農學和生物學上都有一定價值。 ^[88] 

兩宋時期的醫藥學在教育、理論、臨症各科的診斷治療、本草、局方等方面都有不同程度進展，使中國醫藥學進入了一個全面發展的新階段。宋朝重視各種醫藥書籍的修訂：宋太祖時，劉翰、馬志等修成《開寶本草》21卷，載藥物983種；宋仁宗時，蘇頌等修成《嘉祐本草》，載藥物增達1082種，並整理成一部《圖經本草》。唐慎微修纂的《經史證類備急本草》收錄藥物1700多種（比《唐本草》新增476種），百病主治藥、服藥食忌例及藥物畏、晉、須、使等，使人們對歷代本草的源流和藥物之配伍禁忌有一個概括的瞭解。宋朝以前的中醫分為三科，至宋以後細分為九科：大方脈科、風科、針灸科、小方脈科、眼科、產科、口齒咽喉科、瘡腫兼折病科、金鏃書禁科，針對性大大加強。 ^[88] 

兩宋時期的醫學還有兩件事是必須要提到的：一是宋慈的《洗冤錄》，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系統的法醫學著作；二是王惟一的《銅人腧穴針灸圖經》和針灸銅人，體現出針灸也有很大發展。 ^[88] 

兩宋時期的科學技術各學科中，數學的發展較為突出。出現了秦九韶的《數學九章》、楊輝的《詳解九章算法》等。沈括在數學方面的貢獻是他的“隙積木”和“會圓術”，為後人的研究奠定了基礎。 ^[88] 

宋朝造紙技術也獲得全面提高、紙的用途也更加廣泛。 ^[145]  當時主要的造紙材料包括絲、竹、藤、麻、麥稈等。重慶、四川、安徽、浙江是主要的造紙產地。渝川地區的布頭箋、冷金箋、麻紙、竹紙，安徽的凝霜、澄心紙、粟紙，浙江的藤紙等都聞名於世。甚至還有紙被、紙衣、紙甲等。

紙張的大量生產與活字印刷術為印刷業的繁榮提供了基礎。宋朝刻書成風，官、私、坊刻均有很大發展 ^[145]  ，分三大系統，官刻系統的國子監所刻的書被稱為監本，而民間書坊所刻的書被稱為坊本，士紳家庭自己刻印的書籍屬於私刻系統。東京、臨安、眉山、建陽、廣都等都是當時的印刷業中心。當時坊刻書中以浙江最好，稱浙本，四川次之，稱蜀本。福建的刻書以量取勝，稱建本，其中尤以建陽麻沙鎮最多，世稱麻沙本。社會上流行刻書的風氣。其中以臨安國子監所刻的書品質最好。宋朝的刻書以紙墨精良、版式疏朗、字體圓潤、做工考究、傳世稀少、價值連城而聞名於後世。 ^[50] 

此外，北宋印刷鋪工人畢昇在印刷實踐中總結前人的經驗，發明活字印刷術。其創造的膠泥活字、木活字排版，是中國印刷術發展中的一個根本性的改革，對中國和世界各國的文化交流作出重要貢獻。 ^[89] 

北宋出現了“自書契以來，經史九流百家之説，至於圖緯陰陽五行律呂星宮等法，山經本草，無所不通”的科學家蘇頌 ^[82]  ，他領導製造了世界上最古老的天文鐘“水運儀象台” ^[88]  ，開啓近代鐘錶擒縱器的先河。

宋朝的歷法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寧宗慶元四年（1198年）頒佈的《統天曆》。該曆法由楊忠輔創制。它與現代所測數值只相差26秒，而與現行的公曆所採用的數據相同，比西方《格里曆》的頒行早383年。但因推測日食等不驗，《統天曆》只使用到開禧三年（1207年）。同年又造《開禧歷》代替統天曆，行用於世45年。 ^[61] 

北宋李誡主持過五王邸、辟雍、尚書省等十餘項建築工程。他在實踐的基礎上，參閲古代文獻，集中工匠智慧，編纂了《營造法式》一書，是中國古代完整的建築專著之一，具有重要的歷史價值。 ^[138] 

機械製造方面，北宋的燕肅發明指南車、記裏鼓、蓮花漏等儀器，並曾繪製《海潮圖》以説明潮汐原理。

宋朝造船技術水平是當時世界之冠。宋神宗元豐元年（1078年），明州造出兩艘萬料（約600噸）神舟。1974年福建泉州出土一艘宋代古船，有13個隔水倉，一兩個隔水倉漏水，船也不會沉。隔水倉技術，經馬可·波羅介紹，傳入歐洲。宋朝的主要造船廠分佈在江西、浙江、湖南、陝西等地區。虔州、吉州、温州、明州都是重要的造船基地。太宗時期，全國每年造船達到三千三百餘艘。到了南宋，由於南方多水加上海上貿易日益發達，造船業發展更快。臨安府（杭州）、建康府（江寧府，今南京）、平江府（蘇州）、揚州、湖州、泉州、廣州、潭州、衡州等成為新的造船中心。廣州製造的大型海舶木蘭舟可“浮南海而南，舟如巨室，帆若垂天之雲，舵長數仗，一舟數百人，中積一年糧”。南宋初年，鐘相、楊幺起義軍改進了官軍車船，使其最多者達“二十四車”，並出現十餘種不同的車船，船上不僅有進攻性武器“撞（拍）竿”等，還有防禦性的護車板以保護輪子 ^[139]  。南宋時還出現了飛虎戰船等新式戰艦。

宋朝時，用人工磁化方法造出的指南針，被廣泛應用於航海。 ^[130] 

地學的發展是以圖經形式編寫地理著作為特點的，圖經也正向地方誌的方式過渡。北宋王存等編纂的《元豐九域志》注重“當世之務”對各地裏數、城堡之名、山川水澤的情況記述詳備。據《宋史·藝文志》記載，宋代地方誌共有100多種，附有地圖的志稱為“圖志”或“圖經”。現存西安和蘇州的宋代石刻地圖，“華夷圖”“禹跡圖”“地理圖”和“九域守令圖”等極具價值和特色，是目前所見時間最早的畫方地圖。所繪河流及海岸線精確，代表宋代測繪地圖的水平，地學的發展對礦物學及水利建設的發展和進步起到了重要作用。宋代礦業事業的發展以及人們對地質現象實地考察的風氣，使人們對礦物和若干地質現象的認識與研究也較前大有進步。紹興三年（1133年）杜綰所著《雲林石譜》，記載石品116種，各記其產地、採法、產狀、光澤，並品評高下等，反映了人們對礦物認識的新水平。 ^[88] 

宋代是中國古代經學發展的重要時期，完成了由“漢學”向“宋學”的轉變，從章句之學轉變為義理之學。 ^[125] 

宋學以中晚唐的儒學復興為前導。自唐後期到五代末期，戰亂不已，經濟凋敝，韓愈所倡導的新儒學銷聲匿跡。宋初數十年，社會相對和平，經濟有了較快發展，思想文化領域也逐漸活躍，儒、釋、道思想相互滲透。仁宗朝前期，胡瑗、孫復、石介等相提出各種改革方案，展開激烈論爭，疑經思潮風生水起。至仁宗慶曆年間前後，一種吸收佛、道學説以闡述儒學的新學派—宋學逐漸形成，李覯、范仲淹、歐陽修等人在其中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從仁宗晚年到神宗初年，宋學得到較大的發展，各大學派正式登場。王安石的新學是早期宋學中最重要的學派，影響也最大，在學術上居主導地位達六十年之久。王安石提出研究經術要為現實服務，力主變革。而司馬光的朔學大力宣揚天道觀和“禮治”，積極維護現存秩序。司馬光在史學上取得重大成就，是宋儒重視史學的最重要代表。“三蘇”的蜀學則立足於儒學而博取其他諸家學説，因其缺乏固定的思想體系，在政治上也就易於多變，但在文學上成就突出。 ^[125] 

理學形成於北宋，周敦頤與“二程”、張載、邵雍等作為理學學派的創始人或初步發展的奠基人，被稱為“北宋五子”。其實在北宋時，除王安石的新學、二程的洛學、張載的關學外，其他學派大多未成氣候，影響有限。進入南宋以後，隨着政治形勢的突變，宋學各派力量互有消長。洛學迎合了南宋統治者的需要，因而受到朝廷的提倡，獲得長足的發展。兩宋之交的楊時、胡安國、胡宏，南宋前期的張栻、陸九淵、朱熹等人，對理學的進一步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主要由濂、關、洛、閩四大學派建構的理學是哲學化的儒學，以討論“性”（以人性為主，兼及物性）與“理”（天理、天道）為中心，闡釋儒家經典的義理。理學又稱道學，理學家標榜自己是繼承孔孟之道的正統。至朱熹集理學之大成，建立了完整的思想體系，理學遂在宋學中成為巍然兀立的主流學派。與此同時，在民族危機的刺激下，形成以呂祖謙為代表的金華學派、以葉適為代表的永嘉學派和以陳亮為代表的永康學派，三者統稱為浙東事功學派。浙東事功學派提倡研究學問要經世致用，反對理學派的空談性命、義理。 ^[125] 

宋理宗當政時，採取各種措施提高理學的地位，並正式肯定二程、朱熹是孔孟以來道統的真正繼承人，從而使程朱理學成為欽定的官方哲學，其深遠影響不僅下及元明清，而且遠播朝鮮、日本諸國。在程朱理學確立獨尊地位以後，宋學其他各派走向衰落，理學本身也因缺乏競爭而日漸僵化、陳腐。理學是在儒、佛、道三教結合的基礎上孕育形成的，在發展理論思維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在中國思想史上佔有重要地位，但它宣揚的“三綱五常”極大地強化了封建禮教的精神束縛。 ^[125] 

宋朝文學發達，在詩、詞、散文等方面都有偉大成就。

宋朝文學成就突出地表現在詞的創作上。宋朝商品經濟的發展，城市的文化、經濟的繁榮，這些為宋詞的繁榮提供了物質基礎。詞與歌結合，使得詞得到廣泛的傳播。 ^[132]  根據《全宋詞》的記錄，宋朝詞人達到一千三百卅家，作品及殘篇總計達到兩萬零四百多首。其中晏殊被稱為宋朝詞家初祖，其詞和婉明麗。歐陽修的詞也富於花間派之風格。柳永在宋詞發展史上具有轉折性的作用，他的慢詞令人耳目一新，確定長調的地位，充實詞的形式，豐富詞的表現手法，是宋代婉約派的代表人物。作品廣為大眾喜愛以至於當時人言“凡有井水飲處，即能歌柳詞” ^[64]  。

其後，蘇軾又對宋詞進行徹底的革新，創立豪放派，擴大詞的選材範圍。周邦彥是格律派的始祖。南宋初年的女詞人李清照也屬婉約派代表人物。在靖康之難後，憂患意識使得豪放派佔據詞的統治地位，其中以辛棄疾為大成。 ^[65] 

宋朝初年，文壇上產生一種萎靡的文風，只知摭拾字句，以講求雕鏤、華麗為能事。後來，越來越多的人對這股浮華的文風反感，開始了一場詩文革新運動。他們提倡寫作韓愈、柳宗元那樣的散文，主張文要重道、致用，反對浮靡的文風。特別是歐陽修登上文壇以後，這場詩文改革運動取得更大的進展。 ^[132]  歐陽修的散文主旨明確、內容充實、平易自然，為宋朝散文的風格奠定基調。“三蘇”之中，蘇洵的文章以議論見長，文風雄奇勁簡。蘇軾的文章灑脱自然，清新豪放之中又帶些憂鬱，前後《赤壁賦》等文章確定他在文壇上不可撼動的地位。他的弟子陳師道、黃庭堅、秦觀、張耒、晁補之和李廌號稱“蘇門六君子”。南宋時期，蘇軾的散文甚至成為科舉考試的範文，時人言：“蘇文熟，吃羊肉；蘇文生，吃菜羹”。而蘇轍的文章疏於敍事而長於議論。曾鞏忠實地追隨歐陽修的風格，以記敍文和議論文為主。文風自然純樸，少有華麗辭藻。王安石也以議論文為長，風格雄健自然。但是到了南渡之後，宋朝的散文就開始衰落，其後的文人都無法同北宋六家相比。 ^[62] 

宋詩雖不及唐詩，但遠在明清之上，《全宋詩》收錄宋詩作品達十六萬多首之巨。與散文相同，歐陽修也開創宋朝的詩風，中國詩歌史上第一部詩話《六一詩話》就是其所著 ^[63]  。王安石詩風工練，比歐陽修更講究修辭技巧與典故運用。蘇軾的詩變化多端，雄放灑脱。其吸收前朝所有詩人的手法，並長於各種詩體，尤其是古體與七言近體，可謂別開生面，奔放靈動，成為宋詩一代大宗。黃庭堅雖出於蘇門，但卻開創江西詩派，他的詩歌模仿杜甫，講究煉字煆句，顯得耐人尋味。黃庭堅有重要的詩歌理論，又有獨到的詩歌技巧，在宋代的詩壇上有重要的影響。 ^[132] 

南渡之後，又有“南宋四大家”，即楊萬里、范成大、陸游和尤袤，也堪與北宋三家相比。楊萬里的詩歌清新活潑，以天然風景為主；范成大的詩歌關心民生，詩風清麗秀婉；陸游的詩以愛國著稱，他的詩對偶工整，後人言“好對偶被放翁用盡”。

宋代城市中説書演出盛行，説書的底本就是話本。 ^[130]  最著名的話本有《三國志平話》《新編五代史平話》《大唐三藏取經詩話》《大宋宣和遺事》等；一些明清白話小説也是根據宋朝的話本改編。 ^[66] 

宋代史學著作豐富，史家輩出，達到了中國古代史學發展的頂峯。歷史學家陳寅恪説：“中國史學莫盛於宋。”

宋代紀傳體史書除《舊唐書》《新唐書》《東都事略》等外，還出現了紀傳體通史《通志》；而編年體史書在隋唐經歷衰退後，至宋代得到空前的發展，出現司馬光主編的史學鉅著《資治通鑑》二百九十四卷，並影響了之後的編年體著作編修，誕生了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李心傳《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及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等描述兩宋（或北宋）史實的著作；宋末的馬端臨編撰有典制體史書《文獻通考》。 ^[85] 

宋人重考據，使得宋朝考史一類史書相當發達，自司馬光開風氣之先，“至南宋最精博”，李燾、李心傳號為大家。金石學也形成專門學問。南宋時《資治通鑑綱目》創造出新的史書體裁——綱目體，與紀傳、編年、紀事本末並立。學案體史書也萌芽於南宋朱熹所撰的《伊洛淵源錄》。 ^[86]  方誌學等興起並得到長足發展，筆記數量眾多。 ^[85]  兩宋時期郡縣地方誌有20多種保存至今，經歷代續修，逐步積累，形成了豐富的地方資料。宋代總志中最著名的有太平興國（976年－984年）年間成書的《太平寰宇記》，內容以中國為主，兼及外域，還增加了不少有關人物與藝文的篇章，開創了地方誌的新體例。由於這一時期中外交流往來頻繁，對旅途實地考察與傳聞的記述形成了許多重要的域外地理文獻，如耶律楚材《西遊錄》、周去非的《嶺外代答》及趙汝適的《諸蕃志》中有許多來自傳聞的記述。 ^[88] 

此外，宋代修史之風大盛，無論官方或是私人所撰史書之多，都大大超越前代。《宋史·藝文志》著錄的史部書籍有43009卷，除《新唐書·藝文志》已有載錄的29201卷以外，為宋人所撰者達13808卷。保存至今的宋代典籍，據近人統計，有3億字左右。 ^[86] 

宋代的書法繼承前代的風格，又有重大的突破。唐人的書法莊重肅穆，而宋人的書法流暢放達，這在中國的書法史上是一次重大的突破。 ^[132]  在宋代的“士流”階層中，書法是第一重要的藝術，成為恰情遣興的主要手段，藴詩詞文賦於書法之中，力求書之外的“象外之旨”“韻外之致”。 ^[133] 

宋初，歐陽修等人突破了五代書法的格局，形成自己的書法風格。北宋後期，書法趨向成熟。在書壇上出現了蘇、黃、米、蔡四大書法家，後世稱為“宋四家”。蘇，是蘇軾。黃，是黃庭堅。米，是米芾。蔡，是蔡襄（一説蔡京）。蘇軾擅長行書和楷書，用筆豐潤，以韻取勝。黃庭堅的字挺秀，他長於行、草。米芾也長於行書和草書。蔡襄的楷書端莊，草書流暢。 ^[132]  除“宋四家”外，宋朝的許多文人、大臣和皇帝也擅長書法，如歐陽修、范仲淹、蔡京、宋徽宗趙佶、宋高宗趙構、秦檜、岳飛、范成大、陸游、張孝祥、朱熹、姜夔、文天祥等。其中最為特別的是宋徽宗趙佶，其楷書瘦直挺拔，自成一體，被後人稱作“瘦金體”。 ^[133] 

隨着對外交流的日益頻繁，宋朝的書法還傳至東亞的高麗、日本。高麗前期、中期的書風仍崇尚唐風，尤其是歐陽修書體。 ^[134]  當時的日本人爭相模仿宋朝的書風，其中後宇多天皇和後醍醐天皇深得精髓，二人的書法龍飛鳳舞，豐筋多力。花園天皇的書法也受到了宋朝的影響。 ^[135] 

繪畫在兩宋時期得到較快的發展。宋朝在都城設立“翰林圖畫院”，成為一時的創作中心，培養了一批繪畫人才。徽宗時，曾將“畫學”納進科舉考試的科目中。五代末至北宋初年，山水畫的代表人物是李成、關仝、范寬。後來有郭熙等人。南宋的李唐長於畫牛，他和劉松年、馬遠、夏圭被稱為南末的四大畫家。宋代還出現了包括宋徽宗在內的一批花鳥畫家，以及一些擅長於畫宗教人物的畫家。北宋末年，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生動地反映了開封的城市生活，這幅畫是當時風俗畫的代表作。 ^[132] 

宋朝時，中國境內流行的宗教主要有佛教、道教、摩尼教等，其中佛、道兩教勢力最盛，對政治影響很大。 ^[125] 

宋朝建立後，宋太祖對佛教採取既保護又限制的態度。宋太宗崇尚佛教，在他的支持下，佛教有了很大發展。宋真宗對於佛教更加熱衷，對各地寺院屢加賞賜。真宗以後的幾代皇帝，都繼續執行保護佛教的政策。到了北宋末年，宋徽宗崇道抑佛，佛教一度受到影響。宋室南遷後，歷代皇帝對佛教都採取保護的態度。由於財政緊張，北宋後期和南宋政府曾大量出賣度牒，作為一項重要的財政收入，這就造成僧尼的不斷增多。宋代佛教派系林立，其中勢力最盛的是禪宗和淨土宗，其次為天台宗、華嚴宗、律宗。 ^[125] 

這一時期道教也很流行。但大部分時間裏，道教的勢力和影響都比佛教要小，只有北宋真宗和徽宗兩朝例外。 ^[125] 

唐武宗滅佛時，摩尼教也受到打擊，在中原地區幾近絕跡。宋代沿海的兩浙、福建地區，仍有摩尼教的活動。北宋的某些起義曾利用摩尼教作為組織和發動羣眾的工具。因此，宋朝政府在北宋末年起就下令取締摩尼教，南宋時禁令更嚴。經過這些打擊，摩尼教更加衰落。 ^[125] 

宋朝的許多雕塑是中國藝術寶庫中的珍品，如山西太原晉祠聖母殿中40多尊塑像，達到了很高的水平。重慶市大足石刻多數是宋朝的作品。 ^[132] 

宋太祖建國之初，為加強皇權和軍事階層的穩定，實行“崇文抑武”之策 ^[37]  。宋廷採取“樞密（院）掌兵籍、虎符，三衙管諸軍，率臣主兵柄，各有分守”的軍事領導體制。實行這種體制，目的是通過管理權限明確而互相制約的劃分，使軍隊的建置、調動和指揮大權都集中於皇帝一人之身。北宋的這一軍事領導體制，從宋初開始以來，一直延續到北宋末年。 ^[148] 

北宋中期以後對遼、西夏等國的戰爭，使得軍事費用增加，對統兵將帥限制太多“權任輕而法制密” ^[38]  ，將不專兵，動相牽掣，“元戎不知其將校之能否，將校不知三軍之勇怯，各不相管轄，以謙讓自任。” ^[39]  和軍紀不明使宋軍嚴重缺乏訓練，終日“遊戲於廛市間，以鬻巧誘畫為業，衣服舉措不類軍兵”“衞兵入宿不自持被而使人持之；禁兵給糧不自荷而僱人荷之。”張演説：“宋朝之待武臣也，厚其祿而薄其禮。”王夫之指出：“宋所忌者，宣力之武臣耳，非偷生邀寵之文士也。”

南宋軍隊的主力為屯駐大兵以及三衙。屯駐大兵戰鬥力較強，多屬私人召募部隊，如岳家軍，有“撼山易，撼岳家軍難”之説。這時朝廷控制軍隊的能力已經弱化，樞密院的權責也逐漸縮小。紹興十一年（1141年），韓世忠﹑岳飛等將領的兵權相繼被削減 ^[40]  。

宋朝實行募兵制 ^[42]  ，並且將災年招募流民、饑民為兵卒，作為一項傳統的國策，以起到穩定政權作用。軍隊分為四種，即禁軍、廂軍、鄉兵、藩兵。禁軍是中央軍，也是宋朝軍隊的主力。廂軍是各州的鎮兵，由地方長官控制。鄉兵則是按機關抽調的壯丁。藩兵是防守在邊境的非漢民族軍隊 ^[43]  。

在兵種結構上，步兵為主要兵種，並配有少量騎兵。沒有北方良好牧地提供足夠戰馬的問題終宋一代始終困擾着宋國軍備（尤其在遼、金皆有優勢騎兵的情況下），併成為兩宋滅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北宋軍隊使用的兵器以弓弩為主，華嶽説：“軍器三十有六，而弓為稱首。武藝一十有八，而弓為第一。”除常用兵器外，宋朝軍隊還配備了一些較先進的兵器，如牀子弩，據説最大的牀子弩可將一槍三劍箭射至465米。宋神宗時期由布衣李宏研製的神臂弓是一種強勁的弩，射程可達372米以上，且可以一人攜帶和發射，“施於軍事，實有奇功”，山故神宗以後神臂弓得到廣泛推行。 ^[131] 

宋代的軍事技術得到巨大進步，進入冷兵器和火器並用時代。從宋朝開始，火藥被大量製造並用于軍事，由燃燒型火器逐步發展為爆炸型火器和管形射擊火器。 ^[130]  宋人常用的火器有霹靂炮、震天雷、引火毬、鐵火炮、火箭、火毬、火槍、火炮等。水戰裝具的發展，舟師仍在江河、瀕海地區發展，南宋時還尚有車船。投石機方面有車行炮、單梢炮、七梢炮與旋風炮等。 ^[41] 

城防設施發展出城制、弩台、敵樓等設施。其中以山城防禦體制最具有名，南宋守將餘玠於四川防禦蒙軍，為了鞏固渝川地區，他採用“守點不守線，連點而成線”的方針，修築釣魚城（重慶合川區東）、大獲（四川蒼溪南）、青居（四川南充南）、雲頂（四川金堂南）、神臂（四川合江西北）、天生（重慶萬州區西）等十餘城，形成一個防禦網，成功抵禦蒙軍攻擊。 ^[41] 

宋朝的主體階級是地主和農民兩大階級。地主階級大致可劃分為皇室、官户、吏户、鄉村上户、僧道户、幹人等幾個階層。除了趙氏皇室外，官户作為一個法定的階層，居於社會的最高層，外戚大體可列入官户，宗室的一部分也可列入官户。官户絕大多數擁有數量不等的田產。吏户是僅次於官户的統治階級，其户數也多於官户，對廣大民眾來説，他們則是更為直接的統治者、壓迫者和剝削者。鄉村上户大體上是指沒有官和吏身份的地主。儘管各地劃分户等的財產標準不一，但鄉村上户往往擁有幾百畝以上的田產。按照宋代制度，鄉村上户須服職役，即吏役。僧道户是指僧寺和道觀，在宋代的户口登記中，只能以寺觀為單位，列入主户户數登記，而僧道個人則列入主户人數登記。幹人是一個特殊的階層，他們是官户和地主的高等僕人，但對農民而言，卻是直接的盤剝者。 ^[124] 

農民階級主要由鄉村客户和下户構成，他們分別負擔不同的賦役。在宋代，鄉村主、客户的區分主要在於有無田地。鄉村客户往往成了佃農的代名詞。按財產多少，鄉村主户分為五等，其中第一、二、三等户稱上户，第四、五等户稱下户，有時也將第三等户稱鄉村中户。由於一些複雜的原因，大量沒有田地，本應算做鄉村客户的佃農，也被列入鄉村下户的户籍登記。此外，宋代的城市居民被稱為坊郭户，根據有無房產，也分為主户與客户，坊郭主户又分為十等户。 ^[124] 

宋代農業中的生產關係以契約型租佃制為主、僱傭製為輔，而在工商業以至家內勞動中，逐漸採用僱傭制。佃農的身份為編户齊民，對地主的人身依附關係較以前“注家籍”的佃客有所鬆弛。宋代私人奴婢的法定名稱是“人力”和“女使”，其社會地位比唐律中的奴婢也有所提高。 ^[124] 

衣：參見詞條宋朝服飾

食：北宋肉類以羊肉為多——南宋羊肉價格高，一般人吃不起。

住：百姓住房較為簡陋，稍稍富裕點的人家以茅屋和瓦房結合。

行：牛車——騾子——乘轎。 ^[7] 

佛教禪宗思想在宋代非常盛行，禪宗強調徹見心性、頓悟成佛，同時在生活態度上提倡隨緣自適，既有其獨到的地方，又與老莊清寂、無為的思想有相當的契合，所以很容易為宋代的文人士大夫所接受，成為他們面對人生困境的重要精神支柱。對佛禪、老莊的自覺接受與深層體悟，與儒家傳統的“窮則獨善其身”的處世態度相結合，逐漸形成一種獨特的心性修養和理性追求，使得宋人的精神面貌和人生態度普遍比較超脱、達觀，並漸漸積澱成一代社會風尚。 ^[87] 

瓦舍是重要的庶民遊樂場所，內有勾欄，專供大眾娛樂。東京的瓦舍就有十多座。臨安的瓦舍見於有廿三座。瓦舍的演出內容呈現商業化、專業化、通俗化、大眾化的新趨勢。演出的內容主要包括説唱、戲劇、雜技和武術等。其形式多樣，深受大眾的好評。 ^[67] 

南宋城市則出現了以娛樂體育活動為主的體育組織，造成原因是南宋有相對穩定的社會環境、市民階層的壯大以及城市文化生活的高度發展和行會組織的大發展。 ^[68] 

宋朝的城鎮商品經濟特別發達。北宋末期有四十六個十萬口以上的城市。包括開封、洛陽、應天（今商丘）、大名、杭州、鎮江、蘇州、江陵（荊州）、廣州、成都、福州、潭州（今長沙）、泉州等。宋朝首都東京開封府的人口達到百萬以上，店鋪多達六千四百餘家。宋朝打破坊市分區的制度，商店可以任意開設，還出現夜市與曉市。南宋行在所臨安府（今杭州）人口在宋末達到一百二十五萬，城內極其繁華，時人稱為東南第一州。 ^[67] 

在農村，宗族制度成為維繫社會的主因，縣以下完全通過“鄉保”與“族長”進行管理。在理學的教化下與士人的影響下，官方辦理社會救助；透過理學薰陶，商人階級出資辦理社會救助。救助內容除了辦書院、訂鄉約以激勵品德外，還普遍辦理義莊，以救貧恤孤，資助教育；辦社倉，以備荒歉；辦保甲，以補地方之武裝而保民。這種由士人自發的救助工作，成為自南宋以降中國社會安定的重大因素。在宋代之前，官方的社會救助活動多屬臨時性質；宋代開始，各州縣普遍設立各種社會救助的永久性機構。族長通過訂立鄉約鄉規來保持社會的秩序。地方紳士通過辦學、救濟事業、修橋鋪路等手段造福鄉里。 ^[69] 

由於受到程朱理學的影響，貞節觀在宋朝得到發揚，從五代末到宋朝開始在中上層階層婦女實行的纏足風俗嚴重迫害婦女的身體與心靈，官妓這種制度在宋朝已經淪為賣淫的代名詞。

宋朝外敵頻繁，對外交涉（包括與各民族政權）的重要性日益增加。針對不同的對象，給予不同的館待禮遇，並使之專門化。宋朝奉行朝貢體制，然而將重心放在政治利益與經濟利益，也就是“來則不拒，去則不追” ^[71]  。西夏、高麗、越南（宋朝先稱之為“交趾”，後改稱“安南”。宋時越南歷經丁、前黎、李、陳等王朝統治）等國，由於宋朝視他們為藩屬國，所以發出的外交文書和禮物等皆稱“制詔”或“賜”，對其國家的外交承認被稱為“冊封”。

宋朝在京城設置許多外交接待館驛，作為國家接待各國使節的地方。遼在都亭驛，西夏在都亭西驛，高麗在梁門外安州巷同文館，回鶻、于闐在禮賓院，三佛齊、真臘、大理、大食等國在瞻雲館或懷遠驛。

終兩宋時期，北方的遼、金兩朝都對宋朝構成巨大威脅，其外交事務主要由樞密院的禮院負責 ^[70]  ，包括文書往來、使節派遣和一切接待事宜等。元豐年間，樞密院改置北面房，掌北界國信，南宋沿襲之。此外，宋朝專門設置主管往來國信所，作為負責與遼、金交往的具體事務機構。其與遼金具體的關係變化如下。

宋朝建立之初，與遼一度因北漢問題發生衝突，但總體上並無大的齟齬，雙方使軺相接，絡繹於途。宋太宗於太平興國四年（979年）滅北漢後，為燕雲地區的歸屬問題舉兵攻遼，結果敗北於高梁河之戰，雍熙三年（986年）再次北伐，又失利於歧溝關之戰。隨後宋朝轉攻為守。太宗、真宗時，遼聖宗與其母蕭太后舉傾兵南攻，使戰爭持續不斷，龐大的軍費開支和兵禍帶來的破壞對北宋造成較大的影響。景德元年（1004年）“澶淵之盟”簽訂後，宋朝罷兵歸農，“通互市（榷場），城池，招流亡，廣儲蓄，由是河北民得安業”。真宗朝宰相王旦認為：“國家納契丹和好已來，河朔生靈，方獲安堵，雖每歲賜遺（指歲幣），較於用兵之費，不及百分之一。”總的來説，宋遼關係在“澶淵之盟”後極為融洽，據學者統計，僅互派使節一項，便多達388次（“澶淵之盟”後379次）。宋朝因兩國修好，在國書格式上，“以南北朝冠國號之上”，以示遐邇一家，不分畛域。為方便交聘，宋朝特置國信司主其事，遼朝亦設通事主持交往，並於燕京置會同館接待宋使。雙方接待對方使者的規格高於他國使者，不但在帝后生日、正旦時雙方都有豐厚之禮物饋送，而且在使節之待遇上也極優渥。一百多年的和平，深刻促進雙方的經濟、文化交流與發展。 ^[97] 

但宋遼雙方也偶有矛盾，如宋仁宗慶曆二年（1042年），遼方趁宋朝困於宋夏戰爭之際，通過武力威脅加外交手段，逼迫宋朝於原定“歲輸”，再增加銀、絹各十萬兩、匹，史稱“慶曆增幣”。宋神宗時又因河東邊界問題發生分歧。金朝建立後，宋徽宗聯合金朝攻打遼南京，但未能成功。隨後遼朝滅亡，宋遼關係告終。 ^[97] 

金朝崛起於東北後，宋徽宗秘密派遣馬政由登州浮海赴金相約攻遼，與金太祖訂立海上之盟。從政和七年（1117）至宣和五年（1123）七年之間，宋朝十次遣使赴金，就燕雲十六州的歸屬及善後問題進行了反覆的爭論，宣和五年（1123年）四月宋軍進入燕京。但宋人席不暇暖，金人便於宣和七年（1125年）敗盟，大舉侵宋，靖康二年（1127年）徽、欽二帝在“靖康之變”中被金人俘獲，北宋滅亡。北宋亡後，金人不敢貿然進行直接統治，因而相繼立張邦昌為楚帝、劉豫為齊帝，以收傀儡遙控之效。同時繼續派兵大舉進攻南宋，雖攻勢迅猛，卻難以使南宋軍民屈服。紹興九年（1139年），金朝主政的完顏宗磐等圖謀與宋議和，將陝西、河南之地歸還南宋（參見詞條天眷和議）。不久後金方主和大臣被殺，金熙宗於次年（1140年）撕毀合約，繼續攻宋。紹興十一年（1141年）底，在秦檜的圖畫，宋高宗的決定下，宋金達成“紹興和議”，宋在割地、賠款的同時向金稱臣。 ^[98]  此後雙方度過了一段和平時期。紹興三十一年（1161年），金帝完顏亮大舉南侵，但因虞允文取得采石大捷、金內部變亂而遭遇失敗。隨後宋孝宗即位，發動“隆興北伐”，試圖收復中原，然而慘遭敗北，不得已與金朝締結“隆興和議”，恢復了宋金之間的和平狀態。但金宋關係由君臣關係調整為叔侄關係，宋對金的“歲貢”改稱“歲幣”，所給銀、絹數量也從各25萬兩（匹）減為各20萬兩（匹）。 ^[100]  宋寧宗開禧二年（1206年），掌權的宰相韓侂冑發動“開禧北伐”，仍遭失利，殺死韓侂冑的主和派史彌遠等與金達成“嘉定和議”。金宋關係變為伯侄關係，宋方所輸銀絹增至三十萬。數年後宋金戰事再起，而隨着大蒙古國在北方興起，金朝日趨衰弱，南宋統治者在金南遷汴京後停輸歲幣，並選擇“聯蒙滅金”。 ^[101] 

西夏的前身是唐末五代的夏州定難軍。北宋建立後，定難軍仍奉宋為宗主國，以維持自身勢力。宋太宗時北宋併吞夏州政權，李繼遷舉兵反抗，採取事奉遼朝、連遼抗宋的策略，多次擊退宋軍，並且擴張勢力。李德明襲位後，為了鞏固新領地，對宋和談，於景德三年（1006年）達成和議。然而李德明依舊維持與遼朝的關係。寶元元年（1038年），李德明長子李元昊稱帝建國，自稱“邦泥定國”，稱男不稱臣，並且多次入侵宋朝邊疆。宋仁宗不滿西夏獨立，派兵攻打，引發第一階段的宋夏戰爭。慶曆四年（1044年），宋夏達成慶曆和議，宋給予“夏國主”名號，西夏對宋朝稱臣，但實際上西夏統治者在國內仍以君王自稱；宋朝給與金錢、茶葉等大量物資。宋神宗時趁西夏內亂之際發動五路伐夏與永樂城之戰，但未能成功。西夏雖然取得勝利，但經濟上也失去歲賜和貿易的實惠，內部矛盾日益尖鋭。雙方都沒有力量繼續打下去，於是又恢復到原來的狀態。但宋夏邊境上的衝突持續不斷。宋哲宗、徽宗時接連攻擊西夏，西夏橫山地區又被北宋佔領，此後有賴遼朝周旋方能穩定宋、遼、西夏三國鼎立的關係。 ^{[93]  [117]}  南宋建立後與西夏疆土未連，故聯繫極少。

西夏在制度、文化上受到宋朝的影響。其官制有兩個系統，其中一套仿宋制，置中書省，樞密院、三司使司、御史台等，分別掌管行政、軍事、財政和監察。李元昊曾命野利仁榮仿漢字形體創制西夏文字。後來又實行科舉制度，以儒學取士。 ^[107] 

9世紀中葉，吐蕃王朝滅亡以後，無論是吐蕃本部（今西藏），還是吐蕃王朝曾經統治的河西、隴右地區，都處於分裂、混亂的狀態。在這期間，逐漸形成一些較大的割據勢力。甘州回鶻建立後，地處河西走廊東端的涼州（今甘肅武威）處於被隔絕狀態。涼州首領後來是由當地吐蕃首領擔任，但他們都接受中原王朝的冊封，並幾次請求中原王朝派去節度使。真宗鹹平年間（998年－1003年），統治涼州一帶的吐蕃六穀部首領潘羅支及其後人，積極配合宋朝抵抗党項人的戰爭。六穀部還經常供應宋朝大批戰馬，宋朝也回贈他們茶葉、紡織晶、藥材甚至弓箭兵器，雙方保持着密切聯繫。 ^[117] 

11世紀初期，以青唐城（今青海西寧）為中心，吐蕃首領唃廝囉建立了一個地方性政權，成為甘青地區吐蕃勢力的中心。11世紀中葉，涼州被西夏佔領，六穀部餘部也來投奔唃廝囉。歷代唃廝囉統治者都接受宋朝的冊封，尊稱宋帝為“阿舅天子”。宋神宗之後，進行河湟開邊活動，多次征討河湟吐蕃，與吐蕃的關係趨於緊張。西夏控制整個河西走廊之後，高昌回鶻等地的商人往往取道唃廝囉政權統治下的鄯州（今青海樂都）到中原貿易，鄯州成了當時中原與西域交通的一個樞紐。 ^[117] 

北宋境內的涇水和渭水流域，還有不少分散的吐蕃部族。其中被編入北宋政府户籍者，被稱為“熟户”，北宋保留他們的部落組織，任命他們的首領以各種官職，而且一般是世襲的。 ^[117] 

當時旺蕃本部雖然同北宋沒有直接的接觸，但甘青地區和宋境內的吐蕃部族卻成為他們聯繫的媒介。 ^[117] 

回鶻汗國滅亡後，回鶻人的主要部分而西遷徙到河西走廊直至葱嶺以西的廣闊地區，特別是今新疆地區，先後建立了甘州回鶻、高昌回鶻、于闐回鶻、龜茲回鶻和喀喇汗國（或稱黑汗王朝）。宋朝秦（今甘肅天水）、渭（今甘肅平涼）等州的守臣經常派遭牙校到甘州回鶻境內購馬；高昌回鶻經常派遣使節到宋朝。太平興國六年（981年），宋太宗派王延德等出使高昌，受到隆重接待。于闐、龜茲的統治者也同宋朝保持密切聯繫。 ^[117] 

回鶻原是遊牧民族，西遷以後除保留原有的畜牧業外，農業和手工業也得到發展。回鶻商人來往於東西方之間。其中到北宋貿易的回鶻商人也很多，有的甚至攜帶家眷，久留不歸。通過朝貢、互市等方式，回鶻人將自己出產的或從別處轉運來的馬匹、玉器、藥材、香料等運往內地，從內地換回茶葉、鐵器、錢幣等。在經濟交流的過程中，回鶻文化獲得長足的發展，以回鶻為主幹的維吾爾族逐漸形成。 ^[117] 

宋朝滅後蜀後，與西南的大理國接壤。因為宋朝統治者認為唐朝滅亡是緣於與南詔有關的桂林兵變，並將大理國與南詔類比深為防範，且宋朝早在立國之初就出現了“內重外輕”的傾向，所以宋太祖劃大渡河為界（參見詞條宋揮玉斧），不再出兵，也不與大理建立官方關係，保持“欲寇不得，欲臣不能”的狀態。太平興國七年（982年），宋朝與大理建立宗藩關係，隨後大理國多次派遣所屬位於建昌一帶的邛部蠻和兩林蠻至宋朝朝貢。為向大理國和西南諸蠻購買馬匹，北宋在黎州、雅州（今四川雅安）等地設置了博易場。南宋一方面延續北宋對大理國較為冷淡的態度，將大渡河以南的地區（包括大理）視作徼外，不許其進貢；另一方面又因對馬匹的需求，被迫在廣西設置買馬提舉司，向大理和羅殿、自杞諸蠻買馬。這一時期包括大理在內的西南諸族與南宋的民間貿易仍在進行。雖然宋與大理關係長期處於極為冷淡的狀態，但彼此的政治聯繫至大理滅亡前並未完全斷絕。 ^[72] 

位於今越南北部的交趾（亦稱安南）在唐末五代之後逐漸脱離中國版圖，建立起自主其地、自治其民的封建國家。宋朝建立後，丁部領平定“十二使君之亂”，建立了“大瞿越國”，即丁朝。北宋滅南漢後，丁部領遣長子丁璉祈求北宋冊封，趙匡胤封丁璉為靜海節度使、安南都護，後封丁部領為交趾郡王。自此開始，中國統治者開始將交趾視為“列藩”，承認其析離中國版圖的事實，雙方確立了宗藩關係 ^[103]  。太平興國五年（980年），交趾發生動亂，黎桓建立前黎朝，宋朝派兵干涉失敗，此後被迫承認他為交趾之主。此後交趾再度動亂，宋真宗拒絕干涉，並承認了李公藴建立的李朝，宋神宗時，因李朝入侵，引發宋越熙寧戰爭，李朝在被擊敗後停戰請和。陳朝取代李朝後，仍維持與南宋的宗藩關係。交趾歷朝統治者除對中國自稱國王外，對內和對其他國家，都稱皇帝。宋朝統治者滿足於“厚往薄來”的封貢關係，在正常狀態下從不過問交趾的內政外交。在三百餘年的時間內，雙方見於史載的政府間通使共達近兩百次。除戰事和封貢關係外，兩國邊境的商業貿易亦甚為頻繁。 ^[104] 

宋朝在與東南亞其他國家的來往中也應用了對待交趾的宗藩關係。北宋建立後，占城（位於今越南中部）國王釋利因塔蠻多次遣使朝貢，雙方此後的交往以經濟方面為主 ^[104]  。隨後，東南亞諸國，如室利佛逝也紛紛來華進行朝貢。 ^[102] 

宋朝建立後不久，高麗就與宋朝建立起宗藩關係，光、景、成三王均受宋冊封，並自乾德元年（963年）底開始行宋年號 ^[95]  。第一次高麗契丹戰爭結束後，高麗雖然表面上向契丹稱臣，但暗中仍不斷請求宋朝支援，宋朝均消極對待。天聖七年（1029年）後，高麗中斷了向宋朝的使節派遣。熙寧四年（1071年），高麗文宗遣使朝貢宋朝。高麗十分仰慕宋朝的先進文化，特別是在文宗以後的頻繁往來中，高麗不遺餘力地吸收宋朝典章文物，以至於獲得“小中華”的美稱 ^[94]  。不過，高麗並未與宋朝恢復冊封關係。金滅遼及北宋後，宋高宗在建炎二年（1128年）派楊應誠出使高麗，要求假道入金，遭高麗拒絕 ^[96]  。此後雙方關係更加冷淡。

據不完全統計，自建隆三年（962年）至隆興二年（1164年），這203年間，高麗遣使來宋達67次，宋朝正式遣使去高麗也有27次以上。兩國通使頻繁，禮儀隆重。高麗接待宋朝使節必遣大臣出迎並陪伴。有時甚至國王親自出迎，或在宮殿宴請宋使。高麗除了殷勤入貢宋朝以外，還在開京建造順天館以款待宋使，該館豪華程度不僅遠在接待遼使的迎恩館、仁恩館之上，甚至“工制過於王居”。同樣，宋朝對高麗使者也給予超規格優待，在開封設有同文館以待高麗。 ^[95] 

隆興二年（1164年）後，高麗與宋朝的使節往來中斷（一説孝宗時還有一次聯繫）。雖然正式邦交終結，但兩國仍有通過不同渠道的間接聯繫。尤其是在經濟文化諸領域的來往交流更為頻繁，影響深遠。 ^[95] 

宋代中日交往相當密切，明州（今浙江寧波）一直是雙方交通的門户。當時從日本輸入的貨物，主要是木材、黃金、硫磺、水銀、砂金和各種手工藝品。中國黃金的價格比日本高，因此日本的黃金大量輸入中國。黃金的大量輸入，有利於中國商品經濟的發展。日本製造的寶刀和紙扇，素負盛名，輸入後深得宋代士大夫的喜愛。歐陽修在《日本刀歌》中有生動的描寫。 ^[113] 

輸往日本的商品，主要是瓷器、絲綢、香料、藥材、書籍、文具以及銅錢等。北宋初年與神宗在位時，准許銅錢出口。而日本鎌倉幕府時期商業發達，而其國內幣制紊亂，銅錢質量低劣，所以對中國錢幣需求十分迫切。宋理宗時，日本政府一次就從中國運去銅錢十萬貫。據不完全統計，日本全國28處出土的中國銅錢，自唐至明共為55.3萬餘枚，其中北宋錢佔82.4%。至於書籍，也不斷傳入日本。如宋太宗時，中國的雕版印本《大藏經》等大型書籍，由日本僧人乘中國商船帶歸，藏於京都法成寺。雕板書的大批輸出，對日本的印刷事業影響頗大。南宋商人劉文仲也攜去《新唐書》《新五代史》，贈送給日本左大臣藤原賴長。 ^[113] 

在文化交流方面，兩國僧徒的頻繁往返也起了重要作用。 ^[106]  日本名僧榮西，曾於乾道四年（1168年）和淳熙十四年（1187年）兩次來中國，他不僅把禪宗輸入日本，還將茶種帶回日本，並著《吃茶養生記》二卷，對茶葉在日本的傳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