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學

所謂“關學”即關中（函谷關以西、大散關以東，古代稱關中）之學，是從地域角度而言的，無論是張載之前的申顏、侯可，還是張載之後的呂大鈞兄弟、李復、範育、遊師雄、种師道以及金元明清時期的楊奐、楊恭懿祖孫三代、呂柟、馮從吾、李二曲、李因篤、李雪木、劉古愚等，都是關中人，故其理學又稱為“關學”。如果就關學的內涵性質而言，它屬於宋明理學中“氣本論”的一個哲學學派。

張載“關學”，以《易》為宗，以《中庸》為體，以《禮》為用，以孔、孟為法。他提出了以“氣”為本的宇宙論和本體論哲學思想。認為宇宙的構成主要分為三個層次：太虛造氣，氣造萬物，三者是同一實體的不同狀態，它們之間的關係是相輔相成的。這是一種“氣”一元論的唯物論之本體論，是中國古代樸素唯物論哲學發展的一個里程碑。張載還從其“氣”本論的哲學出發，提出了“民胞吾與”的倫理思想，確立了他對佛道思想的批判立場。與一般理學的學派不同，關學特別強調“通經致用”，以“躬行禮教”倡道於關中，並且十分重視《禮》學，注重研究法律、兵法、天文、醫學等各方面的問題（參見本書“張載”條）。

張載創立關學之初，關中學子便積極追隨，其中以藍田呂氏兄弟最為踴躍。張載開始在關中講學時，首和者就是呂大鈞，接着，其兄呂大忠、其弟呂大臨都相繼拜張載為師。藍田呂氏兄弟五人登科及第，是聞名遐邇的名門望族，他們的加入至關重要，為關學發展奠定了政治和經濟基礎，使關學與二程“洛學”、王安石“新學”形成鼎立之勢。可惜的是，張載病逝後，三呂卻投奔二程的門下，靠近“洛學”，致使關學一時冷落下來。好在還有李復、張舜民、遊師雄、种師道、薛昌等人堅持進行研究，才沒有使關學中斷。但比起三呂來，他們的著述較少。三呂的主要著作有《呂氏鄉約》《吊説》《克己銘》《呂藍田語錄》《中庸解》等。這些著作對後世有着深遠的影響。

忽必烈建元之後，並不看重儒學，而是把儒排在娼之後、丐之前，所謂“八娼九儒十丐”是也。這種疏離狀態，使得儒家思想很難再登堂入室。這個時期，只有楊恭懿與其父楊天德、其子楊寅三代極力倡導關學的精神。他們祖孫三代孜孜不倦地以講學為生，弘揚張載一貫主張的實學風格和為人“氣節”。於是有“楊氏三代”、“鬱郁遺風”之美譽。元代文學家姚燧稱頌楊恭懿為“西士山斗，學者宗之”。楊氏三代的努力，終於使關學在元代尚未失憶失語，也為明代關學的復興打下了基礎。

明朝以理學開國，使儒家書籍遍及天下，為關學振興開闢了一條坦途。據有關史籍記載，在明代中後期，關中的理學家竟達百人之多，其中成就最大的是呂柟。他與統治了百年的“陽明學”對衡，而盛讚張載、二程和朱熹的學説。晚年呂柟辭官回鄉，建立書院，培養學生，著書立説，撰有《四書因問》《宋四子抄釋》《周易説翼》《禮問》《涇野先生文集》等，成為張載之後的關學大學者。另外，還有一位學者是馮從吾。他本來在朝做官，因對宦臣魏黨極為不滿而回到家鄉，二十六載閉門著書，著有《關學篇》《凝思錄》《辨學錄》等，為弘揚關學作出了較大的貢獻。

晚明到清時期，由馮從吾、王心敬、李元春、賀瑞麟、柏景偉、劉古愚等人為代表的關學家，基於對關學發展史實的認識和價值觀唸的考量，通過《關學編》的創制及不斷補續編定，以史學撰述的形式“建構”出了關學發展的基本譜系。這種基於關學發展的史學建構，既體現了關學發展的基本事實，也藴涵着關學史家對關學的基本共識和不斷拓展意識，故而是一種帶有“主客體間性”的史學創造 ^[1]  。

①氣本論：

張載認為：世界萬物統一於氣，氣有聚散而無生滅，氣聚則有形可見，氣散則無形可見。在中國哲學史上，張載第一次完整地創立了氣本論哲學理論體系，成為傑出的唯物主義哲學家。

②認識論：

張載認為：事物是感覺之源，即物可窮理，他主張通過實踐，通過多思方能認識事物，掌握事物的發展規律。

③“一物兩體”辯證法：

張載指出：氣處於永恆的運動變化之中。氣化的原因在於其本身含有相互吸引和排斥的兩方面，沒有對立，也就不成事物，任何事物都是陰陽矛盾對立的統一體。“一”與“兩”的對立統一構成萬物世界。

④道德觀：

張載認為：進行道德修養，首先必須“變化氣質”、“通蔽開塞”，只有通過克服自己的缺點，才能“存理”、“成性”，成為道德的聖賢；其次強調“躬行禮儀”的道德實踐。他認為：人的道德修養最重要的就是“仁”、“教”，人都應像古代堯舜禹諸聖賢那樣對待長輩，尊敬長輩，以永不忘本。

⑤人性論：

張載認為：人出生之前就是有天地善性，只是後天影響，才出現駁雜不純氣質之性，但只要讀書知禮接受教育，變化氣質，就可以成為善性，從而實現成為聖人的目的。

⑥教育原則及方法：

張載認為：完成教學任務，實現教育目的必須組織教學，教學必須遵循“啓發式、因材施教、把握時機”及“學須有疑、博學精思、持之以恆”等原則，其中許多精闢見解與現代教育思想吻合。

關學作為儒學史上承前啓後的一個重要學派，從北宋到清末，延續了800餘年，譽播華夏，影響深遠。明代著名學者王陽明曾説：“關中自古多豪傑，其忠信沉毅之質，明達英偉之器，四方之士，吾見亦多矣，未有如關中之盛者也。”這樣的評價並非過譽之詞，歷史上的關中學者當之無愧。但不得不承認，從劉古愚、于右任之後，近百年來再沒有出現關學代表人物，也缺乏一些比較系統的著述，以至提起關學，一些人竟然不明就裏。不過，張載的影響仍在，關學並沒有成為絕學。1978年中華書局重新刊印了《張載集》《中國思想史》《中國哲學史新編》《宋明理學史》等，都對張載的哲學給予了非常顯著的地位。另外，張岱年著有《中國十一世紀唯物論張載》，陳俊民著有《張載的哲學思想及關學學派》，陳宜山著有《張載哲學的系統分析》等，都是對關學思想的研究和弘揚。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上世紀90年代以來，在張載的家鄉眉縣曾召開過四次關學思想學術研討會，有力地推動了關學思想的研究。1998年以來，眉縣修復擴建了張載祠、張載墓，恢復了橫渠書院，修建了張載文化廣場。2007年10月，在眉縣召開了“2007中國·寶雞張載關學與東南亞文明學術研討會”，70多名海內外專家學者聚集在太白山下，圍繞“民胞物與，和諧文明”這一主題，進一步探討了張載關學的學術價值及其現實價值。這次研討會對於弘揚中華民族優秀歷史文化，借鑑關學思想構建和諧中國、和諧東亞、和諧世界有着重要的歷史意義。

自古多豪傑的關中，應該有眾多的學者專家關注張載關學，把張載寶貴的哲學思想承接過來，傳遞下去，為民族的振興、祖國的強盛作出新的貢獻。

陝西特別是西安能夠成為全國的教育強省，與深厚的文化底藴，特別是關學必然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張載的故鄉----眉縣能夠成為全省的教育強縣，與關學的深厚文化底藴肯定不無關係。關學的精髓需要我們更深入的發覺，特別是在現在這個重大的社會歷史轉型階段，對文化，思想，教育等各方面都將會產生深遠重大的影響。相信，智慧的眉縣人民和國內外學者，會毫不猶豫的抓住西部大開發的歷史機遇，從文化產業，教育產業，影視傳媒產業，旅遊產業等全方位，多角度，全方位，科學有效合理的發掘利用關學精髓，造福全人類。---------“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 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宋明理學，簡稱理學，通常被稱為宋明兩代的儒學。雖然是儒學，但同時借鑑了道教和佛家的思想。

北宋嘉祐治平年間（1056年—1067年），儒學發展形成了王安石荊公學派、司馬光温公學派、蘇軾的蜀學、二程（程顥、程頤）兄弟的洛學（含張載的關學）為代表的理學四大派。後來洛學由朱熹發揚光大，成為居正統之位的程朱理學。

南北朝期間，道、佛成形，道家講玄理，佛家講空理。宋明理學雖以儒學內容為主，同時也借鑑了佛學和道教思想，講的則是“性理之學”。宋明儒者的學術，大致可以分為“北宋”、“南宋”，和“明代”三個階段。他們擺脱了唐代以來“疏不破注”的教條，慢慢培養了對經書懷疑的態度，從疑經走上了改經的道路。

北宋諸儒以周敦頤、張橫渠、程顥、程頤為大宗，上承儒家經典，講仁與心性，又講格物窮理。熙寧三年以後，王安石變法引發黨爭，二程分別退居洛陽，理學在此後七年或十年達到成熟[1]。

宋朝南渡以後，儒學分為三派——程顥開胡五峯之“湖湘之學”，程頤開朱子之學，也就是程朱理學，代表者乃朱熹；陸九淵則直承孟子而開出心學一派。

南宋以後，只有朱陸二系傳續不絕。元明之際，朱學進居正統之位，為中國君主社會後期的官方思想。惠棟在評《毛詩註疏》時説：“宋儒之禍，甚於秦灰。”

明朝中葉，王陽明承陸九淵而闡發心學，創立致良知之“陽明學”，集心學之大成。明末劉蕺山呼應胡五峯而盛言以心着性之義。明末王學亦走入末流，黃宗羲説：“明人講學，襲《語錄》糟粕，不以六經為根坻，束書而從事於遊談。”王世貞説：“今之學者，偶有所窺，則欲盡廢先儒之説而駕其上。不學，則借一貫之言，以文甚陋；無行，則逃之性命之鄉，以使人不可詰問。”

理學在清初以後走入空談，嚴重脱離實際，以學術為工具博取政治利益的手段。連康熙都説“今視漢宮內，務道學之名者甚多，考其究竟，言行皆背”“在人主前作一等語，退後又別作一等語”[2]。他曾説：“李光地、湯斌、熊賜履，皆講道學之人，然而各不相合。”

現當代儒家信仰者亦多崇奉宋明理學，而其中又分為陸王心學派，程朱理學派。

周敦頤的道學派（以“道”為核心概念）

邵雍的數學派（以“數”為核心概念）

張橫渠、羅欽順與王夫之的氣學派（以“氣”為核心概念）

二程與朱熹的理學派（以“理”為核心概念）--主條目：程朱理學

陸九淵與王陽明的心學派（以“心”為核心概念）

陳亮與葉適的事功學派（以“事功”為核心概念）等。

陸王心學於程朱理學日趨僵化之際，而盛於明代中後期。張橫渠、羅欽順與王夫之的氣學則於心學日趨式微之際，與事功學派合流而盛於清代

申顏、侯可，張載，呂大鈞， 兄呂大忠、弟呂大臨 ，李復、範育，張舜民、遊師雄、种師道、薛昌，

楊奐、楊恭懿祖孫三代（楊恭懿，父楊天德、子楊寅），薛敬之、 呂柟、韓邦奇，馬理，馮從吾、李二曲、李因篤、李雪木、賀瑞麟、劉古愚、牛兆濂（藍川先生）等。

侯 可，字無可，華州華陰人。少倜儻不羈，以氣節自許。既壯，盡易前好，篤志為學。隨計入京，裏中醵金贐行。比還，悉散其餘與同舉者，曰：“此金，鄉里所以資應詔者也，不可以為他利。”且行，聞鄉人病，唸曰：“吾歸，則彼死矣！”遂留不去。病者愈，輟己馬載之，徒步而歸。

孫沔徵儂，請參軍事，奏功得官，知巴州化城縣。巴俗尚鬼而廢醫，唯巫言是用。娶婦必責財，貧人女至老不得嫁。可為約束，立制度，違者有罪，幾變其習。再調華原主簿。富人有不佔田籍而質人田券至萬畝，歲責其租。可晨馳至富家，發櫝出券歸其主。郡吏趙至誠貪狡兇橫，持守以下短長，前後莫能去。可暴其罪，荷校置獄，言於大府誅之，聞者快服。

籤書儀州判官。西夏寇邊，使者使可按視，即以數十騎涉夏境，猝與之遇，亟分其騎為三四，令之曰：“建爾旗幟，旋山徐行。”夏人循環間見，疑以為誘騎不敢擊。韓琦鎮長安，薦知涇陽縣。説渭源羌酋輸地八千頃，因城熟羊以撫之。琦上其功。又議復鄭白渠，得召對，旋以微罪罷。官至殿中丞，卒於家，年七十二。

可輕財樂義，急人之急，憂人之憂。與田顏為友。顏病重，千里求醫，未歸而顏死，目不瞑。人曰：“其待侯君乎？”且斂而可至，拊之乃瞑。顏無子，不克葬，可辛勤百營，鬻衣相役，卒葬之。方天寒，單衣以居，有饋白金者，顧顏之妹處室，舉以佐其奩具。一日自遠歸，家以窶告，適友人郭行扣門曰：“吾父病，醫邀錢百千，賣吾廬而不售。”可惻然，計橐中裝略當其數，盡與之。關中稱其賢。

呂大鈞（1029-1080），字和叔，呂大忠二弟，陝西藍田縣人，呂大鈞出身在一個宦官和書香門之家，他從小就膽識過人，文才兼備。北宋嘉佑二年（1059年）中進士，被授予秦州（今甘肅天水）司裏參軍，後任延州（今陝西延安）監折博務、三原知縣、後供（今福建福州）知縣等職。當被薦知涇陽時，父呂齎病逝，他趕回奔喪。三年喪期滿後，呂大鈞自以為學識尚淺，於是他邊辭官回到藍田，開始傳授張載學説，以“教化人才，變化風俗”為己任。經過呂大鈞多年努力，“關中風俗為之一變”。後來許多大臣都推舉呂大鈞為王宮教宮，呂大鈞不負重望，特寫了《天下一家中國一人論》獻上，文中描繪了建立“外無異人，旁無四鄰，無寇賊可御，無閭里可親”的共和大家庭的構思。被即任以鳳翔尋監船務官和制改宣議郎等職。元豐年間（1078-1080），時值宋朝用兵西夏，呂大鈞是富廷（今陝西富縣至延安一帶）轉運司副使。一次，種諤率兵己出塞外，可軍需還沒有接上，轉運使李稷恐受軍法，打算回安定（今陝北王家堡一帶）取糧草，就派呂大鈞向種諤請示，種諤得知後，怒道：“吾受命將兵，安知糧道，萬一不繼，召稷來，與一劍耳。”呂大鈞替李稷求情，種諤聽了呂大鈞的解釋，表示解釋，表示理解，但嘴上卻説：“君欲以此報稷，先稷受禍矣！”呂大鈞不禁不怒，反譏笑説：“你以為這些話就能嚇倒我嗎？我奉命前來向你請示，你把我殺了，我毫無怨言，惟恐你會因此而受過。”種諤見呂大鈞剛直不阿，只好同意呂大鈞的意見，這才允許李稷免受處置。時間不長，呂大鈞在任上病逝，時年五十二歲。

呂大鈞一生為樸實厚道。他和張載為同科進士，得知張載學識淵博，便第一個拜張載為師，隨之帶動關中學者趨向張載求學，一時橫渠聞名於世，形成“關學之盛，不下洛學，就是遠落在後，很少有人能將張載所授的融會貫通，唯有呂大鈞不畏人言，躬行儒家”仁愛“禮教，以先生法度為準繩，並能將所學知識用到日常生活中。其父呂齎的喪事，呂大鈞等活動中。堅決拋棄陳規陋習。呂大鈞還在同胞兄弟的支持和共同努力下，編寫了《呂氏鄉約》、《鄉義》等。《鄉約》主要提出

“德業相勵，過失相規，禮俗相交，患難相恤”四大章。經過推行，對改化關中風俗起到了實際功效，扭轉了漢魏以來佛學盛行，造成儒家禮教衰敗的混亂局面，起了決定性積極作用。張載高興地説：“秦俗之好化，和叔有力”。程頤也稱：“任道擔當，其風力甚勁。”朱熹稱《呂氏鄉約》“今為令申”。

呂大鈞死後，範育給他寫了墓誌銘，稱呂大鈞“是誠德君子”，説呂大鈞一生性格醇厚正直，剛強勇敢，言行一致。能以孔子求學必有遠大理想來激勵自己，以孟子積德行善為榜樣，以顏子克求仁義來自勉，力圖由誠學的精神達到明白事理，且為此目標奮鬥不止。他不因別人都停止不前而陷入困惑之中，也不因為少數人的看法而順從。他不隨着時勢的變化而動搖自己的觀點，而為能夠“繼承孔孟之絕學，闡物儒家禮治”這個宗旨而奮鬥不息，力求使自己成為鴻儒。連呂大鈞之妻種氏也效仿他為其父辦理喪事的作法，不用鄉風野俗，而是嚴格依照儒家禮制將其安葬。其子呂義山也深得父傳，後來也成了大學者。

呂大鈞主要著作有《四書注》、《誠德集》等。

呂大忠（生卒年不詳），字進伯。京兆藍田人。

其先汲郡（河南衞輝）人。祖呂通，太常博士。父呂蕡簡，比部郎中。與弟呂大防、呂大鈞、呂大臨，稱藍田呂氏四賢。

程頤稱：“呂進伯可愛，老而好學，理會直是到底”。皇佑進士，初為陝西華陰縣尉，後任山西晉城縣令。升秘書丞，兼任定國軍的軍事判官。遷河北轉運判官、陝西轉運副使，官至寶文閣直學士，元祐二年（1087年），任陝西運轉副使期間，將《石台孝經》、《開成石經》及碑石移至西安碑林。晚年與章敦等不合，徙知同州（今陝西大荔縣）。又降待制，後致仕，不久卒。着有輞川集五卷，及奏議十卷。

呂大臨（1044年—1091年），字與叔，京兆藍田（陝西藍田縣）人。

中國宋代金石學家。字與叔。曾學於程頤，與遊酢、楊時、謝良佐並稱程門四先生。元祐中，為太學博士，遷秘書省正字。後範祖禹薦其充任講官，未及用而卒。呂通六經，尤精於禮，與兄大防等同居時即切磋古禮，自謂所施冠昏喪祭諸禮一本於古，當時有“關中言禮學者推呂氏”之稱。範祖禹“薦其修身好學，行如古人，可充講官，未及用而卒”[1]。著有《考古圖》10卷，《易章句》、《大學説》、《中庸説》各1卷，《禮記傳》16卷，《論語解》10卷，《孟子講義》14卷，《玉溪先生集》28卷。又與其兄大防合著《家祭儀》1卷

[約公元一○九三年前後在世]字履中，長安人，生卒年均不詳，約宋哲宗元祐末前後在世。登元豐二年（公元一○七九年）進士。紹聖間，為西邊使者。喜言兵，於書無所不窺，尤工詩。學者稱為譎水先生。歷官熙河轉運使，至中大夫集賢殿修撰。後知秦州，死於金寇。復著有譎水集十六卷，《四庫總目》傳於世。

李復（一○五二～？）（《潏水集》卷八《恭人範氏墓誌銘》）字履中，號潏水先生，原籍開封祥符（今河南開封），因其先人累官並右，遂為長安（今陝西西安）人（同上書《李居士墓誌銘》）。與張舜民、李昭玘等為文字交。神宗元豐二年（一○七九）進士。五年，攝夏陽令。哲宗元祐、紹聖間歷知潞、亳、夔等州。元符二年（一○九九），以朝散郎管勾熙河路經略安撫司機宜文字。徽宗崇寧初，遷直秘閣、熙河轉運使。三年（一一○四）知鄭、陳二州。四年，改知冀州；秋，除河東轉運副使。靖康之難後卒。撰有《潏水集》四十卷，已佚。清四庫館臣據《永樂大典》輯為十六卷，其中詩八卷。事見《潏水集》附錄宋錢端禮撰《書潏水集後》及清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卷一四，《宋元學案》卷三一有傳。

李復詩，以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潏水集》為底本，參校文津閣《四庫全書》本（藏北京圖書館，簡稱文津閣本）和殘存《永樂大典》中李復詩。新輯集外詩附於卷末。

張舜民 北宋文學家、畫家。字芸叟，自號浮休居士，又號□齋。□州（今陝西彬縣）人。生卒年不詳。英宗治平二年（1065）進士，為襄樂令。元豐中，環慶帥高遵裕闢掌機密文字。元□初做過監察御史。為人剛直敢言。徽宗時升任右諫議大夫，任職七天，言事達60章，不久以龍圖閣待制知定州。後又改知同州。曾因元□黨爭事，牽連治罪，被貶為楚州團練副使，商州安置。後又出任過集賢殿修撰。

張舜民隨高遵裕西征靈夏，無功而還，他作詩嘲諷有"靈州城下千株柳，總被官軍斫作薪"及"白骨似沙沙似雪，將軍休上望鄉台"（《西征途中二絕》）等句，因遭轉運判官李察劾奏，貶為監郴州酒税。其後位漸通顯，而議論雄邁，氣不少衰。晁公武稱其"文豪重有理致，而最刻意於詩"。晚年作樂府百餘篇。自序中説："年□耳順，方敢言詩，百世之後，必有知音者。"其代表作《打麥》吸取民間樂府手法，描述四月麥熟田家辛勤收割的勞動場面，並揭露官賦剝削造成的不平等現象，具有較深的現實意義。

張舜民的詞作與蘇軾風格相近，所以有的作品被人誤為蘇詞。宋人周紫芝《書張舜民集後》説："世所歌東坡南遷詞，'回首夕陽紅盡處，應是長安'二語，乃舜民過岳陽樓作"。張舜民生平愛畫，且題評精確。雖南遷羈旅中，所經各地也必搜訪題識，東南各處士大夫家所藏名作，全被載錄。亦能自作山水。其文集今存《畫墁集》8卷，補遺1卷，有《知不足齋叢書》本及《叢書集成》本。

作品：

江神子（癸亥陳和叔會於賞心亭）

七朝文物舊江山。水如天。莫憑欄。千古斜陽，無處問長安。更隔秦淮聞舊曲，秋已半，夜將闌。

爭教潘鬢不生斑。斂芳顏。抹麼弦。須記琵琶，子細説因緣。待得鸞膠腸已斷，重別日，是何年。

朝中措（清遐台餞別）

三湘遷客思悠哉。尊俎定常開。雲雨未消歌伴，山川忍對離杯。

他年來此，賢侯未去，忍話先回。好在江南山色，憑時重上高台。

賣花聲（題岳陽樓）

木葉下君山。空水漫漫。十分斟酒斂芳顏。不是渭城西去客，休唱陽關。

醉袖撫危欄。天淡雲閒。何人此路得生還。回首夕陽紅盡處，應是長安。

賣花聲

樓上久踟躇。地遠身孤。擬將憔悴吊三閭。自是長安日下影，流落江湖。

爛醉且消除。不醉何如。又看暝色滿平蕪。試問寒沙新到雁，應有來書。

遊師雄（1037—1097），武功（今陝西武功西北）人，字景叔，宋治平元年（1064）中進士（清雍正《陝西通志》卷三○説是治平二年中進士），授儀州司户參軍。熙寧四年（1071）改任德順軍判官，與諸將計議邊事，多所建樹，使邊境賴以無患。元佑初，朝廷議棄邊地四寨，師雄極力主張堅守，但意見未被採納。以致西夏得寸進尺，邊境無寧日。元祐二年（1087）師雄改任軍器監丞，時夏人謀犯熙河，守將劉舜卿採納師雄禦敵之策，連戰大捷，先後殺敵近四千人，俘獲敵帥九人。捷報傳來，舉國歡慶。不日調升陝西轉運判官。元祐五年（1090）又任提點秦風路刑獄。次年，夏人侵涇原、熙河兩地，遊師雄在定西至通渭間修築護耕七寨等戰略據點，以加強防衞，使邊境安定多年。後轉禮部員外郎兼集賢校理，領陝西轉運使。元祐八年（1093）調為朝奉郎加雲騎尉。後遊師雄以病請求辭職，哲宗接見時，讚揚他的功績，反提升他為衞尉少卿。紹聖元年（1094），遊師雄又為哲宗皇帝策劃禦敵要略六十條（一作十六條），當時謂之《紹聖安邊策》。紹聖二年（1095），再調河中知府，不日又晉升為直龍圖閣兼秦州知府，領秦鳳路馬步軍都總管加飛騎尉等職。紹聖四年（1097）秋，調為陝州知府，是年七月六日病故，終年60歲，歸葬武功，墓尚在。

种師道（1051-1126）　北宋名將。原名建中，又名師極，字彝叔。京兆府人（今陝西西安）

生平略紀

善察形勢，沉毅有謀。初以蔭補官，歷熙州推官、原州通判、提舉秦鳳常平。因被誣入元佑黨籍，罷廢近十年◇起為忠州刺史、涇原都鈐轄、知懷德軍。政和六年（1116），擢龍神衞四廂都指揮使、知渭州。宣和元年（1119）初，奉徽宗命率軍修築席葦平城（後改為靜夏城，今甘肅平涼境），城未就而夏軍驟至，乃列陣葫蘆河（今寧夏清水河）畔，佯欲決戰，暗遣軍出夏軍後，揚言宋援軍至，乘其猶疑之機，前後夾擊，大敗夏軍。六月，再破夏軍於藏底城（今陝西志丹北），升侍衞親軍馬軍副都指揮使。四年，從童貫攻遼，因建議被拒，兵敗雄州（今河北雄縣）。六年，建議聯遼抗金，遭拒被劾致仕。次年十月，金軍大舉攻宋，起為京畿、河北制置使。

靖康恥的前夕

靖康元年（1126）正月，率1.5萬兵救援東京（今河南開封），進至洛陽，聞金軍已臨城下，遂虛張聲勢，沿路張榜，號稱百萬，張旗擊鼓而進。金軍不知虛實，移師增壘自衞。至京，授同知樞密院事、京畿兩河宣撫使。因反對割地議和，建議乘金軍回師時半渡而擊，被欽宗罷為中太一宮使。不久復為河北、河東宣撫使，出屯滑州（今滑縣東）。八月，金軍復大舉攻宋，請欽宗暫避長安（今西安），朝廷召其還朝。

靖康元年（1126年）十月七十六歲的种師道病卒，生前曾出四次關鍵建議：

第一次是二月初姚平仲夜劫金營失敗，种師道建議再次出兵劫營，或者每夜發兵幾千人襲擾敵人，可以成功，宋欽宗不用；

第二次是完顏斡離不退兵，种師道建議乘金軍半渡之際，發動奇襲，否則必為他日之患，宋欽宗也不用；

第三次是太原失守後，种師道急令調兵京城；

第四次是臨終遺奏，建議皇帝退守關中，眾臣建議良臣李綱、宗澤代守開封，宋欽宗不用。

在北宋立國一百六十年，養成一種濃重的重文輕武風氣，一時國中無大將可用。

楊奐（公元1186年至1255年）又名知章，字煥然，乾州奉天人。生於金世宗大定二十六年，卒於元憲宗五年，年七十歲。早喪母，哀毀如成人。金末，嘗作萬言策，指陳時病；欲上不果。元初，隱居為教授，學者稱為紫陽先生。耶律楚材薦為河南廉訪使，約束一以簡易。在官十年請老。卒，諡文憲。奐著作很多，有還山前集八十一卷，後集二十卷，（元史作還山集六十卷，元好問作奐神道碑則稱一百二十卷）近鑑三十卷，韓子十卷，槩言二十五篇，硯纂八卷，北見記三卷，正統紀六十卷……等，傳於世。

呂楠（1479—1542），字仲木，號涇野，今陝西高陵縣人。呂楠出身於知識分子家庭，他的父親呂薄“有隱德”而不仕，而幼年的呂楠則“志大好學”，寒身酷暑，整日讀書於他的矮屋之中。十四歲應重試補稟生，後因鄉試不第入太學。正德三年（1508）以殿試第一而中狀元。

呂楠中狀元后，先後任翰林院修撰，充任以經筵講官、考官、史官等職。明世宗即位後，又參與撰修《武宗實錄》，後遭誣陷被貶解州（今山西解縣）和南都（南京）國子監祭酒、禮部右侍郎等職。

呂楠生活在明代中期的多事之秋，當朝統治者昏庸腐敗，邊事多憂不安，朝中被閹黨劉謹專權，階級矛盾日益加劇。一心想幹一番事業的呂楠對當時的黑暗政治局面痛心疾首，十分不滿。劉謹曾以同鄉拉攏於他，他堅辭不就，最後憤然引疾辭歸。不久，劉謹案發被處死，受株連者甚多，特別是陝西官員康海等人均遭牽連。由此，時人稱讚呂楠具有先見之明。劉謹案畢，朝中名臣紛紛上書，建議皇帝“召大用，以答人心”。於是，呂楠二次回朝仍供職。他復職後不顧個人安危，繼續上書勸皇帝勤學，並列舉歷代一些君王修業，納諫和執政當中的經驗教訓，他的意見得到了武宗的讚賞和採納。

1522年，明世宗即位，改年號為嘉靖，呂楠應世宗之召參與撰修《武宗實錄》。他力勸世宗“重温聖學”，以為新政之助。後呂楠以“十三事”上書自呈。因他的主張與當政者不合，違背了皇帝的意願遭到了帝派人物張、桂萼的反對，一時朝內議論紛紛，認為陳述的“十三事”是宰相分內的事，呂楠超越了職權範圍，因此獲罪下獄。後被釋，貶為解州判官，上任後，因知州而死無替，呂楠便代行州事。在代職期間，他減了役、勸農桑、撫卹獨孤寡，興修水利，建“解梁書院”，聚鄉賢耆老修訂“教民榜”、行“關學”大家“呂氏鄉約”和“文公家禮”（指北宋文彥博宰相），並在解梁書院聚眾講學，四方學人聞其盛名，接踵而來。在呂楠任職的三年中，後人稱“習小學之節”“歌幽南之詩”。民俗“翁然改之”。因呂楠政績顯著，御史盧煥等以“王佐之才”累薦，被提升為南京吏部考功郎中，臨行時，“士民數千哭送至黃河岸邊”。呂楠度過黃河，“猶聞對岸哭聲琅琅”，他情不自禁口出一絕：“試聽黃河東岸哭，為官何必要封侯”。呂楠調走後，解州人士感德不忘，立碑以記其政績，塑像以寄其恩情。

呂楠在南京被任做“散官”，他在南京的九年中，因政務閒當，得以讀書和講學。當時王陽明“心學”興起，一時風靡全國。呂楠反對王陽明把“良知”看作抽象的人“心”觀點，認為用良知教人，於學者無益，便在南京柳灣精舍、太常南所等地講學，與王陽明對唱對台戲，一時“相得甚歡”，風動江南，可與王陽明“中分天下”。東南學者盡出其門，連朝鮮使者來華，也稱讚呂楠文才全國第一。呂楠立教嚴謹，躬行實踐，既重言教，又重身教。他常説：“師嚴而道尊，道尊而民敬。”他官至三品，歷仕三十餘年，“家無長物，室無妾”，平不以私事幹人，亦不受人私幹，門徒相守數十年者，未賞見有偷語情容。呂楠因有這些美德，所以在他死後，“高陵人為之罷市者三日”，“解州及四方學者聞之，皆設尊位持心喪訃”，連世宗皇帝亦為停止朝事一天，以示哀悼。

呂楠是明朝中期關中著名的理學家，其學術思想屬程朱學派，但也稱張載思想是“出於精思力行之後，至論人孝，神化、政教、禮樂，至自孔孟後未有能如是切者也。”初受業於渭南薛敬之，後又求學於河東薛煊之傳，明人稱他為“真醇道學”，認為在“關中繼張橫渠者，涇野一人，在我朝可繼薛文清者亦涇野一人，”馮存吾《關學編》稱他是自張載以後“關學”的集大成者。他辭職回鄉後，親自與康海一道來橫渠張子祠拜謁張子，並題“三秦之光”以示繼承。

呂楠的著述甚多，主要有《四書因問》、《尚書説要》、《周易説翼》、《春秋説志》、《宋四子抄釋》、《詩集》、《逕野文集》、《高陵志》、《解州志》等。

韓邦奇（1479—1556），字汝節，號苑洛，今陝西大荔縣人。韓邦奇出生在一個官宦家庭，他的父親韓紹宗，“學識才品，當世推重”，官至福建按察副使。韓邦奇從小聰明異常，受其父親影響很深，青年時期“有志聖學”，且對詩歌音律有獨特的見解，凡與他交往的人無不驚歎而已。

正德三年（1508），韓邦奇考中進士，先後任吏部考功主事、又升員外郎、浙江按察司、山西巡撫、南京兵部尚書等職。他在任吏部員外郎時，有一次考察都御史政績，都御史以小帙（紅包）竊視，被正德奇當場奪帙指責，當眾個個失色，表現出他剛正不阿的品德。正德九年（1514），韓邦奇被調任浙江按察司僉事。在任職期間，朝廷派宦官王堂等人來浙，四處搜刮民財，當時韓邦奇在嚴州，目睹了宦官強徵富春江的魚產與富陽一帶的茶葉，憤而作民歌《富春謠》一詩，其中寫道：“富陽江之富，富陽江之茶，魚肥賣我子，茶香破我家。採茶婦，捕魚夫，官府拷掠無完膚。富陽山，何日摧，富陽江，何日枯！山摧茶亦死，江枯魚始無，於我！山難摧，江難枯，我民不可蘇！”這首《富春謠》後來被長期作為匿名作品傳頌於富春江畔。當時王堂等人對他恨之入骨，遂上秦指控韓邦奇“ 沮格上供，作歌怨謗。”武宗皇帝大發雷霆，把韓邦奇捕至京，下詔入獄，朝臣上書營救，皆不聽，後被革職回家。

韓邦奇回到家鄉，開始了他講學著書的生涯，四方學者雲集門下，他相當一部分著作是在這一時期完成的。時隔八年後，世宗即位，改年號為嘉靖，才詔韓邦奇為山東參議，韓氣休不仕。嘉靖八年（1535），又詔韓邦奇為山西巡撫。韓邦奇在任職期間，山西北部一代匈奴經常入侵，加之農民起義不斷，朝內安化王朱賓據寧夏叛亂，寧王朱震豪據江西叛亂，明朝以由興盛走向衰落。但韓邦奇仍以憂國憂民為己任，他親歷塞外考察，積極備戰，修復城堡，親自到軍隊中撫卹士兵。他在山西近十年，邊防安穩，百姓樂業，最後因年事已高，幾次上書要求解職未批。嘉靖二十三年（1554）宰相周用賞識韓邦奇才幹，將他調任總理全國河道，後升調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不久，又升遷為南京兵部尚書。

嘉靖二十九年（1549），六十九歲的韓邦奇，因年事已高，五次上書乞請解職回鄉。韓邦奇告老還鄉後，仍枚枚不卷，著書講學，當時理學在全國達到鼎盛時期，而且理學中的王陽明倡導的“心學”已風靡全國。在這期間，他寫下了《性理三解》、《易佔經緯》、《易説》等著作。他對理學中的“義理”（哲學）和“數理”（占卜）以及地理學都有精深的研究。特別是對聲律與樂學成就最高，應該説他是明朝著名的作曲家和音樂理論家。他所著的《律呂新書直解》一直被後人推崇。《關學編》稱他“文理兼備，象數可與邵康節，論道體乃獨取張橫渠”。

嘉靖三十四年冬（1556），關中發生強烈大地震，七十七歲的韓邦奇遭難於這場大地震。他的主要著作有：《怨洛集》、《怨洛志樂》、《大同記事》、《禹貢祥略》、《性理三解》、《易佔經緯》、《書説》、《易説》、《律呂新書直解》等。

馬理（1474—1556）字伯循，號溪田，三原人（今陝西三原縣）。弘治十舉人，正德年間考取進士。先後任吏部稽勳司主事、員外郎、考功郎中、南京通政司右通政、南京光祿卿等職。1556年，陝西發生大地震，馬理卒，時年八十二歲。

馬理年幼聰明好學，舉止文雅，十四歲時就成為當地很有名的諸生，二十歲和王端毅一起步入仕途。後因康僖公保舉，以進士身份回到家鄉，在弘道書院開始講學。其間博覽羣書和儒家經典。他在講學中注重言行如一，時時處處仿效古代聖賢，常常以曾子的“三省”、顏回的“四勿“嚴格規範自身，進退舉止，極力追隨古時的道儀，很有關學宗師張載的風範，深受名士康僖公的器重。

有一次，楊遂庵到關中監學，見到馬理和康德涵、呂仲木驚歎道：“康德涵的文彩，馬呂的博學，真是曠世少有。”當時，馬理雖然未曾離開過家鄉，但他的名聲卻已遠傳各地，並驚動了京師的學者。隨後，他便動身來到京城，和許多很有學問的人一起講學。其中陳雲逵、呂仲木、崔仲鳧、何粹夫，羅整庵等人和他的學術觀點很接近。自此，他的學説更趨成熟，聲名格外響亮，許多人都原拜倒在他的門下，聽他講學。督學唐漁石還為他建造了十分精美的嵯峨園林，並親自題記，十分推崇馬理的學説，認為他真正繼承了關學、洛學的思想精髓，是一位受人敬慕的大儒。由於馬理的名聲斐然，仰慕者很多，就連朝鮮的使者來京，也要拜訪馬理和關學另一名大家呂楠，並稱贊説：“伯循，仲木屬中國第一人才”。馬理非常喜歡古代的禮儀，經常私下揣摩、體會。至於婚、喪、嫁、娶的禮儀，他融張載、司馬光、朱熹和大明禮集思想為一爐，折中用之。

馬理為官時，曾多次直面勸諫武宗、世宗、多次遭廷杖處罰，並獲罪入獄，但他仍以國家大事為己任，從不顧個人安危。他十分注重培養新人。七十歲時歸隱商山書院，前來索求詩文的人很多。他經常着山鄉貧民的服裝，鶴髮童顏，看起來如同神仙一般。

馬理在禮儀方面拜師張載，但在學述上更接近程、朱見解獨到。他的著作有《四書註疏》、《周易贊義》、《尚書疏義》、《詩經刪義》、《周禮註解》、《春秋修義》、《陝西通志》等。

馬理　馬理（1479—1556）

字伯循，明正德甲戌年（1514）進士。曾任吏部稽勳主事、稽勳員外郎，稽考功郎中光祿卿等職。弘治年間就學三原宏道書院，其學識和文章聞名全國，當時學者都將他與宋代著名哲學家、關中學派代表人物張載相提並論。所著《送康太史奉母還關中序》一文，被傳抄國外，朝鮮國將此文作範文傳誦。

[明]（1556-1627）字仲好，號少墟，長安人（今西安）。著名教育家，以鯁直著稱。生而純懿。及長，有志濂、洛之學，受業於許孚遠。登萬曆進士，授御史，巡視中城，閹人修刺謁，拒不見。旋抗章言帝失德，帝大怒，欲廷杖之，閣臣力解得免。尋告歸，杜門謝客，造詣益深。家居二十五年，又起為尚寶卿。累遷工部尚書致仕。卒，諡恭定。學者稱少墟先生。從吾著有《馮少墟集》二十二卷，又有《元儒考略》、《馮子節要》及《古文輯選》，均《四庫總目》並行於世。

馮從吾居家從事學術著述的同時，也十分熱衷於講學。為了宣傳他的學術觀點和政治主張，借用西安城南門裏的寶慶寺（今西安書院門小學）作為講學場所。馮從吾的追隨者很多，不久，聽眾竟達幾千人，連明王朝的陝西地方官也來聽講。時人評其曰：出則真御史，直聲震天下；退則名大儒，書懷一瓣香。

寶慶寺地窄房小，難以做講學施教長久之地。萬曆三十七年（1609），陝西布政使汪可受、按察使李天麟等遵從馮從吾的意願，在寶慶寺東側小悉（西）園撥地，籌建關中書院。

關中書院初期佔地數十畝，核心建築為“允執堂”，進出六間，空間宏闊；青瓦紅柱，肅穆莊嚴，是講學集會之所，其名取自《中庸》“允執厥中”之句。繞堂左右各築大屋（教室）四楹，東西號房（宿舍）各六楹。堂前闢有半畝方塘，豎亭其中，砌石為橋；堂後置一假山，名曰“小華嶽”。又栽槐、松、柏、梅各種名木，一時松風朗月，槐香荷語，“煥然成一大觀”。三年後，新任布政使汪道亨於書院後部又建“斯道中天閣”，以祀孔子，收藏儒家經典。後世經不斷修葺擴建，到晚清已具相當規模，成為西北地區最大的一座高等級學府。

馮從吾大半生是在關中書院講學度過的。明熹宗朱由校繼位後（1621），馮從吾一度出任大理寺少卿、左副都御史，官拜工部尚書。但以魏忠賢為首的宦官集團權傾朝野，馮不屑與其交往。天啓五年（1625）八月，魏忠賢的在陝黨羽為迎合魏禁滅東林書院的旨意，派人搗毀關中書院，並將中天閣內供奉的先聖塑像拖出“擲之城隅”。馮從吾見自己嘔心瀝血經營多年的書院毀於一旦，悲憤成疾，第二年便去世了，終年72歲

李二曲（李顒）簡介

李顒（1627--1705） 明清之際哲學家。字中孚，號二曲。陝西周至人。因為“周至”的古字在《漢書》中解釋為山曲和水曲。所以人們便稱他為二曲先生。家貧， 借書苦學，遍讀經史諸子以及釋道之書。曾講學江南，門徒甚眾，後主講關中書院。與孫奇逢、黃宗羲並稱三大儒。清廷屢以博學鴻詞徵召，以絕食堅拒得免。為學主兼採朱（熹）、陸（九淵）兩派，以為“朱之教人，循循有序”，“中正平實，極便初學”；“陸之教人，一洗支離錮蔽之陋，在儒者中最為儆切”（《二曲集》卷四），主張兼取其長。重視實學，提倡“明體適用”。同顧炎武反覆辯論“體用”問題，提出“明道存心以為體，經世宰物以為用”的見解，將“格物致知”的“物”擴充到“禮樂兵刑、賦役農屯”，以至“泰西水法”等實用學問。力主自由講學，與清廷鉗制思想政策對立。所著有《四書反身錄》、《悔過自新説》、《二曲集》等。

[清]生於明崇禎五年（1632年），卒於清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字子德，一字孔德，號天生，陝西富平東鄉（今富平薛鎮韓家村）人，自幼聰敏，博學強記，遍讀經史諸子，尤諳經學要旨，精於音韻，長於詩詞，兼通音律，崇尚實學，為明清之際的思想家、教育家、音韻學家、詩人。被時人稱為不涉仕途的華夏“四布衣”之一。康熙十八年（一六七九）薦鴻博授檢討。深於經學，詩逼杜甫，嘗辨秦中碑版極有依據。行、楷書用筆禿率，意近顏真卿。著古今韻考、受祺堂詩文集。《甌缽羅室書畫過目考》、《增校清朝進士題名碑錄》．

學術成就

李因篤一生安貧樂道，勤於研讀，執教著文，畢生不倦，學識淵博，著述宏富。其主要著作有：《詩説》、《春秋説》、《議小經》、《漢詩音注》5卷，《漢詩評》5卷，《古今韻考》、《受祺堂詩集》35卷，《受祺堂文集》4卷，《受祺堂文集續刻》4卷，手抄本《山漢論》1卷等。

崇尚實學，主張“經世致用”

李因篤在經學方面有很高的造詣，清初散文家汪琬與人論師道書謂：“當代未嘗無可師之人，其經學修明者，吾得二人焉，曰顧之寧人，李子天生”。説明他當時在經學方面可與顧炎武齊名。顧炎武在《抄書自序》中説：“天生今通經之士，其學蓋自為人而進乎為已者也。”他推崇程朱理學，反對心學，他繼承關學傳統，弘揚張載以理教人思想，主張人既要潔身自守，又要有所作為。他向友人講述自己的學術研究時説，他用了整整10年功夫研究《朱子全集》，希望把朱熹的思想與四書聯繫，找出它們關係，儘管有人嘲笑，但他不為所動，認為下這種功夫是值得的。

他主張“經世致用”之學，主張“師古不泥其意，用法不求其人”，認為深入經學的目的，在於通曉古今治國之道，以利於國計民生，並把這一思想貫穿於他的學術實踐中。在他的《受祺堂文集》中，其中策論即佔一半篇幅。在13篇策論中，其《漕運》、《聖學》、《荒政》、《治河》、《史法》、《鹽政》、《錢法》、《屯田》、《用人》等9篇即為治國興邦之論。在這些文章中，既無奉迎之詞，又無粉飾之言，而是指出源流得失，且能針砭時弊，又有挽救治理之法，如他在《漕運》中“漢武官多徒役眾，故恆苦不給，官多而不切於用，宜汰冗員，徒役眾而無益於事，宜汰冗卒，則食粟者少，而民力可以日舒。由是觀之，國計之贏縮，在用之奢儉。”的主張，對當前機構改革與勤儉建國、富國、富民的政策有借鑑意義。

在《用人》中説：“周漢以來，取人以人，唐宋以後，取人以言，夫君子不以言取人，自孔子已有是説矣。今夫天下忠孝廉節利害藏否之故，能言之不必能行之也，況且不能言之乎？”主張“以人取人”，反對“以言取人”，他又説：“夫資格者，弊之所由集也，先王創為一代之法，以新天下之耳目，而後至言為資格，以阻賢才登進之路”。反對資格論，主張破格選用人才。又説：“愚以為選舉誠不能無弊，然天下必無無弊之法，善用之可也。科貢亦不可盡廢，參用之可也，欲用之，則莫如慎求用人之人，而重銓衡之典。”並講到選人要嚴格考核。這與選拔德才兼備，有理論知識又要有實踐經驗的選拔人才的原則和程序如出一轍，具有突出的現實意義。

在《鹽政》篇中，“古者開創之初，類薄取於民，而其用常足。及其後，加賦數十百倍，而其用益困。國之貧富，在上之儉奢。故夫聖主在上，躬行儉德，嘗使其下之不易竭，而後之有可加，是計之一時，且享之數世矣。”之説，主張“薄取於民”，“躬行儉德”，通於今日之減輕農民負擔，反對鋪張浪費，提倡勤儉節約，其思想主張可為今用。

《聖學》篇中，“今天下之弊極矣，其患在奢，其風自上，愚謂公侯之家，世祿之胄，一馬之餚，費之數千，一食之須費之數百，以至寵賂公行，恬不知愧，害將有不勝計者。今令不嚴禁之，然驕奢之源不杜，貨賄之流不息，而欲清其源，則必自上始也。”所講，尤如李因篤面對今日，這不能不引起我們深思。

另外他在《治河》裏講如何疏通河道，防止水患，擴大灌溉，在《錢法》裏講如何發行貸幣、發展貿易、平抑市價、增加財政收入。在《荒政》中講要以豐補歉、防止災荒。在《屯田》裏講軍隊如何開荒種田，於兵寓農，減少國家開支，減輕人民負擔。在《漕運》裏講到運輸、建倉、開渠、墾田、屯糧等等。恕不一一列舉，其充分體現了李因篤經世致用，講究實用之學的觀點。完全講的是治國之法，富民之術，這與顧炎武“六經之旨與當世之務應該結合”不謀而合。這對我們當前科教興國，科技要轉化為生產力，理論要為四個現代化服務不無借鑑作用。

提倡唐詩之風，擅長五言排律

李因篤早年就以詩聞名於世，《受祺堂文集》序中稱：“其文可追班馬，惜為詩掩，其為名流推重，一時海內風行”。顧炎武在《酬李處土因篤》一詩中這樣寫到：“一朝得李生，詞壇出飛將”。可見他在詩歌創作成就上並不亞於經學。李因篤的著作凡54種，而以詩集、詩評、詩説就達40餘卷。就如他對友人朱長源所説：“吾一生作詩文，不下數百萬語”。據此，李因篤堪稱一代大詩人也。

李因篤寫詩源於風騷，出於古歌謠、樂府，而以杜詩為宗，有一次在宴會上，大家談論起杜甫詩歌，他即應口諷誦。有人意為偶然，又問及其它方面，因篤皆能應對。他提倡詩必盛唐，認為只有盛唐詩歌才達到了最高境界，以後歷朝各代，都有流弊，不足為法。在風格上他主張“直抒性靈，磊落壯涼”。他很講究作詩的章法句法，堅持“寧拙毋纖，寧樸毋豔，寧厚毋澀”。《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稱其詩“大抵意氣蒼茫，才力富贍，而亢厲之氣，一往無前，失之粗豪者蓋亦時時有之”。李因篤最擅於五言排律、曹溶論詩，把他推為一代之首。他在詩歌研究上也頗有建樹，著有《詩説》、《漢詩評》等。

音韻學研究成就突出，為當時權威

李因篤在音韻學研究上，一生與顧炎武攜手合作，《音學五書》是顧炎武音韻學的主要著作，寫稿時，常與因篤商討，顧炎武説：“深知吾書，海內惟李天生一人”。可見對李因篤在音韻文字學方面造詣的肯定。李因篤還研究了杜甫在七言律詩中使用仄聲的規律和特點，得到當時朱彝尊等人的肯定。他著有《漢詩音注》和《古今韻考》。

畢生從教，堪稱一代宗師

李因篤一生樂於教育事業，宣傳他的學術思想，培養一代英才。他青年時在私塾任教，中年時遊學全國各地，曾在關中書院、朝陽書院、富平鏡波園講學、名聲傳至關中內外，大江南北。晚年在家鄉舉辦私塾，收徒講學，直到臨終，為教育獻出了畢生精力。

在教育思想上提出君主要努力學習，然後才能立法制行，教化臣民。他認為，天子經過努力學習後，必須能立大志，勤其政，誠政事，迪本德、憐臣民，明禮樂，尊賢才，孝祖先。強調學習要持之以恆，最終必博修而明。提出學習應有辯證的方法，“擇其善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主張學習要“經世致用”，認為學習經學的目的是通曉治國之道，做文章要結合現實。這與今日的理論與實踐相結合有相通之處。

除此之外，李因篤在史學、天文、曆法、樂律、書法、繪畫、考據學等方面亦有很深的研究，在他的著作裏都有精闢之論。這些都是李因篤給我們留下的寶貴遺產，有待於我們進一步發掘與研究，為我們的現實服務。

李柏（1630—1700）字雪木，號太白山人，原陝西勉縣人，七世祖徒居眉縣，為眉人。父親李可教，母王氏，生三子，李柏其仲。李柏的父親李可教頗有文學造詣，喜讀西晉陶淵明的詩文，一生未應考出仕，耕讀傳家。李柏受父親影響，幼年時，便模仿起五柳先生陶淵明，在書齋前面栽了五棵柳樹，並題詩到：“茅屋果然如斗大，詩風酒月度年華，客來陋巷不知處，五柳柴門第一家”。

李柏的青年時代，正是明朝滅亡，滿清統治中國，國家出現了“天崩地裂”的局面，作為知識分子的李柏，深感痛絕，始終抱着復興大明思想。他在《看劍》篇中寫道：“壁上鐵龍吼，匣中寶氣生，遙知新發日，破浪斬長鯨。”當復明無望時，便又作《除久歌》自勉“……後來二萬知多少，力耕心田忙讀書！”一個“忙”字充分表達了李柏在躬耕之餘，用奮發讀書來充實自己的緊迫心情。李柏在攜家眷隱居太白山中，讀書涉獵範圍極廣，尤其對經、史、子、集等造詣較深。此外，他還對兵書、佛學、黃老之學乃至琴、棋、書、畫都有很深的考究。每當他讀到一些忠義感人的傳記時，恨不得把這些聖哲捧置上座，百拜而師之，對當時一些為獵取功名富貴而晨昏俯案鑽研的八股士子則棄之以鼻。甚至他一氣之下把案頭的八股書文燒個乾淨。

康熙三年（1664），梅遇出任眉縣知縣，在任十年間，為百姓做了許多有益的事情，特別是修復“九河”水利工程，促進了當地的農業發展，但李柏家鄉一帶仍受乾旱威脅，便建議梅遇修復太白山下的遠門口潭古河水利，不久告竣，梅遇請李柏代寫了《潭河谷上埝水利碑》。表現了他雖隱居山林，仍關心故鄉百姓疾苦。

康熙十六年（1677），李柏四十八歲時，按當時貢舉制度，老秀才優等，可由地方貢舉出仕雜職，這是滿清王朝籠絡一般文人的一種手段，被李柏斷然拒絕。第二年，關中三李之一李天生被徵入京，李天生在京城“數稱先生賢”。於是，又有接二連三的徵書薦文，但他仍不為所動。李柏在隱居期間，常穿着道家服裝，雲遊古蹟名山，關中各地名勝古蹟，如華山、華清池、大雁塔、興善寺、未央宮遺、周原諸陵、周公廟、武侯祠、古陳倉、釣魚台、古斜道、鍾呂坪等地，表現了他對祖國大好河山的無限熱愛。三秦關中多數府縣的文武官員、學者、名流都與李柏有深淺不同的交誼，其中也有不少人給過他生活上的資助，但一般説來，李柏不予接受，也不回訪。六十一歲時，他的好友茹紫庭調任湖南衡州，邀請他南遊衡山。當年九月出函谷關，經熊耳山到南陽，拜謁了光武祠、武侯廟，遊覽了襄陽，寫出了頗有軍事價值的《張獻忠破襄陽》的精闢論文。遊覽長沙時，憑弔了屈原、賈誼廟，最後抵達衡州，又登岳陽樓、東遊金陵……。第二年三月，他買舟北返，遊覽了三峽，參觀了荊王護國寺，寫下了《荊王創建護國寺》的精闢論著，抨擊了歷代統治者上至君王下至臣官僚屬為了維護統治階級，不惜巨金建寺立剎，遍佈天下，但最終逃脱不了國破家亡的命運。

南遊之後，使他的思想更為開朗豁達。他曾在《自述》中寫道：“結髮之後學隱客，愛看家鄉雪太白……”但回到家鄉，正逢關中荒旱連年，迫使他又攜眷踏上了逃荒活口的征途。他悲憤寫了五律《西遷》兩首，詩中有“……萬方誰樂土，四野盡流民……”。“道旁大哭人，老有八十歲……，今日觀此老，可知天下勢！”他很同情李自成、張獻忠的農民起義，認為這些造反的罪魁禍首是當朝統治階級造成的。

李柏的思想繼承了關學創始人張載的節慾觀點和樸素唯物主義學説，反對過分追求物質慾望，提倡讚揚精神的能動性。他幾次和周至李二曲、富平李天生（時稱關中三李）談討反思理學，對朱學與王學，體和用等觀點進行過多次辯論。他在給《寄張素石》中寫道：“宇宙事業有兩：曰山林、曰廟廊、廟廊非吾事也。”説明他雖然穿着道家服裝，但對佛道的靈魂不滅，封神點將，化羽成仙的論調給予嚴厲批駁，表現他不願與佛道同流合污。他曾幾次到橫渠故里拜謁張子，揮筆題寫“正大光明”，以表現他的思想歸宿。

李柏去世三十三年後，李二曲的高足弟子王心敬（户縣人）為李柏撰寫了《墓碑》，高度評價李柏的學術思想。宣統年間，陝西學憲餘坤批覆眉縣知縣請再次收集刊刻他的著作，並指出“關中元氣醖厚，代有絕學，典型不墜，端在斯人”。最遺憾的是他未能被編入《關學續編》之中。光緒時，寧河人高庚思激烈指出“以張吾（指張載）道門之户，不許為名儒而屏之關學之外……天下名集鮮不著錄，而獨停於‘關學之編’。光緒十九年，眉縣知縣毛鴻儀創修“雪木祠”，親自為祠堂題寫了“道繼橫渠”匾額，以昭賢名，載留史冊。

李柏的著作收集有文章、記事、傳等265篇，詩詞359首共五冊十卷，全部收集在《槲葉集》中。

賀瑞麟 ^[2] 

賀瑞麟（1824－1893） 原名：賀均，榜名瑞麟，字角生，號復齋、中阿山人、清末著名理學家、教育家、書法家。道光21年中秀才，後授業於關學大儒李桐閣，與山西芮城薛於瑛（仁齋）、朝邑楊樹椿（損齋）並稱“關中三學正”。同治九年（1870）創立正誼書院。主講正誼書院20年，學兼體用，精研程、朱之道，集理學之在成；刊印經典，彙集為《清麓叢書》，為時人所敬重。督學吳大徵湊請朝廷，奉旨授國子監學正銜，晉五品銜編著有《朱子五書》《女兒經》《信好錄》《養蒙書》《清麓文鈔》《三原縣新志》《三水縣誌》等，他精於書道，楷書結構嚴謹，行草運筆渾厚，遺墨遍關中。臨潼華清池《樂善亭記》碑堪為代表。

劉古愚（1843～1903）教育家。名光蕡，字煥堂，號古愚。陝西咸陽天閣村（咸陽市秦都區）人。畢生從事教育事業。先後任教於西安、三原、涇陽等地，曾出任味經書院山長、崇實書院院長。他主張教育救國，重視學用結合，將算學列為必修課程。1895年後，響應康梁變法，積極宣傳西學，時有"南康（有為）北劉（古愚）"之稱。晚年主講煙霞草堂，又移教甘肅大學堂任總教習。著有《五經臆解》、《大學古義》、《史記貨殖列傳注》、《前漢書食貨注》等。後人輯為《煙霞草堂文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