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敦頤

周敦頤，又名周元皓，原名周敦實，字茂叔，道州營道樓田保（今湖南省道縣）人。他的父親是桂嶺縣令周輔成。 ^{[1]  [5]} 

天聖八年（1030年），周敦頤來到月岩的一間房屋，專心讀書思考。 ^[11] 

天聖九年（1030年），周敦頤父親因病去世。周敦頤跟着母親投靠舅舅龍圖閣學士鄭向。周敦頤志向遠大，深得鄭向喜愛。 ^[12] 

景祐三年（1036年），周敦頤二十歲，舉行冠禮，他的品性和道義出眾，聞名於當時。按照慣例，朝廷准許在朝官員推薦一名子弟出來做小官。鄭向便將這個機會給了周敦頤，周敦頤因而當上了朝廷將作監的主簿。同年，周敦頤娶兵部職方郎中陸參之女陸氏為妻。 ^[13] 

康定元年（1040年），周敦頤調任分寧主簿。慶曆元年（1041年），有一個訴訟案拖了很久都不能判決，等周敦頤到任後，他審訊了一次就理清了案情，把案子給結了。當地人驚奇地説：“以前這裏的官吏都不如他。”士大夫們也紛紛對周敦頤交口稱讚。 ^[14] 

慶曆四年（1044年），刑部使者推薦周敦頤改任南安軍司理參軍。慶曆五年（1045年），有一個囚犯依法本不該被處死，但轉運使王逵想嚴懲他。這個王逵是一個兇殘驕悍的酷吏，眾官都不敢與他爭執，唯獨周敦頤敢與他爭辯。王逵不聽周敦頤的意見，於是周敦頤打算棄官而歸，還説：“如果是這樣那還做什麼官，既然殺人是用來討好別人，那我可不幹這種事。”王逵聽完周敦頤的話之後悔悟了，所以釋放了這個囚犯。 ^[15] 

周敦頤在擔任荊湖南路郴州郴縣縣令期間，最突出的政績是興教辦學。一來郴縣，周敦頤就在公務之餘，利用舊有的縣學興教講學。大理寺丞程珦當初在南安認識了周敦頤，見他“氣貌非常人”，與之交談，更知其“為學知道”，遂同周敦頤結為朋友，慶曆六年（1046年），程珦又將兩個兒子程顥、程頤送至周敦頤處拜其為師。慶曆七年（1047年），周敦頤在郴州的魚山正式創建了一個書堂。 ^[16-17] 

慶曆八年（1048年），周敦頤調任郴州桂陽縣令，治官政績十分顯著。郡守李初平認為周敦頤很賢能，所以平時也不對他拿上司的架子，還向周敦頤請教：“我現在想讀書了，你覺得怎麼樣？”周敦頤説：“您學習的知識還不夠，可以由我為您講説。”皇祐元年（1049年），李初平在周敦頤的幫助下，果然學有所得。 ^[18-19]  同年，李初平去世，周敦頤主動把他的棺槨護送回鄉，並替李家人打理事務，忙碌奔波。 ^[20] 

皇祐二年（1050年），周敦頤到郴州桂陽出任縣令。 ^[21]  皇祐五年（1053年），當時的官員們都認為周敦頤在桂陽頗有政績，於是紛紛舉薦他升官。 ^[22]  至和元年（1054年），周敦頤因眾位官員的舉薦而被調任大理寺丞，去洪州南昌縣上任。南昌人都説：“周敦頤是一個擅長審理案件的人，我們可以找他訴訟了。”那些富家豪門、狡猾的官吏、品行惡劣的年輕人皆對此惶恐不安。 ^[23] 

嘉祐四年（1059年），太常丞蒲宗孟與周敦頤交談三日，二人十分投緣，蒲宗孟深感周敦頤的崇高正大，曠達瀟灑，感嘆道：“沒想到世間還有周敦頤這種人。”隨後，蒲宗孟把自己的妹妹嫁給了周敦頤為繼室。三年後生子周濤。 ^[24] 

嘉祐五年（1060年）六月，周敦頤從合州（今重慶合川）解職回京，正好遇上回京述職的王安石。他們相互間仰慕，周敦頤應邀造訪了王安石。王安石對年長自己四歲的周敦頤充滿了崇敬，相見恨晚。以至於周敦頤離開了，他還久久地回味着、感慨着，忘記了睡覺和吃飯。這次的聚會和交談，雙方都得到了新的思想的啓悟。 ^[25] 

嘉祐六年（1061年），周敦頤遷國子監博士，虔州通判。周敦頤的好友潘興嗣，知道他要經過江州，就提前趕到江州等候，在驛館與周敦頤見了面，邀他一起遊廬山。周敦頤在廬山又設立了一個學堂，學堂前有小溪，發源自蓮花峯，流經湓浦，周敦頤經常在這條小溪裏清洗帽帶，於是給自己取了個名號“濂溪”。嘉祐七年（1062年），周敦頤同趙清獻同遊馬祖山。 ^[26-27] 

嘉祐八年正月初七（1063年2月7日），周敦頤至雩都，邀請餘杭人錢建、侯拓，四明人沈幾、聖希顏同遊羅崖。他們一起在善山修建濂溪閣，善山的山頂上有高山仰止亭。同年四月一日（1063年5月1日），太子趙曙即位，是為宋英宗。周敦頤遷虞部員外郎，他父親周輔成被追贈郎中。同年五月，周敦頤應邀與一羣文朋詩友遊玩聚會。興之所致，大家便相約寫詩作文。周敦頤一氣呵成揮筆而就一篇一百一十九字的散文，就是名傳後世的《愛蓮説》。 ^[28] 

治平元年（1064年）冬天，周敦頤移任永州通判，吳地人程師孟為周敦頤送行。 ^[29] 

熙寧三年（1071年），轉為虞部郎中，提升廣南東路提點刑獄。熙寧四年正月初九（1072年1月31日），周敦頤出任提點刑獄事。周敦頤在廣東提點刑獄的職位上只幹了不到一年。就在這不到一年的時間裏，勤政的周敦頤四處巡按，足跡幾乎遍及廣東的山山水水，寫下了《題大顛堂》、《題羅浮山》。 ^[30] 

同年，周敦頤不幸感染了瘴癘，辭官歸隱定居在廬山蓮花峯下，他將母親的墳墓也從潤州遷來葬在離他居所很近的地方，定居於江西廬山濂溪書堂。熙寧六年六月七日（1073年7月14日），周敦頤病死於廬山濂溪書堂，終年五十七歲。 ^[31] 

周敦頤在治學中，提出許多新問題，並作出新的論斷，把儒學推進了一步。他所提出的無極、太極、陰陽、五行、動靜、主靜、至誠、無慾、順化等理學基本概念，為後世的理學家反覆討論和發揮，構成理學範疇體系中的重要內容。成為宋明理學的開山祖師。南宋理宗時，詔從祀孔子廟堂，其理學奠基者地位為官方所承認。 ^[32] 

周敦頤是宋明道學的開創者。在當時儒、佛、道合流的形勢下，從對於《老子》的“無極”、《易傳》的“太極”、《中庸》的“誠”以及五行陰陽學説等思想資料進行熔鑄改造，併為宋以後的道學家提供“無極”、“太極”等宇宙本體論的範疇和模式來説，周敦頤確有“發端之功”。二程的“擴大”，朱熹的“集大成”，就一定意義説，都不過是在周敦頤原有的思想基礎上使道學理論更加完善化、系統化而已。 ^[32] 

周敦頤的哲學著作，現存者只有一幅《太極圖》、二百多字的《太極圖説》和不滿三千字的《通書》。 ^[32] 

周敦頤的哲學思想的核心就是一個“誠”字。“誠”是他關於天道、人道、天人合一之道的最高境界的表達。“誠”主要分為天道本體論和心性本體論兩方面。在周敦頤看來，“誠”首先是宇宙存在的根據，是宇宙的本體，即天道本體論。在《太極圖説》中，他認為人與萬物同樣都是二氣交感所化生出來的，而其源都是太極，再由太極推及到了人極，也就是把人的道德、人性看成是與宇宙生生過程相同的無極太極、陰陽五行的過程，這樣，周敦頤便為他的誠的理論奠定了宇宙論的基礎。“誠”所體現的心性本體論一個突出的表現便是人的倫理道德。周敦頤如此推崇“誠”，就是堅信人類具有真誠善良的本性。他發揮了《中庸》關於“誠”的思想，從宇宙論進而推演出人道觀，建立了以“誠”為本的倫理道德學説。 ^[33] 

周敦頤的教育思想包括三方面，一是“教人向善，進德修業”的教育目的。周敦頤認為人性向善，很大程度上依賴於師之教。二是“六經為主，以誠為本”的教育內容。他十分重視儒學經典，始終將“誠”放在育人最顯要的位置，反覆闡述，在《通書》中“誠”字的出現就高達20次之多。三是“自學為主，重在啓發”的教育方法。始終堅持開明的教育方法，除了邀請當時的學界名流來講學，採用學生自學為主，特別注重啓發原則。 ^[32] 

周敦頤的社會政治思想可以歸納為德治與刑治兩個方面。一是德治。體現在修聖德、重師道、推禮樂三個方面。修聖德，周敦頤稱之為立人之道，“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義修而萬民感化。重師道。周敦頤認為，使天下人從善而不為惡，唯一的辦法就是重師道：“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推禮樂。周敦頤認為：“禮，理也；樂，和也。”禮的實質在於理，“理”的本意在於治。二是刑治。周敦頤的刑治思想體現在他的德刑觀和慎刑觀上。在周敦頤看來，刑治是為彌補道德的不足而採取的萬不得已的選擇。他指出聖人以天道為法則，主要是以政養萬民，德治是最好的養民方法和手段。他主張“慎刑”，不到萬不得已的時候不輕易使用刑治。 ^[32] 

《太極圖説》的起點是“無極而太極”的宇宙本體論，其終點則是“主靜立人極”的封建倫理觀。 ^[34] 

首先，“無極而太極”自我運動的結果，最後產生了“得其秀而最靈”的“人”（ 《太極圖説》）；而“天下之眾，本在一人”（《通書》）。這個眾人之秀的“一人”，由於掌握了所謂“仁義之道”，就可以使“天道行而萬物順，聖德修而萬民化。大順大化，不見其跡，莫知其然之謂神。”（《通書》）這個“以仁育萬物，以義正萬民”的“聖人”，就是代表“妙萬物”的“太極”來統治社會的。因此，被周敦頤神聖化、絕對化了的無形無象而又最高最初的“太極”，歸根到底是為宋代有權有勢而又至尊至貴的封建上層統治者服務的。 ^[34] 

其次，太極的“一動一靜”掌握了“化生萬物”的樞幾，使“二氣”、“五行”、“四時”這一系列自然秩序在它的推動下“妙合而凝”、“變化無窮”。與這種“妙合”相應，封建社會的等級秩序，也是“陰陽理而後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萬物各得其理然後和” （《通書》）這種“合理性”， 周敦頤叫作“萬一各正，小大有定” （《通書》）。在自然界，萬物（“萬”）與太極（“一”）各有其應處（“正”）的地位；在社會上，統治者（“大”）與被統治者（“小”）也有其不移（“定”）的等級。周敦頤所欲論證的封建等級就是被以後道學家哲學化的所謂“不和乃和”、“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的“理”。 ^[34] 

最後，正因為人是“得其秀而最靈”，所以也總是有強烈的感情和慾望。如果“民之盛也，欲動情勝，利害相攻，不止，則賊滅無論焉。”（《通書》）因此，他提出了三字訣。一曰“定”，就是“定之以中正仁義”，建立符合封建統治的政治原則和道德標準，“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 （《通書》）。這就是所謂“存天理”。一曰“主”，就是“主靜”，因為“欲動情勝”是不可收拾的，只有“主靜”、“慎動” （《通書》），才能深入考察“動而未形有無之間”的“幾”（苗頭）。這就是所謂“滅人慾”。一曰“立”，就是“立誠”，因為“誠”既是“萬物資始”的宇宙本體，也是所謂“純粹至善”的先天本性（《通書》）。只要掌握了“誠”，就掌握了“五常之本，百行之源” （《通書》）。這樣“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通書》）人們都照着封建道德的標準去規範行動，誠心一立，人極也就立起來了。 ^[34] 

周敦頤以儒家學説為基礎，融合佛道，提出"太極而無極"的宇宙生成論。他認為，無極（無）生太極（有）。太極能動能靜，動則生陽，靜則生陰。動之極則走向靜，靜之極又恢復為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陰陽生兩儀（天地）。再陰變陽合：生水、火、木、金、土五行。五行之氣流動，推動春、夏、秋、冬四季運轉。故五行統一於陰陽，陰陽統一於太極，太極本原於無極，無極是宇宙生成的根本。陰陽二氣與五行之"精"巧妙凝合，又形成男女。變化無窮的萬物中，人得天地之"秀"而為萬物之靈。五行之性觸感外物而動，則呈現惡與善，形成錯綜複雜的萬物。 ^[34] 

周敦頤像(3張)

周敦頤在宇宙生成學説基礎上，又提出"至誠"和"主靜"的道德論。他認為，人性有五品，即剛善、剛惡、柔善、柔惡和中；適中是最完善的人性，其餘諸品皆有缺陷。只有達到"至誠"境界，人性才能完善。因為"誠"源於宇宙的本原，體現太極的道德本質。是五常（仁、義、禮、智、信）的根本，是行為的淵源，是聖人立身之德。達到"誠"，則進入至高至善的道德境界，成為聖人。為達到"至誠"，提出"主靜"的修養方法。讓人們懲忿窒欲，遷善改過，從寡慾達到無慾。無私無慾，便成為至聖。這樣的聖人，便可與天地之德、日月的光明、四時運行之序、鬼神作兇吉等最高法則相符合。周敦頤，自稱是“窮禪客”，曾師事鶴林寺僧壽涯，又從東林常聰禪師習靜坐。 此主靜之説，實取於佛教之禪定。慧能所説的“不生憎愛，亦無取捨，不念利益成壞等事”也就是“無慾”，因此方能夠“安閒恬靜，虛融淡泊”，達到真正“靜”的精神境界。 ^[35] 

周敦頤還從道德論的角度，闡述禮樂。認為禮就是理（條理），陰陽有理而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萬物皆得其理而後和。樂就是和，陰陽理而後和，萬物也有其理而後和。故要先講禮、而後讀樂。在聖五制禮法、修教化、三綱正、九疇敍、百姓大和之後，乃可作樂。樂的作用是平天下之情，故樂聲應"談而和"。使人不起慾念，心如死水。樂聲淡、樂辭善、可移風易俗。妖聲豔辭，則敗壞風尚。古聖人作樂，以宣暢和心，使天地和、萬物順，感動神祇、鳥獸。 ^[34] 

鑑於北宋積貧積弱的局面，周敦頤提倡要認識天下之勢。天下形勢極嚴重，則不可挽回。認識形勢嚴重，要靠力量挽回。認識不早，力量不積，則無力與人競爭，是天意。不早認識，不積蓄力量，不用力挽回形勢，則是人事問題，不能怪天意。故政治上傾向改革，稱讚新政。根據長期的仕宦和講學的實踐，強調尊師重道。指出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 ^[35] 

周敦頤提倡"文以載道"。強調文辭是藝，道德為實。篤其實而書之，美則愛、愛則傳，賢者得而學之，是為教化。不務實，雖業師保勉，人也不學。不知務道德，而專以文辭為能，是"虛車"，實為弊端。 ^[36] 

周敦頤政治主張的中心是"順化"。指出聖人在上，以仁育萬物，以義正萬民。聖人修仁義之德，萬民才能接受教化，化而為善。同時，也強調刑罰，認為天以春生萬物，以秋成萬物。故聖人法天，以政養萬民，以刑治世。但要"明慎用刑"。主刑者，掌握人的性命，不可不慎，要中正明達。 ^[36] 

天禧五年（1021年），重陽節，周輔成同幾位兄弟一起聊天，共度重陽。當時秋高氣爽，遠處青山如黛，近處田野裏的禾根豆一片金黃。特別是村前的五個土墩子，引起大家的興趣。大家商量着要為這五個土墩子起個名，但一時又想不出什麼名最為合適。這時，正在旁邊玩耍的小敦頤，看到大人們沉思的樣子，就脱口而出，説這五個土墩就像五顆星星。那東邊的叫木星，南邊的叫火星，西邊的叫金星，北邊的叫水星，中間的叫土星，合在一起，乾脆就叫作“五星堆”。大人們聽了，都覺得小敦頤講得有道理，於是就將這五個土墩正式命名為“五星堆”，並作為樓田保的一景。 ^[40] 

周敦頤從小聰明好學，勤于思考。遇到什麼問題，喜歡尋根究底，不搞明白絕不罷休。他會經常向衡州（今衡陽）舅舅提出一些看似稀奇古怪的問題，如什麼天上的星星是怎麼來的，太陽為什麼東起西落，月亮為什麼有盈虧圓缺，為什麼會颳風下雨，地上的萬事萬物是怎麼形成的，等等。對於周敦頤提出的這些問題，周輔成總是不厭其煩，儘自己所知給予解答。當然，這其中的很多問題，周輔成是沒有辦法回答清楚的。一方面，受周輔成的知識所限，另一方面也是受當時的科技水平所限。而周輔成也非常喜歡周敦頤的這一性格。 ^[40] 

隨着年齡的增長，周敦頤的知識也不斷地增長，學業大有進步。到十二三歲時，周敦頤已經讀完了《四子書》（即《四書》）和《書經》《詩經》《禮經》《春秋》等儒家典籍，有的還能背誦得滾瓜爛熟。同時，周敦頤還能寫出一手好文章，不僅立意新穎，而且有着自己的獨特見解。八歲時，其父親已過世。 ^[40] 

月岩位於都龐嶺東麓，距周敦頤故居約七公里。巖洞內周圍削壁千仞，白石璀瑩。這個巨大的巖洞，還有東西兩座洞門。最為奇特神秘的是，在這個巖洞內的不同位置，可以看到不同的景物變化。如果你從東洞門進，朝西洞門行走，往頭上的洞口看去，開始只能見到一彎“殘月”，形似蛾眉，如下弦月。再往前走，那“月亮”像鐮刀、像小船，由缺而圓。到了巖洞中央，當頂便是一輪“皓月”，成為“望月”。繼續往前走，這輪“皓月”又逐漸由圓而缺，最後又是蛾眉一彎，成為“上弦月”。正是由於這種不同方位引起的景物變化，使月岩在人們的心目中充滿了神秘感，月岩的名氣也不脛而走。相傳周敦頤十四歲時，曾築室於月岩，在那裏讀書並在那裏悟得“無極而太極”的道理，為其後來學術思想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40] 

宋寧宗賜周敦頤諡號為“元”，因此周敦頤又被稱為“元公”；到宋理宗時，從祀孔子廟庭，確定了周敦頤的理學開山地位。 ^[3] 

（表格參考資料 ^{[6]  [41]}  ）

《太極圖説》是中國宋代周敦頤為其《太極圖》寫的一篇説明 。全文249字。《太極圖説》鑑取了《無極圖》和釋門禪僧的《阿黎耶識圖》。《太極圖説》中的宇宙生成論、萬物化生論，與宗密《華嚴原人論》的理論構造模式極為相似。毛奇齡曾説，周敦頤的《太極圖説》，全是宗密之語。該文認為，“無極”是宇宙的本原，人和萬物都是由於陰陽二氣和金木水火土五行相互作用構成的。五行統一於陰陽，陰陽統一於太極。文中突出人的價值和作用，該文主張：“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在人羣中，又特別突出聖人的價值和作用，認為“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該文對後世影響很大，版本很多，朱熹《近思錄》、黃宗羲等所編《宋元學案》等盡皆收入。 ^[42] 

《通書》是周敦頤讀易經的心得。學易經，搞預測的也多，搞風水、看相算命的還不少，但究竟研究得怎麼樣？這些預測大師的境界、文化、氣質就未必能高明起來。周敦頤是宋明理學的開山鼻祖，他以他的境界，出入於儒釋道三教，在通過學習易經的過程中，將其心得寫了短短四十章。這四十章裏，融通了儒釋道的根本精神，把儒釋道的智慧通過易經的讀書心得凝練在一起。 ^[43] 

蓮花在佛教中象徵着“不染”、清淨，宋代理學家以儒解禪，對蓮花的“不染”進行本體思考，蓮花成為士大夫人格象徵。

周敦頤認為菊就是花中的隱士，“牡丹，花之富貴者也”，而蓮則是花中的君子。這就是作者所做的一個區分，作為一個讀者，我們也就認同了作者的這個區分。接下來，作者告訴我們，他要追求的是什麼。現在看，像陶淵明那樣愛菊花的人太少了、越來越少了。而像作者這樣愛蓮的人，那大概也就更少了，那麼在現實社會當中，更多的人們去愛的是牡丹這樣的東西。他的話裏就是説更多的人追求的是一種榮華富貴的生活。所以三種花分別暗喻了三種人生的價值追求。作者周敦頤很明確的告訴了我們他的價值追求，他想要做君子。我們可以這樣説，君子他胸懷坦蕩，光明磊落，為人正直，具有獨立人格，令人敬佩。我們可以做這樣的一個比較，君子和隱士相比，他不避世，敢於擔當，“知其不可而為之”，和追求富貴的人相比，他不追求個人的榮華富貴，而是“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由此可以推想，作者周敦頤也應該是一位儒者。 ^[44] 

周子之學以主靜為宗。平生精粹，盡於《太極圖説》《通書》之中。詞章非所留意，故當時未有文集，《周元公集》為編修朱筠家藏本。 ^[43] 

據明代萬曆《重修石鼓書院志》、清代《清泉縣誌·營建志·祠祀》載，明永樂十一年（1413年），衡州知府史中重建書舍六間以待遊學者，有禮殿祀孔子，韓張祠祀韓愈、張栻二夫子。成化十八年（1482年），知府何珣修復舊祠時，增祀朱熹，遂創三賢祠。萬曆十七年（1589年），朝廷允禮部尚書曾朝節之奏請，增祀周敦頤，後又進李寬、李士真、黃幹三人，遂改號七賢祠。 ^[45] 

濂溪書院(1張)

汝城濂溪書院始建於宋寧宗嘉定十三年（1220年），為紀念北宋理學鼻祖周敦頤（世稱濂溪先生）而建。公元1050—1054年，周敦頤任桂陽縣令。期間“風節慈愛，吏治彰彰”，並在此寫下《愛蓮説》《拙賦》等千古名篇。周敦頤創立了理學理論基礎，被稱為“上承孔孟，下啓程朱”的先賢。千百年來，汝城“士率其教，吏思其威，民懷其德”，興建書院永作紀念。雖經近千年的滄桑變遷，然薪火相傳，保存至今。書院為宋式四合院磚木迴廊結構建築，建築面積1618平方米。 ^[46] 

周敦頤墓，又稱濂溪墓，位於江西省九江市濂溪區蓮花鎮周家灣之慄樹嶺，墓區總佔地面積4.3萬平方米。十年動亂期間，周敦頤墓地面建築遭到嚴重破壞，但地下墓穴仍保存完好。1999年，在香港周氏宗親總會的資助下，完成周敦頤墓第一期修復工程，使珍貴歷史遺蹟得以保存。香港周氏宗親總會再出100餘萬元巨資復修該墓。1959年，周敦頤墓被列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經過修復，建成有牌樓、門樓、濂溪祠、愛蓮池等景點。 ^[47] 

周敦頤在衡陽寫下的119字的《愛蓮説》因其借物言志，用蓮花自喻，潔身自愛，被世代傳頌。現有濂溪書院、濂溪祠、愛蓮亭、濂溪別墅、周子祠等濂溪文化載體。愛蓮堂坐落在衡陽市華新區柘裏村。祠堂中堂門上高懸“愛蓮堂”橫匾，祖堂神位上供奉着周敦頤、魯迅（周樹人）、周恩來的照片。2007年6月，周恩來總理的堂侄、原揚州市老幹局局長周華瑞來衡陽“愛蓮堂”祭祖時，隨攜周總理手書“愛蓮堂”鄭重製匾懸掛。2009年11月24日，道縣濂溪故里為建周子衣冠冢，特派專人專車來衡陽“愛蓮堂”奉取“靈土”。2014年道縣周敦頤故里晉升國家AAA景區。 ^[43] 

周敦頤在衡陽生活的遺蹟原有五處：

一是緊伴石鼓書院即今司前街古稱濂溪街（現衡陽市中山南路司前街口）是他外祖父左侍禁鄭燦居住的祖宅；

二是今蒸水橋北原鄭家莊户房即北岸濂溪周氏祖屋，由長子周壽次子虞仲後裔繼承，今居衡陽市衡南縣車江鐵市、衡陽縣金蘭寺、重慶、洪江等周姓即源於此支。

三是衡陽市高新區柘裏村愛蓮堂，是周壽五子季仲次子興繼來此繼承祖業，愛蓮堂原是鄭家祖傳莊户房（距離—千二百餘年），鄭氏譜載“衡州西關有巨浸曰西湖”，“向公世居衡陽郡城外西湖”。鄭向祖孫五人五進士，世代衣錦詩書傳家，家產頗豐。宋時周圍山林田土多是鄭家祖產，後按規制濂溪公祭祀田四百畝（政義鄉三百畝、長平鄉一百畝）田租收入和年撥官銀二十八兩用於濂溪周氏宗祠春秋二祭。

宋末衡陽對周子紀念性建築還有一院四祠，即西湖書院，西湖北岸濂溪祠，鳳凰山濂溪祠、瀟湘門內濂溪祠、石鼓濂溪祠，以上並非家祠，是屬國家官設祭祀周子和教學合一的紀念地（年撥祭祀銀四十兩）。 ^[43] 

2017年6月23日，周敦頤誕辰1000週年紀念活動暨第八屆理學文化節在湖南省永州市道縣開幕。紀念演出後舉行了濂溪書院揭牌、敬獻花籃等儀式，活動期間還將舉辦周敦頤哲學思想、理學人物與流派學術研討會、濂溪後裔座談會等主題活動。 ^[2] 

關於周敦頤的平生，主要參見《周敦頤年譜》，宋代司馬光所著《資治通鑑》亦對其事蹟多有記錄。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