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

“儒”字，《康熙字典》解釋：《唐韻》人朱切《集韻》《韻會》汝朱切，從音襦。學者之稱。《周禮·天官》：四曰儒，以道得民。

從白話層面理解有兩種意思：其一，儒即有道之士。《揚子·法言》：通天地人曰儒。即儒為會通天道、人道者。《漢書·司馬相如傳》顏師古注説：“凡有道術者皆稱儒”。其二，《説文解字》：“儒，柔也，術士之稱。” 不過，一般《説文解字》的後一意接受較廣。“儒”是古代對學者的尊稱，即今所謂“學者”，是極普泛的一種名稱。《論語》，孔子對子夏説：“汝為君子儒，毋為小人儒”。可見那時只稱有知識才藝者為“儒”，其中有君子，也有小人。

儒者為何名為儒，儒字含義許多人皆未求深解的。儒家思想資源“來源於堯舜與西周的《尚書》《詩經》在孔子時代已經成為包括孔子在內的人們所依憑的文化經典。”

周禮曰：儒家得道以民。所謂得道，一曰禮樂，二曰仁義。先得禮樂者，乃儒家元聖周公（？—約前1095）姬旦也。周公攝政，五年營建洛邑，六年製作禮樂，依據周制，參酌殷禮，制定了田制、管制、祿制、樂制、法制、溢制、畿服制、嫡長子繼承製等，形成了相當完備的典章制度，世稱周禮或曰周公之典。周公曾作大誥、康誥、酒誥、周官、立政諸篇，倡導天命不僭、天命靡常之思想，張揚敬德保民、明德慎罰、孝養父母、以德輔天之言行。孔子於周禮嚮往不已，曾有吾從周之誓言。孔子於周公膜拜頂禮，為久矣，曾曰，吾不復夢見周公而長嘆。為閲周公之典，訪元聖之跡，孔子於周景王年間，攜弟子南宮敬叔入周問禮於老聃，問樂於萇弘。周公及三代禮樂，乃後起儒學之先導。洛邑成周，乃中國儒學之祖庭。 ^[2] 

章太炎在《國故論衡》中認為，儒有三科，關達、類、私之名，達名為儒。儒者，術士也。（《説文》）儒之名蓋出於需。需者，雲上於天，而儒亦知天文，識旱潦。儒是指一種以宗教為生的職業，負責治喪、祭神等 各種宗教儀式。他説：“儒本求雨之師，故衍化為術士之稱。”

胡適《説儒》中，根據東漢許慎《説文解字·人部》對“儒”的解釋為：“儒，柔也，術士之稱。從人，需聲”。而正是這個將儒釋為柔，引來許多不同的説法，甚至於立場截然不同的大辯論。胡適認為儒者為殷遺民，而這些人於亡國之後，淪落為執喪禮者，儒為周代社會對有此類文化之術士之蔑稱。因已遭亡國，其文化只能以柔弱之勢存在。

據徐中舒《甲骨文字典》考釋，甲骨文的儒，象人沐浴濡身之形。上古原始宗教舉行祭禮之前，司禮者必齋戒沐浴，以示誠敬。不僅證明了胡適的儒最早是殷商教士，是宗教神職人員的論點，也為儒教（非儒學）是宗教找到了證據 ^[3]  。

李澤厚也認為儒家是巫師演化而來的。孔子自己曾經説過，“吾與史、巫同塗而殊歸也”。但同時，他也指出了自己與專門溝通鬼神的術士有所不同，“吾求其德而已”。 從孔子開始，“儒”的觀念發生了變化，漸漸地脱離了巫的知識範圍。孔子是中國歷史上首開私學的教育家，人稱“弟子三千，賢人七十二”，他及弟子把古代為貴族所壟斷的禮儀和各種知識傳播到民間，逐漸形成儒家學派。因此，儒家是承襲殷商以來的巫史文化，發展了西周的禮樂傳統，是一個重血親人倫，追求現實事功，禮教德治精神始終一貫的學派。

《漢書·藝文志》："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遊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祖敍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於道為最高。"

有人認為儒者是指一種以宗教為生的職業，負責治喪、祭神等各種宗教儀式。"儒本求雨之師，故衍化為術士之稱"（《國故論衡·原儒》）。

《説文解字》：儒，柔也，術士之稱。據郭沫若考證，"儒"本是鄙稱，儒家這一稱號，也不是孔子自家封號，而應是墨家對孔子這一學派的稱呼。

大約從公元前7世紀起，周朝的封建統治開始衰落，皇族子弟的教師，以及有些皇室成員本人，都散落在民間，以教授經書為生，有的因諳習禮儀而成為人家婚喪嫁娶、祭祀或其他禮儀的襄禮（司儀）。這些人被稱為“儒”。

“儒”是中國春秋戰國時代“百家爭鳴”中的一家，是一個學術派別。儒學並無確立神秘力量為文明核心並統御教徒的特點，相反，儒學是一種以人為文明核心為主體的思想。

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春秋時魯國陬邑（今山東曲阜）人。中國古代最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對中國思想文化的發展有極其深遠的影響。

《史記·孔子世家》載："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可謂至聖矣！" ^[4] 

儒家在先秦時，和墨家並稱顯學。在秦始皇時受到重創，即所謂的"焚書坑儒"。至漢代，漢王朝以繼承三代中原文化正統為其文化建設的基本路線，而這三代中原文化正是儒家六經，孔子以繼承華夏民族文化著稱，因而儒學本身便是華夏民族的文化精華。由於宗經而尊儒，這也是儒家交上好運的原因之一。 孔子作古，"儒分為八"（《韓非子》），其中主要有兩派，一是孟子出子思一系傳道，二是荀子出子夏一系傳經，這便是先秦儒學…… ^[4] 

儒學在歷史上也多次遭受嚴重衝擊，不過在歷經多種衝擊、浩劫乃至官方政權試圖徹底剷除儒家思想之後，儒家思想依然是中國社會一般民眾的核心價值觀。

儒家思想以傳統封建社會為物質承擔者，而傳統封建社會以儒家思想為精神承擔者，傳統社會的瓦解，致使孔子聖人權威喪失。當中國被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轟開國門時，近代便開始了大規模的反孔運動，經歷了太平天國的農民起義、資產階級革命派的辛亥革命以及達到高潮的“五四”新文化運動。

一百年前，時人發憤於國之積弱，詬龜呼天。一批深受西學影響又急欲救亡圖強的進步青年，以胡適、陳獨秀為主將，發起了一場中國近代以來“反孔非儒”的高潮"——五四運動"。他們抱着"打倒孔家店"的決絕姿態，否定了作為中華兩千多年文化主流的儒學。

在"五四運動"發起後，其間又遭"文化大革命"最後一劫，使儒學歷經嚴重挫折。

儒家思想指的是儒家學派的思想，由春秋末期思想家孔子所創立。孔子創立的儒家學説在總結、概括和繼承了夏、商、週三代尊尊親親傳統文化的基礎上形成的一個完整的思想體系。司馬遷在《史記·孔子世家》中説：“孔子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據魯，親周，故殷，運之三代。”儒家學派的創始人孔子説過：“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是自己的思想本色。儒家思想基本分為“內聖”與“外王”，即個人修養與政治主張兩類。

參見：正統、道統、法統、大一統、天命論、君君臣臣、三綱五常、四維八德、華夷之辨、君臣大義、尊王攘夷

孔子學説崇尚等級制度和用三綱五常來維護統治的學説。主張“禮、樂、仁、義”，提倡“忠恕”“中庸”之道。主張“德治”“仁政”，重視倫常關係。西漢以後，逐漸成為中國封建社會佔統治地位的學派。

儒家思想奉孔子（前551年-前479年）為宗師，所以又稱為孔子學説，是對中國以及遠東文明發生過重大影響並持續的意識形態。儒家學派之前，古代社會貴族和自由民分別通過“師”與“儒”來接受傳統的六德（智、信、聖、仁、義、忠），六行（孝、友、睦、姻、任、恤）、六藝（禮、樂、射、御、書、數）的社會化教育。從施教內容看，中國古代的社會教育完全是基於華夏民族在特定生活環境中長期形成的價值觀、習慣、行為規範和處世準則等文化要素之上進行的。儒家學派全盤吸收這些文化要素並將之上升到系統的理論高度。儒家的學説簡稱儒學，是中國古代自漢代以來大多數朝代的主流意識流派，正統的官方思想。

儒家學派的創始人孔子第一次打破了舊統治階級壟斷教育的局面，變“學在官府”為“有教無類”，使傳統文化教育播及到整個民族。因此儒家思想有了堅實的民族心理基礎，為全社會所接受並逐步儒化了全社會。

倫理學上儒家注重自身修養，其中心思想乃“仁”，意謂人與人之間應注重和諧的關係。

要尊重知識，“朝聞道，夕死可矣”，善於吸取別人的長處，“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以及“君子遠庖廚”等。

儒家政治思想是“仁政”、“王道”以及“禮制”，其理想是“大同”、“大一統”，其政治學主要闡述君臣關係、官民關係。孔子“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孟子“民為重，社稷次之，君為輕”，荀子“從道不從君，從義不從父，人之大行也”，是儒家政治學的代表性主張。

在現實政治的問題上，儒家要求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雙方都要承擔義務，從理論上説，被統治者有權利反抗不正常承擔義務的統治者。“仁政易行”則提倡分清“不能”與“不為”之間的區別，即“做不到”與“不去做”之間的差異。而其“無恆產，因無恆心”也體現了民本思想。

在國際政治方面，儒家主張“華夷之辨”。華夷之辨在古代促進了中原先進文化的傳播，在近代則成為中國現代化的障礙。

儒家有一個重視編修歷史的悠久傳統。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論語·述而》）。但是孔子編修《春秋》，不單純記載史事，而且也通過遣詞用字的方法，藉此以表達自己的思想觀點，稱之為“微言大義”。由於歷代儒家學者的努力，中國的編年史從公元前841年（西周共和元年）開始，一直到今天，一年也沒有中斷過。

儒家重義輕利，重官輕商，重本抑末，與現代商品經濟不相適應。儒家典籍《禮記》中所描述的大同社會是儒家思想大道之行的描述。

儒家的格物致知就是專門從事科學領域專業知識的研究，此學派已失佚，後來成為儒家認識論的重要問題。子曰：“君子不器。”朱熹的解讀是：“器者，各適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體無不具，故用無不周，非特為一才一藝而已。”這是儒家輕視專門人才的思想根源。明代撰寫《天工開物》的宋應星，也是六次科舉不中，才轉而研究科技專業知識的。

儒家經典主要有儒學十三經。儒家本有六經，《詩經》、《尚書》、《儀禮》、《樂經》、《周易》、《春秋》。秦始皇"焚書坑儒"，據説經秦火一炬，《樂經》從此失傳。

東漢在此基礎上加上《論語》、《孝經》，共七經。

唐時加上《周禮》、《禮記》、《春秋公羊傳》，《春秋榖梁傳》、《爾雅》，共十二經；

宋時加《孟子》，後有宋刻《十三經注疏》傳世。

《十三經》是儒家文化的基本著作，就傳統觀念而言，《易》、《詩》、《書》、《禮》、《春秋》謂之"經"，《左傳》、《公羊傳》、《穀梁傳》屬於《春秋經》之"傳"，《禮記》、《孝經》、《論語》、《孟子》均為"記"，《爾雅》則是漢代經師的訓詁之作。後來的《四書》指是指《大學》（《禮記》中一篇）、《中庸》（《禮記》中一篇）、《論語》、《孟子》，五經則指：《周易》、《尚書》、《詩經》、《禮記》、《左傳》。 ^[4] 

儒家經典主要有十三經。儒家正典化始自孔子治六經。孔子“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

經”，即《詩經》《尚書》《儀禮》《樂經》《周易》《春秋》。其中詩書禮樂又稱古之四教，周朝貴族的教科書。

“故書者，政事之紀也；詩者，中聲之所止也；禮者，法之大兮，類之綱紀也。故學至乎禮而止矣。夫是之謂道德之極。禮之敬文也，樂之中和也，詩書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間者畢矣。”“君子知在位者之不能以惡服人也，是故簡六藝（六藝為“禮” “樂” “射” “御” “書” “數”）以贍養之。《詩》《書》具其志，《禮》《樂》純其養，《易》《春秋》明其知。六學皆大，而各有所長。《詩》道志，故長於質。《禮》制節，故長於文。《樂》詠德，故長於風。《書》著功，故長於事。《易》本天地，故長於數。《春秋》正是非，故長於治人。”

荀子説：“故詩書禮樂之道歸是矣。詩言是其志也，書言是其事也，禮言是其行也，樂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即《詩經》教言聖人之志，《尚書》教行聖人之事，《儀禮》規定聖人之行，《樂經》乃和聖人言，《春秋》乃聖人微言大義。“温惠柔良者，《詩》之風也；淳龐敦厚者，《書》之教也；清明條達者，《易》之義也；恭儉尊讓者，禮之為也；寬裕簡易者，樂之化也；刺幾辯義者，《春秋》之靡也。”

秦末，劉邦，項羽攻入咸陽，項羽火燒咸陽宮，秦火一炬，《樂經》從此失傳。 東漢在此基礎上加上《論語》、《孝經》，共七經；唐時加上《周禮》、《禮記》、《春秋公羊傳》，《春秋榖梁傳》、《爾雅》，共十二經。宋時加《孟子》，後有宋刻《十三經注疏》傳世。

《十三經》是儒家文化的基本著作。就傳統觀念而言，《易》、《詩》、《書》、《禮》、《春秋》謂之“經”；《左傳》、《公羊傳》、《穀梁傳》屬於《春秋經》之“傳”；《禮記》、《孝經》、《論語》、《孟子》均為“記”；《爾雅》則是漢代經師的訓詁之作。

後來的《四書》是指：《大學》、《中庸》、《論語》、《孟子》；《五經》則指：《周易》、《尚書》、《詩經》、《禮記》、《春秋》。

《十三經注疏》是解釋十三經的權威教參。注，是對經書字句的註解，又稱傳、箋、解、章句等；疏，是對注的註解，又稱義疏、正義、疏義等。 注、疏內容關乎經籍中文字正假、語詞意義、音讀正訛、語法修辭，以及名物、典制、史實等。宋人將十三經宋及宋以前之註疏合刊，“註疏”之稱始流行。

把儒家典籍收集在一起，編成一大文庫，即為“儒藏”，是儒家著作的總彙，與道教之道藏、諸子之子藏、術數加之術藏相應。儒藏是聚集古代儒家的大百科全書，載有哲學、政治、軍事、經濟、教育、文學、歷史、藝術、醫學、化學、天文、地理、數學、技術各方面的豐富的內容。

孔子、孟子、荀子、董仲舒、程頤、朱熹、陸九淵、王守仁。

“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孔門十哲是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孔門四科中表現出類拔萃的十位弟子。“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 ^[5] 

孔廟作為一種禮制性建築物，既是祭祀孔子及先賢先儒的專用場地，也是儒學傳播的重要載體，它的發展景狀在一定意義上代表了孔子在不同時期所獲禮遇的程度。孔廟大成殿內所奉祀四聖十二哲七十二賢。

孔子刪《詩》《書》，訂《禮》《樂》，贊《易》，作《春秋》，通過復興周朝的禮樂官學傳播王道教化。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以義。”孔子重視六經是因為看到了六經中藴涵的先王之道。

詩書禮樂之道是春秋時期貴族子弟的學習科目。“説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貴族教育“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 ^[6]  。“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祇庸、孝友。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 ^[7]  。“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 ^[8] 

而平民教育則“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姻、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 ^[8] 

孔子認為以詩書禮樂教化，“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人也，温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潔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故《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其為人温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矣；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者矣；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於《樂》者矣；潔靜精微而不賊，則深於《易》者矣；恭儉莊敬而不煩，則深於《禮》者矣；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矣。” ^[9] 

孔子讀《詩經·小雅》嘆曰：“於《柏舟》，見匹夫執志之不可易也。於《淇奧》，見學之可以為君子也。於《考盤》，見遁世之士而不悶也。” ^[10]  孔子編訂《尚書》以堯為起點，“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解説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的聖王政治。一方面，孔子主張仁政，一方面主張明德慎罰，以刑佐教。孔子曰“古之御天下者，以六官總治焉”。六官就是《周禮》中的治國政的冢宰、管教育的司徒、 司禮（禮法、祭典）的宗伯、司兵（軍政）的司馬、主刑（訴訟、刑罰）的司寇、主土木的司空。此外，孔子“志在春秋”，並認為《周易》中有“古之遺言”。

由於孔子的思想學説體系涉及範圍相當廣泛，孔門弟子對孔子言論和思想的理解不盡相同，難免會產生歧見。所以，孔子逝世以後，孔門弟子就開始逐步分化。到了戰國的中後期，儒學在成為“顯學”的同時，在儒家內部也形成了八個不同的派別。儒家八派之説，始見於《韓非子》的《顯學》篇：“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仲良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

子張姓顓孫，名師，字子張，春秋末期陳國陽城（今河南淮陽）人，生於公元前503年，卒年不詳。子張是孔子晚年的弟子，從學後學業出眾，與子夏、子游齊名。曾從孔子周遊列國，在陳、蔡之間遭到過圍困。他勤學好問，經常與孔子討論各種問題，《論語》記其向孔子問學達二十次之多。主張“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率語·子張》），明確反對“執德不弘，信道不篤”，“言不忠信，行不篤敬”的人和事。子張的秉性有點偏激，孔子曾批評他“師也過”，“師也闢” （《論語·先進》）。但他為人博愛容眾，交友頗廣，認為君子應該“尊賢而容眾，嘉善而矜不能” 。子張終身未仕，孔子死後，居陳國，收徒講學。子張的弟子以後即成“子張之儒”，被列為戰國儒家八派之首。

“子張之儒”的學術或政治主張究竟如何，已難知其詳。荀子在其《非十二子》中曾十分嚴厲地批評“子張之儒”，把他們稱之為“賤儒”，説：“弟佗其冠，礻中礻覃其辭，禹行而舜趨，是子張氏之賤儒也。”這個批評似乎沒有列出什麼學術或思想上的根據，僅講一些言行舉止而已。一般以為荀子所斥可能是指戰國末期依附於“子張之儒”一派門牆的人。如清儒郝懿行以為，是指那些徒似子張之貌而不似其真的人（參見王先謙《荀子集解》引）。現代學者敦沫若根據“子張之儒”具有博愛容眾，嚴己寬人等特點，認為“子張氏的後學們似乎更和墨家接近”，並推測“墨翟受了子張的影響”（《十批判書·儒家八派的批判》）。

子思是孔子的孫子。關於子思之儒的學術或政治主張究竟如何，荀子在《非十二子》中從否定的角度略有論及：“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猶然而材劇志大，聞見雜博。案往舊造説，謂之五行，甚僻違而無類，幽隱而無説，閉約而無解。案飾其辭而祗敬之曰：‘此真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軻和之，世俗之溝猶瞀儒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傳之。”按大多數宋儒的觀點，“子思之儒”發揮了孔子的中庸思想，把儒愛道德範疇“誠”這一精神實體提高到世界本原的地位，對儒家的心性之學有重大貢獻。

綜合《論語》、《史記》等文獻資料的記載，孔子弟子中姓顏的共有八人，他們是：顏無繇、顏回、顏幸、顏高、顏祖、顏之僕、顏噲、顏何。“顏氏之儒”究竟是其中何人之學所傳，已難確斷，學術界一般認為是以顏回為代表的。顏回是孔子最得意的弟子之一，《論語》中出現有32次，他的思想論清齋，講坐忘，有清淨歸隱的傾向。其學派的最主要特點就是安貧樂道，重在下功夫實踐孔子的仁德思想。此外，在《莊子》一書中，也提到過顏回之學的“坐忘”、“心齋”等修養理論。

“孟氏之儒”是以孟子為代表的觀點站不住腳。因為韓非子是評價七十子弟子，孟子靠不上邊。司馬遷在《史記·孟子荀卿列傳》明確説孟子“受業於子思門人”。郭沫若認為，“孟氏之儒”不僅與“子思之儒”為一系，而且也與“樂正氏之儒”為一系（《十批判書》）。

綜合《論語》、《史記·仲尼弟子列傳》等文獻資料的記載，孔子弟子中姓漆雕的共有三人，他們是：漆雕開、漆雕哆、漆雕徒父（《孔子家語·弟子解》作漆雕從），學術界一般認為“漆雕氏之儒”是以漆雕開為代表的。漆雕開，《漢書·藝文志》作漆雕啓，據宋儒王應麟考證，“啓”為原名，漢人避漢景帝名諱改為“開”，春秋末期魯國（一説蔡國）人，生於公元540年，卒年不詳。漆雕開是孔子弟子，孔子曾讓他去做官，他説對做官沒有信心，孔子聽了表示很讚賞（參見《論語·公治長》）。漆雕開具有不屈的勇氣，《韓非子·顯學》中説：“漆雕之議，不色撓，不目逃，行曲則違於臧獲，行直則怒於諸侯，世主以為廉而禮之。”在對人性的看法上，他主張性有善有惡，《論衡·本性》中記：“宓（不齊）子賤、漆雕開、公孫尼子之徒，亦論情性，與世子（世碩）相出入，皆言性有善有惡。”

根據這些資料，現代學者研究認為：“漆雕氏之儒”不願做官，好勇任俠，屬於孔門弟子中任俠的一派，這一派主張人性有善有惡，宓子賤、公孫尼子、世碩等都是這一派的主要成員，《漢書·藝文志》中著錄有《漆雕子》、《宓子》、《世子》、《公孫尼子》，説明他們當時都有著作（均已佚）。此外，《孟子·公孫丑上》稱善於“養勇”的北宮黝，亦當屬於“漆雕氏之儒”、蒙文通《古學甄·漆雕之儒考》）。由此可見，漆雕氏的思想分三方面：知，得智；仁，愛民；勇，剛毅勇武。有似於俠客。

仲梁所指梁鱣、梁贖二人。“仲梁氏之儒”是指梁鱣、梁贖、曾參、子夏等孔子門人提倡以農為本、儒學修身之道。齊景公五十一年（公元前497年），梁鱣從學孔子周遊列國。從遊聖門長久，叔魚後遷居魯國曲阜。孔子晚年時（公元前482年），在梁鱣支持下，與師兄弟及其弟子共同修編代表孔子儒學思想體系的著作《論語》。還繕寫《春秋》、《尚書》、《孔子家語》；修訂《禮》、《樂》、《御》、《數》等。子梁贖師從曾參，又兼子夏之禮學，自成一派，世稱仲梁氏之儒。據陳奇猷推測，“仲良氏之儒”或許是《禮記·檀弓上》所載的仲樑子一派仲樑子，東漢鄭玄在《禮記注》中説其為魯人。據《禮記·檀弓上》上記：“曾子曰：屍未設飾，故帷堂，小斂而徹帷。仲樑子曰：夫婦方亂，故帷堂小斂而徹帷。”又《毛詩傳》中引有仲樑子語，而《毛詩》源自子夏，所以這一派可能兼有（曾點、曾參）、子夏二家之學（參見陳奇猷《韓非子集釋·顯學》校注）。

學術界一般認為“孫氏之儒”就是以荀子為代表的一派。荀子是戰國晚期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他繼承了孔子的治學傳統，是儒家經學的主要傳播者之一。在政治思想上，他發展了孔子的“禮學”，倡言禮法兼治；哲學上主張“天人相分”，“制天命而用之”；認為“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強調後天學習的重要性。“孫氏之儒”中除那些傳承荀子經學的弟子之外，有名者是韓非和李斯，但他們兩人已經突破了其老師荀子的儒家學派的界限，而成為法家中的代表人物。

戰國儒家八派中這一派也不可考。據郭沫若推測，“樂正氏之儒”或即孟子弟子樂正克，因此當屬“孟氏之儒”一系。據陳奇猷推測，“樂正氏之儒”或為曾子弟子樂正子春，因此當傳曾子之學（參見陳奇猷《韓非子集釋·顯學》校注）。

總之，戰國時期的儒家八派，是當時“百家爭鳴”中傳達有內部出現的派別，它們之間的觀點很不相同，但都自認為是代表了孔子的正統儒家思想。從以後的歷史發展來看，孟子一派和荀子一派影響頗大。

秦焚書坑儒之後，除易經外，方士儒書基本絕跡，靠儒生的記憶背誦才流傳下來。漢朝時，五經通過年邁的儒者得到復原，以漢隸書寫，稱今文經學。但後來在孔子故居發現隱藏了一部分儒經，以孔子時代的蝌蚪文記載，劉歆做了很大整理，稱古文經學。兩者在流傳文本和經典解讀方法上均有差異，但其後經學家鄭玄基本統一了今古文，今古之爭漸息，儒經在文本上的爭議被平息。（至宋朝，朱熹對《大學》文本作了修正，但被其後明朝的王陽明所反對，並推崇古本《大學》，於是又開始流傳古本。明太祖朱元璋曾欲對《孟子》進行刪節，但因遭到臣屬以死要挾的強烈反對而放棄。直至清末，時局動盪，人心思變，疑古之風日盛，今古文之爭又起。康有為認為東漢以來經學，多出劉歆偽造，是新莽一朝之學，非孔子之經。但又被其後的學者所駁斥。今天所看到的儒經，大多源自漢儒的流傳，而解讀上，則承襲了宋明儒的思想。）

讖緯思想形成於西漢的哀帝、平帝時期，到東漢則基本完備，被稱為內學被學者稱之為儒教。緯書是相對於經書而言的，儒家的“六經”，加上《孝經》都有緯書，總稱“七緯”，以神秘主義解釋七經《詩》《書》《禮》《樂》《易》《春秋》《孝經》。經籍和緯書互配，經在軸，緯在杼。當時儒道兩家學派有個明顯的共同趨勢就是道家往下層社會發展成民間道教；而儒家則在上層社會發展成了廟堂儒教 ^[11]  。

緯書內的天文占卜和未來預言叫做“讖記”，七緯之外有《論語讖》，對孔子進行神化，附會聖人神道設教。“易曰：‘河出圖，洛出書。’然則聖人之受命也，必因積德累業，豐功厚利，誠著天地，澤被生人，萬物之所歸往，神明之所福饗，則有天命之應。蓋龜龍銜負，出於河、洛，以紀易代之徵，其理幽昧，究極神道。先王恐其惑人，秘而不傳。説者又云，孔子既敍六經，以明天人之道，知後世不能稽同其意，故別立緯及讖，以遺來世。” ^[12]  讖緯思想認為“《易》有陰陽，《詩》有五際，《春秋》有災異，皆列終始，推得失，考天心，以言王道之安危……竊學《齊詩》，聞五際之要，《十月之交》篇，知日蝕、地震之效昭然可明，猶巢居知風，穴處知雨，亦不足多，適所習耳。” ^[13] 

鄭玄、馬融、董仲舒、譙周是讖緯思想的集大成者。董仲舒結合公羊家和五行思想，發展出“天人感應”理論，並提出“春秋大一統”和“罷黜百家，表章六經”。董仲舒強調“天”的至高無上的地位，如果君王施政不仁，天就會有所表示，稱之為“天人感應”，這意味着君權之上還有一個神權，有濃厚的宗教色彩，對君王有一定的制衡作用。漢武帝採納了他的主張“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從此儒學成為官方正統思想，研究四書五經的經學也成為了顯學，設五經博士。

建初四年（79年），漢章帝主持召開了一次全國經學討論會，即白虎觀會議，會議紀錄由班固整理成《白虎通德論》，以法令形式將讖緯之學定形，和正統經書具有同等地位。晉朝泰始三年，禁星氣讖緯之學。緯書原本因隋煬帝禁止而散佚。《隋書·經籍志一》：“ 煬帝即位，乃發使四出，搜天下書籍與讖緯相涉者，皆焚之，為吏所糾者至死。”流傳下來的緯書有：易緯《乾鑿度》、書緯《考靈曜》、詩緯《含神霧》、禮緯《稽命徵》、樂緯《動聲儀》、春秋《元命包》、孝經《援神契》、尚書《中候握河紀》、論語《讖比考》。後為追求長生的道教區分，從南北朝開始叫做儒教又被稱作聖教。“儒教是中華民族土生土長的宗教 ^[14]  ”，儒教是禮樂文明的代表，上古宗教的直接繼承者。

“儒教是中華民族特有的傳統宗教，凡是生活在中國這塊古老土地上的各民族，包括漢族以外的少數民族，如北方的遼、金、元，西夏及清，歷代王朝都以儒教為國教，孔子為教主（這是孔子生前沒有料到的，正如老子被道教奉為教主沒有被老子料到一樣）。……儒教利用政教結合的優勢得以成為國教，儒教的神權與皇權融為一體，不可分割 ^[15]  。”

在漢代今古經學、公羊學派、讖緯三者是不分家的。公羊家和穀梁家都主張尊王説、內魯説，即講大一統，講君臣父子，講華夷之辨。“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陰陽，為儒者宗。宣、元之後，劉向治穀梁春秋，數其禍福，傳以洪範，與仲舒錯。至向子歆治左氏傳。”公羊家以西漢董仲舒、眭弘和東漢何休為代表。《公羊傳》的思想直承《春秋》，側重於從《春秋》尊王攘夷思想延伸而成的“大一統”、“撥亂反正”觀點。西漢初年，以尊王為主體的春秋公羊思想，成為朝野的依據。而公羊學派在公羊學被立為學官之後，更是大大的擴張了勢力。董仲舒著《春秋繁露》，好言“天人感應”與“陰陽災異”，由是“讖緯”之學大興。漢宣帝時期，穀梁傳成為春秋的權威解釋，公羊學隨之沒落，曹魏時期大儒世家司馬氏登基後更是動搖了讖緯信仰。 ^[16] 

唐代韓愈提出“道統”之説，《原道》認為“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韓愈又説：“孟軻師子思，子思之學，蓋出曾子。自孔子沒，羣弟子莫不有書，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韓愈本人則以孟子繼承者自居，並自謙説：“韓愈之賢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於未亡之前，而韓愈乃欲全之於已壞之後。”。李翱説：“孔氏去遠，楊朱恣行，孟軻拒之，乃壞於成。戎風混華，異學魁橫，兄嘗辨之，孔道益明。”皮日休説：“千世之後，獨有一昌黎先生，露臂瞋視，詬於千百人內。其言雖行，其道不勝。苟軒裳之士，世世有昌黎先生，則吾以為孟子矣。”

自漢以來，儒家思想在絕大部分歷史時期是中國的主流價值觀，但也有低迷時期。宋朝時道德神學為儒學主流，理學的天理是道德神學，同時成為儒家神權和王權的合法性依據，尊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邵雍（北宋五子）為始祖，朱熹為集大成者，後取得元朝官方地位，但陸九淵與程朱不同，雖同屬理學但是同源不同流。元明清時期，科舉考試都以朱熹的理學內容為考試題目，對中華思想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如何吸收或拒斥佛教的思想，這是宋明理學家的一項核心工作。張載（1020-1077）、程顥（1032-1085）、程頤（1033-1107）、朱熹、陸九淵（1139-1192）、王陽明等大儒，長期研讀佛教，雖以“闢佛”標榜，卻飽受佛教的思想影響，宋明道學乃是儒佛會通的結果。 ^[17] 

朱熹（1130.10.22-1200.4.23），字元晦，又字仲晦，號晦庵，晚稱晦翁，諡文，世稱朱文公。祖籍江南東路徽州府婺源縣（今江西省婺源），出生於南劍州尤溪（今屬福建省尤溪縣）。宋朝著名的理學家、思想家、哲學家、教育家、詩人，閩學派的代表人物，儒學集大成者，世尊稱為朱子。朱熹是非孔子親傳弟子而享祀孔廟，位列大成殿十二哲者中。 朱熹是程顥、程頤的三傳弟子李侗的學生，任江西南康、福建漳州知府、浙東巡撫，做官清正有為，振舉書院建設。官拜煥章閣侍制兼侍講，為宋寧宗皇帝講學。

朱熹著述甚多，有《四書章句集註》《太極圖説解》《通書解説》《周易讀本》《楚辭集註》，後人輯有《朱子大全》《朱子集語象》等。其中《四書章句集註》成為欽定的教科書和科舉考試的標準

中國宋明時期另一支理學以陸九淵、王守仁為代表的唯心主義理學流派。南宋時，陸九淵倡言心即理，針對朱熹等人的“理”在人心之外、“即物”才可“窮理”的理論，提出“發明本心”、“收其放心”的“簡易”、“直捷”主張。他還同朱熹辯論過“無極”、“太極”等問題，成為與朱熹一派理學相持對立的一家，被稱為“心學”。陸九淵弟子很多，著名的有楊簡、袁燮等人 ，楊簡將“心即理”進一步發展成為“萬物唯我”的唯我主義。宋代以後，由於程朱理學成為元朝官方正統思想，陸學影響不如朱學。

到明代中期，陳獻章由朱學轉向陸學。王守仁更是集心學之大成，並提出“心外無物”、“心外無理”“心即是理”的命題 。在認識論上他推行“致良知”的方法，認為“良知”就是“天理”，“致良知”就是“明明德”。同時提出“知行合一”的革命性觀點，反對宋儒知先行後的説法或知而不行的做法。王守仁是陸九淵以後影響最大的主觀唯心主義哲學家。明代後期，王學大盛，出現了眾多流派，其中以王艮為代表的泰州學派和李贄等人影響較大。泰州學派內部各人思想不盡相同，但有共同的趨勢，就是強調儒家的“聖”、“賢”是人人可成的，即便是“農工商賈”也可以成聖成賢，聲稱“人人天地性，個個聖賢心”。李贄還提出“是非無定質”，反對封建專制主義的思想禁錮。因此， 儒學是宗教， 但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宗教，而是一種“道德的宗教”、“人文教”， 是即道德即宗教， 是一種沒有隔離精神、偏至精神的宗教。這也就是牟宗三所理解的“作為宗教的儒教”。

1644年，明朝滅亡，這是以漢人為統治者的中國第二次亡國。明亡之後，以陽明學大儒黃宗羲為代表的一些儒家學者對歷史進行了反思，認為“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

程朱學派，崇仁學派，船山學派，春秋公羊嚴氏學派，慈湖學派，次仲學派，存齋晦靜息庵學派，大夏侯氏尚書學派，大小戴禮學派，大興二朱學派，釣台學派，定川學派，東發學派，東萊學派，東林學派，東原學派，東整學派，東樵學派，端臨學派，爾雅學派，二江學派，二曲學派，二萬學派，範呂學派，範許學派，方耕學派，費氏易學派，豐芑學派，伏氏尚書學派，高平學派，高氏易學派，蕭同學派，曉庵學派，功利學派，古靈學派，古論語三家合一學派，古論語學派，古微學派，古文經學派，古文尚書學派，關學，漆雕氏儒學派，漆書尚書學派，齊論語學派，齊詩學派，廣平定川學派，廣平學派，龜山學派，韓詩學派，韓氏易學派，漢上學派，漢學和靖學派，河東學派，鶴山學派，橫浦學派，橫渠學派，衡麓學派，恆齋學派，胡學，湖湘學派華陽學派，槐堂學派，淮南九家易學派，晦翁學派，兼山學派，今文經學派，荊公新學，景迂學派，靜明寶峯學派，靜清學派，靜修學派，靜庵學派，敬庵學派（張伯行），九峯學派，考亭學派，餘山學派，葵園學派，蘭皋學派，朗夫學派，樂學派，春秋公羊胡母生學派，樂正氏儒學派，理初學派，裏堂學派，禮經高堂氏學派，樸學，樸齋學派，顏李學派，顏氏儒學派，齊學起庵學派，錢塘二梁學派，潛邱學派，潛研學派，潛庵學派，潛庵學派（輔廣）清江學派，秋農學派，邱劉學派曲園學派，容甫學派，儒家學派，三禮學派，三魯學派，三魏學派，三原學派，上蔡學派，深寧學派，慎修學派，石渠閣講論會，實齋學派，士劉學派，授堂學派，蜀學，雙池學派，雙峯學派，水心學派，説齋學派，思、孟儒學派，宋學蘇齋學派，梭山復齋學派，泰山學派，泰州學派，陶樓學派，田氏易學派，亭林學派，宛溪學派，王學王張學派，望溪學派，未谷學派，味經學派，武夷學派，五峯學派，勿□學派，西山葵氏學派，西山真氏學派，西莊學派，息園學派，惜抱學派，夏峯學派，獻縣學派，湘鄉學派，象山學派，小夏侯氏尚書學派，小夏侯氏尚書學派，孝感學派，孝經學派，校口學派，謝山學派，新學，嘯山學派，嘯山學派，硯溪學派，楊園學派，陽明學派，養知學派，姚江學派伊川學派，伊洛之學儀徵學派，永嘉學派，永康學派，用六學派，愚山學派，玉山學派，豫章學派，嶽麓學派，粵閩王門學派，月亭學派，趙張學派，浙東學派，浙中王門學派，震滄學派，震澤學派，鄭堂學派，鄭學止修學派，止齋仲良氏儒學派，周官禮學派，孜堂學派紫陽學派，子居學派，子夏儒學派，左海學派，巽齋學派，茗柯學派，滎陽學派，蒿庵學派，蕺山學派，涑水學派，濂洛關閩濂溪學派濂學，婺學，懋堂學派，稷下學團，籀口學派，艮峯學派，艮庭學派，艮齋學派。

儒家是中國古代自從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後最有影響的學派之一。做為華夏固有價值系統的一種表現的儒家，並非通常意義上的學術或學派。一般來説，先秦時，儒家也只是諸子百家之一，與其它諸子百家一樣地位本無所謂主從關係。

儒家思想對中國文化的影響很深，幾千年來的封建社會，中國人代代傳授的不外《四書》、《五經》。中國人基因中的責任思想（以天下為己任）、忠孝思想（仁、義、禮、智、信）、恕的思想（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倫理思想（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都是儒家思想與專制統治結合的結果。

莊子後學評論儒家，"性服忠信，身行仁義，飾禮樂，選人倫，以上忠於世主，下以化於齊民。將以利天下。"（《莊子·漁父》） 。 ^[4] 

《漢書·藝文志》：“儒家者流……遊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

南朝梁的劉勰《文心雕龍·奏啓》：“必使理有典刑，辭有風軌，總法家之式，秉儒家之文。”

范文瀾、蔡美彪等《中國通史》第一編第四章第九節：“ 孔子學説含有多面性，所以儒家學派總能適合整個封建時代各個時期的統治階級的需要，從孔子學説中演繹出各種應時的儒家學説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