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右任

清光緒五年三月二十日（1879年4月11日） ^[17]  ，于右任出生在陝西省三原縣城東關河道巷的一户貧寒人家裏。因為他是午後4時左右誕生的，屬於申時，所以父母就給他取乳名叫“申生”。他的大名叫“伯循”，字誘人，取《論語·子罕》“夫子循循然善誘人”之意。後來他改字佑任，又作右任，遂以此行世。於家祖上世居陝西涇陽縣東鄉鬥口村，當地人稱為“鬥口於家”。其家以農為業，後因收入不足贍養家口，乃棄農經商。于右任因自己出生在三原，後來又在三原讀書應試，便著籍為三原人。 ^{[12]  [36]} 

于右任少年時代家境貧寒，父親於寶文長期在四川江津（今屬重慶）、嶽池等地當學徒，母親趙氏是甘肅靜寧逃荒到陝西的饑民。于右任三歲時，母親病逝，其時父在蜀經商未歸，遂由伯母房氏撫養，寄居在涇陽縣楊府村房氏外家。房氏家境貧寒，生計艱難，于右任幼時受僱鞭炮作坊做小工，伯母日夜操持家務，勞累過度，常眼窩發青。因此，于右任終生不忘伯母和房氏外家的養育之恩，成年後常在人前及詩文中稱頌之。 ^{[17]  [36]} 

于右任七歲入私塾求學，勤奮苦讀，每晚必至三鼓；十一歲時隨名儒毛經疇讀經書、習詩文。 ^{[17]  [22]}  繼而又從學於西北宿儒朱佛光。朱佛光曾登鄉舉，思想開明激進，是陝西以經學家最早提倡新學之人。因不滿清廷黑暗腐朽統治，他以授徒著述進行民族和愛國思想教育。于右任從學期間，耳濡目染，受到朱佛光的薰陶。 ^[36] 

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于右任以案首（第一名）成績考入三原縣學，成為秀才。 ^[17] 

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後，在三原宏道書院、涇陽味經書院和西安關中書院繼續求學。 ^[17] 

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參加歲試，以第一名成績補廩膳生。 ^[17]  陝西提督學政葉爾愷批道：“入關以來，未見第二人”，“作者奇才妙筆，可以自成一家”，並大書“西北奇才”四字，推崇備至。在傳見於右任時，葉爾愷還拿出薛福成的《出使四國日記》，讓他帶去閲讀，囑其留意世界大勢，同時叮告：“這部書我只帶來一部，閲後仍需送還。” ^[24]  經葉爾愷識拔，于右任聲譽漸起。其時于右任還受教於朱先照、劉光蕢等人。沈衞接替葉爾愷後，對於右任亦十分器重。時逢陝西大旱，饑民死亡甚多，沈衞在三原開設粥廠賑救，特調正在宏道書院讀書的于右任為粥廠廠長，這是于右任步入社會之始。 ^[17] 

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春，粥廠事務結束後，沈衞送于右任到西安陝西中學堂就讀。 ^[17]  當時義和團運動興盛、八國聯軍攻陷北京，慈禧太后、光緒帝出逃西安，學堂被闢為行宮停課，且命學生、市民跪接。于右任憤怒上書陝西巡撫岑春煊，要求他“手刃西后，重行新政”，幸而被同學王炳靈力阻，才免遭大禍。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于右任應策試，在試卷中對英、俄的議會民主、開放政策大加讚賞。 ^{[22]  [24]} 

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于右任赴陝西秋闈，考中舉人。 ^[36]  隨後特地到照相館拍了一張披散長髮，赤裸上身，右手提刀的照片以明志。嗣後應商州知州楊宜瀚之邀，赴商州任州立中學堂監督。 ^[17]  在此之前，被迫參加“跪迎”的于右任總結感想，寫了大量抨擊時政、憂國憂民的詩篇，自編成《半哭半笑樓詩草》。到此年冬，《半哭半笑樓詩草》在三原印行。其中有詩説：“女權濫用千秋戒，香粉不應再誤人。”影射慈禧太后。三原縣令德鋭看到詩集，立即上報陝西巡撫升允。升允從前對於右任指斥時政的言論已有所聞，又得德鋭密報，遂以“逆豎昌言革命，大逆不道”等語上奏清廷。光緒三十年（1904年）春，清廷密旨拿辦于右任。其時于右任已經在開封參加會試，接到家信，迅即逃往上海。 ^[17]  船至南京時，他上岸遙拜明孝陵，留詩一首：“虎口餘生亦自矜，天留鐵漢卜將興。短衣散發三千里，亡命南來哭孝陵。” ^[21] 

于右任到上海後，化名劉學裕，得震旦學院監院馬相伯之助，入該學院讀書，且免收其學膳費。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震旦學院主管教務的法籍神甫乘馬相伯生病之機，干預校務，引發風潮。馬相伯憤而辭職，于右任和同學邵力子等二十餘人隨馬相伯離校，同馬相伯、邵力子等籌辦復旦公學（今復旦大學），於同年中秋節正式開學。冬，在日本的中國留學生為反對日本政府頒佈的《清國留學生取締規則》，留日中國學生羣起抗爭，紛紛退學回國。于右任與王敬方等又發起籌辦中國公學，使返國學生不致失學。他還任復旦公學和中國公學的國文教員。 ^{[17]  [36]} 

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4月，于右任赴日本考察新聞業務，在東京由陝西留日學生康寶忠引薦結識孫中山，11月經胡漢民、康寶忠介紹加入同盟會。孫中山對於右任十分器重，委任他為長江大都督，負責上海一帶的同盟會事務；又並推為豫晉陝甘留日同學會長。 ^{[17]  [22]} 

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4月2日，于右任任社長的《神州日報》在上海創刊發行。《神州日報》首破舊例，以干支和公元紀年，不用清朝年號，以示與清廷決絕。它是繼《警鐘日報》後革命派在國內出版的第一份大型日報，是當時同盟會在東南八省進行革命宣傳的重要陣地。由於該報持論激進新穎，許多重要評論文章出自於右任手筆，感情熾烈，文辭典雅，因此吸引了眾多青年讀者，出刊後風行一時。不久因鄰居失火，殃及報社，損失很大。于右任無力恢復，自行退出。 ^{[17]  [36]} 

于右任青年、中年時期(3張)

離開《神州日報》後，于右任一度應聘在上海道蔡乃煌所辦《輿論日報》任主筆，因與蔡乃煌意氣不投，旋即退出。嗣後得友人贊助，經過七、八個月的籌備，于右任在宣統元年（1909年）5月15日又創刊《民呼日報》，仍自任社長。《民呼日報》發表了許多揭露和抨擊清王朝、陝西官員黑暗統治的文章，並配以漫畫，增強了宣傳效果，也招致當道忌恨。陝甘官員誣指于右任有侵吞甘肅賑款嫌疑，勾結上海租界當局於8月2日將其拘捕。事情發生後，上海許多報刊仗義執言，紛紛載文為于右任冤案辯誣。租界會審公廨經過十四次研訊，亦知原告指控並非事實。但公廨既不欲因此與清廷產生嫌隙，又害怕喪失體面，遂以查無實據，事出有因為由，將於右任“逐出租界”了事。《民呼日報》在於右任出獄之前因被吊銷執照而停刊。 ^[36] 

于右任出獄後並未屈服，經過二十餘天的努力，10月3日，他創辦的《民籲日報》又在《民呼日報》原址發行，因不便公開出面，便以範光啓為社長。報名改“呼”為“籲”，寓意“民不敢聲，惟有籲耳”，同時也暗示縱使挖掉兩眼亦不屈服。《民籲日報》創刊不久，為籌募辦報經費，于右任再次赴日本。不久，租界當局又聯合上海道蔡乃煌，以該報發表朝鮮愛國志士安重根刺殺日本駐朝總督伊藤博文的消息為藉口，查封了《民籲日報》。 ^{[17]  [36]} 

宣統二年（1910年），于右任自日本回到上海，在葉楚傖、沈縵雲等人的贊助下，他籌辦的《民立報》於10月11日問世。《民立報》資金雄厚，以于右任、宋教仁、張季鸞等為骨幹，陳其美、徐血兒、馬君武等都參加該報的工作，在宣傳民主革命思想方面發揮了重大作用，成為當時國內發行量最多、影響最大的報紙。 ^[36]  于右任以“騷心”“騷”等筆名，在《民立報》上發表了大量文章；為掩護宋教仁的革命活動，在宋教仁離滬期間，他還以宋教仁的筆名“漁父”為名在《民立報》上發表文章。 ^[17]  時有“先生一支筆，勝過十萬毛瑟槍”“中國最偉大的記者”之譽。 ^{[11]  [31]} 

此間，由於父親病故，于右任秘密返鄉。安葬事畢，他又離鄉遠去，作詩一首《再出關》以表心跡：“目斷庭闈愴客魂，倉皇變姓出關門。不為湯武非人子，付與河山是淚痕。萬里歸家才幾日，三年蹈海莫深論。長途苦羨西飛鳥，日暮爭投入故村。” ^[21] 

宣統三年（1911年），領導長江流域起義的中國同盟會中部總會成立，《民立報》社成為組織聯絡機關，“不分日夜，黨人往來洽商皆在館內”，革命黨一些重要會議也在民立報社舉行。同年底武昌起義爆發後，于右任與陳其美等人組織武裝力量，制定起義計劃，為上海的光復起了重要作用。 ^{[17]  [22]} 

武昌起義後，全國十六省先後響應，擁護“共和”，均通過《民立報》宣佈。12月29日各省代表選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黃興首先電告于右任，于右任即安排一應事宜。民國元年（1912年）1月1日，中華民國南京臨時政府成立，于右任為交通部次長，因交通總長湯壽潛未到任，他實際主持部務。在任期間，創辦滬寧鐵路夜車，開創中國夜間通火車的先例。不久，孫中山辭臨時大總統職，于右任回上海繼續主持《民立報》。 ^[17] 

民國二年（1913年）3月，“宋教仁案”發生，宋教仁在上海被刺殺，于右任異常悲憤，在《民立報》上揭露宋案真相，並出《宋漁父》專冊大事宣傳，為此招致袁世凱忌恨。孫中山等發動“二次革命”後，《民立報》反袁言論更為激烈。隨着“二次革命”的失敗，《民立報》即被封閉。于右任也遭到袁世凱政府的通緝，為避禍又一次東渡日本。 ^{[17]  [22]  [36]} 

民國三年（1914年）7月，孫中山在東京改造國民黨為“中華革命黨”，籌劃推翻袁世凱專制政府的“第三次革命”，于右任回到上海，聯絡陝西革命黨人。此時，他奔波於北京、南京、上海等地。為維持生計，于右任曾一度在上海化名登報賣字。 ^{[17]  [36]} 

民國四年（1915年），于右任受孫中山之命，任中華革命軍西北軍總司令，在陝西三原設籌備處，組織軍隊。 ^[22] 

民國七年（1918年）春，胡景翼、高峻、耿直、郭堅等起兵，在三原組成陝西靖國軍，反抗依附段祺瑞的陝西督軍陳樹藩。為了配合孫中山在南方的護法鬥爭，于右任決心經略西北，遂在8月上旬回陝就任陝西靖國軍總司令。 ^{[17]  [36]} 

于右任主持陝政，堅持恤民濟眾，造福桑梓，廢除苛捐雜税，撤銷鹽禁，禁止鴉片和高利貸。靖國軍總部設教育處，培養軍政人才，同時還大辦地方教育。 ^[22]  他盡力關懷地方文化教育事業，瞭解學校情況，組織三原縣城各校輪流舉辦學術講演會。他把自己有關新教育的設想及改造社會的計劃寫信告訴孫中山，孫中山在覆信中讚揚説：“於干戈擾攘之秋，猶能放眼遠大，深維本根。” ^[17]  民國八年（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以三原為中心的靖國軍轄區內，師生遊行，上街宣傳，聲討北洋軍閥簽訂賣國和約，聲援北京學生運動，渭北中學師生在城鄉演出《列寧傳》戲劇。民國九年（1920年），關中大災，渭北尤甚，于右任向東南各省籌集捐款70餘萬元，向關中20多縣發放賑濟糧款。災情稍減，于右任又成立渭北水利委員會，委託李儀祉測量涇惠渠工程，繪製藍圖，為民國十八年（1929年）工程建設奠定基礎。 ^[22] 

于右任在兵饑民困的艱難困苦中，領導缺餉少械的靖國軍與五倍於己的敵軍進行艱苦的鬥爭，是北方高舉革命大旗與南方革命相呼應的唯一政治軍事力量。 ^[22]  他置生死於度外，在致上海友人的信中寫道：“故人厚我，當撿我骸骨於戰場灰燼中也。” ^[22] 

民國十一年（1922年），靖國軍內部發生分化，胡景翼等人接受北洋系馮玉祥改編，于右任與部下楊虎城仍舉靖國軍旗幟支撐西北危局。因勢薄力單，加之陝西連年災荒，部隊供給困難，他在5月31日決定將部隊人員遣散。隨後即與王陸一等經甘肅南走四川重慶，然後順流東下上海。隨後向孫中山彙報了陝西靖國軍的成敗始末。 ^{[17]  [22]  [36]} 

于右任根據自己和孫中山遭受挫折的深痛教訓，很想投身教育界，培養一批有益於國家的人才。恰在這時，東南高等師範專科學校的學生驅逐不稱職的原任校長，請于右任出任校長。于右任接受所請，建議改校名為上海大學。10月23日，上海大學召開成立會，于右任到校就職。為辦好上海大學，于右任與中國共產黨人通力合作，鄧中夏任總務長，瞿秋白任社會學系主任，蔡和森、惲代英、蕭楚女、張太雷、沈雁冰等任教員，使上海大學成為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國內很有影響的大學。 ^{[17]  [22]} 

民國十三年（1924年）1月，于右任出席在廣州召開的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1月31日，由孫中山主持召開的國民黨一屆一中全會上，任命于右任為中國國民黨上海執行部工人農民部長。于右任非常贊同孫中山聯俄、聯共進行革命的政治主張，在《東方雜誌》上發表署名文章指出：“在此革命期間”“合則兩益，離則兩損。” ^[17] 

于右任(2張)

民國十三年（1924年）10月，馮玉祥、胡景翼等發動北京政變，推翻曹錕政權，于右任參與密謀，並於11月應胡景翼之邀請赴北京。12月，孫中山亦應馮玉祥、胡景翼等人邀請到京，任命于右任、汪精衞等組成北京政治委員會，處理北方國民黨政務。孫中山在京病重住院期間，于右任參加了《總理遺囑》稿的討論。次年（1925年）3月，孫中山逝世，于右任題贈輓聯。7月，廣東國民政府成立，于右任為委員之一。12月，段祺瑞改組國務院，任命于右任為內務總長，未就。 ^[17] 

孫中山逝世後，國民黨右派伺機進行反共反蘇活動，企圖推翻“一大宣言”。于右任旗幟鮮明、堅決反對右派分裂活動，支持在中共協助下於民國十五年（1926年）1月召開中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二大宣言”，重申反帝反封建革命綱領和三大政策，于右任及李大釗、譚平山、吳玉章、毛澤東等一大批國民黨左派及共產黨人討論制定了制裁右派分裂，北伐統一全國的決議，沉重打擊了國民黨右派的氣焰。6月，中共北方局書記李大釗請于右任赴蘇聯敦促馮玉祥回國，重整舊部，響應廣東國民政府領導的北伐，解除河南軍閥劉鎮華部對西安的重兵圍困。于右任欣然同意，7月抵達莫斯科。在蘇期間，參觀紅場、克里姆林宮、拜謁列寧墓，並受到蘇聯領導人斯大林的接見。在與馮玉祥商討計劃後，先期經蒙古回國。9月17日，馮玉祥在內蒙古五原舉行誓師大會（參見詞條五原誓師），就任國民聯軍總司令，宣佈全軍集體加入國民黨。于右任在馮玉祥軍中籌建了國民黨特別黨部，並在閲兵式上代表國民黨中央向馮玉祥授旗。隨後馮玉祥派兵援陝，于右任亦於10月中旬組織國民黨第一、二、三聯軍總司令部，于右任按照與李大釗商定的進軍西北，解西安圍，東出潼關，策應北伐的方略，率孫良誠、方振武、吉鴻昌等部，由隴東進軍陝西，經銀川、平涼等地進入陝西。11月28日，劉鎮華部全線潰退，西安解圍。 ^{[17]  [22]  [36]} 

隨後，國民軍駐陝總部成立，于右任為總司令兼陝西省主席。總部請蘇聯人賽夫林為顧問，陝西共產黨人魏野疇、史可軒、楊明軒、葛霽雲、楊曉初、王尚繼擔任軍政要職；併成立中山軍事學院，培養革命軍人，史可軒任校長，副校長李林，政治處長鄧希賢（即鄧小平），同時還成立中山學院，培養軍政黨務、農運、婦運幹部，校長劉會初、副校長李子洲均為中共黨員。 ^[22] 

民國十六年（1927年）4月12日，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發生，蔣介石大肆屠殺共產黨人，于右任在西安召開6萬餘人大會，聲討蔣介石屠殺罪行。隨後，全省農民運動風起雲湧，25個縣成立農協，會員達40餘萬，農民武裝達10萬人以上，省婦女、青年、學聯、商會紛紛成立。同月底，李大釗被害，于右任舉行追悼大會，親自介紹“李守常同志革命史略”，聲討反動軍閥罪行。于右任仿照莫斯科紅場，將西安皇城改為紅城，將西安紅城城牆，鐘樓一律塗為紅色，大街小巷書寫革命標語。親書“打倒帝國主義”“剷除賣國軍閥”“一切利益歸於民眾”等標語。 ^{[17]  [22]} 

于右任主持陝西軍政期間，西安一度成為北方革命運動中最活躍的城市，有“南廣州北西安”之譽。 ^[17] 

民國十六年（1927年）6月，馮玉祥率國民軍與北伐軍會師鄭州，于右任應北伐軍政治部主任鄧演達邀請，由西安赴鄭州。旋奉武漢國民政府調令到武漢。寧漢合流後，于右任去南京。因國民黨內部派系傾軋，他鬱郁不得志，不久去上海。其間曾偕友人去常熟遊山玩水，以遣情懷。 ^[36] 

民國十七年（1928年）2月，在國民黨二屆中央執委會二次會議上，他連任中央執委會常委，還當選為國民政府常委、軍事委員會常委。3月，任審計院院長。 ^[17]  9月，擔任私立南通大學校董（1930年更名為私立南通學院）。同年，他與何香凝、柳亞子、經亨頤、陳樹人等在上海發起組織了“寒之友社”，這個名字取古人松、竹、梅為“歲寒三友”之寓意。 ^[25] 

于右任在蔣介石、汪精衞之間，盡力作出不偏不倚的姿態，躲避矛盾，以圖自保。民國十九年（1930年），閻錫山、馮玉祥、汪精衞在北京會議反蔣，國民黨中央委員劉守中約于右任同往北京，于右任不表態，事後對親信説：“我為什麼要夾在中間，他們將來見面握手一笑，倒使我尷尬難堪，我又何必呢？”同年，國民黨元老譚延闓病逝，于右任得悉之後説：“譚三爺死了，國家少了一個瑰寶。他是大輪船與躉船之間的一個棕球。”意指譚延闓在政治派系鬥爭中能起緩衝作用。這是論人，也是自況。 ^[36] 

從民國二十年（1931年）春起，于右任任監察院院長直至逝世，長達三十餘年。 ^[17]  于右任認為，這是蔣介石為了使北方人不説話，又想束縛他的手腳不讓亂動，才讓他充當這個角色的。 ^[36] 

自民國十八年（1929年）始，于右任從事歷代草書之研究，民國二十一年（1932年）發起成立草書研究社，創辦《草書月刊》。民國二十三年（1934年）創辦國立西北農林專科學校，任校長。 ^[7] 

民國二十二年（1933年）6月，于右任很看重的學生、中國民權保障同盟會總幹事楊杏佛在上海被蔣介石派人暗殺，于右任內心交織着傷感與恐怖。接着蔣介石囚禁胡漢民，嚴斥張繼，胡、張均為國民黨元老，也是于右任的好友，這使他更加惶惴不安，對人説：“蔣介石的權力大過歷史上任何帝王，這樣下去，人人自危。”全面抗戰爆發後，于右任兼任國防最高委員會常委 ^[7]  ，贊成國共合作抗戰。嗣又在言談中流露出對汪精衞投敵賣國的憤慨和對蔣介石消極抗戰的不滿。 ^[36] 

在抗日戰爭期間，于右任進行了許多卓有成效的愛國活動。他以監察院院長身份，組織戰區巡察團、戰區風紀巡查團、戰區行政工作考察團，派赴各地視察傷兵、慰問民眾，對戰時醫院的傷兵治療、難民安置等工作進行檢查。于右任自己也身體力行，親自參加。他寫了許多充滿激情的愛國詩篇，頌揚中國人民英勇抗戰的事蹟。 ^[17] 

民國二十四年（1935年），中共發表“八一宣言”，號召團結起來，停止內戰，抗日救國，于右任深表贊同，與宋慶齡、何香凝等共同簽名響應。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7月，于右任還應周恩來之約，為《新華日報》題寫報頭。 ^[22]  皖南事變發生後，于右任從女婿屈武口中得知事變真相，氣憤地拍着桌子大聲説：“這種破壞兩黨合作的行動簡直就是破壞抗戰，我一定要講話。” ^[17] 

于右任書法聲譽很高，對抗日前線歸來請他寫字留念的將士，有求必應，且不讓別人代筆。民國三十二年（1943年），河南省旱災嚴重，于右任賣字捐款八十萬元，比當時各界給河南捐款的總數還多四十萬元。 ^[17] 

抗日戰爭勝利後，于右任極力希望通過和談解決國內問題。民國三十四年（1945年）9月，1945年8月底，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在重慶談判期間拜訪于右任。于右任設家宴專門招待中共代表團，公開支持國共兩黨再次合作，和平建國。這是國共和談中唯一設家宴款待中共代表團的國民黨元老。 ^{[17]  [22]} 

太平老人 于右任(2張)

民國三十五年（1946年）7月，因新疆政府改組，蔣介石派于右任代其前往新疆監誓。作為西北耆宿的于右任作風平易近人，故在新疆的十餘日中，受到各族人民的歡迎。 ^[13] 

民國三十七年（1948年）4月，于右任參加中華民國副總統競選，獲493票，在6位候選者中排名第4，在首輪投票後即落選。 ^[13] 

1949年2月，顏惠慶、章士釗等組成的“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團”到北平等地與毛澤東等中共領導協商和談事宜，代表團返回南京時，于右任親赴機場迎接。3月26日，于右任提出辭去監察院院長職務，但因不能擺脱“正統”觀念，所以在一片“挽留”聲中，仍繼續擔任監察院院長。4月，國共和談正式在北平舉行，李宗仁原擬派于右任作為特使去北平，嗣因情況變化，未成行。16日，周恩來曾請屈武轉告于右任，如果南京政府拒絕批准《和平協定》，中共願與他繼續合作，先生若能來北平，希望早日成行；若不能赴北平，請暫留南京，待南京解放後，我們派飛機接先生來北平一道籌備新政協，與張瀾等人一道建立新中國。 ^{[17]  [22]} 

國共和談破裂後，國民黨南逃時要于右任離南京去上海，于右任意存觀望，以身體欠佳為辭婉言謝絕。奉命接于右任的軍官脅迫他往機場。到上海後於右任還與人商量去留問題，説明他對大陸的依戀。後受次子一家牽連，無法脱身，他只得南下廣州。好友李根源曾雲南來電，邀于右任赴安寧縣附近暫住，他覆電準備去，但未成行。1949年11月下旬，于右任從台灣趕到重慶，冀與妻女在渝會晤，但因交通不暢，妻女在山城等候數日，去了成都，于右任才趕到重慶。眼看無法會面，他只得於11月29日（次日重慶解放）乘飛機到台北，這也是他一生中最後一次離開大陸。由於多方面的原因，他失去了留居大陸的機會。 ^[13] 

在台灣時，于右任繼續擔任台當局的“監察院院長”，直至去世。 ^[13] 

晚年去台後的于右任(13張)

1951年2月，于右任患腦部微血管阻塞，有中風狀，卧牀凡40日。此次病後，行動甚感吃力，加上年事已高，身體大不如前。他也曾提出過辭職，但未獲準。所以，他在1953年的“監察院”年度總檢討會上説：“年來我也多病，大聲講話頭部便會作痛，老天爺留我是罰我，作苦工的日子尚未完滿。”因此可見其心情。 ^[14] 

1957年12月，他親臨“監察院”主持會議，彈劾貪腐嚴重的“行政院院長”俞鴻鈞，引發輿論震動，使俞鴻鈞頗為狼狽，但次年初遭蔣介石講話否決。自此之後，于右任寄情於詩詞、書法，日讀《四朝學案》，每日到“監察院”去的例行公事是批閲文件。 ^[13] 

于右任到台灣之初，髮妻高仲林及長女於芝秀在原籍，幼子於中令（後送去台）及其母沈建華留居上海，大兒子兒媳又在南美洲，一家人分居大陸、台灣、南美數處，音訊阻隔，頗以為苦。而於右任到台後已年逾古稀，常有思鄉之情，創作了如《望大陸》等許多懷鄉思親，催人淚下的詩篇。 ^{[13]  [36]} 

1964年11月10日晚上8時8分，于右任在台北因病在台北榮民總醫院與世長辭，終年86歲。 ^{[17]  [21]  [36]}  辭世之際，題贈侍奉在側的蔣經國“計利當計天下利，求名應求萬世名”。 ^[23] 

于右任從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加入同盟會起，特別是在民國元年（1912年）革命洪流洶湧起伏的重要關頭，接連創辦神州、民呼、民籲、民立四報，高揚民主革命大旗，成為革命黨國內輿論中心，為同盟會的政治聯絡，上海光復、武昌起義、民國政府組建進行了卓有成效的籌備組織工作，對辛亥革命作出的傑出貢獻始終為歷史所認定。 ^[22]  民國初年，他臨危受命，先後兩次入陝督導靖國軍，在三原成立靖國軍總司令部，並親自出任總司令。但由於全國革命總局勢的失利和戰場上的得失，最後在民國十一年（1922年）靖國軍解體後退往上海。 ^[31]  民國十五年（1926年）4月，軍閥劉鎮華乘國民軍與奉軍戰敗之機以重兵圍困西安，守城的楊虎城等部總共不足萬人，處境十分險惡。于右任為解西安之圍，策應廣州國民革命軍北伐，於5月赴莫斯科與馮玉祥會晤，促其回國。隨後，馮玉祥、于右任等進行五原誓師，在11月擊潰劉鎮華部，西安圍解。在主持陝西軍政期間，于右任使西安成為北方革命運動中最活躍的城市。 ^{[17]  [36]} 

于右任是中國近現代高等教育重要奠基人之一。 ^[1]  在陝西主政時，于右任首先創辦渭北中學、渭北師範、民治學校，先後在靖國軍轄區建立中、小學校17所。民國十一年（1922年）10月，與邵力子等創辦上海大學，出任校長。任內，主張以改造社會為目標；主持成立評議委員會，分設社會學、中國文學、英國文學三系及美術科、中學部和俄文班；後來李大釗因事赴滬，于右任請李大釗到上海大學講演並擔任該校講座教授。李大釗推薦共產黨人鄧中夏、瞿秋白去該校，分別任總務長和社會學系主任。上海大學遂成為當時一所進步學校。 ^[36]  任國民軍聯軍援陝總司令期間，將西北大學改建為西安中山學院，創辦西安中山軍事學校。民國二十三年（1934年），在楊陵創辦國立西北農林專科學校，任校長。 ^[7] 

于右任一生善詩文，書法更卓然成家。他在尋訪、收藏碑石、碑文拓本過程中，得力於魏碑中的《鄭羲碑》《石門銘》等，精於筆法而以稚拙簡漫出之，成為一代碑學大家 ^[37]  ；還善草書，以碑入草，尤於唐代懷素的小草千字文用功甚勤，造詣甚深。其書用心布白，於寬博瀟灑中別具神韻。 ^{[9]  [31]}  早在20世紀20年代，論書法者便有“北於南鄭”之稱，“北於”即陝西涇陽人于右任，“南鄭”則是福建閩縣人鄭孝胥。 ^[30] 

中國的草書在長期發展過程中，常過於強調美術價值而遠離了實用性，使草書形體多變而無法辨認，造成學習、欣賞、交流的困難。針對這種亂象，于右任根據“易識、易學、準確、美觀”的原則，創學書研究社，出版《學書月刊》，將草書做系統的分析歸納，創制“標準草書”，使草書文字標準化、規範化，辨認和書寫更加得心應手，為中國書法藝術的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在現代書法界中影響甚大。因而他有“當代草聖”之稱。 ^{[30]  [8-9]  [31]} 

（圖冊部分內容參考資料 ^[23]  ）

于右任一生寫下詩詞近900首。他早年整理的《半哭半笑樓詩草》，有着鮮明的民族民主革命思想傾向，屬於較為典型的“詩界革命體”，是當時“詩界革命”在關中士林的有力響應者。到寓滬之後，他所辦的革命報章及詩歌、詩話，推動了革命詩潮的發展。抗戰時期，于右任參與創辦《民族詩壇》《中華樂府》等詩刊，倡導以舊體詩詞曲形式表現民族團結抗戰的現實題材，激發民族精神和愛國情感，刊發了大量奏響時代主旋律的“古體新詩”。到晚年遷台時期，于右任仍對舊體詩抱有滿腔改革熱望。他對白話詩持贊同態度，並從精神上，強調詩歌要“發揚時代的精神”，希冀詩人“以呼聲來反映時代的要求，以思想來促使時代的前進”；從形式上，主張作詩不拘平仄，以國語語音的“中華新韻”替代“平水韻”，以達化難為易、接近羣眾之效。其觀點為對傳統詩歌的新發展提供了一定的思路。終其一生，可謂不負“革命詩人”和“愛國詩人”的名號。 ^[38]  其存世愛國詩作有《望大陸》（又名《國殤》）、《右任文存》、《右任詩書》、《故山別母》。

柳亞子：

林語堂：“當代書法家中，當推監察院長於右任的人品、書品為最好模範，於院長獲有今日的地位，也半賴於其書法的成名。” ^[18] 

王震在紀念于右任逝世二十週年的座談會上説：

_{于右任先生是一名愛國志士，尤其值得我們紀念的是他贊成國共合作，盼望祖國統一的誠意。早在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於先生就在《東方雜誌》上著文，強調國共合作救中國，反對當時的反共逆流。他堅信“合則兩益，離則兩損”，並對此矢志如一，從不動搖，這是十分難能可貴的。於先生曾贈給蔣經國先生一副對聯：“計利當計天下利，求名應求萬世名”。在祖國統一大業猶未完成，海峽兩岸仍處在人為的分割之中的情況下，這副對聯對蔣經國先生更有金玉良言的意義。} ^[20] 

王震説，今天我們集會紀念于右任先生這樣一位真誠愛國、願意與共產黨合作的國民黨元老，充分説明中國共產黨“愛國一家”的政策是極其真誠的，不論什麼人，只要他愛國，人民就不會忘記他。 ^[20] 

劉延濤：“《標準草書》發千餘年不傳之秘，為過去草書作一總結賬，為將來文字、開一新道路，其影響當尤為廣大悠久！” ^[2] 

陳祖華：“清操厲風雪，典型在夙昔。” ^[3] 

陳存仁：“‘文官不要錢，武將不要命’，這是國家強盛的先兆，我想到于右任先生，不愛錢不要錢的作風，諸多事實是我身歷其境，親眼見到的……總之，於老公正廉明，經為任何事情，是一個錢都不要的。” ^[21] 

2003年3月18日，時任國務院總理温家寶在回答記者關於兩岸關係的提問時説：“説起台灣，我就很動情，不由地想起了一位辛亥革命的老人、國民黨的元老於右任在他臨終前寫過的一首哀歌：‘葬我於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陸。大陸不可見兮，只有痛哭。葬我於高山之上兮，望我故鄉。故鄉不可見兮，永不能忘。山蒼蒼，野茫茫。山之上，國有殤。’這是多麼震撼中華民族的詞句。” ^[26] 

于右任的字號別名眾多：他原名伯循，曾用名劉學裕、原春雨等；字誘人，筆名右任、半哭半笑樓主、神州舊主、剝果、騷心、大風、啼血乾坤一杜鵑、關西餘子等，以右任名世；晚年號髯翁、太平老人；各界尊稱他為“右老”。 ^{[14]  [17]  [36]} 

于右任塑像(2張)

民國三十七年（1948年）5月，國民黨在南京召開國民大會，選舉總統、副總統。于右任參加了副總統競選，競選對手有桂系軍閥李宗仁、行政院長孫科、武漢行轅主任程潛、“憲政督導委員會”會長莫德惠等。他認為副總統這一席應該給北方人，所以參加了這次競選。當時，競選副總統的各方有的有蔣介石的支持，有的有地方實力作後盾，而於右任則兩者皆不備選舉前。 ^[13]  為了讓代表瞭解自己的思想和打算，于右任每天在屋內擺一書桌，置文房四寶筆、墨、紙、硯，凡代表即送“為萬世開太平”條幅。 ^[15]  同時，另設一長桌，放置他簽名的照片2000張，每張照片上籤有各代表的名字，分省、分市、分縣或分職業排列，由代表們上門時自己檢取。每天上門拜訪于右任的人最多時每小時一二百人。大多數人都悟出于右任是以聲望和一支筆作為競選的力量。 ^[16] 

參與副總統競選的人與于右任的做法大相徑庭。如李宗仁給每個代表供一輛汽車，有司機早晚服務，包上幾個大旅社、酒店，只要是代表身份，不管認識與不認識，都可住進去，每天早晚宴席相待，一律免費供應。孫科、程潛二人天天擺酒請客，給代表發紀念品，許諾，拉關係，設法為自己拉選票。各地代表每天收到請柬的應接不暇。 ^[15]  而於右任卻靠一支筆，一張紙，待在家來競選。有人勸于右任別在家“守株待兔”，要出去走動，可以找財團借款活動，于右任一一謝絕。他告訴友好説：“我相信民眾，我相信自己，成與不成，看民意吧。”就要投票的前一天，于右任突然派人給各代表送去一張請柬，在飯店對到來的代表即席演講道：我家中沒有一個錢，因此，很難對代表厚待。今天，是老友馮自由等二十位籌資，才略備薄酒相待，我只是借酒敬客了。 ^[16] 

國民政府選舉開始。投票採取淘汰制。第一天投票，于右任得到493票，在6名副總統候選人中居第4位（前三名為李宗仁、孫科、程潛），即遭淘汰。選舉結束，幾個代表找到于右任安慰，馮自由感慨地説：“右老身無分文，憑人格聲望、筆墨競選，這能成功嗎？紙彈根本敵不過銀錢，這社會政治腐敗，靠金錢、美女、紅酒、車子拉票，於老怎能不失敗呢？這失敗原因全是我們這些人昧於世情造成的。”第二天，繼續投票，于右任準時出席。全場代表起立掌聲10分鐘不息，並稱贊他有民主風度。 ^{[13]  [16]} 

于右任早年曾主編過思想激進的《民立報》，並且在書壇有盛譽。毛澤東因此很早就知道了于右任的大名，對其很仰慕。 ^[30] 

民國十三年（1924年）1月，國民黨在廣州舉行了有共產黨人參加的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于右任與毛澤東都出席了會議，這是他們間的第一次見面。在會上，于右任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擔任執行部的工人農民部長。毛澤東當選為候補中央執行委員，擔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代理部長。在20世紀20年代中期有一段時間，于右任在上海工作時，曾與毛澤東有過一些接觸。 ^[30] 

晚年于右任在書法創作中(2張)

民國三十四年（1945年）8月28日，毛澤東到重慶談判，30日即與周恩來由山洞林園赴城內拜訪于右任，正好於右任因公外出，未能見面。當天晚上，張治中在桂園為毛澤東舉行宴會，並邀請了于右任、孫科、鄒魯等人前來參加。時隔多年以後，毛澤東終於與于右任又見面了。這次相逢，大家都感到十分欣慰。9月3日下午，毛澤東再次來到于右任的官邸進行拜訪，大家敍了敍舊，因毛澤東還要拜會政府其他要員，也就未能長談。6日中午，于右任設午宴招待毛澤東、周恩來和王若飛，並邀請張治中、張羣、邵力子、丁維汾、葉楚傖等人出席作陪。由於毛澤東和于右任二人志趣相投，都喜歡詩文，在宴席上，兩人就聊起詩文來了。 ^[29] 

于右任知道毛澤東曾作有《沁園春·雪》一詞（有説法是從柳亞子那裏見到的），於是極力稱讚，對該詞的結句“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則尤為讚賞，認為是激勵後進之佳句。毛澤東因讀過於右任參觀成吉思汗陵墓時所賦《越調·天淨沙》一詞，並熟誦其中的句子，於是笑着答道：“若何‘大王問我：幾時收復山河？’啓發人意之深也。”説罷，于右任與毛澤東皆拊掌大笑，舉座皆歡。 ^[30] 

新中國成立前夕，蔣介石見大勢已去，試圖搶奪錢財與人才逃往台灣。毛澤東和周恩來等對文化名人的去留極為關注，其中就有于右任。于右任在台灣時，毛澤東對他的書法卻極感興趣，曾和秘書田家英索要“已存”的于右任草書。 ^[35] 

于右任為人清廉，一生都處於缺錢境況中。北洋政府曾以每月3000元大洋的薪酬聘他，還贈文虎一等勳章。對此，于右任拒絕道：“錢，我見過。什麼文虎章，你狗也給、貓也給，我看不值半文。”到耄耋之年患牙疾時，牙醫建議安裝假牙，他因付不起8000元醫療費，只好作罷。 ^[21] 

于右任生前有一個鐵箱，放置私用物品，他曾對親友表示，此箱等自己逝世後才能開啓。因此，鐵箱中放置何物，從無人知曉。1964年11月10日中午，于右任呈彌留狀態時，台灣當局“監察院”副院長李嗣璁，“監察委員”王文光、劉延濤、陳肇英及於右任的長子於望德等人，為了尋找于右任的預囑，會同打開了這個鐵箱。鐵箱開啓之後，展現在人們眼前的是于右任生前一些日記之類的記述，不僅沒有珍貴珠寶，甚至連張股票、證券也沒有。更令人難過的是僅有幾張帳單。其中有于右任的三公子中令於同年上半年出國留學時向人借款的帳單；有因平時手頭拮据，零碎挪借跟隨他40多年的老副官宋子才的3萬多元錢的帳本。在場的人們感動得哽咽不止，連平時最愛“挑剔”人的記者們，也熱淚盈眶，大聲哭泣。 ^[16] 

正因如此，在於右任去世後，人們稱頌他是“右老遺產，僅有賬單，清廉自苦，元老典範”。 ^[10]  “三十功名風兩袖，一箱珍藏紙幾張”，這是台灣報刊在於右任逝世後的報道中，讚譽其高風亮節清廉潔貧的詩句。還有一篇報道説：右老身後，家無長物，只“有三五套布袍布衣，布鞋布襪……”。 ^[21] 

于右任到台後，仍念念不忘自己是炎黃子孫。1962年1月12日、22日，他在日記中分別寫道：“我百年後，願葬於玉山或阿里山樹木多的高處，可以時時望大陸。山要最高者，樹要大者”，“葬我在台北近處高山之上亦可，但山要最高者”。1月24日，他又作了一首《國殤》：“葬我於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陸。大陸不可見兮，只有痛哭。葬我於高山之上兮，望我故鄉。故鄉不可見兮，永不能忘。天蒼蒼，野茫茫，山之上，國有殤！” ^[21] 

1964年8月中旬，于右任因病住院。9月的一天，于右任的老部下楊亮功到台北榮民總醫院去探望他。于右任很高興，但由於病重及喉嚨發炎，想講的話又無法講出來。楊亮功於是拉着他的手問道：“院長有什麼事情吩咐我？”于右任略思片刻，伸出一個指頭。楊亮功不知道是什麼意思，過了一會，于右任又向楊亮功伸出三個指頭，楊亮功猜測了幾個答案都被于右任搖頭否定了。楊亮功只好説：“院長，等你身體好一些後，再來問你剛才表示的是什麼意思，行不行？”于右任點了點頭。此後，于右任的病一天比一天重，並陷於昏迷。直至去世，他都沒有留下任何遺言，人們便把他的《望大陸》一詩，當作他的遺囑。 ^[28] 

一個指頭、三個指頭是什麼意思，一直是一個謎。後來，資深報人陸鏗覺得應該這樣去理解于右任的“一個指頭、三個指頭”：將來中國統一了，將他的靈柩運回大陸，歸葬於陝西三原縣故里。1997年，陸鏗到台北去看于右任的老部下劉延濤，把自己的這個解釋告訴了他。劉延濤聽後，認為陸鏗的看法與分析是對的。他對陸鏗説：“懷鄉是人所共有的感情，只是於老的感情特別深；統一是中國人共有的願望，只是于右任老先生的願望特別的強烈。” ^[28] 

（表格參考資料 ^{[4]  [16]  [17]  [36]}  ）

于右任的詩文、講演稿、墨跡，由有關人士編為《于右任先生詩集》《于右任詩歌萃編》《于右任先生文集》《于右任文選》《于右任先生演講集》《于右任墨跡選》《于右任草書集》《標準草書千字文》《于右任詩詞集》《于右任集》等。 ^{[17]  [36]} 

于右任去世後，於1965年7月被安葬於台灣省台北縣淡水鎮七星山墓園。此處海拔800餘米，面望台海，中原河山隱約在望。墓園前門石牌坊橫題為“日月其心”，旁邊的石柱題曰：“兩山望神州，萬里風濤接瀛海；東南留聖蹟，千秋豪傑壯山丘。”背面題曰：“革命人豪，耆德元勳尊一代；文章冠冕，詩雄草聖足千秋。”“海氣百重開，終古有靈飛太華，國殤高處葬，此山不語看中原。” ^[21]  文化界還捐資在海拔3997米的玉山頂峯（中國東南諸省最高峯）豎立起一座面向大陸、高4米的于右任半身銅像。玉山山勢險峻，銅像和建材全是由台灣登山協會的會員一點一點揹負上去的。于右任終於了卻了登高遠眺故土的心願。 ^[23] 

為了紀念于右任，國民黨當局還於1965年為他鑄造了一尊真人般的銅像，矗立在台北市仁愛路上。到陳水扁擔任台北市長，推行“去蔣化”“去中國化”政策時，于右任銅像於1997年底以妨礙交通為名強行拆除。國民黨只好將銅像轉移到台北中山紀念館的碑林中重新安置。 ^[31] 

于右任故居位於陝西省咸陽市三原縣城西關鬥口巷5號。房屋建於清光緒五年（1879年），光緒二十年（1894年）於寶文購買為于右任讀書處。舊居佔地2008平方米，房屋數十間，遺留至今的有三間老屋、古槐樹和房太夫人住室。 ^[33] 

西安於右任故居紀念館位於陝西省西安市明城牆大南門東側西安書院門52號。建築面積1500多平方米，是于右任1949年去台灣之前在西安居所。紀念館為磚木結構的三進院落，由門房、花園、廳房、上房、後院組成。是一座具有陝西關中民居特色和時代特徵的紀念館。基本陳列較為全面的展示了于右任頗為傳奇的一生、及他在詩詞、書法上的藝術成就。 ^[34] 

在台灣期間，于右任的官邸原在青田街，因為拆遷，沒有保留。但還存有他曾經與莫德惠共同使用過的避暑地——位於北投温泉的“梅庭”。 ^[23] 

1992年，陝西三原各界羣眾、單位、台灣標準草書會、日本高崎書道會等各界人士籌措集資興建陝西于右任紀念館，1997年11月10日開館， ^[32] 

紀念館佔地10畝，主樓三層，仿古建築2700平方米，主要包括“于右任先生愛國事蹟展”“于右任先生墨品展”“現代書法作品展”三個展廳，收藏了于右任從早期到晚期墨跡珍品、海內外印行的詩詞、墨品善本、領導及名人題詞。現代書法展廳展出了當代海內外書法名家、“於體”流派書法傑作，真、草、隸、篆皆有，風格紛呈。 ^[32] 

該館還樹建了“陝西于右任紀念館創修記”碑及六角碑亭，“于右任先生紀念碑”及六角碑亭，雙亭並峙，黃瓦紅柱，六角飛檐，亭子周圍修建于右任書法碑石二十多方。 ^[32] 

1984年11月10日，全國政協祖國統一工作組和文化組今天下午在人民大會堂舉行座談會，紀念“真誠的愛國者、孫中山先生的忠實追隨者、著名的詩人和書法家”于右任逝世二十週年。座談會由全國政協副主席屈武主持。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朱學範，全國政協副主席楊靜仁、劉瀾濤、王崑崙、繆雲台、趙樸初參加了座談會。 ^[20] 

1989年電影《開國大典》：胡德龍飾演于右任；

2009年電影《建國大業》：許還山飾演于右任； ^[5] 

2011年電影《建黨偉業》：郭曉東飾演于右任。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