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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羣
（國民黨第三至六屆中央執行委員）
鎖定
張羣（1889年5月9日－1990年12月14日），字嶽軍，四川省華陽縣（今屬天府新區）人，國民黨元老。保定軍校肄業，日本士官學校畢業。1908年加入中國同盟會。辛亥革命爆發後回國，參加光復上海戰役。1913年討袁失敗，再赴日學習。1916年回國，任浙江省督署參謀。1917年任廣州大元帥府參軍。1919年返四川任省警務處處長兼成都市警察廳長。1926年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總參議兼軍事委員會委員。1928年，任軍政部政務次長兼兵工署署長，同年又兼同濟大學校長。1929年當選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後任上海特別市市長。1932年任豫鄂皖“剿匪”總司令部黨政委員會兼政務指導委員會常務委員。1933年任湖北省政府主席。1935年任外交部長，後改任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秘書長兼外交專門委員會主任委員。1938年任行政院副院長兼軍事委員會委員長重慶行營主任。1939年任國防最高委員會秘書長兼國民精神總動員會秘書長。1940年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成都行營主任兼四川省政府主席。1947年任行政院長。1948年改任總統府資政，並當選國大代表。1949年任重慶“綏靖”公署主任，後任西南軍政長官公署長官。同年底從香港到台灣。1950年當選國民黨中央非常委員會委員，後任國民黨中央評議委員，曾兼任“革命實踐研究院”主任。1951年又兼任“行政院”設計委員會委員。1954年改任“總統府”秘書長。1957年任“國防會議”秘書長。後為國民黨中央評議委員會委員及主席團主席，“總統府”資政，“國大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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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名
- 張羣
- 國 籍
- 中國
- 民 族
- 漢
- 出生日期
- 1889年5月9日
- 逝世日期
- 1990年12月14日
- 畢業院校
- 日本陸軍士官學校
- 出生地
- 四川省-成都市
- 代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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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關係密錄》
《談修養》
張羣人物履歷
1889年5月9日（清光緒十五年四月初十）生於四川省華陽縣。早年就讀保定全國陸軍速成學堂。
1908年赴日本，就讀振武學堂，與蔣介石為同學，同年加入同盟會， 其後曾參與辛亥革命、二次革命、護法運動等。
1911年返國參加光復上海之戰。滬軍都督府成立，任軍務處軍械科長。後任蔣介石組織的第二十三師參謀。
1913年參加反袁戰鬥，失敗，走日本。
1915年回國，任浙江省督署參謀。
1917年任孫中山大元帥府參軍。
1924年參加國民革命軍第二軍，任河南省警務處處長兼開封市警察廳廳長。
1926年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總參議兼軍事委員會委員。
1940年至1945年任成都行轅主任兼四川省政府主席。
抗戰勝利後作為國民黨方面三個代表之一參與國共談判。
1947年4月到1948年5月曾任行政院長。
1948年5月轉任總統府資政，同年當選第一屆國大代表。
1949年2月任重慶綏靖公署主任，後任西南軍政長官。同年底從香港去台灣，任國民黨革命實踐研究院主任。
1949年1月28日，與陳立夫、鄭彥棻同來溪口與蔣介石“度歲”
[1]
4月5日，張羣再到溪口。
[1]
4月7日，蔣介石同張羣商談，“準備對李宗仁坦直以利害”
[1]
。後任西南軍政長官公署軍政長官，行政院政務委員。12月8日晚，張羣“自昆明飛返成都”
[1]
。12月9日上午，復與餘程萬、李彌、龍澤匯等飛往昆明。“飛機在昆明被扣”
[1]
12月12日，張羣由昆明脱險抵達香港。
[1]
12月16日到台灣，蔣於正午約談，“聆取其在昆明被扣之詳情”
[1]
。
1950年任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委員。
1951年兼任台灣當局“行政院設計委員會”委員。
1954年5月至1972年5月任台灣當局“總統府秘書長”。生性奇儉，曾有意與蔣介石競選總統，為蔣所勸退。
1957年兼任台灣當局“國防會議”秘書長。
1972年後長期擔任台灣當局所謂“總統府資政”。
1989年退休，是國民黨第三至六屆中央執行委員、第七至十三屆中央評議委員及主席團主席。
1990年12月14日因腎功能衰竭病逝台北，壽101歲。著有《中日關係密錄》、《談修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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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羣人物軼事
張羣與周總理握手
1912年10月，張羣在上海與馬育英結婚。馬與張羣同歲，江蘇崑山人，畢業於上海聖瑪利亞女校。兩人生有二子二女，長女幼時夭折，存二子一女，長子名繼正，次子名繼忠，次女名亞蘭。
辛亥革命後，張羣與蔣介石、汪精衞等人希望到國外去留學，繼續讀書深造。在北京政府稽勳局局長馮自由的支持下，張羣在婚後不久攜夫人北上天津，準備由陸路前往英國。但是，此時國內的局勢發生了變化，國民黨在1912年12月至1913年初舉行的第一次國會選舉中大獲全勝，這對袁世凱構成了極大的威脅。為了打壓國民黨，袁世凱派出殺手南下，準備刺殺國民黨要人。在天津的黃郛得知這一情況，擔心在上海的陳其美的安全，遂遣張羣於3月初由天津前往上海報告。之後，張羣轉往南京，準備搭乘津浦鐵路返回天津時，聽到國民黨代理理事長宋教仁於3月20日在上海車站遇刺的消息。
1915年12月，袁世凱推翻共和，復辟帝制，宣佈中華民國為中華帝國，年號“洪憲”，改民國五年為“洪憲”元年。孫中山等資產階級革命派奮起反袁，發動護國運動。12月25日，蔡鍔、李烈鈞等在雲南起義討袁。張羣此時響應護國運動，從爪哇回國，投身反袁，曾任國民黨浙軍參謀官。
1916年6月袁世凱病亡，段祺瑞繼起掌握北京政府大權。翌年7月張勳復辟失敗後，段祺瑞拒絕恢復《臨時約法》和召開國會。孫中山堅決反對，竭力“護法”，在廣州建立中華民國軍政府，張羣被孫中山任命為大元帥府參軍。他以《民國日報》和《中華新報》的代表身份，參加新聞界訪日代表團赴日，在東京等地的一些集會上講演，揭露和反對段祺瑞向日本政府借款，擴大軍力推行“武力統一中國”的行徑。回國後又撰文《中日親善之疑雲》，批評日本的對華政策。
[3]
張羣新政首腦
張羣與岸信介
由於張羣的推薦，原屬北洋時期的政學會成員如黃郛、楊永泰、吳鼎昌、熊式輝、陳儀、吳鐵城、翁文灝等，改換門庭，積極為蔣介石出謀劃策，成為國民黨內一個主要的政治集團，人稱“新政學系”。這是一個熔舊式官僚、新派學者和政客名流於一爐的鬆散的政治組織，品質既雜，水準不一，關係微妙。1931年“新中國建設學會”在滬成立，這是“新政學系”走向公開的標誌。新政學系中的兩個關鍵人物，一個是擔任過蔣介石秘書的楊永泰，一度成為寵臣，另一個就是張羣。楊永泰被刺殺後，張羣成了“新政學系”的唯一領袖。政學系的主要工作，就是拉攏各黨各派，增加蔣介石政權的實力。其中，張羣起了重要作用。張羣在蔣介石身邊，被稱為做“糨糊、膠水工作”，許多實力派、反動黨派，幾乎都通過張羣而與蔣氏結合。所以有些人又説，在中國政治舞台上，張羣是“蔣介石的懷刀”，為蔣氏出謀劃策，四處遊説。蔣氏經常把最不放心、最難處理的事情交給張羣去辦理，張羣也最能領會蔣氏意圖，而不折不扣去執行。張學良東北易幟，中原大戰時入關援蔣，都因為有張羣的周旋奔波。民社黨首領張君勱、青年黨主席曾琦等，都由張羣介紹給蔣介石。一些地方軍閥，雜牌隊伍，也通過張羣拉攏而依附蔣介石。
張羣的效勞得到蔣介石的信賴與回報。1928年，蔣介石出任國民政府陸、海、空軍總司令，張羣任總參議，並任中央政治會議外交委員會委員；國民黨二屆四中全會，張羣當選為軍事委員會委員，旋即被任命為上海兵工廠廠長；接着升任軍政部第一政務次長，兼理兵工署署長。1929年3月國民黨三大，張羣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同月因張定璠放走白崇禧被撤職而出任上海特別市市長。中央執行委員一職，一直連任到國民黨的“六大”。
1932年，行政院改組，張羣辭去上海市長之職，改任豫、鄂、皖三省“剿匪”總司令部黨政委員兼政務指導委員會常務委員，策劃對付鄂豫皖邊區根據地的紅軍。隨後不久，他改任北平政務委員會常務委員、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委員，兼北平市整理指導文化委員會副委員長。
1933年7月，張羣出任湖北省政府主席。此時湖北境內的紅軍力量強大，蔣介石雖然已於一年前親自坐鎮武漢調集重兵“圍剿”鄂豫皖根據地和洪湖根據地，但紅軍根植於工農大眾之中，具有深厚的基礎。張羣主政湖北的重要使命是加強政權建設，推行保甲制度，清查户口，編練民團，修築工事，搜查緝捕，繼續“清剿”，以保證蔣介石向江西紅軍中央蘇區發動第五次“圍剿”時，可免後顧之憂。是年夏，長江洪水暴發，湖北許多地方受災，張羣忙於賑濟災民，整頓税收，平衡收支預算。
[3]
1935年12月，張羣出任國民政府外交部長。抗日戰爭爆發後，張羣出任軍事委員會秘書長。1937年11月，上海陷落，南京吃緊，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加緊進行“調停”活動，張羣以中國代表身份參加談判。由於日本佔領南京後，態度更加強硬，談判破裂。次年1月，中日兩國先後召回大使，兩國外交關係斷絕。
1940年7月，川康經濟建設委員會在重慶成立，蔣介石自兼委員長，實際工作由張羣負責，鄧漢祥為秘書長。這個委員會羅致了川康各界頭面人物。會內設置秘書處，辦理日常工作，遇有重大問題，則向張羣直接彙報請示。
1940年11月15日，國民政府發佈任命令，派張羣為四川省政府主席，同時兼任成都行轅主任。張羣抵任之初，即提出增強抗戰力量、充實建國基礎為努力之兩大目標，並以“崇法務實”、“存誠去偽”勖勉同僚。其為政重點是：協調四川與西康兩省之軍政幹部，使其同心協力，共赴國難；以四川全省之人力糧食與財富支持抗戰。
張羣任四川省政府主席六年多，在安定川、康，撫綏地方，抓好川康經濟事業、增強抗戰經濟實力的同時，參預中樞大政，聯絡各黨派，謀取戰時合作，為抗戰勝利作出了貢獻。
國共內戰，蔣介石全面潰敗至台灣後，1949年12月，張羣從香港乘輪船去了台灣。張羣在蔣介石統治台灣的歲月裏，繼續得到重用，先後擔任國民黨中央非常委員、“行政院”設計委員會委員、“總統府”秘書長兼“國防會議”秘書長、國民黨中央評議委員會主席團主席。他為建立和維護蔣介石與日本的關係奔走甚力，1952年銜命訪日，洽商日台合作，相互“恢復使館”。1957年以“總統特使”身份訪日，促進雙方經濟合作。1963年5月，又去日本，勸日本“採取堅決的反共政策”
[4]
。次年8月，再去日本鼓吹“共同反共”
[5]
，要日本對中共實行貿易限制。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