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家英

田家英，四川成都人，“田家英”是他少年時代發表文章用的筆名。他有一個哥哥和四個姐姐，全家靠父親經營一個小藥店維持生活。

田家英3歲那年，父親去世了。天資聰穎的小兒子成了媽媽的希望，被視若寶貝。6歲時媽媽把田家英送進私塾，不久轉入城北小學校。不識字的媽媽常把田家英抱在懷裏，讓他坐在腿上，然後托起書聽他朗誦《三字經》《千字文》和古詩詞。聽着，聽着，撫摸着田家英瘦削的肩頭，動情地説：“娃娃，要發奮，做個人才好喲！”媽媽希望田家英成人、成才。田家英9歲時，媽媽走了，哥哥嫂嫂強令他輟學。小小年紀的田家英，做了藥店“抓抓匠”。

田家英同伴的父親徐昌文，見田家英聰敏過人，知他年少即有做作家的志願，便常約他來家裏，給他書讀，給他講當時名作家的故事……田家英後來回憶：是他教育了我，使我開始用從學校學得的知識去讀《生活週刊》和魯迅、郭沫若的文章。這樣我雖然沒有得到正規的發展，卻強烈地愛上了新文學。

有作家夢的田家英雖然在藥店當學徒，但是在徐昌文的引領下，即使學習生活條件極差、境況不佳也堅持不懈地刻苦讀書。他家住成都市城北拐棗樹街中藥店，閣樓實為堆放藥材的庫房。田家英的牀是撐在乾枝枯葉中的一塊木板，被薄褥單；一張三角桌、一個矮凳，是卧室裏的全部設備。由於乾枯的中草藥易誘發火災，哥哥嫂嫂不準田家英掌燈上樓，不允許帶火柴在身。為了讀書，田家英在臨街木板壁上挖了個小窗口，讓渾黃的街燈燈光透了進來。他高興極了，藉着一線燈光，展讀深夜。由於街燈昏暗，透進小窗口的光線很微弱，看書時必須緊靠窗口，兩眼緊盯書本，眼睛易疲勞，身子易疲乏。冬夜，腳腿僵硬，渾身瑟瑟。可是，田家英從未中斷夜讀。後來，田家英找來舊煤油桶子，把開有小孔的煤油桶橫放牀頭，裏面點盞煤油燈，這樣可以躺下看書了，不但解決了冬天受凍問題，而且解決了夜間讀書和誘發火災的矛盾。

在做學徒的兩年中，田家英讀了大量的古典小説。《東周列國》《三國志》《三國演義》《水滸傳》《紅樓夢》……一套《資治通鑑》是田家英13歲那年讀完的。因為缺錢，田家英最愛買價格便宜的活葉文選，在“活葉”上他學到不少中國著名的古詩文。

經過大量閲讀和自修，田家英有了一定的語言基礎，正如他自述：“能當一名作家多好啊，我曾這樣鼓勵自己，開始了冒險的嘗試。1934年，我的文章在一些刊物上發表了，我開始變成領取稿金為生的文乞。”這年，田家英才12歲，他最早的文章發表在什麼刊物上？不得而知，有幸的是1936年至1937年11月見諸報刊的文章大部被保留了下來，成為今天的人瞭解田家英那個時期心路歷程最寶貴的歷史材料。

1936年3月12日《華西日報》載田家英題為《春》的散文，田家英在字裏行間流露着心靈深處飽嘗的世態炎涼。文中這樣寫道：

“是春天了，我應當呼吸一口春日之温暖。然而，春陽於我不是太淡漠了麼？”“我沒有快樂，我是用自己的眼淚給自己灌溉。憂鬱的孩子，你是苦難和煎熬？是的，我是夜之子，在困難和煎熬裏，在血和唾液裏，在恐怖和黑暗裏，我成長起來。”

田家英不斷地寫，用筆訴説着自己對生活對人生的感受。《燈》《路》《街》《簾》《井》……膾炙人口的文章頻頻見諸報端：“華燈初上，我去過街和街”，“春風用花豐潤了平原，編織成美麗的豔色，在天和地之間”，“路是人走出來的，自己走出的路才是路”……

文章陸續見報，“田家英”的名字漸漸被讀者注意、熟悉與接受。讀者稱讚田家英的文章流暢簡潔，如行雲流水，思想活躍有見地，意境新穎有開拓，令人深醒，催人奮發。可是，有誰知道作者還是個十三四歲的少年，誰知道“田家英”就是拐棗樹街藥店的學徒曾正昌！

1936年初，田家英毅然和阻礙他讀書、進步的哥嫂脱離經濟關係，靠向報刊撰稿獲取低微稿酬謀生活。這年，自修完小學課程的田家英考取成都縣立一中，回到校園的他多麼高興啊！更加成熟的田家英以刻苦的精神和勤學的風貌給同學們留下深刻印象：早上一碗鍋巴稀飯，兩三片鹹蘿蔔；中午一個小餅或乾脆不吃飯，一頭扎進圖書館。田家英當年的同學回憶，縣立一中有個圖書館，取名“墨地”。每天12點至18點開放，那裏是田家英常去的地方，一去就是一下午。館藏一套《萬有文庫》。田家英選讀了《三劍客》《茶花女》《戰爭與和平》等名著。圖書館管理員陳先生戲稱田家英是個小書迷、書瘋子。

憧憬走文學路的田家英，受到成都抗日救亡熱潮的薰染和抗日風潮的撞擊。1936年下半年，田家英加入共產黨領導的進步團體——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和“海燕社”。在進步青年組織中，田家英開始接觸馬克思列寧主義。《大眾哲學》《從一個人看一個新世界》《共產黨宣言》等講述的新鮮道理、新的世界，使田家英眼界豁然開朗。經過閲讀和結合現實思索，明白了要建立平等、富裕、幸福的社會，只有走《共產黨宣言》指引的路。到延安去，做一名共產黨人，成為田家英的嚮往。

文學創作的激情使田家英異常興奮，他不滿足僅在報刊發表文章，串聯幾個志同道合的朋友一毛、兩毛地湊錢，創辦以發表詩歌、散文、報告文學等為主的文學刊物——《激光》。田家英在創刊號上發表散文《懷念》、《手》。他在文章中説：“自己生活在泥濘裏，我在不斷掙扎着”，“有兩隻黑手，一隻緊緊掐着我的喉嚨，另一隻蒙着我的眼睛。不讓我看到光明，鬥爭再次失敗了。我要貯蓄我的生命力，準備做第三次鬥爭”。文章和刊物強烈地表現了那個時代的青年追求光明的渴望和對黑暗的控訴，創刊號居然賣出200多份。人們看到田家英等一批文學青年活躍在文壇上，為《激光》喝彩！

西安事變後，較為封閉的成都縣立一中校風為之一轉，魯迅、茅盾、巴金、葉聖陶、朱自清等人的作品在校園裏輾轉傳閲，田家英如飢似渴地閲讀着。巴金的《家》《春》《秋》《雷》《電》，對田家英的影響最深。田家英在題為《巴金的〈家〉》的讀後感中寫道：我讀了《家》，“呈現在我眼前的是一些青年的憤，是青年的奮力拼扎，想突破這狹的籠，飛向闊的天邊去”，“所以我愛覺慧，他勇敢地走着一條光明的路”（《華西日報》1937年8月3日）。

1937年盧溝橋事變後，因參加抗日救亡活動，田家英被學校開除了。已決心追隨共產黨的田家英，常和曾彥修、趙石英、何郝炬等聚會少城公園商量去延安的事。當遇到特務盯梢或懷疑時，他們便來到西御西街113號革命先烈趙世炎的四哥趙世珏的家裏，趙世珏的兒子趙石英是田家英在縣立一中的同學和最要好的朋友，這裏是田家英、趙石英等進步青年聚會的又一場所。趙世珏的妹妹趙君陶因丈夫李碩勳被國民黨殺害後生活困難，也常帶着幼子李鵬和小女兒李遠芹住在這裏。趙君陶的姐姐、職業革命家趙世蘭當時也在成都。趙世蘭、趙君陶在這裏認識、接觸並很快喜歡上了年輕聰穎、愛説愛笑、充滿理想和激情的田家英。她們把延安出版的《解放》雜誌、《列寧主義概論》等給田家英閲讀，給他講中國革命的道理。當田家英向趙世蘭表達決心投奔延安的志向後，趙世蘭和趙君陶聯名給八路軍駐武漢辦事處的夏之栩（趙世炎夫人——筆者注），在延安的李富春、王若飛寫信，向他們中肯推薦田家英等。

決心奔赴延安投身革命的田家英，在巴蜀文藝協會機關刊物《金箭月刊》第二期（9月出版）發表他在成都寫下的最後一篇文章：《去路》。田家英在文章中説：“我的話像是從心裏説出來的“，”我感到我的全個心都在説話了”，“是的，我應當走了。我為什麼要遠遠地離開自己的一羣呢？我為什麼要看着他們的活動，看着他們的血一滴一滴地流呢？我要去，為了友人，為了自己，我應當把聲音變成行動，是我應當交出一切的時候了，我去交出我的生命”……這是他投身革命的自白，是他向在成都的友人們的告別！

1937年11月，田家英和趙石英等踏上北去的征途。經重慶、武漢、鄭州、西安，行程7000多華里，克服重重困難，終於到達延安。

田家英本名曾正昌，田家英是他的筆名，1922年出生於四川省成都市雙流縣永福鄉。於1944年到達延安，次年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先後在陝北公學、馬克思主義學院、中央宣傳部工作。他於1948年10月經胡喬木介紹，來到毛澤東身邊擔任了毛澤東的兼職秘書。

在此之前田家英曾經擔任過毛岸英的老師，那時毛岸英剛剛回國，由於長期待在蘇聯，毛岸英的漢語講不好，毛澤東打算請一位老師來教毛岸英歷史、語文，而此時的田家英由於在延安《解放日報》上發表了《從侯方域説起》一文，毛澤東讀後頗為讚賞，雖説那只是一篇千餘字的雜文，但是從中可以看出作者的文史功底和敏鋭的思想。

對毛澤東來説，文筆如此老辣深沉而作者竟然是一位一九二二年出生的二十多歲的小夥子，他頗為感慨，這在他的腦海裏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自那以後毛澤東便注意起田家英這個“少壯派”了。當毛岸英需要一位老師時，毛澤東就想起了田家英——田家英熟悉文史，年紀和毛岸英差不多，請他當老師教歷史、語文，再合適不過了，就這樣田家英開始當起毛岸英的老師來。

自從擔任毛岸英的老師之後，田家英和毛澤東的交往也就多了起來。那時由於正處於革命勝利的前夜，毛澤東的工作變得異常繁忙，秘書工作加重了，需要增加新秘書，這時在陳伯達、胡喬木的推薦下，田家英開始擔任起了毛澤東的秘書。

田家英，為人忠厚老實、細緻幹練，深得毛澤東的信賴、倚重，毛澤東的存摺、稿費、印章都交給他，這充分顯示了毛澤東對他的信任。

作為毛澤東的日常秘書，田家英把主要的精力與才華都用於協助毛澤東的工作。他事無鉅細，凡是毛澤東需要他做的他都盡力做好，從起草文件、下鄉調查、處理信訪直至保管存摺，可以稱得上是大管家。他對毛澤東極為敬重，在毛澤東身邊工作的他更是深受毛澤東的薰陶與感染，田家英和毛澤東有着共同的興趣、愛好，這使他們成為了忘年之交。

毛澤東與田家英的詩交較深，他除了欣賞田家英的文采之外還看中他的古文詩詞的紮實功底，田家英有看書過目不忘的本領，他能背誦許多像賈誼《過秦論》這樣長篇的文章，對他來説，背誦古詩更是他茶餘飯後的一個消遣。毛澤東有深夜工作的習慣，為此，田家英也保持着與毛澤東同步工作的習慣。

1961年11月16日清晨，忙碌一夜的田家英剛剛寬衣解帶，就連續接到機要員送來的毛澤東三封內容相同的信，都是讓他查找“雪滿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來。”這兩句詩的出處，田家英知道毛澤東將有新作問世，憑着他對古詩詞的深厚功底，沒費多大功夫就找到了詩的出處，那是明代高啓的《梅花》九詩之一，是婉約派的詩詞。

毛澤東自己的詩風豪邁雄健，但是他對抒情味濃、藝術性高的婉約派詩詞也不排斥，在這些詩的觸發下，毛澤東直抒自己的寬廣胸懷，寫出了很多好詩，其中不乏千古絕唱的革命之詩。

但是由於毛澤東晚年過分強調階級鬥爭，在思想上，田家英和毛澤東產生了分歧。田家英向來敬重毛澤東，把他視為導師、父輩，正是因為他對毛澤東的愛之切，才對毛澤東的一些認識傾向憂心如焚，正是由於他不會“見機而作”，使他成為江青和陳伯達的眼中釘，進而他被安上了“篡改毛主席著作”的罪名。

那是1965年的寒冬，毛澤東再次來到杭州。該年12月他在杭州召集五位“秀才”：陳伯達、田家英、胡繩、艾思奇、關鋒召開會議，要他們每人為一本馬列經典著作寫序，由於那天毛澤東的情緒非常好，便海闊天空地聊了起來，所聊的內容大大超過了寫序的範圍。毛澤東談着談着忽然又轉移了話題，針對1965年11月的《文匯報》所載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和12月8日的《紅旗》雜誌所載戚本禹的文章《為革命而研究歷史》，毛澤東説了一段評論式的話，在他談話剛一結束，陳伯達就把這事告訴了江青，於是原本只作為毛澤東隨口而説的話卻要整理出談話紀要，於是這一任務便落在了田家英的身上。田家英看過紀要後，刪去了毛澤東關於姚文元和戚本禹的那段評論式的話，此時的田家英完全是出於正氣、正義而刪的，不料他的這一舉動卻觸怒了江青一夥，於是他們給田家英安了一個在當時足以置之於死地的罪名“篡改毛主席著作”。

田家英畢竟是一介書生，毛澤東和田家英在閒談中曾戲言在田死後應立一墓碑，上書“讀書人之墓”。田家英繼承了讀書人的好傳統——好學敏思、憂國憂民、潔身自愛、不慕名利、以天下為任，以蒼生為念，正是這種優秀的傳統鑄就了他新一代讀書人的性格，即便革命成功身居高位也不曾異化為官僚政客，但是也正是因為這樣，使他無法防禦那些玩弄權術的小人，最終成為他們的犧牲品。

1966年5月，被逐出中南海的命令給田家英以沉重的打擊，在他蒙受陷害時他以死相抗，他離世之際僅僅44歲。

1980年，田家英的冤案得以平反昭雪。

1980年3月28日，田家英追悼會在北京八寶山公墓禮堂隆重舉行。

鄧力羣代表中央致悼詞。悼詞熱情地稱頌了田家英的品格和業績：“家英同志是一位經過長期革命鍛鍊，忠於黨、忠於人民，有才學的優秀共產黨員。他為共產主義事業努力奮鬥，做了大量的工作。”“幾十年的實際行動證明，家英同志確實是一個誠實的人，正派的人，有革命骨氣的人。他言行一致，表裏如一。他很少隨聲附和，很少講違心話……”

1930年進入成都省立北城小學就讀。

1933年考入成都南燻中學就讀。

1934年母親去世，輟學在家中藥鋪裏當學徒，開始嘗試以“田家英”的筆名報紙雜誌寫稿。

1935年在報刊副刊上發表小説、散文、書評、雜文和詩歌。

1936年以第一名成績中學畢業，1936年冬，參加中共領導的抗日救亡團體“海燕社"。

1937年因積極參加抗日救亡活動被學校開除，在地下黨幫助下奔赴延安，進延安“陝北公學”學習。

1938年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畢業後留校擔任學校總支秘書、中國近代史教員、宣傳科教育幹事等。

1939年進馬列學院繼續學習。畢業留校，任中國問題研究室研究員、學院教育處幹事和中國現代史教員。

1941年進入中央政治研究室。

1943年調中宣部歷史組工作。

1946年被毛澤東選為毛岸英的老師。

1947年晉西北的土改運動。

1948年8月起任毛澤東秘書。1949年後曾任中共中央辦公廳秘書室主任、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秘書、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辦公廳副主任、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和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等職。多年以全部精力參加《毛澤東選集》一至四卷及毛澤東其他著作的編輯、註釋和出版工作，還參與黨和國家許多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起草的中共“八大”大會開幕詞受到毛澤東和與會代表的稱讚。毛澤東經常派他到各地農村調查研究。在調查中，他堅持實事求是向黨中央、毛澤東反映實際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並提出改進建議。他堅持真理，在整理毛澤東的一次講話時，刪去涉及彭德懷的不實之詞及表揚關鋒、戚本禹的一段話。

1959年在廬山會議上受到衝擊。

1966年5月22日下午，王力等到中南海住地，令他停職反省，交清全部文件，搬出中南海。第二天他即自縊而死。

在任毛澤東主席秘書期間，他曾用10多年的心血為毛澤東建立起一個圖書館，由剛進城時的10個書架發展到上萬冊書籍。他的業餘愛好在收集清人墨跡，特別是收集文人學者的墨跡方面。“小莽蒼蒼齋”所藏清人翰墨，從明末到民國初，約300年；有學者、官吏、金石家、小説家、戲劇家、詩人、書法家、畫家，約500餘位；約1 500件。數量最多、收集最專的是一代清儒的墨跡。有人讚譽他收藏的清人翰墨為“海內第一家”。“文革”爆發後，戚本禹接管了“小莽蒼蒼齋”的部分藏書，被他稱為“國寶”的有毛澤東手跡、其他國家領導人的墨跡、“小莽蒼蒼齋”藏品總賬目、數以百計的清人墨跡、信札、印章等都不翼而飛。藏書印有“京兆書生”、“家英藏書”、“成都曾氏小莽蒼蒼齋藏書”、“壬寅歲朝為小莽蒼蒼齋主人”等。 ^[1] 

1961年上半年，要將這年建設成為“實事求是年”和“調查研究年”的毛澤東派出他的秘書、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中央辦公廳秘書室主任田家英，組織中央調查組到浙江開展調查。

在中共浙江省委的配合下，調查組先在嘉興縣魏塘公社和合生產隊（現屬嘉善縣）以及桐廬縣東洲公社五星生產隊進行調查。期間還調查了桐廬縣場口公社友誼管理區環二生產大隊的情況。

四五月間，中央調查組還分別到嵊縣長樂公社葛英大隊、蕭山縣臨浦鎮、紹興縣柯橋鎮就山林政策、手工業工作和商業工作的歷史與現狀開展了調查研究【附圖：田家英（左一）浙江調查】。

田家英率領的中央調查組在浙江開展的調查，取得了明顯的成效，產生了重要的影響。這次浙江調查為中央在當年出台的《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與《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即“農業六十條”）、《關於城鄉手工業若干政策問題的規定（試行草案）》（即“手工業三十五條”）、《關於改進商業工作的若干規定（試行草案）》（即“商業四十條”）等重要文件提供了重要的實踐依據。調查組深入到農村基層，作系統的調查研究，在全黨大興調查研究的實踐中，起到了表率作用，帶動了浙江全省“調查研究之風”的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