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政變

北京政變(4張)

曹錕通過賄選當上中華民國總統，既是直系勢力發展到頂峯的標誌，同時也是走下坡路的開始。分裂現象伴隨着全盛時期的出現而表面化。直系內部以曹錕的四弟曹鋭為中心、以天津為活動基地的“津派”和以吳佩孚為中心、以洛陽為大本營的“洛派”，進行明爭暗鬥。以保定為發祥地的曹錕似超脱，實際支持“津派”，所以人們常把天津和保定勢力合在一起稱為“津保派”。

曹錕與吳佩孚之間的矛盾在第一次直奉戰爭打敗奉系後就明顯了。當曹錕急於想當總統時，吳佩孚是不贊成的，津保派熱衷於總統選舉，洛派着眼在武力統一。當時曾有消息説，津保派已籌集了400萬元鉅款，作為總統選舉之用；如選舉不成，則採用武力擁戴方式，400萬元就充作軍費。吳佩孚對於武力擁戴一法堅決反對。後來津保派在北京的舉動，吳佩孚“甚為不滿”“此意送經吳氏對人為非正式之表示，業志各報。”

議會與內閣的矛盾也發生了。議長昊景廉在主持賠選時，曹錕曾經向他許願，如大選成功，曹錕當了總統，一定讓吳景廉當內閣總理。不料大選結束後，曹錕提名孫寶琦組閣。吳景廉大為光火，表示“只要我一日不離開眾議院，無論提名誰為曹家的內閣，我必定使他在議會中遭到否決。直系對吳景廉的態度極為不滿，就一面在天津物色“拳手”，準備對吳景廉下手，一面把吳景廉的30多名衞兵全數撤走。

吳景廉見到自己的安全受到嚴重威脅，就攜帶眾議院議長印信，倉皇逃走。此時，直隸省長王承斌與吳佩孚的矛盾也尖鋭起來。王承斌在逼宮奪印中為曹錕立了功勞，便倚功與吳佩孚爭奪原來由曹錕擔任的直魯豫巡閲使一職。曹錕調處不成，只得把這一職務閒置起來。總之，直系內部矛盾重重，險象環生。 ^[3] 

對外，直系面對三股勢力：兩廣的孫中山，佔據浙江與上海的皖系餘部盧永祥，以及東三省的張作霖。這三股勢力已於1923年冬結成了“反直三角同盟”。吳佩孚加緊推行武力統一政策，計劃以福建的孫傳芳對付孫中山，江蘇的齊燮元消滅盧永祥，他自己對付張作霖。

各派軍閥間的矛盾實質上乃是帝國主義之間的爭鬥。英美支持直系，張作霖與日本訂約，法國援助盧永祥，而齊燮元則向美國提出，在攻下上海後，可任憑美國在上海設立無線電台。21924年9月3日，齊燮元向盧永祥發起進攻，爆發了江浙戰爭（亦稱齊盧之戰）。孫傳芳由福建出兵配合，加上江西、安徽兩省直系軍隊的聲援，“四省出兵總數為八師，比之浙江之兩師兩混成旅，幾及三倍”盧永祥四面受敵，抵抗失敗，被迫宣佈下野。齊燮元和孫傳芳分別佔據了上海和浙江。 ^[3] 

江浙戰爭爆發的第二天，孫中山就召集軍事會議，決定起兵北伐，向直軍進攻。與此同時，張作霖也發出通電，為援助盧永祥，率奉軍入關作戰，於是爆發了第二次直奉戰爭。

9月15日，奉軍分三路發起進攻，一路走山海關；一路走熱河南部，指向錦州；一路走熱河北部，進攻承德和長城喜峯口。曹錕下令組織“討逆軍”，以吳佩孚為總司令，兵分三股迎戰奉軍：一股是吳佩孚嫡系部隊，拒守山海關；一股以王懷慶為總司令，阻擊熱河南路的奉軍；一股以馮玉祥為總司令，抵禦熱河北路奉軍。另有一支以張福來為總司令的支援部隊。北京的防禦由王承斌和第十五混成旅旅長、北京警備副司令孫嶽負責。

馮得知吳在前線失利的消息後，為進一步證實，給吳發去電報，探詢山海關戰況。吳的參謀長張方嚴復電：“此間形勢危急，不有意外勝利，恐難挽回頹勢。”馮又接到蔣鴻遇的電報：“前方戰事緊急，吳已將長辛店、豐台一帶所駐之第3師悉數調往前線增援。”第3師是吳的看家兵力。蔣鴻遇曾告訴馮，一定要等吳的精鋭部隊第3師從豐台調赴由海關前線，班師回京的時機才算成熟。

馮為了慎重起見，密派劉之龍返京，和黃郛商量。馮曾給黃郛密電碼一冊，與黃約定互通消息，來往密電由黃夫人親譯。雖然通電頻繁，外人卻無法察覺。黃以親筆覆信託劉帶給馮，並致電馮：“立志救國，在此一舉。” ^[3] 

馮玉祥本是直系將領，但看到報紙上披露的《賄選醜劇》消息後，氣憤地揮拳説道：“真是貽笑世界，觸怒全民，不把這羣傢伙推倒，死不瞑目！” 但當時吳佩孚擁有20萬人的能征善戰的軍隊，馮只有三四萬人，深感力量單薄。1923年12月，馮的基督教教友馬伯援去粵前來到南苑看望馮，馮即委託馬代向孫中山致意，並説：“目前直系兵力數倍吾人，冒險盲動，必歸失敗，稍待則濟，不必着急，我終必行動，請轉語孫中山先生及季龍（徐謙）等”。馮一面加緊軍事訓練，一面竭力與各方聯繫。由高馨庭介紹與奉軍代表談話，以奉軍不入關為主要條件，約定共同反直。又派劉之龍赴津與段祺瑞接洽，約定將來孫（中山）主政，段（祺瑞）主軍。

1924年6月，馮玉祥在南苑等籌建的昭忠祠落成後，當時任十五旅旅長的孫嶽前來致祭，乘機和馮玉祥詳細討論了打倒曹錕、吳佩孚的計劃。他們商定，由孫嶽親自去陝軍第一師師長鬍景翼那裏共謀起事。兩星期後，胡派嶽維峻見馮玉祥。馮提出：第一，反對目前一觸即發的直奉戰爭；第二，我們應利用形勢，相機而動，如果成功，迎請孫中山先生北來主持大政；第三，嚴整軍紀，真正做到不擾民，不害民。嶽維峻答應回去完全照辦。幾天後，胡景翼前來見馮玉祥表示，嶽轉達的三條意見，他們完全依從，今後“打仗拼命，你不要顧慮，看着哪裏險，就派我們上哪裏。你只管給我命令，我們願意赴湯蹈火！ ^[4] 

10月，直軍與奉軍交戰中屢吃敗仗，10月18日吳佩孚親赴前線督戰，駐紮長辛店。馮玉祥獲此消息認為時機已到。於是19日召集部下張之江、鹿鍾麟、李鳴鐘、劉鬱芬、劉驥、熊斌等緊急舉行秘密會議，説明原委，宣佈班師回京。 ^[5]  此前，馮尚未正式宣佈過政變的秘密計劃，但其部下從其行動中已猜出馮的意圖。會上，馮試探了將領們的意向，然後鄭重宣佈了班師回京，推倒曹、吳的計劃。各將領聽後表示一致擁護，接着對班師回京的步驟和方法進行了周密的討論和佈置。胡景翼的代表鄧寶珊也由平泉趕來參加了會議。會議規定隊伍總稱為國民軍。據馮解釋説“因為我們這次革命，是擁護中山先生的主義，並歡迎中山先生北上，中山先生所領導的黨叫國民黨，所以我們的隊伍也就取名國民軍。”會議最後，馮發佈了命令，命胡景翼率領開赴喜峯口及通縣的部隊，星夜南下，攻佔京奉路之軍糧城、深州一帶，截斷京漢路直軍之聯絡，並防阻吳佩孚西歸，命鹿鍾麟率部兼程返京，會同孫良誠、張維璽兩旅開往北苑，再與蔣鴻遇旅會同入城，命李鳴鐘率兵一旅直趨長辛店，截斷京漢、京奉兩路交通；又命已抵承德的張之江，宋哲元兩旅，限日班師。此外通知孫嶽秘密監視曹錕的衞隊及吳佩孚的留守部隊，以防意外；同時又下令封鎖京熱大道，扣留有關人員，以防走漏消息。

黃郛得到馮軍班師的消息後，與馮約定在部隊到達北京的前一天，在密雲縣高麗營(在北京北面八十里)會晤。這時黃的處境較危險，在其夫人配合下，巧妙地設法擺脱了偵緝隊的跟隨，溜出北京，直到深夜來到高麗營，與馮相見。馮將擬好的班師返京的文告通電拿給黃看，黃認為原稿措詞不夠妥善，班師的目的是為了根除內戰，如果僅在於“清君側”，意義未免太狹窄了。馮同意了黃的意見，請黃另擬一電稿，黃就在附近農民家酌土炕上，重新草擬了電稿，這就是馮軍抵京並於二十四日北苑會議後，以國民軍三軍聯名所發佈的“漾電”。 ^[6] 

10月23日，馮玉祥到達北苑，立即發表由他領頭的“主和”通電：反戰主和，一切政治善後問題由全國賢達協商解決。隨即下令逮捕總統府收支處長李彥青等貪官污吏。李彥青剋扣軍械，勒索公款，貪贓枉法，集聚巨資，受到軍政各界的怨恨。第二次直奉戰爭前，曹錕批給馮部3000支步槍、18門大炮和幾萬發子彈，馮多次派人去領取，李彥青藉故刁難不發，馮部送去十萬大洋才準領出去，馮得悉此情，氣得牙齒格格作響。馮拘捕李彥青，李拒絕交出贓款，隨即關進監獄，後槍決。

24日，馮玉祥召集胡景翼、孫嶽開會，王承斌、王芝樣、張之江、李鳴鐘、鹿鍾麟等列席會議。會上公推馮玉祥任國民軍總司令兼第一軍軍長，胡、孫任副司令，分別任第二、三軍軍長。會議決定，電請孫中山北上，主持大計；同時又電請段祺瑞入京，企圖切斷吳段聯合，威脅京畿，實則招致北京政變打開的新局面複雜化；會議鑑於曹錕賄選禍國，不能繼續行使總統職權，強令曹錕接受三項條件：下停戰令，免除吳佩孚本兼各職，自動退位。曹錕被迫下停戰令；並免除了吳佩孚的職權，任命吳為“青海屯墾使”。。曹錕被迫下停戰令；並免除了吳佩孚的職權，任命吳為“青海屯墾使”。25日，馮、胡、孫繼續開會，討論改組政府問題。會議決定，推翻曹錕的統治，成立攝政內閣，代行大總統職權，作為政府的過渡形式，並商定了參加內閣人選。對內閣施政方針，馮玉祥提出了五點建議：打破僱傭體制，建設廉潔政府；用人以賢能為主，取天下之公才，治天下之公務，對內實行親民政治，凡有設施，務求民穩；對外講信修睦，以人道正義為根本，掃除一切攘奪欺詐行為；信嘗必罰，財政公開。會上，孫嶽臨時提議，請段祺瑞出山，以示與皖系聯絡，俾使魯督鄭士琦出而截擊直軍北上。馮、衚衕意了孫的提議。 ^[4] 

11月2日，以黃郛為總理的內閣組成。攝政內閣組成後，馮玉祥提出張勳復辟失敗，對清室叛國罪未加懲處，清室仍盤踞故中，以小朝廷自居。在中華民國的首都，竟然保存一個清朝的小朝廷，這是中華民國的恥辱。現宜趁新的政治形勢，先驅逐溥儀出宮，修改優待條件。11月4日，攝政內閣會議通過馮玉祥的建議。次晨，首都警衞總司令鹿鍾麟、警察總監張璧偕同清廷內務府紹英前往促溥儀自廢尊號，出離故宮。鹿問溥儀願做皇帝還是做平民？溥儀表示願做平民。當日，溥儀帶着他的嬪妃和生活用品離開皇宮，宮中財物由吳稚暉、李石曾等組織一個保管委員會接管。馮玉祥後來回憶這件事時説：“此次班師回京，可説未辦一事，只有驅逐溥儀，才真是對得住國家對得住人民，可告天下後世而無愧。” ^[4] 

吳佩孚率一師人回救北京，前線各路潰敗。吳急電南方直系將領率兵北援。不料京漢，津浦兩線受阻，無法應援。吳陷入困境，退到天津，收拾殘部約兩旅兵力，集中於楊村、北倉一帶，擬進攻北京。國民軍第一二軍聯合，在廊坊一帶備戰迎敵。當時，北洋老將領張紹曾為了避免北京一帶遭戰禍起見，準備出面調停，但是吳佩孚仍不肯罷休。馮看到和平無望，於十月三十日與胡景翼等發出聯名討吳通電。雙方軍隊在楊村一帶接觸。國民一軍的張之江第七旅佈置在鐵路正南，國民二軍的李雲龍旅任右翼，劉鬱芬旅為總預備隊。吳方，除潘鴻鈞等兩旅外，由山海關退回的殘部也陸續開向楊村。這時，正逢夏季暴雨連日，楊村一帶除鐵道兩旁及永定河堤等高地外，盡是一片汪洋，作戰十分艱難。開戰後，雙方相持一天，不分勝負。馮派劉鬱芬、蔣鴻遇兩旅，迂迴到吳軍後方，從吳軍背後進攻，又派李鳴鐘由豐台抽調部隊，協助正面進攻。張之江旅，石友三、谷良友部，協助李雲龍旅，一致向吳軍擺出攻勢。此戰生俘了吳部的旅長潘鴻鈞以下數千人，並乘勝進擊。三日上午，馮軍佔領了津浦鐵路上天津附近的北倉，隨後佔領天津。

胡景翼和馮玉祥的親信高級將領張之江進駐天津後，去拜訪張紹曾，張囑咐胡、張：“你們如果危害吳子玉(即吳佩孚)，我和你們算賬，放開一步叫他脱身吧。”在此之前，張紹曾在北京見到馮玉祥時，就曾向馮打招呼，告誡馮對於吳佩孚消滅其勢力是可以的，但“萬不可傷害他的性命。倘若那樣做，無形立了好多強敵，對你是極不利的。”當時馮玉祥連聲説：“是、是，我一定聽你的話，決不對他為難。消滅他的武力就完了，你放心，決沒有別的。”國民軍攻佔天津後，吳仍作困獸之鬥，把司令部移駐軍糧城。此時奉軍已到灤州，正待向蘆台進攻。胡景翼如果向前推進，和奉軍兩頭一擠，吳即無處可逃。胡接受了張紹曾的勸告，手下留了情。吳在軍糧城兩頭雖被包圍，尚有海道可逃。當吳看到只有從海上逃跑一條路時， “大哭一場”，在英國軍艦掩護下，由大沽乘海軍運輸艦南逃。經上海轉武漢，後又回到河南重整旗鼓。但吳從此元氣大傷，未能再抖起昔日的“威風”。

馮玉祥派國民一、二軍一部在楊村迎戰吳軍的同時，曾派國民三軍一部進攻保定。駐保定的直軍曹世傑部約一個團，堅決與國民軍為敵。聽到吳佩孚潰敗南下的消息後，遂繳械投降。孫嶽部國民三軍於十一月六日佔領了保定。國民一、二軍攻佔天津，國民三軍攻克保定之後，才暫時穩住了北方的軍事形勢。 ^[6] 

11月6日，馮致電段祺瑞稱：國民軍“大帥一席，非公莫屬。萬懇俯念國難方殷，國民屬望，即日就職”。11月10日，張作霖抵天津，段邀馮前往會晤。張矢口否認奉軍不入關的諾言，並反對馮以前提出的為段、張所同意的“中山先生主政，段主軍”的主張，改推段入京組織臨時政府，以段任臨時執政，並威脅馮：如不同意，則魯督鄭士琦、晉督閻錫山皆可轉向吳佩孚，從京浦、京漢夾擊國民軍。馮權衡利害得失，乃署名推段任臨時執政，組織臨時政府的通電。段祺瑞於11月21日入北京，24日，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執政。此後，一批批安福系餘孽聯袂入京參政，政局“急轉直下”。馮後來對擁段出山這一錯誤非常痛悔，稱其為“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斷送了”北京政變的“全功”。 ^[4] 

馮等在聯名通電擁段出山的同時，就曾電請孫中山北上“主持國事”。孫中山收到馮等電報後，接受了中國共產黨關於乘機宣傳革命的建議，決定北上。11月1日，馮玉祥、王承斌，胡景翼、孫嶽等人又曾致孫中山電，盼望早日北上。孫於11月8日正式致電馮玉祥，稱：“準於元日由粵起行”。

孫中山於11月13日偕宋慶齡離開廣州北上，到天津後，肝病發作，至12月31日才扶病到北京。孫曾於一月十七日致電段祺瑞，揭露段召開的善後會議。段對於孫的正確意見置若罔聞，悍然1925年2月1日至4月21日召開了善後會議。段的“善後會議”遭到了國共兩黨和全國人民的一致反對。馮玉祥起初認識模糊，曾支持善後會議，但後來終於拒絕了參加善後會議。儘管如此，北京政變的成果依然被張作霖、段祺瑞等人篡奪。

孫中山病重時，馮玉祥曾讓其夫人李德全持親筆信到北京鐵獅子衚衕行轅看望孫；孫將六千本《三民主義》、千本《建國大綱》和《建國方略》贈送給馮，由李德全帶回，馮將這些書作為國民軍官兵的教材。孫中山於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逝世。馮玉祥“令全軍下半旗，官兵帶黑紗，並助喪資萬元以誌哀悼。”全軍還服孝七日，馮以後説，他令部隊如此鄭重地致哀，是因為認識到了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是“救國主義”。

這期間，馮玉祥感到自己的軍事實力無法與奉張抗衡，政治上也難以對付段、張的聯合勢力，馮“對於北京臨時執政府的政治’主張，採取了消極退避的態度。這期間，馮滿腦子裏裝着一套‘謙謙君子’的道理，覺得高揖羣公，急流勇退，是最好的風度。”後來，馮認識到這是片面理解了“謙”字，“對人處世固 當謙下，但對國事，對政治卻必須有一種當仁不讓，積極負責的精神。”事實上，這時的馮玉祥尚未具有推翻整個北洋軍閥反動統治的覺悟。但是，北京政變後，客觀上為北方革命運動的發展創造了有利條件。革命思想在北方廣為傳播。中國共產黨也利用了國民軍同情革命的有利條件，在北方各省組織了工會、農會，發動了工農運動，推動了革命的發展，劉少奇在《一年來中國職 工運動的發展》一文中曾指出：凡國民軍所在之地，民眾運動都得到蓬勃發展。

北京政變也沉重打擊了直係軍閥，打破了直係軍閥企圖武力統一全國的迷夢。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