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凱

袁世凱出身河南項城的一個大家族，他的叔祖袁甲三官至漕運總督，參與鎮壓太平軍和捻軍，是這個家族的頂樑柱；他的生父是袁保中，為項城縣的地主豪紳，捐了個同知官位。袁世凱系袁保中第四子，生母是袁保中之妾劉氏，他於1859年9月16日（清文宗咸豐九年八月二十日）出生於大清河南省陳州府項城縣北之袁張營。袁世凱出生的那天，袁甲三恰好寄書到家，言與捻軍作戰得勝。袁世凱的父親袁保中大喜過望，因此為這個新生的嬰兒取名為“凱”，並按照家族“保世克家、企文紹武”的排行，給嬰兒命名“世凱”。袁世凱被其嬸母牛氏（袁保慶之妻）撫養長大，他本人也在1864年過繼給無子的袁保慶為後嗣。袁世凱六歲時，養父袁保慶替他找個啓蒙老師袁執中教四書五經，後又隨袁保慶宦遊濟南、揚州、南京諸地。在南京，袁世凱師從曲沼學習武藝，並“喜遊覽山水，復善騎射，課暇則策馬登覽清涼山、莫愁湖、太平湖諸勝蹟”， ^[3]  袁世凱自小喜愛兵法，立志學“萬人敵”。嘗自謂“三軍不可奪帥，我手上如果能夠掌握十萬精兵，便可橫行天下。”常常不惜重金蒐羅購買各種版本的兵書戰策，被人譏笑為“袁書呆”。13歲時袁世凱曾制聯“大野龍方蟄，中原鹿正肥”。

1873年夏，袁保慶病死於南京任上，袁世凱扶柩回籍安葬，其後居住於陳州府淮陽縣。1874年初，從叔袁保恆（袁甲三之子）見袁世凱遊手好閒，命其赴北京家學“讀書上進”。 ^[4]  從同治十三年到光緒三年，他正正經經在北京讀了4年書，長進很大。袁保恆、袁保齡兄弟對其管束甚嚴，袁世凱亦頗知自勵，且有嚴師督導，數年間大有長進。是年底，袁保齡致函保恆説：世凱可堪造就，雖“文章尚不入門”，但已“竟是上中美材”了。 ^[5]  1876年秋，袁保恆兄弟命袁世凱返回河南參加科舉考試，但沒有成功。落榜後，袁世凱於同年10月與沈丘于姓女子結婚，時年17歲。翌年初春，又回到北京。時華北大旱成災，袁保恆奉命到開封幫辦賑務，帶袁世凱同行，袁世凱在賑災期間表現出相當強的辦事能力，工作熱心，頗有優異的表現。1878年，袁保恆感染瘟疫去世，袁世凱返回項城，移住陳州。此時，正在陳州授館的徐世昌與袁世凱結交，拜為金蘭，後來成為袁世凱畢生重要的謀士。1879年，袁世凱以袁保恆的捐賑款而獲得“中書科中書”的官銜。 ^[6]  同年秋，袁世凱再度參加鄉試，仍未考中，他一怒之下把詩文付之一炬，忿然説道：“大丈夫當效命疆場，安內攘外，烏能齷齪久困筆硯間，自誤光陰耶？” ^[6] 

袁世凱既兩度名落孫山，又不願留在鄉間做土財主，因此開始考慮在外闖蕩。當時袁世凱曾作詩《感事》一首以自勉：“眼前龍虎鬥不了，殺氣直上幹雲霄。我欲向天張巨口，一口吞盡胡天驕。”此詩被認為是他少年時代便有了遠大志向。當時淮軍將領吳長慶與袁世凱的養父袁保慶“訂兄弟之好” ^[7]  ，所以袁世凱打算投奔吳長慶。吳長慶為了報答袁保慶的恩情，此時也寫信給袁世凱，“招其往學軍旅”。 ^[8]  因此袁世凱便於1881年10月前往山東登州投奔駐防當地的吳長慶。吳長慶幕府中囊括了張謇、周家祿等名士，袁世凱在他們的指導下砥礪磨練，紈絝之氣逐漸消失，“謙抑自下，頗知向學”，並認為是“有造之士”，於是被破格任命為幫辦營務處。 ^[7]  袁世凱雖然一度對科舉厭倦，但他仍不甘心，在吳長慶幕府中繼續讀書，準備功名，他曾在1882年3月對其三哥袁世廉寫信説：“弟不能博一秀才，死不瞑目” ^[9]  ，1882年（壬午年）正好為鄉試年，袁世凱本欲應舉，但清朝屬國朝鮮突發事變，改變了袁世凱的人生軌跡。

1882年，朝鮮發生壬午軍亂，朝鮮國王李熙（朝鮮高宗）之父興宣大院君李昰應利用軍隊譁變，成功奪權；朝鮮王妃閔妃一黨與大院君有隙，請求清廷出兵平亂，袁世凱乃跟隨吳長慶的部隊東渡朝鮮。袁世凱率領一支清軍配合行動，殺死了幾十名兵變參與者。戰鬥中，袁世凱一路放槍，帶頭衝在最前面，他的堅毅勇敢感染了部下，兵變很快得以平定。吳長慶在給清廷的呈報中將他讚揚了一番，説他“治軍嚴肅，調度有方，爭先攻剿，尤為奮勇” ^[10]  ，報以首功。隨後清軍將大院君擄至保定問罪，當年23歲的袁世凱則以幫辦朝鮮軍務身份駐藩屬國朝鮮，協助朝鮮訓練新軍，開啓了袁世凱練兵的先河。袁世凱留鎮朝鮮期間，得到了朝鮮上下的一致好評，朝鮮人士稱讚他：“明達夙成，留京師（漢城）期年，大得都民之心”。 ^[11]  他也和金允植、金炳始等多名朝鮮士大夫結為忘年之至交。

1884年金玉均等“開化黨”人士發動甲申政變，試圖推翻“事大黨”把持的政權，駐朝日軍亦趁機行動欲挾制王室；袁世凱指揮清軍擊退日軍，維繫清廷在朝鮮的宗主權及其他特權。袁世凱平定了朝鮮甲申政變有重大意義，打退了日本的滲透勢力，粉碎了日本趁中法戰爭之際謀取朝鮮的企圖，推遲了中日戰爭爆發的時間。袁世凱因這一事件受到清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李鴻章的重視，同時也使日本人對袁世凱“憾之刺骨，百計排陷之” ^[12]  ，他的同僚吳兆有等亦頗為嫉妒，攻擊袁世凱“妄開邊釁”、“擅挪軍款”。袁世凱遂於1885年初歸國，賦閒在家，以避攻擊。但是李鴻章決定重用袁世凱，命袁世凱於1885年10月護送大院君回朝鮮，同年11月又委派袁世凱為“駐紮朝鮮總理交涉通商事宜”，位同三品道員，左右朝鮮政局，儼然朝鮮的太上皇。袁世凱在朝鮮期間的任務是在“各國通商”、“友邦環伺”的情況下，使朝鮮“明尊親之義，定搖惑之志，內修政治，外聯邦交” ^[13]  ，換言之即強化清朝和朝鮮的宗藩關係，防止朝鮮獨立自主的傾向和日俄等國的窺伺。由此袁世凱不可避免地在干涉朝鮮內政，甚至不止一次策劃廢黜朝鮮國王李熙。 ^[14]  袁世凱干涉朝鮮內政的做法引起了朝鮮國王和一些大臣的不滿，清廷中也不斷有人彈劾他。比如1888年1月朝鮮國王李熙致函請求清廷撤袁世凱，隨後朝鮮駐華官員金明圭奉李熙之命，請求李鴻章換人。清廷內的張謇、張佩綸等也曾攻擊袁世凱“侈然自大，虛驕尚氣，久留朝鮮，於大局無益”。 ^[15]  李鴻章力排眾議，不僅讓袁世凱繼續留朝任職，並於1890年2月給袁世凱寫了“血性忠誠，才識英敏，力持大局，獨為其難”的評語。 ^[16]  袁世凱在朝鮮的十二年雖然由於其年輕氣盛而採取一些過激、粗暴的手段，但有效地遏制了日本和沙俄對朝鮮的滲透。

1894年，朝鮮爆發東學黨起義，袁世凱暗示朝鮮政府向清政府乞援。隨後日軍迅速出動朝鮮，企圖挑起戰爭。甲午戰爭爆發前夕的7月19日，袁世凱化裝成平民逃走，7月22日抵達天津。袁世凱回國後，又於8月6日奉旨前往遼東前線，協助周馥轉運糧械、收集潰卒等後勤事宜，至次年5月請假回籍省親。在前線的這10個月間，通過目睹甲午戰爭清軍兵敗如山倒的慘狀，袁世凱萌生了用西法練兵的設想，他説：“竊查此次軍興，往往易為敵乘，迭見挫敗者，雖由調度之無方，實亦軍制之未善，若不權時度勢，掃除更張，參用西法，認真訓練，則前車之鑑，殊足寒心。” ^[17]  因袁世凱在朝鮮時期表現突出，有“知兵”之名，再加上他大力主張練兵，由此開始了小站練兵的新階段。

袁世凱在甲午戰爭前線負責後勤期間，便主張由他募兵並編練新式軍隊，但未被採納，袁世凱頗為不滿，曾抱怨説：“內贊人而不用我募兵，徒何益也？” ^[18]  在甲午戰爭結束後，舉國上下掀起了維新變法、救亡圖存的浪潮，袁世凱亦是其中一員。1895年6月底，劉坤一、李鴻章、王文韶三名封疆大吏聯名上奏摺保薦袁世凱，於是光緒帝下旨命已回籍的袁世凱入京覲見。袁世凱被光緒皇帝召見以後，又在8月底以一封萬言條陳呈送皇帝，提出了一個完整的改革綱領，其內容為儲才九條、理財九條、練兵十二條、交涉四條，充分體現出袁世凱的改革思想。其中袁世凱尤其重視練兵，他“深知抓到督練新建陸軍之事，前程不可限量” ^[19]  ，不僅在給光緒帝的萬言書中提出了12條西法練兵的主張，還草擬了編練新建陸軍章程，“大旨則步軍操法以師法德國為主”。 ^[20]  他的主張得到光緒帝及朝廷大臣的支持，1895年12月8日（光緒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二日），奕訢、榮祿等王大臣聯名奏請派袁世凱督練新建陸軍，同日光緒帝予以批准，袁世凱正式入主天津小站，開始用西法編練中國首支新式陸軍。從入京覲見到小站練兵這段期間，袁世凱積極為維新變法奔走，他加入了康有為、梁啓超等發起的強學會，與康梁等維新派過從甚密，這也使維新派將他引以為同路人，為後來的戊戌告密事件埋下伏筆。 ^[21] 

袁世凱派人到魯、蘇、皖、豫等地招募2250名步兵，300名騎兵，再加上4750名定武軍，稱“新建陸軍”，作為他小站練兵的兵源。袁世凱在小站練兵以德軍為藍本，制訂了一整套近代陸軍的招募制度、組織編制制度、軍官任用和培養制度、訓練和教育制度、糧餉制度等內容的建軍方案。在軍事裝備上，袁世凱注重武器裝備的近代化和標準化，大膽採用西方的先進技術。強調實施新法訓練的嚴格性。這股軍隊後來發展成為北洋六鎮（北洋新軍），為清末陸軍主力，民國初年的北洋軍閥亦多源自清末新軍。袁世凱聘德國軍官十餘人擔任教習，又從天津武備學堂中挑選百餘名學生任各級軍官，並引用和培植一批私人親信，以加強對全軍的控制。這些人以後大都成為清末民初的軍政要人。如徐世昌、段祺瑞、馮國璋、王士珍、曹錕、張勳等。北洋新軍亦逐漸成為袁世凱個人的政治資本，使其成為北洋軍閥的始祖，正如美國學者鮑威爾所説：“袁氏的軍法雖嚴，他仍然為士兵所愛戴，這並非意外，因為他親自照管他們，並且按時發餉。再者，他向他們灌輸了忠誠的觀念，不過主要只是向袁世凱而不是向皇帝效忠”。 ^[22] 

1897年，袁世凱擢升直隸按察使，仍主持小站練兵。1898年9月，袁世凱升任工部右侍郎，奉旨入京陛見，隨後捲入了政治風暴中。當時光緒帝重用康有為、梁啓超、譚嗣同等維新派實行戊戌變法，與慈禧太后為首的頑固派（後黨）勢成水火。康有為等維新派（帝黨）從一開始就寄希望於袁世凱，在7月底就派徐仁錄前往小站聯絡袁世凱，試探其態度。康有為判斷袁世凱“為我所動”，乃舉薦袁世凱為侍郎。 ^[23]  9月18日（陰曆八月初三），康有為等人得到光緒帝“朕位且不能保“的密詔，深感局勢緊迫，於是鋌而走險，決定包圍頤和園，控制居住其中的慈禧太后，並殺死慈禧寵臣直隸總督榮祿，而這一任務則被維新派委託在袁世凱身上。當天夜晚，譚嗣同進入袁世凱寓居的法華寺，將“圍園劫太后”的密謀告知袁世凱，並脅迫袁世凱動員新建陸軍來實施維新派的計劃，袁世凱不得已答應了維新派的請求，打發走了譚嗣同。9月20日（八月初五）上午袁世凱受到光緒帝召見，同日乘火車到天津。9月21日（八月初六）晨，慈禧太后從頤和園入紫禁城，宣佈臨朝訓政，罷斥康有為等維新派，戊戌變法遂告失敗，史稱“戊戌政變”。以往一般認為，袁世凱回到天津後向榮祿告密導致了慈禧發動政變，但並不屬實。慈禧發動政變與袁世凱告密沒有關係，但是袁世凱確實有告密之舉。他來到天津後，已從後黨御史楊崇伊那裏得知慈禧即將上台的情報，懼怕譚嗣同勸其出兵圍攻慈禧太后一事暴露，牽連自己，遂向榮祿告密，使慈禧得知維新派的陰謀，加重了政變的後果。所以在戊戌政變起初，慈禧太后只是斥責康有為“莠言亂政”，停職待參，並未言及譚嗣同等人；而袁世凱告密導致的結果便是慈禧下令逮捕康梁諸人，並誅殺譚嗣同等戊戌六君子，囚禁光緒帝於瀛台。事實上，袁世凱並不支持維新派的激進之舉，也深知用新建陸軍來“圍園劫太后”無異於以卵擊石，而且是大逆不道之罪，他的告密完全是出於權衡局勢下的自保之舉。 ^[21]  此事亦成為袁世凱的一大負擔，他不得不寫《戊戌紀略》（戊戌日記）來為自己辯解。

袁世凱由於告密獲得了後黨的信任，地位扶搖直上。1899年冬，袁世凱由工部侍郎升任山東巡撫，這是40歲的袁世凱首次出任封疆大吏。在此前後，他的新建陸軍也從天津小站調往山東境內佈防，使其躲過了後來的八國聯軍入侵，得以迅速擴大，成為袁世凱最具實力的政治資本。當時山東盛行排外的義和團，袁世凱到任後，認定義和團為“左道邪教”，一改前任巡撫毓賢的縱容態度，全力鎮壓拳民，令其在山東無法立足，逃往天津、北京一帶。慈禧太后以民氣可用，利用義和團。1900年爆發了八國聯軍入侵，山東在袁世凱治下則維持穩定，並且加入東南互保，使山東免遭戰禍亂。1901年起草了《山東省城試辦大學堂暫行章程》，1901年11月，李鴻章死去，袁世凱受命署理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次年實授，一躍而成為中外所矚目的實力人物。據某些史料記載，李鴻章臨終前曾有“環顧宇內，人才無出袁世凱右者”的遺言，但據考證並不存在。 ^[24]  事實上，在李鴻章去世之後，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的地位無需他人推薦，可以説是“非袁莫屬”了。 ^{[24]  [82]} 

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至三十三年（1907年），袁世凱任直隸總督七年，以封疆首吏的地位，致力於清末新政的實施與推行，全面移栽西方的制度與生產方式，他在體制內設立了許多新的機構，分頭實施和督導新政運作：設立軍政司主持練兵事務。設立學務處（後改為學校司）主持舉辦新式學校，取代舊式私塾。袁世凱認為“教育為立國之本”，“小學尤為教育之本”。設立工藝局，主持全省各府州縣工礦實業的興辦與推行。設立農務處，倡導全省農業的改良。設立巡警局，創立近代巡警，推行全省。並在天津等大城市進行近代市政建設。引進西方司法制度，建立司法、審判體系。成立商會，建立近代化實業家組織。成立銀行，建立近代金融制度。等等。數年之內，直隸成了全國實行新政的模範省。 ^[57] 

袁世凱亦是全國推行新政的中堅，清政府授予他參與全國性政務的九項兼差，計有參與政務大臣、練兵事務大臣、辦理京旗練兵大臣、會議商約大臣、督辦（關內外、津鎮、京漢）鐵路大臣，督辦電政大臣（管理電報局、輪船招商局）、預備立憲的“編篡官制官”等。參與舉凡國家政務、政治、軍事、經濟、外交，以及當時的高科技近代交通、電訊等各領域事務的決策與管理。 ^[57]  袁世凱在任上提拔了大批“留美幼童”，如梁敦彥當上京奉鐵路總辦，他的同學唐紹儀被任命為天津海關道——北洋外交負責人，另一個同學蔡紹基被袁世凱任命為北洋大學總辦，詹天佑被袁世凱大力保薦為京張鐵路工程局總辦兼總工程師，在洋人覬覦、國內諸商爭辦的情勢下，精心籌劃建築了中國鐵路建設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意義的京張鐵路。 ^[74-75] 

袁世凱在設立直隸軍政司之後，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又奏請設立練兵處，主持全國的新軍編練，清廷任命他和奕劻、鐵良出任練兵大臣，他雖位居會辦，但實際是決策和指揮者，練兵處的辦事機構，即是由直隸軍政司的班底組成，三數年之內練成了北洋六鎮陸軍。隨後，又組織指揮了全國新編陸軍的南北會操。 ^[57] 

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袁世凱倡導，聯合湖廣總督張之洞等地方督撫會銜奏請廢除科舉考試製度，終結了傳統的科舉考試和八股取士制度。 ^[57] 

光緒三十、三十一年後，立憲運動高漲，袁世凱以倡導者的身份成為朝中君憲主張的領袖。光緒三十二年（1905年），清廷宣佈“預備立憲”，任命“編篡官制”官十七員，其中十六員為王公貴族和內閣、軍機處以及部院大臣，僅只袁世凱一人為地方大吏，但卻掌握了預備立憲、編篡官制日常運作的實權，“編篡官制”的辦事機構“編制館”的人員組成，從提調到各課委員，是清一色的袁氏人馬，而“編制館”的職責是：一、起草釐定官制的檔，二、閡定各方上進的“説帖”。立憲派的首領張謇稱他為中國的大久保利通。 ^[57] 

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在官制改革的主張遭受挫折之後，袁世凱繼續保持着主張君主立憲的熱情。同年8月，清廷召開御前會議，討論立憲事宜。鐵良以反對袁世凱的“急進”為由，與袁世凱發生激烈爭執。會後，袁世凱聯合奕劻，奏參鐵良阻擾新政，反而引起了慈禧太后的疑忌，袁世凱因而成為清廷眾臣的眾矢之的。11月，清廷頒佈上諭，改革官制，將兵部與練兵處等機關合併成立陸軍部，一切軍務歸之管轄，任命鐵良為尚書。陸軍部各司局員役中，有不少都是留日士官學生出身，袁系的人大為減少。陸軍部的成立，標誌着全國練兵的領導權從袁世凱手中轉入鐵良手中。袁世凱以退為進，主動奏請將第一、三、五、六鎮交與陸軍部直接管轄，但請求將最精鋭的第二、四兩鎮仍歸直隸統轄，得到清廷允准。 ^[72] 

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夏，袁世凱入直軍機處前夕，他上了請求趕緊實行立憲奏摺。“考察政治館”改為“憲政編查館“並隸屬軍機處之後，亦實際為袁世凱所掌握。 ^[57]  同年秋，發生“丁未政潮”，瞿鴻禨、岑春煊被逐，清廷上調袁世凱為軍機大臣兼外務部尚書，成為當朝宰輔。 ^[57]  此舉是清廷以明升暗降的方式削去了袁世凱最後的軍權，但因鐵良手中的士官生資源尚不夠雄厚，四鎮中的袁系幹部並未進行大的調整，而且繼任直隸總督楊士驤與袁世凱的私交很好，凡涉及直隸管轄的第二、四兩鎮軍務都向袁請示後再辦理，所以袁世凱對北洋六鎮仍有一定的影響力。 ^[72] 

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末，慈禧太后和光緒帝駕崩，在其“百日大孝”期間，攝政王載灃以“足疾”為由，命袁世凱開缺回籍。袁世凱返回河南，最初隱居於衞輝府汲縣，後轉至彰德（今河南安陽）洹上村，過起了賦閒垂釣的生活。他在彰德洹上韜光養晦，等待重新出山的時機。 ^[57] 

宣統三年（1911年），革命黨人武昌起義，成為袁世凱復出的契機。武昌起義後第四天，清廷重新起用袁世凱，授湖廣總督，命他馳赴前線會辦軍務，即僅只作為已經先期出京南下的陸軍部長蔭昌的副手，指揮鎮壓革命軍，而未授予他前線指揮大權，並派遣袁世凱的親信阮忠樞前來洹上勸駕。經過一番權衡，兩天後，袁世凱順利地拜折謝恩，正式應詔出山。附折向清廷提出了八項要求，其主要內容是，請求募集一支自已指揮的軍隊，調集一批將領，請撥餉需，請授予獨立指揮權，軍諮府、陸軍部“不可遙為牽制“等。 ^[57] 

九月初五日，袁世凱電奏清廷，定於初九日由洹上起程南下督師，電報説：“前敵軍務制勝，不敢詡操左券，但有報國一日，斷不至有北犯之慮”。並於初四、初五日先後兩致內容秘密長電，請求清廷，在此重大用兵時期，援歷朝成案“設軍務處為中央統一機關”，以慎密消息，迅速戎機，統一指揮。 ^[57] 

九月十一日，清軍與民軍在漢口激戰，袁世凱督師到鄂，駐節孝感蕭家港。這一天，上諭電達前線：“袁世凱現授內閣總理大臣，所有派赴湖北陸海各軍及長江水師仍歸袁世凱節制調遣。”同日，奕劻以下內閣大臣均上奏辭職。袁世凱取得了足以控制朝政與指揮軍隊的權力，他一面奏請朝廷停止進攻，一面命劉承恩給黎元洪寫信求和。 ^[25-26]  出任內閣總理之後，他立即派出以唐紹儀為首次的代表團，南下議和，先到武漢，最後到上海。袁世凱開出的談判底線仍是以清廷實行君主立憲，統一南北。 ^[57] 

12月18日下午，南北雙方代表在上海公共租界市政議事大廳正式開談。此為第一次議和會議，達成停戰為先，各自下令的一致意見。12月20日下午，雙方又舉行第二次會議。因停戰間將滿，雙方同意繼續停戰7天，時間為12月24—31日，這次停戰將陝、晉、川“皆包括在內”，是為第一個全國範圍的停戰協議。停戰問題談妥，雙方又轉入實質性談判。南北達成共識，召開國民會議表決有關問題。 ^[53]  12月29—31日，南北雙方就停戰具體執行、清帝遜位待遇和滿蒙回藏待遇等問題進行討論，特別對國民會議代表組成和開會地點反覆磋商，決議移入上海租界。 ^[54] 

另一方面，時到年底，革命黨人不能坐視新政權無人主持，又因為袁世凱一直對實行共和制沒有明確表態，不能馬上説服袁世凱放棄立憲制立場，所以南京政府只能另選他人主政。而12月21日回國的孫中山，成了主政的最佳人選。12月29日，各省代表會議在南京用無記名投票法選舉臨時大總統。參加選舉的有17省代表，每省1票，共計17票，孫中山以16票當選。 ^[55] 

儘管孫中山一再坦誠相告，可是袁世凱仍不相信，進一步探詢清帝退位後自己當選總統“有何把握”。針對袁世凱的擔心，孫中山於1月15日再次公開表示：“如清帝實行退位，宣佈共和，則臨時政府決不食言，文即可正式宣佈解職，以功以能，首推袁氏。”經過一番摸底證實，尤其得到孫中山明確保證後，袁世凱唯恐夜長夢多，便加快了逼宮的步伐。 ^[56] 

1912年2月6日，南京臨時參議院通過《清室優待條例》，12日，清廷被迫接受優待條件，並頒佈皇帝退位詔書，至此辛亥議和終獲成功。 ^[56]  在隆裕太后所頒佈的退位詔書中，袁世凱寫進了“即由袁世凱以全權組織臨時共和政府”一語，以示國家大統是從清朝接受下來的。袁世凱當即致電南京臨時政府和孫中山稱：“共和為最良國體”“永不使君主正體再行於中國”“大清皇帝既明詔辭位，業經世凱署名，則宣佈之日，為帝政之終局，即民國之始基“。1912年2月13日孫中山被迫向臨時參議院提出辭職。 ^[73]  15日，臨時參議院選舉袁世凱為臨時大總統。 ^[57] 

革命黨方面對於袁世凱對共和的忠誠程度自然是懷疑的。故孫中山在辭職時，提出了三個條件。第一，民國首都設在南京，臨時政府自然設於南京。第二，袁世凱到南京就職。第三，袁世凱必須遵守《中華民國臨時約法》。也就是，袁世凱必須離開他北方的政治基地，而且權力必須受《臨時約法》的約束。袁世凱完全明白，孫中山在宣佈辭職後，還領導制定《臨時約法》，把原來總統制的南京臨時政府改為內閣制，就是為他量身定製的。而當務之急，則是製造藉口，迫使南京方面接受他在北京就職。是以有北京兵變發生。民國元年（1912年）3月10日，袁世凱在北京接任臨時大總統，任命唐紹儀為內閣總理。4月21日，唐紹儀內閣成立，在此之前，孫中山正式解職。 ^[57] 

民國元年（1912年）9月，袁世凱力邀孫中山、黃興北上，在北京晤談，同包括黎元洪在內的四巨頭聯合發表《內政大綱》八條，其第一條就是“立國取統一制度”。民國二年（1913年），國民黨在國會選舉中獲勝，而黨首宋教仁卻被刺殺，國民黨由此發動“二次革命”，失敗。10月，國會選袁世凱為大總統。旋即解散國會，成立“政治會議”。 ^[57] 

民國初年，袁世凱亦在委曲求全和屈辱的情況下展開對外交涉，例如對俄的外蒙古交涉，對英的西藏交涉，對日的二十一條交涉，無不如此。尤其以二十一條談判為甚。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1914年8月6日中國政府宣佈對戰爭保持中立，1914年11月協約國日本軍隊佔領青島，民國四年（1915年）初，日本政府向袁世凱政府提出廿一條件，日本勢力企圖全面進入中國腹地。袁世凱逐條寫下批語，指示外交部據理談判，並希望以拖延手段，引起國際注意和歐美強國干涉。 ^{[57]  [77]  [81]} 

從1915年2月2日到5月7日，歷時105天，袁世凱政府與日方談判20多次。在談判中中國代表對日本的要求多有抵制。袁世凱政府採取各種辦法拖延時間並向社會各界透漏日本之無理要求，以期國際社會干涉此案，並喚起國內民眾輿論討伐日本，國內民眾反對《二十一條》的呼聲日漸高漲，1915年4月26日，日本代表提出最後修正案，做出一些小讓步。5月1日中國方面提出修正案，仍堅持自己的立場，於是日本政府刪削了對中國最為不利的第五號要求。 ^[27]  1915年5月6日，袁世凱在《大總統袁世凱致各省電》中稱：“……中國沿海港灣、島嶼不可讓與或租於他國、聘用日本顧問、中日合辦警察、軍械等為‘其制我死命最要之點’。在我國不宜因此決裂，蹂躪全局。但應盡心竭力，能挽救一分，即收回一分之權利。”日本政府終於惱羞成怒於5月7日向袁世凱政府發出最後通牒， ^[28]  限5月9日午後六時前答覆，否則將執行必要之手段。 ^[27]  此時的日本擺出大戰一場的姿態，軍艦在渤海一帶遊弋，山東、奉天兵力增加，關東戒嚴，日僑紛紛回國。5月8日袁世凱召集政府要員開會，袁世凱認為日本已收回對中國最為不利的第五號各條款，已非亡國條件，為避免開戰，所以接受日本條件。他説：

袁世凱大總統明信片(2張)

“……我國雖弱，苟侵及我主權，束縛我內政，如第五號所列者，我必誓死力拒。外交部恪守我的指示，堅拒到底，盡了最大之力……如今日人最後通牒已將第五條撤回，凡侵主權及自居優越各條亦盡力修改，並正式聲明將來膠州灣歸還中國。在南滿雖有居住權但須服從警察法令及課税各條亦與中國人一律。因此，與初案相比已挽回許多……我國國力未充，目前尚難以兵戎相見。故權衡利害而不得不接受日本之最後通牒，是何等痛心，何等恥辱！……經此大難之後，大家務必認此次接受日本要求為奇恥大辱，本卧薪嚐膽之精神，做奮發有為之事業。舉凡軍事、政治、外交、財政，力求刷新，預定計劃，定年限，下決心，羣策羣力，期達目的……希望‘埋頭十年，與日本抬頭相見’”。 ^[28] 

在日本的脅迫下，袁世凱政府於1915年5月9日迴應了日方的最後通牒，史稱五九國恥。此後，雙方分別準備簽約事宜，在條約文字內容上仍有不少折衝，最後於1915年5月25日在北京簽署《關於山東省之條約》、《關於南滿洲及東部內蒙古之條約》及13件換文，總稱《中日民四條約》。 ^[29] 

民國三年，約法會議通過《中華民國約法》，廢除《臨時約法》，賦予大總統以中央集權。之後，約法會議又制定《大總統選舉法》，把在大總統任期五年，可連任一次，改為任期十年，可無限制連任，大總統繼任人由大總統提名推薦等等。實際就是袁世凱可當終身大總統。然而至此，袁世凱仍不滿足，還要恢復帝制，自己當皇帝。

1915年12月，在國會、高校、民眾請願團、籌安會和各省國民代表的推戴下，準備建立君主立憲制。袁世凱多次揖讓，最終接受皇帝之尊號，準備成立中華帝國，以1916年為洪憲元年，行君主立憲政體，把總統府改為新華宮，並擬定《新皇室規範》，其中包括“親王、郡王可以為海陸軍官，但不得組織政黨並擔任重要政治官員；永廢太監制度；永廢宮女採選制度；永廢各方進呈貢品制度；凡皇室親屬不得經營商業，與庶民爭利。” ^[30]  然而，12月25日，表面支持帝制的蔡鍔和唐繼堯在雲南宣佈起義，發動護國戰爭，討伐袁世凱。貴州、廣西相繼響應，日本進行“倒袁”活動並扶植親日中央政府， ^[84-85]  3月份袁世凱被迫宣佈取消帝制，起用段祺瑞為國務卿兼陸軍總長，企圖依靠段團結北洋勢力，壓制南方起義力量，但起義各省沒有停止軍事行動。5月下旬袁世凱憂憤成疾，1916年6月6日，袁世凱因尿毒症不治而亡，時年57歲。同年8月24日正式歸葬於河南省安陽市。

袁世凱統治時期，在政治方面的主要舉措有：

袁世凱認為，“民國成立，宜以實業為先務”。他先後邀請民族工商業巨頭張謇、周學熙入閣，制定了一系列發展工商業的政策和法規，諸如《公司條例》《公司註冊暫行章程》《獎勵工藝暫行章程》《商人通例》等，促使了工商業的較快發展，贏得了資產階級的熱烈擁護。時人稱：“民國政府厲行保護獎勵之策，公佈工商業註冊條例，凡公司、商店、工廠之註冊者，均妥為保護，許各專利，一時工商業踴躍歡忭，鹹謂振興實業在此一舉，不幾年而大公司、大工廠接踵而起。”據統計，到政府註冊的工業公司，1912年為十四家，1913年為二十五家，1914年增為八十九家，1915年更增加到一百零二家，呈逐年上升之勢。實際數目遠不止此，因為當時註冊制度尚不健全，一些企業並未到政府註冊。 ^[60] 

1913年11月，袁世凱簽發了《保護華僑投資實業之通令》，聲稱：“此後各處僑民投資回國興辦實業者，應由各省行政長官通飭所屬從優待遇，協力維持。”從而大大刺激了華僑回國投資的熱情，所以1912—1919年間，僅華僑投資的企業就達1042家。原有的企業也在這一時期大為擴展。如以麪粉大王、紡織大王著稱的無錫榮宗敬、榮德生兄弟和南通張謇，都是在這一時期奠定雄厚基礎的。 ^[60] 

在袁世凱統治時期，興起了一股創辦實業的熱潮，民族工商業迅速向前發展，其發展速度超過以前任何時期。固然，袁世凱時期中國民族工商業發展迅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它和民國初年袁世凱政府制定的政策和措施是密不可分的。 ^[60] 

民國初年，袁世凱努力推行的一系列克服財政弊端之政策，主要有：

通過一系列財政措施，袁世凱穩定了全國的財政秩序，保證了中央財政的來源，亦使國家財政有所好轉。袁世凱統治時期，地方一般不敢輕易截留中央財税，財權由分散走向統一，中央政府財力日漸充裕。北洋時期，只有袁世凱執政的民國三至五年沒有財政赤字，説明他的財政力度很大，政策開始奏效。袁世凱死後，國家財政秩序復陷混亂。 ^[64] 

袁世凱為統一銀幣，於1914年開鑄新銀幣，財政當局規定新銀幣1元重7錢2分，即以庫平純銀6錢4分8毫加銅鑄為1元銀幣，幣面鑄袁世凱頭像，故稱“袁大頭”。按照規格鑄造的銀幣、形式、重量、成色都嚴格劃一，發行之後全國通行無阻，很快便取代了其他銀幣的地位。隨後，袁世凱政府通過中國、交通兩銀行同錢幣公會協商，自1915年8月1日起，以新幣行市代替以前的龍洋行市，其它銀幣或按新銀幣行市通行，或向中、交兩行兑換新幣，這使中國自鑄銀元的行市第一次達到統一。 ^[65] 

清末民初紙幣的發行非常混亂。清政府雖曾有過整頓紙幣的計劃，但未曾實施。1913年秋，熊希齡內閣作出了整頓決定，計劃以中央銀行的兑換券易兑濫發的紙幣。年底，向各省派出監理，監督地方財政和銀行，禁止再發濫幣。不久，熊希齡倒閣，袁世凱親理財政，進一步整頓濫幣。袁世凱政府先從整頓濫發紙幣最為嚴重的廣東入手。1914年6月從善後借款的鹽務税中拔出100萬鎊閒置資金作為準備，在廣州開設中國銀行分行，在廣東發行保值銀元券，以此回收廣東濫幣。經過一個月的回兑，把廣東濫發的3000餘萬元紙幣全數收回銷燬。貴州、江西等省則與中國銀行簽訂合同，以中行兑換券或幣制公債回收地方紙幣，也都取得了一定成效。即使是被日俄控制的東北三省，袁世凱政府也做出一定努力，以求有一些作為來取得一些改善。例如在黑龍江設立了中國銀行分行，在東三省發行銀元匯兑券，以回收日、俄及地方濫發的紙幣。只是袁世凱政府的財力有限，而且日俄及地方腐敗政府進行抵制，沒有完全達到預期目的。袁世凱政府還令中、交兩行在全國各省設立銀元兑換所，讓商民隨時以地方濫幣兑換兩行的兑換券。由於中、交兩行有充分的現金準備，發行的紙幣信用堅挺，商民樂於兑換，使近一時期的紙幣整理有了一定的進展。 ^[65] 

1914年2月7日，袁世凱政府公佈了《國幣條例》和實施《細則》，決定採取梁啓超提出的銀本位制，此外還着手整頓了中央銀行和交通銀行。但由於袁世凱稱帝引發護國運動，袁世凱從中、交兩行大量提款，導致兩行現銀準備空虛，引發1916年春夏的擠兑風潮（京鈔風潮），不僅打斷了幣制改革的進程，而且造成金融市場的狂瀾迭起。 ^[65] 

袁世凱認為，民國政局的社會風氣比清末更為敗壞，其主要原因在於綱常禮教被廢棄。辛亥革命爆發所導致的封建帝制潰崩，使得在短促的時間內社會處於一種失範狀態。伴隨着社會矛盾的不斷激化，中國急需重建一個穩定的社會秩序，而現實卻與之相左，故建立秩序便往往表現為在孔子的學説之下恢復秩序。這便是尊孔復古思潮出現的原因。當時以“力挽狂瀾，扶翼聖道”為宗旨的尊孔團體大量湧現，如上海的孔教會、北京孔社、山東孔道會、山西洗心社等等，孔教會是尊孔的主要場所，它一成立便得到教育部的批准。 ^[61] 

1913年6月，袁世凱下尊孔令，稱孔子為“萬世師表”。1914年9月28日，袁世凱明令京師和地方一律舉行“祀孔典禮”，京師由大總統致祭，各地由各省長官致祭，並親自到北京孔廟祭祀。 ^[61] 

袁世凱舉行傳統祭天儀式(13張)

1915年1月，袁世凱發佈《特定教育綱要》，在“教育要言”中提出：“各學校均應崇奉古聖賢以為師法，宜尊孔以端其基，尚孟以致其用。”“中小學教員宜研究性理，崇習陸王之學，導生徒以實踐。教科書宜採輯學案，以明尊孔尚孟之淵源。”“中小學均加讀經一科。”同年2月，袁世凱《頒定教育要旨》，以“愛國、尚武、崇實、法孔孟、重自治、戒貪爭、戒躁進“七項要旨”代替民國初年之教育宗旨。其中説：愛國即“誠心愛國勿破壞”，要求對“有形之破壞，凡一切邪説暴行，足以啓作亂之漸者，拒之勿聽，避之若浼，惡之若鷹鸇之逐鳥雀。無形之破壞，凡一切私心惡習，足以貽隳事之咎者，有則改之，無則加勉，視之如飢渴之於飲食。內外同心，上下同力，中華民國庶有賴乎！”關於“法孔孟”，説“吾人去聖既遠，舍誦法其言外，殆無以想見其人”。孔子以不好犯上作亂為仁之本，孟子教人以仁存心，以禮存心，古時禮本謂法，所以“吾國民誦習孔孟之言，苟於其所謂居仁由義而求得共和法，治國為人之真諦，將見朝野一心，共圖上理，由是揚國粹而躋富強，其道又奚待外求哉”。關於“重自治”，説要學習英王國人人能自治，要以英為範本。袁世凱死後，尊孔讀經的規定即被廢除。 ^[62] 

袁世凱復古的另一舉措是恢復祭天儀式。1914年12月20日，袁世凱頒佈“祭天告令”，表示：“古之蒞民者稱天而治，正以監視之有赫，示臨保之，尤與民主精神隱相翕合。”23日，袁世凱前往天壇，舉行祭天儀式。 ^[61] 

民國三年，袁世凱下令將關羽和岳飛合祀武廟，凡軍人宣誓大典都要在武廟舉行，建立了關岳廟。 ^{[78]  [83]} 

民國初年，報業一度十分繁榮，新聞自由甚至超越了當時世界上一些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1913年7月，“二次革命”爆發，袁世凱政府開始在各地大規模封禁國民黨系統及同情國民黨的報刊。由於上海各報多數在租界內出版，袁世凱政府不能直接查封，遂採取禁售的辦法，限制在內地發行。據統計，民國元年全國報刊約500家；至1913年底，全國繼續出版的報紙只剩下139家，比民國元年鋭減了300多家，新聞出版遭受到了重大打擊，史稱“癸丑報災”。 ^[63] 

1914年4月2日，袁世凱政府的內務部頒佈有《報紙條例》。這一條例共35條，主要規定：實行出版物批准制加保證金制，報刊不得刊載“淆亂政體”“妨礙治安”“敗壞風俗”“外交、軍事之秘密”等內容，所有報刊“應於發行日遞送警察署存查”。北洋政府的《報紙條例》實際上是套用了日本1875年制定的《新聞報紙條例》，且比日本的《新聞報紙條例》更為苛刻。1915年7月10日，袁世凱政府根據《報紙條例》的執行情況作了一些枝節性的修改，又以大總統的名義頒佈了《修正報紙條例》。1914年12月5日國務總理孫寶琦簽署頒佈了《出版法》，不僅把《報紙條例》中的限禁範圍擴大到所有的文字、圖畫等印刷品和出版物，而且規定更為苛刻。 ^[63] 

袁世凱任總統期間，在軍事方面有如下舉措：

1912年11月初，袁世凱在北京發佈政令剪髮，1914年6月，頒佈《勸誡剪髮規程六條》。 ^[79-80] 

袁世凱一貫主張禁毒禁賭。清末的煙館是重要的社交場所，風氣敗壞，直隸總督袁世凱在1907年5月19日上奏的《預籌革除鴉片折》中表示：“鴉片之害，荼毒生靈，虛糜金銀，不可勝計，實為中國貧弱之源” ^[31]  ，袁世凱所領導的直隸省設立了200餘個戒煙分所，先後剷除煙館800多個，查獲秘密販煙案1300起，在禁止種植罌粟方面，他多次頒佈曉諭，倘有偷種之户，立將煙苗劃去，地畝充公。當選民國總統後，袁世凱更是規定吸鴉片者立即戒除，販者分別停歇，種植者若不將煙田改種他物則一律治罪，凡官員故縱者，按情節輕重予以懲治，期間頒佈的《禁煙令》至少有七次之多。在禁賭方面，袁世凱自小站練兵時期就禁止軍隊賭博，在其制定的《簡明軍律二十條》中有兩條為罰律，其中之一即是關於賭博，犯者插箭責罰。直隸總督時期，在直隸師範學堂和小學堂《學堂條規》中規定學堂上下人等一概嚴禁賭博，違者由總辦分別責飭開革。任職民國總統後，袁世凱則以法令的方式禁賭，1912年6月頒發的《暫行新刑律》對賭博者、開設賭場者規定有不同的刑罰。 ^[32] 

袁世凱高舉“五族共和”的旗幟，成立蒙藏事務局（後改稱蒙藏院），管理蒙、藏等少數民族事務。 ^[71]  在外蒙古獨立並武力進攻內蒙古的情況下，袁世凱一面羈縻撫綏內蒙王公，一面調兵遣將擊退外蒙軍，從而穩定了內蒙古局勢，其後又頒佈《禁止私放蒙荒通則》和 《墾闢蒙荒獎勵辦法》，在內蒙古各地逐步推行大規模的放墾蒙地政策。 ^[68-69]  對於西藏分離的動態，袁世凱政府起初支持尹昌衡西征藏區，但在其尚未抵達拉薩前又向英國妥協，召開西姆拉會議，遺留下西藏問題。 ^[70] 

袁世凱統治時期外交的基本特徵是“維持外交”，其重要內涵有三個方面：

在袁世凱去世後不久，就有黃毅《袁氏盜國記》、胡思敬《大盜竊國記》等書籍刊行於世，著名思想家梁啓超亦給予袁世凱“東方式之怪魔的人物”、“國中極惡之極惡”、“最糟糕之統治者”等評價。 ^[34] 

中國國民黨領袖孫中山原本認為袁世凱是“民國之友”，四萬萬人“殊堪嘉佩” ^[35]  ，在宋教仁案以後孫中山一改對袁世凱的評價，認為其為“獨夫民賊” ^[1]  ，並譴責袁世凱“改毀約法，解除國會，停罷自治，裁併司法，生殺由己，於奪唯私；偵諜密佈於交衢，盜匪縱橫於邑都；頭會箕斂，欲壑靡窮，朋坐族誅，淫刑以逞；礦產鬻而國財空，民黨戮而元氣盡。軍府艱難締造之共和，以是壞滅無餘，而賊惡盈矣。” ^[36] 

蔣介石：“袁世凱是我們中國勢力最大的軍閥，爪牙遍佈於全國。他憑藉着國家元首的地位，私心自用，帝制自為，自以為可以成功。而結果為總理所領導的中華革命黨所打倒，袁世凱竟以恐懼而死。” ^[37] 

李大釗稱袁世凱為“一世怪傑”，並説他“以附和民意而再起者，卒以偽造民意而亡”。 ^[38] 

毛澤東的秘書陳伯達在1946年所撰寫的小冊子《竊國大盜袁世凱》，將其印發全黨，該書稱袁世凱為“近代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一種政治結晶，一個集中的黑暗影”“是各帝國主義在華的總工具”。 ^[2] 

1949年後，台灣史學界對袁世凱一生的評價亦基本上是否定的 ^[40]  ；而20世紀80年代前的大陸史學界亦運用階級分析的方法，評價袁世凱為“專制暴君”、“賣國賊”、“大地主大買辦階級代表人物”等。

80年代改革開放以後，史學界對袁世凱的評價不再是全盤否定，而是逐漸趨於多元化。對袁世凱的正面評價逐漸多了起來。其首先表現在於對袁世凱的主要污點如戊戌告密、竊取辛亥革命果實、刺殺宋教仁、簽訂二十一條等事實真相進行澄清，其次是肯定了袁世凱在中國政治、經濟、軍事、教育等各方面的近代化過程中的積極作用，以及他維護國家主權所作的努力。一些人認為，以往對袁世凱的評價，存在着全盤否定、苛求古人的錯誤，對此，他們提出了一些不同的評價和看法。

季雲飛認為，袁世凱“竊奪政權”的論斷“違背基本歷史事實”，這種“一刀切”式的史學研究方法“必須摒棄”。 ^[42] 

郭劍林認為，“正是由於袁氏北洋政府政治上的寬鬆政策，陳獨秀、李大釗、胡適、魯迅等一代新文化大師脱穎而出；蔡元培成功地改造了北京大學；邵飄萍、黃遠庸兩大新聞巨擘一則則“獨家新聞”、一篇篇時論文章眾口交傳；革命的報刊如雨後春筍般湧現——言論、出版、結社自由；毛澤東、周恩來等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在北洋時代的成長，也和袁世凱北洋政府寬鬆的文化政策、社會改革及社會文化心理失去平衡不無關係”。 ^[39] 

有學者將其稱為“揚袁抑孫”現象，並認為這些觀點有矯枉過正之嫌。 ^[43] 

祝曙光認為，袁世凱復闢的行為，“並不完全出於他的個人主觀願望，而是有現實基礎”，“不能過高地估計袁世凱稱帝的危害性，而是把袁世凱稱帝看作是建立真正意義上的共和國路途中必然會發生的一個歷史事件”。 ^[41] 

不少知名人士和歷史學家通過對袁世凱的瞭解和研究，採取了有褒有貶的評價方式。這些評價的共同點是：袁世凱本質上是擅長權術的舊派人物，同時也有愛國和民族主義的一面，對中國的近代化做出了貢獻，而他最大的敗筆在於稱帝。

袁世凱的英文秘書、著名外交家顧維鈞旅居美國時所撰回憶錄如是評價袁世凱：“袁世凱是軍人出身，曾任駐朝鮮總理交涉通商事務衙門總辦，僚屬中也有像唐紹儀先生那樣受過新式教育的秘書和顧問，但他完全屬於舊派。和頑固的保守派相比，他似乎相當維新，甚至有些自由主義的思想，但對事物的看法則是舊派人物的那一套。他以創練新軍和任直隸總督知名，是個實幹家、卓越的行政官吏、領袖人物。但不知為何他卻不喜歡旅行，從未到過長江以南。他為人精明，長於應付各種人物，但從未想過把才能應用在治理國家、使之走上民主化道路這一方面。” ^[44]  此外顧維鈞通過自己在外交談判中的親身經歷以及對袁世凱的觀察，指出袁世凱“是一個愛國者，即他在處理對外關係中，特別是對日關係中，唯恐喪失中國的主權。” ^[44] 

加拿大華人歷史學家陳志讓認為“袁世凱公開的目標就是要創建一個強大的中央政府，如果這意味着無視共和國的民主原則的話，那麼，他正是準備往此方向發展。袁世凱設想把中國建設成一個由他統一的強國的願望，是他愛國主義或民族主義本質的反映”，同時又説：“如果他在1911年結束其政治生涯，也許我們對他的評價還不至於那麼苛刻。然而，就史實而言，他既不能作為一個政治家、也不能作為一個誠實正直的人而受到我們的尊敬。甚至袁世凱為其自身的利益所作的努力亦遭失敗，這就是一個鐵腕人物的結局。” ^[45] 

美國歷史學家費正清主編的《劍橋中華民國史》評價袁世凱説，“雖然袁有個人野心，也熱望貫徹他自己在中國政體應該如何組織這個問題上所持的觀點，但他還不是極端利己主義者，不要求別人屈從和諂媚。他冷酷無情，為了政治目的殺人如草菅。而他個人的種種工作聯繫卻是親切、隨和的。他重視下屬在政治上對他的忠誠，但並不鼓勵對他個人的廣泛崇拜。作為總統，他的種種過分行為，與其説是由於自我誇大引起的，還不如説是由於嚴格的官僚政治的觀點引起的。” ^[46]  至於袁世凱為何遲遲不能認識到決定稱帝是一件無益的事，這“既可以歸咎於受到野心的矇蔽，也可以歸咎於頑固堅持對中國國情的獨特分析，兩者都一樣恰當。” ^[46] 

美籍華人歷史學家唐德剛認為袁世凱是一個“‘治世能臣，亂世奸雄’的曹操型的人物” ^[33]  ，評價他是“第一流的行政管理人才。大小政務一把抓。事必躬親。其為人也，雖乏遠大的政治理想，然亦雄才大略，知人善任，不治私產。雖妻妾眾多，然並不沉湎於酒色。對詩詞歌賦，他也頗能哼兩句，但不搔首弄姿，以詠吟自傲；更無玩物喪志的惡習，收藏什麼古董字畫，品簫吹笛，風流自賞。平生所好，唯抓權秉政；縱橫捭闔，他確是個不折不扣的政治動物，對政敵的鬥爭，也你死我活，初不稍讓。”唐德剛寫道：“袁世凱晚年之做皇帝，和汪精衞晚年之做漢奸，異曲同工，都是一失足成千古恨。流芳百世，和遺臭萬年，契機只在一念之間。悲夫。” ^[47] 

春節是中國的傳統佳節，有關資料記載，春節在中國已經有4000多年的歷史，而現行的春節卻歷史很短。1913年，袁世凱批准以正月初一為“春節”，並同意春節例行放假。

在民國總統的正式選舉中，袁世凱獲勝，孫中山敗北。1913年(民國二年)7月，當時北京(民國)政府任內務總長的朱啓鈐向“大總統袁世凱”呈上一份四時節假的報告，稱：“我國舊俗，每年四時令節，即應明文規定，擬請定陰曆元旦為春節，端午為夏節，中秋為秋節，冬至為冬節，凡我國民都得休息，在公人員，亦准假一日。”

但袁世凱只批准以正月初一為春節（因當時是“五族共和”，端午等漢族節日列為全國節日不妥），同意春節例行放假，次年（1914年）起開始實行。自此，夏曆歲首就由以往的“過年”改成了“春節”。 ^[48] 

世人皆知，助成袁世凱帝制者，是楊度、孫毓筠、嚴復、李燮和、胡瑛、劉師培等所謂的“籌安會六君子”。然而，袁世凱復闢帝制的中堅力量卻是他的“十三太保”。他們是： ^[49] 

袁世凱共有1妻9妾，共生了17個兒子、15個女兒；17個兒子又為袁世凱生了22個孫子、25個孫女，兒孫總和達79人。袁世凱的正室於氏不受寵愛，袁世凱長期不與她同房，而袁世凱的大姨太沈氏和五姨太楊氏最受寵愛，尤其是大姨太沈氏。袁世凱的子女管於氏叫“娘”，管生母叫“媽”，而對於大姨太沈氏則稱為“親媽”。袁世凱還有3個朝鮮姨太太。關於袁世凱妻妾子女的家庭生活在其女兒袁靜雪所寫文章《我的父親袁世凱》中有詳細敍述。 ^[50] 

主詞條：安陽袁林

袁林位於河南省安陽市境內的太平莊，是中華民國第一任總統袁世凱的墓地所在。袁林的建築“仿明陵而略小”。墓園建築最大的特點是中西合璧，堂院前的部分是明清皇陵的風格，堂院後的墓園部分則具有西洋建築特色，整體看來非常別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