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熙

咸豐二年（1852年）七月二十五日，李熙出生於朝鮮首都漢城（今韓國首爾）的貞善坊私第（興宣君府，李熙即位後改稱雲峴宮），大名載晃，乳名命福 ^[3]  ，父親是興宣君李昰應（後為興宣大院君），母親是郡夫人閔氏（後為驪興府大夫人）。 ^{[1]  [4]}  還有一位庶兄李載先和嫡兄李載冕。

李命福本來只是王室的旁支，幾乎沒有繼承王位的可能。從血緣上來説，他是朝鮮仁祖的九世孫；從宗法上來説，他是朝鮮肅宗的六世孫（他的祖父南延君李球被過繼給英祖的孫子、延齡君的嗣孫恩信君李禛），和王室嫡系的關係已經很疏遠了。由於前任國王——朝鮮哲宗李昪無嗣而薨，李命福便在種種因素的綜合作用下登上朝鮮王位。

朝鮮王朝自正祖李祘死後，王權旁落，朝政由外戚安東金氏把持，是為勢道政治。李命福的生父李昰應生活在安東金氏的陰影下，過着懷才不遇的生活。李昰應原本就知道哲宗體弱多病，兒子又全部夭折，欲乘隙奪取王位，於是他極力裝瘋賣傻，一方面在安東金氏的高壓下苟全性命，另一方面矇騙了趙大妃等一干權貴，使他們認為李昰應是無能之人而放鬆了對他的警惕。哲宗去世前夕，李昰應的活動更加頻繁了。當時，趙大妃與哲宗時掌握朝政的安東金氏眾臣金左根、金興根等不和，李昰應就積極勾結趙大妃身邊的宮女，對趙大妃多番獻計，表示若任由金氏眾臣擁立其它王族子孫為王，以承哲宗大統，不但讓金氏眾臣坐擁大權，而且翼宗（孝明世子）的世系也會因而斷絕。但若以他的兒子為王，便可杜絕金氏掌權的野心。李昰應長期以來的夤緣終於收效，趙大妃為其所動。 ^[6]  同治二年十二月初八日（1864年1月16日）卯時，哲宗薨逝。趙大妃收走國璽，於午時召見重臣於熙政堂，宣佈立興宣君第二子命福為新王，繼承翼宗大統，派領議政金左根、都承旨閔致庠去興宣君家接他入宮。 ^[7-9]  當時李命福正在放紙鳶，聽到宣旨時大為驚疑，接旨後，李昰應與其妻跪着撫摸李命福之手説：“從此不得執此手！”在乘輦入宮之時，李命福看見衞士驅逐百姓，便命令衞士不得驅逐百姓，允許百姓圍觀，一時歡聲如雷。 ^[10] 

李命福入宮後，並未立刻繼位。他先被封為“翼成君”，十二月十二日行冠禮。 ^[4]  十二月十三日（1864年1月21日），改名為熙（正寫為“㷩”_{【其中的“己”是“已”】}）。 ^[11-12]  同日辰時，李熙穿上冕服，即位於昌德宮之仁政門，是為高宗。 ^[13]  就這樣，本來與王位無緣的高宗李熙在生父李昰應的操縱和趙大妃的支持之下，登上了朝鮮王朝第26代國王的寶座。同治三年（1864年）九月九日，宗主國清朝所派使臣户部左侍郎皂保、正白旗漢軍副都統文謙（傅恆的玄孫）冊封李熙為朝鮮國王。 ^[14-15] 

朝鮮高宗書法(3張)

高宗李熙即位時，只有12歲。由養母趙大妃垂簾聽政；又封其生父李昰應為興宣大院君，贊襄政務。同治五年（1866年），趙大妃撤簾，大院君遂獨攬大權，在政治、經濟、文化各個方面進行改革（參見詞條大院君改革），試圖修補朝鮮封建王朝的大廈；又厲行閉關鎖國路線和宗教迫害政策，掀起“丙寅邪獄”，屠殺大量天主教徒。此時朝鮮已經面臨着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侵略的危機，先後發生了美國、法國等國叩關的舍門將軍號事件、丙寅洋擾、辛未洋擾，或被朝鮮擊潰，或無果而終，更加堅定了大院君實行鎖國政策的決心，他下令在全國各地豎立“斥和碑”。此外，大院君還拒絕接受明治維新以後的日本所遞國書，事實上斷絕了與日本的關係。高宗即位之初的朝鮮王朝，在大院君的鐵腕政治和改弦更張下，似乎重現了生機。 ^[16] 

高宗本人在父親大院君掌權的狀況下，形同傀儡，只能在一日三次的經筵中接受儒家教育。開設經筵的時間是早上7時至9時，中午11時至1時，下午2時至4時。在此期間，高宗寵幸了一個比他大近十歲的宮女——李順娥，終日和她廝混，而他的王妃則是大院君給他安排好的姨母輩親戚閔氏。同治五年（1866年）三月，高宗和閔氏行嘉禮，閔氏即有名的明成皇后，通稱閔妃。 ^[17] 

作為一樁生父包辦的政治婚姻，高宗起初冷落閔妃。同治七年（1868年），高宗和李順娥生了他的第一個兒子，即完和君李墡。但很快高宗又離開李順娥，轉而垂青閔妃，最終導致閔妃干政。 ^[18] 

閔妃在被冷落的三年時光裏遍覽宮中書籍，尤其是《左傳》等中國古代歷史著作，她被高宗寵幸以後，便逐步涉入政壇。由於子嗣問題，閔妃和大院君矛盾漸起。大院君為防止王妃權力膨脹的局面出現，有意立高宗的庶長子李墡為王世子。這使閔妃和大院君產生了根本的對立。閔妃先使高宗與自己牢牢站在同一陣線，又凝聚自己的孃家——驪興閔氏的勢力，逐漸形成外戚集團，同時糾合被大院君趕下台的安東金氏、豐壤趙氏等家族的力量，準備與大院君抗衡，推翻其政權，而大院君卻對閔妃的實力估計不足。同治十二年（1873年）十一月五日，閔妃利用崔益鉉批判大院君之上疏，鼓動高宗宣佈“親政”，發動宮廷政變，將大院君逼退並趕出京城。高宗一直站在閔妃一邊，而他自己生性懦弱，對閔妃言聽計從，所以實權由閔妃掌握。從此朝鮮王朝進入了名義上由國王高宗親政，實際上為閔妃外戚集團統治的時代。 ^[19] 

高宗畫像(10張)

閔妃在奪權後不久就生下王子李坧（後來的純宗）並很快立為世子，權勢日益鞏固。閔妃集團掌權後便着手將大院君時代的各種政策次第廢除，同時也開始調整鎖國政策，開始與日本接觸。光緒元年（1875年）八月，日本所派軍艦“雲揚”號等3艘軍艦與朝鮮江華島、永宗島之炮台交火，史稱“雲揚號事件”。此事引起了朝鮮全國上下的極大震驚和不安，朝中分成以閔奎鎬等閔妃集團官員為首的主和派和金炳學等大院君派系官員為首的主戰派，就這一事件爭論不休。高宗和閔妃本來就傾向於開放國門，最終彈壓了國內的示威者，採納了主和派的意見，於光緒二年（1876年）二月簽訂《江華條約》。條約中規定朝鮮開放港口以及日本在朝鮮享有的領事裁判權等，嚴重破壞了朝鮮的主權，是朝鮮淪為日本殖民地的前奏；同時使朝鮮打開了國門，一步步走上近代化道路。 ^[20] 

高宗和閔妃的對外開放政策很快引發朝鮮國內強烈的反彈。早在《江華條約》簽訂前，就有崔益鉉、張皓根等人率儒生在王宮門前“持斧上疏”，堅決反對同日本談判乃至締約。隨着朝鮮的逐漸開放，終於引發了大規模的抗議事件——辛巳斥邪運動。光緒六年（1880年），禮曹參議金弘集作為修信使率團訪問日本，商談仁川開港、米穀禁運、修改關税等問題。他回國時，帶回一本清朝駐日公使館的官員黃遵憲所寫的小冊子，名為《朝鮮策略》。黃遵憲建議朝鮮同中國、日本和美國合作，引進西方先進技術，加強自己的防衞能力，以阻遏沙皇俄國向南擴張，高宗對此深表贊同，並打算對內實施“開化政策”，對外同美國建交。然而，《朝鮮策略》在朝鮮一披露，就引發了朝鮮政界和學界的軒然大波。其中“耶蘇、天主之學，猶吾教有朱、陸”一句，更是激怒了朝鮮的廣大儒生，他們認為用基督教這類的“邪教”來類比儒教是對儒教的侮辱。於是，以李晚孫為首的300多名慶尚道儒生在光緒七年（1881年）上“萬人疏”，借抨擊黃遵憲、金宏集以抵制對外開放政策，宣稱“和倭即和洋，和洋即拜跪犬羊也”。不久，各地的儒生紛紛上疏，高舉“衞正斥邪”的旗幟，批判《朝鮮策略》及政府的對外開放政策。高宗對“辛巳斥邪運動”進行嚴厲鎮壓，李晚孫等十多名儒生被扣上“謗訕朝廷”的罪名而發配荒島或邊地，洪在鶴由於上疏言辭激烈而被判為“犯上不道”並斬首示眾。 ^[21] 

高宗鎮壓上疏儒生引發了儒林對政府的極大不滿，而蟄伏待機的大院君正欲利用此機會興風作浪。大院君的黨羽早已於同治十三年（1874年）正月在景福宮縱火，迫使高宗將王宮搬回昌德宮；同年十一月，他們又送去炸彈炸死了閔妃之兄閔升鎬及閔妃之母李氏。辛巳斥邪運動被鎮壓後的光緒七年（1881年）八月，大院君親信安驥泳等企圖發動政變，廢黜高宗，另立大院君庶長子李載先為新王。其計劃後被泄露，安驥泳等人被逮捕並被凌遲處斬，李載先在流放途中被賜死。不過大院君本人未受影響。 ^[22] 

但是，對外開放畢竟是時代潮流，儒生的反對意見也無法扭轉歷史變革的車輪了。高宗於光緒七年（1881年）派“紳士遊覽團”去日本考察行政、軍事、教育、工業和技術體制。與此同時，應清朝的要求，另一批由吏曹參議金允植率領的60名朝鮮青年訪問中國，主要是研習製造和操作新式武器的技藝。同年還模仿清朝總理衙門，設立“統理機務衙門”，落實各項“開化政策”；又創設新軍別技軍，由日本教官堀本禮造負責訓練。光緒八年（1882年）四月，朝鮮與美國簽訂《朝美修好通商條約》，隱士之國正式對西方打開了國門。條約簽訂後，英國、德國、俄國、意大利、法國、奧匈帝國、比利時、荷蘭、丹麥等國接踵而來，與朝鮮簽訂了類似條約，至此，朝鮮的門户全面開放。 ^[23] 

朝鮮開港以後，進入一個空前複雜動盪的時期，亂局首先自內而起。閔妃集團掌權後非常腐敗，史書記載當時的朝鮮宮廷“每夜曲宴淫戲、保佑巫祝，工瞽歌吹媟嫚，殿庭燈燭如晝，達曙不休” ^[24]  ，因此“大院君之多年蓄積充溢豐富之各庫，一掃而空”。 ^[25]  朝鮮國庫積蓄蕩盡，無餉米供養軍隊，五營軍餉短缺13月，不少軍人無法度日。而由日本教官訓練的新軍——別技軍則裝備精良，待遇優厚，引起舊五營軍人的不滿和怨恨。光緒八年（1882年）春季，朝鮮發生大旱，又有“馬入宮中”的凶兆發生 ^[26]  ，京城內人心惶惶，傳説該年將有兵災。該年六月九日（陽曆7月23日），已經連續十三個月沒有領到餉米的漢城五營士兵積怨爆發，同市民一起發動暴動，是為“壬午兵變”。大院君利用這次兵變重掌政權，閔妃逃出宮廷，閔妃集團要員閔謙鎬、李最應、金輔鉉、閔昌植被殺，日本駐朝公使館遭到圍攻，公使花房義質等逃到日本。七月，宗主國清朝出兵干涉，逮捕大院君到中國接受審訊，鎮壓了兵變，並同朝鮮締結《中朝商民水陸貿易章程》，在仁川、元山、釜山等地設立租界，確立清朝在朝鮮半島的優勢地位；日本亦出兵問罪，迫使朝鮮簽訂《濟物浦條約》，不僅得到朝鮮的賠款、謝罪，還獲得了在朝鮮的駐軍權。閔妃則從忠州回到宮廷，與其外戚繼續把持朝政。 ^[27] 

稱帝以前的高宗照片(10張)

壬午兵變被平定後，高宗痛心疾首，向臣民下達“罪己綸音”，深刻反省自己的種種過失，宣佈他將“洗心滌慮，懲前毖後，政令之從前不便於民者，悉令除之，擇循良之吏，以牧羣生，講究實效，思與一國更始”。 ^[28]  因此，壬午兵變可以説是朝鮮一個全新的開始，至此以後，大院君為首的頑固守舊派的勢力基本被肅清，在高宗“一國更始”的倡導下，朝鮮社會中開始形成開化和改革的氛圍，全面啓動了近代化之路。然而，在圍繞近代化的路徑上，朝鮮分成兩派，一派是走中國洋務運動路線的“事大黨”，閔妃集團和所謂“穩健開化派”金允植、金弘集、魚允中等屬於其中，另一派則是走日本明治維新路線的“開化黨”，由年輕官僚金玉均、樸泳孝、洪英植等“急進開化派”構成。在事大黨的主導下，朝鮮繼續展開漸進式的改革，設立內衙門（先後名為統理內務衙門、統理軍國事務衙門、內務府）、外衙門（先後名為統理衙門、統理交涉通商事務衙門），開辦外交、通商、海關等事務，代購洋槍洋炮，代訓新軍，培養朝鮮的軍事人才。開化黨人受到壓制，急欲從閔妃集團手中奪權，並驅逐清朝在朝鮮的勢力，遂勾結日本駐朝公使竹添進一郎，於光緒十年十月十七日（1884年12月4日）發動“甲申政變”，殺事大黨大臣六人（閔台鎬、趙寧夏、閔泳穆、尹泰駿、韓圭稷、李祖淵，另有閔泳翊被砍成重傷），挾高宗發佈開化政綱。閔妃及事大黨向駐朝清軍求援，袁世凱指揮駐朝清軍於十月十九日平息政變，開化黨人或死或逃。事後朝鮮與日本締結《漢城條約》，清朝與日本締結《天津會議專條》，確立了中日在朝鮮半島對峙的格局。 ^[29] 

甲申政變之後，朝鮮與清朝的矛盾又起。當時，清政府眼見英亡緬甸，法並越南，日吞琉球，中國的藩屬國惟獨朝鮮尚存，亦有俄國、日本虎視眈眈，再加上朝鮮戰略位置重要，為東北、華北之屏障，所以決定力保這一最後的屬邦，加強了對朝鮮內政、外交的控制。清朝派遣袁世凱以“駐紮朝鮮總理交涉通商事宜”頭銜坐鎮朝鮮，干涉朝鮮外交、通商等事務，儼然監國大臣。這引起了高宗和閔妃的不滿，他們接受德國籍顧問穆麟德的“聯俄拒清”方針，釀成朝俄密約事件。清朝不得不罷斥穆麟德，並於光緒十一年（1885年）放回興宣大院君以牽制閔妃。 ^[30] 

當時朝鮮半島局勢十分複雜，清朝雖然是朝鮮的宗主國，但是日本、英國、俄國、美國的勢力不同程度地滲透朝鮮半島，先後發生了巨文島事件、兩次朝俄密約事件、派使西國之爭、防谷令事件等國際爭端，對清朝的宗主國地位構成嚴重威脅。針對這些狀況，清廷於光緒十六年（1890年）出台了所謂朝鮮“整頓事宜六條”：1、精練水陸各軍；2、東三省興鐵路；3、該國税司由中國委派；4、該國派使應守屬國體制；5、阻止該國借外債；6、匡正該國紕政，但慈禧太后表示除了練兵與興鐵路外都是空言，要求再議。 ^[31]  清廷駐朝官員袁世凱不遺餘力地貫徹清廷的對朝干涉政策，與朝鮮王室的矛盾因而日益加劇，以致發生了袁世凱密謀廢黜高宗、另立大院君之孫李埈鎔為國王的事件。 ^[30] 

甲申政變以後10年間，朝鮮表面上處於一個相對平靜的時期，而內部卻潛藏着深刻的社會危機，朝鮮王朝的封建統治正在加速潰爛之中。這一時期，改革事業空有其名而停滯不前，以高宗和閔妃為首的朝鮮統治者更加貪圖享樂，醉生夢死，賣官鬻爵，官場賄賂公行，爾虞我詐，科舉考試完全淪為了兩班貴族的交易場所。 ^[32-33]  儒生學士接連上疏痛陳朝政之紊亂，而高宗與閔妃共閲奏章，“見有鯁辭，則動以逆賊目之而加罪” ^[34]  ，李建昌、權鳳熙、安孝濟、樸始淳、張炳翊等上書言事者均被嚴刑竄配。朝鮮商人不堪日本等國的經濟侵略，於光緒十六年（1890年）和光緒十九年（1893年）舉行“撤棧”罷市鬥爭，反對日本商人進入京城，但未能如願。而被政府嚴禁的宗教組織東學道更是接二連三地舉行示威活動，甚至於光緒十九年（1893年）在光化門“伏閣上訴”，在漢城到處張貼趕走外國人的標語，導致“在漢洋人均大恐，日人多攜刀晝行，尤騷訛”的狀況。 ^[35]  東學道又在報恩郡揭起“斥倭洋倡義”的大旗，最後被朝鮮政府以軟硬皆施的方式鎮壓下去。朝鮮的社會矛盾猶如干柴一般不斷累積，終於引發了光緒二十年（1894年）的東學黨起義（甲午農民戰爭），而窺伺朝鮮已久的日本也由此獲得了控制朝鮮的大好良機。

稱帝以後的高宗照片(14張)

光緒二十年（1894年）正月十日，朝鮮全羅道古阜郡發生了反對郡守趙秉甲暴政的民亂，進而發展成大規模的農民起義，起義由東學道領袖全琫準領導，他們多次打敗官軍，迅速席捲了朝鮮南部三道，甚至攻佔了朝鮮王室的老家——全州。高宗急忙向清朝借兵。不久，朝鮮政府與起義軍議和，達成了全州和議，而日本亦不請自來，與駐朝清軍形成對峙。六月二十一日，日軍突襲漢城景福宮，挾持高宗及閔妃，抬出大院君組建新政府。新政府停用光緒年號，改以開國紀元，宣佈廢除與清朝簽訂的一切條約，朝鮮將依賴日軍將清軍逐出朝鮮領土。六月二十三日（陽曆7月25日），日本不宣而戰，襲擊了朝鮮豐島海面的清軍運兵船，挑起甲午中日戰爭。八月十六日，日軍在平壤之戰中大敗清軍，迫使清軍退出朝鮮半島。隨後東學黨再次起兵抗日，日軍同朝鮮官軍聯手鎮壓了東學黨起義。在清軍退出朝鮮前，無論是大院君還是高宗、閔妃，都暗中寄希望於清軍獲勝，高宗在日軍佔領景福宮後就派閔商鎬去天津求援 ^[36]  ，同時指示平安道觀察使閔丙奭將求援密電轉達清朝北洋大臣李鴻章。 ^[37]  平壤失守後，大院君和高宗等人給閔丙奭寫的要求他協助清軍的密信都被日軍繳獲，導致高宗處境更加被動。 ^[38] 

與此同時，朝鮮親日政府實行了一系列近代化改革措施，史稱“甲午更張”。開國五百三年（1894年）十月，井上馨出任日本駐朝公使，他向朝鮮政府公開了日軍在平壤繳獲的密信，大院君被迫下野，高宗和閔妃也受到敲打，不得不對私通清軍表示悔意。隨後井上馨又出籠了《內政改革綱領二十條》，以“協助改革”的幌子來加緊對朝鮮的控制，還將曾參與甲申政變的親日分子樸泳孝、徐光範安插進政府中，導入內閣制以進一步限制王室的權力。 ^[38]  開國五百三年十二月十二日（1895年1月7日），高宗在井上馨的壓力下誓告宗廟，宣佈《洪範十四條》，其中第一條就是“割斷附依清國慮念，確建獨立自主基礎”，正式宣告朝鮮半島與中華帝國上千年的宗藩關係的終結。而其餘諸條則大部分都是對君權的限制。 ^[39]  十二月十七日，高宗的稱號由“國王殿下”晉升為“大君主陛下”，王妃改稱“王后”，王大妃改稱“王太后”，王世子改稱“王太子”。 ^[40]  儘管稱謂規格提高了，但高宗的權力已經被日本人及朝鮮親日政府削弱。

甲午戰爭後，高宗和閔妃對中國徹底失去了依附的信心，他們看到日本在俄國的干涉下被迫將遼東交還給中國，又對俄國產生了幻想。為了奪回權力，高宗和閔妃開始“引俄拒日”。開國五百四年（1895年）閏五月，朝鮮政府以策劃暗殺閔妃為由下令逮捕內部大臣樸泳孝，樸泳孝被迫亡命日本，親日政府亦隨之解散，失勢一年的閔妃得以重掌大權。隨着閔妃日益親俄，日本方面開始策劃謀殺閔妃。開國五百四年八月二十日（1895年10月8日）拂曉，新任日本公使三浦梧樓策劃日本士兵、浪人挾持大院君衝入景福宮，在乾清宮亂刀砍死了閔妃，並澆上煤油點火焚屍，而後將骨灰拋撒於池塘中。於是金弘集為首的親日政府重新成立，將高宗軟禁起來並逼迫他下詔廢閔妃為庶人，史稱“乙未事變”。 ^[41] 

乙未事變的真相暴露以後，引起了朝鮮人民的無比憤慨，反日情緒陡然升級。特別是金弘集親日內閣宣佈實行太陽曆，並建年號為“建陽”，同時還宣佈了“斷髮令”，要求朝鮮人民斷髮易服，這一連串的改革措施表面上是推行近代化，實際上卻被朝鮮人民普遍認為是日本指使下的同化政策，因此極大地刺激了朝鮮人的民族感情，甲午更張以來積累的社會矛盾如火山般噴發出來，人們高舉“為國母報仇”和“頭可斷，發不可剪”的口號，掀起了第一次義兵運動（乙未義兵）。日本人在朝鮮逐漸站不住腳，而金弘集內閣亦是搖搖欲墜。親俄派李範晉、李完用等人利用混亂的局勢渾水摸魚，收買宮女和宦官對高宗加以勸誘，高宗遂於建陽元年（1896年）2月11日清晨和王太子乘坐宮女轎子偷偷逃出被日本人控制的景福宮，來到貞洞俄國駐朝公使館，史稱“俄館播遷”。高宗下令將親日內閣成員全部免職，並將其中5人定為“逆賊”。逆賊五大臣中總理大臣金弘集、農商工部大臣鄭秉夏被巡檢處死，內部大臣俞吉濬、軍部大臣趙羲淵、法部大臣張博逃亡日本。至此，朝鮮親日政府垮台，日本在朝鮮的地位有所下降，俄國及朝鮮親俄派的勢力膨脹。此後日本與俄國先後簽署了小村-韋貝協定、山縣-羅巴洛夫協定、西-羅仙協定，協調兩國在朝鮮的勢力範圍和各種利益，日俄在朝勢力達到相對平衡狀態。這為後來高宗稱帝創造了條件。 ^[42] 

建陽二年（1897年）2月20日，高宗搬出俄國公使館，不過沒回景福宮，而是遷到貞洞慶運宮（今德壽宮），這是因為貞洞為各國使館所在地，而高宗害怕再度發生類似“乙未事變”的事件，遂遷到慶運宮以尋求各國保護。高宗還宮後，親俄派勢力有所萎縮，而先前掣肘高宗的勢力如興宣大院君、閔妃、日本人亦消亡或削弱，所以此時的高宗終於擺脱了傀儡的地位，獲得了實權。高宗決定採用“皇帝”之尊號，與中日兩國分庭抗禮。建陽二年（1897年）8月16日，高宗下詔改元“光武”。光武元年（1897年）10月12日，高宗李熙穿上12章袞冕，在圜丘壇祭天並即皇帝位，冊封王后閔氏為皇后（諡號為“明成皇后”），王太子李坧為皇太子。 ^[43]  次日頒詔書，改國號為“大韓帝國”，沿襲中國明朝的典章制度。 ^[44-45]  高宗遂成為朝鮮半島歷史第一個正式稱帝的君主。

隨着大韓帝國的建立，韓國_{（本詞條中，1897年—1910年稱“韓國”）}的各種政治力量重新改組。高宗廢除了甲午更張時期引入的責任內閣制，恢復了議政府制度，着手恢復君主專制體制。高宗雖然重用沈舜澤、金炳始、尹容善、趙秉世這些元老大臣，但卻對他們敬而遠之，只奉尊位，不予實權。高宗倚靠的是當時以資本主義列強為背景的各種政治派別，包括趙秉式、閔種默為首的親俄派，李址鎔、俞箕煥為首的親日派，閔商鎬、閔泳煥為首的親美派，另外還有李容翊、李根澤等人所組成的君王近側派，君王近側派裏面也有李容翊和李根澤的對立。高宗利用這些派別對內相互牽制，以強化自己的專制皇權；對外讓他們與不同國家打交道，以平衡各國（尤其是日俄）在韓勢力，避免獨大一方以威脅大韓帝國的獨立地位。 ^[46] 

隨着韓國的近代化不斷深入，湧現了“獨立協會”這種資產階級性質的政治團體，他們舉行“萬民共同會”這樣的大規模羣眾集會，要求對內實現政治民主和經濟富強，對外不依靠外國，實現真正的獨立自主。獨立協會自然引起了高宗及守舊大臣的反感，光武二年（1898年）12月，高宗出動軍隊解散了獨立協會的集會，同時宣佈取締獨立協會，獨立協會領導人李承晚等被捕下獄。朝鮮半島歷史上出現的第一次民主政治的道路就這樣被高宗關閉了。隨後，大韓帝國又於光武三年（1899年）8月17日出台了所謂《大韓國國制》，明確規定了韓國實行“專制政治”“無限君權”。高宗的權力至此達到頂峯。高宗也並非不改革，他稱帝后實行了“光武改革”，在經濟和軍事上推進近代化並取得一定成效，但這一切都是維護專制制度為根本前提的，也就是所謂的“舊本新參”路線（以舊制為根本，參酌新事物）。 ^[47] 

高宗稱帝以後到日俄戰爭爆發的數年時間，朝鮮半島又一次處於相對穩定的狀態。然而此時韓國社會雖然沒有出現光緒二十年（1894年）到建陽元年（1896年）的大混亂，但仍動盪不安。東學黨的部分殘餘以“英學黨”的名義在全羅道一代不斷舉行農民暴動，光武二年（1898年）濟州島又爆發了“南學黨”領導的房星七之亂，活躍於南部的“活貧黨”也不斷進行“劫富濟貧”的活動，令韓國政府十分頭疼。 ^[48]  光武二年（1898年）9月又發生“茶毒事件”，親俄派官員金鴻陸指使廚師孔洪植等人在高宗的咖啡中下毒，但沒有成功，金鴻陸被處死；而亡命日本的樸泳孝、俞吉濬等親日派也蠢蠢欲動，多次圖謀潛回國內，發動政變廢黜高宗，因此在日亡命的政治犯也是當時高宗面臨的一個難題。 ^[49]  除了韓國內部的暗潮湧動，外部日俄等國雖然暫時沒有對韓國直接進行內政干涉，但卻加緊了經濟侵略，比如在馬山浦租借權上的競爭、對韓借款競爭、鐵路敷設權的競爭及俄國強佔龍巖浦事件等，在日俄角逐的情況下，高宗通過到處周旋來維持國運。然而，這種不靠自立自強而依靠外力來維持國家獨立的政策雖然短期有效，卻註定撐不了多久。樸殷植對高宗的政策批評道：“不以厚我民力為自強之圖，徒以慶運宮在各國使館之側為太平之基，竭吾國財諂事外人，朝秦暮楚，擇強而交，實依賴以苟安，其能久乎？” ^[50]  終於，隨着日俄矛盾的激化，兩國終於爆發戰爭，而新生的大韓帝國也被迫捲入了日俄的爭奪中，並走上殖民地的道路。

光武八年（1904年）2月10日，日本對俄國宣戰，日俄戰爭爆發，原本宣佈中立的大韓帝國被迫簽訂《日韓議定書》，協助日本作戰。至此，高宗第二次淪為了日本的傀儡。日俄戰爭以日本勝利告終，日本駐韓公使林權助又強迫韓國簽署《日韓新協約》（第一次日韓協約），規定韓國僱用日本財政和外交顧問、與外國締結條約前要與日本協商等等。光武九年（1905年）11月17日，日本特使樞密院議長伊藤博文強迫大韓帝國締結《乙巳條約》，韓國失去外交權，變成日本的保護國。贊成締約的學部大臣李完用、軍部大臣李根澤、內部大臣李址鎔、外部大臣樸齊純、農商工部大臣權重顯被韓國人民罵為“乙巳五賊”。韓國各階層人民一致要求“廢除保護協約”“驅逐倭寇、誅滅五賊”，閔泳煥、趙秉世等有民族氣節的大臣殉國，在全韓形成了聲勢浩大的反抗運動和第二次反日義兵運動。日本政府根據《乙巳條約》，撤銷駐韓公使職務，成立了統治韓國的新機關——韓國統監府，伊藤博文為第一任統監。 ^[51] 

高宗並不甘心做日本人的傀儡，《乙巳條約》簽訂7天后，高宗就呼籲德國向日本提出抗議。 ^[52]  此後，他先後給美、德、法、俄、英等多國元首寫密信控訴日本，呼籲救援韓國，但都未得到理睬（參見“為政舉措-外交”部分）。光武十年（1906年）1月，高宗命近臣將自己的聲明秘密轉交英國記者斯托裏（Douglas Story），高宗稱自己從未批准締結《乙巳條約》，沒有放棄外交權，也未同意日本統監常駐韓國，所謂“保護權”系日本單方面宣佈的，不能成立，呼籲列強進行干預，共同保護韓國的獨立。該聲明不僅在英國媒體上公開，也被光武十一年（1907年）1月16日的《大韓每日申報》轉載，引發日本方面的恐慌，以致在《官報》上闢謠稱該聲明並非出自高宗。 ^[53]  同時，高宗也通過秘密援助國內義兵運動的方式來爭取國家獨立，韓國統監伊藤博文曾説：“（我）熟知宮中與暴徒（指抗日義兵）之間的關係，現有宮中供給暴徒資金的證據。不僅宮中與暴徒之間互相進行秘密聯絡，而且宮中與上海、浦潮（即海參崴）地方的韓人之間也互有密使與密電的來往”。 ^[54]  為了限制高宗的抗日活動，日本人以“改革”為藉口，打着“宮府分離”的幌子，讓日本警務顧問攫取了慶運宮的警衞指揮權，同年7月，根據伊藤博文“肅清宮禁”的要求，實行“門鑑”制度，無統監府頒發的門票者不得進宮，使高宗處於孤立無援的境地。 ^[55] 

儘管如此，高宗仍採取秘外交途徑，爭取恢復主權。光武十一年（1907年），荷蘭海牙召開第二屆萬國和平會議。高宗秘遣李相卨、李儁、李瑋鍾三人帶着高宗的親筆信和參加會議的委任狀前往海牙，控訴日本對韓國的侵略，呼籲各國聲援韓國，宣佈《乙巳條約》無效，這就是海牙密使事件。伊藤博文早就想廢掉高宗，海牙密使事件正好給了他機會，於是他開始追究高宗違反保護條約的責任。光武十一年（1907年）7月3日，伊藤進宮聲色俱厲地對高宗説：“陛下與其以如此陰險手段蹂躪日本的保護權，不如對日本發佈堂堂宣戰文告更便捷”，“陛下若想抵抗日本，不必秘密進行，大可以公開幹”。 ^[56]  伊藤還唆使韓國賣國組織“一進會”開展要求高宗退位的活動。在伊藤的嗾使和恫嚇之下，李完用內閣於7月7日至18日舉行3次御前會議。會上農商工部大臣、一進會頭目宋秉畯對高宗進行威脅説：“今為陛下着想，只有兩計：一則陛下親赴日本，向其（天皇）謝罪，二則陛下出大漢門，親迎長谷川司令官，向其謝罪，不然開戰敗後將如何受辱，難以設想。”7月17日，李完用等七大臣逼迫高宗退位，高宗忍無可忍，拍案怒斥道：“卿等欲將朕賣與統監乎！” ^[57]  同日，日本外相林董抵達漢城，和總理大臣李完用一起逼高宗退位，高宗則堅稱自己與海牙密使事件無關，拒絕退位，雙方僵持不下。高宗被逼無奈，於7月18日宣佈“軍國大事令皇太子代理”，日本人卻詭稱韓國皇帝已經退位。光武十一年（1907年）7月19日，日軍在漢城南山倭城台正對着慶運宮駕設6門大炮，並派日軍包圍慶運宮，強行將皇太子代理陳賀儀式變為禪讓儀式。7月20日上午10時，在日本兵嚴密看護下，慶運宮中和殿舉行禪位儀式。這個禪讓儀式乃是以所謂“權停例”舉行，高宗和太子都沒有出席儀式，而是以宦官作為替身代行，而且匆忙結束，過程“至極簡略”。 ^[58]  翌日，日本首相西園寺公望按照伊藤博文的請求，以天皇的名義致電慶賀新帝即位，並迫不及待公佈於世界 ^[59]  ，致使高宗的退位變成既成事實。

高宗雖然被逼退位，但是內心非常不滿，在退位後的一段時間懷着強烈的復辟的念頭，企圖依靠宮內府大臣樸泳孝等人的力量奪回皇位。高宗自始至終沒有説出“退位”二字，而是以“代理”的名義讓純宗接管政務，卻被日本人曲解為“退位”而公之於眾。當時來韓處理高宗退位事件的日本外相林董稱高宗在退位詔書中使用“皇太子代理”的語句，意在“為了日後再次恢復君權而留下回旋餘地”。日本迅速採取措施，逮捕樸泳孝等人，高宗也被日本控制，其復辟之望因而斷絕。儘管如此，在7月21日李完用等大臣打算尊高宗為“太上皇帝”時，遭到高宗堅決拒絕，不得已去掉“上”字，稱“太皇帝”。 ^[60]  8月27日，皇太子李坧正式即位，改元隆熙，是為朝鮮王朝最後一位君主——純宗。

高宗退位還引發了韓國國內的騷動。據伊藤博文的報告稱，高宗讓位時“京城之人心更為躁動，特別是侍衞隊（近衞隊）甚為激昂，同日（7月19日）他們籌劃夜半闖入宮中，殺害在宮中的各國務大臣，其形勢極為不穩”。 ^[61]  7月18日，漢城市民2000餘人走上街頭，舉行遊行示威活動，反對高宗退位。“大韓自強會”“同友會”等愛國團體也在漢城街頭到處發表演説，痛斥日本的侵略罪行。人民砸爛了“一進會”的機關報《國民新聞》社，破壞了該社的建築與印刷機。次日，數千人坐在慶運宮大漢門外，高呼“皇帝陛下不要退位！”“斬殺賣國叛逆！”他們與日本軍警發生衝突，雙方傷亡數人，不少韓國軍人也加入了漢城鍾路的集會，並用手中的武器抗擊前來鎮壓的日本警察。這一天，羣眾搗毀了鍾路派出所，焚燬李完用的住宅。日本“已排置機關炮四門，又以車載彈藥，如赴戰場，韓民遂不敢動”。 ^[62]  由高宗退位引發的一場騷動便平息下去了。

高宗被迫退位後，被日軍監視居住於慶運宮（不久改稱德壽宮）內。日本在高宗退位4天后就強迫韓國簽訂了《丁未七款條約》（第三次日韓協約），解散了大韓帝國軍。高宗的兒子英親王李垠被伊藤博文帶到日本接受教育。隆熙四年（1910年）8月22日，日本強迫韓國簽訂《日韓合併條約》，大韓帝國滅亡，淪為被稱作“朝鮮”的日本殖民地。韓國皇室降為朝鮮王公族，待遇比照日本皇族，其中高宗的封號降為“德壽宮李太王殿下”。 ^[63]  高宗常常夜不能寐，在深夜裏追憶不堪回首的政治生涯，短嘆長嗟直至清晨日出。據高宗晚年寵幸的三祝堂尚宮金氏（金玉基）和德惠翁主乳母的回憶，高宗那時候“本來晚上睡覺就不好，自從被日帝強迫退位以後，失眠越發厲害，要到清晨聽到喜鵲叫聲才能勉強入睡”。 ^[64] 

大正六年（1917年），李王職（日本設立的管理韓國皇室的機構）贊侍尹德榮要求高宗親赴日本朝覲大正天皇，最後高宗以純宗代行的方式推卻日本之行。 ^[65]  翌年1月，在日本“留學”十年的李垠回到朝鮮，日本打算將日本皇室之女嫁給李垠，以便長久控制朝鮮王族。為此，日本駐朝總督長谷川好道與尹德榮親自找高宗説媒，要求同意李垠娶日本梨本宮親王之女方子為妻，不料卻被高宗以李垠12歲時就與韓國舊臣閔泳敦之女閔甲完訂婚為由而拒絕。後經多次威逼，才同意他們的婚姻。由於這是皇族與“王公族”之間的聯姻，還需要修改《皇室典範》等程序，所以婚禮並未立刻舉行，而是預定於大正八年（1919年）1月25日在東京舉行。當年1月13日，總督長谷川好道辭別高宗和純宗，隨後赴東京參加李垠婚禮。 ^[66] 

大正八年（1919年）1月21日凌晨6時35分，高宗在德壽宮咸寧殿突然去世，享年六十八歲（參見“人物爭議-死因爭議”部分）。高宗去世時，日本殖民當局只發布號外，稱李太王病重，但死訊已經泄漏於世，大街小巷議論紛紛。1月23日，日本殖民當局見無法隱瞞，便正式在《朝鮮總督府官報》上發佈了高宗死於腦溢血的消息，死亡時間修改為1月22日 ^[67]  ，以便自圓其説。大正八年（1919年）3月1日，在為去世的高宗舉行國葬的時候，朝鮮人民借悼念這位一生經歷坎坷的君王的機會，在各地聚集遊行，要求朝鮮獨立，是為“三一運動”，是朝鮮半島近代獨立鬥爭的一個重要轉折點。

高宗死後，按朝鮮王朝舊例，應上廟號、諡號，日本宮內省對此面有難色。朝鮮總督府認為如果強行拒絕，不僅會激化朝鮮民眾的抗日意識，還會將多數朝鮮貴族推向日本對立面，因此最終日本決定不承認高宗的廟號、諡號，但允許李王職以“李王家之私儀”的名義上廟號、諡號。李王職為他選定的廟號共有3個：高宗、神宗、敬宗，最後定為高宗，諡號則為定為“文憲武章仁翼貞孝大王”。 ^[68]  不久後，朝鮮方面有人提議高宗稱皇帝，在諡號末加一個“太”字，日本也同樣視為“李王家之私儀”而予以事實上的默認。 ^[69]  最後廟號、尊號和諡號合稱為“高宗統天隆運肇極敦倫正聖光義明功大德堯峻舜徽禹謨湯敬應命立紀至化神烈巍勳洪業啓基宣歷乾行坤定英毅弘休壽康文憲武章仁翼貞孝太皇帝”。

本標題只列舉光武元年（1897年）至光武九年（1905年）高宗親自主導的舉措。在大院君、閔妃及日俄等勢力影響或干預下的舉措則不列入。

大韓帝國時期，高宗拒絕了獨立協會所主張的議會政治道路，並以武力鎮壓了獨立協會運動。光武三年（1899年）6月，高宗設置校正所（不久改稱法規校正所）。8月17日，法規校正所呈上《大韓國國制》，高宗予以批准，8月22日正式刊登於《官報》上，強調“大韓帝國之政治為由前則五百年傳來、由後則亙萬世不變之專制政治”“大韓國大皇帝享有無限之君權”。 ^[70]  該“國制”就是大韓帝國的憲法。

高宗在俄館播遷期間廢除了甲午更張中所確立的內閣制，恢復了議政府，但官制改為議政大臣、參政大臣、七部大臣（內、外、度支、軍、學、法、農商工）、贊政和參贊組成。 ^[71]  不過議政雖名為首相，實際上只是用於優待元老大臣，並無實權，且常被虛置，這是出於高宗強化皇權的目的起見。另一方面，高宗也像閔妃干政期間那樣，倚重的不是朝廷重臣，而是李容翊、李根澤等親信及以“別入侍“的身份參預機務的中下級官員，從而避免受制於權臣。

光武六年（1902年）5月6日，高宗下詔定平壤為陪都，稱西京。 ^[72]  並命閔泳喆負責營建行宮，稱豐慶宮。據説高宗的真實目的是打算在發生政變或日俄戰爭爆發時遷都平壤，但未能如願。 ^[73] 

光武年間，高宗在經濟上實施了一系列“殖產興業”的政策。大韓帝國政府鼓勵工商業，因而韓國的民族資本在日俄戰爭爆發前取得了比較快的發展。以紡織業為例，光武年間先後建立了大朝鮮苧麻制絲會社（1897年）、織造勸業場（1898年）、鄭肯朝織造會社（1900年）、李仁榮織造所（1900年）、李仁基織造所（1900年）、藝洞織造緞布株式會社（1900年）、鍾路織造社（1900年）、南竹洞組織所（1900年）、漢城制織會社（1901年）、中谷染織工所（1902年）等企業。在海運業方面，先後創辦了大韓協同郵船會社（1900年）、仁川郵船會社（1900年）、仁漢輪船株式會社（1900年）等企業；在陸運業方面，創建了利運社（1899年）、通運社（1900年）、京釜鐵道役夫會社（1901年）等企業。大韓帝國還在鐵路、礦山、電氣等方面招商引資，不僅吸收先進技術，也作為維持各方均勢的手段。 ^[74] 

高宗還進行財政改革，最重要的特點就是宮內府權力擴張。甲午更張時期，實行財政一元化管理，統歸度支部；光武改革時期，隨着君主專制的強化，宮內府的權力極度膨脹，包攬了大韓帝國的財政税收及新興產業，從而與度支部分庭抗禮。光武年間，宮內府陸續增設了西北鐵道局（管理京義、京元鐵路）、鐵道院（管理京仁、京釜鐵路）、礦學局（管理礦山）、綏民院（管理出入境）、平式院（管理度量衡）、通信司（管理郵政通訊）、警衞院（管理警務）等附屬機構，只要有管理相關產業的需要，宮內府立即越過政府據為己有，可以明顯看出宮內府對大韓帝國經濟社會的經營管理權膨脹之狀。宮內府中最重要的機構是內藏院，原本該機構是管理皇室內帑，到光武年間對國家經濟財政的管理職能及其管轄領域擴大，“凡國課、正供以外雜税皆屬之，財與度支埒”，此外內藏院還負責經營紅參貿易、鑄造白銅貨、管理水利、礦山等業務。內藏院卿長期由深得高宗信任的李容翊擔任，還曾兼任宮內府及度支部多個要職，可以説他在日俄戰爭前壟斷管理了大韓帝國的全盤財務，是韓國皇室的大管家。宮內府及內藏院權力膨脹，一方面表現出高宗的私心，增加了苛捐雜税，另一方面也確實起到了增加財政收入、促進產業發展的作用。

此外大韓帝國還引入了近代預算會計制度，從光武四年（1900年）開始公佈國家預算，進一步完善財政。金融方面，在政府資金參與下興辦了大韓天一銀行（1899年）、漢城銀行（1903年）等民間銀行。光武五年（1901年）2月，高宗發佈敕令第4號，公佈《貨幣條例》，實行金本位制，開始籌劃發行貨幣。大韓帝國為了抵制當時日本的經濟侵略，於1903年3月設立中央銀行，以沈相薰和李容翊為正副總裁，計劃全面開發韓國金融，但因日俄戰爭的爆發而中斷。 ^[75] 

高宗還實施國土開發政策，主要包括鐵路建設、城市建設和“光武量田”等方面。建陽元年（1896年）7月，朝鮮政府發佈了六條“鐵道規則”，決定在國內興建標準軌距鐵路。鐵路敷設成為日俄等列強在朝鮮半島競爭的重點，日本很快就奪取了京仁線、京釜線兩條鐵路的敷設權，法國亦取得了京義線鐵路的敷設權。但大韓帝國政府於光武三年（1899年）收回了京義線的權利，成立西北鐵道局進行修築與管理，這條鐵路由於其重要的戰略價值一直為日俄所垂涎，但韓國拒絕讓出，直到日俄戰爭爆發後才被日本奪取。此外大韓帝國在全國進行鐵路調查，英國顧問柏卓安在光武二年（1898年）8月制訂方案，規劃了京元線、湖南線等4條鐵路構成的朝鮮半島鐵路網。 ^[76] 

城市建設上，主要是展開對首都漢城的改造工程，大韓帝國起用樸定陽、李商在、李採淵等留美人員參與漢城市政建設，並與美國企業合作，於光武二年（1898年）成立漢城電氣會社，由漢城府判尹李採淵任社長。漢城的改造也是以美國首都華盛頓為模板，在市中心設置元標，增修和拓寬道路，光武三年（1899年）開始在市內運行電車，並安裝了路燈，光武七年（1903年）又進行漢城的自來水和下水道建設，此外還在漢城興建公園、劇場等設施，從而在日俄戰爭前初步完成了漢城的電氣化和現代化。 ^[76] 

高宗的另一個國土開發的重大舉措則是“光武量田”，光武二年（1898年）設置量地衙門，開始在美國人的協助下丈量全國土地，光武五年（1901年）10月設地契衙門，光武六年（1902年）3月將量地衙門合併入地契衙門中，在推進量田事業的同時根據量田之成果作成“量案”，又根據“量案”對土地所有者發給“地契”。“地契”的立案制度發展成為現代產權制度，因此是近代化的重要體現。日俄戰爭以後，“光武量田”事業被迫中止。 ^[74] 

光武三年（1899年），高宗開設“元帥府”，自任陸海軍大元帥，皇太子任元帥，分為軍務、檢查、記錄、會計四局。 ^[77]  此舉將軍權牢牢掌握在高宗一人手中，乃是適應政治上強化君主專制的需要。

高宗積極改革軍制，着手建立一支近代化的軍隊，在中央設親衞隊和侍衞隊，在地方設鎮衞隊（參見詞條大韓帝國軍）。

高宗面臨西方文化衝擊的情況，有意振興儒學。他將儒教定為大韓帝國國教，並將乙未事變前後的動亂歸咎於儒教衰落，自居韓國的“儒教宗主”，鼓勵儒學研究。同時在成均館設立招賢堂，聘請“宿學隱淪之士”鑑評政務，以振儒風。 ^[78] 

高宗頒佈了大量近代學校教育規則，如《醫學校官制》《中學校官制》《商工學校官制》《外國語學校規則》《中學校規則》《礦物學校官制》《郵務學徒規則》和《電務學徒規則》等。在大韓帝國政府的支持下，直至光武卅年（1899年），成立了10間漢城國立小學、6間外語學校、1間醫科學校、1間師範學校及62間地方國立小學，同時也對外派出留學生。從新設學校名稱來看，大韓帝國重點發展的是職業學校，培養適應經濟社會改革的技術人才。而灌輸近代文明、培養更高層次人才的綜合性大學則未在考慮之列。大韓帝國政府在教育開支上嚴重不足，常年保持在財政支出預算的2%左右，與連年增長的軍費開支形成鮮明對照。 ^[79] 

高宗建立的大韓帝國在日俄兩強之間的夾縫中生存，推行旨在實現朝鮮半島中立化的外交政策，希望在列強的保障下使韓國像瑞士一樣成為永久中立國。高宗在建陽元年（1896年）俄館播遷後襬脱日本控制，光武二年（1898年）又讓俄國財政顧問和軍事教官撤回，並試圖依靠美國來謀求韓國中立化的目標。美國駐韓公使霍勒斯·艾倫（安連）曾提到：“皇帝常常會見我，他國官員越是向他施加威脅，他就越是向我們美國人靠攏。”光武三年（1899年）美籍宮內府顧問李仙得（李善得）死後，高宗繼續聘用美國人山島接任，山島也積極推動韓國中立化。同時，高宗也多次與艾倫談論朝鮮半島中立化問題，但由於美國政府對朝鮮半島沒興趣，指示山島和安連拒絕或迴避高宗請求美國幫助韓國實現中立的請求。光武四年（1900年），高宗派近臣趙秉式為駐日公使，向日本試探韓國中立化問題，日本傾向日韓攻守同盟，故對韓國中立化也反應冷淡，提出需要向日本借款1000萬日元並用以創建5萬人常備軍才可考慮。俄國雖然傾向於韓國中立化，但對於韓國事先找日本商量且談到借款和軍隊問題，引起俄國不滿。故高宗的第一次中立外交計劃流產。 ^[80] 

光武五年（1901年），第二次韓國中立化計劃開始醖釀。當時因中國爆發義和團運動，引發八國聯軍侵華戰爭，俄國趁機佔領中國東北，並希望通過韓國中立化來遏制日本，確保俄國對中國東北的控制，於是在當年1月向日本提出了韓國中立化方案。日本識破了俄國的意圖，表示在俄軍撤出滿洲前不會同意韓國中立化，隨後日俄開始交涉“滿韓”問題。風聲傳入韓國，高宗派外部大臣樸齊純訪問日本，探聽日本的對韓政策，結果瞭解到日本依然堅持日韓攻守同盟優先，反對韓國中立化，於是再次作罷。 ^[81] 

光武七年（1903年），日俄談判瀕臨破裂，中國東北和朝鮮半島上空戰雲密佈，高宗退而求其次，謀求戰時中立化方案。當年8月，高宗讓駐日公使高永喜、駐俄公使李範晉向日、俄政府呼籲承認韓國在日俄開戰情況下的中立狀態，日本表達了強烈的反對，因為日本想在開戰後將韓國拉入自己陣營。俄國則以日俄不會發生戰爭為由，沒有回覆李範晉的呼籲。與此同時，高宗派精通法語的宮內府官員玄尚健去法國遊説，終於在法國駐韓公使馮道來的幫助下，於光武八年（1904年）1月21日在中國芝罘以外部大臣李址鎔的名義發表戰時局外中立宣言。俄國予以承認，日本則徹底無視，因此在日俄開戰後的2月9日，日軍就佔領了漢城，其後強迫韓國簽訂《日韓議定書》，將韓國拉入日本陣營，高宗的中立外交政策至此破產。 ^[82] 

日俄戰爭前後高宗致俄國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幾封密信(4張)

日俄戰爭前夕，韓國的輿論普遍親日反俄，希望黃種人團結一致抵禦白種人。 ^[83-84]  但高宗卻暗中親俄，在光武七年（1903年）8月和光武八年（1904年）1月至少兩次寫密信向俄國保證，一旦日俄開戰，韓國將充當俄國內應，協助俄軍擊退日軍。 ^[85-86]  日俄戰爭爆發前夜，高宗打算逃到俄國或法國駐韓公使館。 ^[87]  由於日本在開戰後迅速控制了漢城，所以高宗的聯俄抗日構想未能實現。即便如此，光武八年（1904年）6月和光武九年（1905年）1月，高宗又兩次向俄國沙皇尼古拉二世寫密信求援。

隨着俄國在日俄戰爭中的失敗，高宗又轉向聯美抗日。他派李承晚作為密使去美國求救，還向前美國駐韓公使霍勒斯·艾倫（安連）和傳教士胡默·赫爾伯特（訖法）以及韓國駐法公使閔泳瓚發送密函，要求設法説服美國政府維護韓國獨立。 ^[88]  此外，1905年9月美國總統西奧多·羅斯福的女兒愛麗絲·羅斯福來亞洲旅行、途中訪問韓國時，高宗也用盡全力進行招待，以期能夠抓住一根救命稻草。 ^[89]  然而這一切努力並沒能扭轉羅斯福政府的親日政策，美國通過與日本締結《桂太郎-塔夫脱密約》及斡旋日俄《朴茨茅斯和約》，承認了日本對韓國的控制，並率先承認《乙巳條約》，是第一個將駐韓公使館降格為領事館的國家。 ^[88] 

《乙巳條約》締結後不久的光武十年（1906年）1月，高宗向美、法、德、俄四國元首寫密信聲明日本逼迫韓國簽訂的《乙巳條約》是未經他同意的非法條約，並請求他們提供援助，此即“四國親書”，但如石沉大海，未有迴音。光武十年（1906年）6月，高宗任命赫爾伯特為“特別委員”，攜帶致美國、英國、法國、德國、俄國、奧匈帝國、意大利、比利時、中國（清朝）九國元首的控告日本的密信出使九國，並設法將此轉呈荷蘭海牙的國際法院，此即“九國親書”，但這次甚至根本就沒有發出去。 ^[90]  高宗的抗日外交隨着光武十一年（1907年）的海牙密使事件而公開化，徹底惹怒日本，使他被迫退位。

甲午戰爭後，高宗在《洪範十四條》中宣佈脱離清朝獨立。此後四年時間裏，中朝處於斷交狀態。雖然唐紹儀在戰爭結束後以領事名義被派到朝鮮，但不被朝鮮承認，朝鮮華僑由英國駐朝領事館代管。當時，清朝雖然在《馬關條約》中承認朝鮮獨立，但遲遲不肯放下天朝上國的架子，拒絕同朝鮮締約，堅持派領事不派公使，“以存屬國之體”。高宗屢次派人向唐紹儀提出締約問題，均被拒絕。光武二年（1898年）6月，高宗打算派度支部大臣沈相薰直接到清朝交涉，就在清政府為此傷腦筋時，光緒帝決定同大韓帝國建交，待以平行之禮，並先派使臣赴韓締約，選定安徽按察使徐壽朋為首任駐韓公使。光武三年（1899年）2月1日，徐壽朋覲見高宗，呈遞寫着“大清國皇帝問大韓國大皇帝好”的國書，高宗則穿着西式戎裝，以西式禮儀握手接待。經過徐壽朋與韓國外部大臣樸齊純的多輪談判，終於在同年9月11日締結《中韓通商條約》，標誌着中韓兩國正式建立平等的、近代的外交關係。 ^[91]  高宗認為中國和朝鮮半島“四千年後，今為對等國”是一大“快事”。 ^[92] 

與清朝建立平等邦交後不久，清朝就爆發義和團運動，隨即引發八國聯軍侵華戰爭。高宗對此憂心忡忡，擔心列強瓜分之事在韓國重演，因此一面加強軍備，加大鎮壓民變的力度；另一面加緊推進中立外交。此外，高宗還極力討好八國聯軍，於7月10日向八國領導人致電慰問其在中國遭難的外交官和僑民。 ^[93]  8月7日，高宗派宮內府參理官吳仁鐸攜白米2000袋、麥粉3000袋、捲煙2000箱乘韓國輪船蒼龍號赴天津，犒勞八國聯軍。 ^[94-95]  八國聯軍佔領北京後，高宗又向八國致賀電祝捷。 ^[96]  當時有人建議韓國也出兵參加八國聯軍，被高宗拒絕。 ^[97] 

另一方面，自八國聯軍侵華戰爭後，韓國政府開始覬覦中國延邊地區（韓國稱“間島”），挑起中韓邊界衝突。據説，光武五年（1900年）韓俄就私相授受，由俄國駐韓公使韋貝和韓國外部大臣李道宰簽訂了兩國共管“間島”地區的密約（但當時俄國駐韓公使是巴禹路厚（巴甫洛夫）而非韋貝，韓國外部大臣是樸齊純而非李道宰，故準確性存疑）。 ^[98]  光武六年（1902年），高宗任命李範允為北間（墾）島視察官，李範允屢屢派兵武裝渡圖們江騷擾，與清朝發生多次衝突。清朝駐韓公使許台身多次要求韓方召還李範允，高宗不聽，並派親信李容翊向許台身宣稱“間島”在歷史上屬於韓國，企圖在俄國佔領中國東北前迫使中國割讓“間島”。清朝吉林地方官員毫不退讓，逮捕了李範允在“間島”擅自任命的官吏，終於到光武八年（1904年）4月初，李範允率私自組織的炮隊5、6千人入侵延邊，被延吉廳同知陳作彥、吉強軍統領陳殿甲迎頭痛殲。韓國被迫同意與清朝談判，於7月由中韓邊界軍政官員簽訂《中韓邊界善後章程》，使邊界衝突告一段落。日本控制韓國以後，代表韓國與清朝勘界，並簽訂《圖們江中韓界務條款》，解決邊界問題。 ^[99] 

慶尚道清道郡人樸有鵬擅長看人面相，自稱變成獨眼龍就會富貴，便刺瞎了自己的一隻眼睛。高宗幼年時曾拜訪他，他屏退旁人，説：“天日之表，請不要泄露！”高宗繼位後，樸有鵬就獲得南陽府使的官職，據説後來因在立儲問題上得罪高宗而被賜死。 ^[116] 

高宗少年時，在經筵上讀到《孟子》中“湯七十里，文王百里”的章句，慨然顧曰：“七十里、百里，猶可以為政於天下，況我國三千里乎！何以則能秣馬燕雲，洗祖宗之恥也（指丙子胡亂）？” ^[117] 

據説在甲午戰爭前夕，高宗每晚打開電燈，讓伶人給他演唱《阿里郎》，由大臣閔泳柱負責，給唱得好的伶人賞賜尚方金銀，直到大鳥圭介侵犯景福宮後才中止。 ^[118] 

據説，咖啡被引入韓國是在19世紀末。當時朝鮮經歷了乙未事變，高宗為了躲避日本的威脅，躲進俄國駐韓公館，為其做翻譯的德國安託瓦內特·孫澤（俄國駐朝公使韋貝的小姨子）向高宗介紹了咖啡，於是高宗成了第一位喝咖啡的韓國人。自此，高宗對咖啡的鐘愛就一發不可收拾。 ^[119]  然而這一推斷並沒有文獻記錄的佐證。實際上孫澤在閔妃遇害前就已經通過俄國公使韋貝的介紹而成為王宮的西餐廚師，她還曾受到過閔妃的接見。雖然不能説高宗是在俄國使館首次接觸到咖啡，但是他喜好咖啡的習慣應該是在俄國使館期間形成的，這應該是沒有爭議的。 ^[120] 

韓國專家對高宗生前字跡的分析指出，高宗的字跡總而言之是生澀而無力。配圖字跡是高宗在63歲的大正四年（1915年）所書。他的字體十分稚嫩，簡直難以相信是一個治國44年之久的人所寫。固然不能期待能和世宗或正祖的字體相比，但作為國王的字跡是不具備資格的，作為亂世的國王更是如此。高宗根本不是判斷迅捷、行動沒有遲疑的伊藤博文的對手。

元音的最後部分會有一撇，入口ㅁ字最後也是強烈地合攏，豎劃很長，由此來看，高宗處理普通業務時會很細緻。但是，高宗的字體是正方形，而且僵硬不夠柔和。這樣的人單純而正直，但由於性格板直，難以突破困難局面。尤其是，入口ㅁ字的上半部分板直，説明不能以開放的心胸看待世道。從上面的餘白、字體、筆壓來看，他是個勇氣不足、不夠積極而柔弱的人。 ^[121] 

（以上參考資料 ^{[1]  [122-123]}  ）

高宗生前的詩文被整理為《珠淵集》40卷20冊，藏於韓國學中央研究院藏書閣。 ^[124] 

高宗去世前並無長期患病的經歷，是突然死亡的。對此，日本官方公佈的死因是突發腦溢血，高宗臨終前守在他身邊的醫官神岡一享還聲稱是遺傳性腦溢血。但是日本沒有提供病理報告，而且掩蓋死亡訊息，篡改死亡時間，因此他們的説法一直受到懷疑。

從高宗去世之際開始，關於他非正常死亡的傳聞就在朝鮮流行開來。根據朝鮮總督府在大正八年（1919年）2月對朝鮮各地坊間傳聞的調查，有人説高宗迫於日本種種壓力而被氣死或憂憤而死，有人説是自殺的，也有人説是被毒殺的，只不過是因為不同意取消李垠婚禮而被反日大臣毒殺，尚未有日本毒殺的説法。不過，在海外韓人社會中，已經出現了高宗因打算派遣密使到巴黎和會上控訴日本侵略、呼籲朝鮮獨立而遭日本毒殺的傳聞。該傳聞經過三一運動的發酵，成為被朝鮮人（尤其是有抗日意識者）廣泛接受的高宗死因，在三一運動前後各種抗日檄文、傳單和書籍中屢屢提出。對此，日本殖民當局曾在3月15、16日的《每日申報》上發文闢謠，但無法阻止“高宗毒殺説”的流播。當時被指是下毒嫌疑者的人有李王職長官閔丙奭、贊侍尹德榮及親日派官員李完用、韓相鶴等，為此閔丙奭、尹德榮不得不於同年10月辭職。 ^[125] 

在“高宗毒殺説”的各種版本中，大韓民國臨時政府刊行的《韓日關係史料集》中的説法和樸殷植在1920年出版的《韓國獨立運動之血史》的説法比較有代表性：

此外，據2004年披露的一份史料，高宗的小女兒德惠翁主在日本上學時給交好的日本女同學説她父親是被朝鮮總督府指使的典醫（醫官）安商浩配了砒霜的紅茶給毒死的。 ^[128] 

不過，這些説法也存在不少謬誤和疑點。例如這些説法中的死亡時間是晚餐時間，而高宗實際上死於凌晨6時，尹德榮、尹澤榮當時已經去日本參加李垠婚禮，並不在朝鮮，也沒有其他史料證明日本有出爐過朝鮮自願併入日本的聲明。至於兩名宮女暴死的説法，可能是因為在高宗死後不久，報紙又先後報道兩名老宮女（樸完基、金春馨）病死，被坊間懷疑為日本滅口。而德惠翁主的證詞也無法確認是當時目擊的或是長大後道聽途説的，從常理來説，很難認為一個不到7歲的幼童就已經清楚把握到這些事實。 ^[128] 

當代歷史學界中，部分學者認為“高宗毒殺説”不成立，因為日本當時正在緊鑼密鼓地籌備李垠與梨本宮方子的婚事，藉此大力宣傳“日鮮融合”，不願橫生枝節，因此沒有理由毒死高宗。 ^[129]  不過韓國學者李泰鎮則認為高宗就是被日本總督長谷川好道毒殺的。 ^[130]  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亦主張“高宗毒殺説”，強調“過去日寇犯下的高宗皇帝毒死暴行是不可容忍的窮兇極惡的犯罪之一”。 ^[131] 

高宗無論生前還是死後，普遍被認為是懦弱無能卻温和仁厚的君主，甚至不乏有認為他是“昏君”“暗主”的見解。但韓國國內學界自20世紀90年代以後，開始出現重新評價高宗的傾向，而這種轉變的代表著作則是韓國教育科學技術部國史編纂委員會前委員長、首爾大學教授李泰鎮於2000年出版的《高宗時代的再照明》，該書將過去對高宗的評價視為日本殖民史觀的歪曲與杜撰，日本強調高宗和大韓帝國的軟弱無能，將其亡國的原因全部轉嫁給韓國的國內問題上來，以便對其殖民統治加以正當化，而該書則將高宗塑造為一個推進開化、拯救國家的開明君主。李泰鎮認為許多相關資料都是日本編造來誣陷高宗的，他説：“我很遺憾很多學者，尤其是韓國的歷史學者們被日本當局捏造的假象所迷惑，分不清資料的真假。” ^[132]  他對高宗在大韓帝國時期所進行的“光武改革”進行高度評價。李泰鎮還認為高宗之所以失敗主要在於日本等外部因素，並非高宗個人的無能所造成。他的觀點對韓國史學界有很大影響，高宗在韓國的形象不再是一個招致亡國的昏君，而儼然是一名生不逢時的明君。 ^[133] 

不過，也有韓國人對為高宗翻案的論調提出異議。如《朝鮮日報》的論説委員、學術專門記者金基哲針對這種美化高宗的現象，列舉了高宗的三宗罪（參見“歷史評價-歷代評價”部分），認為再怎麼美化也無法減少高宗的亡國之罪。 ^[114]  《東亞日報》則認為高宗亡國雖情有可原，但難辭無能之咎：“在當時帝國主義的漩渦中，幾乎沒有一個國家能夠生存，因此難以把所有的責任都推到高宗身上。但還是難以逃避‘那個時候，為什麼偏偏是高宗啊’的嘆息。” ^[121] 

高宗死後，與妻子閔妃（明成皇后）合葬於洪陵，只不過位置從漢城東大門（興仁之門）外的清涼裏移至京畿道南楊州市金谷洞。日本宮內省以稱“陵”是對日本天皇不敬（天皇的墓也稱“陵”）為由，不許立帶有私上廟號、諡號及“洪陵”字樣的碑，因此高宗下葬後四年間都沒有立碑。

直到大正十二年（1923年）3月，純宗對高宗洪陵無碑的狀況感到不滿，跟李王職官員商量後，決定以洪陵參奉（管理人）高永根私自立碑的形式，樹立“大韓高宗太皇帝洪陵”字樣的石碑。

事後高永根被李王職罷免，但陵碑並未被推倒，朝鮮總督府雖然知道是純宗及一些朝鮮貴族所為，卻裝作不知，同時勸説宮內省默認陵碑的存在，沒必要在這種枝節末葉的問題上刺激朝鮮人，以朝鮮的穩定為重。因此洪陵陵碑被保留至今（但碑陰落款的大正年號在朝鮮半島獨立後被抹掉）。 ^{[69]  [134]} 

建陽元年（1896年）俄館播遷時高宗從景福宮逃到俄國公使館的一段120米的路徑曾被美國駐韓大使館用作職員宿舍，2011年被韓國政府收回，並進行了復原，命名為“高宗之路”，2018年10月正式開放。 ^[135-1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