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謇

張謇(3張)

清咸豐三年五月二十五日（1853年7月1日）卯時，張謇在僑居地海門廳長樂鎮（今海門區常樂鎮）敦裕堂內出生，排行第四，其生母即為金氏夫人。 ^[9]  張謇4歲時起，父親張彭年開始教他學習《千字文》。到5歲，張謇已經可以完整無誤地背誦《千字文》，於是父親命他隨三個兄長入私塾，從海門邱大璋先生讀書，併為其取名吳起元。 ^[8]  至10歲時，張謇已讀完《三字經》《百家姓》《大學》《中庸》《論語》等蒙學的基本書籍。 ^[14]  12歲時，父親張彭年自闢家塾，延請老家西亭鎮宋效祁先生教授孩子。14歲時，因宋效祁病故，父親命他揹着書箱前往西亭，從宋效祁的從子宋琳讀書。

同治七年（1868年），張謇準備考秀才，但是張家祖上三代沒有人獲得過功名，也就是所謂的“冷籍”。按照當地的科舉習俗，冷籍需要多付出報考費。為了走上科舉正道，經老師宋琳安排，結識了鄰近如皋縣的張駒。張駒同意張謇冒充他的孫子， ^[15]  以張育才的名義報名注籍，經縣、州、院三試勝出，得隸名如皋縣學為生員，第二年在如皋考中秀才。從16歲中秀才到27歲之間，張謇每兩年就去江寧參加一次鄉試，先後5次都未得中。但是從此如皋縣張家開始用冒名一事來要挾張謇，連續索要錢物，最後索性把張謇軟禁在學宮居仁齋裏，並將張謇告上了公堂，説：“張育才忤逆不孝”，要革去他的秀才，還要下獄問罪。這場訴訟延續數年，令張謇十分狼狽，家道也因此困頓。幸而張謇的老師們愛惜他的才華，為他四處斡旋。當時的通州知州孫雲錦也出面為他調解，將此事上報給江蘇學政，繼而上書禮部。直到張謇20歲時，此案終於告終，禮部同意張謇重填履歷，撤銷控案，恢復通州原籍。 ^[16] 

同治十三年（1874年），孫雲錦調往江寧（今南京）發審局，參與案件審理，邀請張謇擔任其幕僚同往。為了改變家庭生活窘境，張謇開始了他的幕僚生涯。 ^[17] 

光緒二年（1876年）夏，由於發審局人事複雜，張謇苦不能為，於是應淮軍“慶字營”統領吳長慶邀請，前往浦口，成為吳長慶的淮軍幕僚，參與了慶軍機要、重要決策和軍事行動。 ^[17] 

光緒六年（1880年）春，吳長慶升授浙江提督，奉命入京陛見，張謇隨同前往。同年冬，吳長慶奉命幫辦山東防務，張謇隨慶軍移駐登州黃縣。

光緒八年（1882年），朝鮮發生“壬午兵變”，日本乘機派遣軍艦進抵仁川，吳長慶奉命督師支援朝鮮平定叛亂，以阻止日本勢力擴張。張謇隨慶軍從海上奔赴漢城，為吳長慶起草《條陳朝鮮事宜疏》，並撰寫《壬午事略》《善後六策》等政論文章，主張強硬政策，受到“清流”南派首領潘祖蔭、翁同龢等的賞識。 ^[17]  北洋大臣李鴻章和兩廣總督張之洞都爭相禮聘，邀其入幕，但張謇一概婉拒。 ^[16] 

光緒十年（1884年），隨吳長慶奉調回國，駐防金州。不久吳長慶病故，張謇離開慶軍回鄉讀書，準備應試。

光緒十一年（1885年），因孫雲錦出任江寧府尹，子弟依例迴避，張謇轉赴北京參加“順天鄉試”，錄取為“第二名”，時稱“南元”。但是從1885年到1894年，整整十年中間，張謇一次又一次參加“會試”，結果都是名落孫山。 ^[17] 

光緒十三年（1887年），張謇隨孫雲錦赴開封府任職，協助治河救災，並擬訂《疏塞大綱》。光緒十四年（1888年）以後，又應聘先後主持贛榆選青書院、崇明瀛州書院、江寧文正書院、安慶經古書院等。 ^[18] 

光緒二十年（1894年），因為慈禧六十壽辰特設了恩科會試。張謇因父命難違，第五次進京應試，這次在禮部會試，張謇被取中第六十名貢士。三月禮部複試時中了一等第十名。四月殿試時終於得中一甲第一名狀元，授以六品的翰林院修撰官職。同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民族危機促使帝后兩黨矛盾有所激化。以翁同龢為首的“清流”擁戴光緒帝，好發主戰議論，其主要抨擊目標為畏日如虎的李鴻章，實際上都是藉以衝擊主和的後黨，企圖為虛有“親政”其名的光緒帝爭取若干實權。張謇由於歷史淵源和政見相近，很快就成為“清流”的佼佼者，是“翁門”弟子中的決策人物，以主戰著稱，曾單獨上書參劾李鴻章。然而正在主戰、主和兩派鬥爭激烈之際，張謇因父喪循例回籍守制。 ^[16] 

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初，署理兩江總督張之洞奏派張謇舉辦通海團練，以防禦日本海軍隨時可能對長江下游的侵犯，但由於清政府在中日甲午戰爭中落敗並簽訂了《馬關條約》，通海團練半途而廢；3月，張之洞向朝廷請示，委派張謇在通州興辦紗廠，張謇慨然應允；同年夏，張謇為張之洞起草了《代鄂督條陳立國自強疏》，針對《馬關條約》的後果，提出速講商務、廣開學堂、修建鐵路等九條建議； ^[19]  10月，列名上海強學會。 ^[20] 

張謇創辦的實業(7張)

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春，張謇選定水陸交通方便的唐家閘為廠址籌建紗廠，起初張謇決定紗廠是純粹的商辦，他計劃籌款60萬兩，滬股40萬兩，通股20萬兩，相應設立滬通董事各三人，由通州董事先付款購買土地施工建廠。然而滬董的股款一直未到，工程只好停滯。為了籌款，張謇奔走於南京、湖北、上海、通海各地，心力憔悴。無奈之下，由兩江總督劉坤一做主，將之前張之洞用官款購買、擱置在上海碼頭三年的美國紗機作價50萬兩入股，這樣大生紗廠便改為官商合辦。

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盛宣懷和張謇均分官機，作價25萬兩，官股只是“按年取息，不問盈虧”，是為“紳領商辦”。此外，盛宣懷答應代籌25萬兩營運資金。於是，這年底，紗廠動工建造廠基。此時，紗廠最缺的是流動資金，盛宣懷代籌款不過是一句空言，而各項用款開支很大。從1898年農曆十一月十二至二十五，14天之內，張謇給劉坤一連發五封信，給張之洞、盛宣懷發三件函電，乞求以地方公款解救燃眉之急。 ^[19] 

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閏三月，張謇因丁憂期滿，按照慣例回京到翰林院銷假。此時正是帝后兩黨激戰方酣，維新派則爆發出強烈的政治熱情。張謇協助老師翁同龢，上了不少奏議，敦促朝廷調整政策，促進工商業發展。不久翁同龢卻被慈禧罷官。張謇聞訊作《奉送松禪老人歸虞山》詩贈翁同龢，並前往火車站泣淚送別。翁同龢的遭遇，使張謇目睹了官場的險惡；7月21日，張謇也藉故請假南歸，繼續他的“實業救國”。 ^[19] 

大祐墾植公司棉行舊址高清組圖(80張)

光緒二十五年（1899）4月，擁有2.04萬紗錠的大生紗廠建成投產。開車試生產時，運營資金僅有數萬兩，甚至沒有資金購買棉花當原料。張謇情急之下以每月1.2分的高利向錢莊借貸。向股東告急，無人響應；而打算將廠房出租卻又遭到惡意殺價。在走投無路之際，張謇接受商董沈敬夫的建議，破釜沉舟，全面投產，用棉紗的收入來購買棉花，維持運轉。幸而隨後幾個月裏，棉紗的行情看好，紗廠的資金不斷擴展，不但使工廠得以正常生產，而且還略有結餘。大生紗廠終於生存了下來。因為張謇是狀元出身，大生紗廠早期的棉紗產品使用“魁星”商標，下設有“紅魁”“藍魁”“綠魁”“金魁”“彩魁”等不同產品線。商標的主要部分就是魁星點鬥，獨佔鰲頭的形象。投產後的第二年，大生紗廠得純利5萬兩；第三年得純利10萬兩；到1908年累計純利達到190多萬兩。 ^[21] 

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八國聯軍攻陷北京後，劉坤一、張之洞倡導“東南互保”，張謇是暗中牽線人之一。 ^[22] 

鹽城大祐鹽墾公司花園舊址高清組圖(17張)

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在兩江總督劉坤一的支持下，張謇在呂泗、海門交界處圍墾沿海荒灘，建成了紗廠的原棉基地——擁有10多萬畝耕地的通海墾牧公司。隨着資本的不斷積累，張謇又在唐家閘創辦了廣生油廠、復新麪粉廠、資生冶廠等，逐漸形成唐閘鎮工業區。張謇除在通海、鹽阜等地區圍墾大片土地、開辦鹽墾公司外，在東台縣境曾和他的哥哥張詧共同辦過大賚（民國6年設於角斜）、大豐（民國7年設於西團）、通遂（民國8年設於沈灶）、中孚（又稱通濟，民國8年設於潘家 ）等4所公司。這些公司投資多的超過百萬元，少的數十萬元，墾地數十萬畝。廢灶興墾，發展棉植，解決了辦紗廠所需要的原料。

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5月，張謇應邀參觀日本第五次國內勸業博覽會，詳盡考察了實業、教育，他對明治維新的效果讚歎有加。 ^[23] 

光緒三十年（1904年）3月1日，清廷發佈上諭，加賞張謇三品銜作為商部頭等顧問官； ^[19]  同年，為了解決木船駁運江中輪船貨物效率低的難題，張謇決定在天生港籌建碼頭，為此諮呈兩江總督周馥，申請自開商埠。 ^[72]  後來張謇出面募集資金，在天生港建了兩座名為“通源”“通靖”的碼頭，並對附近江灘施以拋石護灘，抵擋江潮，由此開啓近代南通港建設的歷史。 ^[73]  同年，大生紗廠增加資本63萬兩，紗錠2萬餘枚。此外，張謇還在這一年創辦了南通大達輪步（步即局），先開闢了外江航線。

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與湯壽潛、鄭孝胥等發起成立了預備立憲公會。 ^[19] 

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張謇又在崇明久隆鎮（今屬啓東市）創辦大生二廠，資本100萬兩，紗錠2.6萬枚。 ^[24] 

東台東明電氣股份有限公司舊址(16張)

宣統元年（1909年）10月14日，張謇被公推為江蘇諮議局議長，隨即開始醖釀奏請朝廷速開國會。兩個月後，在張謇的倡導下，一個由十六省代表組成的國會請願團向北京進發。宣統二年（1910年）1月，請願團抵京，發起國會請願活動。清廷先勸慰了一番之後，以籌備尚不充分為由，駁回請求。5月，發起第二次請願發動，再次被駁回。10月，發起第三次請願發動。 ^[23]  同年，創辦了南通電燈廠，南通市區開始用電燈照明。

宣統三年（1911年），任中央教育會長，江蘇議會臨時議會長，江蘇兩淮鹽總理。

民國元年（1912年）2月12日，清帝退位，張謇起草了退位詔書；隨後在南京政府成立後，任實業總長 ^[11]  ；同年，改任北洋政府農商總長兼全國水利總長。

民國二年（1913年），建立大聰電話公司，創辦南通城鄉郵政和電話業務。同年，張謇派鬱芑生和秦亮夫去英國考察相關企業，電廠是考察的重點。張謇從西方紡織企業的現狀，看到大生紗廠的不足，特別是動力供給上的落後，決計以電力替代蒸汽動力。 ^[74] 

民國3年（1914年），兼任全國水利局總裁。

民國4年（1915年），袁世凱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條”的第一至四條號要求時，張謇憤然辭職，在袁世凱復闢稱帝之前徹底與袁世凱斬斷了聯繫。以他任兩淮鹽政使的俸金，在台城南門口河南創辦了泰屬貧民工場一所，建房80餘間，佔地30畝，僱工進行毛巾、藤器、縫紉等的生產。

民國5年（1916年），張謇建立第一所民辦氣象台。

民國7年（1918年）10月23日，與熊希齡、蔡元培等人發起組織了“和平期成會”。 ^[25] 

民國8年（1919年），張謇將上海人姚祥堂招股籌建的東台榮泰電氣公司承購下來，改名為東明電氣公司，並增加股金，添置機件，於當年秋開始發電，解決了東台用電的困難。 ^[26]  同年，建成南通更俗劇場。同時，南通電廠（後改為天生港電廠）開始啓動設備的採購。 ^[74] 

民國9年（1920年），張謇發起組織“蘇社”。 ^[19] 

民國10年（1921年），大生對外負債已經400萬兩。同年，天生港電廠動工興建。 ^[74] 

民國11年（1922年），北京、上海報紙舉辦民意測驗，張謇以最高票當選為民眾“最敬仰之人物”。 ^[19]  同年，棉紡織業危機，導致他的事業全面崩盤。在這個過程中，政府沒有為他提供什麼有價值的幫助。巧合的是，日本在上世紀20年代初也發生過一次經濟恐慌，日本政府採取了大規模的緊急救濟措施，為各行業提供經濟貸款援助。日本的大型企業、商業銀行、股票交易所很快擺脱了困境。有了日本政府的支持，在隨後的中日紗廠競爭中迅速拖垮了大生。 ^[28]  無奈之下，張謇尋求國外資金的支持，但等到1924年，日本的資金始終沒有盼來，張謇向美國資本家借款也不成，大生此時已債台高築，無可挽回地走向衰落。 ^[29] 

民國15年（1926年）8月24日，張謇在南通病逝，享年73歲 ^[11]  。

張謇一生創辦了100多家企業，為中國近代民族工業的興起作出了歷史性貢獻。 ^[100] 

甲午戰爭後，張謇棄政從商，他鮮明地提出了“實業救國”的主張，他從籌辦南通大生紗廠始，陸續興辦了數十個企業，堪稱中國近代第一實業家。其“實業救國”包含以下幾點重要內容：

第一，張謇認為經濟才是根本。

第二，張謇是一位堅決的重工主義者。他很重視採用新工藝、新技術。

第三，張謇呼籲“棉鐵主義”，這是符合當時中國國情的產業政策。“棉鐵主義”的產業政策是既可以解決對外貿易逆差問題，又切合時宜的工業化路線。西方第一次工業化是從輕工業（以紡織工業為主）開始的；後來蘇聯反其道而行之，實行“優先發展重工業的社會主義工業化路線”。張謇高明之處在於沒有照抄照搬洋人的辦法，而是實行符合國情及19世紀末世界潮流的輕重工業並舉的“棉鐵政策”。

第四，張謇善於利用多年從政所形成的社會關係，力爭官方支持，發展民間資本。例如，張謇同兩江總督兼南洋大臣張之洞的特殊關係，對於他投身實業、創辦大生紗廠起了重要的作用。雖然張謇在光緒三十年（1904年）曾被清政府任命為商部頭等顧問官，民國元年（1912年）出任中華民國南京臨時政府實業部總長。但是，他跟洋務派的官僚截然不同，他一貫主張發展民間資本，並且以他為首在中國東南沿海地區形成了一個民族資本集團——大生資本集團。 ^[24] 

當然，在發展工業的同時，他並未忽視發展商業。為了振興民族工商業，他主張政府應建立保護獎勵機制。尤為值得注意的是，張謇將培養人才、開辦學堂作為發展工商業的前提條件。他認為，開辦學堂，引進西學，培養和使用各類專業人才是強國之本。為振興實業而培養人才，為培育人才而興辦學校、辦師範，為辦學校而興紡廠，張謇順着這個思路，走上了狀元辦廠興學的道路。

張謇“振興實業”是為了對抗設在中國的外國資本主義企業。他興辦實業，也是為了“養民”。為了減少帝國主義經濟控制，建立獨立的民族經濟，張謇在大生紗廠賺得豐厚利潤之後，躊躇滿志，從光緒二十五年到宣統三年（1899年—1911年），以通州為基地，以棉紡業為中心，又興辦了一系列輔助企業，共34個，總投資900多萬元。張謇的實業，形成了一個相當完整的經濟體系，具有強烈的民族性，中國的麪粉、玻璃等產業從此開始起步。為了“養民”，在蘇北沿海各縣，張謇還先後創辦了20個鹽墾公司，資本估計達到1600多萬元，圍地413萬多畝，已墾地98萬畝，年產棉11.6萬餘擔。工農業加在一起，形成一個龐大的大生民族資本集團，資產總額大約3300多萬元。大生系在全盛的時候，人稱“南通是中國著名的實業模範區，張氏也是中國第一個實業大王”。

另外，晚年的張謇由主張依靠本國資金興辦實業，反對外國資本在中國設廠或中外合資設廠，轉變為主張對外實行“開放主義”。張謇作為立憲派首領，辛亥革命後被南京政府任命為實業總長。但是，他對在這個革命政權下發展實業，毫無興趣和信心。袁世凱竊權後，他出任袁世凱政權的農商總長，他認為這是自己“振興實業”的抱負可以順利實現的時機了，急忙草擬了各種各樣的計劃，想趁機“大展鴻圖”。但袁並不予支持，張謇便轉而向帝國主義伸手求援，提出了“合資”“借款”“代辦”等形式來“利用外資”的計劃。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他又主張實行全面的“開放主義”，呼籲各帝國主義國家的資本集團共同出資，對中國進行長期的大規模投資。但作為民族資產階級的一個代表人物，張謇在利用外資問題上，還是力圖爭取比較合理的條件的。 ^[30] 

宣統二年（1910年），由張謇、瑞徵等人發啓，由冀、鄂、蘇、皖、贛等五省協款40萬元，但實際只籌到20萬元，在景德鎮成立江西瓷業公司。 ^[111] 

在辛亥革命之前，張謇一直是帝黨成員，主張君主立憲，併為立憲開展了大量活動。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乘清朝被八國聯軍戰敗而欲求改革之機，張謇向朝廷遞交了他一生中一份非常重要的奏章——《變法平議》書。在此書中他提出了四十二條改革方略，其第一條就是“置議政院”，又推薦了日本議會的運作。《變法平議》是中國已經在進行地方自治實踐的真正的民族資產階級第一次綱領、詳明地公然呼籲參與國家與地方政治的宣言書，不啻是一聲春雷，震撼大地。其對國家憲政和保障地方自治的地方議會制度的鼓吹，就南通而言，標誌着正在實踐地方自治的南通已發展到了尋求法制政體上的保障的新階段。這是南通和張謇對中國的區域（含城市）近現代化演進的一個歷史裏程碑式的貢獻。 ^[32] 

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日俄戰爭，張謇認為，“日俄之勝負，立憲、專制之勝負也”。此後，張謇積極推進立憲，他發起的預備立憲工會在宣統三年（1911年）之前，做了不少卓有成效的工作，其中便包括編纂保護工商業發展的商法。宣統元年（1909年），預備立憲工會完成了公司法和商法總則兩部草案，成為此後張謇擔任農商總長期間頒佈公司法和商法的基礎。 ^[19] 

宣統元年（1909年）9月，張謇籌辦成立了江蘇諮議局，此後，各地諮議局陸續成立。在他的倡導下，各地諮議局力爭立法權力，於宣統二年（1910年）連續三次在京發起以設立責任內閣和早開國會為號召的請願活動。宣統三年（1911年）5月，清廷宣佈了“皇族內閣”名單和鐵路國有政策，全國輿論譁然，抗議浪潮高漲。張謇赴京直諫攝政王載灃，提出了一系列外交和內政的建議：與美國開展國民外交、治理淮水、保護農工商業、加強諮議局作用等。 ^[11] 

辛亥革命後，張謇迅速地轉向共和，但並不完全接受革命，只是希望以和平方式儘早結束動盪，維護市場穩定。他務實的政治選擇就是選擇支持擁有軍權的實力派人物袁世凱。宣統三年（1911年）11月6日，他致電奉命進攻武昌的袁世凱，勸他尊重大多數人“趨於共和”的現實，趕緊前往北京，儘快與南方達成協議，確立共和政體。

民國元年（1912年）1月6日，張謇與袁世凱的代表張紹曾在南京會晤。1月10日，他打電報給袁世凱，解釋設立臨時政府是為了穩定南方形勢而不得已為之。他還暗示讓段祺瑞等向清廷請願逼宮。這一建議，正合袁的心意，他的確也是這樣行動的。 ^[11]  同年，張謇出任北洋政府農商總長兼全國水利總長。但不久袁世凱便下令解散國會，復辟之心初露端倪。張謇曾經勸阻袁世凱，表示解散國會、穿戴袞冕祀天等行為將會誘發新的動亂。 ^[33] 

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八國聯軍攻陷北京後，張謇和湯壽潛等東南精英人物，推動劉坤一和張之洞等封疆大吏實現“東南互保”。 ^[19] 

民國9年（1920年），張謇發起組織“蘇社”，專門謀取江蘇各縣的自治，號召不要依賴政府和腐敗的社會，圖謀地方事業的發展。 ^[19] 

張謇一生創辦了400多所學校，為中國近代教育事業的發展作出了歷史性貢獻。 ^[100] 

清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六月，通州師範學校（今南通師範高等專科學校、揚州大學前身） ^[76]  創辦，翌年正式開學，這是中國第一所師範學校，它的建設標誌着中國專設師範教育機關的開端。同年，創辦通海農學堂，1906年附設為通州師範學校農科，1919年改稱私立南通農科大學（今揚州大學前身） ^{[76]  [112]}  。

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張謇與馬相伯在吳淞創辦了復旦公學（今復旦大學前身） ^[82]  。

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創辦通州女子師範學校（今南通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前身） ^[77]  。

宣統元年（1909年），倡建通海五屬公立中學（今江蘇省南通中學前身） ^[83]  ，並創辦郵傳部上海高等實業學堂船政科，因地處吳淞，曾一度稱吳淞商船專科學校（今上海海事大學前身） ^[84]  。

宣統二年（1910年），基於在創辦江西瓷業公司的過程中產生的“苟欲興工，必先興學”“實業所到即教育所到”等認識，在張謇等有識之士奔走疾呼下，經清廷農工商部批准立案，直隸、湖北、江蘇、安徽等地方政府支持下，設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所陶瓷專業學校——中國陶業學堂（今景德鎮陶瓷大學前身）。 ^{[101-103]  [111]} 

民國元年（1912年），張謇在老西門創辦江蘇省立水產學校，1913年改稱吳淞水產專科學校（今上海海洋大學的前身） ^[85]  ；同年還創辦了私立南通醫學專門學校（今南通大學醫學院、蘇州大學蘇州醫學院前身） ^[79-80]  以及創辦了南通紡織染傳習所（今南通大學、東華大學、江蘇工程職業技術學院前身） ^{[69]  [78]  [113-116]}  、河海工程專門學校（今河海大學前身） ^[81]  ，並陸續興辦一批小學和中學。

民國6年（1917年），在張謇支持下，同濟醫工學堂（今同濟大學前身） ^[86]  在吳淞覆校。

民國9年（1920年），國立東南大學（今南京大學、東南大學、江蘇大學、江南大學、南京師範大學、南京工業大學、南京農業大學、南京林業大學、上海財經大學、台灣中央大學前身）成立， ^{[87-90]  [93-98]}  張謇是主要創建人之一。此外他還陸續創辦了南通圖書館（今南通市圖書館前身）、南通盲啞學校（今南通特殊教育中心前身）、南通伶工學社（中國第一所戲劇學校）等。 ^{[25]  [91-92]  [99]} 

張謇對書法教育特別重視和用心，在其所創辦的很多學校中都開設書法課，依據學校的等級、層次、專業不同，對學生習書提出不同的要求。

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張謇成立通州師範學校後，非常重視師範生的書法教育。在師範學校的課程設置中，他把國文作為師範生學習的一個很重要的科目。在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頒佈的《通州師範學校學課章程》中規定，四學年中每年都開設國文課，第一學年每週6課時，後三學年每週3課時，所佔學時比例較大。而“習真、行、草三種書法”作為國文一科中的主要教學內容之一，每學年都開課學習，並在第三、四學年增加學習“教授習字之順序方法”，不但要求學生學習掌握真、行、草三種書體，而且還要求學生掌握書法教學的技巧方法。張謇逝世前數月還在《為師範甘肅畢業學生演説》中，從執筆、用筆、結體乃至書法與修養的關係等方面為師範生做了詳細的講解，將其對書法的體悟理解教給學生。

張謇書法(4張)

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張謇為了給社會培養秘書人才創辦了國文專修科，附設在通州中學。學生學習兩年畢業後分配到省、道局實習。在《通海中學附國文專修科述義並簡章》中他將“奏議、箋牘、記敍、真行草書、歷史、地理、掌故為必修科”，把真、行、草三體書法作為必修課程進行學習。同年，張謇為了推行女子職業教育，在通州女子師範學校附設女子手工傳習所。課程設置以刺繡為主，同時為了全面提高學生的藝術素養和鑑賞能力，也開設了書法課程，並聘請專業老師進行授課，如陳衡恪等都曾為女工傳習所學員授過課。而張謇創辦的伶工學社，為了提高學生的藝術修養，在通用課程中也設有書法課，張謇還親自“批閲學生的書法習作，並對書法成績優異者給以具體指點”。可見其對書法教育的重視。

張謇在初等教育中也非常強調書法教育。在其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的《呈學部文》中對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清廷頒佈的學堂章程提出了較多反對意見，如學制年限和課程設置等，其中對中國文字及書法的學習時間偏少表示很大不滿。他認為在初等教育中讀經時間過長，而對中國文字學習時間過少，建議在初等教育中增加學習中國文字及書法的學習時間。

張謇在對學生的書法教育中，並不僅將書法作為一門技藝來看待，而是注重書法與人品、修養之間的關係，以書法促進人品、修養的提高。其次他強調修養學識對書法的影響。

在張謇對書法教育的推動促進下，如王個簃、丁吉甫、陳曙亭等一批書法篆刻人才脱穎而出。 ^[34] 

張謇書法作品(19張)

張謇在書法上刻苦用功，至老而不衰。他早年因為一心功名，通過院體、閣帖而進入書法門徑，打下了非常紮實的基礎，也奠定了他書法的歐、褚筆意和法度。而他金榜題名而成為狀元之後，先是步其恩師翁同龢渾厚凝重的書風，而後師法黃庭堅，臨終前一兩年還在臨帖懷素，潛心苦研。

張謇書法是歐、褚、顏的底子，據他自己臨書之記載，年輕時臨褚遂良的《枯樹賦》《聖教序》 和顏真卿的《自書告身帖》《爭座位帖》。四十一歲臨 《瘞鶴銘》，四十五歲臨《曹娥碑》，張謇中年以後，特別愛重黃庭堅。晚年還在臨懷素、孫過庭。從張謇一生書風的演變情況來看，可分為三個時期：早期（22-40歲）書風追求平穩，端莊正直，筆兼歐、褚，且帶有柳意，代表作有《四時讀書樂》等；中期（41-65歲）刻意求變，深得山谷之神韻，結體瀟灑矯健，筆意堅韌勁拔，代表作有《墨竹賦》等；後期（65-72歲）融會諸家而用筆自出匠心，厚朴沉着，書卷味濃郁，形成了“張書”之氣象，代表作有《東奧山莊記》《望稼樓聯》等。

書法理論家孫洵在《民國書法史》一書中把張謇列為“以行書聞名”的重要書法家，他在研究了張謇的信札之後這樣説：“張氏精擅書法，學顏而摻以歐陽率更。立意沉醉，外柔內剛；字體馨遠，舉止安和。有隋唐楷行嬗變的風采。”孫詢認為張謇“晚年隨意所書，奇逸勁爽，自由營造。” ^[35] 

張謇於1903年創辦的翰墨林印書局是一家中國近代頗具影響力的印刷出版機構，對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方面發展起了很大的作用。而印書局對書法的推動作用也不容忽視。

一方面，翰墨林印書局兼營書畫交易與裝裱等，促進了當地書畫界的交流；同時張謇利用印書局編印了很多習字帖供學生臨摹學習，並將他自己寫的部分字帖印刷發行，如《狼山觀音巖造像記》《千齡觀記》《顧生母墓誌》等，擴大了書法的傳播範圍與途徑，為南通文人學子學習書法、書法交流提供了很大的方便，同時也為地方書法留下了很多寶貴的資料。

另一方面，張謇強烈的文化意識及改良社會的使命感，使他始終以極高的要求和規範來促進翰墨林的發展，對高端藝術人才的使用也極為重視。在張謇邀請至翰墨林工作的人才中，如諸宗元、李苦李、金澤榮等人在書法篆刻上都有較高的造詣，這些文人的加入，使翰墨林成為文人雅士書畫交流的場所和平台。

由此可見，張謇創辦翰墨林印書局的意義與價值不僅僅體現在近代出版業上，在促進近代書法的交流與傳承上也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和影響。 ^[34] 

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張謇以個人的力量創建了南通博物苑，開啓中國文博事業之先河。張謇建博物苑的目的，一方面是彌補學校教育的不足，將博物苑作為學校教育的擴展延伸，使之變成傳播科學、普及知識的場所；另一方面是為了加強對金石書畫等的集中保護和交流。為了擴充館藏量，張謇在社會上廣泛徵集文物，多次發佈啓事。1908年發佈《通州博物館敬徵通屬先輩詩文集書畫及所藏金石古器啓》。1915年又發佈《為博物苑徵求本省金石拓本》。可見在館藏文物的徵集中，張謇非常注重對書法真跡、碑帖拓本的收集整理。為了做好典範作用，張謇將自己的收藏悉數捐到博物苑，據1914年編印的《南通博物苑品目》中，書畫類登錄101件，其中張謇本人捐贈的就有71件。在給其子張孝若的信中曾叮囑其將三希堂帖等轉交博物苑。在博物苑藏品鑑定考訂的過程中，張謇邀請了在通的書家學者如陳師曾、諸宗元、宣子野、尤金鏞和金澤榮等參加工作。

南通博物苑的創立，收集保護了眾多的書畫珍品，同時也使得以前的私藏能夠面向公眾開放，使普通民眾得以目睹為數甚多的書法碑帖，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普通民眾的書法修養，促進了南通整體書法水準的提高。 ^[34] 

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由席子佩發起，計劃仿照企業制度建立一個聯合公司保全舊書業的利益，然而由於種種原因，席子佩離開另組圖書公司。此時實權轉入曾少卿等人手中，延請張謇（時兼任江蘇教育會長）任董事長，張謇與馬相伯就是在此時成立了中國圖書有限公司。該公司以“鞏護我國教育權、驅策文明之進步、杜絕外人之覬覦、消弭後來之禍患”為宗旨。可以看出，張謇並沒有完全用“企業以盈利為目的”的商人思維來考慮發展，而是兼顧了社會責任和文化信仰。 ^[12] 

民國元年（1912年），張謇創辦了中國早期公共圖書館之一——南通圖書館（今南通市圖書館前身）。 張謇邀請南通師範學校培養的中國近代建築史上早期建築師孫支廈設計圖書館。他在著述中記載：“民國元年，裏少年盡毀諸神祠。謇於是謀諸兄謀耆老，……因岳廟為圖書館。”“計有圖書樓兩幢二十間，曝書枱五間，廂樓上下十二間，閲覽樓上下八間，兩廊辦事室十間，道故齋上下六間，燕息亭三間，庶務室、門房、廚房、廁所等十三間，共六十七間，計用銀萬二千元。書櫥二百架，計用銀一千二百六十元，圖書十三萬千百卷，他人贈者五萬卷弱，謇贈者八萬卷強，職員六人：館長一，館務主任一，編輯及保管二，庶務一，收發一，規定每年館用一千六百元，增購圖書二千元，校對、裝訂等費用四百元，共四千元。其預籌而未設者：兒童閲覽室，婦女閲覽室，並置巡迴書庫。”圖書館開創時，藏書、館舍規模已不算小，以後又進行了擴建。最主要的一次在1918年，張謇之子張孝若訪美歸來，敍述了國外圖書館得到重視的情況，張謇“乃拓地館西為樓，亦十有六，築複道以迎，庋書之架櫝，凡三百三十。先後凡用銀二萬六千二百四十三元。歲用之銀二千四百元或強。”創辦南通圖書館，是張謇對中國公共圖書館事業的傑出貢獻。 ^[104] 

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9月，張謇創辦了南通曆史上的第一張報紙——《星報》。《星報》主要就是反映立憲運動和地方自治的情況，在表達南通新派封建士紳觀點的同時宣泄新知識分子對當局的不滿和官場陳腐的憤恨。宣統三年（1911年）辛亥革命後，時局劇變，《星報》於民國元年（1912年）1月終刊。但以《星報》為開端，張氏家族相繼創辦了《通報》（1912年）、《新通報》（1914年）、《南通新報》（1918年）、《南通報》（1919年），開一代報業的先河。

除了《星報》，作為南通的第一份對開大報，創刊於民國二年（1913年）的《通海新報》的報頭“通海新報”四字楷書豎排也為張謇所題。作為近代地方性民營報業的縮影，這些張謇創辦、支持的報刊起到了啓迪民智、維護民權和鍛造國家意識的重要作用。

民國元年（1912年）10月，張謇為最大股東，連同史量才、趙鳳昌、應德閎、陳景韓四人以12萬元銀價，從席子佩手中購得了《申報》的產權。史量才任經理，開始了他的辦報生涯。不僅如此，在經營理念方面史量才也受到了包括張謇在內的民族資本家們實業救國的深刻影響。張謇的提攜使得史量才迅速進入了實業資本家的圈子，通過加入立憲派興辦實業，參與政事的活動，史量才徹底成為了一個具有市場頭腦的經營人才。由於張謇、史量才這批股東超前的發展眼光和敏捷的商業思維，《申報》在短期內飛速發展。1912年《申報》僅僅發行7000份，到1917年一下飆升至2萬份，1925年就突破了10萬份， 1932年達到了空前的15萬份。 ^[12] 

張謇是近代中國以科學方法規劃治水的先驅。 1911年，他便自費組建了30多人的測繪隊，開始測繪淮河水系。他先後擔任過導淮督辦、全國水利總裁（水利部長），留下了大量的以導淮為主的設想、規劃、方案等文字，以及測繪圖紙等檔案。 ^[36] 

《通海新報》（1926年8月25日）：張嗇公先生道高望重，舉世欽崇，其盡瘁地方自治事業，維護東南安寧，嘉惠通邑人士及蘇省各縣者，實足令人銘感無已。 ^[37] 

時任五省聯軍總司令孫傳芳和江蘇省省長陳陶遺聯名電文：碩學巍名，文孚特望。甲午而後，力圖自強，孜孜以提倡實業、教育為職志，在籍創辦各工廠、公司暨各專門學校，逐年推廣，成績昭然。厥後辦理地方自治及各公共事業，尤能盡心規畫，卓著勞勳。綜其生平事蹟，實足上裨國家，下益社會；東南耆舊，無與倫比。 ^[37] 

民國政府《大總統令國務院攝行》：前農商總長張謇，耆年碩德，體國忠誠，位望崇隆，邦人所重。民國肇造、於建設因革諸大端多所贊助。嗣後總筦農商及督辦水利、導淮、商埠各事宜籌畫經營，效績昭著。比年引退，尤復振興實業，造福邦家。 ^[37] 

近現代思想家胡適：張季直先生在近代中國史上是一個很偉大的失敗的英雄……他獨力開闢了無數新路，做了30年的開路先鋒，養活了幾百萬人，造福於一方，而影響及於全國。終於因為他開闢的路子太多，擔負的事業過於偉大，他不能不抱着許多未完的志願而死。 ^[11] 

無產階級革命家毛澤東：（中國）最早有民族輕工業，不要忘記南通的張謇。 ^[11] 

1984年7月7日，時任全國政協副主席的錢昌照在《光明日報》上發表《輓聯與哀詩·挽張謇老前輩》：成敗由天，譭譽由人，一生經濟文章，都從實地做起；細行不矜，大德不渝，蓋世功名事業，那堪濁浪淘來。 ^[38] 

當代學者章開沅：在中國近代史上，我們很難發現另外一個人在另外一個縣辦成這麼多事業，產生這麼深遠的影響。 ^[39] 

全國政協原副主席張梅穎：張謇和張詧的一生證明：作為社會個體，他們既在原有社會結構下有所作為，同時又參與新的社會建構，他們的思考和行動，既受制於歷史，又在創造新的歷史。 ^[40] 

東台張謇紀念館高清大圖(8張)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馬勇：在歷史大轉型時代，張謇是一個有力量有辦法溝通朝野的人物，他的存在不是讓形勢更惡化，而是為惡化的形勢找到改變的契機。歷史的鉅變一定有英雄偉人登高一呼，張謇、張詧就是近代中國大轉型時代的代表人物。 ^[40] 

經濟學家熊映梧：“實業救國”的倡導者和實踐者張謇，積極主張發展工商業，以富民強國。張謇是中國的“重工主義”者。 ^[41] 

人民網：張謇是近代史上的傳奇人物，他大器晚成，前半生勤奮讀書求取功名，終於在四十一歲時一舉獲得狀元頭銜，卻不滿於自己當官無助於救國，毅然放棄仕途，從頭再來，投身於實業和教育。之後三十多年的時間裏，他碩果累累，開闢出多條他人未走之路，以自己的實踐親自見證了一個愛國者的滿腔熱情，成為歷史上眾人皆知的“狀元實業家”。他的偉大事業為後人景仰，他的光輝成就將彪炳史冊。 ^[42] 

2011年9月10日，江澤民同志在《中國電機工業發展史——百年回顧與展望》序言中指出，張謇是清末民初的著名實業家，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中國，他為發展民族工業付出了艱辛努力，他的愛國情懷和敬業精神為人稱道。 ^[43] 

2012年10月9日上午，江澤民同志及夫人王冶坪同志在京親切接見了專程赴京彙報的上海海洋大學黨委書記虞麗娟、校長潘迎捷等一行。當談到學校創始人張謇最早提出“漁界所至，海權所在也”的主張時，江澤民指出，張謇先生很有戰略眼光。 ^[44] 

2020年7月2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京主持召開企業家座談會並發表重要講話，當提到張謇時，稱他為“愛國企業家的典範”。 ^[45-46] 

2020年11月12日下午，在江蘇考察調研的習近平總書記來到南通博物苑，參觀張謇生平展陳，瞭解張謇興辦實業救國、發展教育、從事社會公益事業情況。習近平指出，張謇在興辦實業的同時，積極興辦教育和社會公益事業，造福鄉梓，幫助羣眾，影響深遠，是中國民營企業家的先賢和楷模。 ^[47] 

顧延卿是如皋顧家埭人，和張謇是同科秀才，結成了知已朋友。在張謇遭到張駒軟禁時，他很是憤慨，認為“張謇借籍應試，本屬無奈，怎能讓小人貪財借題發揮斷送英才呢？”顧延卿從家中湊足銀兩，到縣裏四處奔走，疏通了學官，在縣衙上下打點，官員們都知道張駒告狀底細，又受了顧延卿的疏通，都同情張謇，默許張謇逃出學宮，知縣也不予追究。張謇逃離如皋直奔顧家埭，顧延卿派人在路上接他。兩人相見感慨萬分，張謇當場寫了一付對聯。“半世仇人張世德，一生知己顧延卿”。此聯知者甚眾，以後在顧延卿的幫助下，張謇入了通州藉，中了舉人，最後中了狀元。

光緒十一年（1885年），張謇終於在鄉試中考中了第二名舉人。此後張謇開始參加禮部會試，向科舉的最高階段進發。很富戲劇性的是，當時翁同龢、潘祖蔭等“清流”黨人對他着力延攬，在禮部會試中暗中識別他的卷子，結果卻連着三次誤認了別人的卷子，將別人取中。光緒十五年（1889年），張謇參加會試，結果“清流”的考官們將無錫孫和的卷子認作張謇的，孫考中而張落第。潘祖蔭因此氣憤不已，拒絕接受孫的拜見。光緒十六年（1890年），第三次會試，這次陶世鳳的卷子被誤認了，結果陶考中會元，張謇又落第。光緒十八年（1892年），第四次會試，考官們又誤認了劉可毅的卷子，張謇再次落第。 ^[16] 

到光緒二十年（1894年），也就是甲午年，因為慈禧六十壽辰特設了恩科會試。心灰意冷的張謇因父命難違，第五次進京應試。這次在禮部會試，張謇被取中第六十名貢士。三月禮部複試時中了一等第十一名，翁同龢將他改為第十名。四月殿試時翁同龢的提攜之心已經迫不及待。他命收卷官坐着等張謇交卷，然後直接送到自己手裏，匆匆評閲之後，便勸説其他閲卷大臣把張謇的卷子定為第一，並特地向光緒介紹説："張謇，江南名士，且孝子也。"於是張謇在41歲的時候，終於得中一甲一名狀元。 ^[48] 

大生紗廠最初定位為商辦，由張謇出面在民間集資。張謇召集到的股東包括沈敬夫、陳維鏞、劉桂馨、郭茂芝、潘鶴琴和樊時勳。前三位來自通州，後三位來自上海，因此分別稱為“通董”和“滬董”。最初決定以100兩為一股，共6000股，籌銀60萬兩。但是招股很快陷入困境，通董和滬董之間，幾度分合，股金遲遲不能到位。張謇只好向官方求助。

張謇(3張)

此時張之洞早已調任湖廣總督。張謇通過新任兩江總督劉坤一，將光緒十九年（1893年）張之洞用官款向英國購買但一直擱置在上海的4萬多錠舊官機折價，折算為50萬兩入股，性質是“官股”。大生的性質相應改成官商合辦，張謇還需要另外招50萬兩“商股”，以使官商雙方的力量均衡。但是商股還是遲遲募集不全。恰在此時靠洋務起家的另一位實業家盛宣懷也要買機器，就從張謇手裏分走了一半機器，折算為25萬兩官股。大生的商股目標也就相應調整為25萬兩。但即便把籌資目標下調了一半，大生最後可以籌集到的商股也沒有25萬兩。在大生開工時，真正向社會籌集的商股資金只有15餘萬兩。

因為籌資困難，張謇一方面被迫一再降低目標，另一方面則嚐盡辛酸，四處碰壁。江寧布政使桂嵩慶曾許諾出資六七萬兩；盛宣懷和張謇分領官機的時候也曾答應張謇籌資，甚至定有合約。但是當大生紗廠動工後，資金告急，桂嵩慶答應的錢屢催不應，盛宣懷也默不作聲，百般躲閃。張謇到上海招股沒有收穫，甚至沒有旅費回通州。無奈間，只得在報紙上刊登廣告，在四馬路賣字三天，賺取旅費。狀元經商，而狼狽至此，張謇在筆記中寫道：那些市儈油滑的小人官吏對他冷嘲熱諷，陰陽怪調，而他聽着誹謗之詞也不敢辯駁，蒙受侮辱也不能作色。 ^[21] 

張謇家祖籍江蘇常熟，元朝末年，為躲避戰亂，張謇的祖先從常熟土竹山渡江遷移到通州金沙場（今江蘇省南通市通州區金沙鎮），定居在後來叫“三姓街”的地方（今三姓街村），世代業農。到了清乾隆年間，原住在石港鎮的張謇高祖張元臣（字西園）攜子張文奎等遷到金沙東五里廟河南瞿家園。 ^[9] 

嘉慶元年（1796年），張文奎去世，其三子張朝彥的兩個哥哥都已離家，張朝彥與母親在一起生活。在張朝彥16歲那年，其母親暴病身亡。張朝彥因被騙入賭場而輸光了家產，流落到金沙鎮，被在金沙場開瓷器店兼賣雜貨的吳聖揆招贅為婿，張朝彥生子張彭年。嘉慶中葉，張朝彥攜妻兒家小遷往西亭鎮。同時，吳聖揆夫婦遷到海門常樂經商兼務農。道光年間，張彭年娶東台金氏為二房。不久以後，張彭年奉父張朝彥之命離開西亭，僑寓海門，在常樂鎮長住下來，以孝奉母家，照顧外祖母殷氏。 ^{[8]  [13]} 

張彭年（1818年—1894年10月15日），字潤之。 ^[49] 

金氏，東台栟茶（今南通市如東縣栟茶鎮）人 ^[13]  ，張彭年於道光年間娶的二房。

張譽，原名長源，張彭年長房葛氏所生。

張謩，原名長慶，又名吳慶華，金氏所生。

張詧（1851年—1939年），原名長春，又名吳首梅，金氏所生。字叔儼，號退庵、退翁，人稱張三先生。 ^[13] 

張警，張彭年長房葛氏所生，早年夭折。 ^[13] 

吳道愔，南通如東雙甸北吳家莊人 ^[13]  ，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徐端為張謇納妾吳氏，生子張孝若，母以子貴，在徐氏去世後被張謇扶為正室。

梁曼容，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徐端為張謇納妾梁氏，1909年，兩人分手。 ^[50] 

張謇與周家祿、朱銘盤、顧錫爵、範當世被合稱為“江蘇五才子”。 ^[10] 

沙元炳，與張謇是同榜進士，又是莫逆之交。清末辭官回鄉，致力於教育與實業。1917年後，沙元炳多次應張謇之請，為沈壽治病。 ^[58] 

孫儆，於光緒十六年（庚寅，1890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在金沙張載之宅相識並相交比他年長13歲的張謇先生。受張謇影響，他率先在通州金沙辦起新式學堂（今南通市通州區金沙小學、通州實驗小學、金沙中學、通州高級中學等），1912年當選為江蘇省臨時議會副議長。 ^[59-60] 

張淑，光緒四年（1878年）出生，母徐端，出生僅90天即死於小兒驚風。 ^[51] 

張嫺，張謇三兄張詧之女，張謇養女，四歲時不幸病卒。　 ^[50] 

張孝若（1898年—1935年），本名張怡祖，字孝若，以字行，又字潛廬 ^[52]  ，張謇的獨子，與張學良等人並稱“民國四公子”。民國24年（1935年），在上海遇害。 ^[53]  娶妻陳開成（父陳惟彥）。 ^[51] 

張襄祖，字孝及，張謇養子。 ^{[54]  [105]} 

陳開成（1895—1947），字石雲，出身於安徽石埭官宦名門世家。畢業於上海教會學校啓明女中。1915年11月與張孝若結婚。她思想進步，支持革命，讓女兒參加抗日活動，解放戰爭期間，又冒着生命危險保護和營救過共產黨人和進步人士。 ^[51] 

餘學慈，張孝若側室，餘覺侄女，餘覺沈壽夫婦的養女。 ^[109] 

李復初，張孝若妾，原上海名妓，張孝若遇刺時一併被傷，第二年2月3日因傷重死於南通醫院。 ^[52] 

吳端華，吳道愔侄女，張佑祖之妻。 ^[106] 

張融武，張謇長孫，民國37年（1948年）底，融武知道大生企業在香港有空關住房，便攜家人去了香港。二十世紀世紀六七十年代受聘於香港電台，講解歷史故事，後為香港大學校長所賞識，聘為香港大學國文和國語教授，1984年在香港病逝。 ^[51] 

張緒武（1928年3月—），張謇次孫，張孝若次子，也是是張謇孫輩六姊弟中最小的一個。全國政協原常委、全國工商聯原常務副主席。 ^{[49]  [107]} 

張範武，張孝若與餘學慈之子，1943年7月和張緒武等人在外祖父餘覺的蘇州石湖上方山下“漁莊”附近划船遊玩時意外溺亡。 ^[109] 

張炎武，張佑祖次子，新中國成立後在南通任教，退休後仍在南通博物苑工作。 ^[106] 

張非武（1916年11月18日—），張謇長孫女，1937年投身愛國救亡運動，同年9月回到南通城裏，會同親友數人，自發組織起抗日救亡宣傳活動，並把小妹聰武也帶去演宣傳話劇。隨後隨軍北上，堅持抗日救國。1940年，57軍一名長官，掉轉槍口企圖打內戰，殘害進步青年。她以去西安受訓為名，離開部隊到了重慶。抗日戰爭勝利後，與丈夫及朋友在美國辦企業公司。

張柔武（1919年5月8日—），張謇二孫女，曾任江蘇省南通師範學校高級講師、致公黨南通市工委主委、南通市政協副主席、致公黨江蘇省委副主委等職務。 ^[55] 

張粲武，張謇三孫女。 ^[54] 

張聰武（1922年—1938年），又名岑。四孫女。有文藝才華，在女師初中求學時，參加演出《雷雨》等劇。七七事變後，參與國民革命軍第五十七軍一一一師（原東北軍）政訓處（駐通）義勇宣傳隊的抗日宣傳活動，演出《放下你的鞭子》等劇。民國27年（1938年）3月，日軍侵佔南通後，張聰武去如皋小馬橋參加當地的抗日遊擊隊，分配在戰地服務團做宣傳工作。是年中秋節夜，日軍突襲小馬橋，不幸被日軍殺害。建國後，骨灰移葬南通市烈士陵園。 ^{[54]  [56]} 

孟廣珍，張緒武夫人。 ^[107] 

姚劍，張炎武夫人。 ^[106] 

張光武，作家，張詧之孫子、張謇侄孫。 ^[110] 

張慎欣，1964年9月生，張緒武之子，江蘇省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聯華影藝發展公司董事長、中國愛國工程學會張謇基金會負責人，從事着實業工作。 ^{[49]  [51]  [57]  [108]} 

王湛，張霅之夫，曾任江蘇省副省長、國家教育部副部長。 ^[106] 

張謇著有《張季子九錄》《張謇函稿》《張謇日記》《柳西草堂日記》《嗇翁自訂年譜》等。 ^[61] 

張謇墓位於江蘇省南通市嗇園內，墓地是他生前選定的，當時他還為墓門預作過一副對聯：即此粗完一生事， 會須身伴五山靈。1926年8月24日，張謇病逝於濠南別業，同年11月1日安置於此。隨葬品很簡單，一頂禮帽、一副眼鏡、一把摺扇，還有一對金屬的小盒子，分別裝着一粒牙齒，一束胎髮。 ^[62]  1930年4月，墓前增立張謇身着西服大衣、手持文卷的青銅立像。張謇墓園一直由張氏家人管理。1956年，張謇墓園交由國家管理，1958年5月由張氏家屬提議改名為“南郊公園”。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同年8月24日，張謇墓及銅像被紅衞兵當做“四舊”砸毀。1983年，南通市人民政府在原地重建了張謇墓。1985年8月8日，復立張謇銅像，並改稱“嗇園”。 ^[63] 

張謇紀念館(4張)

張謇紀念館位於江蘇省南通市海門區常樂鎮狀元街東首，是一所江南園林式建築。佔地面積為33畝，園內建築古樸凝重、曲徑深幽，具有小橋流水的詩意。園內珍藏的上千件珍貴圖片和事物，從各個不同側面反映了張謇先生艱苦創業、實業救國的一生。紀念館自開館以來，共接待社會各界羣眾30多萬人次，1988年被列為市級文物保護單位。2002年被江蘇省委宣傳部命名為“江蘇省愛國主義教育基地“。2011年，江澤民同志為張謇紀念館題名。 ^[64] 

2013年7月2日，南通市文廣新局，張謇研究中心、南通博物苑、市文博協會、市集郵協會等在南通博物苑內，舉辦“紀念張謇誕辰160週年特展”開幕式暨“張謇個性化郵票”首發活動，共同緬懷張謇。7月2日上午，張謇嫡孫女張柔武、嫡孫張緒武等張家後人，南通博物苑、大生紗廠、更俗劇院、圖書館、伶工學社、沈壽藝術館等張謇生前創辦的企事業代表，南通農院、紡院、高等師範學校、通師一附、二附等張謇創辦學校的學生代表，南通環濠河博物館羣代表等來自社會各界200多人，齊聚在濠南別業張謇銅像前，向銅像獻上自己親手製作的花束，表達緬懷之情。

2013年7月18日，由南通大學、市文化廣電新聞出版局、市文學藝術界聯合會、中國民主同盟南通市委、南通張謇研究中心、南通江海文化研究會主辦，南通博物苑承辦的紀念張謇160週年誕辰系列活動——沈啓鵬捐贈“風物聿新”畫作展開幕式暨《時代新象》首發儀式，在南通博物苑開幕。7月22日—23日，圍繞“弘揚張謇精神，實現強國夢想”舉行紀念張謇160週年誕辰學術研討會。研討會共收到論文54篇。23日，15位論文作者先後做了交流發言，從張謇精神、張謇的經濟、政治、教育思想與活動等不同角度不同領域展示了學界最新的張謇研究成果。 ^[65] 

2016年3月24日，中國首艘萬米級載人深淵器專用科考母船“張謇”號，在浙江省温嶺市松門鎮舉行下水儀式。“張謇”號總長97米，型寬17.8米，設計排水量4800噸，巡航速度12節；配備1台11000米載人潛水器，1台11000米無人潛水器，3台11000米着陸器。同時，配備乾性、濕性通用實驗室、重磁實驗室、資料處理室、網絡信息中心等，並安裝全海深多波束系統、淺地層剖面儀等聲學設備，以及A型吊架、伸縮折臂吊、深海絞車等科考設備。 ^[66] 

2012年11月6日，張謇職教思想陳列館暨南通紡院文博館在江蘇南通開館。 ^[67] 

2021年1月6日，張謇企業家學院在中共南通市委黨校正式揭牌。 ^[117] 

（影視形象參考資料： ^{[68]  [118-121]}  ；概述圖參考資料： ^[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