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

“半封建”或“半封建社會”的術語是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列寧用“半封建”、“半殖民地”兩詞來形容中國近代社會的性質。蔡和森於1922年9月在《統一、借債與國民黨》一文中，明確使用“半殖民地”和“半封建”兩個概念。1939年12月，毛澤東主持撰寫的《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一書，指出認清中國大陸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特點和主要矛盾，是認清一切革命問題的基本根據。 ^[4]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又稱“雙半社會”。資本主義列強入侵封建國家後，封建經濟逐步解體，資本主義因素得到一定發展；國家形式上保持獨立和主權，而實際上政治、經濟都被帝國主義所控制的社會形態。半殖民地國家或者受一個帝國主義控制，或者受幾個帝國主義控制，在國內形成代表不同利益的官僚買辦集團。舊中國是受着幾個帝國主義侵略和控制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 ^[3] 

半殖民地從政治角度看，主權遭破壞，列強干涉中國內政，中央機構半殖民地化；從經濟角度看，中國日益捲入資本主義世界市場，經濟日益殖民地化。

《辛丑條約》簽訂標誌着中國半殖民地秩序形成。半殖民地的歷史是中國沉淪，遭受侵略、掠奪、奴役和屈辱的歷史。

半封建是指封建主義（封建的制度、生產方式、落後保守的思想觀念）受到衝擊，逐步瓦解，資本主義先進的生產方式、思想、制度在中國逐步傳播、發展的過程。這是個歷史的進步。

資本主義的產生和發展，是推動近代中國進步的主要力量。但封建主義在中國根深蒂固，在政治、經濟、思想領域仍起着阻礙近代社會進步的作用。

有部分獨立權，但沒有完整的獨立自主權。

與歐洲等地的發達國家不同，當時的中國長期處於封建社會的形態，形成了比歐洲國家更為強大的自然經濟。長期的封建社會使人民對世界形勢缺乏足夠了解，整個社會普遍存在以中國為中心的心態，排斥外來文化。在商品經濟不甚發達，自然經濟佔據絕對優勢的情況下，僱傭勞動現象受到當時的意識形態制約而難以發展。導致社會生產力遲滯不前，國力相較於資本主義國家有極大的差距。在政治上受到外國的控制，為傾銷商品而控制海關關税；通過設立租界開設工廠。使得國家在全方位受到資本主義的控制，但依然存在着形式上的主權。

隨着資本主義國家經過工業革命後生產力空前的發展，來自當時中國市場的利益已不足以滿足資產階級的需要；同時大量商品的生產需要有足夠的原料與勞動力來維持。這樣一來佔有擁有豐富原料、廣闊市場與廉價勞動力的封建國家成為資產階級的首要目標。各資本主義國家政府對經濟發展的態度均為自由主義和重商主義，利用國家機器來維護該國資產階級，以外交、經濟乃至武力為該國資本主義發展尋求殖民地。對於採用貿易壁壘等利用政府封閉該國市場的國家，一律以武力解決，再以不平等條約來確定開放市場的法理依據。隨著外部因素的不斷加強，最終原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殖民地傾向將愈加明顯。

鴉片戰爭使中國喪失了獨立自主地位，開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國社會性質發生了巨大變化。從半殖民地化來看，鴉片戰爭以後，中國的領土、領海、司法、關税和貿易等主權開始遭到嚴重的破壞，中國在政治上已經喪失了獨立自主的國家地位。特別是列強建立的租界，完全獨立於中國行政系統和法律權限以外，是“國中之國”，成為列強推行侵華政策的基地。從半封建化來看，鴉片戰爭後，以小農業和家庭手工業為主要標誌的自然經濟開始解體。一方面，東南沿海地區以棉紡織業為主的家庭手工業受到外來商品的巨大沖擊，另一方面，以絲茶為主的農產品日益商品化。

第二次鴉片戰爭使外國侵略勢力從沿海深入到內地，從東南沿海擴展到東北沿海，中國半殖民地化的程度進一步加深。如外國公使進駐北京，便於通過清政府直接控制中國；英俄侵吞大片領土，進一步破壞了中國的領土完整；成立總理衙門，清朝中央機構開始半殖民地化；任命英國人為海關總税務司，使中國的海關管理權落入外國人手裏；另外，赫德曾向總理衙門遞交一篇《局外旁觀論》，還推薦美國人蒲安臣任中國使臣，出訪歐美，干涉中國的內政外交。這一時期，由於洋務派多方依賴洋人，引進西方技術和設備，為外國擴大經濟侵略提供了便利，加上外國侵略者直接控制中國海關，資本主義國家對中國的經濟侵略大大加劇，外國商品充斥中國市場。第一次鴉片戰爭之後，洋貨輸入並未打開局面，但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後，封建自然經濟在外國商品衝擊的大潮下終於敗下陣來，家庭手工業紛紛破產，農產品加速商品化。同時，由於失去海關保護，民族工業的發展舉步維艱。中國社會經濟日益陷入資本主義世界市場，中國淪為外國侵略者的商品銷售市場和原料掠奪地。

中法戰爭中國不戰而敗，不僅充分暴露了清政府的軟弱無能，而且進一步刺激了列強侵略中國的野心，加快了中國半殖民地化進程。如清政府承認法國對越南的殖民統治，加劇了中國邊疆危機；允許法國在中國投資建築鐵路，不僅有利於列強對中國的資本輸出，而且為列強通過鐵路向中國境內滲透，加強政治、經濟和文化侵略和瓜分中國提供了更為便利的條件。

甲午戰爭的失敗和《馬關條約》的簽訂，使中國半殖民地化的進程大大加快。首先，清政府承認日本控制朝鮮，便利了日本以朝鮮為跳板，向中國東北擴張勢力。台灣、澎湖列島大片領土的割讓，刺激了列強瓜分中國的野心。

此後，列強紛紛在中國劃分“勢力範圍”，妄圖把中國變成它們的殖民地。新的通商口岸的開放和內河新航線的開闢，使帝國主義侵略勢力進一步深入到中國內地。

其次，鉅額賠款不僅加重了中國人民的負擔，而且便利了列強對中國的資本輸出，使列強進一步控制中國的財政和經濟命脈，嚴重阻礙了中國民族工業的發展。當然，甲午戰爭以後，隨着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和列強對華投資的增加，封建自然經濟逐步走向消亡。特別是新民主主義經濟出現後，從根本上不斷瓦解着封建經濟、官僚資本主義經濟和外國資本主義經濟，代表了中國半封建化的必然走向，是歷史的進步。 ^[1] 

1900年的八國聯軍侵華戰爭和1901年簽訂的《辛丑條約》，最終使中國完全成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一方面，拆毀北京至大沽的炮台，准許各國派兵駐守北京至山海關鐵路沿線要地；劃定北京東交民巷為“使館區”，界內不許中國人居住，由各國派兵保護；總理衙門改為外務部，班列六部之前；清政府答應懲辦義和團運動中參加反帝鬥爭的官吏，永遠禁止中國人民成立或加入反帝性質的組織，使清政府成為“洋人的朝廷”。帝國主義通過清政府加強了對中國人民的軍事監督和政治奴役。另一方面，鉅額賠款和此後列強對中國的大量投資，加強了帝國主義對中國人民的經濟掠奪。在此之後，中國社會性質進一步沉淪。

辛亥革命後，俄國在北方策動外蒙古自治，並強佔中國唐努烏梁海地區；英國在西部策動西藏獨立未遂，製造了一條非法的“麥克馬洪線”，把中國西藏東部9萬多平方公里領土劃到這條線以南；日本藉口對德宣戰，出兵山東，強佔了膠濟鐵路和青島並誘使袁世凱政府簽訂了旨在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袁世凱死後，帝國主義各自扶持代理人，“以華制華”，造成軍閥割據，連年混戰的局面。

1919年5月4日的五四運動標誌着資產階級領導的舊民主主義革命的結束和無產階級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始。新民主主義革命致力於使中國向新民主主義社會前進（新民主主義社會是過渡時期，是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準備階段），但此時的中國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

1931年，日本佔領中國東北三省，東北成為日本的殖民地。接着，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使中國喪失了華北、華中和華南的大片領土，中華民族處於歷史上最嚴重的危機關頭，中國有逐步淪為日本殖民地的嚴重可能。

1949年10月1日，新中國正式成立，它具有劃時代意義，使中國進入光明、輝煌的新階段，標誌着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同時也使中國的社會性質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轉變為新民主主義社會。

在1956年底三大改造基本結束後，中國的社會性質才由新民主主義社會轉變為社會主義社會。 ^[2]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1840—1919年），此時期又稱為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舊民主主義革命其性質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它是由資產階級領導的，反對外國侵略和該國的封建統治，以建立資本主義社會的資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政權為政治目的；以發展資本主義為最終目標的革命，其中辛亥革命是比較完整意義的一次舊民主主義革命）。此時期從1840年鴉片戰爭始到1919年五四運動前止，共約80年間的歷史。

此時期的歷史大事有兩次鴉片戰爭和太平天國運動，前者是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發動的非正義的侵華戰爭，即中華民族的反侵略的正義的民族自衞戰爭，而後者是農民階級的革命運動，二者又有十分密切的聯繫。其兩者都有政治、經濟和文化內涵。而第二次鴉片戰爭是列強對既取得的侵華權益不能滿足，力圖全面擴大侵華，並趁清政府處於內戰的窘境，以“修約”不成製造藉口而發動，英法是主兇，美國是幫兇，俄是既追隨英法又單獨作案的兇犯。中國又喪失了許多主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程度進一步加深。

由上可知，鴉片戰爭後的20年間，中國社會主要呈現出半殖民地特徵，到19世紀60年代又呈現出半封建社會的特徵。但鴉片戰爭並未解決中外矛盾，更激化了階級矛盾，導致了太平天國運動的爆發，雖由於時代，尤其是階級的侷限而最終失敗，但有着極重大的意義且承擔反封建反侵略的雙重任務與一些領導人發展資本主義的新時代特點（社會性質決定），這是以前農民戰爭所不曾有過的，是中國農民戰爭的最高峯。總之此時期的中國社會性質發生了巨大變化，且在思想界開始出現向西方學習的思潮，而清朝統治者在對待西方侵略的態度上，有對抗到暫時“和好”，在鎮壓中國革命的基礎上勾結起來，從而開始了中外反動勢力相勾結的歷史。

此時期的主要史實有民族危機加深、洋務運動、資本主義的產生、帝國主義掀起瓜分狂潮、戊戌變法及義和團運動等。此時期中國的社會經濟、階級關係、政治舞台及思想領域都發生了重大變化；從社會運動態勢看，既有沉淪，也有發展；在中國社會兩大主要矛盾中，帝國主義與中華民族的矛盾顯然居於最主要的地位，在中外暫時“和好”的形勢下，清建立了總理衙門，為解決內憂外患，掀起了洋務運動，但甲午中日戰爭戰敗，其“師夷長技以制夷”的目的破滅，以失敗局面而告終。隨着資本主義制度在19世紀中期的全世界勝利，英法美資本主義有了進一步發展，俄德日也走上了迅速發展資本主義道路，不久主要資本主義國家開始向帝國主義過渡的進程。鑑於此，列強為擴大海外市場及佔更多的原料產地，尤其是資本輸出的場所，加緊對外侵略，掀起了瓜分世界狂潮，而它們之間既勾結又相互爭奪。維新變法運動和義和團運動都把救亡圖存作為主要鬥爭目標，資產階級維新派通過學習西方的政治制度，發展資本主義的變法（和平方式）來實現其救亡圖存的鬥爭目標，而演出了一幕戊戌變法悲劇；以義和團運動通過“滅洋”（流血方式）來實現鬥爭目標，它沉重地打擊了清王朝的反動統治，尤其是粉碎了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的美夢，使帝國主義改變侵華方針為“以華制華”，而後這兩次救亡運動的失敗都與清有極大的關係，從此以後，以推翻清政府為主要鬥爭目標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運動在全國迅速興起。

此時期在社會生活各個領域，尤其在政治上變動極大。中國社會兩大主要矛盾匯於一流，集中地體現為廣大人民羣眾同帝國主義支持下的清統治集團及北洋軍閥統治的矛盾。20世紀初，帝國主義列強為重新分割世界展開激烈的爭奪，“一戰”的爆發影響到歐洲列強侵華政策的調整，以及列強在華勢力的變化，列強利用清政府及反動軍閥為工具進行侵華，清統治集團完全俯首聽命於列強。慈禧太后為苟延殘喘，既要取悦於列強，又要消弭於社會不滿，一手出賣國家主權、民族利益，一手耍弄“新政”、“預備立憲”，進行調整，但結果適得其反，直接間接地削弱了統治，促進了革命，而民族資本主義有所發展，資產階級的政治積極性明顯提高。隨着民主思想的傳播及論戰、團體及政黨的建立、一系列武裝起義的實踐、理論的指導，最終導致了辛亥革命，但其革命成果，因其階級侷限性，革命果實為袁世凱所竊取，袁世凱及其後繼者對內獨裁專制復辟、對外出賣國家主權，投靠帝國主義，而導致了以孫中山為首的資產階級革命派為維護民主共和成果，不斷地進行鬥爭，其鬥爭的實質為封建主義與資本主義，但最終都以失敗局面而告終，這説明民族資產階級不能領導中國人民走向勝利，需要新的階級－無產階級來領導，而這一時期的中國政治鬥爭的焦點為維護民主共和的鬥爭，反映在思想文化領域內：一方面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掀起了復古逆流，一方面資產階級革命派倡導民主共和和知識分子倡導新文化運動，且隨着“一戰”期間帝國主義暫時放鬆對華侵略，辛亥革命、民主共和和實業救國兩大思潮的推動下，中國工業迅速發展，這促使中國無產階級隊伍壯大，為以後中國革命由舊民主主義革命向新民主主義革命轉化，為中共的建立，提供了階級基礎。

近代中國社會既不同於鴉片戰爭前的封建社會，也不同於一般的資本主義社會，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因此，有其自身的許多特點，表現如下：

帝國主義日益成為統治中國、阻礙中國社會發展和進步的決定性因素。帝國主義通過不斷髮動侵華戰爭，迫使清政府簽訂一系列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他們操縱了中國的財政、經濟、軍事、文化，使本來已經落後的經濟文化更加落後，成為阻礙近代中國獨立發展的主要力量，也是近代中國一切災難和禍害的總根源。

中國封建勢力和帝國主義侵略勢力狼狽為奸，互相勾結，是近代中國最反動、最腐朽的力量，成為帝國主義統治和奴役中國的社會基礎。帝國主義列強的入侵，使封建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基礎雖遭破壞，但封建剝削制度的根基不但依然保持着，而且同買辦資本和高利貸資本的剝削結合在一起，在中國的社會經濟生活中佔據着顯著的優勢，成為近代中國最主要的經濟形式。雖然近代中國民族資本主義有了些發展，但始終沒有成為中國社會主要經濟形式。由於中國是幾個帝國主義間接統治的半殖民地國家，帝國主義列強在中國劃分勢力範圍和實行分而治之的政策，使中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發展呈現出極端的不平衡。

中國的廣大羣眾尤其是廣大工農羣眾不僅受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雙重壓迫，而且還受官僚買辦資產階級的剝削和壓迫。他們過着飢寒交迫和毫無政治權利生活。中國人民的貧困和不自由程度是世界上罕見的。

近代中國的文化是在中西文化的衝突、交融的艱難過程中誕生的。這種文化是由資產階級民主思想、空想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三個層面構成的，最終馬克思主義佔據統治地位，成為近代中國民族民主革命的指導思想。

從1840年鴉片戰爭開始，外國列強對中國每發動一次戰爭，每簽訂一次不平等條約，它們對中國的侵略就加深一步，中國在半殖民地化的道路上就加速一程。到20世紀初，中國雖然在形式上仍保持獨立，但實際上完全淪為幾個帝國主義國家共同宰割下的半殖民地，面臨着空前嚴重的民族危機。 ^[6] 

外國資本主義的入侵，打斷了中國社會的正常發展進程。近代中國的社會性質及由此派生的社會矛盾、階級關係、革命性質等逐漸發生了深刻的變化。 ^[6] 

在外國資本主義入侵之前，中國是一個獨立的以農業經濟為基礎的封建君主專制國家，社會內部商品經濟的發展已經孕育着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萌芽。如果沒有外國資本主義的侵入，中國也將緩慢地發展到資本主義社會。外國資本主義的侵入，對於中國的社會經濟起了很大的分解作用，一方面，逐漸破壞了中國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破壞了城市的手工業和農民的家庭手工業；另一方面，則促進了中國城鄉商品經濟的發展，給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造成了某些客觀條件。因為自然經濟的破壞，給資本主義的產生和發展造成了商品市場，而大量農民和手工業者的破產，又給資本主義的產生和發展提供了勞動力市場。中國資本主義經濟由此生長起來並得到初步發展。外國資本、官僚資本、民族資本相繼興起，建立起一批資本主義性質的近代工業、商業、交通運輸業、金融業企業。其中，民族資本是有利於推動中國社會生產力發展的進步的經濟成分。 ^[6] 

然而，西方列強侵入中國的目的，絕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國變成資本主義的中國，而是要使中國成為它們商品輸出和資本輸出的永久性市場，以掠奪更多的資源，攫取更大的利潤。為此，它們竭力維護中國的封建剝削制度和君主專制統治，勾結封建勢力壓迫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以農業為例，甲午戰爭後中國農村經濟雖然進一步商品化，但這主要是由西方列強掠奪原料和傾銷商品引起的，因此，這種農村經濟商品化的發展，不僅沒有導致中國農業資本主義的相應發展，而且使廣大農民遭受外國資本主義更重的盤剝和壓榨。同樣，西方列強把大量資本輸入中國，在中國經營許多輕工業和重工業企業，以便直接利用中國的原料和廉價的勞動力，並以此對中國的民族工業進行直接的經濟壓迫，阻礙中國社會生產力的發展。這樣，外國資本主義的侵入，就給中國社會帶來了兩個方面的重大變化：一方面，外國商品和資本的大量輸入，促進了中國封建社會的解體和資本主義的發展，把一個封建的中國逐漸變成一個半封建的中國；另一方面，外國侵略勢力又與中國封建勢力相結合，採用一切軍事的、政治的、經濟的和文化的壓迫手段，殘酷地統治中國，把一個獨立的中國一步一步地變成一個半殖民地的中國。 ^[6] 

鴉片戰爭以後，在近代中國社會演變的過程中，逐漸形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若干基本特點。 ^[6] 

在政治上，中國不再是一個完全獨立的主權國家，領土與主權的完整遭到嚴重破壞，司法和行政的統一不復存在。領事裁判權作為一種政治性的侵略，不僅嚴重破壞了中國法制的獨立性，同時也是外國侵略者在華攫取各種經濟特權和鞏固各種既得利益的重要手段。享有治外法權的在華外國人，可以恣意妄為而不受中國行政法律的管轄和制裁。尤其是在這種治外法權庇護下的“租界”，更無異於“國中之國”。中國政府的內政、外交、財政、軍事無一不受到列強的操縱和控制，各大國駐華公使館事實上成為清政府的“太上皇”。在外國列強實行“以華治華”方針的情況下，代表中國地主階級和買辦資產階級利益的清政府，則日益成為外國資本主義統治中國的工具。 ^[6] 

在經濟上，中國雖然有了資本主義工商業，但傳統的農業經濟仍是中國經濟的主要形式。農業的生產方式，仍然是由封建地主階級佔有大量土地，並把土地分為若干小塊租佃給無地和少地的農民耕種。中國農村存在着像汪洋大海一樣的分散的小農經濟，佔全國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幾乎完全用舊式的手工勞動從事個體生產，農業生產力處於十分低下的水平。封建社會中占主導地位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雖然逐漸遭到破壞，但封建的土地關係，即封建剝削制度的根基——地主階級對農民的剝削，不但依舊保持着，而且同官僚買辦資本和高利貸的剝削結合在一起，在中國的社會經濟生活中仍佔明顯的優勢。外國在華資本和依附於它的官僚買辦資本壟斷了國民經濟的命脈，使中國在經濟上日漸成為外國資本主義的附庸。民族資本主義雖然有了某些發展，但在整個社會經濟中所佔比重很小，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買辦資本的多重壓迫下，它沒有也不可能成為中國社會經濟的主要形式。整個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水平十分落後。 ^[6] 

在思想文化方面，中國傳統文化受到西方資本主義文化空前的挑戰和衝擊。在兩種異質文化不斷衝突、滲透和融合的過程中形成的中國近代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人們生活方式、思維方式、價值觀念、道德規範、行為準則的變化。由於近代社會是被扭曲的社會，隨着帝國主義侵略的加劇，中國半殖民地化不斷加深，因而在思想文化領域內，既有崇洋媚外、賣國求榮、民族自卑感以及文化虛無主義等帶有殖民地色彩的種種表現，也不乏抱定“祖宗之法不能變”的封建衞道者頑固守舊思想的種種反映。但從根本上看，近代文化的發展變化始終圍繞着挽救民族危亡和改革中國社會這一主題而展開。中國古代文化精華所鑄就的民族精神和優良傳統，仍然是近代以來先進中國人奮起救亡、追求真理的精神支柱和力量源泉。諸如：“愛國如思渴”、“賢者不悲其身之死，而憂其國之衰”、“常思奮不顧身，而殉國家之急”、“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愛國主義精神；“頭可斷，志不可屈”的民族氣節；“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社會責任感；拯民於水火、解民於倒懸的救世思想；“等貴賤，均貧富”、建設“大同世界”的理想；“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和“君子自強不息”的執著追求與奮鬥精神；不屈不撓反抗外敵和強權的鬥爭傳統，等等，一直支撐着國脈民魂。同時，隨着歷史的發展，向西方學習成為題中應有之義。從“師夷長技”、“中體西用”，到“中西會通”、“全盤西化”，種種救國主張和方案相繼提出；由學習西方的科學技術，進而學習西方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 ^[6] 

在對外關係方面，中國屢遭外國侵略，政府與外國侵略者訂立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同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關係是屈辱附從的政治關係。弱國無外交。中國在外交上雖然保持着獨立國家的形式，但實際上與資本主義國家在權利和地位上是絕對不平等的。 ^[6] 

由於帝國主義在中國劃分勢力範圍，中國實際上是在許多帝國主義國家的統治或半統治之下，又由於中國的土地廣大，中國的經濟、政治和文化的發展，表現出極大的不平衡性。在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雙重壓迫下，中國的廣大人民，尤其是農民，日益貧困化以至大批破產，過着飢寒交迫和毫無政治權利的生活。中國人民的貧困和不自由的程度，是世界上所少見的。 ^[6] 

在近代中國，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是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兩座大山。封建主義是帝國主義統治中國的社會基礎，帝國主義則是封建主義賴以存在的支柱。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封建主義和人民大眾的矛盾，構成近代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這些矛盾的加劇及其尖鋭化，就不能不造成日益發展的革命運動。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統治，實現民族獨立和人民的解放；徹底改變國家貧窮落後的面貌，實現國家繁榮富強和人民共同富裕，也就成為中華民族所面臨的兩大歷史任務。這兩大任務中，前者是後者的必要前提，只有先完成前一個任務，然後才能解決後一個問題。於是，就有了近代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的興起。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