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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來

(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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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來(1898年3月5日-1976年1月8日) ,字翔宇,曾用名飛飛、伍豪、少山、冠生等 [1]  [6]  ,原籍浙江紹興,1898年3月5日生於江蘇淮安。1921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軍事家、外交家,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之一,中國人民解放軍主要創建人之一,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開國元勳,是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 [2] 
1976年1月8日在北京逝世。他的逝世受到極廣泛的悼念。由於他一貫勤奮工作,嚴於律己,關心羣眾,被稱為“人民的好總理”。他的主要著作收入《周恩來選集》。
中文名
周恩來
別    名
伍豪
國    籍
中國
民    族
漢族
籍    貫
浙江紹興
出生日期
1898年3月5日
逝世日期
1976年1月8日
畢業院校
天津南開學校大學部
主要成就
黨的創建人之一和核心領導成員
人民軍隊的創建人和領導人
探索適合中國的社會主義道路
對黨的統一戰線巨大貢獻
中國特色外交的奠基人
出生地
江蘇省淮安市
代表作品
《周恩來選集》

周恩來人物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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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周恩來赴日本東京求學 1918年周恩來赴日本東京求學
周恩來,1917年在天津南開學校畢業後赴日本求學,開始接觸馬克思主義
1919年回國,9月入南開大學,在五四運動中成為天津學生界的領導人,並與運動中的其他活動分子共同組織進步團體覺悟社。
1920年1月,在領導天津學生愛國運動中被捕。在獄中宣講馬克思主義。7月出獄。11月,赴法國勤工儉學。
1921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八個發起組之一的巴黎共產主義小組,確立了共產主義的信仰,成為中國共產黨創建人之一。 [7] 
1922年和趙世炎等組織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翌年改名為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旅歐支部),負責宣傳工作。任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旅歐支部書記,為中共旅歐支部領導人。
1923年被國民黨本部委任為國民黨巴黎分部籌備員、國民黨駐歐支部特派員和代理執行部長等職,主持國民黨駐歐支部的工作。
1924年秋回國,在國共合作期間任廣東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國民革命軍第一軍政治部主任、第一軍副黨代表等職,並先後任中共廣東區委員會委員長、常務委員兼軍事部長,兩次參加討伐軍閥陳炯明的東征,創建了行之有效的軍隊政治工作制度。
1925年8月8日和鄧穎超在廣州結婚 1925年8月8日和鄧穎超在廣州結婚
1927年3月在北伐的國民革命軍臨近上海的情況下,領導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趕走了駐守上海的北洋軍閥部隊。同年5月在中共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央委員,在中共五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7月12日中共中央改組,他任中共中央政治局臨時常務委員會委員。國共合作全面破裂後,和賀龍、葉挺、朱德、劉伯承等一起於8月1日在江西南昌領導武裝起義,任中共前敵委員會書記。
1928年在中共六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後任中央組織部長、中央軍委書記。為保證中共中央在上海秘密工作的安全,為聯繫和指導各地區共產黨領導的武裝鬥爭,為發展在國民黨統治區的秘密工作,起到了重要作用。在這一階段的大部分時間內,他實際上是中共中央的主要主持者。
1931年12月,離開上海到中央革命根據地,先後任中央蘇區中央局書記、中國工農紅軍總政治委員兼第一方面軍總政治委員、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
紅軍時期的周恩來 紅軍時期的周恩來
1933年春和朱德一起領導和指揮紅軍戰勝了國民黨軍隊對中央革命根據地的第四次“圍剿”。
1934年10月參加長征。
1935年1月在貴州遵義舉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支持毛澤東的正確主張,對實際確立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確領導,起了關鍵性的作用,並繼續被選為中央主要軍事領導人之一。
1936年12月張學良和楊虎城發動武力拘禁蔣介石的“西安事變”後,任中共全權代表與秦邦憲、葉劍英等去西安同蔣介石談判,和張、楊一起迫使蔣介石接受“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促使團結抗日局面的形成。
抗日戰爭時期,他代表中共長期在重慶及國民黨控制的其他地區做統一戰線工作,努力團結各方面主張抗日救國的力量,並先後領導中共中央長江局、南方局的工作。他堅持國共合作,積極團結民主黨派、進步知識分子、愛國人士和國際友好人士,制止反共逆流,克服對日投降的危險。
在1945年的中共七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和毛澤東、朱德、劉少奇、任弼時組成了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書記處。抗日戰爭勝利後,為制止內戰率中共代表團同國民黨談判,並領導了國民黨統治區內黨的工作、軍事工作和統一戰線工作。
西安事變時的周恩來 西安事變時的周恩來
1946年後,任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兼代總參謀長,協助毛澤東組織和指揮解放戰爭,同時指導國民黨統治區的革命運動。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周恩來一直任政府總理,1949~1958年曾兼任外交部長;當選為中共第八、九、十屆中央政治局常委,第八、十屆中央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政協全國委員會第一屆副主席,第二、三、四屆主席。擔負着處理黨和國家日常工作的繁重任務。
1949~1952年他成功地組織領導了國民經濟的恢復工作,到1952年底,全國工農業總產值均達到歷史的最高水平。
1953~1957年“一五”計劃期間,他領導了以156個建設項目為中心的工業建設,為中國工業化奠定了初步基礎。1954年他提出建設現代工業、農業、交通運輸業和國防的四化目標,組織制定了《1956年至1967年科學發展規劃》,推動了國家科技事業的迅速發展。
1961~1965年為糾正“大躍進”帶來的失誤,扭轉經濟困難局面,他和劉少奇、鄧小平領導了國民經濟的調整工作,使國民經濟逐步得到恢復和發展。他強調建成社會主義強國,關鍵在於實現科學技術現代化,主張經濟建設必須實事求是,從中國的實際出發,積極穩妥,綜合平衡。他特別關注水利建設和國防科技事業發展,併為此做出了巨大貢獻。他對社會主義時期的統一戰線工作、知識分子工作、文化工作和人民軍隊的現代化建設也給予特殊的關注,指導這些工作取得了重要成績。
1963年10月,周恩來和鄧小平在天安門城樓上 1963年10月,周恩來和鄧小平在天安門城樓上
他參與制定和親自執行重大的外交決策。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他協助毛澤東指揮中國人民志願軍作戰,並擔負了後勤保障的組織工作,領導了中國代表團的停戰談判。
1954年率中國代表團參加日內瓦會議,經過談判達成協議,使越南(除南方外)、老撾、柬埔寨三國的獨立獲得國際承認。他代表中國政府提出作為國與國關係準則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
1955年在萬隆會議上主張和平共處,反對殖民主義,提倡求同存異、協商一致,使中國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得到積極貫徹。他先後訪問過亞洲、非洲、歐洲幾十個國家,接待過大量來自世界各國的領導人和友好人士,為增進中國人民與世界人民的友誼,擴大中國的國際影響做出了重要貢獻。
周恩來總理 周恩來總理
“文化大革命”期間,他在非常困難的處境中,為儘量減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損失,使黨和國家還能進行許多必要的工作,勉力維持國民經濟建設;為保護大批領導幹部和民主人士,恢復和落實黨和國家的政策,作了堅持不懈的努力。他同林彪、江青集團進行了各種形式的鬥爭,在挫敗林彪、江青集團種種分裂和奪權陰謀活動中,起到了控制和穩定局勢的重要作用。他為開拓外交新局面,實現中美緩和、中日關係正常化和恢復中國在聯合國的席位,做出了卓越貢獻。
1972年他被診斷出患有膀胱癌後,仍然堅持工作。在1975年的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代表中國共產黨重新提出在中國實現工業、農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現代化的目標,鼓舞了人民戰勝困難的信心。
1976年1月8日在北京逝世。他的逝世受到極廣泛的悼念。由於他一貫勤奮工作,嚴於律己,關心羣眾,被稱為“人民的好總理”。1976年4月清明節前後,在北京天安門廣場,大批黨員、工人、學生、幹部甚至士兵和農民,為了紀念他,也為反對當時還當權的“四人幫”,舉行自發的集會,被稱為“天安門事件”,並發展成為全國性的反對江青反革命集團的抗議運動,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在1976年10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奠定了羣眾基礎。 [1]  [3] 

周恩來人物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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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主要著作收入《周恩來選集》。 [1]  [3] 

周恩來主要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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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和周恩來同志 毛澤東和周恩來同志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周恩來同志為中國共產黨探索中國革命正確道路、創建人民軍隊、創建革命統一戰線、創建人民當家作主的新中國建立了不朽功勳。在大革命中,他出色領導了國民革命軍軍政工作、廣東地方政權工作、震驚中外的上海工人武裝起義,成為我們黨最早認識武裝鬥爭重要性和最早從事軍事工作的領導人之一。大革命失敗後,他領導發動舉世聞名的八一南昌起義,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黨領導的人民軍隊從此誕生。黨的六大以後,他作為實際主持黨中央工作的領導人,在極端險惡的條件下機智勇敢地保衞黨的中央機關,保護黨的大批領導骨幹,發展黨在白區的秘密工作,支持工農武裝割據。他積極探索中國革命的正確道路,明確提出“鄉村中心”的思想,為推動“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道路的形成作出了突出貢獻。在江西中央革命根據地,他同朱德同志等一起成功指揮了第四次反“圍剿”鬥爭,創造了大兵團伏擊殲滅戰的新經驗。
鄧穎超和周恩來同志 鄧穎超和周恩來同志
紅軍長征途中,在具有深遠歷史意義的遵義會議上,他旗幟鮮明地支持毛澤東同志的正確主張,為確立毛澤東同志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為在危難中挽救紅軍、挽救黨,發揮了重要作用。西安事變爆發後,在民族危亡的關鍵時刻,他根據黨中央的既定方針,前往西安,在極端複雜而艱難的環境中推動西安事變和平解決,促成了國共合作、團結抗日的新局面。抗日戰爭中,他代表我們黨長期堅持在國民黨統治區工作,負責與國民黨當局談判,廣泛團結社會各階層愛國人士,堅持並發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同國民黨頑固派進行了有勇有謀的鬥爭。抗日戰爭勝利後,為制止內戰,他陪同毛澤東同志赴重慶與國民黨進行和平談判,爾後又率領我黨代表團與國民黨當局開展了有理有節的政治鬥爭。解放戰爭時期,他協助毛澤東同志運籌帷幄,在推動第二條戰線的形成、轉戰陝北、指揮一系列改變中國命運的戰略大決戰、籌備召開新政協、主持起草《共同綱領》等工作中,作出了卓越貢獻。
新中國成立後,周恩來同志先後擔任政務院總理、國務院總理長達26年,為積極探索符合我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全面組織和實施社會主義各項建設事業,兢兢業業,殫精竭慮,在政治、經濟、外交、國防、統戰、科技、文化、教育、新聞、衞生、體育等各領域傾注了大量心血,作出了奠基性的貢獻。在領導新中國的建設和發展中,他強調經濟建設工作在整個國家生活中“居於首要的地位”,一個國家如果經濟上不能完全獨立,政治上也就不能完全獨立。他強調要正確處理各種關係,做到統籌全局、全面安排、綜合平衡、協調發展;強調“我們的國家不僅要有經濟建設,還要有政治建設和精神建設”,建設社會主義必須全面發展;強調一定要重視環境保護,不能因發展經濟而犧牲環境,不要做對不起子孫後代的事。他高度重視科學技術和知識分子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的關鍵作用,強調實現現代化、把我國建設成為社會主義強國“關鍵在於實現科學技術的現代化”,“知識分子是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取得勝利的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
他組織領導“兩彈一星”大規模科技攻堅取得重大突破,極大提升了我國的綜合國力和國際地位。他高度重視對外貿易和學習外國先進技術,強調“學習外國必須同獨創精神相結合”。他高度重視發揮統一戰線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的作用,經常傾聽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愛國人士的意見,為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作出了重要貢獻。他時時不忘祖國統一大業,為解決香港、澳門和台灣問題做了大量基礎性、開拓性工作。他卓有成效地領導了黨和國家的外事工作,首倡和平共處五項原則,遵照國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的原則,推動我國積極發展同各國特別是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友好合作關係,使我們的朋友遍天下。他博大精深的外交思想、豐富多彩的外交實踐、獨具一格的外交藝術和外交風格,在國際社會為黨和國家贏得了很高的聲譽。
在“文化大革命”極端複雜的特殊環境下,周恩來同志忍辱負重,苦撐危局,作出了常人難以想象的努力,全力維護黨和國家正常工作的運轉,全力維護黨的團結統一,盡一切可能減少損失。他保護了一大批黨的領導骨幹、民主人士和知識分子;他協助毛澤東同志粉碎了林彪反革命集團妄圖奪取最高權力的陰謀,並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批判和糾正極左思潮的錯誤,使各方面工作有了轉機;他根據毛澤東同志的決策積極促成和落實鄧小平同志復出並主持中央工作,全力支持鄧小平同志領導對各方面工作進行整頓;他身患絕症,仍頑強堅持工作,並同鄧小平、葉劍英李先念同志等一起,與江青反革命集團進行了堅決鬥爭;他在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重申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宏偉目標,極大鼓舞了全黨全國各族人民。
周恩來各時期圖片一
周恩來各時期圖片一(33張)
周恩來同志參與領導了革命和建設時期黨的各項重大工作,為黨的每一個重大勝利付出了大量心血。在長期實踐中,他注重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我國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認真總結革命和建設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深入進行理論思考,深刻闡釋黨的理論和路線方針政策,在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統一戰線、文化教育和黨的建設等領域都作出了理論建樹,為毛澤東思想的形成和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也為後來改革開放時期我們黨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提供了重要思想材料 [4] 

周恩來社會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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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來同志50多年的革命生涯,同中國共產黨的建立、發展、壯大,同我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同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歷史進程緊密聯繫在一起。他毫無保留地把全部精力奉獻給了黨和人民,直到生命的最後一息。他身上集中體現了中國共產黨人的高風亮節,在中國人民心中矗立起一座不朽的豐碑。我們緬懷周恩來同志,就是要永遠銘記和認真學習周恩來同志的精神,使之不斷髮揚光大。
周恩來同志始終信仰堅定、理想崇高,集中表現為他對黨和人民無限忠誠的精神。這是他畢生奮鬥的力量源泉。周恩來同志説:“人是應該有理想的,沒有理想的生活會變成盲目。”他在確立共產主義信仰之時就説過:“我認的主義一定是不變了,並且很堅決地要為他宣傳奔走”。他對黨的事業、對社會主義中國的光明前途、對振興中華民族的偉大事業,始終充滿必勝的信心,無論遇到什麼樣的艱難困苦,從不動搖。他説:“共產黨人就是為不斷克服困難,繼續前進而存在的。畏難苟安,不是共產黨人的品質。”他在確立革命理想信念的過程中,既有追求真理的強烈願望,又有深思熟慮的理性思考;既重視對科學理論的學習和研究,又注重在實踐中運用和發展科學理論;既注意學習馬克思主義的先進理論,又注意吸取中華民族的文化精華,他的革命理想信念是建立在理性自覺的基礎之上的,因此是堅如磐石的。他以自己的實際行動實踐了“在任何艱難困苦的情況下,都要以誓死不變的精神為共產主義奮鬥到底”的誓言。
周總理珍藏彩色畫冊
周總理珍藏彩色畫冊 (20張)
周恩來同志始終熱愛人民、勤政為民,集中表現為他甘當人民公僕的精神。周恩來同志始終堅持人民利益高於一切,把自己看成人民的“總服務員”,反覆強調“我們的一切工作都是為了人民的”,“我們國家的幹部是人民的公僕,應該和羣眾同甘苦,共命運”,要“永遠做人民忠實的勤務員”。他心繫人民,急羣眾之所急,憂羣眾之所憂。只要是關係羣眾安危冷暖之事,他總是關懷備至、體貼入微。逢年過節,他總是關心在生產一線的工人能不能吃上一頓餃子。他多次奔赴抗洪前線、地震現場,哪裏有災情,哪裏羣眾有困難,他就及時出現在哪裏。 [4] 
周恩來同志半個多世紀奮鬥的人生歷程是中國共產黨不忘初心、牢記使命歷史的一個生動縮影,是新中國孕育、誕生、成長和取得崇高國際威望歷史的一個生動縮影,是中國人民在自己選擇的革命和建設道路上艱辛探索、不斷開拓、凱歌行進歷史的一個生動縮影。周恩來同志是近代以來中華民族的一顆璀璨巨星,是中國共產黨人的一面不朽旗幟。周恩來同志的崇高精神、高尚品德、偉大風範,感召和哺育着一代又一代中國共產黨人。周恩來同志身上展現出來的中國共產黨人的崇高精神,是歷史的,也是時代的,將激勵我們在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征程上奮勇前進。
周恩來同志是不忘初心、堅守信仰的傑出楷模。周恩來同志在確立共產主義信仰時就説過:“我認的主義一定是不變了,並且很堅決地要為他宣傳奔走。”他還説過:“在任何艱難困苦的情況下,都要以誓死不變的精神為共產主義奮鬥到底。”周恩來同志一生都遵奉自己的誓言。不論革命力量多麼弱小,白色恐怖多麼殘酷,對敵鬥爭多麼激烈,政治局勢多麼複雜,黨和國家事業面臨的挑戰多麼嚴峻,擔負的責任多麼艱鉅,個人的處境多麼困難,他都始終保持堅定的理想信念和旺盛的革命精神。正如他在自我解剖時説的那樣:“我做工作,從來沒有灰心過。”周恩來同志對黨和人民事業發展、對社會主義中國的光明前途、對復興中華民族的偉業始終充滿必勝信心。在他心中,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共產主義的信仰堅如磐石。
周恩來同志是對黨忠誠、維護大局的傑出楷模。周恩來同志為黨和人民作出了巨大貢獻,但他從不計較個人地位和得失,任何時候都能夠正確處理個人和組織的關係,始終對黨絕對忠誠,把維護和鞏固黨內團結、維護和鞏固黨的政治大局作為自己的行為準則。周恩來同志始終堅持黨對一切工作的絕對領導。為警惕和“反對把自己領導的地區和部門當做獨立王國,反對把個人放在組織之上”,周恩來同志在戰爭年代擔任紅軍主要領導時強調,“黨的領導作用要絕對的提高。紅軍中只能有黨的領導,黨要運用集中指導的原則來建立權威”。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負責政府工作時,周恩來同志提出必須加強“各部門的黨組工作”,必須加強“向黨中央的請示報告制度”。周恩來同志總是自覺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自覺維護毛澤東同志的領袖地位,堅決反對和抵制不利於黨的團結和損害黨中央權威的言論和行動。周恩來同志反對任何派別思想、小團體習氣、地方主義、山頭主義、本位主義,從不搞小圈子、小集團,要求黨員領導幹部在任何條件下都首先要過好政治關。
周恩來同志是熱愛人民、勤政為民的傑出楷模。周恩來同志説過一句很形象的話:“下山不忘山,進城不忘鄉”,“如果忘了,就是忘本。”周恩來同志説的這個本就是人民羣眾。他説:“我們是從人民中來的,我們過去的勝利都是在人民的支援下取得的,不能忘本。”“脱離我們的基本階級羣眾,就會喪失黨的基礎。”周恩來同志把自己看成是人民的“總服務員”,堅持人民利益高於一切,心繫人民,對人民羣眾保持高度熱愛,急羣眾之所急,憂羣眾之所憂。只要是關係羣眾安危冷暖之事,他總是關懷備至、體貼入微,做到了同人民羣眾同甘苦、共命運、共憂樂、共奮進。周恩來同志高度重視調查研究,經常深入羣眾、深入一線調查研究,他説:“調查研究要實事求是,不能亂搞。”“要了解真實情況,就要與老百姓平等相待。”周恩來同志用自己的實際行動,為全黨樹立了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光輝榜樣。“人民總理愛人民,人民總理人民愛”,人民羣眾用樸素的語言表達了對周恩來同志最真摯的感情。
周恩來同志是自我革命、永遠奮鬥的傑出楷模。周恩來同志長期擔任黨和國家的重要領導職務,但始終虛懷若谷、謙虛謹慎、不驕不躁,他為自己立下的座右銘是“活到老,學到老,改造到老”。周恩來同志把思想改造看成像空氣一樣,非有不可。他常説:“每個黨員從加入共產黨起,就應該有這麼一個認識:準備改造思想,一直改造到老。”“一個共產黨員如果以為自己改造完成了,不需要再改造了,他就不是好的共產黨員。”“領導威信不是從掩飾錯誤中而是從改正錯誤中提高起來的;不是從自吹自擂中而是從埋頭苦幹中培養起來的。”面對不同的時代任務和時代要求,周恩來同志總是以自我革命精神迎接新的挑戰,參與領導和推動中國共產黨進行的偉大社會革命,使自己始終同黨和人民事業一道前進。周恩來同志的一生,以自己的實際行動實踐了這些自我革命、永遠奮鬥的誓言。
周恩來同志是勇於擔當、鞠躬盡瘁的傑出楷模。周恩來同志一生勇肩重任,勇挑重擔,嘔心瀝血,任勞任怨。他説:“為着我們子子孫孫的幸福,我們不能不暫時把許多困難擔當起來。”“畏難苟安,不是共產黨人的品質。”新中國成立後,他平時每天工作都在12個小時以上,有時在16個小時以上。“文化大革命”時期更是辛苦,夜以繼日,有時一天只能休息兩三個小時,即便是得了重病之後也是如此。周恩來同志説:“既然把我推上歷史舞台,我就得完成歷史任務。”他數十年如一日,即使在生命最後時期,還抱病操勞國事,心憂百姓。他説,死我並不怕。古人説,人活七十古來稀,我已是七十七歲多的人了,也算得上是高壽了。可是這二十幾年的時間,總應該把國家建設得好點,人民的生活多改善一些,去馬克思那裏報到,才感到安心。現在這種狀況去報到,總感到內疚、羞愧。周恩來同志真正做到了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周恩來同志是嚴於律己、清正廉潔的傑出楷模。“海納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無欲則剛。”周恩來同志就是這樣的人。周恩來同志畢生嚴於律己、艱苦樸素,只求奉獻、不思回報。他告誡領導幹部要過好思想關、政治關、社會關、親屬關、生活關,保持共產黨人的政治操守和優良作風。周恩來同志身居高位,但從不搞特殊化,凡要求黨員和羣眾做到的他自己首先做到。1935年6月底,紅軍到達兩河口地區,黨組織進行改選,警衞員魏國祿當選周恩來同志所在黨小組的組長。有一次,周恩來同志問魏國祿為什麼很長時間不開黨小組會議,魏國祿回答説,黨小組會議開過了,看到首長忙,就沒有通知。周恩來同志用平常少見的嚴肅態度批評説,那怎麼能行?我是黨員,應當過組織生活。在我們黨內,每個人都是普通黨員,誰都要過組織生活,這是個黨性問題。1958年1月,周恩來同志到杭州視察,隨身帶着自己的枕巾、棉褥子、牀單、被子。被子是解放戰爭時期在梅園新村用的那一牀,洗得已經泛白。枕巾用了又用,中間已經破損,周恩來同志就把破了的地方剪掉、兩端重新縫上繼續用。浙江省警衞處的同志實在看不下去,就趁他去開會的機會從後勤部門領了一條新枕巾給換上了。周恩來同志開會回來後發現換了新枕巾,就對浙江省警衞處的同志語重心長地説,我們的國家還不富裕,要保持艱苦奮鬥的傳統,即使以後富裕了,也不能丟了這個光榮傳統。周恩來同志坦率地説,六七億人口的中國就一個總理,再窮也不缺那幾身新衣服,但問題不是缺不缺衣服,我這樣做不光是一個人的事,而且是提倡節儉、不要追求享受,提倡大家保持艱苦奮鬥的共產黨人本色。上世紀50年代,為了響應黨的號召,周恩來同志帶頭把在淮安老家幾代親人的墳墓託人平掉,把整理出來的土地交公使用。周恩來同志嚴格要求自己的親屬,給他們訂立了“十條家規”,從沒有利用自己的權力為自己或親朋好友謀過半點私利。周恩來同志諄諄教導晚輩,要否定封建的親屬關係,要有自信力和自信心,要不靠關係自奮起,做人生之路的開拓者。他特別叮囑晚輩,在任何場合都不要説出同他的關係,都不許扛總理親屬的牌子,不要炫耀自己,以謀私利。周恩來同志身後沒有留下任何個人財產,連自己的骨灰也不讓保留,撒進祖國的江海大地。“大賢秉高鑑,公燭無私光。”周恩來同志一生心底無私、天下為公的高尚人格,是中華民族傳統美德和中國共產黨人優秀品德的集中寫照,永遠為後世景仰。 [5] 

周恩來人物紀念

編輯
周恩來紀念館於1988年3月在周恩來故鄉江蘇省淮安市興建,1992年1月6日落成對外開放。1998年為紀念週恩來誕辰100週年,又增建了仿北京中南海的西花廳和周恩來銅像廣場。周恩來紀念館館名由鄧小平題寫。 [8] 
整個館區由一組紀念性建築羣、一個紀念島、三個人工湖和環湖四周的綠地組成。館區總面積40萬平方米,其中70%為水面。在紀念館南北800米長的中軸線上,依次建有瞻台、主館、陳列館、周恩來銅像廣場和仿中南海西花廳等紀念性建築。
  周恩來紀念館主館高26米,為外四方內八角形建築。主館分為三層,分別為影視廳、瞻仰紀念大廳和觀景平台。改擴建的周恩來生平業績陳列館,內設四個展廳,按年代和專題分別陳列展出了周恩來在各個重大歷史時期的圖片和相關的文獻、文物。
  由陳列館向北,是周恩來銅像廣場。銅像連基座高7.6米。由著名雕塑家、中央美術學院教授李守仁創作,取材於周恩來總理五、六十年代和人民羣眾在一起交談時習慣性站姿。
  在周恩來銅像廣場北端是仿北京中南海西花廳,分上下兩層。上層按北京中南海西花廳格局等比例設計和建造,並按周恩來任國務院總理期間工作和生活時的場景復原陳列,下層為臨時展廳和辦公用房。 [8] 
銅像:周恩來同志 銅像:周恩來同志 [8]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