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先念

1928年秋，李先念率游擊隊編入中國工農紅軍第十一軍第三十一師第五大隊，任副班長，參加了反三次“會剿”的戰鬥。

1929年底轉地方工作，任中共高橋區委書記、蘇維埃政府主席，（黃）陂（黃）安南縣委書記、蘇維埃政府主席。

1931年10月，他率領300餘名青年加入紅軍，任紅四方面軍第十一師三十三團政治委員，率部參加黃安、商（城）潢（川）、蘇家埠、潢（川）光（山）四大戰役。因該團出色地完成了戰鬥任務，方面軍總部授予“共產國際團”的光榮稱號。

1932年7月，任第十一師政治委員，指揮部隊在反四次“圍剿”的馮壽二、七里坪、胡山寨惡戰中，重創敵軍。10月，紅四方面軍主力由鄂豫皖根據地向西進行戰略轉移。他指揮所部在棗陽新集和土橋鋪地區衝破國民黨軍的圍攻堵擊，為全軍打開通路，並在危急時刻保證了總部的安全。子午鎮戰鬥中，他身負重傷，坐着擔架仍指揮部隊頑強奮戰，衝破敵軍追堵，翻越秦嶺，涉渡漢水。同年12月被任命為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投入創建川陝革命根據地的鬥爭。

1933年5月，在方面軍進行空山壩決戰中，他率部迂迴敵後，切斷敵軍退路，在奪取反三路圍攻戰役的勝利中發揮了重要作用。7月，任第三十軍政治委員。10月，在宣（漢）達（縣）戰役中，率部奇襲達縣城，殲滅守敵，繳獲大批軍用物資。11月，方面軍組織反六路圍攻戰役，分東西兩線抗擊20多萬敵軍的進攻，鏖戰十個月。李先念與副總指揮王樹聲負責指揮西線部隊抗擊四路敵軍。當反圍攻作戰轉入反攻時，他堅決支持徐向前大縱深迂迴的正確決斷，率部在黃貓埡地區圍殲國民黨軍1．4萬餘人。

1934年1月，李先念被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

1935年3月，他指揮所部參加強渡嘉陵江戰役，並率一部兵力先後攻克青川、平武，搶佔戰略要地摩天嶺，打破了敵軍夾擊紅軍的計劃，保障了西進主力右翼的安全。5月，率方面軍一部由岷江地區西進，策應紅一方面軍的行動和迎接中共中央。6月，指揮先頭部隊攻佔懋功後，同紅一方面軍勝利會師。他向毛澤東等詳細彙報了川西北的形勢和紅四方面軍的情況，為黨中央確定北上戰略方針提供了依據。8月，與代軍長程世才指揮包座戰鬥，全殲胡宗南部第49師，打開了紅軍北上的通道。紅四方面軍南下川康邊期間，他堅決支持朱德、劉伯承、徐向前等同張國燾的分裂主義進行鬥爭，團結部隊，戰勝困難，率先遣軍與紅二方面軍一道北上。

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紅軍會師後，中央軍委命令紅四方面軍一部西渡黃河，執行寧夏戰役計劃。他指揮三十軍在靖遠縣虎豹口突破黃河天險，又在兄弟部隊協同下佔領戰略要地一條山、五佛寺。11月11日，黨中央和軍委決定，渡河部隊組成西路軍，執行建立河西根據地和打通遠方的任務。他被任命為西路軍軍政委員會委員，指揮三十軍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先後在涼州和永昌之間同敵軍惡戰，殲敵4000餘人。後又在倪家營子與數倍於已的敵軍血戰40天，予敵以重大殺傷。這對配合河東紅軍的戰略行動，推動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起了重要作用。

1937年3月西路軍失敗後，李先念任西路軍工作委員會委員，負責統一軍事指揮。他率餘部翻越祁連山分水嶺，在冰峯雪嶺中行軍20多天，隨後又穿過荒無人煙的戈壁灘，於4月底到達甘肅、新疆交界處星星峽，在陳雲、滕代遠的接應下，轉至迪化（今烏魯木齊），為黨和紅軍保存了一批骨幹力量。他在西路軍建樹的功績，毛澤東曾給予高度評價：李先念是將軍不下馬的。1937年底，他到達延安，先後在抗日軍政大學、中共中央馬列學院學習。

1938年11月，李先念任中共豫鄂邊區省委軍事委員會副主任、軍事部長。

1939年初，他率領160餘人的新四軍獨立遊擊大隊自河南竹溝南下，進入豫鄂邊區，深入敵後，會合和聚集中共領導的零散武裝力量，認真貫徹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路線，獨立自主地開展敵後游擊戰爭。6月中旬，他參加了中共鄂中區黨委在京山縣養馬畈召開的擴大會議，決定衝破國民黨的種種限制和束縛，在新四軍的旗幟下，統一整編豫南、鄂中黨所領導的武裝力量，成立新四軍豫鄂獨立遊擊支隊，李先念任司令員。他指揮部隊同日偽軍進行了新街等多次戰鬥，使支隊迅速發展到9000餘人。他堅決貫徹與抗日各黨派、各階層、各部隊團結的方針，擴大抗日統一戰線。1939年11月，豫鄂邊、

鄂豫皖、鄂中的抗日武裝力量統一整編為新四軍豫鄂挺進縱隊，李先念任司令員。挺進縱隊的建立，標誌着中原地區形成了具有重要意義的獨立戰略單位。對此，黨中央給予了高度評價：挺進縱隊的創造，是一個偉大的成績，並證明在一切敵後地區的黨均可建立武裝，而且可以存在和發展。他和縱隊領導在日偽軍和國民黨頑固派兩大力量夾擊下，運用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粉碎了日偽軍的“掃蕩”，打退了國民黨頑固派在邊區發動的反共高潮，並牽制了桂軍向新四軍第四、五支隊的進攻。在錯綜複雜的敵、頑、我“三角鬥爭”中，他緊緊抓住民族矛盾，正確處理抗日、反頑鬥爭與統一戰線的關係。

1940年5月，當日軍對國民黨軍正面戰場發動進攻，襄樊、宜昌相繼失陷時，他率縱隊主力從鄂東返回平漢路西作戰略展開，進軍白兆山，控制戰略樞紐平壩；繼而渡過襄河，開闢襄西根據地，有力地牽制了日軍，支援了國民黨軍。8月初，他在白兆山主持軍政幹部大會，從總結部隊作戰的經驗教訓中，説明反對分散主義，加強統一指揮，嚴格紀律的重要意義，使來自五湖四海的幹部，從思想上、政治上達到了統一，保證了黨的政治路線和軍事路線的貫徹執行。

1941年2月，中共中央軍委任命李先念為新四軍第五師師長兼政治委員，全師共1．5萬餘人。他指揮部隊跳躍迴旋，多次挫敗日偽軍的“掃蕩”、“蠶食”和國民黨頑軍的進攻。12月，他抓住戰機，指揮主力一部發起侏儒山戰役，殲滅日偽軍5200餘人，解放了（漢）川漢（陽）沔（陽）地區，震驚了武漢日軍。

1942年，面對敵頑夾擊空前緊張的形勢，他和邊區黨委提出了“咬緊牙關，熬過困難，沉着應戰，堅決自衞”的方針，經過8個月的艱苦作戰，打退了反共最堅決的蔣介石嫡系部隊的進攻，創建了鄂南遊擊根據地。12月，日偽軍萬餘人圍攻五師領導機關所在地大悟山，他率領師部突圍，轉入外線作戰，挫敗了日偽軍的“鐵壁合圍”。

1943年1月，李先念兼任中共鄂豫邊區委員會書記。他主持召開的區黨委擴大會議，正確解決了軍隊與地方、軍力與民力、短期鬥爭與長期鬥爭的關係問題，作出了符合時局發展的決策，通過了1943年軍事建設計劃，進一步推動了邊區的武裝鬥爭和政權建設。對於這個時期的軍事鬥爭，華中局嘉獎五師“發展工作第一，獨立作戰第一”。讚揚他們“背敵以對頑，背頑以對敵”，靈活地執行了攻守策略，充分利用敵頑矛盾求得生存和發展。12月，李先念從對日軍224次作戰中，系統地剖析了日偽軍戰術的新特點和“掃蕩”的新規律；從200多次反頑作戰中，分析了圍攻五師的蔣介石嫡系部隊、桂軍、川軍和土頑的特點；全面論述了反“掃蕩”和反頑作戰的戰略戰術。

1944年，他指揮五師及邊區地方武裝，向南、向北進行攻勢作戰，分兵組成豫南遊擊兵團，向河南發展；稍後，又三次派兵北上，開闢了淮北新根據地，恢復了郭山衝老根據地。10月，李先念任鄂豫皖湘贛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

1945年1月，他在大悟山迎接王震率領的八路軍三五九旅南下支隊。6月，在中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李先念當選為中央委員。他還是第八屆至第十二屆中央委員。抗日戰爭時期，李先念在黨中央和毛澤東主席領導下，依靠邊區和五師黨委的集體領導，依靠廣大人民羣眾的力量，創建了一塊地處要衝、孤懸敵後的根據地，建立了擁有5萬餘人的正規軍和30餘萬人的民兵武裝力量，共殲滅日偽軍4．3萬餘人，解放了9萬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人口達1300多萬，建立了7個專區和38個縣的抗日民主政權，從戰略上配合了華北、華東解放區戰場，同時也支持了國民黨抗日部隊在中原的正面戰場，在中華民族抗戰史上寫下了光輝篇章。

抗日戰爭勝利後，中國進入了兩種命運、兩種前途的決戰時期。1945年10月成立了中原軍區，李先念任司令員，統帥和指揮作為全國六大作戰區域之一的中原軍區6萬部隊，展開了艱苦的鬥爭。在中原軍區組建前後，他指揮部隊發起了自衞反擊的桐柏戰役，殲敵7000餘人。

1946年1月，為爭取國內和平，他率部以宣化店為中心集結待命。他先赴漢口，後在宣化店，協助周恩來等就中原問題同國民黨進行談判，同時，又教育部隊要堅決執行中共中央“針鋒相對”的方針，從各方面做好應付全面內戰的準備。在十個月的戰略堅持中，他以無產階級軍事家的大智大勇統帥中原部隊牽制國民黨軍30餘萬人，有力配合了其他解放區的作戰。6月，國民黨軍隊以宣化店為目標，分四路圍攻中原解放區，悍然發動對解放區的全面進攻。李先念對突圍方向、時機作了全面部署，26日晚，他指揮部隊作戰略轉移，開始中原突圍，拉開了解放戰爭的序幕。他率北路軍共1．5萬人，以秘密、神速的行動，連夜突破敵人重兵把守的平漢鐵路“鋼鐵防線”，搶在敵軍發動總攻擊之前，跳出了其內層包圍圈，越過天河口和蒼苔地區，進入伏牛山南麓。7月11日，他率部到達內鄉縣師崗地區，為分散追堵敵軍的兵力，決定北路軍分兩個縱隊向西轉進。他連續組織了突破敵人天然防線的搶渡丹江戰鬥，打開入陝門户的南化塘戰鬥，從敵人重兵追堵的險境中衝出一條通道，直指陝南。與此同時，其他各部也先後完成了突圍任務。中原突圍戰役，充分顯示了李先念和中原軍區部隊高度的全局觀念和大無畏的英雄氣概，以及他統帥大兵團同強大敵人作戰的戰略戰術和指揮藝術。中央軍委和毛澤東主席對中原突圍的戰略意義和作用給予很高評價。　為執行黨中央新的戰略決策，李先念在敵後發動游擊戰爭，創建豫鄂陝邊根據地。在根據地工作全面展開之後，他於9月29日奉命回延安。在延安，他繼續指揮中原軍區在外線作戰的各路部隊和在敵後的豫鄂陝、鄂西北根據地的鬥爭，為戰略反攻中原準備條件。

1947年5月，李先念任新的中原局第二副書記、晉冀魯豫野戰軍副司令員。7月，解放戰爭轉入戰略反攻，他率領晉冀魯豫野戰軍第十二縱隊從晉城出發揮師南下，先後攻克河南通許、扶溝等縣城，11月抵達河南光山，同劉鄧大軍勝利會師，參加重建大別山根據地的鬥爭。

1948年5月，黨中央決定重建中原軍區，他任第二副司令員。11月，他在開封參與領導淮海戰役的後勤保障工作。從土地革命戰爭到全國解放期間，李先念同志堅定不移地、創造性地貫徹黨的戰略策略和毛澤東軍事思想，在極為艱險複雜的戰爭進程中，顯示了他的靈活鬥爭藝術和卓越指揮才能。他為中國革命戰爭的勝利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建立了不可磨滅的功勳。

1949年5月，李先念任中共湖北省委書記、省政府主席、省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主持黨、政、軍全面工作。新解放的湖北，百孔千瘡，萬事待興。他從本地區的實際出發，團結來自四面八方的各級幹部，正確地貫徹執行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的各項方針、政策，在建立各級人民民主政權、支援大軍南下作戰、剿匪反霸、穩定物價、統一財政經濟管理、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鎮壓反革命，以及團結知識分子和各界人士等一系列工作中，取得了顯著成績，使湖北的財政經濟狀況得到了根本好轉。

1952年2月，李先念兼任武漢市委書記和市長，與王任重一起正確處理黨內幹部中存在的問題，保護並進一步調動了幹部的積極性，把武漢市的經濟建設推進到一個新的發展階段。3月，湖北省成立了以李先念為主任委員的荊江分洪委員會，領導30萬軍民組成的建築大軍，克服重重困難，僅用75天時間就完成了第一期工程。至1953年4月，荊江分洪工程全部竣工。這是新中國建立後建設的第一座最大的防洪工程，在1954年湖北人民戰勝近百年來特大洪水的鬥爭中，發揮了巨大作用。

1953年1月，李先念任中南局副書記、中南行政委員會副主席。

1954年夏，李先念調到中央工作。9月，任國務院副總理兼財政部長，協助周恩來、陳雲領導經濟建設。他還是第二屆至第五屆全國人大決定的國務院副總理。10月，他兼任國務院財貿辦公室主任，負責綜合管理財政部、糧食部、商業部、對外貿易部、中國人民銀行和指導全國供銷合作總社的工作。他主張國家財政必須保證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積極提倡增產節約，挖掘資金潛力，提高經濟效果，實現財政、信貸的收支平衡，確保包括156項在內的國家重點建設的資金需要。他高度重視發展城鄉貿易，擴大商品流通，保護和調動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同時保障城市和工礦區的商品供應。在社會主義改造高潮中，他及時提出建議，在工農業產品貨源已為國營經濟掌握的情況下，城市要允許私營零售商繼續經營，農村要發揮小商小販在流通領域的作用，恢復農村集市貿易，允許農民出售完成統購任務後的多餘農產品，以活躍城鄉市場，方便人民生活。他還建議改善財務管理，調整國家和企業、中央和地方的關係，改變中央管得過多、過細的作法和過分集中的體制，適當擴大地方財政管理權限，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

1956年，他支持周恩來、陳雲反對冒進的意見，堅持1957年的經濟計劃應實行“保證重點，適當收縮”的方針。在中共八屆一中全會上，李先念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在五中全會上增選為書記處書記。 ^[7]  他還是九屆至十二屆的中央政治局委員。 ^[6] 

1958年批判反冒進，他也受到了批評。

1959年廬山會議期間，他指出經濟生活中存在的一些虛假現象和浮誇風，提出了六條具體調整措施，因此被指責為“思想右傾”。在國家三年困難時期。李先念積極參與調整國民經濟的領導工作。他負責統一指揮糧油棉的突擊調運，採取各種措施加強糧食管理，提出增加糧食進口和減少徵購，為安排人民生活，渡過困難，做了大量的緊張的工作。他還就抑制物價上漲、減少財政赤字等問題，提出6條措施。他積極支持劉少奇等提出的克服困難的正確意見，並在他們的支持下，主持起草了控制貨幣發行和控制財政管理的兩個決定，對扭轉當時的困難局面起了很好的作用。

1962年4月，李先念任中央財經小組副組長。　“文化大革命”期間，李先念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進行了堅決鬥爭。

1967年2月，他被誣為“二月逆流”成員，多次受到批判。他在極其困難的環境中，忍辱負重，以堅韌不拔的毅力，盡最大的努力處理國務院的日常經濟工作，以減輕周恩來總理的一些負擔。

1968年他被下放到北京市北郊木材廠勞動。“九·一三”事件後，李先念繼續擔任國務院的領導工作，並任軍委辦公會議成員。他積極籌劃葛洲壩水利樞紐工程、霍林河煤礦、焦枝鐵路的建設和武鋼一米七軋機的引進。在堅持自力更生方針的同時，他大力支持從外國進口43億美元的成套設備和單機的方案。他積極支持建設遠洋船隊。他還參加了中美關係正常化的談判，接待會見了許多重要外賓，為恢復和發展同各國之間的友好關係，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文革”後期，他積極協助主持國務院日常工作的鄧小平，落實幹部政策，大力整頓社會秩序和生產秩序，維護安定團結，特別是抓緊了對鐵路、鋼鐵、煤炭等戰線的整頓，使經濟形勢日益好轉。在所謂“反擊右傾翻案風”中，李先念被迫“休息”。

1976年，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的鬥爭中，李先念是主要決策人之一，為從危難中挽救黨、挽救革命作出了重大貢獻。

1977年，在黨的十一屆一中全會上，李先念當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中央軍委常委。他主持國務院的日常工作，積極領導國民經濟的恢復和發展。他提出要充分重視和正確運用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的力量；在加強綜合平衡的前提下，充分發揮部門、地方和企業的積極性；改革計劃、財政、物資、內外貿易和企業管理體制，以適應四個現代化的需要；在堅持自力更生的同時，積極大膽地引進外國的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他堅決主張並親自指導上海寶山鋼鐵廠項目的建設和技術設備引進工作。他積極支持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強調要恢復黨的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的優良傳統，努力克服“左”的傾向。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期間及其以後，他和其他老同志一起協助鄧小平領導全黨實現歷史性的偉大轉折，制定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的基本路線。他積極推動撥亂反正，平反冤假錯案，落實幹部政策。

1979年3月，李先念任國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參與領導調整國民經濟的工作。他完全贊同並一貫支持鄧小平提出的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方針。他堅決主張充分肯定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正確地評價毛澤東的功過是非。他積極推動改革開放和全面開展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各項工作。

1982年9月，他在中共第十二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

1983年6月，他在第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當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此後，他去許多省市視察工廠、企業、港口、工程項目、經濟開發區和農村，瞭解經濟發展和改革開放的情況，指導工作。從1981年春到1988年，他主持中央外事工作領導小組的工作。他密切注視國際形勢的發展變化，參與調整對外政策，及時處理國際上發生的一些重大問題。他會見了許多重要外賓和友好人士，先後出訪了亞洲、非洲、歐洲、北美洲等20多個國家，向世界各國闡明我國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介紹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就和改革開放的方針。

1988年4月，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七屆全國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李先念當選為全國政協主席。 ^[5]  他繼續關心黨和國家各項事業的發展，努力維護國家的社會政治穩定。他根據我國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的基本政治制度，積極推進政協的組織制度建設。他倡導和支持政協委員和各界人士參政議政，進行調查研究，鼓勵他們就社會主義建設的各個方面，特別是經濟建設、改革開放、發展科學技術、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等方面提出建議，幫助黨和政府改進工作。他為加強各黨派、各民族和各界人士的團結，鞏固和發展愛國統一戰線，進行了多方面的活動。他積極推動海峽兩岸的交往，廣泛接觸海內外有關人士，衷心希望早日實現祖國統一大業。他指導全國政協積極開展人民外交活動，增強與各國人民和團體的友好往來。他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為祖國的統一大業，戰鬥到最後一息。

李先念不愧是德高望重，功勳卓著，深得全黨、全軍和全國各族人民愛戴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他在6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對共產主義具有堅定的信念，對黨、對人民、對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無限忠誠。在任何艱難困苦的條件下，始終堅韌不拔，不屈不撓，堅持鬥爭。他具有無產階級革命家的膽略和才華，善於把馬克思主義與實際相結合，堅持“從羣眾中來，到羣眾中去”的羣眾路線，創造性地進行革命鬥爭和領導經濟工作。他具有堅強的無產階級黨性，一貫顧全大局，堅持原則，維護團結，模範地遵守黨的紀律。他襟懷廣闊，光明磊落，謙虛謹慎，愛護幹部，善於發現和珍視人才。他廉潔奉公，生活儉樸，嚴格要求子女。他是我們全黨、全軍和全國各族人民學習的榜樣。 ^[1] 

1909年6月23日，李先念同志出生於湖北黃安一個貧苦農民家庭。在大革命影響下，他積極投身黨領導的農民運動。大革命失敗後，他毅然加入中國共產黨。從此，李先念同志就把畢生精力奉獻給了祖國和人民。

革命戰爭年代，李先念同志一直從事軍事鬥爭，是黨領導的人民軍隊的傑出將領。他驍勇善戰，功勳卓著，在重大歷史關頭不怕犧牲、勇挑重擔，敢於鬥爭、屢建奇功。

1927年，李先念同志率領農民武裝參加著名的黃麻起義。隨後，他隨紅四方面軍艱苦轉戰，先後參與創建鄂豫皖革命根據地和川陝革命根據地，在革命戰爭血與火的磨練中成長為紅四方面軍最年輕的軍政治委員。長征途中，他受命指揮紅四方面軍先頭部隊攻佔懋功，率先同紅一方面軍勝利會師。他向毛澤東同志詳細彙報了川西北形勢和紅四方面軍情況，為黨中央確定北上戰略方針提供了重要依據。他堅決支持朱德、劉伯承、徐向前同志等同張國燾的分裂主義進行鬥爭，率先遣軍和紅二方面軍一道北上，為實現三大主力紅軍會師作出了貢獻。會寧會師後，他遵照中央軍委指示率部突破黃河天險，執行寧夏戰役計劃。隨後，他擔任西路軍軍政委員會委員，指揮紅三十軍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連續奮戰，重創敵軍，對配合河東紅軍戰略行動、推動西安事變和平解決起了重要作用。西路軍失敗後，他受命於危難之際，擔任西路軍工作委員會委員，負責統一軍事指揮，率領西路軍餘部翻越終年積雪的祁連山，穿過荒無人煙的戈壁灘，歷盡千辛萬苦到達新疆，為黨和紅軍保存了一批骨幹力量，受到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高度評價。

抗日戰爭時期，李先念同志是鄂豫邊區抗日根據地和新四軍第五師的主要創建者和領導人。1938年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以後，他受黨中央重託，前往戰略地位十分重要的中原地區，開始了創建鄂豫邊區抗日根據地的艱苦歷程。他發動和依靠人民羣眾，先後創建新四軍豫鄂挺進縱隊和新四軍第五師，開闢並發展起鄂豫邊區這塊地處要衝、孤懸敵後的抗日根據地。他善於正確判斷形勢，不失時機發展壯大人民力量，領導創建了擁有1000多萬人口、具有戰略意義的中原抗日根據地，創建了擁有5萬餘人正規部隊和30餘萬民兵的武裝力量，從戰略上有力配合了全國各個地區的抗日戰場，在中華民族抗戰史上寫下光輝篇章。

抗日戰爭勝利後，李先念同志領導的中原軍區成為國民黨軍發動全面進攻的首要目標。他堅決執行黨中央的戰略部署，沉着果敢，機智靈活，指揮6萬中原軍區部隊突破30萬國民黨軍隊的重圍，並親自率領北路突圍部隊轉戰千里，在戰略轉移中創建了豫鄂陝邊區根據地。中原突圍拉開了解放戰爭的序幕，顯示了他統帥大兵團同強敵作戰的戰略戰術和指揮藝術。解放戰爭進入戰略進攻前夕，他任新成立的中原局第二副書記、晉冀魯豫野戰軍副司令員，之後又任重建的中原軍區第二副司令員，參與劉鄧大軍重建大別山根據地鬥爭和淮海戰役後勤保障工作，為建立新中國立下了不朽功勳。

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李先念同志是黨和國家財經工作的卓越領導人。他擔任國務院副總理達26年，長期分管財政、金融、貿易等工作，為確立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建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為探索社會主義經濟建設規律傾注了大量心血。

新中國成立初期，李先念同志主政湖北省，在建立各級人民民主政權、剿匪反霸、土地改革、抗美援朝、團結知識分子和各界人士等一系列工作中取得顯著成績。1954年，李先念同志調到中央工作，不久擔任國務院副總理兼財政部長等職務，協助周恩來、陳雲同志領導經濟建設。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他強調國家財政必須保證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積極提倡增產節約、挖掘資金潛力、提高經濟效益，實現財政、信貸收支平衡，確保國家重點建設資金需要。他高度重視發展城鄉貿易，擴大商品流通，建議改善財政管理，調整國家和企業、中央和地方的關係，適當擴大地方財政管理權限，調動各方面積極性。黨的八大前後，他支持防止急躁冒進的正確意見，強調“財政、信貸和物資三者必須統一平衡，是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中必須遵循的一條客觀規律”。在三年經濟困難時期，他參與領導國民經濟調整，為保障社會生產和人民生活做了大量工作，對扭轉當時的困難局面起了重要作用。

“文化大革命”期間，李先念同志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進行了堅決鬥爭，被誣為“二月逆流”成員受到錯誤批判。在非常困難的情況下，他忍辱負重、顧全大局，努力協助周恩來同志維繫國民經濟運轉，為協助毛澤東、周恩來同志打開外交新局面做了富有成效的工作。1975年鄧小平同志主持全面整頓期間，他積極配合和協助，為努力把國民經濟搞上去付出了大量心血。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的鬥爭中，他作為主要決策人之一，為從危難中挽救黨、挽救國家作出重大貢獻。粉碎“四人幫”後，李先念同志主持國務院日常工作，積極領導國民經濟恢復和發展。他堅決支持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倡導解放思想，恢復和確立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同其他老同志一起協助鄧小平同志領導全黨實現偉大歷史轉折、開創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局面。

改革開放歷史新時期，李先念同志先後擔任黨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家主席、全國政協主席等重要職務，是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他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積極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他積極推動撥亂反正、平反冤假錯案、落實幹部政策，主張充分肯定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地位和堅決維護毛澤東思想偉大旗幟，以務實果敢的作風為實行和推進改革開放做了大量開創性工作。他堅持“一箇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積極推動經濟體制改革，提出要善於運用經濟手段而不要濫用行政方式，充分和正確運用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的力量；在加強綜合平衡的前提下，充分發揮部門、地方和企業的積極性；改革計劃、財政、物資、內外貿易和企業管理體制，以適應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需要；在堅持自力更生的同時，積極大膽引進外國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他強調“一定要從自己國家的實際出發，走出一條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實現現代化的中國式的道路”。他十分重視在改革開放中維護和發展人民羣眾利益的問題，強調“把經濟的發展同羣眾的切身利益緊密地聯繫起來，使勞動者經常得到看得見的物質利益，這樣才能進一步調動羣眾的積極性”。

20世紀80年代，他主持中央外事工作領導小組工作，密切關注國際形勢發展變化，參與制定對外政策，妥善處理國際上發生的一些重大問題。在擔任國家主席期間，他經常去各地考察瞭解經濟發展和改革開放情況並給予指導。他出訪20多個國家，向世界闡明我國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介紹改革開放的方針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取得的成就。在擔任全國政協主席期間，他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支持政協委員和各界人士參政議政，開展調查研究，就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提出建議，幫助黨和政府改進工作，為鞏固和發展愛國統一戰線，為實現香港、澳門迴歸祖國，為積極推動海峽兩岸交往，為積極開展人民外交，作出了突出貢獻。李先念同志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為祖國統一大業殫精竭慮，奮鬥到最後一息。

李先念同志的崇高思想風範是激勵我們沿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奮勇前進的寶貴精神財富。我們緬懷李先念同志，就是要學習他的光輝思想、崇高品德、高尚風範，使之成為推進黨和人民事業發展的重要精神力量。

我們要學習李先念同志信仰堅定、始終對黨和人民無限忠誠的崇高品格。李先念同志對共產主義理想始終抱有必勝信念，無論遇到什麼艱難險阻都毫不動搖、毫不退縮。他一生遭遇許多險境、逆境、挫折，始終堅韌不拔、樂觀向上、英勇鬥爭。他説：“革命軍人要堅決與勇敢。對革命決不動搖，對敵人決不投降。頭可斷，真理不可丟，這是我們的美德。”“要保持和發揚革命氣節，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他用自己的行動告訴我們，只有具有對崇高信仰的堅定性，“才能保持永久的熱情和毅力，才能迸發出驚人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才能對黨、對國家、對人民、對孕育和繁衍我們這個偉大民族的土地，產生無限的熱愛和血肉相關的情感”。

我們要學習李先念同志勤於和善於學習、堅持羣眾路線、創造性開展工作的優良作風。李先念同志出身貧寒，只念過3年私塾，是在革命鬥爭和工作實踐中成長起來的黨和國家領導人。他説：“我是一窮二白，一無所有，什麼工作方法，指揮水平，領導藝術，都是學來的。”善於向書本學習、向實踐學習、向羣眾學習、向一切內行的同志學習是他的鮮明特點。堅持實事求是，貫徹羣眾路線，深入調查研究，是他一貫堅持的工作方法。他強調：“我們共產黨人，任何時期都必須依靠羣眾，一切工作都必須將羣眾發動和組織起來。為此，就要深入到羣眾中去，同他們交朋友、談心，瞭解他們的基本要求，啓發他們的覺悟，解決他們的問題。”在革命戰爭年代，李先念同志每到一個地方，總能紮下根來，發展壯大革命隊伍，創建起根據地，開創出新局面；在領導國家財政經濟工作期間，總能及早發現問題，向中央提出解決問題的建議。他善於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冷靜觀察和正確判斷形勢，創造性地解決實踐中的難題。他提出的關於我國經濟建設的辯證法思想至今仍具有指導意義。

我們要學習李先念同志堅持黨性原則、謙虛謹慎、顧全大局的優秀品質。李先念同志為黨和人民事業屢建奇功，但他從不居功自傲，始終謙虛謹慎、戒驕戒躁。他説：“我們一切事業的成功，是全黨力量的成功，也是全體幹部與羣眾力量的成功，決不是個人力量的成功。我們不能把成功的事業，當成自己私人的家當。”他具有極強的大局觀念，強調“凡是對全局有利的事情，大家都要勇於承擔義務，堅決去辦，而且一定要辦好。凡是對全局不利的事情，即使從局部來看是必需的、有利的，也決不能辦”。他把為維護全局利益而犧牲個人和局部利益看作是黨性的體現，他説這件事情“説起來容易，做起來難。但是，如果我們共產黨人連這一點都做不到的話，那就不可能戰勝前進道路上的困難”。李先念同志始終自覺維護團結、遵守黨紀。他説：“黨的團結，軍隊的團結，幹部的團結，是我們力量的源泉，是奪取勝利的重要保證。”他善於發現和珍視人才，始終堅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賢，反覆強調“共產黨是馬列主義的黨，不是幫派、小團體，不應該有‘山頭’與地區之分，也不能以個人關係分親疏。提拔幹部只能以黨和人民的利益為前提，決不允許搞歪門邪道”。他作風民主，注意傾聽不同意見，善於營造使人敢講真話、暢所欲言的氛圍。

我們要學習李先念同志立黨為公、執政為民、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公僕精神。李先念同志始終與人民羣眾同呼吸共命運，表示“一個共產黨員，一個革命家，必須永遠保持革命熱情和奮鬥精神，把為人民服務，把改造客觀世界，當成自己的天職和應盡的義務”。他把艱苦奮鬥、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作為自己人生座右銘，經常説“要與別人比革命工作的多少和艱苦性，不與別人計較享受的優劣，更不允許貪污腐化”。他長期擔任黨和國家重要領導職務，但在生活上始終保持勤儉樸素作風。他經常叮囑家人要精打細算過日子，對子女親屬和身邊工作人員要求十分嚴格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