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為

咸豐八年二月初五日（1858年3月19日），康有為生於廣東省佛山市南海區丹灶鎮銀塘蘇村敦仁裏的官宦世家 ^[71]  。祖父康贊修，官至連州訓導；其父康達初，官任江西補用知縣；從叔祖康國器，護理廣西巡撫，曾經參加過鎮壓太平天國運動。康有為少年時期師從康贊修、朱次琦，他們都崇信宋明理學，因此，康有為在宋明理學的影響下，鄙棄所謂漢學家的煩瑣考據，企圖開闢新的治學道路。學習一段理學之後，便對理學也不贊成了。因為理學僅言孔子修已之學，不明孔子救世之學。 ^[1]  康有為五歲能誦唐詩數百首。六歲時跟從簡鳳儀讀《大學》《中庸》《論語》和朱熹所注《孝經》，康有為十一歲時父親去世，跟隨祖父接受嚴格的封建正統教育，攻讀經史。這時，太平天國失敗不久，他“頻閲邸報，覽知朝事，知曾文正、駱文忠、左文襄之業，而慷慨有遠志矣” ^[2]  。

同治十一年（1872年），康有為再應童子試不售，就致力於科舉考試和八股文。

同治十三年（1874年），“始見《瀛寰志略》、地球圖，知萬國之故，地球之理”。

光緒二年（1876年），他應鄉試不售，跟從朱次琦學習。朱次琦教學重四行五學：四行是敦行孝弟，崇尚名節，變化氣質，檢攝威儀；五學是經學、文學、掌故之學、性理之學、詞章之學。主張濟人經世，不為無用之空談高論；“掃去漢、宋之門户，而歸宗於孔子”。康有為受其影響，“以聖賢為必可期”，“以天下為必可為”。又攻讀顧炎武、錢大昕、趙翼等人論述歷史的著作，於是“議論宏起”。

光緒四年（1878年），繼續跟隨朱次琦讀書，攻讀《周禮》《儀禮》《爾雅》《説文》《水經注》諸書，以及《楚辭》《漢書》《文選》諸文，“大肆力於羣書”。不久，以日埋故紙堆中，汨其靈明，漸厭之，乃“閉户謝友朋，靜坐養心”。“靜坐時忽見天地萬物皆我一體，大放光明。自以為聖人則欣然而笑，忽思蒼生困苦則悶然而哭”。 ^[3]  國家的危亡，現實的刺激，使他對傳統的文化學術發生懷疑。

光緒五年（1879年），開始接觸西方文化。二十二歲那年離開朱次琦，一個人到西樵山白雲洞讀書，讀了不少經世致用的書，如顧炎武的《天下郡國利病書》、顧祖禹的《讀史方輿紀要》等。同年又遊了一次香港，使康有為大開眼界。以後續繼閲讀《海國圖志》《瀛環志略》等書，“購地球圖，漸收西學之書，為講西學之基矣”。這一年是康有為從中學轉為西學的重要開端。

光緒八年（1882年），康有為到北京參加會試，迴歸時經過上海，進一步接觸到了資本主義的事物，並收集了不少介紹資本主義各國政治制度和自然科學的書刊。經過學習，康有為逐步認識到資本主義制度，比中國的封建制度先進。帝國主義的侵略，清朝的腐敗，使年輕的康有為胸中燃起了救國之火。西方的強盛，康有為立志要向西方學習，藉以挽救正在危亡中的祖國。從此吸取了西方傳來的進化論和政治觀點，初步形成了維新變法的思想體系。 ^{[4]  [65]} 

光緒九年（1883年），“購《萬國公報》，大攻西學書，聲、光、化、電、重學及各國史志、諸人遊記皆涉焉”。創《不裹足會草例》，規定入會的人皆不能裹足，凡是已經裹足而重新放足的，都給予表彰。光緒十年（1884年），中法戰爭爆發，兩廣受到法國侵擾。康有為“感國難，哀民生”，獨居一樓，“所悟日深，因顯微鏡之萬數千倍者，視蝨如輪，見蟻為象，而悟大小齊同之理”。 ^[5]  俯讀仰思，“日日以救世為心，刻刻以救世為事”。

光緒十四年（1888年），康有為再一次到北京參加順天鄉試，藉機第一次上書光緒帝，請求變法，受阻未上達。當年九月，他上書光緒帝，痛陳祖國的危亡，批判因循守舊，要求變法維新，提出了“變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三條綱領性的主張。

康有為(6張)

光緒十七年（1891年），康有為徇陳千秋、梁啓超之請，在廣州長興裏萬木草堂開始講學。講學內容主要是“中國數千年來學術源流、歷史政治沿革得失，取萬國公法比例推斷之”，“大發求仁之義，而講中外之故，救中國之法”。 ^[6]  併為變法運動創造理論。先後寫了《新學偽經考》和《孔子改制考》兩部著作，這兩部書都是在尊孔名義下寫成的。前一部書把封建主義者歷來認為神聖不可侵犯的某些經典宣佈為偽造的文獻。後一部書把孔子描述成滿懷進取精神，提倡民主思想、平等觀念的人。康有為書裏的這些描述在知識界產生了強烈的震動和反響，而對封建頑固守舊分子構成了很大的威脅，因而這兩部書被他們視為異端邪説。次年，康有為將講堂移至廣州衞邊街鄺氏祠。

光緒十九年（1893年），仍講學於衞邊街。同年冬，遷草堂於府學堂仰高祠，這時康有為已有一百多個學生了。

光緒二十年（1894年），康有為開始編《人類公理》一書，這本書經多次修補，後來定名為《大同書》發表。《大同書》描繪了人世間的種種苦難，提出大同社會將是無私產、無階級、人人相親、人人平等的人間樂園。這當然是荒謬的。康有為寫了《大同書》，他沒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條到達大同的路。在從容不迫地為戊戌變法奠定了理論基礎之後，康有為積極地進行了變法實踐。同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中國又一次慘敗。

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三月二十三日，清廷與日本簽訂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瓜分危機更是迫在眉睫。康有為趁入京應試的機會，聯合各18省應試舉人，於四月初八日（5月2日）聯名請願，發動“公車上書”。他在“公車上書”中，請求拒和、遷都、練兵、變法，提出“下詔鼓天下之氣”、“遷都定天下之本”、“練兵強天下之勢”、“變法成天下之治”等改良派的救國綱領。認為變法着重在富國、養民和教民三方面。提出富國之法有六：一、鈔法，户部用精工造鈔票，設官銀行，以擴充商務；二、建築鐵路，收我利權；三、製造機器、輪舟，獎勵新制造，並發展、保護民營工業；四、礦務，開設礦學，請比利時人教導勘測，選才督辦，不濫用私人；五、鑄銀，各省設鑄銀局，以塞漏卮；六、郵政，設郵政局。養民之法有四：一、務農；二、勸工；三、惠商；四、恤窮。教民之法則為分立學堂、開設報館，以“化導愚民，扶聖教而塞異端”。這是康有為的第二次上書，也是改良派正式登上政治舞台的第一幕。

“公車上書”被拒絕代呈，光緒帝沒有看到。不久榜發，康有為得中進士，授工部主事。康有為又於同年五月初六日呈送《上清帝第三書》，提出了變法的步驟，指出自強雪恥之策有四：即富民、養民、教士、練兵，而如何審端致力於上述四策，則在乎“求人才而擢不次”、“慎左右而廣其選”、“通下情而合其力”三者，以求“人才得，左右賢，下情達”。這次上書由都察院代呈，光緒帝第一次讀到他的上書。接着，他又上《第四書》，再次籲請“尊賢而尚功，保民而親下”，使“有情必通，有才必用”，並正式提出了“設議院以通下情”的主張，但又被頑固派拒絕代呈。康有為在不斷上書光緒帝，以爭取進行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的同時，又“日以開會之義號之於同志”，認為“思開風氣，開知識，非合大羣不可”，“合羣非開會不可”。於是先辦《萬國公報》，於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六月二十七日創刊於北京，“遍送士夫貴人”，使之“漸知新法之益”，“告以開會之故”，並於十月初（11月中）成立了強學會，又名譯書局，也叫強學書局。參加強學會的還有梁啓超、陳熾、沈曾植、沈曾桐、文廷式、丁立鈞、楊鋭等，翁同龢等也予支持，強學會成為改良派與帝黨相結合的政治團體。《萬國公報》後改為《中外紀聞》，於十一月初一日（12月16日）正式出版，雙日刊，有閣抄、新聞及“譯印西國格致有用之書”，譯印後每加附註，論説不多。

光緒二十一年十二月初六日（1896年1月20日），後黨御史楊崇伊上疏彈劾，“請飭嚴禁”。強學會被改為官書局，專欲“譯刻各國書籍”，不準議論時政，不準臧否人物，這樣，“專為中國自強而立”的強學會已違失原旨。康有為在北京發起籌組強學會後，於光緒二十一年八月二十九日（1895年10月17日）出京，至南京遊説張之洞，在南北之匯的上海設立強學會，“以上接京師，次及於各直省”。十月，上海強學會成立，擬定章程，説明設立的目的是通聲氣、聚圖書、講專門、成人才、扶“聖教”。十一月二十八日（1896年1月12日），刊《強學報》，以孔子紀年，欲“託古以改今制”，宣傳設會辦報，倡導維新變法。北京強學會被劾奏，上海強學會也遭封禁。不久，在此基礎上創辦《時務報》，由梁啓超任主筆，鼓吹康有為的變法主張，議論敏鋭，文字新穎，在當時影響廣泛。

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德國強佔膠州灣，康有為再次上書請求變法。戊戌變法之前，康有為撰寫了兩部有關明治維新史的專著。一部是《日本書目志》，同年冬由上海大同譯書局出版。另一部是在故宮博物院發現的《日本變政考》。據日本學者研究，“在大量收集和閲讀日本書籍的過程中，他對明治維新的史實進行不少改動和捏造，藉以適合中國當時變法改制的需要。這些改動大都和作者所建議的具體變法措施有着密切關係。” ^[7]  次年一月，光緒帝下令康有為條陳變法意見，他呈上《應詔統籌全局折》，又進呈所著《日本明治變政考》《俄羅斯大彼得變政記》二書。四月，他和梁啓超組織保國會，號召救國圖強。

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六月十六日，光緒帝在頤和園勤政殿召見康有為，任命他為總理衙門章京，準其專摺奏事，籌備變法事宜，史稱戊戌變法。戊戌變法之初，在康有為的幕後主持下，光緒帝推動了一系列的改革，此後，康有為迭上奏摺，對政治、經濟、軍事、文教方面提出不少改革建議，包括擬定憲法、開制度局、禁止婦女纏足、裁冗官、置散卿、廢漕運、撤厘金、裁綠營、放旗兵、廢八股試帖楷法取士、改書院、廢淫祠等，希望中國有一個不要根本改變封建制度而可以發展資本主義的憲法；要求保護工商業，予中國資本主義適當的發展；要求重練海陸軍，挽救中國被帝國主義瓜分的危機；要求廢科舉、辦學校，以培養新的人才。這時，他還和梁啓超、譚嗣同、楊深秀等積極策劃推行新政。

“百日維新”期間，新舊鬥爭異常尖鋭，例如廢八股疏上，後黨即多方阻撓，公開宣稱嫉惡康有為如仇敵，説是“搖惑人心，混淆國是”； ^[8]  還有人嚴參康有為，説其“聚集匪徒，招誘黨羽”，“遍結言官，把持國是”。 ^[9]  康有為和御史宋伯魯、楊深秀等予以反擊。但是，後黨掌握了軍政實權，而光緒帝則只有起草上諭權。七月中旬，後黨懷塔布、楊崇伊先後到了天津看榮祿，陰謀策劃政變，推翻新政。光緒帝先後發出兩次“密詔”，擔心“今朕位幾不保”，並明諭康有為“迅速前往上海，毋得遷延觀望”。八月初五日（9月20日），康有為離京南下。次日，慈禧太后再出“訓政”，戊戌政變發生。

戊戌變法期間，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至中國訪問。當時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向變法派領袖康有為建議，要求清朝方面聘請伊藤為顧問，甚至付以事權。 ^[10-11]  於是，變法派官員在伊藤抵華後，紛紛上書請求重用伊藤，引起保守派官員的警惕。保守派官員楊崇伊甚至密奏慈禧太后：“風聞東洋故相伊藤博文，將專政柄。伊藤果用，則祖宗所傳之天下，不啻拱手讓人。 ^[12]  ”這種激烈的言論，促使慈禧太后在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八月初四（9月19日）由頤和園回到紫禁城，意欲瞭解光緒皇帝對伊藤有何看法。不過，伊藤與李提摩太又向康有為提議“中美英日合邦”。於是，在康有為的授意下，變法派官員楊深秀於八月初五（9月20日）上書光緒皇帝：“臣尤伏願我皇上早定大計，固結英、美、日本三國，勿嫌‘合邦’之名之不美。 ^[13]  ”另一變法派官員宋伯魯也於9月21日（八月初六）上書言道：“渠（李提摩太）之來也，擬聯合中國、日本、美國及英國為合邦，共選通達時務、曉暢各國掌故者百人，專理四國兵政税則及一切外交等事。” ^[14]  儼然欲將中國軍事、財税、外交的國家大權，交於外人之手。慈禧太后返回紫禁城後，於9月20至21日獲知此事，驚覺事態嚴重，才當機立斷發動政變，重新訓政，結束了戊戌變法。

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初七日（1898年9月21日）凌晨，慈禧太后宣佈“臨朝聽政”，光緒帝被軟禁，戊戌六君子被殺。九月初十日（10月24日），康有為經由吳淞、香港到達日本，他在途中發表公開信，説是“天禍中國，際此奇變”，稱慈禧太后為“偽臨朝”，稱幽廢光緒帝為“罪大惡極”，並將“密詔”改竄露布，提出“無徐敬業之力，只能效申包胥之哭” ^[15]  ，表示要“奉詔出外求救”。接着，康有為發出《奉詔求救文》，首數慈禧太后大罪十條，繼言光緒帝“勤政愛民，大開言路”等“聖明”。説明自己“過承知遇，毗贊維新，屢奉温室之言，密受衣帶之詔”，準備“奉詔求救”。當他在香港時，就想“動身到英國去”，並“先告英使署參贊及上海領事、香港總督，請其電英廷相救”。還謁見英國子爵柏麗斯輝，“請其出力相救”。 ^[16]  他的弟子梁啓超在逃亡途中上書伊藤博文，請他與英、美諸公使商議揭破慈禧太后“欲殺寡君之陰謀，詰問其幽囚寡君之何故”。 ^[17]  等到了日本，康有為又請文部大臣犬養毅予以支持； ^[18]  又上書同文會領袖近衞篤麿，説明“受衣帶之詔，萬里來航，泣血求救”。 ^[19]  這時，資產階級革命派孫中山、陳少白也在日本，“以彼此均屬逋客，應有同病相憐之感”，擬親往慰問，借敦友誼，曾託日人宮崎寅藏、平山周等向康有為示意。康有為表示自己奉有“密詔”，不便和革命黨人往來，拒絕合作。孫中山又通過日本人的關係，組織一次孫、陳、康、梁的會談，商討合作方法，康有為不到會，派梁啓超為代表，沒有談出什麼結果。孫中山復派陳少白往訪，梁啓超導陳見康，陳少白反覆辯論至三小時，請康有為“改弦易轍，共同實行革命大業”。康答曰：“今上聖明，必有復辟之一日。餘受恩深重，無論如何不能忘記，惟有鞠躬盡瘁，力謀起兵勤王，脱其禁錮瀛台之厄，其他非餘所知”。 ^[20] 

康有為肖像(9張)

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清廷向日本交涉，不準康有為留日。二月二十三日（4月3日），由日本外務省贈以旅費，康有為自橫濱乘和泉丸渡太平洋，抵加拿大，在温哥華、烏威士晚士打等地演説：“惟我皇上聖明，乃能救中國”，希望華僑“齊心發憤，救我皇上” ^[21]  。旋渡大西洋赴美國，企圖運動美國政府干涉中國內政，扶助光緒帝重掌政權，未能實現。又重回加拿大，於六月十三日（7月20日），與李福基等創設保皇會，亦稱中國維新會。《會例》指出：“專以救皇上，以變法救中國黃種為主”，準備在美洲、南洋、日本、香港、澳門各埠設會，以澳門《知新報》和橫濱《清議報》為宣傳機關，以保救光緒帝，排除慈禧太后、榮祿、剛毅一夥頑固勢力為宗旨。同年，印有《保救大清皇帝公司序例》，説要保國保種非變法不可，要變法“非上聖如皇上不可”，凡是有“忠君愛國救種之心”的都是會中同志。他把“忠君”和“救國”聯繫起來，把光緒帝和變法聯繫起來，“救聖主而救中國”，在海外頗有一些號召力。

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清廷下令，嚴命李鴻章將康有為、梁啓超在廣東本籍的祖上墳墓盡皆剷平，以儆兇邪。清廷又命閩、浙、廣東督撫懸賞10萬兩，緝拿康有為、梁啓超，呈驗屍身，亦一體給賞。如願得官階，亦必予破格之賞。如有購閲所發報章者，嚴拿懲辦，並將所著各書嚴查銷燬。 ^[22]  這時，義和團運動展開，他主張“助外人攻團匪以救上” ^[23]  ，“先訂和約以保南疆，次率勁旅以討北賊” ^[24]  ，説是光緒帝復位，就能“輯睦外交”，“中國可安，億兆可保” ^[25]  ，醖釀“討賊勤王”。結果，實際活動的唐才常在漢口事泄被殺，演成自立軍悲劇。

義和團運動以後，推翻清朝封建統治逐漸成為時代主流。

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章太炎在東京《國民報》上發表《正仇滿論》，指出：“夫今之人人切齒於滿洲而思順天以革命者，非仇視之謂也”，清廷腐敗，“無一事不足以喪吾大陸”，不能“隱愛於光緒皇帝一人”，處於今日，“革命固不得不行”。“然則滿洲弗逐，而欲士之爭自濯磨，民之敵愾效死，以期至乎獨立不羈之域，此必不可得之數也。浸微浸衰，亦終為歐、美之奴隸而已矣”。革命形勢的發展，連康有為的弟子梁啓超、歐榘甲都有些搖惑，康有為很是焦慮，連函切責。

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發出《答同學諸子梁啓超等論印度亡國由於各省自立書》和《答南北美洲諸華僑論中國只可行立憲不可行革命書》二文，前文對梁啓超等“搖於形勢”，“妄倡十八省分立之説”予以駁斥，主張“今令以舉國之力，日以擊榮祿請歸政為事，則既倒政府之後，皇上覆闢，即定變法變新政而自強，是則與日本同軌而可望治效耳”。如果“移而攻滿洲，是師法印人之悖蒙古而自立耳，則其收效亦與印度同矣”。康有為以為革命自立是“求速滅亡”，而立憲可以避免“革命之慘”，不準各埠再言革命，不準保皇黨人稍涉遊移，再三“佈告同志”：“本會以保皇為宗旨，苟非皇上有變，無論如何萬不變。若革命撲滿之説，實反叛之宗旨，與本會相反者也。謹佈告同志，望篤守忠義，勿聽莠言，僕與諸公既同為保皇會人，僕以死守此義，望諸公俯鑑之。” ^[26]  表示死守此義，保皇不變。這時，康有為寫了《孟子微》《論語注》《春秋筆削微言大義考》以及《大同書》。隨着他的政治思想的日趨沉淪，“大同”三世學説也起了變化，説是孔子之時，“身行乎據亂”，是“亂世”，如果能循“孔子之道”，推行至於隋、唐，應該進化到“昇平世”（“小康”）了；隋唐以後，“至今千載”，中國應該“先大地而太平矣”，但因秦、漢的崇“刑名法術”，王莽、劉歆的“創造偽經”，晉代以後的“偽古學大行”，以致“微言散絕”，“三世之説，不誦於人間；太平之種，永絕於中國”，而二千年的中國，只是“篤守據亂之法以治天下”。據此而言，中國二千多年的歷史，不過是“亂世”，並非“小康”，與戊戌變法前的“三世”説已不同了。

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章太炎發表《駁康有為論革命書》，把康有為等人奉為神聖不可侵犯的光緒皇帝斥為“載湉小丑”，沉重打擊了改良主義。接着，孫中山發表《敬告同鄉書》，明確指出：“革命者，志在倒滿而興漢；保皇者，志在扶滿而臣清。事理相反，背道而馳” ^[27]  。號召劃清革命與保皇的界限。而康有為則漫遊各地，離印度、居香港。

光緒三十年（1904年），自香港至檳榔嶼，自檳榔嶼赴歐洲，重渡大西洋去美洲。

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春，康有為自加拿大南遊美國。同年秋，康有為赴歐洲，不久回到美國，撰《物質救國論》，以為中國之病弱，在於不知講物質之學。同年，中國同盟會成立。為了抵制革命，清廷於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七月十三日頒佈預備立憲。正在歐洲漫遊的康有為大喜過望，九月四日，發出《佈告百七十餘埠會眾丁未新年元旦舉大慶典告藏，保皇會改為國民憲政會文》，準備於丁未新年元旦行大慶典，宣佈舊保皇會“告蕆”，新開國民憲政會。宣稱“向日之誠，戴君如昔”，“開天之幕，政黨我先”， ^[28]  希望重温立憲之夢。

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二月十日，保皇黨人在紐約召開大會，康有為自歐洲趕來，正式定名為帝國憲政會，對外則稱中華帝國憲政會。在章程第二條中申明：“本會名為憲政，以君主立憲為宗旨，鑑於法國革命之亂，及中美民主之害，以民主立憲萬不能行於中國，故我會仍堅守戊戌舊説，並以君民共治、滿漢不分為本義，凡本會會眾當恪守宗旨，不得誤為革命邪説所惑，致召內亂而啓瓜分。”第三條申明：“本會以尊帝室為旨。” ^[29]  帝國憲政會成立後，康有為企圖回國從事政治活動未果，指使梁啓超等人與清朝皇室貴族、國內立憲分子聯繫，又借用僑商名義寫了請願書，請求召開國會並且制定國家憲法。

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八月初一日，清廷宣佈自本年起第九年召開國會，再於下月頒佈《憲法大綱》。這個《憲法大綱》的主要目的是要保存封建專制制度。革命派採取了堅決反對的立場，而保皇派則表示擁護。《憲法大綱》頒佈不到兩個月，光緒帝就“龍馭上賓”了。康有為又説帝國憲政會“本以保皇為事，忠義昭著”，“應發討賊之義”，但是榮祿早死，慈禧太后也卒，康有為的宣傳已經時過境遷，於是宣稱光緒帝之死是由袁世凱下毒所致，於是簽名上書監國公，請求殺賊以報光緒帝之仇。 ^[30] 

宣統二年（1910年），康有為用帝國憲政會的名義草書請求召開國會，指出“若待九年，恐國非其國”，請“立下明詔，定以宣統三年開國會”。 ^[31]  這時，保皇會與國內的國會請願會聯繫頻繁，擬於年底改帝國憲政會為帝國統一黨，向清政府民政部申請註冊，説是“不曰會而曰黨，乃合全國人士與蒙古藩王共之”，“故益光明廣大之”。 ^[32] 

宣統三年（1911年），清廷嚴制國會請願。四月，清廷組織皇族內閣，康有為對奕劻並不信任，一些保皇會員在海外製造輿論，散佈揭貼，説是“今舉中國之敗壞危亡，非他人，皆奕劻一人為之而已；阻撓立憲，阻撓國會，非他人，皆奕劻一人為之而已”。警告奕劻：“若不即開國會，則為舉國公敵，為賣國大賊”。 ^[33]  五月，康有為赴日本，初住箱根，後移居須磨。八月，武昌起義爆發。康有為聽到消息之後，憂心如焚，仍持“革黨必無成”之説，想“用北軍倒政府，立開國會，挾以撫革黨”，還想“乘此以建奇功”。自我陶醉地説：“人知革之無成，士大夫皆思吾黨而歸心”，“他日國會開時，吾黨終為一大政黨，革黨亦自知無人才，不能為治也” ^[34]  。

辛亥革命後，康有為於民國二年（1913年）以母喪歸。在國外15年，至此歸國。去國時是一個進步的維新運動領袖，回國時卻是一個保守的人了。袁世凱邀請他去北京，作為袁世凱政權的點綴。康有為沒有答應，這是為了記住袁世凱出賣戊戌變法的舊恨，反對袁世凱乘着革命危機逼垮了清朝。葬母完成之後，他又移居上海，辦《不忍》雜誌，主張“以孔子為國教，配享天壇”，説是“若今不尊孔，則何從焉，將為逸居無教之民歟？暴戾恣睢，以快嗜慾，而近於禽獸乎，則非待烹滅絕種而何？” ^[35-36]  戊戌變法前的孔子，在康有為的心目中是“維新”的孔子；這時的孔子，卻是封建勢力的代表者了。

民國五年（1916年）三月，康有為電請袁世凱退位。六月，袁世凱逝世，康有為電大總統黎元洪，希望早日召開正式的國會， ^[37]  又請求“以孔子為大教，編入憲法，復祀孔子之拜跪明令，保守府縣學官及祭田，皆置奉祀官，勿得荒廢汗菜，勿得以以他職事假賃侵佔” ^[38]  。

民國六年（1917年），康有為和效忠前清的北洋軍閥張勳發動復辟，擁立溥儀登基，不久即在當時北洋政府總理段祺瑞的討伐下宣告失敗。康有為遭通緝，潛逃上海，此後又長期隱居茅山。

民國八年（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康有為發表《請誅國賊救學生電》，首謂“曹汝霖、章宗祥等力行賣國，以自刈其人民，斷絕其國命久矣”。繼稱“幸今學生髮揚義憤，奉行天討，以正曹汝霖、陸宗輿之罪。舉國逖聞，莫不歡呼。

民國十二年（1923年），康有為遷居青島匯泉灣畔，購宅居住，題其宅為“天遊園”。後其幾個子女在青島讀書時也都居住在此。初居青島時，有意興建大學，並擬好大學章程，後因膠澳商埠督辦高恩洪先行一步而作罷。晚年，為青島的優美風光寫下了不少詩作，其若干詩詞刻石已成為嶗山景點的組成部分。

民國十三年（1924年），馮玉祥部入京，把溥儀趕出清宮。康有為電北京當局，説是“挾兵逼宮”，“何以立國？”次年，從上海去天津“覲見”溥儀，漫遊各地後返滬，辦天遊書院。關於康有為的生平事蹟，雖然諸多歷史學家已寫下了許多專著，但對於他在1916年秋至1927年春這段時間裏，曾一度超脱世外，遁身茅山的往事，卻至今鮮為人知。

民國十六年二月二十六日（1927年3月29日），康有為去一位廣東同鄉家中作客。回家飲了一杯檸檬紅茶，腹痛如絞，請了兩位醫生診斷，一位日本醫生斷為食物中毒。20小時後，於民國十六年二月二十八日（1927年3月31日）清晨5時逝世。康有為逝世，正值北伐軍進入江浙，張靜江任浙江省主席，曾以康有為系“保皇餘孽，佔據公產”封閉一天園。

為了組織和發展維新派力量，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九月，康有為在北京組織了強學會。強學會成立之後，每三天舉行一次例會，相互討論“中國自強之學”，批判頑固派的投降賣國。這就惹怒了李鴻章等人，於同年十一月離京南下在上海組織了強學分會，不久也被封閉。

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三月二十三日，簽訂割地賠款的《馬關條約》。康有為聞訊極為憤慨，四月初，康有為約同十八省舉人一千三百多人，用一日兩夜的時間，起草了一萬八千字的《上今上皇帝書》，請求光緒帝拒和、遷都、練兵、變法，雖然書未遞上，但這一行動在知識界已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史稱“公車上書”，它標誌着維新思潮漸變為政治運動。七月，籌設北京強學會，得到光緒帝和帝師翁同龢的支持。九月，赴上海，設上海強學會，翌年仍在廣府學宮萬木草堂講學，他撰寫多年的《孔子改制考》完稿，該書借“素王改制説”把孔子描述成“託古改制”的改革家；又附會《春秋公羊傳》“通三統，張三世”之説，認為歷史發展有據亂世、昇平世、太平世三個階段，不斷改革進步，以此作為維新變法的理論根據。

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十一月，德國出兵佔膠州灣，引起了全國人民的激烈反對。

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三月，康有為在北京又組織了保國會。保國會員很快發展到數百人。這就引起了頑固派的恐懼和誹謗。有人上書大罵保國會是“名為保國，勢必亂國。”有的人還上書彈劾，準備對康等進行查究。只是光緒帝説了“會為保國，豈不甚善”才算作罷。不過從此以後，保國會的活動也就很少了。康有為和他的同事們通過組織學會，宣傳了愛國主義思想，進一步動員了羣眾，擴大了變法維新的影響。

戊戌變法失敗以後，康有為流亡海外，不忘改良，組織起這個改良派政治團體。康有為任會長，梁啓超、徐勤任副會長。以保救光緒、反對慈禧和抵制革命為宗旨，陸續在美國、墨西哥、中美、南美、日本、南洋等地建立組織，共建總會11個，支會103個，設總部於澳門。以澳門《知新報》和橫濱《清議報》為喉舌，宣傳君主立憲。

改良派還通過發行報刊進行輿論宣傳。

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強學會成立時，康有為就在北京創辦《萬國公報》（後改名《中外紀聞》），當時許多官員都能看到，一時在朝廷內外影響甚大。同年，康有為又在上海組織發行了《強學報》。改良派通過報紙，動員力量，擴大了自己的陣地。

康有為主張變法使中國走上資本主義的道路。他認為賦税政策方面的改革主要是”蠲厘金之害以慰民心，減出口之税以擴商務。他猛烈抨擊了厘金税，認為它既不利商，又不利農，也不利於國，必須予以裁撤。他説“內地害商之政，莫甚於厘金一事，天下商人久困苦之”。指出“厘金內之務農工之源，外之損富商之實。既以籌款計，亦徒中飽吏役，而國不受其大益”。他主張通過徵收印花税等開闢財源，同時舉辦銀行、郵政等國有事業，用以代替厘金税。

康有為認為商興才能國富，統治者必須“保商”，而保商的關鍵在於輕税。指出“中國曏者誤於抑末之説，乃惟重租税以困辱之。至於吾商出口之税，重於外商人口之税，此與各國保商之道相反，商務安得不困？”康有為的輕税思想在後期發展為無税論，在《大同書》裏他主張“公中更未嘗向一人而收賦税，掃萬國亙古重徵厚斂之苦。”這種觀點實際上是超越現實的空想。

到戊戌變法以前，中國的封建制度存留長達4000餘年，不可謂沒有法，也不可謂沒有“依法治國”，但是法自君出，權尊於法，法律作為一種統治工具，拘束臣民而不拘束君主，引禮入法，以家族為本位而維護封建等級制。康有為第一次提出了包含限制君權意義的法律概念，即憲法。他認為國家的政體可以分為專制、立憲和共和三種。在專制政體下，“一君”與“大臣數人共治其國”，而立憲政體則是“人君與千百萬國民和為一體”。因此，“憲法”就是“維新之路”。早期出國留學或出使海外的中國人，也曾經提出應當改革內政、學習西方的政治體制，但往往是簡單的制度引介，沒有意識到憲法限制君權、對抗封建專制的作用。自康有為提倡君主立憲以來，直至清末立憲，雖然歷經共和制、帝制以及民主、專制政體之反覆，歷任政府無不以立憲為立國之開端，無不以憲法記載一國政治的基本原則，這未嘗不應歸功於第一代倡導依憲治國者。

康有為反對君主專制政體，主張君主立憲。他認為君主權威無限“大背幾何公理”，主張“立一議院以行政，並民主亦不立。”又説，“君臣一倫，亦全從人立之法而出，有人立之法，然後有君臣。今此立法權歸於眾，所謂以平等之意用人立之法者也，最有益於人道矣。”由此，康有為在中國明確提出了作為資產階級民主立憲理論基礎的身份平等觀。

康有為對立憲模式的選擇在戊戌變法前後有所變化。戊戌變法以前，他提倡集權制的君主立憲，類似於日本和德國。但是戊戌變法之後，他提倡虛位君主，類似於英國。戊戌變法時期，他認為“變法”應“以俄國大彼得之心為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政為政法”。前者意在強調其自上而下的改革方式，後者則指日本明治維新後所確立的君主立憲制。

康有為很早就從理論上肯定了三權分立、權力制衡理論的合理性。在戊戌變法之前所撰寫的《實理公法全書》（1888年前）當中，康有為從幾何原理出發，認為“以互相逆制立法，凡地球古今之人，無一人不在互相逆制之內。”他認為：“以一順一逆立法，凡使地球古今之人，有彼能逆制人，而人不能逆制彼者。則必有擅權勢而作威福者，居於其下，為其所逆制之人必苦矣”。他又具體指出了三權分立的主要內容：“泰西論政，有三權鼎立之義。三權者，有議政之官，有行政之官，有司法之官也。夫國之政體，猶人之身體也。議政者譬若心思，行政者譬為手足，司法者譬如耳目，各守其官，而後體立事成。”同時，他反對機構設置重疊，認為中國之弊“在治地太大，小官太疏也。”

在康有為之前，中國雖然有“民本”思想，但是卻沒有民權思想。康有為吸收了西方自由主義的民權觀，強調公民自治。在《萬身公法書籍目錄提要及實理公法全書》中，康有為較為系統地提出了自己的民權觀。他認為，人生來平等，同時又充滿差異性，這些充滿差異性的人是獨立的，有自主權，應當“以平等之意，用人立之法”，對此進行規範。他不但主張長幼平等、朋友平等（治事門、論人公法），甚至認為君民之間也是平等的。在該書的君臣門實理中，他論述道：“民之立君者，以為己之保衞者也。蓋又如兩人有相交之事，而另覓一人以作中保也。故凡民皆臣，而一命之士以上，皆可統稱為君”。把君主比作契約關係中的見證人，而不是以往以君主為一切社會關係的合法性來源，這在當時是一大思想進步。

以公民自治理論為基礎，主張實行地方自治。他認為：“中國地方之大病在於官代民治，而不聽民自治”，“立法之意但以為國，非以為民，但求不亂，非以求治。有大官而無小官，有國官而無鄉官，有國政而無民政，有代治而無自治”。康有為所主張的地方自治，類似於“古者之封建也”，“但古者，亂世封建其一人，則有世及自私爭戰之患，此所以不可行也。今者昇平封建其眾人，聽民自治，聽眾公議，人人自謀其公益，則地利大辟，人工大進”。他還提出了具體的參照系，即“因鄉邑之舊俗而採英德法日之制”，以“萬人以上地十里者為一局，或名曰邑，等具體設計。

康有為把教育作為培養維新變法人才的主要途徑，所辦萬木草堂以“激勵氣節，發揚精神，廣求智慧”為教育宗旨。康有為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六月在《請廢八股試帖楷法試士改用策論折》中力陳明清兩代科舉考試注重八股、試帖和楷法的危害，請求光緒帝令“今鄉會重試，請改試策論”。並且進一步提出廢科舉，興學校。“宏開校舍，教以科學，俟學校盡開，徐廢科舉。” ^[39]  他主張“遠法德國，近採日本，以定學制”。 ^[40]  具體辦法是鄉立小學，縣立中學，省府立高等學堂，京師立大學，並分設海、陸、醫、律、師範等各專門學。

康有為關於學校教育制度的設想反映在1884年寫成的《大同書》中。具體情形如下：

這是一個體系完整、前後銜接的學校教育制度，強調早期教育、學前教育，主張男女教育平等，主張實行德、智、體、美諸方面發展教育，反映了改良主義者的良好願望，具有強烈的空想色彩。

康有為十分重視海軍力量的加強，他曾上書光緒帝，希望借鑑彼得一世變法自強的做法“造海軍以強國勢” ^[41]  。中法戰爭失敗之後，康有為痛感中國海防之弱，他借英國仰仗海軍而強大的例子，建議光緒帝重視海軍建設“方今海水大通，窮地無界，凡軍艦所達之處，即為國力所到之處，英為海王，賴海軍也。故國無海軍，猶鳥之無翼，魚之無翅，人之無足也，吾國民所在受凌辱，而商務不能保護，以無海軍故也” ^[42]  。中日甲午海戰中，清政府費巨資創辦的海防支柱——北洋海軍全軍覆沒，號稱“亞洲第一”的海軍被輕易擊潰，因此康有為對加強海防的決心更加堅定，他上書光緒帝建議重整海軍：“吾東西際海，環七千裏，海軍國也，甲午之役，海軍盡滅，今不可不及圖恢復之。” ^[42] 

康有為在《上清帝第一書》中借鑑日本滅朝之例指出近代化兵船之重要性：“日本雖小，然其君臣自改紀後，日夜謀我，內治兵餉，外購鐵艦，大小已三十艘將翦朝鮮而窺我邊。” ^[43]  若清王朝仍然對危機無動於衷，不重視兵船建設，不要説英法等強國即使蕞爾小國亦可欺華，“若夫海軍不增，徒為敵虜，益無可言，以智利、馬達加斯加、東南小夷，鐵船猶有三十餘艘，而我乃遜之，安得不為人擒哉” ^[44]  。在海軍兵船的具體配置上，他在《上清帝第三書》中指出：“若富強漸效，宜復整海軍，輪舟之制，近以鐵甲過重，行駛難速，多用蚊子快碰船，船小而質輕，動靈而行速，快船則頭裝巨刃，專碰敵舟，蚊子則旁護鐵甲，可以突險。其費十餘萬金，辦之甚易。” ^[45]  重整艦隊後再“輔以魚雷，依以炮台，無事則出巡諸洋，以衞商旅，有事則還守海疆，以壯聲援” ^[45]  。康有為對海軍隊伍的構想是：“南北洋及閩、廣分為三支，每支鐵艦三艘、快船六艘，自後吾能自制，逐年增置。測海之法。” ^[45]  由上可見，康有為對海軍建設有着具體的規劃，對船艦配置和海軍分佈也頗為合理完善，其迫切希望購置新式兵船以增強海防的願望可見一斑。

康有為多次建議光緒帝開設新式海軍學堂，效仿彼得一世“開海部學堂，令習海舟戰鬥之技” ^[46]  。在近代中國設立新式學堂一事，早已有過先例。為使新式學堂的興辦制度化和管理規範化，康有為在《上清帝第六書》中建議清廷設立學校局，中央以下各省府縣分級設立新式大、小學校，大力開展新式教育事業。康有為認為，衡量近代軍事強大與否並不完全在於軍械是否先進，更重要的在於士兵教育訓練如何。為此，他在向光緒帝推薦的由自己編寫的《日本書目志》的《自序》中説道：“泰西之強不在軍兵炮械之末而在其士人之學。” ^[47]  在新式學堂中，康有為主張以夷為師，他借用了彼得一世在北方戰爭後的例子：“俄檢其軍籍，有法蘭西日耳曼及瑞典技藝之人，用以教俄人。” ^[48]  可見，康有為在傳統學堂中特別重視開設海軍學堂，並主張選派優秀學子赴海外學習先進的近代化海軍知識。

康有為認識到，列強的軍事人才都來自專門軍校的培養，否則在軍隊中難以提拔做要職：“將帥必自大學出，裨校亦自學校來，未人校者雖有奇才大功，不得為裨校。” ^[49]  只有建立新式學堂，使國人有機會學習近代軍事中的炮、工、步等各科知識，且具有文學、地理等文化素質，才能適應近代軍事戰爭的需要。

康有為在書法藝術方面所作的貢獻，絕不比他在政治舞台上的作為遜色。他是繼阮元、包世臣後又一大書論家。他於光緒十五年（1889年）所著的《廣藝舟雙楫》從理論上全面地系統地總結碑學的一部著作，提出“尊碑”之説，大力推崇漢魏六朝碑學，對碑派書法的興盛有着極其深遠的影響。康有為對帖學一系作全面否定，大肆鼓吹“尚碑”意識，造就一代新風，提出“卑唐”，將有唐數百年來書家創作一筆抹殺，終覺太過偏激。康有為振聾發聵的理論是為自身創作服務立言。康有為不能容忍帖學的存在，即使象趙之謙這樣以帖寫碑的人都逃脱不了頻頻譏諷，而他卻對張裕釗則大加稱讚，不惜抬舉到“國朝第一”的高度，他的偏激之處由此可見，但必須辨證地看，正是他的偏激使碑學發展達到了嶄新的歷史高度。就康有為的創作而言，對《石門銘》和《爨龍顏》用功尤深，同時參以《經石峪》和雲峯山諸石刻。書寫上以平長弧線為基調，轉折以圓轉為主，長鋒羊毫所發揮出的特有的粗茁、渾重和厚實效果在他書作中有很好的體現，迥然異於趙之謙的頓方挫折、節奏流動，也不同於何紹基的單一圓勁而少見枯筆，這是他的別開生面處。至於線條張揚帶出結構的動盪，否定四平八穩的創作，也是清代碑學的總體特徵表現。就創作形式上來説，以對聯最為精彩，見氣勢開張、渾穆大氣的陽剛之美。 ^[50] 

康有為在書學理論上雖持見多有偏激，但其對碑學的闡幽發微、探賾索隱是他人無可比附的，故其貢獻也是值得後人肯定的。然他的創作實踐並未能像他的思想—樣光芒四射。他認為“古今之中，惟南碑與魏為可宗”，並列出其“十美”：一曰魄力雄強，二曰氣象渾穆，三曰筆法跳越，四曰點畫峻厚，五曰意態奇逸，六曰精神飛動，七曰興趣酣足，八曰骨法洞達，九曰結構天成，十曰血肉豐美。有論者以此為座標比照康氏本人的創作，謂其心有餘而力稍遜，仍未能擺脱早年的帖學窠臼。康有為書法早年學王羲之、歐陽詢、趙孟頫，後從學朱九江，宗法歐陽通、虞世南、柳公權、顏真卿，又力學張芝、索靖、皇象章草，後又轉學蘇軾、黃庭堅、米芾、鍾繇等，自謂執筆用朱九江法，臨碑用包世臣法，用墨浸淫於南北朝。由此可知，碑學的養分他只吸收了—部分，其他均是雜糅諸家而成。

康有為的一生，當時與後世皆褒貶不一，頌之者稱他是改革家，“廣廈長素究為誰？南海先生康有為。治學公羊張三世，上書清帝凡七回。論性勸學長興記，萬木草堂立學規。人類公理大同書，不忍為仁孟子微。”康有為作為晚清社會的活躍分子，在倡導維新運動和領導戊戌變法時，體現了歷史前進的方向。貶之者稱其為保皇黨，章炳麟在《駁康有為論革命書》中對他的保守思想就有很多批判。這其中更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沒有和譚嗣同一樣選擇殺身成仁，而選擇了逃亡。當他在民國初年為尊孔復古思潮推波助瀾，與袁世凱同流合污，充當帝制復辟運動的精神領袖時，就站到了歷史的對立面，從政治巨人蜕變為現實的侏儒。 ^[51] 

進一步來看，康有為試圖結合儒家思想傳統和西方立憲主義的努力雖然成為一幕“悲劇性的歷史”，但是作為一種方法，移植和借鑑國外的法學經驗，併兼顧該國國情的思路，卻被後來的學者所繼承。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很長一段時間裏，學術界對他在近代歷史發展進程中所起的作用評價較低。這是因為有兩種説法一直為多數研究者所接受，一曰：康氏對帝國主義抱有幻想，“跌入了帝國主義的圈套”，成為其“推行侵略政策的工具”，與洋務派主張的“以夷制夷”並無二致。一曰：戊戌變法失敗以後，康氏的政治思想倒退到反對民權、膜拜君權的立場，最終墮落為保皇黨，成了社會前進的絆腳石。 ^[52]  康有為保守主義立憲思想的第二個來源是其“同治情結”，這是中國的王黨主義。此後，當梁啓超企圖與革命黨合作時，康有為強烈反對，指責梁啓超辜負聖恩。康有為所主張的變法，仍然是一種統治階級內部的糾紛解決機制，是一種自我“革政”，並未上升到革命。 ^[53] 

康有為的立憲思想曾經啓迪和影響了後來的憲法理論，但是，其中卻存在許多保守主義的成分，主要表現在對君權的妥協以及對傳統的、佔統治地位的以禮治國、儒法合流思想的吸收。以康有為為代表的改良派缺乏成熟的階級力量的支持。康有為對西方的立憲政治缺乏價值上的深刻認識。由於時代的侷限性，康有為對西學的認識仍然停留在“器物”論的基礎上，他還不能把資產階級的民主政治與封建的開明政治嚴格區分開來。因此，康有為對憲法的理解是有內在矛盾的。 ^[54] 

康有為的事業成就涉及多方面，皆有驚人建樹，僅著述就有700多萬字，具有濃郁的浪漫主義特色，輯成《南海先生詩集》。代表詩篇即《出都留別諸公》5首，其中對國家危亡命運十分關切，意氣豪邁。其政論文打破傳統古文程式，汪洋恣肆，駢散不拘，開梁啓超“新文體”先河。然而多年來，很少能見到康有為著作的全貌。近代史上的風雲人物，如曾國藩、左宗棠和李鴻章等不僅出版了全集，而且還出版了奏議、家書、政論、未刊遺稿等，身後備極哀榮，而學貫中西、放眼世界的康南海則受到很冷遇。

2023年5月，根據《國家文物局關於頒佈1911年後已故書畫等8類作品限制出境名家名單的通知》，其代表作不準出境。 ^[62] 

在《這個世界會好嗎—梁漱溟晚年口述》中，梁漱溟披露了康有為兩件關於古玩的醜聞：一件是，康有為在陝西西安的卧龍寺參觀時，將寺中多卷珍貴的古版佛經裝到他的騾車上試圖盜走，後被人發現並追回。還有一次，康有為向銀行家餘凡澄“借”一幅十分名貴的字畫，試圖據為己有。餘凡澄多次討要不得，便不得不派許多人到康家強行索回。 ^[56] 

光緒二十三年（1897）初，康有為第二次到桂林講學。當年開春三月，康有為從桂林由陸榮廷的老上司、師爺唐景崧、岑春煊的介紹前來明秀園拜會陸榮廷，期間在園內的“別有洞天”亭中舉行了私人宴會。一次酒過三巡，康有為抬頭看着亭子支架上掛的書有“別有洞天”的牌匾，打趣地問道：“‘洞天福地’是道教徒的熱門熟語，您到底信道教，還是信佛教？”陸榮廷也望了望那塊牌匾，擺擺手笑道：“我既不信道，也不信佛，就是當地人信奉的師公，我也不信！我只信牛教！”康有為感到奇怪，忙問：“世界上哪有什麼牛教？！這到底是什麼宗教呀？”陸榮廷鄭重其事地回答：“牛教呀，是我陸榮廷在龍州時創造的。”康有為更感詫異地用廣東話問道：“您創造這牛教，點解呢？”陸榮廷又哈哈大笑了起來，喃了一首壯語山歌做解釋。康有為洗耳恭聽，莫名其妙，又用廣東話説道：“唔知！唔知！”陸榮廷接着也用不甚標準的廣東話説：“有乜嘢難知嘅！”然後馬上用柳州話接着説：“這首山歌説的是：牛有四個胃，體壯力很強，幹生全咬碎，消化不慌忙嘛！”康有為哈哈笑了起來，説：“這是民間歌謠，不是什麼宗教嘛！”

接着，陸榮廷臉色有點嚴肅，一本正經地説：“説實話，我陸榮廷是個大老粗，世界的事懂得少，什麼宗教不宗教，我一竅不通，我只看到農民養的耕牛本事大，乾草、枯草、嫩草、老根一起吞下肚子裏去，飽了就蹲在樹蔭下慢慢再吐出來，七咬八嚼，再吞下肚裏消化它，不也有力得很嗎？”他停了停，接着説，“孫中山先生派人來找我，教我實行三民主義；梁啓超前不久也來找我，叫我搞什麼造反主義；現在您來找我，教我大搞什麼改良主義。”

康有為身上有一個大謊言，就是所謂的“衣帶詔”。此衣帶詔是光緒會見楊鋭時寫給楊鋭的，上面有“爾其與林旭、劉光第、譚嗣同及諸同志妥速籌商”等語。後來康有為説，是他受此“衣帶詔”。他以為詔書上提到的人都已死去，死無對證。他想不到的是，楊鋭被殺後，他的兒子楊慶昶趁扶柩回四川，縫到四川舉人黃尚毅的衣領中，帶回老家，後來又拿出來。皇帝的手書，是鐵證，偽造不了。“衣帶詔”之事大白於天下。但是康有為卻逃到海外，以“衣帶詔”等事欺世而盜名，斂了很多財。 ^[7] 

戊戌變法失敗後，康有為提出了荒唐的“中日合邦”。康有為早在《自編年譜》中並不諱言：“（我當時）與日本使矢野文雄約兩國合邦大會議，定稿極詳，請矢野君行知總署答允，然後可以大會於各省。” ^[57]  同時，康有為還曾讓其心腹楊深秀向光緒上奏，建議“我皇上早定大計，固結英、美、日本三國，勿嫌合邦之名之不美，誠天下蒼生之福矣”。 ^[58] 

較明確透露“合邦”之具體內容者，乃康黨骨幹宋伯魯之奏摺。奏摺稱：“英國教士李提摩太來京，往見工部主事康有為，道其來意，擬聯合中國、日本、美國及英國為合邦，共選通達時務、曉暢各國掌故者百人，專理四國兵政税則及一切外交等事，別練兵若干營，以資禦侮。今擬請皇上速簡通達外務、名震地球之重臣，如大學士李鴻章者，往見該教士李提摩太及日相伊藤博文，與之商酌辦法，以工部主事康有為為參贊，必能轉禍為福，以保乂我宗社。” ^[59] 

所謂“選通達時務、曉暢各國掌故者百人，專理四國兵政税則及一切外交等事”，意即參與“合邦”之國，其現存政府架構完全作廢，須另由康有為、李提摩太、伊藤博文等人挑選百名外國顧問，全面接管中國的政治、軍事、財政、外交等一切事務。

康有為落魄上海，天天狎妓，卻無錢償嫖資。久而久之，讓妓家知道了，羣到康有為所住的客棧索取，康有為覺得很不好意思，就往廣東逃。上船之日，各妓家都到船上來找他，搜了半天找不到。開船後，有水手看見船板內有人，大驚，呼眾人來看，正是康有為先生。後來，有人寫詩諷之：“避債無台卻有舟，一錢不值莫風流”。民國七年（1918年）春夏暢遊杭州。這位“聖人”竟“挾妓遊湖”，並乘興做詩一首，開頭便是“南妝西子泛西湖，我亦飄然範大夫”。把妓女比作西施，自己比作范蠡，一時被傳為笑柄。康有為泛湖閒遊，忽見一位妙齡女郎在浣紗，疑是西施再世。經打聽此女叫張光，年僅18歲，尚未婚配。康趕緊託人提親，張家見康已年逾花甲，婉言相拒。但在康的堅決要求和媒人盡力撮合之下，家境貧寒的張家最終點了頭。民國八年（1919年），康有為在上海舉行婚禮，親朋好友盡皆道賀，唯獨妻妾兒女均不贊成這門親事，以集體缺席婚禮相抵制。

光緒十七年（1891年）康有為在廣州設“萬木草堂”，宣傳西方政治文化，又多聚書，多為普通之書及西學書籍。與梁啓超倡導維新變法。戊戌之變，其家被抄，其藏書移廣雅書院。《廣雅書院藏書目》對其所藏書均有著錄。變法失敗後，逃往日本。在日本亦蒐集圖書，撰《日本書目志》15卷，分15門，每門各分子目，數項至數十項不等。自海外回國後，政治上趨於保守，反對孫中山民主革命。曾與張勳一道策劃復辟帝制。其學術成就頗高。所藏書初貯於“雲衢書屋”，後移至“萬木草堂”、“萬木樓”中。民國後，在上海又建有“天遊閣”藏書樓。據《南海珍藏宋元明書目》所載，計有宋刊14種，428冊；元刊9種；明刊232種，共5萬餘冊。又收有南海孔氏“三十三萬卷樓”舊藏及新購新學、西學之書，數逾萬冊。藏書印有“御賜天遊閣”、“南海康氏萬木草堂珍藏”等。去世後，所藏書大部分分別歸於廣西大學圖書館、鎮江圖書館、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等。

表格內容來源：《追憶康有為（增訂本）》 ^[60]  及《晚清巨人傳·康有為》 ^[61] 

康有為故居位於廣東省佛山市南海區丹灶鎮銀河社區蘇村敦仁裏，又名“延香老屋”，建於清咸豐八年（1858），抗戰期間部分被毀，1983年修復。坐東北向西南，三間二廊佈局，硬山頂，鑊耳山牆，佔地81平方米，是康有為出生地及幼年生活和讀書處。故居外的小廣場還立有康有為銅像及其中進士旗杆夾石。1996年被評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70] 

康園(5張)

康園位於廣東省佛山市南海區丹灶鎮銀河蘇村，總規劃控制面積400畝，其中生態保育區250畝，實際建設面積約150畝，規劃定位為市政公園，融合城市配套設施和文化旅遊景區功能於一體。康園分三期建設，一期（康有為博物館、南海會館）總佔地面積約6700㎡。其中，康有為博物館通過文物陳列、場景模擬、幻影成像、交互式媒體等多種方式，再現康有為的生平經歷，彰顯康有為的家園情懷和敢為人先的改革精神。南海會館以北京南海會館為藍本仿建而成，坐西朝東，並列四組院落，再現了北京南海會館風貌。 ^[68-69] 

小蓬仙館是何人所建，歷來眾説紛紜。一説是道教羽士集資興建。一説是康有為的祖父所建。尚有一説是曾任兩廣總督的葉銘琛奉父命所建。據有關部門和人士近幾年的考證，小蓬仙館應是康有為的祖父所建，以仙館為名乃是當時的一種風氣，以示高雅脱俗。

同治六年（1867年）左右，年幼的康有為曾在此讀過書。

小蓬仙館現被廣州市人民政府列為廣州市內部控制文物保護單位。

中法戰爭後，康有為為了宣傳其維新變法思想和培養變法人才，於1891年（光緒十七年）租借“邱氏書院”作為講學堂，創辦了萬木草堂，成為戊戌變法策源地。

光緒十八年（1892年），萬木草堂遷至衞邊街的鄺氏宗祠（今廣衞路附近）。

光緒十九年（1893年），因來學者眾，遂遷至廣府學宮仰高祠（今文明路廣州市第一工人文化宮內）。習慣上，人們將康有為在這三址所辦的學堂統稱為“萬木草堂”。

草堂創辦之初，康有為就主張“脱前人之窠臼，開獨得之新理”。草堂的命名，就含有培植萬木、為國家培養棟樑之才的意思。萬木草堂的出現，在中國教育史上具有開創性的意義。康有為在這裏主要講授中國數千年來學術源流、歷史政治沿革得失，旁及西方國家歷史、政治，也注重體育和音樂。由於課程設置和授課方法的新穎，以及康有為的宏學，讓來試聽的梁啓超一聽傾心，放棄了在另一所書院的學籍，投入康氏門下。萬木草堂本是丘氏宗祠，也是清末嶺南三大詩人之一的丘逢甲族人祭祖、授課之地。康有為開學收徒之時借用了此處。

光緒十七年（1891年）三月，康有為撰寫了《長興學記》作為萬木草堂學規，以《論語》“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遊於藝”為綱，對學生施以德、智、體教育。由於萬木草堂明確提出中體西用為辦學宗旨，而且採用中西並重的教育內容。對當時的書院教學影響很大，後來梁啓超在湖南主講時務學堂時，基本上因襲了萬木草堂的辦學精神。

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戊戌變法失敗後，康有為開始周遊列國。

光緒三十年（1904年），康有為來到北歐國家瑞典，被這裏的風情吸引，他在遊記中形容瑞典的美景時寫道：“瑞典百千萬億島，樓台無數月明中，島外有湖湖外島，山中為市市中山，欲徙宅居之。”他買下斯德哥爾摩東南沿海的沙丘巴登（意為鹽湖浴場）地區的一座小島，並在島上建起中國式園林，取名“北海草堂”，直到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才離開。

一百多年過去了，“北海草堂”在波羅的海寒風的侵蝕下，早已湮沒難尋，但北歐的華人為了紀念康有為，習慣把該島稱為“康有為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