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

王莽生於漢初元四年（公元前45年），父親王曼，兄王永。他的姑姑是孝元皇后王政君。在王莽少年時，其父兄先後去世，他跟隨叔父們一起生活。 ^[1] 

王氏家族是當時權傾朝野的外戚世家，王家先後有九人封侯， ^[2]  五人擔任大司馬，是西漢一代中最顯貴的家族。族中之人多為將軍、列侯，生活侈靡，聲色犬馬，互相攀比。唯獨王莽獨守清淨，生活簡樸，為人謙恭；而且勤勞好學，師事沛郡陳參學習《儀禮》 ^[3]  。他服侍母親及寡嫂，撫育兄長遺子，行為檢點，作風嚴謹。對內侍奉諸位叔伯，十分周到，對外結納賢士。王莽就是這個大族中的另類，世人眼中的道德楷模，很快聲名遠播。 ^[4] 

王莽畫像(6張)

漢成帝陽朔三年（公元前22年），24歲的王莽入中樞開始做官。王莽辦事認真，對人更加恭敬，對其身居大司馬之位的伯父王鳳極為恭順，王鳳臨死前囑咐王政君照顧王莽。同年王莽被任命為黃門郎，後升為射聲校尉。後其叔父王商上書表示願把其封地的一部分讓給王莽，當時朝中的許多知名人士都為王莽説好話，漢成帝也認為王莽很賢能。 ^[5] 

永始元年（公元前16年）王莽30歲，被封為新都侯，騎都尉，光祿大夫、侍中（皇帝侍衞近臣）。而王莽的伯叔父王鳳、王商、王根相繼為大司馬輔政。漢成帝（劉驁）之世，王氏為侯者九人，為大司馬者五人。王莽身居高位，卻從不以自己為尊，總能禮賢下士、清廉儉樸，常把自己的俸祿分給門客和平民，甚至賣掉馬車接濟窮人，在民間深受愛戴。朝野的名流都稱讚歌頌王莽，王莽的名聲甚至超越了他那些大權在握的叔伯。

王莽的表兄，王政君王太后的外甥淳于長發跡在先，地位超越了王莽，而且他善於阿諛奉承，又曾為漢成帝立趙飛燕為皇后出過力，深受漢成帝的信任，很快升為衞尉(九卿之一)，掌管皇宮的禁衞。這時大司馬王根準備退休，很多人認為淳于長應繼任大司馬。王莽為扳倒他仕途上的競爭死敵，秘密蒐集了淳于長的罪行。然後王莽利用探望的機會告訴王根，淳于長暗中為接替擔任大司馬已做好了準備，他已經給不少人封官許願了。同時又説出淳于長與被廢皇后許氏私通之事。王根大怒，要他趕快向太后彙報，王太后讓漢成帝罷免了淳于長，查清了他的罪行，在獄中將他殺死。

綏和元年（公元前8年），王根病重，舉薦王莽代替大司馬之位，在淳于長死後，王莽繼他的三位伯、叔之後出任大司馬，時年38歲。王莽執政後，克己不倦，招聘賢良，所受賞賜和邑錢都用來款待名士，生活反倒更加儉約。有一次，百官公卿來探望他的母親，見到王莽的夫人穿着十分簡陋，還以為是他家的奴僕。

綏和二年（公元前7年），漢成帝去世，漢哀帝繼位。漢哀帝的祖母定陶王傅太后與丁皇后的家族開始得勢。王莽只得卸職隱居於封地新都，遂閉門不出，安分謹慎，期間他的二兒子王獲殺死家奴，王莽嚴厲責罰了他，且逼王獲自殺，得到世人好評。王莽隱居新都(今河南新野)期間，許多官吏和平民都為王莽被罷免鳴不平，要求他復出；漢哀帝只得重新徵召王莽回京城侍奉王太后，但沒有恢復其官職。

元壽二年（公元前1年），漢哀帝去世，並未留下子嗣。太后王政君在皇帝駕崩後當天，就起駕到未央宮，收回傳國玉璽。王太后於是下詔，要求朝中公卿推舉大司馬人選，羣臣會意，於是紛紛舉薦王莽，只有前將軍何武與左將軍公孫祿表示反對。兩人互相推舉對方，以示對王氏外戚專權的不滿。不久後，王太后詔命王莽再任大司馬，錄尚書事，兼管軍事令及禁軍。其後王莽擁立九歲的漢平帝登基，由王莽代理政務，得到朝野的一致擁戴。此後王莽的政治野心逐漸暴露。他開始排斥異己，先是逼迫王政君趕走自己的叔父王立，之後拔擢依附順從他的人，誅滅觸犯怨恨他的人。王莽知道要維持自己的地位就必須強化自己在朝中的勢力，於是他主動巴結當時著名的儒者大司徒孔光。孔光是三朝元老，深受王太后和朝野的敬重，但為人膽小怕事，過於謹慎。王莽一邊主動接近和拉攏他，引薦他的女婿甄邯擔任侍中兼奉車都尉，一邊以王太后的名義逼迫孔光為自己宣傳造勢，利用孔光上奏的影響力充當自己排斥異己的工具。於是，上奏彈劾何武與公孫祿，將他們免去官職。後又以各種罪名陸續罷免了中太僕史立、南郡太守毋將隆、泰山太守丁玄、河內太守趙昌等二千石以上的高官，剝奪了高昌侯董武、關內侯張由等的爵位。與此同時，王莽逐漸培植了自己的黨羽，以其堂弟王舜、王邑為腹心，用自己的親信甄豐、甄邯主管糾察彈劾，平晏管理機要事務。王莽平時表情嚴肅一本正經，當想要有所獲取利益的時候，只須略微示意，他的黨羽就會按他意思紛紛上奏，然後王莽就磕頭哭泣，堅決推辭，從而對上以迷惑太后，對下向平民百姓掩蓋自己的野心。

元始元年（公元1年），大臣們向王太后提出，王莽“定策安宗廟”的功績與霍光一樣，應該享受與霍光相等的封賞。王莽得知後，上書表示，他是與孔光、王舜、甄豐、甄邯共同定策的，希望只獎勵他們四人，以後再考慮自己，他不顧太后的多次詔令，堅決推辭。大臣們不斷向太后建議，王莽推辭再三之後接受了“安漢公”的稱號，但始終拒絕接受封給他二萬八千户食邑俸祿；此外，王莽與其三大親信升任“四輔”之位：王莽為太傅，領四輔之事；孔光為太師、王舜為太保、甄豐為少傅，位居三公上。“四輔”大權獨攬，除封爵之事外，其餘政事皆由“安漢公、四輔平決”。

王莽先是建言應該首先對諸侯王和功臣後裔大加封賞，然後封賞在職官員，增加宗廟的禮樂，使百姓和鰥寡孤獨都得到好處，對平民士人推行恩惠政策，從而再次博得朝野的好感。其次是建言太后王政君帶頭過儉樸的生活，自己又貢獻錢百萬、田三十頃救濟民眾，百官羣起效仿。每逢遭遇水旱災害，王莽只吃素食，不用酒肉。元始二年（公元2年），全國大旱，併發蝗災，受災最嚴重的青州百姓流亡。在王莽帶頭下，二百三十名官民獻出土地住宅救濟災民。災區普遍減收租税，災民得到充分撫卹。皇家在安定郡的呼池苑被撤銷，改為安民縣，用以安置災民。連長安城中也為災民建了一千套住宅。大司徒司直陳崇為宣傳王莽，於是上表讚頌王莽的功德，説他可與古代的聖人相比。

王莽擔心漢平帝的外戚衞氏家族會瓜分他的權力，於是將漢平帝的母親衞氏及其一族封到中山國，禁止他們回到京師。王莽長子王宇怕平帝日後會怨恨報復，因此極力反對此事，但王莽不聽。王宇與其師吳章商議後，想用迷信的方法使王莽改變主意，於是命其妻舅呂寬持血酒撒於王莽的住宅大門，然後想以此為異像，勸説王莽將權力交給衞氏。但在實行程中被發覺，王莽一怒之下，把兒子王宇逮捕入獄後將其毒殺。然後藉此機會誣陷誅殺了外戚衞氏一族，牽連治罪地方上反對自己的豪強，逼殺了敬武公主、梁王劉立等朝中政敵。事件中被殺者數以百計，海內震動。王莽為了消除負面影響，又令人把此事宣傳為王莽“大義滅親、奉公忘私”的壯舉，甚至寫成讚頌文章分發各地，讓官吏百姓都能背誦這些文章，然後登記入官府檔案，把這些文章當作《孝經》一樣來教導世人。

元始三年（公元3年）王莽48歲，立長女王嬿為漢平帝劉衎的皇后（即孝平皇后，後來改封為黃皇室主）；長子王宇因呂寬案，被王莽逼自殺，牽連數百人，王莽之同黨即上書説，安漢公大義滅親，公而忘私，作八篇誡書與孝經作為國家選拔人才的書目。

元始四年（公元4年）王莽加號宰衡，位在諸侯王公之上。王莽奏請建立明堂、辟雍、靈台等禮儀建築和市（市場）、常滿倉（國家倉庫），為學者建造一萬套住宅，網羅天下學者和有特殊本領的幾千人至長安，大力宣揚禮樂教化，得到儒生的擁戴。先是四十八萬餘民眾，以及諸侯、王公、宗室上奏請求加賞於安漢公王莽，再是公卿大臣九百人請求為王莽加九錫。於是朝廷賜予王莽象徵至高無上禮遇的九錫之命。接着，王莽為了製造太平盛世的景象，先是派“風俗使者”八人到各地考察，回朝後大加讚頌天下太平，彰顯王莽宣揚教化之功。其次通過重金引誘的政策，使匈奴等外族遣使來歸順朝賀，王莽遂成為人們心中治國平天下的賢良聖人。

漢平帝元始五年（公元5年），平帝病，王莽以自身祈禱上天代平帝而死。元始五年十二月（公元6年），漢平帝病死，王莽為了避免年長的新皇帝登基，使自己不能任意操縱政局，遂立只有兩歲的漢宣帝玄孫劉嬰（即：孺子嬰）為皇太子。太皇太后秉承羣臣之意，叫王莽代理天子朝政，稱假皇帝，臣民則稱王莽為攝皇帝，王莽自稱”予”。

此時王莽51歲，值公元6年，改元居攝元年。王莽在朝中的勢力如日中天，幾乎等同於皇帝，這引起了以劉氏宗室為主的反對派的反彈。首先是安眾侯劉祟發難，居攝元年（公元6年）劉祟率領百餘人進攻宛城，連城門也沒有攻入就失敗了。第二年九月，東郡太守翟義起兵，擁立嚴鄉侯劉信為皇帝，通告各地，長安以西二十三個縣的“盜賊”趙明等也起來造反。王莽十分恐懼，飯也吃不下，日夜抱着孺子嬰在宗廟禱告，又模仿《大誥》寫了一篇文章，説明自己攝位是臨時的，將來一定要將皇位歸還孺子嬰。同時王莽不斷調動大軍鎮壓，攻滅翟義的部隊。次年，王莽派王邑平息了叛亂，王莽遂有稱帝之心。

西漢自武帝以後，朝廷上的大臣與學者，論災異與禪讓的風氣頗盛行。時人認為災異是上天對人君失德的譴責。有在昭帝之時晆弘以及宣帝之時蓋寬饒上奏禪位，更有哀帝之時聽從方士儒生之言進行改元，但改元之後，西漢的衰運仍然沒變。受災異、禪讓等觀念影響的社會心理，為王莽進行代漢提供了條件。 ^[6] 

王莽則大加利用，獻符命的人，皆得豐厚賞賜，有名哀章之人，更獻上金匱策書至漢高祖廟，大意言莽為真命天子，表中有十一人都有官銜。初始元年十二月癸酉朔（公元9年1月15日），王莽逼迫王政君交出傳國玉璽，接受孺子嬰禪讓後稱帝，入高祖廟拜受，御王冠即天子位，改國號為“新”，王莽即新始祖，改長安為常安，稱“始建國元年”，王莽時年54歲。王莽在朝野的廣泛支持下，登上了最高的權位，開了中國歷史上通過（符命）禪讓作皇帝的先河。王莽從安漢公—宰衡—假皇帝—真皇帝其計八年，中國曆朝除了貴族革命及平民革命之外，另開篡奪之例。

王莽稱帝后，採取了一系列惠民措施，史稱“王莽改制”。

始建國元年（公元9年）宣佈：將天下田改曰王田，以王田代替私田；奴婢改稱私屬，與王田一樣，均不得買賣。其後，改革幣制、官制，規定鹽鐵官營，山川河流收歸國有；同時，與民休息。從此，國泰民安。

由於漢末以來，政治腐敗，朝廷奢華無度，地方搜刮盤剝，再加上豪強地主大量兼併土地，使得百姓流離失所，生活困苦，經濟凋敝，所以人心浮動，政治危機愈演愈烈。王莽執政以來，為了獲取民心，雖然採取了一系列緩和社會矛盾政策，但也始終未能在根本上解決問題。王莽信奉儒家思想，他認為天下要恢復到孔子所宣稱的“禮崩樂壞”前的禮治時代，才可能實現政通人和。因此王莽當上皇帝后，企圖通過復古西周時代的周禮制度來達到他治國安天下的理念，於是仿照周朝的制度開始推行新政，史稱“王莽改制”。王莽在始建國元年宣佈的政策是：將天下田改名‘王田’，以王田制為名恢復井田制；奴婢改稱‘私屬’，與王田均不得買賣。其後屢次改變幣制，更改官制與官名，把鹽、鐵、酒、鑄錢及山林川澤收歸國有。但由於這些政策只求名目復古，很多都是與實際情況相違背的，而且在推行時手段和方法不正確，在遭到激烈反對後，又企圖通過嚴刑峻法強制推行，使諸侯、公卿直到平民因違反法令而受重罪處罰者不計其數，加劇了社會的動盪。人們未蒙其利，先受其害，各項政策朝令夕改，使百姓官吏不知所從，因此導致天下各豪強和平民的不滿。

王莽因國內已有北海郡、南海郡、東海郡，而唯獨缺少西海，為了湊全這“四海”，他窮兵贖武地出兵將青海湖一帶的土地佔領來設置西海郡。為使這塊荒地像一個郡，必須強制移民，於是增加了五十條嚴酷法令，以便增加成千上萬的罪犯，滿足移民的需要。為了這個西海郡，王莽招來了最初的不滿。他將原本臣服於漢朝的匈奴、高句麗、西域諸國和西南夷等屬國統治者由原本的“王”降格為“侯”。又收回並損毀“匈奴單于璽”，改授予“新匈奴單于璽”；甚至將匈奴單于改為“降奴服於”，高句麗改名“下句麗”；各族因此拒絕臣服新朝。王莽又主動挑起了無謂的爭端，輕率地決定動用武力，不僅導致邊境衝突，還使數十萬軍隊長期陷於邊疆，無法脱身，耗費了大量人力物力，造成邊境戰亂不絕。

始建國次年（公元10年），王莽接受表弟王舜的建議，集天下賢能之士皆來長安，開始編匯《漢語典》《醫典》《婚喪典》《文學典》等重要典籍。天鳳元年春三月乃成。

始建國三年（公元11年），匈奴、高句麗、老窩、浦涯等小國，先後臣服新朝。

王莽掌權之初，得到了一部分人的擁戴，也遭到不少人的反對。王莽進京時曾召請新都相孔休，想任命他為國師，被孔休杜門謝絕。大司空彭宣、王崇，光祿大夫龔勝，太中大夫邴漢等也請求乞骸骨，謝官歸裏。以後，在他專權期間，一面大封其親信，多達395人，一面將劉氏宗族諸侯王32人，王子侯181人廢黜，其代漢野心逐漸暴露。因此，劉氏宗族及貴族官僚相繼起兵反抗是必然的。

居攝元年（公元6年），安眾侯劉崇率百餘人攻宛，因人少失敗。

居攝二年（公元7年）九月，東郡太守翟義打出 為國討賊，以安社稷 的旗號，起兵十餘萬，立嚴鄉侯劉信為天子，三輔二十三縣十餘萬人起而響應。王莽聞訊後，連忙派關東甲卒前往鎮壓，鬧得首都周圍十分緊張，直到第二年二月，才將翟義等人的反抗鎮壓下去。

居攝三年（公元8年）九月，期門郎張充等六人密謀劫殺王莽，擁立楚王，事發後被誅殺。新朝建立後，反莽活動仍沒有停止。

始建國元年（公元9年）四月，徐鄉侯劉快率數千人起兵。真定人劉都等密謀舉兵造反，事泄被誅。這些反莽活動，開始十分微弱，且被相繼鎮壓下去，但卻表明，劉氏宗族及一部分地主官僚與王莽的矛盾已經開始激化。與此同時，下層普通百姓的反抗活動也此伏彼起，層出不窮。

王莽改制沒有解決西漢末年以來的土地兼併以及流民問題。相反，由於他興師動眾討伐匈奴和周邊少數民族，大興土木，還大大加重了老百姓的賦税、徭役負擔，甚至造成成千上萬的百姓死於非命。例如徵句町時，王莽發吏民二十萬，因軍糧前後不相及，士卒飢疫，三歲餘死者數萬人。人禍加上天災，使土地荒蕪，物價騰貴，米價由漢文帝時的每石數十錢漲至二千錢。

到王莽末年，更達到了每斛價值黃金一斤。天災人禍迫使百姓流落他鄉，人相食的慘狀史不絕書。面對這種現象，王莽無計可施，竟然異想天開，派人教流落關中的饑民“煮木為酪”。這種悲慘的生活，怎麼能使百姓不鋌而走險，揭竿而起呢！

始建國三年（公元11年），各地百姓苦於新莽政權頻繁的徵發，相繼棄城郭流亡為盜賊，其中幷州（山西大部及河北、內蒙一部）等邊境地區尤甚。

天鳳二年（公元15年），五原（今包頭市西北）、代郡（今河北蔚縣西南）一帶百姓不堪北征匈奴士卒的騷擾，數千人起而造反，捕盜將軍孔仁經過一年多的圍剿，才將盜賊平定下去。

天鳳四年（公元17年）以後， 天下愈愁，盜賊起，各地人民紛紛起而反抗。在這一年，瓜田儀在會稽長洲（江蘇蘇州）率眾起義，堅持長達數年之久。同年，琅琊海曲（今山東日照）婦女呂母為被縣宰冤殺的兒子報仇，率眾攻破縣城，處死縣宰，自稱將軍 ，出沒於海上，其勢力迅速發展到數萬人。呂母是中國歷史上出現的農民起義的第一個女領袖。

天鳳五年（公元18年），東海（今山東郯城北）人力子都率眾起義，隊伍迅速發展到數萬人，活躍于徐州等地，王莽遣使者發郡國兵擊之，不能克。在北方，也出現數十支起義軍，其中較為著名的有銅馬部、青犢部、上江部、城頭子路部等。在南方，有張霸在南郡（今湖北江陵東北）的起義、羊牧在江夏（今湖北雲夢）的起義、秦豐在南郡的起義、王州公在廬江（今安徽廬江西南）的起義。這些義軍人數不等，少則數千，多則數萬、數十萬，其活動範圍往往跨州連郡，活躍於廣大地區。

在國都附近的“三輔”地區，小股起義也多得不可勝數。地皇二年（公元21年），三輔盜賊麻起，甚至在長安城中也有盜賊出沒，王莽不得不置捕盜都尉官，令執法謁者追擊長安中，建鳴鼓攻賊幡，而使者隨其後 。

在當時遍佈全國的起義軍中，有兩支最大的隊伍，成為農民起義的主流，這就是南方的綠林軍和北方的赤眉軍。

在王莽推行新政時，屢有旱、蝗、瘟疫、黃河決口改道等災害出現，由於王莽改制不僅沒能緩和社會矛盾，反而造成了天下劇烈動盪，國庫也耗費殆盡無法撥款賑災，造成了民眾生存難以為繼。因此於天鳳四年（公元17年）全國發生蝗災、旱災，饑荒時，各地農民紛起，其中形成了赤眉軍和綠林軍兩大軍事勢力。

公元23年，王莽在南郊舉行哭天大典。

地皇四年（公元23年），起義軍(綠林軍)攻入長安，王莽在王揖等護衞下逃往漸台，公卿大夫、宦官、隨從還有千餘人。守城的王邑日夜搏鬥，部下死傷略盡，也退至漸台。這時他的兒子、侍中王睦正想脱掉官服逃命。王邑將他喝住，父子倆一起守着王莽。最後隨從王莽的千餘人全部戰死或者被殺。王莽被起義軍戰士(商縣人杜吳)所殺，校尉公賓就向杜吳問王莽的屍身在哪，杜吳告訴他在“室中西北陬間”，公賓就斬了王莽的首級，懸於宛市之中，數十個軍士爭相殺王莽，分裂了王莽的屍體。 ^[7]  百姓們聽説王莽的首級在宛市，‘共提擊之，或切食其舌’ ^[8]  。

新朝滅亡，王莽的頭顱，被後來歷代皇室所收藏，直到公元295年晉惠帝時，洛陽武庫遭大火，遂被焚燬。 ^[9] 

王莽錢幣系列(17張)

（1）更天下田曰王田，私人不得買賣。

（2）改奴婢為“私屬”，亦不得買賣。

（3）實行“五均六筦”制，即在國都長安及五大城市設立五均官，政府管理五均賒貸及物價，徵收商税，由政府經營鹽、鐵、酒、鑄錢、山澤等。

（4）改革幣制。

（5）改革中央機構，加強相權、兵權；重新劃分郡縣，更改地名。

（6）改革少數民族名稱、首領稱號。

（7）改匈奴為十五單于。 ^[15] 

有史家認為，王莽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富有遠見卓識的社會改革家。胡適認為他是1900年前的社會主義皇帝。相關爭議詳見下文。

王莽是一位在歷史上備受爭議的人物。古代史學家以“正統”的觀念，認為其是篡位的“鉅奸”。但近代帝制結束之後，王莽被很多史學家譽為“中國歷史上第一位社會改革家”。認為他是一個有遠見而無私的社會改革者。

王莽改制的失敗，固然有其歷史的必然性，但他性情狂躁、輕於改作，一味慕古、不切實際，剛愎自用、所用非人，這些性格特徵使他在改制中既不能根據實際情況調整政策，又不能建立一個高效率、有威信的推行新政的領導班子，因此改革註定要失敗。

王莽通過禪讓的方式代替漢朝成為皇帝，被古代多數封建儒士所否定。即便如此，王莽依然被同一時代的人們認為是勝過了那些奪取王莽政權的更始帝君臣。

耿弇：“今更始失政，君臣淫亂，諸將擅命於畿內，貴戚縱橫于都內。天子之命，不出城門，所在牧守，輒自遷易，百姓不知所從，士人莫敢自安。虜掠財物，劫掠婦女，懷金玉者，至不生歸。元元叩心，更思莽朝。” ^[10] 

桓譚：①“王翁自見以專國秉政得之，即抑重臣，收下權，使事無大小深淺，皆斷決於己身。及其失之，人不從大臣生焉。更始帝見王翁以失百姓心亡天下，既西到京師，恃民悦喜，則自安樂，不聽納諫臣謀士，赤眉圍其外，而近臣反城，遂以破敗。” ^[11]  ②維王翁之過絕世人有三焉：其智足以飾非奪是，辨能窮詰説士，威則震懼羣下。又數陰中不快已者，故羣臣莫能抗答其論，莫敢幹犯匡諫。卒以致亡敗，其不知大體之禍也。……王翁始秉國政，自以通明賢聖，而謂羣下才智莫能出其上。是故舉措興事，輒欲自信任，不肯與諸明習者通兵[共]。苟直意而發，得之而用，是以稀獲其功效焉。故卒遇破亡，此不知大體者也。……王翁嘉慕前聖之治，而簡薄漢家法令，故多所變更，欲事事效古，美先聖制度，而不知己之不能行其事。釋近趨遠，所尚非務，故以高義退致廢亂，此不知大體者也。……王翁前欲北伐匈奴，及後東擊青徐眾郡赤眉之徒，皆不擇良將，而但以世姓及信謹文吏，或遣親屬子孫素所愛好，或[鹹]無權智將帥之用。猥使據軍持眾，當赴強敵，是以軍合則損，士眾散走，咎在不擇將，將與主俱不知大體者也。 ^[16] 

班固在《漢書》中雲：王莽始起外戚，折節力行，以要名譽，宗族稱孝，師友歸仁。及其居位輔政，成、哀之際，勤勞國家，直道而行，動見稱述。豈所謂“在家必聞，在國必聞”，“色取仁而行違”者邪？莽既不仁而有佞邪之材，又乘四父歷世之權，遭漢中微，國統三絕，而太后壽考為之宗主，故得肆其奸惹，以成篡盜之禍。推是言之，亦天時，非人力之致矣。及其竊位南面，處非所據，顛覆之勢險於桀、紂，而莽晏然自以黃、虞復出也。乃始恣睢，奮其威詐，滔天虐民，窮兇極惡，流毒諸夏，亂延蠻貉，猶未足逞其欲焉。是以四海之內，囂然喪其樂生之心，中外憤怨，遠近俱發，城池不守，支體分裂，遂令天下城邑為虛，丘壠發掘，害遍生民，辜及朽骨，自書傳所載亂臣賊子無道之人，考其禍敗，未有如莽之甚者也。昔秦燔《詩》、《書》以立私議，莽誦《六藝》以文奸言，同歸殊途，俱用滅亡，皆炕龍絕氣，非命之運，紫色蛙聲，餘分閏位，聖王之驅除云爾！諮爾賊臣，篡漢滔天，行驕夏癸，虐烈商辛。偽稽黃、虞，繆稱典文，眾怨神怒，惡復誅臻。百王之極，究其奸昏。 ^[12] 

夏言（1482年-1548年）《申議天地分祭疏》有云：“用《周禮》誤天下者，王莽、劉歆、蘇綽、王安石也。”

霍韜（1487年-1540年）《與夏公謹書》有云：“王莽之學，一傳而得宇文泰，再傳而得王安石。然而安石惟能行泉府一法而已矣。蓋泉府之政，即桑弘羊均輸之政也。安石行焉，遂致元豐熙寧棼棼如也，猶不如宇文泰焉。宇文泰為大蒙宰，盡行《周官》之法，其嗣遂為周天王，然猶不如王莽。法行《周官》，身為宰衡，遂上兼舜禹而宅帝位。故曰：敢用《周禮》王莽其上也，宇文泰其次也，王安石其下也。”

楊慎（1488年-1559年）説：“以鄉愿竊相位胡廣也，以鄉愿竊天位王莽也。”

胡適開始為王莽平反：“王莽是中國第一位社會主義者。”他認同王莽改革中的土地國有、均產、廢奴三個大政策，“王莽受了一千九百年的冤枉，還沒有公平的論定。他的貴本家王安石受一時的唾罵，卻早已有人替他伸冤了。然而王莽卻是一個大政治家，他的魄力和手腕遠在王安石之上……可憐這樣一個勤勤懇懇，生性‘不能無為’，要‘均眾庶，抑併兼’的人，到末了竟死在斬台上，……竟沒有人替他説一句公平的話。”

像胡適一樣，也有史學家認為他是一個有遠見而無私的社會改革者。

翦伯贊認為“王莽不失為中國史上最有膽識的最聰明的一位政治家。”王莽改制“要將當時矛盾百出的社會經濟制度加以改良”。（《中國史綱》）

何茲全説：“王莽是個改良主義者，在政策上他是為了自身的利益，而同時又照顧了一般人民的利益的。比起當時黑暗的統治者來，王莽當然是比較進步的。”（《王莽》，《光明日報》1951年3月10日）

葛承雍認為“作為改革家的王莽”，“是當時統治集團中一個獨具卓識的人物”。“我們以西漢末年社會的實際條件。來衡量王莽的改革措施，不能不承認大多數是有進步意義的，而且切中時弊。”（《王莽的悲劇》，《西北大學學報》1981年第1期）

韓玉德也認為，“王莽是一位飽讀古文經，堅持以經治國的大經學家，大政治家”。（《關於王莽研究中的幾個問題》，《齊魯學刊》1983年第1期）

旅美歷史學家黃仁宇則指出，從王莽登位後發出的一系列詔書中看到，王莽的政策根本脱離了當時的實際環境，亦缺乏適當的用人安排。他在《中國大歷史》里語帶諷刺地評論王莽：“他盡信中國古典，真的以為金字塔可以倒砌。”

傅樂成在其著作中國通史中則評論他説，王莽具有超人的智力、辯才和威嚴，但也有重大的缺點，諸如過度的自信，一味的復古以及猜疑部下等。王莽的行為看來有些偽，也有些愚，但西漢的偽風並不始於王莽，他不過承襲此風而擴充之，結果以偽獲得名聲並篡位之後，得意之餘，乃至無往而不偽。他有他的政治理想，其新法是為整個西漢政治作一通盤的改革，但因缺乏政治才能又迷信復古，事事行之以偽，才會看來令人有愚的感覺。王莽是實際政治的失敗者，也是復古思想的殉道者，他在政治舞台上所表現的一切，雖然最後都歸幻滅，但實在是不平凡的。

史學家呂思勉也認為以漢朝為出發點的歷史評價不公，即將王莽的優點全部用一個“偽”字掩蓋。王莽本身博學，禮賢下士，孝敬母親及寡居的嫂嫂，地位越高而對人越謙虛，而且自己與自己家人的生活始終接近清貧，甚至王莽的妻子因為穿着樸素出門迎客被認為是僕傭。呂思勉認為凡是作偽之人，必然是有所圖的，而王莽代漢稱帝所圖達到之後卻並無改變，一生作為如一，又如何能稱其為偽？更重要的是，王莽改制成為中國文化的一次重大轉變，在西漢及以前，凡是談論政治的人大多對社會現狀進行攻擊要求改革，至東漢及以後，玄學、佛學先後興起，都強調適應社會，而不再追求改革。王莽的行事，諸如恢復井田等，其實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從先秦以來仁人志士的公意，無論成敗，都應由抱有此類見解的人士共負，而不是王莽一人之責。

史學家韓復智認為王莽的經濟改革對解決當時的經濟問題有一定的幫助。他在《兩漢經濟問題癥結》中提到王莽推行的經濟措施“除變更幣制外，可謂都切中時弊，真正兼顧到平均地權與節制資本兩方面。”其説法是基於王莽一方面把全國土地收歸國有，平均分配給人民。另一方面，他強制有勞動能力的人從事生產，以改善農民生活。其次，他實行五均六筦，不僅防止資本家的兼併和農民遭受重利盤剝，並且扶助小商人的經營，用來救濟農民。但同時變更幣制的經濟措施卻令通貨膨脹的情況惡化和幣制混亂，而貧窮的人民更加未能在拉闊了的貧富差距下受惠。連富裕的商人亦都破產。雖然如此，王莽的社會經濟改革仍然得到韓復智的正面評價。

劍橋大學史學家崔瑞德及魯惟一在《劍橋中國秦漢史》表示王莽如果沒有真才實學，他不能升為攝皇帝。又他代漢建立新朝，孺子劉嬰受到了他不尋常的寬待，雖然被廢但沒有被殺且能過著隱居的生活。而王莽也將孫女嫁給劉嬰。在始建國元年爆發了兩次原劉氏皇室的起事，王莽很快就派員鎮壓並牢牢地控制漢室政府，在長安建都。

也有一些人對王莽的評價持謹慎態度。如范文瀾説：“王莽是企圖解決問題的一人”。（《中國通史》第二冊）胡寄窗認為“王莽既不是一味模仿前人的抄襲者，也不是一個想把歷史拉向後退的復古者”，“他絕不是一個進步的思想家，也不是什麼改良主義者，王莽只是一個對經濟問題具有一定觀察力的封建剝削階級的知識分子”。（《中國經濟思想史》中冊）蕭立巖説：“王莽在中國歷史並不是一個很壞的皇帝。”（《略論王莽及其改制》，《齊魯學刊》1981年第6期） ^[13] 

從另一角度看，王莽也是書生式政治家。王莽登位後推行之新政，大抵都是為了仿照周朝的制度推行，如屢次改變幣制、更改官制與官名、以王田製為名恢復井田制，把鹽、鐵、酒、幣制、山林川澤收歸國有，都是不停回覆西周時代的周禮模式。可是古今風俗不同，環境各異，源於古制的新法，未必一切都合時合宜。而這些新政都是違反了歷史規律，所以推行失敗，自屬歷史必然。所以這個角度看，王莽是一個事事復古，脱離現實的政治家，就正如史家錢穆所言：“王莽的政治，完全是一種書生的政治。”

中國傳統歷史學強調忠君、家天下等理念，對王莽的評價普遍不高，一般都認為他只是一位“偽君子”，眾口一辭的千古罪人。東漢朝修訂的《漢書》就把王莽列作“逆臣”一類，可見一斑。而後世評價也大抵是受到了後漢時代史家所影響。事實上王莽本身是篡漢而取得帝位，而同時也是漢朝宗室所滅，從漢朝政權來看，王莽被視作“逆臣賊子”，並不奇怪。而他在取得帝位前的種種行徑，更被視為王莽作為“逆臣賊子”的理據，如他殺了漢平帝而立了孺子嬰為皇帝。

近代仍有不少歷史學者對王莽持否定態度。李鼎芳説：“王莽和他的黨羽是一個地主貴族大商人集團”，“王莽是一個政治投機家，是以改良主義、復古主義作掩護來進行其政治投機勾當的”，“決不能算是一個改良主義者”。“王莽曾經實行過一系列違反歷史發展的所謂改制，這是想把歷史拉回頭的復古行徑。”（《論王莽》，《新史學通訊》1954年第7期）李晴説王莽是個手段毒辣的“偽君子”（《東方的吉訶德老爺——王莽》，《人物》1950年第9期）。張志哲等人認為王莽改制“是西漢外戚政治的一個產物”，“根本不是為了解決社會問題，而純粹是出於謀王奪國、逞欲顯威的政治野心”。他們將其改革內容概括為四種情況：第一，無關國計民生，毫無實際意義的；第二，倒行逆施，違反歷史規律的；第三，實際辦不到、行不通的；第四，與民爭利、奪民生計的。並據此認為“王莽根本不是一個什麼有膽識的改革家，而是十足的皇帝迷，……王莽又是一個好大喜功的野心家”，“一個可恥的政治角色”，“典型的偽君子”（《王莽與劉秀》，《中國史研究》1980年第2期）。郭廷康等人則説王莽是“復辟奴隸制的總代表”，“王莽的‘託古改制’，是一個值得注意的奴隸主階級復辟事件。”（《論王莽的託古改制》，《文史哲》1976年第1期）。郭沫若《中國史稿》稱王莽改製為“一系列倒行逆施的政策和措施。”朱紹侯主編的大專教材《中國古代史》寫道：王莽“採取了一系列反動措施，造成了經濟混亂和政治不安，給人民帶來了更大的災難和痛苦。” ^[14] 

1990年歌仔戲《東漢演義》：呂福祿飾演王莽

2000年電視劇《光武帝劉秀》：林連昆飾演王莽

2006年電視劇《昭君出塞》：馬浚偉飾演王莽

2008年電視劇《母儀天下》：趙錦燾飾演王莽

2015年電視劇《相愛穿梭千年》：陳翔飾演王莽

2016年電視劇《秀麗江山之長歌行》：劉新義飾演王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