複製鏈接
請複製以下鏈接發送給好友

宋明理學

(儒家學説的分支)

鎖定
理學的天理是道德神學,同時成為儒家神權和王權的合法性依據, [1]  理學以儒家學説為中心,兼容佛道兩家,以論證綱常名教合理性和永恆性。
宋明理學為心性義理之學。 [6]  明顧炎武:“宋明理學,禪學也,不取之五經,舍聖人之語錄而從事於後儒,此之謂不知本也”。“理學”之名,自宋人始有之,古代有“經學”。 [7] 
宋代道學主流有濂、洛、關、閩之學,《宋元學案》稱張載之關學:“其學以易為宗,以中庸為的,以禮為體,以孔孟為極”“循古禮為倡,於是關中風俗一變而至於古”。 [8] 
重要理學家有北宋周敦頤邵雍張載程頤程顥南宋楊時朱熹張栻呂祖謙陸九淵林希逸,元吳澄許衡劉因郝經姚樞廉希憲,張文謙,劉秉忠、趙汸、汪克寬華幼武、吳海、戴良、李祁、張憲、梁寅、蘇天爵等,明湛若水王陽明朱得之等,廣義上包含三蘇王安石司馬光等。其哲學中心觀念是“理”,“理”是產生世界萬物的精神的東西。理學出現對後世產生深遠影響。
中文名
宋明理學
介    紹
兩宋及明代的儒學
代表人物
北宋五子張栻朱熹呂祖謙陸九淵王守仁
相關文獻
四書章句集註》、《近思錄》等

宋明理學宋明理學發展

宋明理學又稱之為新儒學,盛行時代為北宋初至清初。作為一種學術思潮,宋明理學形成於北宋中期,但它的發端可以追溯到中唐時期韓愈為代表的早期“儒學復興運動”;此後,北宋初期出現了一個新的浪潮,為開創初期,其代表人物有范仲淹歐陽修胡瑗、孫復、石介等人;到北宋中期,相繼出現了周敦頤、張載、程顥和程頤、邵雍等,各自建立了哲學思想體系,理學已成為強大的理論思潮,是為形成時期。
北宋末南宋初,閩中學者遊酢楊時“程門立雪”,從河南“二程”學成,載道歸閩。楊時、羅從彥李侗等大儒薪火相傳,開創道南學派,出現了早期閩中理學。
宋明理學的發展,其最核心的人物是程朱和陸王。朱熹通過道南學派繼承和發展了二程學説,出現了“程朱理學”。此外,他還吸收了周敦頤、邵雍、張載的思想,揚棄了佛道的哲學,通過對《四書》的註釋,建立了自己的理學體系。其學説“致廣大,盡精微,綜羅百代”。朱熹“四書學”的形成,完成了儒學原典重《五經》向重《四書》的轉變。在朱熹的同時,出現了以陸九淵為代表的心學思想。陸九淵以心為本體,認為“理”就在我心中,只要省察內心,就可以認識“理”。這一思想經過元代、明代前期的發展,到了明代中期出現了“心學運動”,其代表人物為王陽明。王陽明的思想是從朱熹的理學思想體系出發,揚棄陸九淵的思想而來的,所以稱之為“陸王心學”。
宋明理學發展經歷了一個邏輯的內在的發展理路,首先是“氣學”,用“氣學”面對佛、道虛無主義本體論和人生觀的挑戰,建立了一個實體性的哲學。但僅僅講“氣”還不夠,還要了解作為實體的宇宙運行的普遍規律,於是出現了理學。為了強調人的主觀能動性,理學的進一步發展,就有了“心學”。就總體的文化流變而言,宋明理學不僅是儒學對佛教挑戰的迴應,也是對魏晉玄學挑戰的一種迴應和消化,承擔了中國文化價值體系重建的職能。他是對先秦儒學的復興,故被稱之為“後孔子主義”。
宋明理學“以儒為宗”,融合諸子百家之説,吸收外來文化,開創中國文化發展新方向,對後世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它不僅成為南宋以來800多年中華民族自我更新、自成一體的學術話語體系和博大精深的思想文化遺產,而且對東亞東南亞,乃至西方文化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5] 
宋明理學 宋明理學

宋明理學簡介

中華文明歷史悠久,從先秦子學兩漢經學、魏晉玄學,到隋唐佛學儒釋道合流、宋明理學,經歷了數個學術思想繁榮時期。宋明理學,即為兩宋至明代的儒學。宋明時期儒學的發展是儒、釋、道三教長期爭論和融合的果實,也是春秋戰國和漢代這一歷史時期所形成的儒學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思想體系的完善過程。它以程朱理學和陸王心學的形態呈現出來,對中國社會政治、文化教育以及倫理道德都產生了深遠影響。許多前賢大儒在評價宋明理學時經常説理學是“儒表佛裏”、“陽儒陰釋”,因為儘管宋明理學所説的是儒家思想,所使用的是儒家術語,但宋明理學,特別是陸王心學,所藉以建構思想理論體系的,是佛教本體論的思維模式。 [4] 
北宋嘉祐治平年間(公元1056年—1067年),儒學發展形成了王安石荊公學派司馬光温公學派、蘇軾蜀學等派。後來談兼性理而著名者,有周濂溪濂學張載關學二程(程顥、程頤)兄弟的洛學。後來洛學由朱熹發揚光大,在福建創出閩學,成為居正統之位的程朱理學。濂、洛、關、閩四學派,人稱理學四派。理學實際創始人為周敦頤邵雍、張載、二程兄弟(程顥程頤),至南宋張栻、朱熹而集大成。建立了一個比較完整的客觀唯心主義體系。提出“理”先於天地而存在,將上的地位。其為學主張“即物而窮理”。與朱熹對立的為陸九淵主觀唯心主義,提出“宇宙便是吾心”的命題。
明代,王守仁進一步發展陸九淵的學説。王陽明提出“心外無物,心外無理”,認為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本體便是理,心之所發便是意,意之所在便是物,心外無物。認為“心”與“理”合一,不可分離。認為“良知”乃人察知善惡的本能,世人因受各種物慾矇蔽而隱沒良知,故須下“致”的功夫,以擺脱私慾,回覆原有的善良本性。王陽明不滿於程朱外在窮理與明心中之知的割裂, 融禪宗之心性為良知本體, 借明心見性為致知之功, 將本體與功夫收攝於良知之中。這一致思理路明顯是借鑑禪宗而來。 [3]  為學主“明體心”、“致良知”。此外,北宋張載提出的氣一元論,與二程截然不同。明代王廷相以及明末的王夫之顏元等,對程朱、陸王皆持反對態度。至戴震著《孟子字義疏徵》,得出“理存於欲”,指出“後儒以理殺人”,則更給予了理學以有力的批判。
宋明理學,理學一名始稱於南宋,朱子曾説“理學最難”,陸九淵也説“惟本朝理學,遠過漢唐”。明代,理學成為專指宋以來形成的學術體系的概念。亦稱“道學”。
理學有廣義狹義之分。廣義理學就是指宋明以來形成的占主導地位的儒家哲學思想體系,包括:(1)在宋代佔統治地位的以洛學為主幹的道學,至南宋朱熹達頂峯的以“理”為最高範疇的思想體系,後來習慣用“理學”指稱其思想體系。(2)在宋代產生而在明代中後期占主導地位的以“心”為最高範疇的思想體系,以陸九淵王守仁為代表的“心學”。狹義理學則專指程朱理學。

宋明理學主要特點

宋明理學作為一種新的思想體系,無疑具有多方面的內容。但從總體上看,它至少有以下兩個主要的特點。
(一)思辨化的儒學
與先秦、漢唐儒學不同,宋明理學的一個突出特點是它的思辨性。
佛教傳入中國以後,因其所具有的三世因果彼岸性深深吸引了儒學的知識分子,也刺激了中國的本土宗教──道教和儒家思想的發展。但相對而言,儒家的應變總體上是滯後的。在唐一代,儒家學者中的有識之士如韓愈、李翱等,就已經意識到儒學面臨着佛道二教尤其是佛教在文化上的嚴重挑戰。但他們處理這個問題的方法 比較簡單化,韓愈主張“人其人,火其書”,用政府行政干預的方法來禁止佛教的傳播和發展,李翱思考得相對深入一些,主張援道入儒、以儒包佛,來解決佛教文化的衝擊。
宋代的理學家們認識到,儒學之所以會受到來自佛教和道教的挑戰,其中一個主要的原因在於儒學本身在形而上的層面上存在着嚴重的不足。原始儒家大部分典籍失傳,直到近代才出土大量竹簡,所以如何從哲學本體論上論證儒家思想的正當性必然性成為儒學的一個重要課題。
先秦孟子從“四 端”説出發,對儒家的性善論作了論證,荀子則從性偽説出發對性惡論作了論證,董仲舒把儒家道德嫁接在講究陰陽災異的世界觀上,對儒學作了讖緯神學式的論證。在宋明儒學家看來,以往的這些論證要麼是“不備”(不夠充分,如孟子),要麼是“不明”(混亂不清或者錯誤,如荀子與揚雄),而董氏的陰陽災異和神學 化的論證則更顯得粗淺,實際上已誤入歧途。
理學家們為了建立儒家的形上學,他們借鑑佛學在哲學本體論方面的成果,宋明理學之所以能夠將儒學心性論提高到本體論的高度,與其對於佛教心性本體論的吸取有着密切的關係。佛學影響儒學最大者是其本體論的思維模式,“宋儒之學,雖然也主要是一種政治、倫理學説,但它所依據的哲學基礎,已經不是‘天人合一’,而是‘本體論’的思維模式”,這種本體論的思維方式來自佛學。 [2]  另一方面,理學家在傳統儒學尋找能夠用來構築哲學形上學的因素,例如被列於 “六經之首”而最具形上學性質的《周易》的道器觀,孔子的“仁”學,《孟子》與《中庸》對於“性”與“天”的問題的探討。理學家們吸收利用這些外來的和傳統的文明成果,創造性地提出了許多富有特色的儒學形上學本體論概念,並給予系統的哲學論證,如周敦頤、邵雍的“太極”、張載的“太虛”、二程和朱熹的“天 理”、王安石和二蘇的“道”、陸九淵和王守仁的…‘心”,等等。傳統儒學經由理學家們的改造,道德信條式的理論體系終於變成以哲學形上學作基礎的哲學理論體系。就此而言,它體現着宋明理學家們融合創造的哲學智慧。
(二)以倫理道德為核心的儒學
從儒學自身發展來看,理學作為一種哲學思潮或者儒學復興運動,它所強調的義理之學,是對於漢唐儒學的一種反動,表現出一種想要擯棄漢唐訓詁之學而直接面向經典、回覆聖人之道的氣勢,頗有一點“文藝復興”的味道。理學家們標榜自己的學説為“實學”、“實説”,批評佛老的學説以及漢唐的章句之學和講求詩詞歌賦詞章學為“虛學”、“虛説”。虛實之別,就在於是否講求儒家的義理。理學所強調的義理,實質上也就是儒學的倫理道德學説,它包括儒家所提倡的綱常人倫以及內含於其中的“所以然”與“所當然”的道理。
理學家所強調的義理,就其內容而言,與漢代董氏的儒學相比,其重點不在政治哲學上,而在倫理道德上;與先秦的元典儒學相比,其對倫理道德的闡述,更側重於哲學的表達。宋明理學家在儒學的倫理道德學説上,提出了一系列非常有邏輯層次的哲學範疇和理論結構。無論是各種各樣的理學本體論、作為道德基礎的人性 論、“存理去欲”或“存心去欲”的修養論、“格物”或“格心”的認識論、成賢成聖的境界論、由修齊而治平的功能論,均是以倫理道德為核心內容。
綜觀宋明理學,心學一派對於倫理道德以外的事物並無興趣,理學一派由於“格物窮理”的理論指導,對於萬物之理的認識彷彿也有超出倫理道德狹隘範圍的趨勢,然而其理論目的仍然指歸於對儒家倫理的必然性、普遍性絕對性的把握。所以,無論是理學的宇宙論、本體論或知識論,都不能簡單地與西方哲學相比附,其思維的對象不是自然與萬物,而是倫理與道德,其理論的旨趣不在於人類理智對於自然對象以及人類理智自身的把握,而是人類對於社會倫理價值與規範的正當性的認識和對於主體道德的個體自覺。

宋明理學主要學派

周敦頤的道學派(以“道”為核心概念)
司馬光温公學派
蘇軾蜀學等派
邵雍的數學派(以“數”為核心概念)
張橫渠羅欽順王夫之氣學派(以“氣”為核心概念)
二程朱熹理學派(以“理”為核心概念)
胡安國胡宏、與張栻湖湘學派(以“性”為核心概念”)
陸九淵王陽明心學派(以“心”為核心概念),
陳亮葉適事功學派(以“事功”為核心概念)等。
陸王心學於程朱理學日趨僵化之際,而盛於明代中後期。張橫渠、羅欽順與王夫之的氣學則於心學日趨式微之際,與事功學派合流而盛於清代。

宋明理學總結

南北朝時期:佛、道盛行,儒學面臨挑戰;南北朝;佛教徒提出佛為正,三教歸佛。隋朝:儒學家提出“三教合歸儒””。唐朝:統治者奉行三教並行政策,儒學的地位受到挑戰。北宋時,儒家學者展開了復興儒學、抨擊佛道的活動;同時,他們又衝破漢唐儒學的束縛,融合了佛道思想來解釋儒家義理,形成了以理為核心的新儒學體系——“理學”。理學:是儒釋道三教合一的產物,囊括天人關係的形成的更為理性化、思辨化的思想體系。宋明理學的思想體系中明顯地可以看出吸收了釋教的“空有合一”的本體論,“頓漸合一”的認識論,“明心見性”、“返本復初”的修持觀等,因之有人説是“陽儒陰釋”,或者“三教合一”的新形態。理學的開山祖周敦頤的著作《太極圖説》明顯地是三教融合為一的代表作。二程主張“性即理”,強調“天理”與“人慾”的對立,並通過內心的修養功夫來“窒慾”,以恢復天理,這明顯地受到過佛教心性論和禪宗修持方法的影響。朱熹是理學集大成者,是竭力排斥佛教的一個人物,但是在他的哲學思想中,無論從本體論、認識論到修持方法無不打上佛教的烙印,有人説他是“陽儒陰釋”,“表儒裏釋”,他自己也感嘆説:佛教的“克己”,“往往我儒所不及”(《朱熹語錄》卷二十九)。王陽明心學的主要代表,通觀他的“良知”道德本體論及“致良知”的修養方法,與禪學的佛性論及修持方法有着很多相通之處。
周敦頤:宋明理學之鼻祖,為宋明理學發展奠定了基礎,為二程老師,其對朱熹的思想形成有着重要影響。周敦頤著作《太極圖説》被視為理學之大綱。
程顥程頤:確定了理學的最高範疇“天理”,(這裏的“天理”即是封建的等級秩序和道德規範,或以“三綱五常”為核心的封建倫理道德)並主張先理後物。把天理和倫理道德直接聯繫起來,認為“人倫者,天理也”;提出“格物致知”的認識論,物皆有理,把知識、道理、天理聯繫起來。
朱熹為集理學之大成者,主張天理是道德規範的“三綱五常”,強調“存天理,滅人慾”; 通過學習、實踐提高自身的修養(“格物致知”)的目的是明道德之善;編著《四書章句集註》成為後世科舉考試的教科書。朱熹明確提出主客體對立的心物範疇,強調以吾心之知去認識事物之理的“主賓之辨”。在吸取佛教臨濟宗“賓主頌”思想的基礎上,提出內外結合,以己知彼,通過格物以致其知。朱熹在歷史上被譽為一代儒學宗師,地位僅次於孔子孟子
程朱理學適應了統治者的政治需要,成為南宋以後長期居於統治地位的官方哲學,有力地維護了封建專制統治;但三綱五常的綱常名教,嚴重地束縛了人的思想和生活;朱熹的學術思想對日本、朝鮮和歐洲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南宋時期理學發展到心學陸九淵是心學的開創者,其核心命題是“心即理也”,意思是本心即天理——世界的本源是心。名言: “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
王守仁是心學的集大成者。宣揚“心外無物,心外無事,心外無理”。在認識論上,他提出 “致良知”學説:認為良知就是本心,就是理,天理就在自己心中,只要克服私慾、回覆良知就能成為聖賢。(通過內心的自我反省達到“致良知”)

宋明理學評價

顧炎武曾痛責明末以來的清談理學“劉石亂華,本於清談之流禍,人人知之。孰知今日之清談,有甚於前代者。昔之清談老莊,今之清談孔孟”。 顏元稱:以為“秦火之後,漢儒掇拾遺文,遂誤為訓詁之學。晉人又誣為清談,漢唐又流為佛老,至宋而加甚矣。僕嘗有言,訓詁、清談、禪宗、鄉愿,有一皆足以惑世誣民,而宋人兼之,烏得不晦聖道誤蒼生至此也。僕竊謂其禍甚於楊墨,烈於嬴秦。每一念及,輒為太息流涕,甚則痛哭。”又指責“宋元來儒者,卻習成婦女態,甚可羞。無事袖手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即為上品也”。其門生王源對理學虛偽性的無情揭露更為露骨,他説“明季流賊之禍,皆陽明所釀也”。 余英時説:“理學家雖然以政治主體的‘共治者’自待,但畢竟仍舊接受了‘君以制命為職’的大原則。”
消極:理學被曲解之後以三綱五常維持專制統治,壓制扼殺人的自然慾望和創造性。適應了統治階級壓制人民的需要。
積極:有利於塑造中華民族的性格特徵:重視主觀意志,注重氣節道德,自我調節,發憤圖強,強調人的社會責任感歷史使命,凸現人性。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