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車上書

拼音：gōng chē shàng shū

解釋：公車：漢代負責接待臣民上書和徵召的官署名，後也代指舉人進京應試。原指入京請願或上書言事，也特指入京會試的人上書言事。

出處：《史記·東方朔傳》：“朔初入長安，至公車上書，凡用三千奏牘。”

《漢書·張敞傳》：“天子思敞攻效，使使者即家所在召敞。敞……即裝隨使者詣公車上書。”

例句：制台原是不得已之舉，台民不甘臣日，～反抗，列名的千數百人。

用法：作賓語、定語；用於政事。

《史記·滑稽列傳》載：漢武帝時，齊地人東方朔喜歡古代流傳下來的書籍。他廣泛地閲讀了諸子百家的書，因此學富五車，滿腹經綸。他到長安後，到公車府那裏給皇帝上書，共用了三千個木簡。公車府派兩個人一起來抬他的奏章，才勉強抬得起來。武帝花了兩個月才讀完東方朔的奏章，讀完後龍心大悦，下令任命東方朔為郎官。

漢制規定，吏民上書言事均由公車令接待。上書人多有因此而被大用者。指普通人向當權者上書言事。

其背景源於，在1894-1895年甲午中日戰爭，中國敗於日本。

1895年春，乙未科進士正在北平考完會試，等待發榜。這時，《馬關條約》內割讓台灣及遼東和賠款白銀二億兩的消息突然傳至，在北京應試的舉人羣情激憤。台籍舉人更是痛哭流涕。

4月22日，康有為寫成一萬八千字的“上今上皇帝書” ^[1]  ，十八省舉人響應，一千二百多人連署。5月2日，由十八省舉人與數千市民集“都察院”門前請代奏。

根據傳統的歷史學教材所載：反對者反對簽訂《馬關條約》。提出“拒和、遷都、練兵、變法”等主張。

雖然上書被清政府拒絕，但在社會上產生了巨大影響。之後，康有為等人以“變法圖強”為號召，在北京、上海等地發行報紙，宣傳維新思想。嚴復、譚嗣同亦在其他地方，宣傳維新思想。

之後，光緒帝啓用康有為等人，史稱戊戌變法（百日維新）。

“公車上書”中，提出了四項解決辦法：

一、下詔鼓天下之氣；

二、遷都定天下之本；

三、練兵強天下之勢；

四、變法成天下之治。

康有為指出前三項還只是權宜應敵之策，第四項才是立國自強的根本大計。

雖然，公車上書和戊戌變法都先後失敗，但是維新思想從此喚醒和激勵了越來越多的中國人救亡圖存，在中國近代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並拉開維新變法的序幕。“公車上書”標誌着醖釀多年的資產階級維新變法思潮已發展為愛國救亡的政治活動，對社會的影響和震動很大，康有為從此取得了維新運動的領袖地位。 ^[2] 

2005年北京大學歷史學教授茅海建先生在《近代史研究》第3期和第4期上發表《“公車上書”考證補》，根據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所藏檔案及其已公開發表過的檔案文獻，從政治決策高層的角度，重新審視公車上書的背景、運作過程及其影響力。在此文中，茅海建通過對都察院檔案的考察，指出“康有為組織的18行省公車聯名上書，並非都察院不收，而是康有為根本沒有去送”。並在最後釐清了“公車上書”這一概念，指出：“公車上書”是有兩個不同的概念，一是由政治高層發動、京官組織的上書，其數量多達31件，簽名的舉人多達1555人次，且上書已達御前；另一個是由康有為組織的18行省舉人聯名上書，那是一次流產的政治事件，對當時的政治生活並無影響。 ^[4]  由此學術界進行了廣泛而激烈的討論，並且對“公車上書”進行了進一步的審視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