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府人

“廣府”是“廣州府”這一行政區劃的簡稱。“府”在嶺南的設置最早可追溯到東晉南北朝所設的廣州都督府，隋唐時期設置總管府和廣州都督府，但都不是行政區劃，所謂“府”也只是官署之稱。宋、元時期的行政區劃上也不存在與“廣府”名稱相關的情況，直到明代開始設廣州府。廣府民系是指廣東珠三角廣州府地區使用粵方言的漢族居民，廣府人是廣州府人的簡稱。現在人們講的廣府民系，通常包括明代廣東肇慶府地區，這乃是其含義的擴展。而在廣府地區除了廣府人外，雜居在這一地區的漢族居民還有客家人、疍家人等，世居少數民族有回族和滿族。 ^[17-18] 

現代珠江三角洲的滄海桑田之變在我國古籍上曾有詳細記載，並有言簡意深的見解，如“昔者五嶺以南皆大海耳，漸為洲島，漸成鄉井，民亦藩焉。”（馮奉初，1853，《順德縣誌》卷3）這不僅指出了珠江三角洲昔日為大海，而且概述了珠江三角洲形成和開發的基本過程。從新會、順德兩地地下黑色粘土層出土的鱷魚骨、貝殼及其C¹⁴年齡看，今三角洲中部在2500年前仍是河口灣。廣州市中山四路秦漢造船工場遺址河口灣相灰黑色粘土層之上的古船台枕木，其C¹⁴年齡為距今2190±90年，與其它出土文物年代可互為印證，故2200年前廣州部分仍處於河口灣。 ^[41] 

先秦時期，廣東地區居住的是被稱為“南越”(百越的一種)的少數民族部落 ^[42]  ，包括粵西高涼地區的壯族先民 ^[43-44]  ，以及粵東潮州地區的畲族先民 ^[65]  。秦始皇統一嶺南後，派兵戍守嶺南 ^[42]  。公元前214年，秦朝在嶺南地區設南海郡，建立番禺城（今廣州），面積約0.05平方公里，從此開啓了廣州2200多年的建城歷史。 ^[48] 

由於靈渠的開鑿，瀟賀古道的開通，漢代海上絲綢之路大大加強了中原文化與嶺南文化的融合和交流，經靈渠桂江通道，瀟賀古道至徐聞、合浦出海的漢代海上絲綢之路，無疑是中國歷史上最早與世界各國交往的海上絲綢之路，也給桂江、西江流域帶來了進一步的發展和繁榮，並一直綿延了近1000年。直到唐代(716年)，張九齡鑿通大庚嶺道（梅關古道）以後，靈渠、瀟賀古道的通道作用才逐漸走向衰落。這時候，番禺(廣州)成為了嶺南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開始了從海外經番禺(廣州)口岸進入中原的唐代海上絲綢之路時代 ^[49]  。梅關古道的開闢，重塑了嶺南的商路，便成為南嶺中最重要的一條交通道路，凡人口遷移、軍隊調動、商旅往來、使節訪問等，大都經過此道。 ^[50] 

探尋廣府源頭，從諸多歷史考證來看，梅關古道上的南雄珠璣古巷是重要的發祥地。據考證，千百年來，曾先後有150多個姓氏的先民自中原南下聚居於此，而後又因戰亂等原因大舉南遷珠三角、港澳及至海外，在各地開枝散葉。梅關珠璣古道是中原及江南百姓因戰亂等原因向廣東珠三角大遷徙中最大的通道。大批中原百姓途經此古道，暫住“歇腳”，或滯留長住，經幾代繁衍後再中轉南下珠三角，故珠璣巷成了廣府人最大的來源。 ^[45] 

晉代時期，北方匈奴大舉南侵，平民百姓與許多望族南遷。文字記載：明嘉靖黃佐修《廣東通志》記載，“自漢末建安至東晉永嘉之際，中國之人，避地者多入嶺表，子孫往往家焉，其流風遺韻，衣冠氣習，薰陶漸染，故習漸變而俗庶幾同中州。” ^[45] 

北宋中後期，尤其是在北宋滅亡之際，大批難民隨康王趙構一起離開北宋京城開封，不少望族及平民沿這條梅關古道南遷。有人到南雄珠璣巷，很自然會想起故鄉河南開封也有一條珠璣巷（宋代大中祥符二年命名的）。有文字記載：“入嶺至止南雄，不忘枌榆所自，亦號其地為珠璣巷。如漢之新豐，以致故鄉之思也。廣州舊族多由此遷。” ^[45] 

南宋初至南宋末、元代初近200年間，中原及江南氏族因金、元兵災而大舉南遷。在這一時間的移民高潮中，一批批從北來，再一批批向南遷（大規模3次、小規模約130多次），由珠璣巷輾轉至珠三角。 ^[45] 

明代末年，部分遺臣逃到廣東，同時亦帶來大批民間移民，或為避天災兵禍，或為找尋更好的生活。其大部分也都是經過梅嶺，從梅關、中站、珠璣巷、南雄城這一帶中轉再南遷珠三角的。 ^[45] 

清代，廣州十三行成為清帝國惟一合法的外貿特區 ^[46]  ，吸引了大量來自全國各地的移民定居廣州，歷經數代後最終成為“本地人” ^[47]  。廣州府的基本境域從元代開始一直穩定了七百多年。這一境域中的居民，長期處於同一中級行政區劃之中，民風、民俗融合，形成具有共同特徵的地域性民系文化。 ^[18]  　

民國廣府人再向海外移民，成為了拓殖海外的華人華僑的主體。從18世紀以來，廣府人就漂洋過海，在美國、加拿大、歐洲、大洋洲的不少城市紮根。 ^[45] 

主要分佈在珠三角地區的清遠、三水、佛岡、新興、高要、高明、佛山、南海、番禺、順德、廣州、花都、從化、中山、珠海、新會、江門、台山、開平、鶴山、恩平、東莞、增城、龍門、寶安、深圳、博羅、惠陽等28個市、縣，668個鄉(鎮)、村 ^{[3-5]  [20]}  ，以及香港、澳門和海外。 ^[25] 

廣府文化即廣府民系的文化，是粵語地區之中的一個地域文化，指廣東珠三角廣州府地區使用粵方言的漢族居民的文化，廣府文化形成於廣州府地區。廣府人主要自唐宋時期經粵北南雄珠璣巷遷入，因此珠璣巷被稱為廣府人的祖居之地。廣州府自設立以來，經濟發達、商貿繁榮、文教鼎盛，是廣府文化的核心地帶和興盛之地，一直處於廣東省的領先地位 。廣府文化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由中原與江南移民文化所形成，傳承了中原漢文化的精髓，在嶺南文化中影響最大，在各個領域中常被作為廣東漢文化的代表 。 ^[52-53] 

廣府人使用的主要語言為粵方語，是漢語十大方言之一 ^[54]  。由古代漢語演變而來，它的形成與發展經歷了一個長期的過程。漢代至唐宋，中原漢人源源不斷地遷徙嶺南，促進了粵語的發展和定型。元明清以來，粵語的變化較小 ^[55]  。粵語有源自北方中原的雅言、源自楚國的楚語等説法，是保留古漢語成分較多的一種語言。清代學者陳澧認為廣州方言的音調合於隋唐韻書《切韻》，國學大師南懷瑾先生認為粵語是唐宋時期的“國語”。粵語標準音為廣府話中的廣州話。 ^[56] 

珠三角地區粵方言為主的地區包括廣州市、佛山市、東莞市、中山市、珠海市、江門市、肇慶市，粵方言大約居半的地區有深圳市，粵方言僅佔部分的有惠州市。 ^[6] 

廣府祠堂廣泛分佈於今天粵港澳大灣區廣府民系聚居的區域，宋朝時，大量北方移民為躲避戰亂，越過大庾嶺進入嶺南，經珠璣巷南下珠江三角洲，開村居住。這些“聚族而居”的村莊，一般會按姓氏系別修纂族譜，如果條件許可，還會修建祠堂。廣府地區真正意義上的祠堂大規模興建潮出現在明代之後。

明代一朝，廣東共出了6355名舉人、889名進士、6名一甲進士、3名狀元，其中，出自廣州府者佔了半壁江山，有舉人3090人、進士457人，而廣東6名一甲進士中，5人皆出自廣州府。通過科舉考試入朝為官的廣府人極力修譜建祠，成為助推器。由此，廣府地區出現了建祠的第一個高峯。明末清初，戰爭頻繁，廣府祠堂的興建陷入低谷。廣州“一口通商”後，經濟迅速恢復，積累了大量的宗族財產，廣府迎來歷史上的第二個立祠和修繕祠堂的高峯期。今天留存的不少大祠堂都是這一時期修繕的，比如沙灣的留耕堂。 ^[57] 

明清時期，廣東地區端午節賽龍舟活動已很普遍。清初著名學者屈大均在《廣東新語》一書中，對珠三角每年端午節期間的賽龍奪錦以及賽後的喜慶場面皆有描述：“歲五六月間鬥龍船”，主辦者給全勝者贈與“狀元標，張伎樂，簪花掛紅”，龍船“得勝還埠，則廣召親朋燕飲”。這種宴飲，珠三角人稱為食“龍舟飯”。

宋朝人過年時會在餐桌上擺放一種叫“百事吉”的利市——將柿子、橘子和柏枝放到同一個盤子裏，是為“柏柿橘”，寓意“百事吉” ^[61]  。粵語“橘”“桔”與“吉”是同音字，廣府人家新春期間家家户户都會在家裏擺放一些桔盆，還會在年桔樹上掛些“利是”封，寓意來年如意吉祥。 ^[62] 

據説，從唐朝起，廣府民間已經有專門栽培以供賀年的年桔。到了明清時期，柑橘業已發展至商品生產時代，年桔在芳村、番禺、南海等地均有種植 ^[62]  。廣州迎春花市形成可追溯至明朝。當時廣州芳村的花棣（今花地）已成為花木產區，搭起一排排展賣鮮花鮮果及年宵用品的竹棚，人們稱之為“花街”。 ^[63] 

清中期，在藩署前(今廣東省財政廳前)出現夜間花市，19世紀60年代漸成年宵花市，遷至今天的北京路。當時城內設兩個花市，一個在雙門底（今北京路），另一個在西關十八甫 ^[63]  。年桔、水仙、桃花是廣府人在春節期間擺設的三大傳統名花，而且規模越來越大，花色品種不斷增多，成為廣府民俗文化。 ^[62] 

廣府菜又稱廣州菜，是粵菜的代表，源自中原，集南海菜、番禺菜、東莞菜、順德菜、中山菜、四邑菜等地方風味的特色 ^[58-59]  。兼京、蘇、揚、杭等外省菜以及西菜之所長，融為一體，自成一家 ^[60]  。以炒、爆為主，兼有燴、煎、烤，講究清而不淡，鮮而不俗，嫩而不生，油而不膩，有“五滋”（香、松、軟、肥、濃）、“六味”（酸、甜、苦、辣、鹹、鮮）之説，講究菜的氣勢、檔次。 ^[58] 

磚雕指在青磚上雕出山水、花卉、人物等圖案，是古建築飾件中很重要的一種藝術形式。磚雕通常保留磚的本色，不另行染色，但也有少量磚雕彩繪處理。因此雕花匠需要刻出多個層面，利用光照產生的陰影加強藝術效果。明清時期是磚雕發展的高峯。磚雕在廣州附近及西江、北江流域中游較為常見，多用於門額、牆頭、杆欄、神龕、天井壁照及通花漏窗，或獨立存在，或與彩繪、灰塑、陶塑等裝飾一處，交相輝映。其表現題材有各類人物、花鳥魚獸、山水樓台、幾架爐瓶、書法紋樣等，尤喜表現寓意吉祥興旺的繁花似錦、龍鳳呈祥、天仙獻瑞等內容，以及從古代小説、傳統戲曲與木魚書中截取的人物故事片斷。

醒獅，屬於中國獅舞中的南獅，是從唐代宮廷獅子舞脱胎而來，五代十國之後，隨着中原移民的南遷，舞獅文化也傳入嶺南地區。立足於嶺南人的審美觀、藝術風格和地情特色，民間藝人另闢蹊徑，創造出別具一格的獅子的外形和舞獅的形式，明代以後，逐漸定型。隨着珠江三角洲人移居海外，同時也把醒獅活動傳到國外，廣泛流傳，成為海外同胞認祖歸宗的文化橋樑。

在三大民系中最具開放性，比較易於接受外來新事物，敢於吸收、摹仿和學習西方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並將傳統文化與之相互融合。廣府人還具有敢於探索和嘗試的拼搏精神，視野較為寬廣，思路較為開闊，商品意識和價值觀念較強，精明能幹，善於計算，創造了珠江三角洲多元化農業商品經濟，以廣府人為主幹的“廣幫商人”清中期就已馳名全國。

由於廣府文化在廣東民系文化中的突出地位，因此，廣府文化在各個領域中常被作為粵文化的代稱。如廣州話稱為“粵語”，廣州方言歌統稱為“粵謳”；廣州戲劇音樂分別稱為“粵劇”、“粵曲”、“廣東音樂”；廣東飲食文化體系中雖有廣州菜、潮州菜、東江菜之分，但“粵菜”常用以指廣州菜；廣州工藝品的重要品類被稱為“粵繡”、“廣彩”、“廣雕”等。

關於廣東族羣，近年來出現了一些比較重要的研究書本，如司徒尚紀先生《嶺南歷史人文地理——廣府、客家、福佬民系比較研究》、周大鳴先生《珠江流域的族羣與區域文化研究》、黃淑娉先生《廣東族羣與區域文化研究》等等，除此之外還有對於廣東族羣的研究文章，例如黃淑娉先生《廣東漢族三大民系的文化特徵》、楊豪先生《“廣府人”考略——廣東漢族來源考之一》、徐傑舜《華南族羣的互動與認同》等等。 ^[2] 

孫中山——中華民國國父

伍宜孫—— 香港永隆銀行已故創辦人

梁球琚—— 香港恆生銀行已故創辦人

簡東浦—— 香港東亞銀行已故創辦人

周君廉—— 香港周生生集團創辦人

梁慶德—— 世界最大的微波爐生產企業格蘭仕集團的創辦人、控股人

何享健—— 中國最大的家電企業之一美的集團的創辦人、控股人、首席執行官

薛廣森—— 民國時期著名民族企業家，在1915年成功研製出中國第一台國產柴油機

梁錦松—— 曾任香港財政司司長、美國摩根大通銀行亞太區前任主席、中國工商銀行獨立董事

鄭裕彤—— 香港新世界發展集團主席，周大福珠寶店創始人，全球華人十大富豪之一，珠寶大王

胡漢輝—— 已故金融家，在世界金融業方面成就卓著，人稱一代奇才，譽滿中外，其子胡經昌一直致力於協助祖國大陸的發展。

李兆基、李家傑、李家誠、李兆楠、郭炳湘、郭得勝、胡兆熾、馮景禧、鄭裕彤、何善衡、林炳炎、鄭家純、鄭志剛、胡應湘、王華生、王敏剛、梁乃鵬、陳永棋、任志剛、李祖澤、何鴻燊、王賜豪、郭炳江、郭炳聯、楊惠妍、楊國強、周少岐、周埈年、周錫年、周啓邦、周啓賢、周卓凡、周湛煌、汪世忠、何猷龍、霍英東、霍震霆、霍啓剛、霍啓山、霍震宇、何厚鏵、何鴻章、何婉琪、蕭明、何超賢、何超瓊、許晉亨、何超儀、何超雲、何超蓮、何猷啓、何超盈、何猷亨、何猷君、何超欣、周氏家族、周永泰家族、何啓東家族、利希慎家族、李佩材家族、李佩材、李國寶、曾蔭權、曾鮑笑薇、曾蔭培、曾璟璇、曾俊華、馬萬祺、利希慎、梁愛詩、利銘澤、利孝和、陳瑞球、葉劍波、陳鴻道、王錦輝、王敏超、方潤華、方文雄、胡文新、葉鉅雲、鍾沛林、王少強、張宇人、馮檢基、劉秀成、單仲偕、黃定光、何添、王仲銘、趙泰來、王國強、周永成、張耀榮、李國章、許愛周、許世勳、許晉奎、李東海、鄭耀棠、伍冰枝、劉文漢、劉夢熊、崔德祺、崔世昌、崔世平、董趙洪娉、利子厚、利德蕙、利承武、利良奕、葉志成、葉鳳娟、葉子軒、陳澤富、呂志和、李立、陳聖澤、葉漢、張佛恩、劉學斌、羅建新、陳永燊、王兆生、陳潤光、梁麟、劉旺枝、陳小鳳、王如登、伍淑清、伍舜德、黃乾亨、黃笏南、黃英豪、黃英琦、葉樹林、亨利孫、盧濟生、莫國鎏、羅治偉、李曾超羣、陳健心、歐煥倫、黎民偉、趙美心、蔡繼有、蔡冠深、李曜坤、李兆麟、何善衡、何添、利國偉、梁升、梁顯利、王錫華、周德祥、何享健、袁兆英、黃克競、謝瑞麟、呂志和、任昌洪、蒙民偉、陳紹良、李永森、羅富昌、李偉強、李文達、陳聖澤、陳澤富、林伯長、施錦裕、吳玉音、黃雲快、陳景鎮、關信勳、何德年、鄧文福、任佐苓、王勇、關英才、黃瑋璋、楊汶釗、劉鬱南、譚振樵、阮建昆、李華文、温惠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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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廣府人懇親大會是全球7000多萬廣府人的聯誼組織，每兩年舉辦一次。首屆世廣會於2013年在廣州舉辦 ^[1]  。2013年11月12日至14日，首屆世界廣府人懇親大會在廣州召開，規模3000人，大會邀請海外僑團、企業家、慈善家和經濟、文化、教育等各界人士3000人蔘加，其中海外嘉賓1500人，內地及香港、澳門等地嘉賓1500人。 ^[1] 

2015年12月3日，第二屆世界廣府人懇親大會在珠海舉辦，來自世界53個國家和地區的2500名廣府人精英和社會賢達參加。 ^[1] 

2017年11月26日，第三屆世界廣府人懇親大會在江門舉辦，來自世界7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2300多名海內外嘉賓參加。 ^[7] 

後來一些學者提出廣義的廣府人應該是泛指以粵語為母語的漢族族羣，認為“廣府”即“廣信府”，提出了“封開是‘廣信首府’”，範圍擴展到粵西、雷州半島、廣西東南部等粵語地區 ^[40]  。認為廣西賀州、梧州、玉林和廣東湛江均為廣府人聚居地區，是廣府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11]  。並提出廣府文化源流‘三地説’(即肇慶是發祥地，廣佛是發展地，港澳是發揚地)”等新觀點，同時也引來頗多爭議。 ^[64]  廣府民系居民較多是古南越族自秦以後最早實現漢化的古嶺南人的後裔。 ^[51]  漢式因素比較明顯卻仍然存在相當強烈的越式因素可稱"次生越人"。從考古學文化和歷史背景分析,嶺南漢族的最重要來源應該是"次生越人"。 ^[16]  廣府人主要由早期移民與古越族雜處同化而成。廣府民系文化特徵以珠江三角洲最為突出，既有古南越遺傳，更受中原漢文化哺育，又受西方文化及殖民地畸形經濟因素影響，具有多元的層次和構成因素。廣府民系分佈的地域西江、北江流域及珠江三角洲在廣東是封建文化最早開發的地區。兩宋以後，珠江三角洲的開發已初具規模，到了明代，是當時嶺南著名的糧食和多種經濟作物的生產基地，順德、南海、中山、番禺等地基塘農業馳名於世。多層次的農業經濟架構，又有廣州這個世界貿易大港為依託，農副產品和手工業產品市場廣闊，產銷活躍。明代後期，珠江三角洲的農業生產商品化傾向日漸明顯，成為嶺南最活躍、最具商品意識，因而最富有反傳統精神的地區。廣東近代工業的新興產業，主要從 19世紀末葉從珠江三角洲一帶興起。經濟發達推動了文化的興盛，珠江三角洲地區從宋代以來，人文興旺，一直居於全省人才優勢的地位。廣府文化的中心城市廣州，自古以來是廣東乃至嶺南區域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在建築、藝術、宗教、戲劇、音樂、文學、繪畫、工藝、飲食、園林、風俗等各個文化領域，處處表現出悠久的歷史淵源和鮮明的個性，給人以多層次、立體的和豐富的感受，使廣府文化在廣東各民系文化中佔有優越的地位。 ^[12] 

廣府民系的形成從秦開始，秦漢廣府民系初具雛形，魏晉南北朝時期是廣府民系發育階段，宋至明清是廣府民系形成階段。 ^[2]  秦始皇統治時期共有三批中原人南遷。由於秦朝把嶺南作為強制遷徙中原“罪徒”的主要地區，因此，這三次遷徙都帶有政治色彩。這三批南遷的中原人與當地越族相互融合。 ^[2]  兩漢時，在相當於今廣東省境幾個郡的人口都有增加。 ^[2]  東漢末年，戰亂又起。東漢滅亡，三國鼎立，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循環又開始。為了一統天下，三國之間兵戎相見。北方遊牧民族南下侵擾中原地區，為避戰亂，中原人往南遷。西晉末年，司馬氏八王之亂後，匈奴貴族又開始南下。為逃避戰禍，中原人民紛紛攜家出走，從而出現了秦漢以後人民南渡的又一高潮。這些自主南遷的人們從黃河流域流入長江流域，一部分則進而流入珠江流域。有宋一代，南宋因為建都臨安，使得大量官吏以及人民隨着南宋王朝南下。加上長期的戰爭給中原以至江南地區造成嚴重破壞，人民大量流亡。因此，廣南兩路（指今廣東省境）相對安定的社會環境和大量尚未墾種的可耕地吸引了渴望安居樂業的各地士民。 ^[2] 

廣府文化即為廣東文化或嶺南文化之代表。廣府文化可從其語言中體現出來：務實、樂觀、包容。廣府文化以重商、開放、務實、兼容等商業文化和保留較多古越族文化為主要特質，並以此區別於其他民系文化。 ^[15]  廣府文化在其載體人口和地域上的優勢，使它居於嶺南文化主體地位，並以高位勢態，輻射周邊地區。作為廣府文化形成重要標誌之一粵方言，是土著古越語與中原、吳越、荊楚等語融合的結果。 ^[15] 

南雄珠璣巷傳説在珠江三角洲地區流傳很廣，説的是南宋時宮中的一個妃子得罪了皇帝，從皇宮逃出，逃到南雄珠璣巷。後來風聲走漏，朝廷派兵剿滅，這裏的人害怕牽連，連夜扶老攜幼往南遷移到珠江三角洲，於是這裏的很多地方都認為自己的祖先是從南雄珠璣巷遷移過來的。如果把這個傳説認定為史實是不可靠的，但畢竟是重要的歷史記憶，而這種歷史記憶的傳承對區域歷史的進程產生了重要的影響。這與明朝初年廣東人的入籍問題有關。當地的土著、賤民為了取得合法身份，千方百計地希望政府把他們納入户籍當中，為了與已經在籍的那些人保持一致，便採用了南雄珠璣巷遷來的説法，以證明他們的中原身份及其正統性。這個傳説的普遍化是在面臨入籍困境的情況下造成的，是與明朝初年廣東特殊的社會環境有關的。雖然未必盡如陳春聲所言，中國是一個虛擬的“移民社會”，但的確有許多家族的移民歷史是偽造的。邊陲地區的祖先移民傳説多將自己説成來自中原，且歷史久遠。南雄珠璣巷傳説出現在明代中葉以後的族譜中，到清代大為普及。自稱來自南雄珠璣巷的粵人，既有較早入籍的民人，以此將自己與瑤、疍、畲人相區分，也有開發沙田的瑤、疍、畲人，以此將自己的族羣身份轉化為漢。由此，具有不同歷史文化傳統的人羣(或族羣)逐漸共享了同一個祖先移民傳説，從而形成了珠江三角洲地區的地域認同。 ^[13] 

宗族成員借用珠璣巷南遷傳説，重構其譜系，宣示其宗族的正統性，強調自己並非“無籍之民。在研究者看來，珠璣巷南遷傳説中儘管有附會、虛構的情節，但該傳説作為由一種“文化權力”塑造的新的歷史事實，對明清珠江三角洲的族羣關係、權力格局造成了重要影響。 ^[14]  珠璣巷傳説早已成為珠江三角洲的廣府人尋根問祖的重要歷史記憶。早在清代，就有不少宗族赴南雄珠璣巷尋根問祖，希望在珠璣巷找到他們祖先的歷史。這種文化心理至今仍存。每年都有不少來自海內外的華人來此尋根問祖，尋找家族姓氏根源。珠璣巷成為他們溯源家族歷史的起點之一，也成為當地政府重要的文化旅遊資源。 ^[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