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廣總督

兩廣地區（廣東、廣西）設置總督，始於明代景泰三年（1452年），當時兩廣“潯、梧瑤亂，……特遣一大臣督軍務，乃以命（王）翱。兩廣有總督自翱始。” ^[1]  。然這一建制在當時尚不穩定，到成化元年（1465年）， 為平“瑤亂”再派韓雍出任兩廣總督，才成定製。嘉靖後，全國普遍設有節制承宣布政使司、都指揮使司、提刑按察使司三司的總督和巡撫。總督主理軍務，比較固定的有薊遼保定、宣大山西、陝西三邊、兩廣四總督，而巡撫主民政、兼理軍務，每省都有，甚至一省有幾個。故而總督、巡撫的轄區、駐地與三司並不一致。在明代督撫始終是中央派出的欽差大臣，與三司之間名義上仍是中央官與地方官的關係。地方上日常事務仍由三司管理。

明王朝建立後，各省實行三司分治，布政使司主管民政與財政，提刑按察使司主管司法，都指揮使司主管軍事。三司互不統屬，不能兼任，權歸中央，聽命於朝廷 ^[2]  。

因為兩廣（廣東、廣西）瑤民、僮民的“釀亂”，朝廷不得不高度予以重視。《明史·職官志二》雲：“永樂二年（1404年），遣給事中雷填巡撫廣西”，“十九年（1421年），遣郭碹、艾廣巡撫廣東”，地方文武官員均受節制。

巡撫的設立，實際上打破了三司分治制度，但兩廣巡撫各有側重。文淵閣大學士、禮部尚書邱浚雲：“兩廣同為嶺南地，其地勢土俗大段不同。廣西山嶺崎嶇，林薄深阻其中，皆瑤、僮窟穴，編民錯居其間。廣東十府，惟肇、高、廉三府地方犬牙交錯，雷州府惟遂溪縣，廣州府惟連州與之相近，其餘皆濱大海，地勢平易，無有山林險阻。自洪武、永樂以來，朝廷惟命總兵官鎮守廣西，而廣東一方，惟以備海洋、倭寇為急，未聞有瑤患侵犯也。”

正統至景泰年間（1436-1457年），情況發生了變化，兩廣的瑤民、僮民不堪朝廷官員的盤剝，再度舉行大規模的起義 ^[2]  。

為了鎮壓兩廣的瑤民、僮民起義，朝廷將兩廣的軍事重心移往三江（桂江、潯江、西江）水口的廣西梧州。

景泰三年（1452年），廣西潯州（今桂平）、梧州的瑤民、僮民再度舉行起義，反抗官府壓迫。而廣東總兵官董興、廣西總兵官武毅因無上司的節制，“推諉不任事”（《明史·王翱傳》），造成局勢惡化。

為了改變這種狀況，兵部尚書于謙奏請朝廷，以鎮守琢州等處署都督僉事陳旺、鎮守雁門關署都指揮使翁信取代廣東總兵官董興、廣西總兵官武毅，特遣右都御史王翱總督兩廣軍務，主管鎮壓兩廣的瑤民、僮民起義，自總兵以下皆聽節制。

這是兩廣設置總督的開端，乃戰事的臨時建制，府署隨着征討瑤民、僮民起義的戰事而移駐。

王翱出任兩廣總督後，不是對瑤民、僮民的反抗鬥爭專恃武力鎮壓，而是“將吏服，推誠撫諭，瑤人向化，部內無事。”（《明史·王翱傳》）

成化元年（1465年），韓雍任左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

由於當時的廣西是平瑤、平僮的前線，兩廣總督赴任一般要經過廣東肇慶，有些兩廣總督乾脆坐鎮肇慶指揮，待到局勢稍為穩定後，才到廣西梧州坐鎮 ^[2]  。

到了清代，這種地方政治體制變革終告完成，總督作為封疆大吏的地位已經確立，他們的基本職責是“釐治軍民，綜制文武，察舉官吏，修飭封疆” ^[3]  。其轄區範圍、官品秩位以及歸屬地方編制都十分明確， 在整個國家的政治生活中發揮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成為鞏固國家統治、穩定社會的有力支柱。中央的一切施政方針政策，均需首達總督而推行於下，同時中央通過分權於總督而收到集權的實效。正如雍正上諭所説：“自古帝王疆理天下，必有嶽牧之臣，以分猷佐治，而後四方寧諡，共臻上理，此封疆大臣，以總督為最重。” ^[4]  正由於總督關乎一個地區的吏治民生及治亂興衰，因而作為最高統治者的皇帝，對於總督人選歷來都十分重視，雖説總督選任的途徑有三：即皇帝親擢、廷臣會推及吏部簡選，但實際上是以皇帝親擢為主，後兩者亦得皇帝最後拍板，所以對總督的選任權便牢牢地操縱在皇帝手上，這也反映出清代皇權高度強化的歷史特點。

明景泰三年，兩廣始設總督。

明代景泰三年（1452年）始設梧州。

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遷肇慶。

崇禎五年（1632年）遷廣州

崇禎九年（1636年）回遷肇慶

清代兩廣總督的前身為順治元年所置的廣東總督，當時總督駐廣州，兼轄廣西。

順治十二年，總督府遷往梧州。

康熙二年，別置廣西總督，廣東總督移駐廉州。

次年，撤銷廣西總督，廣西政務復歸廣東總督管轄，廣東總督遷駐肇慶。

雍正元年，重設廣西總督，次年再次裁撤。

雍正七年，為統一西南軍事指揮權，鎮壓苗族起事，廣西政務暫歸雲貴總督兼轄。

雍正十二年，廣西政務仍隸廣東總督管轄，更號兩廣總督。

乾隆十一年，兩廣總督遷駐廣州。

光緒三十一年至宣統三年，兩廣總督兼任廣東巡撫。

直到清朝滅亡取消兩廣總督。

明景泰三年（1452年），廣東和廣西出現“瑤亂”和海盜，兵部尚書于謙奏請朝廷設置兩廣總督獲准，並將總督府始設於廣西梧州。

到了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六月，兩廣總督吳桂芳奏請朝廷，用軍令、戰報和徵調軍隊較困難為由，將總督府遷往肇慶。

明崇禎五年（1632），兩廣總督府遷移廣州。

清代兩廣總督的前身為順治元年所置的廣東總督，駐廣州，兼轄廣西。清順治十二年，總督府又遷往梧州。

清康熙二年，廣東總督移駐廉州。第二年，廣西政務重新歸廣東都督管轄，遷駐肇慶。之後又經過兩次反覆後，廣西政務隸歸廣東總督管轄，更名為兩廣總督。

清乾隆十一年（1746年），又因鬱南、廣寧和懷集等地瑤族暴動被鎮壓，惠州和潮州等地的海匪和倭寇被剿滅，於是總督府由肇慶遷往廣州。 ^[5] 

“藩”是封建王朝分封的地面舊時稱屬地或屬國為藩，而當時把一個省認為是一個藩（電視劇裏經常有藩王這麼個角兒，也就是當地的主管了）。

“台”就是古代的官署名，封建時期士紳們對高級官員的諛稱。

明朝時候的藩台比較厲害，他是一省最高的行政長官。但是到了清朝就改革了一下，稱掌管一省財政民政的官員叫藩台，也叫布政使，相當於二品官，算是大官，其實就是現在的財政廳和民政廳廳長。

最早的時候地方的規劃管理裏有個“裏甲制”，它裏面就有規定説，鄰近的110户為一里，人們可以推舉其中丁糧多的10户為里長户，然後輪流擔任里長。這個里長就是地保或這叫地甲“保”，它是充當溝通地方政府與百姓的一個媒介。再往後的電視裏常把這類人當作是政府的爪牙來演，其實他管的事還真是挺多挺繁雜的，鄉里八村的事人們都會先通報他。也是官，是村官。

2002年4月27日，在廣西省梧州市東正路56號工地上出土一隻巨型石龜。石龜長約3.3米，寬1.8米，高1.2米，重11.56噸。據市博物館專家考證，這隻石龜是明代的，揹負着的石碑上有明朝兩廣總督韓雍於明成化六年（1470年）所題《建總府記》。如今，這隻石龜被放在白鶴觀內展示。石龜出土時揹負的石碑已毀壞，碑文是按《梧州府志》記載翻刻。全文如下：

成化六年 韓雍

兩廣百粵地，自秦置郡縣以來，蠻夷叛亂，伐不能無，置將分間，不常所治，而總府之名未有。太祖高皇帝疆理天下，設官分職，兩廣各置都、布、按三司統治之。永樂，廣西置鎮守內臣，總兵武臣。景泰、天順間、廣東置如廣西。然各守一方，不相統制，而兩廣總府之名未有。自是以後，軍務兼用文臣，或總督或提督替理，或兼理巡撫，或不兼，又或專巡撫不加督理，而總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之名，亦不多有。成化改元初，聖天子念兩廣生民，久罹害，累徵不能平，乃命將出師，以今太監陳公王宣監督軍務，雍替理，來問叛夷之罪，師至廣前巡撫皆改任去，雍遂兼焉。明年賊平，班師，詔留太監陳公鎮守廣東，以雍提督兩廣軍務，仍兼巡撫。久之，雍以地廣，不克獨遍，歷上章，得請兩廣各添置都御史、巡撫，雍專提督。五年春，雍以憂制歸，是冬，巡按廣東監察御史龔晟，廣東按察司僉事陶魯、林錦交章言於朝，以為兩廣事不協一，殘賊日熾，須復得大臣提督兼巡撫，斯濟。上嘉其言，下廷臣議，兵部尚書白公宗玉（白宗玉）集議規劃，舉雍對，上可之，以太監陳公總鎮兩廣，起復雍進今官，總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雍因辭弗獲，始就任。未幾，復以平江伯陳公鋭（陳鋭）掛徵蠻將軍印，克總兵官司鎮守兩廣，同開總府於梧，便宜行事，兩廣副將以下俱聽節制。前廣西鎮守太監、兩廣總兵巡撫皆裁去。又以少監黃公沁暨（黃沁暨）署都督僉事。夏，正克副總兵鎮守廣西，都督僉事馮升克遊擊將軍都指楊廣，夏鑑、張壽克恭將分守諸路，而地方大計則悉取於總府皆宸斷也。維梧州介科兩廣之中，水路相通，道里適均，郡山環拱，三江匯流，嶺南形勝無比，據總府之基，其山自桂嶺南而來，至梧城，中盡而復起，巍然突出，狀如磐石，登臨遠眺，一目千里， 晦千萬年而一旦顯於今日，豈非天造地設，有所待而然與。洪惟中國家，列聖相承，一以道德仁義為治，今天子纘承丕緒，益邁前烈，數載之間，四徵不庭，罔不賓服，大顯神漠，命官司開府於茲，合天心，光祖德，超越秦漢以下因循苟之陋，而成萬世之良圖。自茲以往，出令一而保境同，以我堂堂仁義之師，坐鎮於中，四顧蠻夷殘孽，向背而撫治之，彼將日益循化理、蠻惡習、相安耕鑿，以齊吾民，而凡覆載之間，有生之眾，聲教所及，將益無遠，弗歸唐虞三代雍熙太和之治，不於斯見乎！雖然聖天子寵異臣下，而付託至重，其責望回在於此，臣子感激圖報，稱當何如哉！書曰：能事事乃其有備。詩曰：有業有翼，共武之服。孔子曰：節用愛人。雍輩皆勉焉。府之正堂五楹，題曰總制百粵之堂，後作亭曰：同心，門三楹，左右廂房各五楹，經始於六年四月二十六日，落成於七年五月十八日。既成，太監總兵徵予記。太監字德新，鎮靜有謀，屢立戰功。總兵學志堅，韜略家傳，卓有將才，皆重一時，而雍得預其間，始開府，抑何幸歟，謹記。

1785年8月30日（乾隆五十年）~1850年11月22日（道光三十年），漢族，福建侯官人（今福建省福州），字元撫，又字少穆、石麟，晚號俟村老人、俟村退叟、七十二峯退叟、瓶泉居士、櫟社散人等。是清朝後期政治家、思想家和詩人，是中華民族抵禦外辱過程中偉大的民族英雄，其主要功績是虎門銷煙。官至一品，曾任江蘇巡撫、兩廣總督、湖廣總督、陝甘總督和雲貴總督，兩次受命為欽差大臣；因其主張嚴禁鴉片、抵抗西方的侵略、堅持維護中國主權和民族利益深受全世界中國人的敬仰。

本名章桐，字漸甫（一字子黻），號少荃（泉），晚年自號儀叟，別號省心，諡文忠，安徽合肥人。中國清朝末期重臣，洋務運動的主要倡導者之一，淮軍創始人和統帥。官至直隸總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授文華殿大學士，在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的眼中，被視為大清帝國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強一爭長短之人。著有《李文忠公全集》。

曾國荃（1824-1890）字沅浦，號叔純，又名子植，湖南雙峯縣荷葉鎮人，湘軍主要將領之一。咸豐二年（1852）取優貢生。咸豐六年，攻打太平軍“有功”賞“偉勇巴圖魯”名號和一品頂戴。同治三年（1864），曾以破城“功”加太子少保，封一等伯爵。同治間，與郭嵩燾等修篡《湖南通志》。1875年後歷任陝西、山西巡撫，署兩廣總督。光緒十年（ 1884）署禮部尚書、兩江總督兼通商事務大臣。光緒十五年（1889）加太子太保銜。翌年卒於位，諡“忠襄”。因善於圍城有曾鐵桶之稱。清朝著名大臣曾國藩的九弟。

張之洞（1837～1909）字孝達，號香濤、香巖，又號壹公、無競居士，晚年自號抱冰。漢族，清代直隸南皮（今河北南皮）人，洋務派代表人物之一，其提出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是對洋務派和早期改良派基本綱領的一個總結和概括；毛澤東對其在推動中國民族工業發展方面所作的貢獻評價甚高，曾説過“提起中國民族工業，重工業不能忘記張之洞”。張之洞與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並稱晚清“四大名臣”。

（1837－1921.9.22），字務山，號蘭溪，安徽建德（今東至縣）人。諸生出身。咸豐末年，避戰亂輾轉到省城安慶。同治元年（1862年）春，李鴻章組建淮軍。周馥應募，深得李鴻章賞識，即“招往辦文案”。從此，他跟隨李鴻章辦洋務達三十餘年，諸多贊畫，深受倚重。遂由候補縣累遷至封疆大吏，成為淮系集團中頗有建樹和影響的人物。

字振軒，1824年（清道光四年）生，安徽合肥人，漢族，廩生出身，清末淮軍將領。歷任道台、按察使、布政使、巡撫、總督、通商事務大臣等職。是地主階級開明派代表人物，提倡“採西人之體，以行其用”。兩次兩廣總督

曾因“泄沓因循”而遭人嚴旨苛責，併為後世學者認為是維新變法的“觀望者”。譚鍾麟是當時公認的守舊派，曾不遺餘力地反對洋務運動。可知在當時洋務最為活躍的廣東，時任兩廣總督的譚鍾麟無疑在洋務方面無甚作為，更別提贊成“離經叛道”的維新變法了。梁啓超在1896年底回粵探親，致函汪康年論及廣東新政時説：“近日報務日興，吾道不孤，真強人意。惟廣東督撫於‘洋務’二字，深惡痛絕，不能暢行於粵耳。” 一年後，劉學海從廣東致函汪康年對譚鍾麟之固守表示不滿：“所最恨者，我粵通商最早，本習聞西學，奈此邦人士皆持守舊之説，深閉固拒，不少變通。居上者又與西學為仇，莫為提倡，殊可痛也。”而皮錫瑞也在1898年5月從廣東友人來信中得知：“文帥雙目瞽，兩人扶掖，惟痛罵洋務，而洋人要如何便如何”，對此，皮感慨道：“可笑可恨！何苦用此殘廢人斷送兩粵也”。可見，譚鍾麟之守舊，眾所周知。由於譚鍾麟有濃厚的忠君保國意識，對洋務維新運動持反對態度，戊戌時多次上疏反對變法，受到慈禧太后寵遇，次年因對慈禧太后租借香港九龍於英國事件不滿，不久便以年邁為由告老辭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