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鴻章

李鴻章於道光三年正月初五日（1823年2月15日） ^[94]  生於安徽省合肥縣東鄉（今安徽省合肥市瑤海區）磨店鄉，是縣學優廩生李文安與其妻李氏之子。譜名章銅。因在兄弟姐妹八人中排行老二，故民間又稱“李二先生”。

李鴻章六歲就進入家館棣華書屋學習。他少年聰慧，先後拜堂伯李仿仙和合肥名士徐子苓為師，攻讀經史，打下紮實的學問功底。

道光二十年（1840年），李鴻章中秀才。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在廬州府學被選為優貢。時任京官的李文安望子成龍，函催鴻章入北京，準備來年順天府的鄉試。李鴻章遵父命北上，並作《入都》詩10首，以抒發胸懷，其中有“一萬年來誰著史，三千里外慾封侯”一句。他以詩言志，有“遍交海內知名士，去訪京師有道人”的宏願。入京後，李鴻章在時任刑部郎中的父親引領下，遍訪呂賢基、王茂蔭、趙畇等安徽籍京官，得到他們的器重和賞識；同時，由於科場順利，使他得以有廣泛的交遊和開闊的眼界，當時與他同榜的甲辰（舉人）、丁未（進士）兩科中，不少人日後膺任樞臣疆寄，李鴻章與這些同年一直保持着密切而特殊的關係。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李鴻章應順天府鄉試，考中舉人。 ^[94]  同年，與周氏完婚。

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李鴻章入京會試。當時出身徽商又為蘇州世家的主考官潘世恩，以及名臣翁心存（李鴻章的房師孫鏘鳴之師），在青年李鴻章任翰林院編修時，對其經世致用世界觀的形成，均有一定的啓迪；而以潘、翁為領袖的蘇南豪紳，對李鴻章後來組建淮軍迅速崛起於江蘇，也予以極大的支持。而李鴻章在初次會試落榜後的“乙丙之際”（即1845—1846年），即以“年家子”身份投帖拜在湖南大儒曾國藩門下，學習經世之學，“朝夕過從，講求義理之學” ^[94]  ，奠定了一生事業和思想的基礎。

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李鴻章中進士，列二甲第十三名（殿試列二甲第三十六名），朝考後改翰林院庶吉士。 ^[2]  同時，受業曾國藩門下，講求經世之學。道光三十年（1850年）四月，朝廷“引見丁未科散館人員”，改授李鴻章為翰林院編修，充武英殿編修。 ^[3-4] 

自道光三十年（1850年）起，太平天國運動爆發，迅速向東發展。咸豐三年（1853年）正月，從武漢順江東下的太平軍佔領安慶，殺死巡撫蔣文慶。李鴻章慫恿工部左侍郎呂賢基上奏，並代為捉刀連夜趕寫奏章。清文宗詔諭呂賢基任安徽團練大臣，辦理團練防剿事宜。呂賢基對李鴻章説：“君禍我，上命我往；我亦禍君，奏調偕行。”於是，他隨同侍郎呂賢基回籍辦團練。 ^[6]  五月，李鴻章帶兵守衞和州裕溪口，首次與太平軍交戰。 ^[7]  次年（1854年），李文安也由王茂蔭舉薦，回鄉辦團練。李家父子的團練“整齊皆可用”。李鴻章先後隨周天爵、李嘉端、呂賢基、福濟等清廷大員在皖中與太平軍、捻軍作戰。 ^[8] 

李鴻章以書生帶兵，既有“專以浪戰為能”的記錄，也有“翰林變作綠林”的惡名。數年的團練生涯，使他逐步懂得了為將之道，不在一時勝敗，不逞匹夫之勇。 ^[9] 

咸豐五年（1855年）二月，因克復安徽含山縣之功，李鴻章被賞帶知府銜。 ^[10]  十月，因率團練收復廬州之功，“奉旨交軍機處記名以道府用”。咸豐六年（1856年）九月，隨同安徽巡撫福濟等先後攻克巢縣、和州等地，十月敍功賞加按察使銜。 ^[11]  然而，功高易遭妒，一時之間，謗言四起，李鴻章幾不能自立於鄉里。咸豐七年（1857年），福濟奏報李鴻章丁憂，為父親守制，從而結束了他為時五年的團練活動。次年（1858年），太平軍再陷廬州，李鴻章攜帶家眷出逃，輾轉至南昌，寓居其兄李翰章處。 ^[9] 

咸豐九年（1859年）二月，李鴻章被派往安徽軍營，由正紅旗蒙古副都統伊興額統領。 ^[12]  十二月赴江西建昌，入曾國藩幕府，負責起草文書。此時，正當湘軍三河之戰敗績，急需人才。因此，曾國藩對於招李鴻章入營襄助，甚為積極。在曾國藩的教導下，李鴻章的思想、性格乃至生活習慣發生轉變。曾國藩生性“懦緩”，而李鴻章的作風則明快果斷；曾國藩每有大計常猶豫再三，往往得李鴻章在旁數言而決。 ^[9] 

咸豐十年（1860年）秋，李鴻章與曾國藩因曾國藩決定移軍祁門和彈劾李元度二事發生嚴重分歧。李鴻章認為祁門地處萬山叢中，是兵家所忌的“絕地”，移駐不妥；而李元度追隨曾氏，好為“文人大言”，而非將才，曾國藩深知其短卻使他領軍防守徽州，甫一兵敗又嚴詞糾參，李鴻章不願擬稿並“率一幕人往爭”，終至憤而離營。後來，經過胡林翼、陳鼐和郭嵩燾等友朋的勸説和曾國藩的再三招請，李鴻章乃於次年（1861年）六月七日重回湘軍大營。 ^[9]  這時，曾國藩對他另眼相看，舉凡“軍國要務，皆與籌商”。李鴻章受到重用，成為曾國藩鎮壓太平天國起義的左右手。 ^[94] 

1860年威廉·桑德斯為李鴻章拍攝的坐姿照(2張)

咸豐十年（1860年），在太平軍二破江南大營後，清政府在整個長江下游地區已失去最後一支主力。太平軍進軍蘇、杭，江南豪紳地主紛紛逃到上海。為免遭滅頂之災，在滬士紳買辦一面籌備“中外會防局”，依賴西方僱傭軍保護上海；另一方面又派出錢鼎銘等為代表，前往安慶請曾國藩派援兵。曾國藩屬意曾國荃及湘軍宿將陳士傑組軍東援未果後，轉商於李鴻章，李鴻章欣然應命，於是開始了淮軍的招募與組建。 ^[9] 

咸豐十一年（1861年）夏，西鄉團練頭目得知曾國藩就任兩江總督，身為安徽人的李鴻章在幕中主持機要時，就公推曾任李文安幕僚的張樹聲向李鴻章、曾國藩上了一道稟帖，洞陳安徽形勢，並表示了願意投效的決心。曾閲後大為賞識，親筆批示“獨立江北，真祖生也”。由於廬州團練的這些基礎和李鴻章在當地的各種關係，淮軍的組建、招募比較順利。 ^[9] 

李鴻章首先通過張樹聲招募了合肥西鄉三山諸部團練。接着，又通過前來安慶拜訪的廬江進士劉秉璋與駐紮三河的廬江團練頭目潘鼎新、吳長慶建立聯繫。潘、劉自幼同學，又同為李鴻章父親李文安的門生，吳長慶的亡父吳廷香也與李文安有舊交，自然一呼而應。 ^[9] 

同治元年（1862年）春節過後，淮軍最早的部隊“樹”（張樹聲）、“銘”（劉銘傳）、“鼎”（潘鼎新）、“慶”（吳長慶）四營即陸續開赴安慶集訓。與此同時，李鴻章還命令三弟李鶴章回合肥故鄉招募舊部團練，響應投軍的有內親李勝、張紹棠，昔年好友王學懋，以及父親李文安的舊部吳毓蘭、吳毓芬等。 ^[9] 

首批四營淮軍抵達安慶後，曾國藩極為重視，親自召見各營將領加以考察，並親為訂立營制營規。曾國藩擔心新建的淮軍兵力太單薄，還從湘軍各部調兵借將 ^[94]  ，其中整營撥歸淮軍的有：

這樣，李鴻章初建的淮軍，就有了14個營頭的建制（每營正勇505人，長夫180人，共685人）。 ^{[9]  [13]}  李鴻章從曾國藩手下的幕僚，轉變為清朝統治集團重要的一員，並在軍事上取得獨當一面的指揮權。 ^[94] 

二月，曾國藩在李鴻章陪同下，檢閲已到達安慶集結的淮軍各營，淮軍正式宣告建軍。隨後，上海士紳花銀18萬兩，僱英國商船7艘，將淮軍分批由水陸運往上海。由於“濟”字營留防池州，因此乘船入滬的淮軍共計13營約9000人。李鴻章本人於三月十日隨首批淮軍抵滬。 ^[9]  三月，經曾國藩推薦，李鴻章被署任為江蘇巡撫 ^[14]  ，十二月改為實授，一度暫署辦理通商事務大臣。 ^[15] 

李鴻章受任之初，形勢極為嚴峻。當時上海是全國最大的通商口岸之一，華洋雜處，是江南財富集中之地。淮軍抵達時，正值太平軍第二次大舉進攻，能否守住上海並徐圖發展，是擺在李鴻章面前的最大考驗。李鴻章牢記曾國藩的教誨：“以練兵學戰為性命根本，吏治洋務皆置後圖。”而由上海官紳組建的“中外會防局”，一心指望外國僱傭軍抵禦太平軍，他們和外國軍隊對淮軍不以為然，“皆笑指為丐”。面對這種情況，李鴻章激勵將士説“軍貴能戰，待吾破敵懾之”。不久，淮軍果然於當年下半年獨立進行了虹橋、北新涇和四江口三次惡戰，李鴻章親臨前線指揮，成功守住了上海，讓中外人士對淮軍刮目相看。 ^{[9]  [16]} 

淮軍到滬未及一年，“盡改（湘軍）舊制，更仿夷軍”，轉變成了裝備洋槍洋炮；李鴻章還僱請外國教練訓練的新式軍隊，大大提高了戰鬥力。 ^[13]  同時，他還採取一系列招降納叛，兼收幷蓄的措施，擴充實力在掌握地方實權後，他在江蘇大力擴軍，使淮軍在兩年內由6000多人增至6、7萬人，成為清軍中裝備精良、戰鬥力較強的一支地方武裝。 ^[94] 

為了認真訓練淮軍，並與外國僱傭軍協同作戰，李鴻章與英國艦隊司令何伯、陸軍提督士迪佛立訂立會商攻打太平軍協議，規定：（1）李鴻章派出淮軍六千人與外軍“共維大局”，其中三千人進駐南橋，三千人由英國軍官負責嚴加訓練；（2）作戰中奪取的軍需品應歸淮軍所有；（3）雙方軍事調動必須互相通知，並互相供給軍事情報。 ^[9]  同治二年（1863年）春，李鴻章與士迪佛立訂立《會同管帶常勝軍條約十六款》，議明常勝軍及統帶官由李鴻章指揮。常勝軍整頓後不久，李鴻章與新任統領戈登關係良好，很快“成為戈登的好友和贊助他的人”。 ^[94] 

在上海初步站穩腳跟後，李鴻章開始從“察吏、整軍、籌餉、輯夷各事”入手，以進一步鞏固自己的地位：

同治元年（1862年）十一月，常熟太平軍守將駱國忠投降。李鴻章乘機率淮軍發起收復蘇、常的戰役。經過與前來平叛的太平軍反覆激戰，淮軍最終攻克常熟、太倉、崑山等地。在初步掃清蘇州外圍後，李鴻章制訂了三路進軍計劃，中路程學啓統率，由崑山直趨蘇州；北路李鶴章、劉銘傳從常熟進攻江陰、無錫；南路則下攻吳江、平望，切斷浙江太平軍增援的道路。

同治二年（1863年）正月，李鴻章兼署五口通商大臣。奏設外國語言文學學館於上海，是其創辦洋務之始。七月，程學啓部兵臨蘇州城下，太平天國忠王李秀成率軍自天京往援，與北路淮軍大戰於無錫大橋角，太平軍失利。這時，蘇州太平軍守將郜永寬等發生動搖，與程學啓部秘密接洽獻城事宜。十一月初五，郜永寬等殺死守城主將譚紹光，開城投降。淮軍入城後，太平軍八降王率部屯居半城，不願剃髮解除武裝，而是索要官銜及編制。為此，李鴻章採納程學啓的建議，誘殺八降將，並遣散餘眾。蘇州殺降，儘管引起戈登的不滿，一度鬧得不可開交，但就李鴻章來説，畢竟消除了“變生肘腋”的隱患，正如其在稟母親的書信中所稱“此事雖太過不仁，然攸關大局，不得不為”。曾國藩接報後，讚賞李鴻章“殊為眼明手辣”。

此後，淮軍節節勝利。同治三年（1864年）攻克常州，太平天國護王陳坤書被捕殺。常勝軍宣告解散，留洋槍隊三百人、炮隊六百人併入淮軍。 ^[94]  此時，蘇南地區的太平軍基本被肅清，清廷賞李鴻章騎都尉世職。

當時，湘軍久攻天京不下，清廷屢次詔催李鴻章率淮軍前往會攻。李鴻章從自己與曾氏兄弟的關係考慮，染指金陵必會被認為搶功，而得罪曾氏。於是，他一面在蘇、常按兵不動，一面掉頭南下攻入浙江，結果惹惱了閩浙總督左宗棠，左宗棠上奏朝廷，告李鴻章“越境掠功”。五月十三日，李鴻章聞知湘軍攻城地道將成，又因為朝廷一再催促，遂派劉士奇炮隊及劉銘傳、潘鼎新、周盛波等二十七營會攻天京。十五日，曾國荃出示李鴻章發來的出兵諮札，激示眾將出擊。第二天，湘軍攻克天京。事後，曾國藩曾執手向李鴻章表示感激：“愚兄弟薄面，賴子保全。”江蘇肅清後，李鴻章受封一等肅毅伯，賞戴雙眼花翎。 ^[94] 

太平天國失敗後，在湘淮軍的去留問題上，曾國藩與李鴻章採取了不同的做法。曾國藩不顧清廷責成他再顧皖省軍務的命令，在攻下天京後不到一個月，就將他統率的湘軍大部分遣散。這固然是因為湘軍“暮氣已深”，更重要的是，曾國藩擔心功高震主，給自己帶來殺身之禍。而李鴻章則認為：“吾師暨鴻章當與兵事相始終，留湘淮勇以防剿江南北，俟大局布穩，仍可遠征他處”，他進一步看到“目前之患在內寇，長遠之患在西人”，因此他主張保留湘淮軍的用意，不止於“靖內寇”，更在於“御外侮”。

同治四年（1865年）四月，剿捻統帥博爾濟吉特·僧格林沁全軍覆沒于山東菏澤。清廷即任命曾國藩為欽差大臣，北上督師剿捻，以李鴻章署理兩江總督，負責調兵、籌餉等後勤事宜。由於湘軍大部已裁撤，因此曾國藩北上率領的多為淮軍。曾國藩一到前線，即採用劉銘傳、李鴻章等擬定的方針，決定“以有定之兵，制無定之寇”，在安徽臨淮、河南周口、江蘇徐州、山東濟寧四鎮屯紮重兵，一省有急，三省往援。後來，曾國藩又在運河、黃海、沙河和賈魯河一帶分兵設防，實行“畫河圈地”之策。但是，一方面，當時捻軍正值勢旺，作戰快速多變，枯守堵御一時難以奏效；另一方面，曾國藩也無法有效指揮淮軍。因此，歷時一年半，曾國藩督師無功，清廷不得不於五年（1866年）十一月初一改命李鴻章為欽差大臣，接辦剿捻事務。 ^[94] 

李鴻章上任後，淮軍繼續擴軍，李昭慶所部一軍擴至19營，名武毅軍，並添調“魁”字2營、親兵1營、“鳳”字7營。此外，又借調唐仁廉馬隊3營。合計剿捻兵力達7萬人。李鴻章於十一月二十三日抵達徐州時，捻軍已一分為二，賴文光、任柱等率東捻軍仍留在中原作戰，張宗禹、邱遠才等則率捻軍入陝西。李鴻章首先決定傾全力對付東捻軍。他雖然仍堅持採用“以靜制動”的戰略方針，但鑑於曾國藩分防太廣，難以奏效的教訓，改為“扼地兜剿”的戰法，即力圖將捻軍“蹙之於山深水復之處，棄地以誘其入，然後各省之軍合力，三四面圍困之”。 ^[94]  在具體實施這一戰略時，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自同治五年（1866年）十一月至次年四月，實施“臼口之圍”，主戰場在湖北。李鴻章掛帥之初，正值東捻軍突破曾國藩原設的賈魯河—沙河防線，集結於湖北臼口一帶，兵力約十萬人。李鴻章迅速調動湘淮軍各部7萬餘人，分路進擊，意圖一舉殲滅。

同治五年十二月（1867年1月），淮軍“松”字營在安陸羅家集被捻軍擊敗，統領郭松林受重傷。半個月後，“樹”字營在德安楊家河被捻軍殲滅，統領張樹珊陣亡。同治六年（1867年）元月，雙方主力在安陸尹隆河展開決戰，湘淮軍兩大主力“霆”軍與“銘”軍原訂同時發兵，但兩軍統領劉銘傳與鮑超互相輕視，劉銘傳為搶功而提前單獨進擊，結果遭捻軍痛擊，幾乎喪命。幸虧鮑超及時赴援，才反敗為勝，捻軍損失2萬餘人。事後，李鴻章一意迴護劉銘傳，鮑超反被訴為虛冒戰功。由是，鮑超鬱憤成疾，執意告退，所部“霆”軍32營大部被遣散，只留唐仁廉擇精壯，另立“仁”字營，併入淮軍建制。二月，東捻軍又全殲湘軍彭毓橘部，並於四月間突破了李鴻章設置的包圍圈。

第二階段自同治六年（1867年）五月至十二月，實施膠萊河、運河防線，主戰場移至魯東。東捻軍在跳出包圍圈後，復於五月突破運河防線，直趨山東半島。在劉銘傳、潘鼎新的建議下，李鴻章確定採取“倒守運河”之策，又在膠萊河兩岸增設了內層防線，調淮軍、東軍、豫軍分段防守。由於山東巡撫丁寶楨不願將轄地變做戰場，疏於防範，結果東捻軍在七月間突破膠萊河防線。經過一場激烈的爭執後，李與丁重修舊好，協力將東捻軍堵御在黃海、運河、六塘河及大海之間的狹窄地帶，使捻軍“以走制敵”的優勢無法發揮。十月，任柱在蘇北贛榆戰死，隨之東捻軍在壽光一戰損失3萬餘精鋭。十二月，賴文光率殘部突破六塘河，南走至揚州被捕殺。 ^[94]  東捻軍覆滅，李鴻章因功賞加騎都尉世職。

第三階段是同治七年（1868年）上半年，在直東戰場與西捻軍交戰。當東捻軍困厄之時，西捻軍緊急馳援，以進軍直隸威脅京畿而迫清軍回救。元月，西捻軍抵達保定，清廷大震，急調李鴻章、左宗棠及直、魯、豫、皖各督撫率軍北上勤王。時李鴻章正駐軍濟寧度歲，分派諸將北援，竟無一人應命，且紛紛求退，聚訟不休，淮軍幾至瓦解。李鴻章以救援不力，受到拔去雙眼花翎、褫去黃馬褂、革去騎都尉的處分。對此，李鴻章認為是“左公放賊出山，殃及鄙人”。但當危難之際，李鴻章仍耐心説服潘鼎新等將領遵旨北上。同時，清廷也命恭親王愛新覺羅·奕訢節制各路大軍，並協調左、李關係。在清軍的協力堵截下，張宗禹率領西捻軍於二三月間，一直在直魯邊境徘徊。四月二十九日，李鴻章與左宗棠會於德州桑園，議定“就地圈圍”之策，引運河水入減河，引黃河水入運河，命淮軍、東軍、皖軍分段駐守，又調湘淮軍精鋭作為追剿的“遊擊之師”。六月初，西捻軍與跟蹤追擊的湘淮軍數次接戰，迭遭慘敗。六月中旬，張宗禹率部在德州一帶數度搶渡運河未成，適逢黃、運、徒駭各河河水陡漲，處境更難。六月二十八日，在轉移途中，與淮軍主力劉銘傳、郭松林、潘鼎新部遭遇，一場激戰，西捻軍傷亡殆盡，張宗禹等二十餘人突圍至徒駭河邊，不知所終。 ^[94] 

早在同治六年（1867年），朝廷已授李鴻章為湖廣總督，仍在軍營督辦剿捻事宜。西捻軍覆滅後，清廷開復李鴻章迭次降革處分，並於同治八年（1869年）賞加太子太保銜，授湖廣總督、協辦大學士，兼署湖北巡撫。 ^[94] 

回武昌後，李鴻章於同治九年（1870年）初奉旨督辦貴州軍務，鎮壓苗民起義。尚未成行，復以甘肅回民起義軍入陝，清廷因左宗棠遠在平涼不及兼顧，又改命李鴻章援陝。但李鴻章實在不願與左宗棠共事，故一再拖延，直至六月下旬才抵西安。七天後，天津教案發生，列強軍艦麇集大沽口，李鴻章奉密諭“酌帶各軍剋日起程赴近畿一帶相機駐紮”。因曾國藩的處置為輿論所非議，民怨沸騰，故朝廷命李鴻章接替曾國藩辦理此案，這是李鴻章的第一個涉外關係事件。李鴻章最後同意賠款40萬兩，派一個使團前去法國道歉，將天津知府張光藻、知縣劉傑充軍，8名肇事者處以死刑，25名送往新疆服苦役。 ^[95-96] 

英國攝影師約翰·湯姆遜所攝李鴻章中年照片(2張)

成功調解天津教案後，李鴻章在同治九年（1870年）八月被調為直隸總督，後又兼任北洋通商大臣。同治十年（1871年）七月，李鴻章與曾國藩會奏陳蘭彬選聰穎子弟赴美國留學。同月，李鴻章代表中國與日本簽訂了《中日修好條規》，這是一個雙方平等互惠的條約。但從簽約過程日本人的姿態中，李鴻章看出日本“日後必為中國肘腋之患”。果然，同治十三年（1874年），日本出兵侵台，李鴻章積極支持清政府派沈葆楨作為欽差大臣率艦隊赴台灣巡閲，並調駐防徐州的淮軍唐定奎部6500人分批前往台灣。此事最後雖以簽訂《北京專約》而暫時平息，但後來日本還是於光緒五年（1879年）乘隙吞併了琉球。 ^[25] 

光緒元年（1875年），英國藉口“馬嘉理案”，對清政府施壓。在英國公使威妥瑪發動戰爭的要挾下，李鴻章巧妙地利用國際法挽回決裂之局，於光緒二年（1876年）與英國簽訂了《中英煙台條約》。在他建議下，清政府派郭嵩燾赴英國道歉，使其成為中國第一位駐外公使。但條約也因增開了宜昌、蕪湖、温州、北海四個通商口岸，並允許英國人可以進入西藏，損害了中國主權。 ^{[74]  [75]} 

（李鴻章中年照相冊參考資料 ^{[52]  [57]}  ）

自19世紀下半葉起，法國開始不斷侵略清朝的藩屬國越南阮朝。通過兩次《西貢條約》，法國迫使越南承認法為越保護國。為深入侵略清朝西南地區，法方於光緒九年（1883年）再度發動侵越戰爭，佔領戰略要地北圻，擊敗清軍，中法戰爭由此爆發。 ^[85] 

戰爭初期，清廷命李鴻章統籌邊防戰事。李鴻章則認為“各省海防兵單餉匱，水師又未練成，未可與歐洲強國輕言戰事”。他先與法國駐華公使寶海簽訂《李寶協議》，旋為法國政府反悔，繼與法駐日公使洽談未果。光緒十年（1884年）初，清軍敗於北寧之戰，並丟失太原和興化兩地。在此情況下，慈禧改組軍機處（參見詞條甲申易樞），主和輿論漸起，清廷派出李鴻章為代表與法國議和。四月十七日（5月11日），李鴻章與法國海軍中校福祿諾在天津簽訂《中法會議簡明條約》（又稱《李福協定》），雙方停戰。 ^{[77]  [76]}  同年6月的《第二次順化條約》使越南不再對清廷朝貢，改受法國控制。此時，清廷雖與法國簽訂協定，但李鴻章一直未下令讓清軍退回清朝境內。6月23日，“觀音橋事變”發生，局勢惡化，而談判又陷入僵局。因清、法談判破裂，由孤拔指揮的法軍艦隊襲擊福州，攻擊南洋水師，並圍困台灣。在越南戰線方面，光緒十一年（1885年）初，清軍取得鎮南關之戰的勝利，迫使法總理朱爾·弗朗索瓦·卡米爾·茹費理辭職，法新政府隨即向清廷提出議和。李鴻章在戰爭中主張“乘勝即收”，建議挾勝與法國締約。清廷亦難以繼續戰爭，因此同意議和，命海關總税務司赫德派其僚屬赴巴黎，與法國簽訂停戰協定（《巴黎協定書》）。之後，清政府批准《李福協定》，並將越南境內清軍召回。 ^[85] 

在英國調停下，李鴻章在光緒十一年（1885年）5月起作為清朝全權代表與法國公使巴德諾（Patenotre）在天津會談，6月9日簽訂《中法會訂越南條約》（又稱《越南條款》《中法新約》）。條約承認了法國對越南的“保護”，並使中越邊境對法國開放。 ^{[76]  [77]  [85]} 

在鎮壓太平天國時，李鴻章利用上海富紳的銀兩引進洋人的機器設備，於同治二年（1863年）左右創辦了中國第二個近代軍工企業—上海洋槍三局。到兼任北洋大臣後，他開始籌辦洋務，江南製造局、天津機器局、輪船招商局等都是該期間的重要成果（參見主要影響“洋務重臣”部分）。因為對日本的擴張政策有一定瞭解，他也被認為是朝廷中的“知日派”。

無論是日吞琉球，還是法佔越南，李鴻章都深切意識到，列強的威脅來自海上。因此，從同治十三年（1874年）起，他開始提出“海防論”，積極倡議建立近代化的海軍。自光緒五年（1879年）至光緒二十年（1894年）中日開戰前，北洋水師逐漸建設成軍，號稱“亞洲第一艦隊”。但清廷的內耗也使得海軍的建設陷於停頓、倒退的困境。 ^{[97]  [104]  [105]} 

光緒十年（1884年），朝鮮爆發“甲申政變”，對朝鮮時存覬覦之心的日本，乘機出兵。次年（1885年），李鴻章和伊藤博文訂立了《中日天津會議專條》，規定朝鮮若有重大事變，中日雙方出兵需要事先知照。為甲午戰爭爆發結下禍胎。 ^[79] 

光緒二十年（1894年），朝鮮爆發東學黨起義，朝鮮政府請求中國出兵幫助鎮壓，李鴻章過於聽信駐朝專員袁世凱的報告，認為日本“必無他意”，遂派直隸提督葉志超和太原鎮總兵聶士成率軍1500人赴朝，依《天津會議專條》通知日本。不料，日本此後立即向朝鮮派兵，在朝日軍增至8000餘人。因變亂很快消散，日清兩國軍隊抵達時已經大致平定，清廷乃提議雙方撤兵，不意日方竟要求兩國軍隊持續駐紮，共理朝鮮國政，清廷拒絕。五月，日軍突入皇宮，挾持朝鮮高宗，迫令大院君出面掌理國政，在遭拒後將其軟禁。李鴻章察覺事態嚴重，為設法避免戰爭，曾通過英、俄兩國出面斡旋，但為日本拒絕。無奈下，只得急調陸軍自遼東進入朝鮮，和日本相抗衡。 ^[79] 

為求速效，李鴻章又租賃英國船艦高升號載運部分官兵由海路進發。但在六月二十三日（7月25日），日艦在豐島發動突然襲擊，擊沉高升號，溺斃官兵上千（參見詞條高升號事件）。後日艦又不宣而戰，在豐島襲擊載運清軍進駐牙山返航的濟遠、廣乙兩船，使得廣乙沉沒，濟遠遁回威海衞。此外，日本陸軍在牙山發起攻勢。 ^[79] 

清廷無法忍耐，決定對日宣戰，卻因入朝大軍尚未會合而屢遭失敗。八月十六日（9月15日），駐朝陸軍在平壤與日軍激戰數晝夜後潰敗，總兵左寶貴戰死，統帥葉志超等逃回國內（參見詞條平壤之戰）。日軍乘勝追擊，自陸路過平壤向北前進，跨越鴨綠江攻入遼東，連下遼東要地，又由旅順渡海進擊山東榮城、文登。八月十八日（9月17日），北洋艦隊與日本海軍主力在黃海大東溝附近海域遭遇，北洋海軍提督丁汝昌執行李鴻章“保船制敵”的方針，但北洋海軍彈藥不足，在此情況下與日本艦隊進行了一場長達5個小時的海上會戰（參見詞條黃海海戰）。此戰清艦沉沒4艘，日艦亦遭重創，但北洋水師對黃海的制海權盡失，其餘船艦盡數退至威海外圍的劉公島。 ^[79] 

延至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初，旅順、威海等重要海軍基地失守，被日本海軍包圍的劉公島成為孤島，丁汝昌自盡，北洋水師或被擊沉，或被俘獲，全軍覆滅（參見詞條威海衞戰役）。 ^[79]  這也標誌着洋務運動的失敗。 ^[103] 

中日雙方的議和其實從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初就已經展開，在美國斡旋下，清廷首先派出全權使節張蔭桓與邵友濂來到廣島，希望能會見總理大臣伊藤博文和外交大臣陸奧宗光。然而日方以張、邵二人所攜帶之全權委任狀並不完備而拒絕交涉，持續陸海兩方攻勢，暗示要恭親王奕訢或李鴻章出面。二月十八日，李鴻章在不願意但無法拒絕的情況下被慈禧太后任命為全權大臣，趕赴日本山口縣馬關（今日本山口縣下關市）議和。 ^[79] 

儘管行前清廷已授予李鴻章割地賠款的全權，但他仍期望“爭得一分有一分之益”，與日方代表反覆辯論。因此，在交涉最初，談判陷入僵局。在第三次談判後的3月24日，李鴻章於馬關住處的路上遭刺客小山豐太郎開槍擊中左眼瞼下方，幸子彈未擊中要害，李鴻章復原迅速。此事使世界輿論譁然，日方唯恐國際局勢對己不利，因而在和談條件上稍有收斂。三月十六日，李鴻章傷稍愈，雙方第四次談判，日方對清政府賠款2億5千萬兩白銀（本為3億兩），割讓遼東半島及台灣、澎湖等島要求表示不再讓步，日方和談代表伊藤博文謂，李鴻章面前“但有允與不允兩句話而已”。事後日方繼以增兵再戰進行恫嚇。李鴻章等連發電報請示，光緒帝同意簽約，命令“即遵前旨與之定約”。三月二十三日（4月17日），李鴻章代表清政府與伊藤博文簽署《馬關條約》。 ^[79]  據説在簽字前的最後關頭，李鴻章曾經垂淚對使團的美國顧問科士達説：“萬一談判不成，只有遷都陝西，和日本長期作戰，日本必不能征服中國，而中國可以抵抗至無盡期。日本最後必敗和。” ^[111] 

甲午中日戰爭及《馬關條約》前後的李鴻章形象(3張)

根據和約規定，朝鮮從原先清的屬國成為獨立國家；清割讓遼東半島、台灣島與澎湖列島給日本；賠償軍費2億兩（大概是清政府年收入的2.5倍）；日本取得最惠國待遇，同時在新開放的商埠得以自由從事各種製造業。這強化了日本對華的資本輸出。雙方在協議期間，李鴻章私下將交涉經過向其他列強通報，這也讓俄、德、法三國出面干涉，不希望遼東半島為日方控制。日方屈服，同意放棄遼東半島，以清政府支付3000萬兩“贖遼費”作為補償。 ^[79] 

甲午戰後，李鴻章被解除了位居二十五年之久的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職務，投置閒散。在此之前，俄國會同法、德成功進行“三國干涉還遼”，清廷上下視俄國為救星，李鴻章及恭親王、翁同龢、劉坤一等重臣均傾向聯俄。清政府的外交政策也由“以夷制夷”轉向“結強援”。於是，為應對不斷崛起的日本造成的威脅，清政府想利用俄國和日本在東北的矛盾，聯合俄國來限制日本在華的擴張。 ^[55] 

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春，俄國沙皇尼古拉二世舉行加冕典禮，較早提倡“聯俄製日”的李鴻章奉命作為“欽差頭等大臣”前往祝賀。李鴻章從上海出發，經敖德薩到達聖彼得堡。先後與俄國財政大臣謝爾蓋·維特、尼古拉二世舉行會談，俄方提出在清朝境內“借地修路”，並以俄國“支持中國的完整性”作為承諾。到尼古拉二世加冕時，李鴻章前往祝賀，被安排在首席賀臣的行列。四月，李鴻章簽訂了《中俄密約》，規定中俄結盟共同對付日本，並同意俄國修築西伯利亞鐵路經過中國的黑龍江、吉林直達海參崴，口岸對俄國兵船開放，導致整個東北淪為沙俄勢力範圍。 ^[55] 

此後，李鴻章先後訪問德國、荷蘭、比利時、法國、英國、美國和加拿大等國，行程9萬多公里：6月14日，李鴻章覲見德皇威廉二世，6月24日又前往漢堡拜會前首相奧托·馮·俾斯麥，均受到高規格的接待；7月4日抵達荷蘭，8日前往比利時，13日抵達法國巴黎；8月2日抵達英國，被維多利亞女王授予“維多利亞頭等大十字寶星”勳章；8月28日抵達美國紐約，受到美國總統格羅弗·克利夫蘭接見。 ^{[18]  [19]  [55]} 

在這些國家，李鴻章受到盛情款待，會見了各國國家元首、政府首腦和達官貴人，還參觀了工廠、農村、報社、學校、礦山、電報局、銀行、軍隊、博覽會等。在德國，他專門請醫生以“電照法”（即X光）檢查了在馬關遇刺時仍留在臉上的子彈。在英國他還參觀了英國議會，曾坐在下院特設的席位上聽議員發言議政。在美國，李鴻章參觀了獨立廳、自由鍾、美國國會、國會書館；在紐約華爾道夫飯店接受《紐約時報》記者訪問時，他抨擊了美國的《排華法案》。 ^[61]  9月14日，李鴻章從加拿大温哥華乘美國輪船起程回國。 ^[102] 

這次出訪，使李鴻章眼界大開，對西方、尤其是西方“立國政教”的認識又深了一層，正如他剛回到天津後給親信吳汝綸的覆信所説：“所見過於所聞。”在給吳汝綸的信中，他得出了歐美“立國政教”的“扼要處，實在上下一心，故能齊力合作，無事不舉，積富為強”。 ^[102] 

（李鴻章出訪各國圖冊部分參考資料 ^{[55]  [18]  [19]  [56]}  ）

從歐美歸來後，躊躇滿志的李鴻章覲見光緒帝和慈禧太后，詳細談了所見歐美的繁華強盛，並以中國貧弱提出“須亟設法”。但他的意見並未得到重視，本人也未獲重用，僅於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10月24日被任命為總理衙門上行走，只是見習大臣，並無實權，被人稱為無用的“伴食之宰相”。 ^[102] 

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6月，英國向清廷租借九龍半島界限街以北的新界地區，為期99年。李鴻章代表清廷與英國訂立《展拓香港界址專條》。

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1月，李鴻章被任命為兩廣總督，乘船南下廣州，途經香港，與香港總督卜力等會面，商討鴉片管制、打擊海盜、九龍寨城管治權等問題。李鴻章出任粵督期間，北方爆發了義和團運動。同年5月，英、法等國組成八國聯軍，入侵中國，干涉義和團運動。6月，慈禧太后決定“招撫”義和團，對各國宣戰，北方局勢一片混亂。 ^[20] 

此時在廣東的李鴻章對慈禧太后這一舉動頗不以為然，當他接到宣戰詔書以後，當即以為：“此亂命也，粵不奉詔。”隨後打電報給在上海的郵政大臣盛宣懷，並讓他將此意密緻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建議採取權宜之計，來維持各省現有的秩序，使各國放心。在盛宣懷等人的策劃、聯絡下，劉坤一、張之洞等於6月26日同各國領事簽訂《東南保護條款》。李鴻章對此完全贊同。 ^{[20]  [99]} 

庚子事變前後的李鴻章(7張)

在時局日益糜爛時，據説張之洞等還提議，一旦北京不保，慈禧太后與光緒死於非命，到時就共同推舉李鴻章出任中國“總統”，以主持大局。 ^[80]  在此期間，港督卜力和香港政治家何啓博士也有意拉攏革命黨領袖孫中山與李鴻章合作，謀求“兩廣獨立”，建立聯合政府。經由革命黨人陳少白和李鴻章的幕僚劉學詢牽線，李鴻章一度有意與自日本前來的孫中山晤面，但由於雙方互存戒心且李鴻章奉詔北上而作罷。 ^[99] 

五月二十二日，清廷讓李鴻章奉旨北上。但他認為時機不合適，便藉口拖延。六月十二日（7月8日），清廷再度授李鴻章為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連續電催其北上。李鴻章不得已，才緩慢出發，乘輪船至滬後，以身體不適為由遷延觀望。一邊打探北方消息，一邊探聽在上海的各國公使的意向，並與劉坤一聯名上書，建議朝廷保護各國洋商、教士。他的部下及親屬也都勸其以馬關為前車之鑑，不要再北上。直至北方局面實在無法收拾，北京淪陷，兩宮逃亡，慈禧在逃亡途中電催李鴻章北上，“準其便宜行事”。各疆吏也都對李鴻章北上之事表示了極大的關注，認為其“早到一日，朝廷早安一日矣”。李鴻章要求慶親王愛新覺羅·奕劻和軍機大臣瓜爾佳·榮祿參與此事，得到允許。9月29日，李鴻章到達天津。10月5日，由百名俄軍護送，自天津乘船北上，11日到達北京賢良寺西跨三院。賢良寺由俄國兵把守，外國報紙評論李鴻章“實際上是受到禮遇的俘虜”。 ^{[21]  [90]} 

抵京當日，李鴻章和慶親王開始與德、奧、比、西、美、法、英、意、日、荷、俄十一國代表進行艱難的談判。李鴻章與列國以國際法為依據，提出義和團為叛逆，皇室之前的宣戰詔令是被挾持之下發出；不承認中國與十一國交戰，故各國無割地的理據，而中國則只有賠償軍費的義務。經過多次討論，列強確定了十二款條約。李鴻章等則按照清廷旨意與各國“磋磨”，力爭“稍資補救”，然而列強態度強硬，寸步不讓。 ^[90]  拖延至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1月15日，李鴻章和慶親王在“議和大綱”上簽字。 ^[21]  簽字後，他遭到多方責難。學者辜鴻銘曾當面批評説：“賣國者秦檜，誤國者李鴻章！” ^[100] 

由於早年馬關遇刺失血過多，李鴻章一累就有眩暈的頑疾。勞累過度的他在拜會英、德公使後回賢良寺的路上受了風寒，舊病復發。之後，他吐血不止，“紫黑色，有大塊”，“痰咳不支，飲食不進”。 ^[21] 

7月，李鴻章病情加劇，不能視事。七月二十五日（9月7日 ^[69]  ），李鴻章與慶親王在《辛丑條約》上簽字。同月，李鴻章又患上傷風，“鼻塞聲重，精神睏倦”。10月30日，在死前八天，他還到俄國使館議事，據説俄使對其竭盡恫嚇脅迫之能事。歸來後，李鴻章“嘔血碗許”，被診斷為胃血管破裂。此後，病情似有好轉，隨後又轉入危急。 ^{[21]  [22]} 

光緒二十七年九月二十七日（1901年11月7日），李鴻章在北京病逝，享年七十九歲。 ^[22] 

據隨慈禧迴鑾的吳永記述説，慈禧在得到李鴻章病危的奏報後，甚為顧念，為之流涕，説：“大局未定，倘有不測，這如此重荷，更有何人分擔！”次日，李鴻章逝世的消息傳來，慈禧“震悼失次”，隨護人員“無不擁顧錯愕”，如同“梁傾棟折，驟失依恃者”一般。 ^[23] 

兩宮迴鑾後，對李鴻章降詔獎諭，命恭親王溥偉前往奠醊（後又派醇親王載灃前往致祭），贈官太傅，晉封一等侯爵，諡號“文忠”，並賜白銀五千兩治喪。同時，清廷允許李鴻章入祀賢良祠，在其原籍及立功省，如安徽、浙江、江蘇、上海、江寧、天津等地，相繼建祠祭祀；京師則特建專祠，由地方官員定期祭祀。清代漢族官員得以在京師建祠的，僅李鴻章一人。 ^{[22]  [24]} 

在堅持“中體西用”的基礎上，李鴻章認為，只有變法，才能應付時局，面對“數千年來未有之強敵”。對於當時全國的因循守舊風氣，他反覆抨擊，並深為嘆息。 ^[84] 

李鴻章的“變法”從“自強”開始。同治四年（1865年）在署理兩江總督任上，李鴻章鑑於原設三局設備不全，在曾國藩支持下，收購了上海虹口美商旗記鐵廠，與韓殿甲、丁日昌的兩局合併，擴建為江南製造局。與此同時，蘇州機器局亦隨李鴻章遷往南京，擴建為金陵機器局。 ^[84]  同治九年（1870年），調任直隸總督的李鴻章接管天津機器局，並擴大生產規模。於是，中國近代早期的四大軍工企業中，李鴻章一人就創辦了三個，正如他自己所言“練兵以制器為先”。 ^[92] 

爾後，在引進西方設備進行近代化生產的實際操作中，他又進一步提出：“中國欲自強，則莫如學習外國利器。欲學習外國利器，則莫如覓制器之器，師其法而不必盡用其人。欲覓制器之器與制器之人，則或專設一科取士，士終身懸以為富貴功名之鵠，則業可成，藝可精，而才亦可集”，反映出其認識的深化。 ^[92] 

19世紀70年代出任直隸總督後，李鴻章責任愈巨，視野愈闊，綜觀世界各國的發展，他痛感中國之積弱不振，原因在於“患貧”，得出“富強相因”，“必先富而後能強”的認識。因此，他在繼續籌辦“船堅炮利”的軍事工業的同時，把學習西方的重心轉移到以“求富”為目的的民用工業上來了。 ^{[84]  [92]} 

清朝中葉以後，由於京杭運河淤塞，朝廷南北貨物的調運部分改為海路。同治十一年（1872年）底，李鴻章抓住時機，督辦創立“輪船招商局”。 ^[84]  這是中國第一家民營輪船公司，也是中國近代最大的民用企業。它承攬了朝廷“官物”運輸一半的運量，而其隨後展開的客運業竟擠垮了英美合辦的旗昌公司。輪船招商局先以朱其昂為總辦，後以唐廷樞為總辦，徐潤、朱其昂、盛宣懷為會辦。由此奠定了“官督商辦”政策的基調。 ^[92] 

其後，在整個19世紀70、80年代，李鴻章先後創辦了河北磁州煤鐵礦、江西興國煤礦、湖北廣濟煤礦、開平礦務局、上海機器織布局、山東嶧縣煤礦、天津電報總局、唐胥鐵路、上海電報總局、津沽鐵路、漠河金礦、熱河四道溝銅礦及三山鉛銀礦、上海華盛紡織總廠等一系列民用企業，涉及礦業、鐵路、紡織、電信等各行各業。在經營方針上，也逐漸由官督商辦轉向官商合辦，從客觀上促進了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是中國近代化開始的標誌。 ^[92] 

而當洋人要在中國開設電報業務的時候，清朝朝野上下無不驚慌失措，以為“電報之設，深入地下，橫衝直撞，四通八達，地脈既絕……”。但李鴻章知道電報業藴藏着極高的軍事和民用價值，時隔不久，由他支持鋪設的中國第一條電報電纜線在大沽口到天津城之間開通。之後，由官銀投資、以贏利為目的的電報公司成立。李鴻章稱此舉為“官督商辦”，因為在中國創辦擁有自主權的企業“事體重大，有裨國計民生，故需官為扶持並酌借官帑以助商力之不足”。 ^[93] 

由於李鴻章的主持和參與，洋務派創辦了中國近代第一條鐵路、第一座鋼鐵廠、第一座機器製造廠、第一所近代化軍校、第一支近代化海軍艦隊等。有曾國藩和李鴻章共同創造的安慶內軍械所。李鴻章創辦的江南製造總局、輪船招商局。不但促進了清王朝的工業化，而且為財政捉襟見肘的清政府提供了大量穩定的資金。由此實現了李鴻章“外以折強鄰窺伺之漸，內以栢百年根本之謀”的目的。 ^[84] 

不過，李鴻章所建企業皆為官督商辦體制，企業初建之時官府沒有實力獨立創辦，便與民資合作。待企業步入正軌，官府便想方設法排斥民資，形成官府獨霸企業。由於連年戰亂政府不斷從企業中抽離資金、強加冗員，長期的政策保護又使企業暮氣沉沉，隨着外國勢力的入侵和民族資本的崛起難逃悲劇命運。而李鴻章本人及其家族則是從洋務中大發橫財。 ^[98] 

面對列強自海上而來的威脅，李鴻章自19世紀70年代起，就開始提出“海防論”，積極倡議建立近代化的海軍。 ^[97] 

同治十三年（1874年），李鴻章在海防大籌議中上奏，系統提出以定購鐵甲艦、組建北、東、南三洋艦隊的設想，並輔以沿海陸防，形成了中國近代海防戰略。次年（1875年），因海防“關要緊急”，李鴻章奉詔督辦北洋海防事宜。 ^[104] 

光緒五年（1879年），北洋水師開始建軍，其後不斷添購戰艦，逐漸建設成軍。中法戰爭後，鑑於福建水師幾乎全軍覆沒，清政府決定“大治水師”，於光緒十一年（1885年）成立海軍衙門，醇親王愛新覺羅·奕譞總理海軍事務，李鴻章為會辦。北洋水師得到發展的機會。至光緒二十年（1894年）中日開戰前，北洋水師擁有艦艇25艘，官兵4千餘人，是當時亞洲最強大的海上軍事力量。其主要艦艇包括：

在建設水師的同時，李鴻章加緊旅順、大沽、威海等海軍基地的建設，以加強海防。但清廷內耗眾生，户部迭次以經費支絀為藉口，要求停止添船購炮，使北洋海軍的建設陷於停頓、倒退的困境。 ^[105] 

早在曾國藩幕下時，李鴻章就提出“資夷力以助剿濟遠”“師夷智以造炮製船”的主張。因參與鎮壓太平天國起義，他在上海等地與西方人頻繁接觸，由此萌生了學習西方軍事的思想，並着手招幕外國工匠，開辦軍火工廠，自制槍炮。 ^[84] 

在與列強的頻繁交往中，他的視野不斷開闊。認識到，中國正處於“數千年來未有之大變局”之中，面對的是“數千年來未有之強敵”。因此，李鴻章曾提出“處今日喜談洋務乃聖之時”，進而主張在積弱的情況下“不能不以和，允為禦侮長策”。後來，李鴻章把自己的內政、外交思想集中地概括為“外須和戎，內須變法”。 ^[84]  他認為在追求自強的過程中，必須堅持“外須和戎，內須變法”的洋務總綱，也就是在列強環伺，外侮日甚的環境中，盡最大可能利用“以夷制夷”的外交手段，為中國的洋務——自強建設贏得儘可能多的和平時間。

其中“和戎”的含義有二層，一是維持現有局面，承認並遵守不平等條約，承認列強在華已獲取的非分權益。二是在中外衝突中着重求和，如馬嘉理案、中法戰爭及甲午戰爭期間中，李鴻章均認為中國“兵單餉匱”，“斷不可輕言於戰”，把希望寄託在列強的調停上。真可謂“議和則李鴻章必占人先，議戰則李鴻章必落人後”。 ^[84] 

李鴻章並不認為“和戎”是一味妥協，為“和”而“和”。他説“外交之道與自強之謀相為表裏”，“明是和局，而必陰為戰備”，也不排除使用武力的可能性。在具體的條約談判中，李鴻章總是能爭就爭，能少讓就少讓。如《馬關條約》，一定程度上也能體現他“爭回一分，即免一分之害”的談判精神。 ^[84] 

為此，他一生以外交能手自負，處理過許多重大的對外交涉。但在簽訂逼迫中國出讓利益的不平等條約時，李鴻章是列強最喜歡的談判對象，常常是列強指定李鴻章去談判，他甚至在與俄國簽訂條約的過程中收取賄賂。 ^[25] 

李鴻章一生，作為清政府代表，與各國（主要為歐美列強）簽定的條約（大部分為不平等條約）有：

李鴻章在洋務運動中創辦了一批軍工企業和民用企業，急需大量掌握近代科學技術知識的人才。他在《籌議海防折》中指出：“用人最是急務，儲才尤為遠圖。”李鴻章認為傳統的舊式教育不利於人才的培養，因此他創辦了一批新式學堂，積極倡導對自然科學和西方先進技術知識的教育傳播，重視留學生教育，拉開了中國近代教育的帷幕。 ^[57] 

李鴻章對科舉取士有着深刻的見解，他認為“中國士大夫沉浸於章句小楷之積習，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細心”，因此出現“用非所學，所學非所用”、不能重視學習西方“利器”的情況。同時，他贊同西方教育“求實際”的精神，他進一步提出，中國要自強，需要從學西方“利器”到引進“制器之器”，重點是培養自己的“制器之人”，“而尤以人才為亟要”。同時，他主張興西學，改革中國傳統科舉制度和教育模式，並付諸實踐。 ^[57] 

同治二年（1863年），李鴻章創辦了第一所新式學堂：上海廣方言館（原名“學習外國語言文字同文館”）。同治九年（1870年）初，上海廣方言館遷入江南機器製造總局，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與工藝學堂合併。上海廣方言館設有英、法、算、天文四館，並將學生分成上下兩班。在教學內容上，上海廣方言館除了傳統的經史古文時藝外，還增添了西語西文和自然科學。其中算學知識是每科學生必學課程。賈步緯為《廣方言館算學課藝》作序曰：“西人所謂化學、光學、電學、格致學、製造學非算無以明其理，即無以致其用，算學之於今日不綦重乎？”由此可見上海廣方言館很重視數學教育。 ^[57] 

隨着洋務運動的展開，李鴻章相繼提議和創辦了一系列新式學堂，主要有：同治十三年（1874年）江南製造局附設操炮學堂，光緒六年（1880年）的天津電報學堂，光緒七年（1881年）的天津水師學堂，光緒十一年（1885年）的天津武備學堂，光緒十九年（1893年）的天津西醫學堂等。這些學堂在教學內容上，除儒家經典外，還將自然科學、實用科學和軍事科學作為教學重點。新式學堂興起，對封建傳統教育模式造成了很大沖擊，促進了近代教育的變革。 ^[57] 

李鴻章在創辦新式學堂的同時，還非常重視留學生教育。同治十年（1871年），李鴻章與曾國藩聯名上《奏選派幼童赴美肄業辦理章程折》，經克服守舊派阻撓及生源選拔、籌集經費等困難，促成了同治十一年（1872年）8月近中國近代史上第一批官派留學生的派遣。至光緒元年（1875年），共有120名學生赴美國留學。 ^[57] 

此外，李鴻章還積極籌劃派人留歐事宜，主要有：光緒二年（1876年）奏請派卞長勝等7人赴德國學習；光緒三年（1877年），會同沈葆楨奏請派福建船政學堂學生26名、藝徒4名，赴英、法兩國學習，光緒七年（1881年）又續派10名；光緒十二年（1886年），會同曾國荃奏請派福建船政學堂學生24名、北洋水師學堂學生10名赴英、法留學等。 ^[57] 

留美幼童和赴英、法留學的學生結業回國後，基本上都成為專業科技人才，在各自的工作崗位上，為中國近代科技進步、實業發展、國防強固等做出了應有的貢獻。李鴻章認識到派遣留學生對培養人才的重要性，無論在政策、經費上，還是在留學生前途安排上他都做了大量工作。他的這些努力，不僅培養了一批近代科技人才，更為近代留學生教育開了先河。 ^[57] 

李鴻章的作品，主要收錄於桐城吳汝綸主持編纂的《李文忠公全書》。吳汝綸於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抱着“止謗”（詆譭時人對李鴻章的唾罵）的目的編輯此書，其時間跨度自同治元年（1862年）至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全書一百六十五卷，六百餘萬字，是研究中國近代歷史的重要參考資料。 ^[81]  有同治金陵書局刻本。 ^[82] 

《李文忠公全書》所收並非李鴻章的全部作品，尚有大量未刊稿。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已續有刊印。如年子敏編《李鴻章致潘鼎新書札》，江世榮編《李鴻章信稿補遺》（收入《捻軍史料叢刊》第3集）等。 ^[81]  2007年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戴逸、顧廷龍主編《李鴻章全集》，收錄李鴻章的奏摺、電報、公函、私人信件、詩文等 ^[26]  ，其中近三分之二為首次發表，內容較此前各書更為豐富。 ^{[27]  [83]} 

《入都》是清朝大臣李鴻章的組詩作品，共十首，是作者奉父命入京應試時所作的藉以立志抒懷的作品，充分顯示了作者的胸魄氣略。其中一首是：

_{定須捷足隨途驥，那有閒情逐野鷗。笑指蘆溝橋畔路，有人從此到瀛洲。} ^[28] 

此外，通過李鴻章存世的大量墨跡，可以看出其書法造詣甚深。

李鴻章的業師曾國藩評價：①少荃天資與公牘最相近，將來建樹非凡，或竟青出於藍也未可知。 ^[9]  ②李少荃拼命做官，俞蔭甫（俞樾）拼命著書。 ^[30] 

恭親王愛新覺羅·奕訢曾在《贈李少荃相國集句十二韻》中稱讚：多才兼將相，旌節屢西東。玉勒浮雲騎，金鞍明月弓。鈞衡持國柄，豪傑自牢籠。坐見威稜洽，夷情草偃同。 ^[106] 

中國民主革命家孫中山在光緒二十年（1894年）上書李鴻章時，曾説：伏維我中堂佐治以來，無利不興，無弊不革，艱難險阻，尤所不辭。如籌海軍、鐵路之難，尚毅然而成立，況於農桑之大政，為民生命脈之所關，且無行之難，又有行之人，豈尚有不為者乎？ ^[31-32] 

《馬關條約》簽訂後，詩人丘逢甲曾以“宰相（指李鴻章）有權能割地，孤臣無力可迴天。扁舟去作鴟夷子，回首河山意黯然”一詩表示悲憤。 ^[78] 

李鴻章去世後，清廷以慈禧太后的名義連降兩詔，對李鴻章平生功績進行總結：

中國近代思想家梁啓超在給李鴻章的輓聯中評價：太息斯人去，蕭條徐泗空，莽莽長淮，起陸龍蛇安在也？回首山河非，只有夕陽好，哀哀浩劫，歸遼神鶴竟何之？ ^[23] 

在所著的《李鴻章傳》中，梁啓超説他“敬李鴻章之才”，“惜李鴻章之識”，“悲李鴻章之遇”，並具體評價道：

中國近代政治家、軍事家袁世凱在給李鴻章的輓聯中評價：受知蚤歲，代將中年，一生低首拜汾陽，敢翊臨淮壁壘；事變方殷，斯人不作，萬古大名配諸葛，長留丞相祠堂。 ^[23] 

清朝國史李鴻章本傳的評價是：“自中原罷兵，移督直隸，坐鎮天津，辦理內治外交，以一身系天下安危者，垂三十年。”又説：“鴻章與曾國藩謀國忠誠，決策英斷，不搖浮議，不顧譭譽，略相倫等。其任事勇鋭，赴機捷速，不為小廉曲讓，則鴻章有獨至孤詣。自壯至老，歷常變夷險，未嘗一日言退，嬰疾病不輕乞假，嘗言曾國藩晚年求退為無益之請，受國大任，死而後已。” ^[30] 

趙爾巽主編的《清史稿》評價道：

中國近代著名史學家蔣廷黻認為李鴻章是“中國十九世紀最大政治家”。 ^[8] 

中國無產階級革命家毛澤東評價：水淺而舟大也。 ^[8] 

近代華人史學家唐德剛認為李鴻章“內悦昏君，外御列強”，是自有近代外交以來，中國出了“兩個半”外交家的其中一個（另外一個是周恩來，半個是顧維鈞）。 ^[33] 

李鴻章訪俄時，俄羅斯帝國財政大臣謝爾蓋·維特提起對李鴻章的印象時説：我認為李是一個卓越的人物，當然他是中國人，沒受過一點歐洲教育，但受過高深的中國教育，而最主要的是他有一副出色的健全的頭腦，善於清晰地思考，觀察局勢變化。正因為如此，他在中國歷史上，在治理中國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這就不足為奇了。當時治理中華帝國的實際上就是李鴻章。 ^[66] 

據説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視李鴻章為“大清帝國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強一爭長短之人”。日人對李鴻章的評價是：知西來大勢，識外國文明，想效法自強，有卓越的眼光和敏捷的手腕。 ^[8] 

美國總統尤里西斯·辛普森·格蘭特稱李鴻章為當時世界上四大偉人之首。 ^[8] 

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11月16日的《插圖報》在李鴻章去世時的報道中寫道：“可以説，他取代了總理衙門，負責處理與‘蠻夷’間的政治、商貿關係，在最棘手的對外交涉中敏鋭洞察、靈活斡旋，有些人直接説他狡黠，另一些人則賦予他一個優雅的綽號―‘中國忠僕’。在遠東，他的名字、作用、斡旋頻繁地與重大國際事件緊密相連，在許多重要的協議書下方都可以找到他的簽名。” ^[58] 

李鴻章的身高大約有1.83米。在出訪歐美時，他的高大身軀給外國人留下深刻印象：

通過李鴻章的照片，可以看出：李鴻章青壯年時帶有一些“武氣”，中年後微顯勞累狀，晚年有些發福。此外，他晚年為多顆右牙掉落所困，面頰呈左滿右陷狀。而且他老年喜戴老花眼鏡，或與青壯年時用眼過度有關。馬關議和時，又添日本遇刺所留槍擊的疤痕。疤痕略出，因為子彈尚遺留在皮下。遇槍擊後，李鴻章的身體狀況每況愈下，晚年需靠輪椅行動。 ^[59] 

李鴻章的譜名是章銅，字為漸甫、子黻，號少荃（一作少泉），到晚年時自號儀叟，別號省心。因在兄弟姐妹八人中排行老二，故民間稱“李二先生” ^[89]  。同時，因他位至內閣大學士，被視為宰輔，故世人多稱其為“李中堂”或“李傅相” ^[88]  。李鴻章死後諡號“文忠”，故後世又稱為“李文忠” ^[107]  。

此外，從現存《辛丑條約》的原件中可以看到一個類似於“肅”的字，這是李鴻章簽名的習慣，在幾個條約中均有體現。之所以如此寫，是要表示自己在朝廷受封的”肅毅伯”爵位。 ^[68] 

李鴻章受曾國藩影響很大。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他通過父親與曾國藩同年的關係，師事曾氏，“日夕過從，講求義理經世之學”。 ^[94]  當時，曾國藩患肺病，僦居城南報國寺，與經學家劉傳瑩等談經論道。他在桐城派姚鼐所提義理、辭章、考據三條傳統的治學標準外，旗幟鮮明地增加了“經濟”，亦即經世致用之學一條。李鴻章不僅與曾國藩“朝夕過從，講求義理之學 ^[94]  ”，還受命按新的治學宗旨編校《經史百家雜鈔》，所以曾國藩一再稱其“才可大用”，並把他和門下同時中進士的郭嵩燾、陳鼐、帥遠鐸等一起，稱為“丁未四君子”。日後太平軍起，二人各自回鄉辦理團練，曾國藩又將自己編練湘軍的心得諄諄信告李鴻章，足見期望之殷。

到咸豐年間初入曾國藩幕府時，曾國藩深知李鴻章自恃才高氣盛，鋒芒畢露，真要獨當一面，還需再經一番磨礪。於是，他平時儘量讓李鴻章參與核心機密的討論，將其與胡林翼、李續宜等方面大員同等看待；當時，湘軍幕府中有不少能言善辯之士，如李元度、左宗棠等，曾國藩經常有意無意讓他們與李鴻章爭口舌之長，以挫其鋭氣。至於曾氏本人，更是身體力行，以自己的表率來影響李鴻章。如李鴻章愛睡懶覺，曾國藩則每日清晨必等幕僚到齊後方肯用餐，逼李鴻章每日早起；李鴻章好講虛誇大言以譁眾取寵，曾國藩多次正言相誡：待人惟一個“誠”字。每當遇到困難和挫折，曾國藩則大談“挺”經。如此苦心孤詣，使李鴻章的思想、性格乃至生活習慣都深受曾國藩的潛移默化。李鴻章自稱：“我從師多矣，毋若此老翁之善教者，其隨時、隨地、隨事，均有所指示。”又説：“從前歷佐諸帥，茫無指歸，至此如識指南針，獲益匪淺。” ^[9] 

太平天國起義時，安徽巡撫翁同書棄城逃跑，曾國藩起草《參翁同書片》時採用李鴻章之草稿：“臣職份所在，例應糾參，不敢以翁同書之門第鼎盛瞻顧遷就”（當時翁同書之父翁心存正處高位），並因此更欣賞李鴻章的才華。但李鴻章也因此與翁同龢結仇。

李鴻章吸煙多痰的表現(2張)

李鴻章愛抽煙，但關於他抽的是水煙還是旱煙，素有不同説法。從李鴻章中年在天津的照片來看，他茶几上放的是旱煙。而李鴻章喜歡抽煙，便容易多痰。據説在日本馬關（今日本山口縣下關市）春帆樓談判時，日本的伊藤博文就專門為李鴻章放置了一隻花磁痰盂。 ^[59] 

美國作家斯特林·西格雷夫稱：“（李鴻章）有一隻袋子裝的是一個袖珍痰罐，他不時地伸手取過來向裏面吐痰（總督大人清理喉嚨和鼻竇時所發出的嘰裏咕嚕的聲音，聞之者無不後脊樑發冷）。”即使在訪問歐美時，李鴻章也毫不避諱，仍是吞雲吐霧。 ^[59] 

李鴻章雖然抽煙，但是他對鴉片十分不感冒，曾訓斥在北洋水師學堂教書時經常吸食鴉片的翻譯家嚴復。在公開場合，李鴻章也反對鴉片，並在英國人面前陳述鴉片的危害。 ^[59] 

因為馬關簽約的強烈刺激，李鴻章發誓“終身不履日地”。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他出使歐美各國歸來，途經日本橫濱。據李嶽瑞《春冰室野乘》所記，當時需要換乘輪船，用小船擺渡，一看小船是日本船，李鴻章怎麼也不肯上，最後沒有辦法，只好在兩艘輪船架上一塊跳板，扶他走過去。 ^[111]  後來，李鴻章換乘招商局輪船“廣利”號回國。 ^[101] 

《馬關條約》簽訂後，李鴻章先是因甲午戰爭戰敗而受到“褫去黃馬褂”的處分，後又簽約而受國人指責。一時間，李鴻章成了人們諷嘲的對象。此時，揚州蘇崑名醜楊鳴玉（排行第三，習稱“楊三”）正在演《白蛇傳》。他在演“水斗”一場時，故意改調，對穿着黃馬褂上台的鱉精打諢道：“娘娘有旨：攻打金山寺，如有退縮，定將爾黃馬褂剝去！”觀眾聽了，滿堂鬨笑。有人專為聽這句話來看戲，使演出盛況空前。光緒十五年（1889年）前後，楊鳴玉去世，有人為他寫了這樣一副輓聯:

李鴻章行二，所以這裏稱李二。這是一副字字對仗、極為工穩的對聯，“先生”對“已死”更是工巧無比。 ^[91] 

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李鴻章出訪歐美各國，頗為成功。一部分外國人甚至把李鴻章看成是一箇中國符號。他的“不學無術”、少學究氣和説話辦事的直來直去，比較符合外國人的審美口味。歐美對李鴻章大加稱讚，以至於有人認為“清國和日本的戰爭實際上是李鴻章和日本的戰爭”。當時也有稱李鴻章與德國首相奧托·馮·俾斯麥、英國首相威廉·尤爾特·格萊斯頓為“當世三傑”（亦稱“當今天下三大老” ^[62]  ）。格萊斯頓在與李鴻章會談後，曾對記者稱讚其風采：“不啻銘肝鏤鬲，使人不能去諸懷。” ^{[19]  [36]}  據説日本的伊藤博文在談判時，曾當面對李鴻章説：“如果你是我，在日本一定幹得比我強；如果我是你，在中國不一定幹得比你好。” ^[36] 

1896年李鴻章與俾斯麥的會面(5張)

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6月13日，進行環球考察的李鴻章乘火車自俄國前往德國，在李鴻章的德國行程中，最引起當時的記者和後人興趣的，就是他拜訪前首相俾斯麥。在場的各國記者進行了詳細記錄。在曾經轟動英美的《李鴻章回憶錄》中，記載了俾斯麥告訴“東方俾斯麥”李鴻章説，法國人可並不將“俾斯麥”一詞視為任何恭維語，而且自己也難望得到“歐洲李鴻章”的稱號。這段對話，十分傳神，但《李鴻章回憶錄》已確證系由美國記者曼尼克思偽造，因此對話內容很有可能是曼尼克思的個人創作。 ^[37] 

俾斯麥這句真假難考的謙語，卻真正道出了其與李鴻章其實是截然不同的人。梁啓超認為“李鴻章之學問智術膽力，無一能如俾斯麥者，其成就之不能如彼，實優勝劣敗之公例然也。雖李之際遇，或不及俾，至其憑藉則有過之。人各有所難，非勝其難，則不足為英雄。李自訴其所處之難，而不知俾亦有俾之難，非李所能喻也。使二人易地以居，吾知其成敗之數亦若是已耳。故持東李西俾之論者，是重誣二人也”。 ^[37-38] 

李鴻章與格蘭特(4張)

光緒五年（1879年），美國前總統、南北戰爭時的聯邦軍總司令尤里西斯·辛普森·格蘭特訪問中國，在天津受到時任直隸總督的李鴻章的接待。二人一見如故，彼此間的感情頗深。李鴻章當時頗為自負地對格蘭特説：“我們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兩個人，我們鎮壓了歷史上有名的兩支叛軍。”他在酒席宴上請求格蘭特幫忙調解中日琉球糾紛（參見1874年日本侵略台灣事件），格蘭特一口答應，遂成為清政府的外交特使。格蘭特訪華時，曾攜帶鑲有鑽石的手杖，李鴻章看到名貴手杖後愛不釋手，格蘭特對他説，手杖乃全美工商界所送，回國徵得工商界領袖同意後再轉贈給他。但格蘭特返美后，於光緒十一年（1885年）病逝，未來得及將手杖親自贈與李鴻章。 ^{[19]  [39]} 

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8月30日，訪問美國的李鴻章特地前往格蘭特的墓地前拜祭，並與格蘭特的遺孀朱莉婭·格蘭特一同出席晚宴。而在李鴻章抵美時，格蘭特的兒子專程前往迎接，朱莉婭·格蘭特還代表亡夫把手杖贈予李鴻章。李鴻章回國一年後，委託清朝駐美公使楊儒在格蘭特墓前栽種“志景慕”銀杏兩株，並立銅牌以紀念。 ^{[19]  [39]}  此後關於李鴻章的照片中，發現他經常攜帶格蘭特的手杖。 ^[57] 

李鴻章訪問歐美時，清朝並沒有國歌，在外國舉行的歡迎儀式上頗為尷尬。於是在聖彼得堡時，李鴻章便指示使團成員用一首古曲填詞，詞最後定為唐朝詩人王建的絕句：“金殿當頭紫閣重，仙人掌上玉芙蓉。太平天子朝天日，五色雲車駕六龍。”配以古曲，作為國歌，西方人稱之為《李中堂樂》。 ^[60] 

有記載説，李鴻章臨終前向兒子李經述口述遺折，呼籲自強，又命幕僚于式枚起草遺折，推薦袁世凱代己為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而李鴻章臨終嘴裏還在痛罵“毓賢（山西巡撫、堅持仇教排外）誤國”。 ^[23] 

李鴻章在臨終前，據説曾口述七律詩一首：

_{海外塵氛猶未息，諸君莫作等閒看。} ^[23] 

但《李鴻章全集》未收錄此詩，有學者考證認為此詩可能是偽作。 ^[29] 

據跟隨李鴻章數十年的舊部、時任直隸藩司周馥（在李鴻章臨終時守在其身旁）描述，李鴻章死前一日，“已着殮衣，呼之猶應”，只是“不能語”，待到次日午時，“目猶瞠視不瞑”。周馥撫着李鴻章哭道：“老夫子，有何心思放不下，不忍去耶？公所經手未了事，我輩可以辦了，請放心去罷。”此時，李鴻章“忽目張口動”，“欲語淚流”。周馥用手幫他擦拭眼淚，“且抹且呼”，李鴻章這才瞑目，“須臾氣絕”。 ^[21] 

另一個版本是，李鴻章臨終前，周馥及直隸提督馬玉昆守在身邊。二人目睹了李鴻章逝世前的一個多小時，俄國公使還拿着文件來到李鴻章的病榻前，逼迫李鴻章在中俄交收條約上簽字，甚至想強迫李鴻章的助手拿出李鴻章的官印。李鴻章聽了，閉上眼睛不答話。周馥大哭，哭聲驚醒了李鴻章，他突然又睜開眼睛，把周圍的人都嚇了一跳。周馥只好安慰他説：“俄國人説了，中堂走了以後，絕不與中國為難！還有兩宮不久就能抵京了！”李鴻章這才瞑目。俄使氣死李鴻章的傳聞在當時的《紐約時報》也有記載，題目是《李的逝世是和外交官的爭論》。 ^[21] 

李鴻章從政之餘，喜歡收藏圖書。在上海寓居丁香花園，有“望雲草堂”藏書處。咸豐十年（1860年）在上海鎮壓小刀會起義時，經常光顧著名藏書家鬱松年的藏書樓“宜稼堂”，鬱氏曾奉送多部珍籍給他。去世後，其藏書歸於李經邁繼承，其珍貴版本於抗日戰爭中經“漢文淵”書肆主人出售不少。其餘藏書在1940年由其孫李國超捐獻給震旦大學圖書館，計18000冊。 ^[40] 

其中有《李文忠公全集》100冊，其餘為政書、兵書、方誌、科技圖書及歷代名人年譜等，抄本有《柔遠全書》，藏書交至震旦大學後，校方為之設有“合肥李氏望雲草堂藏書”專室，又稱“李氏文庫”，以特製雕鏤精美的西式書櫃貯藏。該館在《震旦雜誌》撰文介紹藏書捐贈之事。1949年以後，震旦大學圖書館藏書隨院系調整歸入復旦大學圖書館及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其中李氏藏書歸入復旦大學圖書館收藏。 ^[40] 

李氏先世本姓許，明末避亂由江西湖口遷至合肥。九世祖李心莊無子，同莊姻戚許迎溪將次子子慎所給其為嗣，改姓李。李家世代耕讀為生，至李鴻章高祖時才“勤儉成家，有田二頃”，一直與科舉功名無緣，直到李鴻章父親李文安於道光十八年（1838年）考中進士，李氏一族才“始從科甲奮起，遂為廬郡望族”。 ^[9] 

表格參考資料： ^[41-42] 

表格參考資料： ^[41-42] 

表格參考資料： ^[42] 

表格參考資料： ^[42] 

（表格主要參考資料 ^{[26]  [48-50]}  ）

李鴻章故居位於安徽省合肥市中心的淮河路步行街中段，建於19世紀末，為李鴻章的家宅，是典型的晚清江淮地區民居建築。坐北朝南，磚木結構，硬山式屋頂。平面呈長方形，前後五進，總建築面積2000平方米。 ^[43]  十年動亂時，故居遭到嚴重破壞。改革開放後，合肥市政府在原地修復重建，現存規模已不到原來的十二分之一，但仍保留主要部分。 ^[44]  1998年，李鴻章故居被列為安徽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45] 

李鴻章享堂位於安徽省合肥市合裕路南側，建於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坐北朝南，有御製碑、照壁、大門、前堂、寢室、廂房；享堂東側是倉房，西側是李鴻章夫妻合葬墓、墓前神道和石象生。總佔地面積約1300平方米。1998年被公佈為安徽省文物保護單位。 ^[43] 

李鴻章死後，於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歸葬安徽合肥東鄉夏小郢（今安徽省合肥市瑤海區大興鎮），與宋包拯墓、明張德勝墓相鄰。1958年大躍進時期，為建設鋼鐵廠，李鴻章墓被搗毀。 ^[46-47] 

關於李鴻章的評價，大體分為兩個方面：

晚清有幅膾炙人口的對聯“宰相合肥天下瘦，司農常熟世間荒” ^[34]  ，前一句形容的是李鴻章的財產之巨，這種説法自然有誇張和諷刺的意味，但李鴻章家族所聚斂的財富的確非同一般。近代社會活動家、曾與李鴻章有過不少接觸的容閎曾在《西學東漸記》中説李鴻章有“私產四千萬以遺子孫”，這種説法當時很流行；近代思想家梁啓超在《李鴻章傳》裏認為李鴻章的財產“數百萬金，概意中事也”。關於李鴻章的財產問題，眾説紛紜，但似乎沒有準確的證據。但可以肯定的是，李鴻章兄弟六人都曾在安徽老家大規模購置田產，建造龐大的莊園式宅第。後來，合肥李氏的家族勢力又逐漸擴展到合肥、廬江、蕪湖、安慶、上海、北京、天津、大連等地，成為富甲一方的豪門望族。 ^[35]  此外，早在絞殺太平軍期間，李家兄弟數人就兼併土地約六十萬畝。 ^[94] 

一種觀點認為，中法戰爭是“法國不勝而勝，中國不敗而敗”，收復新疆的左宗棠認為李鴻章“比十個法國將軍更壞事”，“李鴻章誤盡蒼生，將落個千古罵名”。但也有觀點認為法國在軍事上總體仍是佔優勢，只憑局部戰役的勝負就斷言法國不勝、中國不敗，難稱公允。

有觀點認為，甲午戰爭中北洋艦隊的覆滅與朝廷舊官員是分不開的，眾大臣將北洋艦隊視為李鴻章的私家軍，提醒慈禧戒備。同時掌管户部的翁同龢與李鴻章私人恩怨時常剋扣軍費，導致北洋艦隊多數艦艇老化。另外，丁汝昌戰前提出在主要艦船上配置速射炮以抵消日艦速射炮的優勢，需銀六十萬兩。李鴻章未批。後北洋艦隊在黃海海戰中戰敗，李鴻章才上奏前籌海軍鉅款分儲各處情況：“匯豐銀行存銀一百零七萬兩千九百兩；德華銀行存銀四十四萬兩；怡和洋行存銀五十五萬九千六百兩；開平礦務局領存五十二萬七千五百兩；總計二百六十萬兩。”

據説在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談判《中俄密約》時，為使李鴻章放棄清政府自造鐵路的方針，俄國沙皇尼古拉二世批准以300萬盧布賄賂李鴻章。但李鴻章最終實得值可能只有50萬盧布 ，李鴻章對此耿耿於懷。 ^[25] 

對待維新運動，李鴻章的態度頗為複雜。在光緒帝於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初命總理衙門傳問維新派主要人物康有為時，李鴻章參與其中。在長達幾小時的會談中，李鴻章只在康有為説“宜變法律，官制為先”後追問了“然六部盡撤，則例盡棄乎”這一個問題而未明確表態。不公開表態不等於沒有態度。對康、梁維新派，李鴻章實際暗中支持，如“百日維新”開始後，李鴻章曾兩次將反對變法的榮祿、剛毅等人彈劾康有為的訊息密告康有為。在私下，他對變法的多項措施也表示贊同，並對康有為多有保護之舉。創辦京師大學堂時，他曾勸奉旨管理大學堂事務的孫家鼐請康有為出任總教習，雖然此議未成，但對京師大學堂創辦、發展起過重要作用的西學總教習美國人、丁韙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則是因他與孫家鼐的力薦才就任的。丁韙良後來對人説：“戊戌舉辦的各種新政，惟設立大學堂一事，李鴻章認為最關重要，贊助甚力。” ^[102] 

戊戌政變後，李鴻章暗中保護一些維新人士，如因參加維新被革職的張元濟，他不僅派人前去慰問，而且要盛宣懷在上海安排其人的工作；對逃亡海外的康有為、梁啓超也多有期許。由於他的許多思想與維新派相近，所以有人上彈章告他是維新派。慈禧太后曾向他出示這些彈章，並問他説：“有人説你是康黨。”李鴻章回答説：“臣實是康黨，廢立之事，臣不與聞，六部誠可廢，若舊法能富強，中國之強久矣，何待今日？主張變法者即指為康黨，臣無可逃，實是康黨。”慈禧聽後“默然”。 ^[102] 

總的來説，李鴻章雖從思想上同情、支持維新運動，但出於為躲避變法中出現的“帝黨”和“後黨”之爭，與支持維新的重臣翁同穌多年的積怨，甲午戰後自身遭受冷落的境況等原因，李鴻章僅在不危及自身“政治安全”的情況下支持維新派，更加小心謹慎地自保。 ^[102] 

《清史列傳》卷57《李鴻章傳》 ^{[24]  [51]} 

《清史稿》卷411《李鴻章傳》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