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同薇

康同薇，是康有為的女兒，字文僴，號薇君，生於1878年12月。有一個勇於改革的父親和一個通情達理的母親，使康同薇從小免去了纏足之苦。她的榜樣作用還影響了妹妹們，康家的新一代女性都不再纏足，也不穿耳眼，而且她還成了不纏足運動的開路先鋒。父親和叔叔常拿她做例子，説明天足的好處，纏足的危害，推動不纏足運動向全國發展。家庭環境的影響和父親的有意培養，使同薇自小就對新生事物感興趣，像自強之道，救國之法，變革之事，她都能説出一二，小小年紀就成了父親的得力助手和事業上的積極追隨者。家學淵源、自身天賦和後天努力，又使她打下了良好的文化知識基礎，歷史地理、文化典籍、西學知識皆有較深的造詣。父親説她“天資頗穎，勤學強記”。康有為從1886年就開始收集資料準備編撰《日本變政考》，但他不懂日文，很傷腦筋，於是就鼓勵小同薇學習日文，以便將來大派用場。同薇不負父望，幾年下來日語水平直線上長。她十五歲時就開始替父親翻譯日文書籍。1898年同梁啓超夫人李蕙仙在上海創辦《女學報》，是我國第一份女報，也是我國最早的由婦女主持編務、以婦女為讀者對象的報刊。

康有為認為“欲窺孔子之學者，必於《春秋》”。後世之所以進步，變亂之所以減少，是《春秋》思想發揚的結果。《春秋》微言大義，包涵了孔子改制的思想。在闡釋《春秋》經義的典籍中，有古文經學派的《左傳》和今文經學派的《公羊傳》、《榖梁傳》三家。康有為信服今文經學派，他説《左傳》但為魯史，不傳經義，要想把握孔子改制思想的奧義，還要從《公羊》、《榖梁》二傳入門。為了還《國語》之原貌，需要一番審視甄別，去偽存真的功夫。而這個很有意義的學術任務由康同薇承擔。這要有淵博的學識和極大的耐心，也是一項繁重的文字工作，對於一個年輕的女孩來説該是多麼了不起的事情。據説這項工作做了十多年，直到1911年才有眉目。此外同薇還以二十四史為根據，編輯整理《各國風俗制度考》，作為她父親從事維新變法的參考，並以此驗證社會人羣進化的道理。

康有為非常關心女兒的成長，同薇看什麼書，學哪些科目，都得到他的悉心指導。在康有為的理想中，同薇最好做個報館主筆或編輯記者，成為一個知識女性；而同薇確實是朝這一方向發展的。為了當報館主筆，她發奮閲讀，不斷練筆，寫出的文章很有氣勢。1897年2月22日《知新報》在澳門創辦，同薇真的成了一名記者。由於她掌握了英、日兩門外語，因此又做了兼職翻譯。《知新報》極力宣傳康有為的維新主張，鼓吹變法理論，評議時政，報道中外近事，介紹西學，是維新派的重要宣傳陣地。康同薇在《知新報》第三十二、五十二冊上發表的《論中國之衰由於士氣不振》、《女學利弊説》等論文有相當見地，是她的維新變法思想的代表作。

1897年2月22日，維新派在澳門創辦《知新報》作為華南宣傳陣地。《知新報》創刊後不久，康同薇就擔任該報的日文翻譯並參與撰稿。據《知新報》第32冊的《本館告白》(光緒二十三年九月初一日，1897年9月26日)向讀者告知近幾期《知新報》的日文翻譯由康同薇擔任，“近刊之日本報大半為南海先生之女公子康同薇(原名薇君)所譯，揭之於此以免掠美。”①由於告白沒有聲明康同薇是正式的日文翻譯，這可能同康同薇代替暫時離開的日文翻譯，到了第43冊(光緒二十四年正月二十一日，1898年2月11日)康同薇就開始完全接替《知新報》日文翻譯山本正義，“本館去年所聘之日文翻譯山本正義、英文翻譯陳君焯如皆已因故自行辭去。嗣後所譯日文擬請南海康文僴女史任之，其英文翻譯則添聘香山容君廉臣與舊聘之新會周君靈生總其事。此布”②。據筆者統計，她的日文資料來源，主要有以下幾種日文報紙：日本《內閣官報》、《東京日日新聞》、《長崎新報》、《大阪每日新聞》、《東京時事新聞報》、《東京時事西文報》、日本《時事新報》、日本《太陽報》、日本《新聞報》等。

除了在《知新報》擔任日文翻譯外，康同薇還是該報的撰稿人之一，她的《論中國之衰由於士氣不振》、《女學利弊説》分別發表於《知新報》第32、52期期首。她的文章用一氣呵成的排比句式、古今中外縱橫對比的寫作手法表達了她要求變法以“振士氣”、興女學以強國的強烈願望，觀點明確，有理有據，顯示了較深的文字功底與深厚的知識積累，與當時《知新報》的其他撰稿人的水平不分伯仲。

由上面的分析可知：康同薇至少在1897年9月26日已經參與《知新報》的工作，到1898年2月11日開始成為該報的正式人員，這些新聞活動均早於裘毓芳在1898年5月11日開始《無錫白話報》的活動。因此，康同薇應該是中國第一個女性新聞工作者。

在《論中國之衰由於士氣不振》中，她提出了什麼是“士”的標準和“士氣”與國家民族興衰的關係，強調“士”要愛國救國，擔當起其應該擔當的責任。接着她引證中外事例説明“士”盛則其國強，“士”寡則其國弱的道理，認為中國積弱積貧，數十年變法而不強的原因就是由士習的積弊造成士氣不振。所以她呼籲要像公車上書那樣，激勵士氣，合天下之士氣，專心國事，中國必可救，國家必能強。在《女學利弊説》中，她介紹了歐美國家的女子教育情況，闡明女子教育與國家強弱之間的關係，提出“遍立小學校於鄉，使舉國之女粗知禮義，略通書札，則節目舉矣；分立中學校於邑，講求有用之學，大去邪僻之習，則道德立矣……”可以説，康同薇對中國女子教育的重視和對女學的精闢論述，在近代教育史上有先導作用。1898年7月，康同薇在上海與梁啓超夫人李惠仙等共同創辦了《女學報》，這是中國最早由婦女主辦的以婦女為閲讀對象的報刊，其開創意義不可低估。

在庚子勤王的那些日子裏，康同薇是父親在香港的全權代表。從康有為寫給女兒同薇的多封信中可看出，大到勤王大業的成敗，小到家中瑣事的安排，他都與同薇商量，並交她去做。康有為聽説有人在香港報紙上撰文攻擊他，立即寫信叫同薇去見港督夫人，為自己辯護。八國聯軍攻陷京城後，他想假列強之力迫慈禧下台，於是告訴同薇：“吾黨欲再起，萬不可使其速和，汝暇可多作文，交香港《士必報》，言若那拉再臨朝，諸賊柄政，必再殺西人云雲以聳之。”同薇發揮自己的文字特長，不斷撰文，配合父親作輿論宣傳。

康有為一生共有十二個子女（此外還收養了康同荷），其中康同吉、康同琰等六人夭亡，真正長大成人的有二子四女。張夫人所生的兩個女兒同薇和同璧是其中的佼佼者，前者直接參與戊戌變法，後者在變法失敗後曾代表父親赴歐美演講。兩人都成為當時的女界名流。

1899年康同薇與麥仲華在香港成婚。麥仲華是康有為的弟子，字曼宣，廣東順德人。他的哥哥麥孟華也是康有為的得意弟子，少時與梁啓超齊名，在草堂弟子中有“梁麥”之稱。他參加過公車上書，在上海蔘與創辦不纏足會，做過《時務報》的撰稿人，是戊戌變法時的核心人物之一。麥仲華曾編纂《經世文新編》一書，專採近人通達時務的言論，以轉移風氣，為新政提供參考。庚子勤王時他在日本負責聯絡策應之事，並一度在香港擔任電報局局長。據説袁世凱稱帝前曾兩次召他相見，並許以教育總長的位子，他都拂衣不見，並運動倒袁。袁世凱稱帝后，麥仲華怒不可遏，以至氣火攻心而死。麥仲華曾留學英日，學貫中西。康有為對這個女婿很滿意，他常寫信給同薇，讓她照顧好麥家。但也有誤解的時候，麥仲華疾惡如仇，思想有些激進，戊戌維新失敗後，他和梁啓超、韓文舉、歐榘甲等人一起主張放棄保皇實行革命，這等於是背叛康有為。弟子中也有繼續保皇的，如羅普。羅普的妻子是麥孟華的妹妹。有一天康有為見到兒女親家麥柏君，半是生氣半開玩笑地説：“你有眼睛，選到一個好女婿（指羅普）。我無眼睛，選到一個不好的女婿（指麥仲華）。”

1908年4月，康有為在瑞典漫遊時，麥仲華偕康同薇萬里而來看望岳父。康同璧也專程由美國趕來，一家骨肉相聚於異鄉，這使康有為非常感動。

康同薇與麥仲華生了好幾個子女。康有為在有生之年沒能抱上孫子，外孫外孫女卻有一羣。他對外孫們很是疼愛，一些外孫乾脆由他供養上學。大外孫麥健曾一週歲生日時，遠在南洋的外公欣然賦詩，表達自己的關愛和對第三代傳人的企盼。詩中寫道：“去港忽兩載，抱孫一週年。錦繃知慧甚，戈印孰持先。能解老人意，應傳太史篇。亂離何日見，催老撫華顛。”

在百日維新的日子裏，康有為最為得意的事情莫過於晝夜奮筆疾書，向光緒帝進呈變法理論著作《日本變政考》、《俄彼得變政記》、《波蘭分滅記》等。其中《日本變政考》最為重要，變法內容、變法步驟及變法綱領都包含在這一著作中。皇上頻頻地催要，康有為快速地編寫，“一卷甫成，即進，上覆催，又進一卷”。這本引起光緒皇帝極大興趣，忙得康有為不可開交的著作，與康有為長女康同薇的數年勞動分不開。正是她根據父親提供的大量日文資料，將其譯成中文，才使父親得以集多年之力完成此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