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傳

《左傳》卷帙浩繁，內容龐雜，涉及政治、經濟、軍事、外交、天文、地理、農業、醫學、習俗、文藝等諸多領域，將春秋甚至更為久遠年代的社會文化與生活形態清晰地展示給讀者。在十二代魯君紀年的編年紀事中，不但講解了《春秋》經所運用的“春秋筆法”，還記述了魯國以外如晉、齊、楚、秦、鄭、宋、周、衞乃至一些小國的史事，擴展了《春秋》的國家區域範圍。通過歷史人物的對話、文書檔案的轉錄、歷史親歷者轉述的一些細節，以及賢人對各個事件的評論，組成了《左傳》的敍事結構系統。《左傳》還借歷史人物之口引用儒家經典《詩經》《尚書》《易經》以及儒學失書，在敍史的同時，幫助讀者解讀了這些經典中的文辭，闡述了儒家治國理念，所以《左傳》可謂亦經亦史。 ^[2] 

《左傳》以《春秋》為本，通過記述春秋時期的具體史實來説明《春秋》的綱目。司馬遷《史記·十二諸侯年表》説：“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

《左傳》史料的最初來源應與春秋時期存在的史官“傳聞”制度密切相關，即那些被記錄於簡牘的“史官個人的或內部的文獻”，成為了《左傳》的源頭。 ^[9] 

在古代，相傳孔子作《春秋》，左丘明為之作傳，“先師所言為經，後師所言為傳”，這是過去的經學傳統，認為《左傳》乃左丘明之作。但是，自唐宋以來，唐人打破左丘明作《左傳》的成説之後，雖然眾學者對於《左傳》的作者是誰，異説紛紜，但是對《左傳》的作者始終沒有明確的結論，只好對此問題上存疑惑。而至於《左傳》的成書年代，“大多數學者都有了比較接近的看法，認為它是公元前四世紀的產物，即戰國時期的著作”。然而，至於是公元前四世紀什麼年代，學術界仍然存在着眾多分歧。 ^[11] 

首先，在民與天的關係上，淡漠天而注重民。鄭國大臣子產説：“天道遠，人道邇。”認為天道飄渺遙遠，難於決定人事，人事只能靠離自己近的人道決定。因此，統治者更重視民眾的政治作用，把民心取向作為一個國家政治成敗的根本原因。如周景王時，大臣單穆公和伶州鳩勸戒景王，指出作為一個國君，一切事情都要考慮民眾的好惡，不能違背民眾的意願，只有這樣才能得到民眾的擁護，做事情才能取得成功，否則就會什麼事情也做不好，甚至會自取滅亡。又如，鄭國人喜歡到鄉校閒聊，在那裏評議國家政治，有人建議毀掉鄉校，鄭國大臣子產説：“人民所喜歡的政策我們就推行，所討厭的政策我們就修改，鄉校是我們的老師，為什麼要毀掉呢！”在當時，重民的觀念意識非常普遍，上至周王室下至諸侯小國都很重視人民的作用，有不少人用民眾作用來解釋當時的社會政治變化。

其次，在民與神的關係上，把民置於主位，而把神移到了從位。民與神的關係，在春秋以前，向來都是神居主要地位，民為服從地位，即使周初注重民事，也並沒把民置於神的頭上，只是在敬神的前提下比以往提高了對民的重視罷了。春秋時，人們論及民神關係時往往是民神共重，認為民與神有着共同的情感與意志，神寧則民和，民離則神怒，應該民神兼顧，保民事神；而某些有識之士則提出“民為神主”的重民輕神觀，從而在民神並重的基礎上又向前跨出了一大步。

再次，在民與君的關係上，注重強調民的作用和利益。中國古代政治觀念中素有“牧民”之説，認為君主是統治和管理人民的，君主牧養百姓，就像牧人管理牛羊那樣，是一種管理與被管理、牧養與被牧養的關係。春秋時期依然流行此説，不過在如何“牧民”上已經有了新意，認為君主不能任意為所欲為，而應該重視和愛護人民。如，齊國晏嬰指出君主不能欺凌自己的臣民；楚國伍舉説君與民和睦共處才是君主對民的正確態度；晉國史蘇稱君主只有與民相依共興才能得到民眾的支持。這種君民相依、共存共興的認識，看到了君民之間相依存、相理解的共處關係，是民的地位和作用得到重視的重要表現之一。有人提出君主應該“撫民”，即要為民眾的安居樂業提供必要的保障；還有人提出君主應該“恤民”，即體恤和善待民眾，與民同甘苦，而絕對不能敵視民眾；晉國的師曠則把理想的君民關係比做父子關係，主張君主要養民如子，愛民如子。還有人提出民之利就是君之利的觀點，認為君主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是密切相關的。這是一種以民利為基礎，視民利為君利的意識，民的利益是第一考慮要素，君的利益處於從屬，是第二位。 ^[7] 

《左傳》把人類與自然相聯繫看待社會，表現了“天人合一”的社會觀。它包含下述幾點理論內容：

首先是歷史變化論。魯昭公三十二年晉國的史墨説：“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這是春秋史家的一句名言，意思是一個國家不會永久不變地存在下去，君與臣的上尊下卑地位也不會是固定不變的，自古以來就是這樣。認為朝代更替和君位易主是一個永恆的規律。

其次是禮治不變論。雖然歷史是變化的，朝代要更替，江山要易主，但人類的精神財富，即統治社會的思想和制度德與禮卻是永遠也不會滅亡的，人類要用它們來治理國家這一點也是永遠不會變的。齊國晏嬰説：“禮之可以為國者久矣，與天地並。”認為無論歷史怎樣變遷，都是萬變不離其“禮”，禮治將與天地並存。

再次是天人作用論。歷史是變化的，禮治是不變的，社會的變化既取決於天道也取決於人事，人事就是人對禮治的主觀操作。史墨在談論季氏把魯君逐出國門時，從天道和人道出發，擺出季氏出君的數條依據，指出其行為既是“天道”的認可，是在母腹中就被神靈指派“將為公室輔”的神意預定，同時也是“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修其勤”的人之行為所造成。説明魯國曆史發展中君弱臣強局面的形成，乃是天意與人道合力作用的結果。在天人合一共同作用社會歷史的認識中，往往人的因素更為重要。如魯僖公十六年有六隻鳥兒倒退着飛過了宋國都城，宋襄公不明白是一種高空氣流造成，問周內史叔興主何吉凶，叔興認為那是自然現象，造不成吉凶，“吉凶由人”，也就是説，社會結果的好壞完全由人類自己決定，與天沒有什麼必然關係。一次晉軍對楚作戰，董叔認為“天道”不保佑楚，楚軍必敗，而叔向卻説“在其君之德”。與天道無關。

總之，天人合一的社會觀認為：天與人共同決定人類社會。人類社會沒有固定不變的君臣關係，沒有永保天下的社稷之主，社會歷史就是不斷的改朝換代史，但禮治是永世長存的，誰重德尚禮，誰就會得到天命的眷顧和人民的支持，就會保天下、得國家，而不守德、禮就會被歷史淘汰。 ^[7] 

《左傳》把戰爭的性質區分為“義”與“不義”兩種，即正義的戰爭和非正義的戰爭。討伐不講仁義、不施王道的國家或君主就是正義戰爭；而不講信義、妄用暴力的戰爭則是非正義戰爭。對正義戰爭持支持態度，對非正義戰爭持反對態度。

對戰爭的存在，能持客觀的冷靜態度。《左傳》認為在當時的社會條件下戰爭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反對“去兵”。魯襄公二十七年宋國大臣子罕議論説：戰爭自古以來就有，又有誰能讓它不存在呢? 聖人可以用它振興國家，亂臣可以用它滅亡社稷，興衰存亡都和它密切相關。這裏強調戰爭是歷史上長期存在的客觀現象，特別在當時戰亂頻繁的情況下，戰爭是不能避免的。既然戰爭有功有過，且又不可避免，那麼也就肯定了戰爭客觀存在的合理性。

對民眾在戰爭中的作用，給予了高度重視。《左傳》認為民心向背是戰爭勝敗的關鍵，提出“無民孰戰”的基本觀念。因此，在記述戰爭過程中，總是把戰爭勝敗與民心向背進行密切聯繫，把是否得到民眾支持作為戰爭能否取勝的重要原因。如齊、魯長勺之戰，魯國方面在戰前首要考慮的就是民心支持問題；晉、楚城濮之戰，晉勝楚敗的原因也主要是由於晉國得到了民眾的支持而楚國失去了人民的擁護。 ^[7] 

《左傳》在敍述春秋各諸侯國政治、外交、戰爭的過程中，塑造了一批生動鮮明的人物形象。諸如雄才大略的晉文公、蠢笨迂腐的宋襄公、陰險狡猾的鄭莊公、明察精斷的子產、忍辱負重的趙盾、足智多謀的曹劌等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左傳》在刻畫這些人物形象時，使用了藝術性的表現手法。首先，善於選取典型材料來表現人物的主要特徵。比如在春秋的五個霸主中，晉文公是作者着力刻畫的一個。晉文公的稱霸是順應時代要求的。春秋中期，王室周邊少數民族的勢力日益強大，南夷與北狄交往頻繁，嚴重威脅了中原地區各諸侯國的安全。中原國家需要一個雄才大略的霸主來領導各諸侯國，團結起來保衞自己的疆土。晉文公就是順應這一時代要求而出現的。晉文公一生建立了許多豐功偉績，作者選取一些典型事例來表現他的獨特性格。其中對他的流亡經歷寫得最為精彩，如在狄國悲壯纏綿地告別夫人季隗；衞國農人出於捉弄給他土塊，竟被解釋成了贈送領土的吉祥之象；齊國姜氏申明大義，設計把他送出齊國，使他結束安逸生活，激發了宏圖大志；還有曹公偷窺重耳洗浴、楚王問他如何報答楚的恩惠等片段。在這些敍述中，作者選取了不同的角度，從正反兩方面刻畫了重耳從不諳世事、貪圖享樂的公子哥成長為有膽有識、深謀遠慮的君主的轉變歷程。同時，對於重耳身上一直存在的某些缺點，如過於計較個人恩怨、動輒感情用事等，也選取了典型的事例加以表現。 ^[7] 

《左傳》記錄了數百次戰爭，其中秦、晉崤之戰，晉、楚城濮之戰，齊、晉鞌之戰，晉、楚邲之戰，鄢陵之戰等，都是很著名的戰爭。《左傳》對這些戰爭的記錄，情節曲折，文采飛揚，文學性很強，為後世的軍事史學記錄及戰爭文學創作提供了重要的參考範本。

在戰爭敍述模式上，《左傳》具備了獨特而又比較完整的模式。不但記述了較多的激烈戰鬥場面，而且把戰爭作為一種複雜的社會現象，對它所涉及的多方面因素從整體上全面論述，形成了比較固定的敍述格式。《左傳》描寫戰爭，照顧到了戰爭的前因後果，一般分成戰前、戰中、戰後三個階段。在戰前階段，《左傳》往往會先交代戰爭的起因，交戰雙方的作戰準備，包括政治上是否取得民心、武器兵力是否充分、外交策略上是否取得優勢等；在戰中階段，主要着力於雙方在戰鬥中的表現、心理變化、將帥的實戰策略、作戰是協同還是分裂的狀況等；在戰後階段，重點介紹戰爭對交戰雙方帶來的政治影響。如晉、楚城濮之戰，作者首先介紹了晉國良好的政治狀況，並插入了晉文公以義、信、禮治理國家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對晉軍團結一心、互勵互勉的良好品德也作了描述，這些都是晉國的優勢，也是它戰勝楚國的關鍵。其次進入交戰階段，則詳細交代了晉國戰與不戰的論爭及雙方激烈的作戰情況，還對晉文公“退避三舍”的作戰態度也做了描述，將晉國的軍事勝利與晉侯的好施仁義相結合。末尾轉入戰後階段，主要介紹了晉國勝楚後取得的巨大影響，即大大提高了晉國的勢力，晉文公被周天子尊為叔父，確定了霸主地位。 ^[7] 

《左傳》的敍事內容很豐富，但文字卻很簡約，不艱澀、不難懂，樸實典雅，清麗脱俗，表現了高度的藝術提煉。如寫晉靈公殘暴，僅説了三件簡單事例：“晉靈公不君，厚斂以雕牆；從台上彈人，而觀其避丸也；宰夫靦熊蹯不熟，殺之，置諸畚，使婦人載以過朝。”靈公不像個君主，搜刮民財雕飾牆壁；在高台上用彈丸打人，看着人家躲避彈丸來開心取樂；廚師沒把熊掌煮爛，就殺了廚師放在畚裏，讓侍女們抬着經過滿朝羣臣的面前。只寥寥數筆，用了40個字，就把晉靈公橫徵暴斂、奢侈荒淫、草菅人命的殘暴性格寫了個淋漓盡致。寫戰爭場面也很簡練，如晉、楚鄴之戰，寫晉軍敗退時倉皇渡河逃命：“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中軍和下軍爭着上船，船上被砍掉的手指頭能用雙手捧。只此一句，就把舟少人多，士兵爭搶上船，擠不上船的士兵拼命攀住船舷，因船不堪重負，船上的士兵就用刀砍斷手指等系列的混亂悲慘場面，逼真地寫了出來。齊、魯長勺之戰，作者用了不多的十幾句簡短對話，就已經把一個從平民百姓中脱穎而出、蔑視權貴、善於謀略、大智大勇的曹劌光輝形象勾畫得十分清晰。魯僖公二十八年，衞大夫叔武煞費苦心地把衞成公營救回國，成公卻不信任叔武，想殺掉叔武。叔武正要洗浴時聽到成公回來，高興地顧不上梳理，用手抓着散亂的頭髮跑出來迎接，結果被殺。這裏作者用“捉髮而出”四個字，逼真地寫出了叔武毫無戒備的赤誠忠心。

《左傳》敍事大量採用了民謠、諺語，不僅民謠、諺語的內容豐富多彩，而且其運用手法也靈活多樣。民謠即民間歌謠，是民間輿論的表現形式，有講究押韻、風趣幽默、適合傳播的特點，由於它反映了比較普遍的民間社會意識，因此往往被看做社會生活的晴雨表。諺語也是歌謠的一種，有通俗易懂、言簡意賅、容易記憶和傳誦的特點，它來自社會實踐，是人生經驗的總結和概括，具有良好的教育和勸誡功能。 ^[7] 

《左傳》語言藝術的另一突出特色是行人外交辭令之美。行人，即外交官員。春秋時代，雖然周室衰微，列國兼併，號稱“禮崩樂壞”，但周天子畢竟還是形式上的天下共主，諸侯稱霸時要打着“尊王”旗幟，攻伐小國也要尋找冠冕堂皇的藉口；而諸侯小國，也必須利用外交途徑陳述大義，爭取廣泛的支持，保全自己的國家。這種特定的歷史環境為行人外交辭令的發展提供了廣闊的空間，也為《左傳》的語言藝術提煉提供了深厚的基礎。外交辭令極富政治性，既是大國爭霸的語言工具，也是小國抗衡的必需武器，往往能夠產生積極的政治效果。外交辭令作為大國爭霸的工具，對於主動進攻的一方，主要是通過外交途徑製造輿論，爭取主動，孤立對手，給自己的攻擊行為披上合理外衣；而應戰的一方也不甘示弱，同樣會在外交辭令上爭取主動，力圖將道義的優勢爭取到自己手裏。於是，交戰雙方在戰前戰後都會在外交辭令上進行一番較量，爭奪輿論的主動權。如魯僖公四年的齊、楚召陵之盟，起因是蔡姬盪舟惹怒齊桓公，被桓公遣送回蔡國，但沒有正式棄絕，蔡人卻將其另嫁他人。於是桓公率八國之軍伐蔡，並乘機南向逼楚，目的在於征服楚國承認齊的霸主地位。當時楚國勢力很強，齊國並沒有打敗楚國的絕對勝算，便一面耀武揚威，一面也有談判的準備。齊、楚雙方都想在談判中得到更多的利益，展開了一場激烈的外交辯論。楚國使者首先批評齊的大兵壓境，説齊在北海楚在南海，兩國風馬牛不相及，楚又沒有招惹齊，不料齊竟前來打楚；齊則陳述齊國伐楚的合法性，指責楚不給周室進貢，以及當年周昭王南征不返曾經死在漢水等罪狀。楚回答説：“不進貢是我們的錯誤，我們改正就是了；至於昭王南征不返，問不着我們，你應該去問漢水！”語言幽默，妙趣橫生，尤其是楚的辭令，委婉有禮，柔中帶剛，斬釘截鐵地回擊了齊國。雙方又經多次唇槍舌戰，互相妥協，最終達成和約。外交辭令作為小國向大國抗爭的武器，主要用來反對壓迫，保護自身利益，爭取生存權利。 ^[7] 

《左傳》對中國古代史學的發展產生了很大的影響，特別是在確立編年體史書的地位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左傳》繼承了古代史官“不虛美，不隱惡”的優良傳統，面對紛繪史實敢於秉筆直書，所記事件與人物具有很高的歷史真實性，是研究春秋時期乃至整個先秦時期歷史的重要文獻資料。它以許多被編在不同紀年中的事件，勾勒出“春秋五霸”的興替發展，以及“三家分晉”“田氏代齊”等漫長的國家政權演化歷程，讓讀者清晰地看出春秋社會發展演變的細節。《左傳》不單記載各國貴族高層的歷史，同時也關注平民階層，對一些社會現象的分析和描述，恰恰與諸侯國運的變化相輔相成，使得歷史更加立體化、清晰化。另外，《左傳》體現出強烈的儒家思想傾向，強調等級秩序與宗法倫理，尤其表現了非常濃重的“民本”思想，其積極意義早已不限於史學領域。 ^[2] 

《左傳》也是一部非常優秀的文學著作，歷代學者常把它與《史記》並稱，尊為歷史散文之祖。《左傳》長於記述戰爭，善於刻畫人物，重視記錄辭令。《左傳》記載的戰爭近500次，其中有不少戰爭記敍了詳細過程，對於戰爭的遠因近因、各國關係的組合變化、戰前策劃、交鋒過程、戰爭影響及各方評價，以精煉而富於文采的文筆寫出，且行文精煉、嚴密有力。《左傳》記載人物近3000個，大都描寫得栩栩如生。《左傳》擅長敍寫外交辭令，這些外交辭令含蓄藴籍、剛柔並濟、綿裏藏針，或意在言外，或暗藏玄機，往往在彬彬有禮的語言形式下有着出逼人的思想內涵。更值得一提的是，今天留傳下來的很多成語都出自《左傳》，如“其樂融融”“天經地義”“甚器塵上”等，對中國文學的發展產生了非常深遠的影響。 ^[2] 

《左傳》在史學中的地位被評論為繼《尚書》與《春秋》之後，開《史記》《漢書》之先河的重要作品。

晉範寧：“《左氏》豔而富，其失也巫（指多敍鬼神之事）。”

唐代劉知幾《史通》：《左傳》“其言簡而要，其事詳而博”。清代劉熙載認為：“百世史家，類不出乎此法。” ^[5] 

現代歷史學家徐中舒：《左傳》是一部偉大的歷史著作，從它的文學價值講，同時也是一部優秀的文學作品。 ^[6] 

瑞典漢學家馬悦然：我1946年8月到斯德哥爾摩大學跟高本漢學習古代漢語和先秦文學。我當時的第一本書便是《左傳》，我一直認為《左傳》是世界文學中最精彩的著作之一。 ^[6] 

自《史記》記載左丘明撰《左氏春秋》以來，產生了諸多《左傳》文本：

（1）《左氏春秋》，左丘明撰。《史記·十二諸侯年表》記載，春秋末年孔子欲改周室衰微、禮崩樂壞局面，維護周公禮樂制度，觀魯國“史記舊聞”，成《春秋》萬餘言。左丘明擔心孔門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遂撰《左氏春秋》以保《春秋》之義。

（2）《左氏春秋·襄公九年-襄公十年》，殘件，左丘明撰，浙江大學考古博物館藏。文本為戰國殘損竹簡，曾流出國外，2009年由浙江大學校友購回捐贈母校，綴合竹簡160枚，其中120餘枚3，100字為《左傳·襄公九年-襄公十年》內容。經簡牘學者用文獻學方法，碳-14測定、古今墨跡對比分析、材料學方法綜合檢驗，這批竹簡乃戰國時期《左傳》文本，是研究《左傳》文本演化的寶貴史料。

（3）《左氏傳》，30卷，左丘明撰。西漢北平侯張蒼進獻朝廷，西漢末年劉歆發現於秘府，“治《左傳》引傳文以解經”，建議立於學官，因今文學派抵制而失敗。東漢賈逵、鄭興、鄭眾、崔瑗、許慎、馬融、盧植、鄭玄、服虔等研習傳佈《左傳》，風潮遠蓋《公羊》《穀梁》二傳。

（4）《春秋左氏解誼》，31卷，今佚，東漢服虔注。服虔注《左傳》成為東漢至南北朝間學者研習《左傳》的重要文本。西晉杜預注《春秋左傳集解》問世，服注本與杜注本並行。隨着唐代孔穎達推崇杜預注《春秋左傳集解》以及孔氏《左傳正義》問世，服注《左傳》逐漸亡佚。

（5）《春秋左傳解誼》，殘件，東漢服虔注，六朝手寫本，吐魯番出土，日本台東區立書道博物館藏。本殘件是服注《左傳》實物。

（6）《春秋經傳集解》，30卷，西晉杜預注，六朝寫本，卷軸裝，日本金澤文庫、紅葉山文庫、皇宮御庫次第庋藏。日本島田翰認為此文本為六朝至寶，當代學者楊伯峻認為金澤文庫本是六朝人手寫的，且首尾完具，可説是最有參考價值的版本。

（7）《春秋經傳集解》，殘件，1軸（卷），西晉杜預注，北齊寫本，卷軸舊裝，日本藤井齊成會有鄰館藏。為《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卷二部分內容，卷末楊守敬題“北齊人書左氏傳共七紙一百四十六行惺吾記”，題尾鈐“楊守敬”陰文印一方。楊守敬赴日訪書得見，重價攜歸，後再由日本內藤湖南攜往日本。

（8）《春秋左氏經傳集解》，西晉杜預注，唐寫本，敦煌藏經洞出。《春秋左氏經傳集解節本》，殘件，唐寫本，敦煌藏經洞出。《春秋左傳正義》，殘件，唐孔穎正義，唐寫本，敦煌藏經洞出。中華書局2008年出版《敦煌經部文獻合集》，第三冊“羣經類左傳之屬”收錄散落世界各地的《左傳》殘件。

（9）《春秋左傳正義》，60卷，西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等疏。為孔穎達主持編修的《五經正義》一種，以杜注《春秋左傳集解》為主，彙集前人成果精華，是截至唐代的《左傳》研究成果集大成者。

（10）《春秋經傳集解》，30卷，西晉杜預注，宋嘉定九年興國軍學刻，日本皇宮御庫藏。3～4卷、20～21卷、26～28卷為補抄本。鈐印“枝山”“允明”“金澤文庫”“井口氏圗書”“文炳珍藏子孫永保”“牀頭一壺酒更能幾回瞑”“建芳馨兮廡門”“宮內廰書陵部圖書寮文庫藏”等印。日本尊經閣文庫藏有《春秋經傳音義》宋本5冊，鈐“金澤文庫”印，為此文本散出者。

（11）《春秋左傳正義》，36卷，西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等疏，宋慶元六年紹興府刻，宋元遞修本，國家圖書館藏。存世孤本。該本半頁8行，為與後世半頁10行區別，稱“八行本”，質量遠高於同期之十行本以及後來的各類版本。

（12）《音注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亦名《春秋左傳綱目》，70卷，南宋林堯叟注音解義，南宋刻印。民國藏書家查燕緒、徐博明相繼庋藏。《中國善本書提要》《中國善本書目》未見著錄，是存世孤本。抗戰期間徐氏藏書星流四散，此書下落不明，2004年現身西泠印社秋季拍賣會古籍善本專場。

（13）《春秋經傳集解》，30卷，西晉杜預注，宋撫州公使庫刻印，第1～2卷、第19卷藏國家圖書館，第3～18卷、第20～30卷藏台北“故宮博物院”。半頁10行，行16字，版心鐫字數與刻工姓名，鈐乾隆“五福五代堂寶”“八徵髦念之寶”“乾隆御覽之寶”“古希天子”等。

（14）《春秋經左氏傳句解》，殘存第35～38卷，西晉杜預注，宋林堯叟疏，宋刻。半頁10行，行22字。潘景楨於民國年間購自北京廠肆，2003年、2009年兩次現於北京古籍善本拍賣專場。各類書目未見同類文本著錄。

（15）《春秋經傳集解》，30卷，西晉杜預注，唐陸德明釋文，南宋餘仁仲萬卷堂刻。半頁11行，行17字。曾流傳日本，後歸國，現藏台北“央圖”。

（16）《春秋經傳集解》，30卷，西晉杜預注，宋末元初相台岳氏刻本，國家圖書館藏。海內孤本，半頁8行，行17字。白文無注，字大如錢。

（17）《附釋音春秋左傳註疏》，60卷，西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唐陸德明釋文，南宋劉叔剛刻印，國家圖書館藏第1～29卷，台北“故宮博物院”藏第30～60卷。半頁10行，行17字，註文小字雙行，行23字。鈐“史氏家傳翰院收藏書畫圖章”“毛褒之印”“養正書屋珍藏”“兼牧堂書畫記”“謙牧堂藏書記”。

（18）《附釋音春秋左傳註疏》，60卷，西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唐陸德明釋文，元初刻本，國家圖書館藏。半頁10行，行17字，註文小字雙行，行23字。版心上鐫本頁大小字數，中鐫“秋疏幾”，下鐫刻工名。刻印精良，反映了元十行本的面貌。

（19）《春秋左傳註疏》，60卷，西晉杜預注，唐陸德明音義，唐孔穎達疏，清乾隆四年武英殿刻印，曲阜孔府藏。半頁10行，行21字，註文小字雙行，單行21字，版心上鐫乾隆四年校刊，中鐫書名卷次，下鐫頁碼。正文起首黑底白字標示經、傳、義、疏、注、音諸項。刻字精良，為武英殿刻書代表作。

（20）《春秋左傳註疏》，30冊（原60卷），西晉杜預注，唐陸德明音義，唐孔穎達疏，清同治十年廣東書局據武英殿本重刊本。為阮元以武英殿本為藍本，以公私藏善本詳加勘校之重刊本。半頁10行，行21字，註疏小字雙行，單行21字。四周單邊，版心上鐫“乾隆四年校刊”，中鐫書名卷次。刻印精良，質量高於乾隆四年本。

（21）《春秋左傳注》（修訂本），4冊，大32開，楊伯峻編著，中華書局2009年10月版，有平裝、精裝。吸收前人和考古成果，是歷代《左傳》研究成果的集大成之作。

（22）《春秋左傳新注》，上下冊，大32開，趙生羣著，陝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3月版，精裝。對《春秋》《左傳》詳加校勘、考證和訓釋，後附《導論》，梳理歷代《左傳》研究成果，對《左傳》主要爭論進行迴應。 ^[8] 

左丘明，生卒年不詳，與孔子同時或略早於孔子，姓丘，名明，因其父任左史官，故稱左丘明，魯國人。他雙目失明，故後人亦稱盲左。相傳他著有《左氏春秋》（又稱《左傳》）和《國語》。 ^[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