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濮之戰

春秋時期，周王室衰微，諸侯互相征伐，戰爭頻繁。公元前634年左右，楚國勢力強盛，欲圖稱霸中原，企圖北上。北方強國晉國自晉文公上位以來，實力逐漸恢復。晉文公知曉楚王圖謀，遂先下手為強，與楚國發生戰爭 ^[2]  。

起初，晉國內亂，公子重耳出逃。他到了楚國時，楚成王熱情招待他。閒談中，成王問他：“你將來如回到晉國做國君時，如何來酬謝我？”重耳説：“像財寶這些東西，你們楚國均有的，如果我真能得返晉國，做了晉君，若我們兩國不幸要打仗的話，那我就退避你三舍。” ^[3] 

後來，重耳在秦國的幫助下，果真回到了晉國，做了國君，史稱晉文公。之後，楚國發兵進攻宋國，宋國派人向晉國求救。文公因宋公曾待他很好，便召開眾將商量，看如何救宋。 ^[4]  當時情況是：想向楚國去説情，怕楚國不肯，如和楚去打仗，自己也不大願意，而且又怕齊、秦不贊成，後來想出了一個辦法：先答應宋國，並説明原因，叫他先和齊、秦聯繫，請齊、秦與楚交涉，送些禮物給齊、秦。而晉先出兵伐曹、衞，把曹、衞滅掉，將他們的土地分一些給宋，以補償宋人的損失。

楚成王見晉欲去救宋，便叫其大將子玉不要去逼近晉師與之交戰，説：“晉侯在外面逃亡了十九年才回到了晉國，什麼危險他都經歷過，人情世故他都明白，此是天意所決定的，像這樣的人是不能和他打仗的。”告誡子玉要知難而退。可是子玉卻不肯聽，仍要和晉人打仗，於是派人向成王求戰，説：“我不敢説一定要立功，只是想堵一堵那些説閒話人的嘴。”成王聽了不大高興，就給他比較少的部隊。 ^[5] 

此後，子玉便派使者宛春對晉人説，你們如放了曹、衞的國君，我們也就釋宋之圍。晉文公聽從先軫的建議，一面將宛春抓起來以激怒楚國，一面私下對曹、衞説，許他們復國，並使曹、衞告絕於楚。子玉得知後大怒，就帶兵進逼晉師，晉文公便叫晉師向後退卻，為此，一些將領很不滿，説：“我們是國君率領隊伍，他們是臣子作帥，現在君避臣，不是太丟臉了嗎？”而狐偃説：“出兵要理直，氣才會杜盛的。理虧氣就會衰。我們國君曾受過楚君的恩惠，也曾説過要退三舍以避之。若我們忘恩失信，那就是理虧，他們就理直，士氣就會高。如果我們退了以後，他們仍不撤兵，那就是他們理虧。”於是退了三舍（九十里）。 ^{[2]  [13]}  沒想到，子玉竟然追了上去，於是，戰爭開始了。 ^[6] 

子玉率軍急進，依託丘陵險阻紮營，兩軍對峙於城濮。晉文公退避三舍，既是報答以前楚成王給予的禮遇，也是運用“卑而驕之”、“怒而撓之”的誘敵之計，子玉上鈎了。 ^[6] 

楚子玉派大將鬥勃向晉文公請戰説：“請與君之士戲，君憑軾而觀之，得臣（子玉名）與寓目焉。”晉欒枝答詞卻相當謙恭：“寡君聞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在此。為大夫退，其敢當君乎？既不獲命，敢煩大夫謂二三子：戒爾車乘，敬爾君事，詰朝相見。” ^[6] 

城濮交戰時雙方的陣容是：晉三軍，即先軫為元帥，統率中軍，郤溱輔佐，狐毛統率上軍，狐偃輔佐。欒枝統率下軍，胥臣輔佐。楚國也是三軍，即令尹子玉以若敖之六卒統率中軍。子西（鬥宜申）統率左軍。子上（鬥勃）統率右軍。楚的僕從國鄭、許軍附屬楚左軍，陳、蔡軍附屬楚右軍。

四月六日，晉軍在城濮嚴陣以待楚軍。子玉狂傲聲稱：“日必無晉矣。”當兩軍接觸之時，晉下軍佐胥臣率所部用虎皮蒙在馬身上，首先衝擊楚右翼的陳、蔡軍，陳、蔡軍驚駭逃散，楚右軍潰敗。楚子玉、子上見右軍潰敗，怒火中燒，加強對晉中軍和上軍的攻勢。晉右翼上軍狐毛設將、佐二面旗幟，令二旗後退，引誘楚軍。晉下軍欒枝所部也以車輛曳樹枝奔馳而偽裝後退。楚子玉以為晉右翼敗退，令楚左軍追擊，所以對陳、蔡及右翼軍潰敗並未理會。楚左軍追擊晉上軍時，側翼暴露，晉先軫、郤溱率中軍攔腰截擊，狐毛、狐偃率上軍夾攻楚左軍，楚左軍潰敗。楚子玉見左、右軍皆敗，遂下令中軍停止進攻，得以不敗。子玉率殘兵退出戰場，晉軍進佔楚軍營地，休整三日後，勝利班師。 ^[6] 

城濮之戰開始前，晉國就定下了“楚始得曹，而新婚於衞，若伐曹、衞，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這樣一個總的作戰方針。

第一階段先從衞國下手，初戰取勝，為晉、齊之盟奠定了基礎，也逼迫魯國從楚的陣營中分化出來。

第二階段圍曹，入曹。至此，附於楚國的曹、衞兩國都被征服，大地削弱了楚國的力量。接着又用先珍之謀使齊、秦兩國“喜賂怒頑”，與晉結為聯盟拒楚，以解除晉國的後顧之優。

在第三階段與楚國的正面交鋒中，晉國恰當地選擇了戰場，避開楚國主力部隊的鋒芒，以下軍之佐首先對組成楚右翼部隊的陳、蔡兩國軍隊發起進攻，楚右師戰敗。然後以“偽循，誘敵深念以上軍合攻楚左翼部隊，楚左師潰。這樣晉國就造成了事實上對楚的優勢，掌握了主動權，使自己處於有利的戰略地位，從而取得了最後決戰的勝利。

《左傳》城濮之戰的描繪令人信服地使我們看到，晉國的每一步勝利，都是同充分發揮將帥的主觀能動作用，適應客觀規律，採取正確的戰略戰術分不開的。戰爭是敵我雙方力量的競賽，但力量在戰爭中不是凝固不變的，而是變化的因素。人的主觀努力，指揮員的能動作用的發揮，戰略戰術的恰當運用，對於敵我力量的轉化，都起着極大的作用。孫子主張在作戰指導上要“致人而不致於人”，主張“廟算”。孫臏主張“變”、“權”。《左傳》通過城濮之戰記敍，在主、客觀關係的問題上，形象地反映了和孫子、孫臏同樣的樸素的軍事辯證法思想。 ^[7] 

城濮一戰中，晉國大勝，晉文公建立了霸權，楚國北進鋒芒受到挫折，被迫退回桐柏山、大別山以南地區。中原諸侯無不朝宗晉國。

楚國大將子玉羞憤自殺。 ^[8] 

再之後，晉軍進入鄭國衡雍（河南原陽縣西，當時在黃河南岸），並在踐土（距衡雍較近，當時亦在黃河南岸，在河南花園口黃河北岸）修築王的行宮，向襄王獻俘。周襄王策命晉文公為“侯伯”。晉文公要求諸侯“皆獎王室，無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無克祚國”。晉文公在“尊王”的旗幟下，順理成章地登上了霸主寶座。 ^[6] 

晉文公長於收攬人心，一即位就採取子犯“入務利民”的建議，使民；教民以“義、信、禮”，使民能為己所用。因此，從圍曹救宋，拘楚宛春復曹、衞，到決戰城濮，晉國君臣將帥無不認真運籌策劃，甚至連役卒輿人也主動獻謀出策。內部和睦，君臣同心、軍民協力，為晉國創立霸業奠下堅實的政治基礎。反之，楚國君臣對戰爭形勢的估計和意見不一；子文傳楚軍統帥之職於子玉，蒍賈卻不認為子玉能勝任；面對晉、宋、齊、秦的聯盟，楚王“知難而退”、“楚眾欲止”，子玉則非戰不可。內部矛盾，君臣不和、軍民不協，抵消了應戰的力量，這是楚軍自取滅亡的主要原因。

在外交上，晉文公長於爭取與國。他打着“報施救患”的旗號伐楚，一方面贏得周王室和諸侯國的好感和信任，另一方面乘機擴大自己的勢力和領地範圍，達到“取威定霸”的目的。接着，巧施“喜賂怒頑”之計，利用楚國與齊、秦之間的利害矛盾，爭取齊、秦的聯盟，以壯大自己的軍事力量；後又“私許復曹衞”，使曹、衞“告絕於楚”，以瓦解楚軍的聯盟；開戰時，又採取剋制態度，對楚履行若言，先“退三舍”，後發制人，使自己處於理直地位，獲得政治上的主動。反之，楚國為夷國，處於被周王室和中原諸侯排斥的地位，儘管宋、曹、衞等小國在其強權下屈服，但一遇晉國與之相爭，便迅速向晉國靠攏，楚國也因此陷入眾叛親離的被動局面。

在軍事上，晉軍戰略正確，指揮有方。如前所説，晉軍一開始就採用“退三舍”之計，先避開楚軍的鋒芒，使其驕縱輕敵；後抓住彼竭我盈的機會，選擇有利的戰場，贏得主動權。決戰時，晉軍避強擊弱：先“蒙馬以虎皮”，使楚右師潰；再用佯敗之計，虛設“二旆”和“輿曳柴而偽遁”，誘敵深入，而後反攻夾擊，使楚左師潰；最後逼使子玉收兵。反之，楚軍的戰術不如晉軍靈活機動，缺乏清醒、明確的認識，楚軍察覺出晉軍的退卻是以逸待勞，反而輕敵中計。另外，由陳、蔡等國臨時構成的軍隊實為烏合之眾，鬥志渙散，根本不能與訓練有方和驍勇善戰的晉軍相提並論；而左右軍受攻擊時，強大的中軍竟按兵不動，坐等晉軍將其各個擊破，這就使楚軍的優勢逐漸化為劣勢，終於全面失敗。

城濮之戰之後，晉文公在踐土（河南鄭州西北）朝覲周王，會盟諸侯，向周王獻楚國俘虜四馬兵車一百乘及步兵一千名。周襄王正式命晉文公為侯伯。晉國終於實現了“取威定霸”的政治、軍事目標。

城濮之戰初期，晉軍兵力劣於對手，又渡過黃河在外線作戰，處於不利的地位。但是晉文公能夠善察戰機，虛心採取先軫等人的正確建議，選擇鄰近晉國的曹、衞這兩個楚之與國為突破口，先勝弱敵，取得以後作戰的前進基地。隨後又運用高明的謀略爭取齊、秦兩大國與自己結成統一戰線，爭取了戰爭的主動權。

當城濮決戰之時，敢於貫徹後發制人的作戰方針，主動“退避三舍”，避開楚軍的鋒芒，以爭取政治、外交和軍事上的主動，誘敵冒險深入，伺機決戰。同時與齊、秦、宋各國軍隊會合，集中起相對優勢的兵力；並針對敵人的作戰部署，乘隙蹈虛，靈活地選擇主攻方向，先攻打敵人的薄弱環節，予敵各個擊破，從而獲得了這場戰略決戰的輝煌勝利，成就了晉文公中原霸主的地位。 ^[9] 

1、研究城濮之戰的歷史教訓，有利於我們從歷史經驗中正確看待當下國際競爭特別是中國“和平崛起”過程中“軟實力”的問題。 ^[10] 

2、城濮之戰前晉楚兩國的對峙，實質上是兩種不同文化擴張摩擦融合的必然產物。 ^[10] 

3、晉國“一戰而霸”。其關鍵就是把重點放在了自身實力特別是“軟實力”的發展上。晉文公繼位後不僅重視經濟、軍事的發展，而且特別注重“文之教也”，教導人民知義、知信、知禮。在物質上、精神上、制度上都做好了稱霸的準備。所以，正是晉文公的“韜光養晦，有所作為”才奠定了“政平民阜”的稱霸基礎。儘管當前中國的綜合國力已經大有提高，但中國還將長期堅持鄧小平同志制定的“韜光養晦，有所作為”的方針。中國要成為一個真正的大國必須首先做好自己的事情，而這個事情之中的重中之重。用鄧小平的話來説，就是“埋頭實幹，做好一件事，我們自己的事”。當前不僅要繼續穩步增加“硬實力”，“軟實力”的建設也需要“韜光養晦、有所作為”。 ^[10] 

4、春秋時代大部分時間所謂霸權均賴晉國維持。梁惠王向孟子所云，“晉國天下莫強焉”，因為這一超級強國的存在，遂能北面阻止狄人南侵，南面阻止楚人北上，西面阻止秦人東進。 ^[11]  隨着當時中原華族與周邊少數民族的融合，以地理位置、文化程度、血緣關係三要素為區分標準的“華夷觀”逐漸被以文化為區分標準的“夷夏觀”取代。每當強大諸侯崛起，他們都力求擺脱自己的夷狄身份獲得諸夏認同（如：秦楚吳越）或者向夷狄開戰以服人心（如：齊晉），體現出當時的共同的“文化認同”。可見晉文公能贏得了周王室和其它中原諸國的支持，就是利用了文化的凝聚力、吸引力和感染力，晉國的勝利本質上是文化的勝利。中華民族在五千年的發展歷程中，以其博大精深的文化深深地吸引着世界其他國家和民族，並對這些國家和民族的文化發展產生了積極的影響，為世界文化的繁榮作出了重要的貢獻。努力提升國家“軟實力”，增強中華民族文化的吸引力，讓世界瞭解中華文化，認同中華文化，這是構建良好國際環境，讓中國“和平崛起”的需要。就像有學者描繪的那樣：“幾十萬美國、歐盟、日本、澳大利亞、南非和其他國家的留學生在中國的高等學府求學，世界頂尖學者競相申請到北京、上海、香港、台北進行學術交流、開辦講座，各國政界、工商界領袖以獲得中國大學授予的名譽學位為莫大榮幸，……21世紀中國真正強盛的標誌不是航空母艦在四大洋遊弋，耀武揚威，而是孔子所説的‘近者説（悦），遠者來’。”這才是中國真正崛起時的寫照。 ^[10] 

之前，楚國的勢力差不多已經蹂躪了整個中原，黃河下游的大國，如齊如宋都被楚所侵略，魯、衞、鄭、陳、蔡等國都已投降了楚人。一面狄兵也曾攻入王畿，逼得周天子蒙塵。……城濮一戰，楚軍敗績，南夷的勢力即退出了中原，北狄的勢力也漸漸衰微下去，於是華夏國家和文化的生命才能維持。 ^[12] 

晉國擊破了瀰漫中原荊楚入侵勢力，壓迫其退回原有之桐柏山大別山以南地區，使中原覆呈安定之象。於是中原諸侯之逼於威勢而附楚者，魯、曹、衞、陳、鄭等國皆脱離楚國復回至中原集團，聽從晉國之領導。 ^[12]  後，晉國舉辦“踐土之盟”。此次盟會，周襄王策命晉文公為“侯伯”，並給了晉文公“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的任務，晉擁有了代表周王室行使征伐大權的“尚方寶劍”。 ^[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