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伯峻

楊伯峻，原名德崇，1909年9月1日生於湖南長沙的書香門弟，祖父是位塾師，父親楊樹穀在清末曾留學日本，回國後一度在湖南從事地方自治運動。叔父楊樹達是著名的語言文字學家。楊伯峻從少在家塾和在湘潭外祖家塾師教育下讀書識字，6歲時，由祖父親自教授四書五經和《春秋左傳》。後來他對古漢語和《論語》《孟子》以及《春秋左傳》等“經書”加以研究譯註，與他小時候所受的教育很有關係。

因他楊伯峻古文基礎較好，來到北京後決定報考北京大學預科。他讀了兩年預科，又在中文系本科讀了四年。在這四年間，他向錢玄同、吳承仕、餘嘉錫、黃節和陳垣等名師學習。後來又成為黃侃的入室弟子，同學之間戲稱他為“黃門侍郎”。但他的治學門徑，主要還是從當時擔任清華大學教授的叔父楊樹達那裏獲得的。

1926年，楊伯峻參加了中國共產黨。1929年至1930年之際，北京地下黨組織遭到破壞，失去了關係。這時他政治上沒有了寄託，在治學方向上既想搞文學，又喜歡考證，因而也不免感到彷徨。他平時常在北大學生會辦的刊物上發表一些詩詞作品，博得師友們的好評。有次他發表了一首七律，其中有二句是：“此心常恐無歸處，彼岸何曾有到時。”反映了這一時期苦悶複雜的心情。

孫人和教授知道後告訴了楊樹達。楊樹達不知道楊伯峻和黨的關係，只是從選擇專業上所流露的徘徊心情去看待這件事情，於是便指導楊伯峻搞《列子集釋》。恰巧楊伯峻的同班同學許維遹正在搞《呂氏春秋集釋》，他們便相互切磋交換資料。等到北大畢業的時候，《列子集釋》也已完成。這部《列子集釋》原稿由楊樹達保存了二三十年，直到1958年才由龍門聯合會書局出版，但還是可以認為是楊伯峻最早的一部研究和整理出版的古籍。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馮玉祥將軍積極呼籲抗日，反對蔣介石的不抵抗主義，遭到蔣的排擠。1932年3月，馮便和夫人李德全隱居在泰山普照寺。這年夏天，楊伯峻在北大畢業後原在天津南開中學教書，不久經同學張百川（勃川）介紹，為支持馮玉祥將軍抗日，他到泰山參加馮玉祥的研究室工作。他以黎錦熙的《國語文法》和陳望道的《修辭學發凡》為基本教材，同時，選擇一些當代著名作家的短篇小説和散文作為範文講解，很受馮玉祥將軍夫婦的讚賞。

在這期間，他對漢語語法作了較為系統的研究。為後來撰寫《中國文法語文通解》作了準備。研究室主任是宋斐如，成員中有賴亞力、李紫翔、張百川、鄒靜陶、吳組湘和王倬如等，有的是在北大時的先後同學，有的是在研究室認識的，他們中有講解政治和經濟的，有講解文學的，後來都成了很好的朋友。

馮在前線指揮作戰時，楊伯峻和賴亞力留在濟南辦《抗戰早報》，積極宣傳抗日。讀者對象主要是第六戰區的官兵，由於文字通俗，內容生動，又宣傳抗日，所以很受歡迎。9月中，八路軍在平型關首戰告捷，殲敵2000餘人，擊毀和繳獲大批汽車等武器裝備，粉碎了“日軍不可戰勝”的神話。《抗戰早報》以獨家新聞作了詳盡報道。但事後發現這一天的報紙竟被韓復榘下令扣留，沒有送到前方去。不久，由於蔣介石疑忌，馮又被免去第六戰區司令長官職務。

馮被免職後，楊伯峻等也都隨馮回到南京。南京淪陷，又撤退到了武漢。這時，陳獨秀被國民黨監禁了五年後釋放出獄，住在武漢。有次馮要楊伯峻以個人身份去看望他，詢問對時局的看法。陳獨秀知道他是楊樹達的侄子，而自己又正和楊樹達有書信往來，見面後，陳獨秀對楊伯峻提出的問題撇開不談，卻大談其古文字學，楊伯峻不得要領而返。

武漢淪陷前夕，楊伯峻又隨馮撤退到長沙和衡陽，接着又撤到桂林，最後定居重慶。楊伯峻看到馮對國事也無能為力，大部分時間消磨於讀書、寫字、吟詩、作畫之中。他覺得自己在重慶無所作為，1940年5月又回到長沙，先後在醴陵湘東中學、醴陵縣立師範任教。後又以戰火蔓延到江西吉安十三中教書。抗日戰爭勝利後，一度在湖南從事民主運動。

1948年，楊樹達應中山大學之聘，到廣州中山大學任教，要伯峻同去，擔任中文系講師。楊伯峻從此走上了大學講壇。這時，他已經和黨的地下組織取得了聯繫，並且重新入了黨。當時已臨近全國解放，黨組織派他回長沙協助籌建民盟省委。長沙和平解放後，楊伯峻先後擔任過民盟湖南省委委員兼宣傳部部長、《民主報》社社長、湖南省政協委員和秘書處長、中共湖南省委統戰部辦公室主任等職。1953年，楊伯峻向黨組織提出申請，希望有機會讓他繼續從事學術研究，黨組織批准了他的請求，調他到母校北京大學中文系擔任副教授。

楊伯峻青年時代在北大讀書時，曾撰著《列子集釋》，從語言學角度論證今本《列子》8篇，並非《漢書·藝文志》所記載的劉向、劉歆父子校讀的原文，而是晉人所偽作。他的見解在《列子集釋》出版以後，得到國內外學者的重視。所著《中國文法語文通解》，原意是打算以音韻為綱，敍述漢語虛字演變的歷史，所論述的虛詞大多和讀音的演變有關。他當時在中學教書，限於種種條件，只是在每章虛詞之後，以讀音的變化為線索，列舉了古今不同字形的虛詞。

到北大任教以後，應老友鄒靜陶之約，他又寫了一部《文言語法》，1955年1月在北京大眾出版社出版。這部著作增加了語法的部分，較《中國文法語文通解》要全面得多。日本學者波多野太郎博士和香阪順一教授得到北大馬寅初校長的支持，將它譯成了日文出版，楊伯峻應約為日譯本寫了序言。

楊伯峻從來是抱着嚴肅的態度對待自己所從事的工作，對《論語》的研究也已有長期的醖釀和準備，資料積累工作進行了多年。他先寫了《論語詞典》，然後在1955至1956年兩年間，除了課堂教學，他集中了全部的時間和精力，最後終於完成了這部著作。那時北大對高級知識分子的科研工作很重視，給以多方面的關心和支持，這也是這部著作所以能夠完成的十分重要的客觀條件。

但是這樣的日子並不長，在《論語譯註》向中華書局交稿不久，楊伯峻卻在“反右派運動”中遭了殃。這時他一面接受批判，一面照常講授古代漢語，耐心地引導同學們學習。不久被臨時安排教歷史系的古代漢語和《史記》。歷史系的同學們很喜歡聽他的課，用心記筆記，很多同學也沒有把他看作右派，而認為他是一位真正有學問的教授和學者。1957年暑假後，他被調到了蘭州大學中文系。

楊伯峻並不因遭劫難而停筆。到了蘭州以後，中華書局在1958年6月出版了他的《論語譯註》，他又繼續從事《論語譯註》的姊妹篇《孟子譯註》的撰述。

1959年初，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建立了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由齊燕銘任組長，開始對全國的古籍整理出版工作進行通盤考慮和全面規劃。出於工作上的需要，指定中華書局為它的辦事機構。中華書局的總經理兼總編輯金燦然被聘任為規劃小組成員兼辦公室主任。中華書局的出版專業也重新作了調整，決定以整理出版古籍和當代學者的文史研究著作為主要任務。

為此，中華書局向全國有關高等學校和科研機構借調了一批專家，參加一些重點古籍的整理工作。楊伯峻在蘭大任教不久，又調到甘肅師範大學，在蘭州前後將及三年，於1960年10月調到了中華書局擔任編輯，加入了整理出版古籍的專業隊伍。

楊伯峻到了中華書局後，開始搞《春秋左傳注》。由於他早年批校過近人吳士鑑的《晉書斠注》，對《晉書》下過一番功夫。後來中華書局在整理校點二十四史中的《晉書》時，他曾經作出了重要貢獻。

1961年5月，經胡愈之倡議，並得到中共中央宣傳部支持，文化部出版局組織人民出版社、世界知識出版社、人民文學出版社、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和科普出版社6家出版社聯合編印一套中級讀物——《知識叢書》。中華書局承擔了一部分語言文字、古典文學和中國歷史方面的選題，其中《文言虛詞》和《文言文法》是請楊伯峻撰寫的。這是兩部較通俗的讀物。《文言虛詞》後又經過修訂，改寫成《古漢語虛詞》，1981年2月由中華書局出版。在五十年代，他還蒐集了楊樹達的讀書札記，編為《積微居讀書記》，1962年9月由中華書局出版。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