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昌

羅昌（1883—1956），字文仲，梁啓超的著名弟子，康有為女婿，康同璧夫君。曾就讀於早稻田大學、日本陸軍大學、牛津大學。 ^[1] 

羅昌於1883年出生於檀香山一個殷實的華人家庭，父親很早就送他到日本著名的早稻田大學留學，畢業後又進入日本陸軍大學學習軍事，後又轉到英國的牛津大學攻讀歷史和法律，並在那兒獲得了文學士的學位。在國外留學期間，他廣泛接觸到了一些流亡在海外的中國革命志士，並且成為了康有為變法思想的忠實信徒。

1904年，康有為在海外流亡過程中來到了歐洲，他遠在美國的二女兒康同璧，乘暑假特地遠涉重洋，前來歐洲陪同父親訪問丹麥。恰好也開始放假的羅昌獲悉恩師已經到了歐洲，正在丹麥訪問，便立即從牛津啓程，匆匆趕到哥本哈根跟康有為會面。這對屬於忘年之交的師生在異國他鄉重逢。隨後三人結伴渡海，前往挪威旅遊。正是在這次旅行當中，羅昌這位風度翩翩的牛津才子博得了康同璧的芳心，從此開始了一段跨越大西洋的浪漫愛情。 ^[1] 

從牛津畢業以後，羅昌旋即回到國內，在京師參加了專門為回國留學生而組織的科舉考試，並且獲得了舉人的頭銜。1912年，他受聘成為首屆民國政府交通部長的秘書，從此開始了他的官場和外交生涯。1915年，他被官派山東，出任專門跟德國殖民主義者打交道的外交專員。從1919至1924年間，他分別出任了駐新加坡、倫敦和渥太華的總領事。此外，他還於1923年分別兼任了甘肅省省長的法律顧問和交通部的顧問。1927年，他又分別擔任了外交部和政府內閣的顧問，並於同年獲得了四等嘉禾勳章的嘉獎。 ^[1] 

然而，羅昌從本質上還是一個地道的知識分子，多年的官場生涯使他深諳政界的黑暗和兇險，再加上頻繁的調動和升遷也造成了家庭生活的不安定，使他逐漸對仕途感到厭倦。相比之下，他更喜歡從事在大學講課和做學問等相對比較平靜和安定的教育工作。所有這些因素都促使他在45歲那年便做出了徹底告別官場的決定。

自從京師大學堂於1903年恢復以來，拉丁語這門課程就已經被列在了當時的課程表上，但此課時斷時續，大多由外國教員來任教。平心而論，在北京大學的早期歷史上並不缺乏精通拉丁語的學者，例如1903年便來到京師大學堂擔任西學副總教習的辜鴻銘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但辜鴻銘在京師大學堂和國立北京大學所開設的課程也都只侷限於英國詩歌。“國立北京大學”覆校後，環顧京師的學術文人圈，當時真正有能力在北大創辦拉丁語課程的中國學者恐怕非羅昌莫屬。

由於缺乏確鑿翔實的校方檔案材料和相關的文字記載，無法對羅昌所開設拉丁語課程的具體情況做出一個深入的考察和客觀的評價，但從可以找到的1929-1930學年北大英文系課程表上可以看到，當時的拉丁語課程按難易程度共分成四個班級，而且這四個班級全都是由羅昌一個人來執教的。選修此課的學生人數之多也間接説明了拉丁語這門課程受到了廣大學生歡迎的程度，羅昌的教授生涯有了一個良好的開端。拉丁語這門課程之所以至今在北京大學仍然是一門受到學生歡迎的經典課程，羅昌當時為此做出的貢獻是不應被低估的。 ^[1] 

由於羅昌經過西學的薰陶，在外語、法律、文學、歷史和外交等諸多方面均具有極高的素養，所以很快就成為了深受北大學生尊敬和愛戴的教授之一，並且與温源寧和徐志摩等兩位名人並列成為國立北京大學英文學會的導師。

北大英文學會成立於北大覆校後的1929年5月24日。當時這個英文學會在學校日常事務中發揮了積極的作用，例如推舉學生代表出席各系聯席會議；敦促校方招回陳源、林語堂和胡適等一些著名的教授；敦請校方正式聘請已經在校的一位外教，即著名英國學者芮卡慈，為北京大學教授，並請英文系主任温源寧教授聘請牛津、劍橋等著名大學更多的名教授來北大任教等等。

當時英文系的一些教授大多有國外留學的經歷，他們對於學生們組織英文學會一事給予了積極的支持和指導。尤其像温源寧、徐志摩和羅昌這三位名教授導師的“夢幻組合”更是受到了學生們的熱烈歡迎。

在北大任教的同時，羅昌還曾經在北平師範大學、北平女子師範大學和中國大學等校兼任講師，同樣受到那兒學生的歡迎。1931年，原北平師範大學和北平女子師範大學兩校合併，成立了新的國立北平師範大學。羅昌接受該校的聘請，正式出任國立北平師範大學外語系的主任和教授。 ^[1] 

解放以後，從教學崗位上退下來的羅昌由於身體不好，生活比較低調。與此形成對比的是，他妻子康同璧由於在北平和平解放前夕曾被傅作義將軍選為代表，跟解放軍商談和平入城問題而聲名大噪。

自從1951年康同璧應中央文史館之聘為館員，1953年當選為北京市人民代表大會代表，1954年底接到全國政協來函，稱已經常委會批准，敦請康同璧為全國政協委員，幾年間，羅昌始終是鬱鬱不樂。

1956年2月6日，羅昌故世。夫人康同璧因驟失親人大病了一場。他們的女兒儀鳳小姐也是非常消瘦，精力疲痹。康同璧後來回憶説：“羅昌先生身體很健壯，他的老太太高壽九十多歲時仍能健步如飛。一生生過十六個孩子，所以説他們家庭是有長壽傳統的。想不到他竟會在年過七旬不久的年歲，遽而仙逝，舍我而去。我們夫妻四十餘年，相敬如賓，相濡以沫。我每以為能‘同心自古應同壽，共享百歲樂期頤’。”

康同璧同樣是一位年高德劭的長者，一位康有為學術的傳承代表，一位載在史冊上的婦女解放運動的先驅人物。這位將近九十高齡的老人，竟然只因感冒，在1969年的一個夜裏，在一個小醫院的走廊裏，默默無聞地、孤寂地、悽悽慘慘地逝去。 ^[1] 

他倆在身後留下了一子一女，兒子羅榮邦後來成為美國著名的大學教授，中國古代海權史的專家和康有為傳記的作者。

而他們的女兒羅儀鳳，則在媽媽死後，又因心愛的香水、鞋、衣服、書籍、古玩字畫等等，早已在“紅衞兵”時代被抄沒焚燬，她已一無所有，幾至了無生趣，在1975年，就把她的飽學、智慧、才華、聰明和她對人們的愛，都帶進了墳墓。只生活了六十幾個年頭。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