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起義

武昌起義(10張)

19世紀末，何子淵、丘逢甲等人開風氣之先，排除頑固守舊勢力的干擾，成功創辦新式學校。隨後清政府迫於形勢壓力，對教育進行了一系列改革，於1905年末頒佈新學制，廢除科舉制，並在全國範圍內推廣新式學堂。1909年，地方科舉考試停止以後，西學逐漸成為學校教育的主要形式。亦正是教育方式的這一根本性轉變，為後來風起雲湧的辛亥革命和國家建設培養造就了大批思想進步鋭意創新的寶貴人才。

辛亥武昌起義前夕，由於中國的各種社會矛盾不斷激化，人民羣眾的反抗鬥爭持續不斷，革命黨人不斷髮動武裝起義。1906年，清廷拋出“預備立憲”，其實質卻是加強了皇族的權力，廣大立憲派對此極為不滿；1908年慈禧太后與光緒皇帝相繼去世，年僅3歲的宣統皇帝愛新覺羅·溥儀即位，其父載灃攝政。 ^[2] 

1911年5月，清政府公佈的內閣名單中滿族人有九名（其中七名是皇族），漢族有四名。被人稱為“皇族內閣”。立憲派對此大失所望，有少數人蔘加了革命黨。為取得外國的支持，以維護其統治，清廷將廣東、四川、湖北、湖南等地的商辦鐵路收為國有，然後再賣給外國，掀起了全國大規模的人民反抗運動——保路運動。 ^[2] 

文學社和共進會兩個革命團體在湖北新軍中開展革命宣傳工作，在新軍中發展革命力量，積極準備起義。1911年初，兩團體領袖見面秘談，準備起義，文學社社長蔣翊武為革命軍臨時總司令，共進會孫武為參謀長，以文學社的機關為臨時總司令部。 ^[2] 

保路運動亦稱“鐵路風潮”。1911年（宣統三年）5月，清政府以鐵路國有之名，將已歸民間所有的川漢、粵漢鐵路築路權收歸“國有”，馬上又出賣給英、法、德、美4國銀行團，激起湘、鄂、粵、川等省人民的強烈反對，掀起了保路運動。運動在四川省尤其激烈，各地紛紛組織保路同志會，推舉立憲黨人蒲殿俊、羅綸為正副會長，以“破約保路”為宗旨，參加者數以十萬計。清政府下令鎮壓。

1911年9月7日，四川總督趙爾豐逮捕羅綸、蒲殿俊等保路同志會代表，槍殺數百請願羣眾。第二天又下令解散各處保路同志會。激起四川人民更大憤怒，將各處電線搗毀，沿途設卡，斷絕官府來往文書。1911年榮縣獨立，榮縣成為全中國第一個脱離清王朝的政權。把保路運動推向高潮，成為武昌起義的先聲。 ^[3] 

清朝廷為撲滅四川的人民起義，派出大臣端方率領部分湖北新軍入川鎮壓，致使清軍在湖北防禦力量減弱，革命黨人決定在武昌發動起義。

1911年9月14日，文學社和共進會在同盟會的推動下，建立了統一的起義領導機關，聯合反清。並決定請黃興、宋教仁或譚人鳳來鄂作起義指揮，主持大計。

1911年9月24日，兩個革命團體召開聯席會議，決定10月6日發動起義。各標營黨人代表均參加，通過“人事草案”和“起義計劃”，軍事總指揮為蔣翊武，參謀長為孫武，總理為劉公。

南湖炮隊黨人暴動未果。炮隊事件後，清湖北當局下令收繳新軍部隊子彈，同時增強市面軍警力量，盤查甚嚴。當局召集官長會議，決定軍隊提前過中秋節，八月十五日不放假。

1911年9月28日，湖南黨人焦達峯函告武昌起義指揮部，10月6日起義湖南準備未足，請展期10天。再加上同盟會的重要領導人黃興、宋教仁等未能趕到武漢。起義指揮部決定10月16日湘鄂兩省同時發難。

1911年10月9日，孫武等人在漢口俄租界配製炸彈時不慎引起爆炸。俄國巡捕聞聲而至，搜去革命黨人名冊、起義文告、旗幟等，秘密泄露。並拘捕劉同等6人，隨即引渡湖北當局。

湖廣總督瑞澄下令關閉四城，四處搜捕革命黨人。情急之下，革命黨決定立即於10月9日晚12時發動起義。但武昌城內戒備森嚴，各標營革命黨人無法取得聯絡，當晚的計劃落空。

新軍中的革命黨人自行聯絡，約定以槍聲為號於1911年10月10日晚發動起義。

1911年10月10日晚，新軍工程第八營的革命黨人打響了武昌起義的第一槍，奪取位於中和門附近的楚望台軍械所，吳兆麟被推舉為臨時總指揮。繳獲步槍數萬支，炮數十門，子彈數十萬發，為起義的勝利奠定了基礎。此時，駐守武昌城外的輜重隊、炮兵營、工程隊的革命黨人亦以舉火為號，發動了起義，並向楚望台齊集。武昌城內的29標的蔡濟民和30標的吳醒漢亦率領部分起義士兵衝出營門，趕往楚望台；爾後，武昌城內外各標營的革命黨人也紛紛率眾起義，並趕向楚望台。起義人數多達3000多人。 ^[4] 

1911年10月10日晚上10點30分，起義軍分三路進攻總督署和旁邊的第八鎮司令部。並命已入城之炮8標則在中和門及蛇山佔領發射陣地，向督署進行轟炸。 ^[4] 

起初，起義軍沒有一個強有力的指揮，加上兵力不夠，進攻受挫。晚12點後，起義軍再次發起進攻，並突破敵人防線，在督署附近放火，以火光為標誌，蛇山與中和門附近的炮兵向光處發炮轟擊。湖廣總督博爾濟吉特·瑞澂打破督署後牆，從長江坐船逃走，第八鎮統制張彪仍舊在司令部頑抗。起義軍經過反覆的進攻，終於在天亮前佔領了督署和鎮司令部。張彪退出武昌，整個武昌在起義軍的掌控之中。 ^[4] 

1911年10月10日深夜，正在保定軍諮府軍官學校學習的同盟會員何貫中第一時間得知起義發生的情況，立即將同寢室的李濟深等同學組織起來，潛出校外，將清軍南下的唯一大動脈漕河鐵橋炸燬。漕河鐵橋被炸，清軍南下鎮壓起義運動的行程被耽擱，這不僅極大地支援了湖北武昌起義軍接下來的軍事行動，其更大的意義在於，這為革命黨人在全國範圍內舉事贏得了充裕的時間。 ^[4] 

漢陽、漢口的革命黨人聞風而動，分別於1911年10月11日夜、1911年10月12日光復漢陽和漢口。起義軍掌控武漢三鎮後，湖北軍政府成立，黎元洪被推舉為都督，改國號為中華民國，並號召各省民眾起義響應。

革命軍攻克總督府，佔領武昌，消滅清軍大批有生力量，在中國腹心地區打開一個缺口，成為對清王朝發動總攻擊的突破口，並在全國燃起燎原烈火。

武昌起義勝利後的短短兩個月內，湖南、廣東等十五個省紛紛宣佈脱離清政府宣佈獨立。1912年1月1日，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在南京成立，孫中山被推舉為臨時大總統。1912年2月12日，清帝溥儀退位，清朝滅亡。結束了二百多年清王朝封建統治和二千多年封建帝制。 ^[5] 

武昌起義產生了中國歷史上第一部具有近代意義的憲法草案《鄂州約法》。11月初，宋教仁、居正、劉公、孫武、張知本等商議，認為僅有政府組織法還不夠，尚需有一個根本法類型的法規。眾人推宋教仁起草。宋教仁早年喜愛研習法律，曾入日本東京法政大學研究各國憲法和政治制度，對西方三權分立制度十分讚賞。 ^[6] 

因而他為鄂軍政府草擬的約法（定名為《中華民國鄂州臨時約法》，簡稱《鄂州約法》），是一個三權分立的法律，共7章60條。規定“鄂州政府以都督及其任命之政務委員與議會、法司構成之”。行政權由“都督及其任命之政務委員”行使，立法權屬“議會”，司法權則歸“法司”。 ^[7] 

《鄂州約法》對這三方面職權均有明確的劃分。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採用三權分立原則的政權根本法。它首次正式規定人民依法享有民主權利，享有“自由保有財產”和“自由營業”的權利。取得政權的中國資產階級在這裏以法律形式宣告自己的勝利並維護既得的成果。 ^[8] 

武昌起義吹響了共和國誕生的號角。武昌起義創建了湖北軍政府，成為共和政權的雛型，並引發各省響應。不到兩個月就誕生了中華民國，建立了以孫中山為首的南京臨時政府，取得辛亥革命的重大勝利。 ^[9] 

武昌起義即狹義的辛亥革命，同時又是廣義辛亥革命的重要組成部分。作為民主革命，辛亥革命成功推翻了清朝後期腐敗的統治，開啓了民主共和新紀元，使共和觀念深入社會中上層人士思想中。前後的系列事件對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具有重大影響。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震驚了清政府，清政府迅速作出反應。1911年10月12日，清政府撤銷瑞澄職務，命他戴罪立功，暫時署理湖廣總督；停止永平（今河北盧龍縣）秋操，令陸軍大臣蔭昌迅速趕赴湖北，所有湖北各軍及赴援軍隊均任其節制；令海軍提督薩鎮冰率領海軍和長江水師，迅速開往武漢江面。 ^[10] 

14日，清政府編組一，二、三軍，以隨蔭昌赴湖北的陸軍第四鎮及混成第三協、十一協為第一軍，蔭昌為軍統（也稱總統）；以陸軍第五鎮為第二軍，馮國璋為軍統；以禁衞軍和陸軍第一鎮為第三軍，載濤為軍統。三軍迅速向漢口附近集結。 ^[10] 

面對這一形勢，湖北軍政府於1911年10月15日決定首先掃蕩漢口敵軍，然後向北推進，以阻止清軍南下。從10月18日出戰漢口，到1911年11月27日漢陽失陷，前後戰鬥41天，史稱“陽夏戰爭”、“陽夏保衞戰”、或漢口、漢陽保衞戰。 ^[11] 

為時一個半月的陽夏戰爭，是辛亥革命期間規模最大的一次戰爭。在這41天之中，湖南、陝西、江西、山西、雲南、浙江、貴州、江蘇、安徽、廣西、福建、廣東、四川等省市，先後獲得獨立。關內十八省中只剩下甘肅、河南、直隸、山東四省效忠清朝。

革命軍雖然最後失利，但這次戰役仍產生了重要而深遠的影響。它不僅有效地保衞了首義之區和第一個革命政權，而且為各省樹立一個英勇抗敵的典範。它充分暴露了清軍的殘暴和虛弱，使清王朝的反動統治進一步陷入孤立和瓦解的境地。它吸引了清軍絕大部分主力，使清政府無力有效地控制和鎮壓其他各省起義，從而有效地促進了革命軍和革命力量在全國範圍內的發展。 ^[10] 

漫步武漢街頭，依然可以看到眾多首義遺址，包括漢口的沿江大道歷史街區（租界區）、既濟水電公司及其水塔、西商賽馬俱樂部及其大看台、大智門火車站、共進會機關部舊址等，武昌的日知會舊址、三烈士就義處、工程八營舊址、楚望台遺址、起義門、鄂軍都督府舊址（紅樓）、抱冰堂、拜將台遺址、寶通寺等，漢陽的歸元寺等共10餘處。 ^[12] 

為紀念武昌起義創建中華民國，1912年（中華民國元年）9月，中華民國政府將十月十日定為“國慶日”，又名雙十節。

在中國大陸，雙十節又稱“辛亥革命紀念日”，是為紀念1911年10月10日（即清宣統三年、辛亥年農曆八月十九）發動武昌起義的慶典。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雙十節作為“國慶日”的性質被取消，但仍作為“辛亥革命紀念日”予以紀念。雙十節期間，全國各地均有慶祝紀念活動。

2011年10月9日，紀念辛亥革命100週年大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隆重舉行。

辛亥革命武昌起義紀念館為武昌辛亥革命軍政府舊址，位於中國武漢市武昌區蛇山南麓，閲馬場的北端。這座西式樓房原是清末湖北省諮議局，武昌起義成功後，革命黨人在這裏成立軍政府，一度代行中華民國中央政府職權。因主體建築為紅色樓房，而被稱為“紅樓”；辛亥革命武昌起義紀念館。館址：中國湖北省武漢市武昌武珞路1號。

武漢地區紀念碑亭有辛亥革命武昌起義紀念碑、總理孫中山紀念碑、民軍起義國慶碑、勝利亭，塑像有武昌、漢口兩座孫中山銅像、黃興銅像和雕像，祠堂與墓葬有庚子烈士祠、三烈祠、黎元洪墓、田桐墓、漢口利濟路辛亥鐵血將士公墓、漢口球場路辛亥首義烈士陵園、漢陽扁擔山辛亥鐵血將士公墓、伏虎山辛亥名人墓、石門峯辛亥志士墓，公園和廣場有首義公園、中山公園、首義廣場，紀念路有中山大道、中山路、三民路、民族路、民權路、民生路、民主路、首義路、起義街、黃興路、蔡鍔路、黎黃陂路、彭劉楊路等。 ^[12] 

近代報紙《申報》詳細記載了武昌起義的過程和事件，共有報道涉及百餘篇，部分報道內容如下： ^[13] 

1911年10月13日《申報》在2、3、4、5版登了《武昌革命》《專電》《譯電》《留學生皆革命黨耶》四篇文章報道辛亥革命的消息，第一篇《武昌革命》就説“餘昨日方評武昌革命黨之泄事失機，而昨晚得武昌新軍之變，省城陷，總督走，督署毀，張彪傷”；第二篇《專電》説“漢陽又失守，漢陽府逃失無蹤”；第二天《申報》3版發表《譯電》，説“武昌、漢陽、漢口均為革黨佔據……漢陽兵工廠及火藥廠亦入革黨之手”。 ^[13] 

紀武昌城內所見1911.10.19申報11版 ^[14] 

紀武昌城內所見1911.10.19申報10版引

專電1911.10.20申報3版引

杭垣拘獲形跡可疑之旅客1912.04.30申報6版引

淸淮歸命紀1911.11.11申報10版引

嗚呼可憐之京師1911.11.30申報6版引

兩軍勝敗大勢1911.10.27申報2版引

瞎子改良新道情1912.01.31申報8版引

鄂省革命軍起事前破獲詳情1911.10.15申報10版引

東邦對待鄂亂新風雲1911.10.26申報12版引

東邦對待鄂亂新風雲1911.10.26申報11版引

新軍歌1912.04.01申報9版引

北通州民黨被害1912.01.26申報6版引

革命五更1911.11.05申報26版引

革命之大戰爭1911.10.18申報2版引

浦江潮1911.11.05申報27版引......... ^[14] 

陳獨秀：“辛亥革命，已由和平的資本民主運動進步到革命的資本民主運動，更是中國歷史上封建帝制變化到資本民主之劇烈的開始表現……辛亥革命本身的性質，是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而非民族革命，更非其他階級的革命”。——《資產階級的革命與革命的資產階級》，1923年《嚮導》第22期 ^[15] 

李大釗：“我人之民族革命運動，第一次為太平天國，唯後雜入污物，故不甚好……孫中山先生……生於民族運動之發源地，於是一洗以前之污點，卒成造成民國，至今民族解放運動，還正迫行不止”。——《大英帝國主義者侵略中國史》，1925年8月《雷火》第8期 ^[16] 

毛澤東：“中國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正規地説起來，是從孫中山先生開始的，已經五十多年了……有它勝利的地方，也有它失敗的地方。你們看，辛亥革命把皇帝趕跑，這不是勝利了嗎?説它失敗，是説辛亥革命只把一個皇帝趕跑，中國仍舊在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壓迫之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務並沒有完成。”——《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7] 

劉少奇：“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派，堅決主張經過革命來實現他們所期望的民主憲政，也就是資產階級性質的民主憲政。就當時的歷史條件來説，他們這樣做是正確的，他們代表了廣大人民羣眾的要求。在他們的領導下，終於爆發了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辛亥革命。”——在第一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上的報告 ^[18] 

周恩來：“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統治，結束了我國二千多年的君主專制制度，使人們在精神上獲得了空前的大解放，為以後革命的發展開闢了道路。這是一個偉大的勝利。”——在辛亥革命五十週年紀念大會上的講話 ^[19-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