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廷幹

由於廣東省得風氣之先，加上有容閎、唐廷樞、徐潤等思想較為開明人士的引薦，入上海預備學校者大多數是粵籍兒童，尤以香山縣為眾。在第二批赴美留學幼童中，有唐家村的唐國安、唐元湛、蔡廷幹在內。

1873年，蔡廷幹在預備學校畢業，被選派為第二批三十名幼童赴美留學，最初分派到康納狄格州哈特福德語文學校學習；不久又進入新不列顛中學讀書，住在麻省斯普林·菲德爾。麥連太大家中。因蔡氏品性比較頑皮，被同學稱之為“好鬥的中國人”。在高等學校將屆畢業之前，曾被分配到麻省羅沃爾機械廠學習。在長達八年的美國生活中，他和多數的留美幼童一樣，在西式教育的影響下，對中國固有的封建禮教社會倫理的觀念有所淡薄，成為幾名首先剪掉辮子的學生之一。

由於當年清廷駐美副公使兼留美學生監督容閎對學生們許多的“越軌行為”採取放任的態度，遭到清廷一班腐朽官僚們的非議，不斷向清帝上奏加以彈劾。清廷終於在1881年下令撤回全部留美學童。蔡廷幹奉調回國後，分配到“大沽水雷學堂”學習。在以後的四年中，他除了學習有關魚雷的理論知識和操作技術之外，同時在英、美、法的外籍教官的指導下，學習電機，採礦、測量等課程。1884年，蔡氏在北洋艦隊實習期間，向擔任艦隊教習的英國海軍軍官學習了航海課程，畢業後被派往福建水師當一名士官，1885中參加了中法之戰，1888年以“守備銜儘先補用“調往北洋水師服役。1889年（光緒十五年）以“都司銜補用守備”升署北洋海軍魚雷左一營都司、委帶左隊一號魚雷艇；1892年升署三年期滿改為實授，後調任“福龍”號魚雷艇管帶（武職正四品）並賞繪花翎頂戴。

1894年（甲午年），日本背信棄義，不顧原來與清廷簽訂的協議，採取“不宣而戰”的卑劣手段挑起侵略朝鮮的戰事，以絕對優勢的軍力向清廷駐朝鮮的陸軍發動攻擊。9月，北洋水師大小艦艇十八艘由提督丁汝昌率領護送招商局輪船運送陸軍增援駐守平壤的清軍。9月17日，當全艦隊返航途經大東溝海域時，突然遭到日本海軍的偷襲。當時由日本海軍元帥伊東亨率領日艦十二艘與北洋水師軍艦十艘（其餘是魚雷艇或汽船），無論在總頓位、航速、火力配備上來説，日艦都優於北洋水師。在敵強我弱猝不及防的惡劣情況下，中國的海軍將士們毫不畏縮，予以英勇還擊，發生了中國近代史上“甲午戰爭”中的重要戰役“黃海海戰”。戰鬥一共打了五個小時，被偷襲的北洋水師損失了五艘軍艦，提督丁汝昌身負重傷，致遠艦管帶（艦長）鄧世昌光榮犧牲，而日本海軍包括旗艦“松島”號共五艘受到重創。

“福龍”艇

17日中午12時，“黃海海戰”打響時，當時沿大東溝近岸航行擔任艦隊側翼警戒的魚雷左一營都司蔡廷幹，立即率領“福龍”號及本部魚雷艇隊尾隨“平遠”、“廣丙”兩艦奔赴大東溝海域參戰。下午2時30分，“平遠”、“廣丙”兩艦首先與日艦“西京丸”、“巖島”及旗艦“松島”號交戰。兩艦雖然都首發命中“松島”及“西京丸”並引起大火，終因本身火力太弱，又系木質船身，先後遭日艦還擊受創退出戰鬥。面對強大的日本艦隊，蔡廷幹毫不畏縮，指揮屬下艇隊，把日方最弱的一艘軍艦“西京丸”從艦隊編隊中分割開來，自己指揮“福龍”號衝向“西京丸”。“西京丸”轉過頭來，用臨時加裝的衝角去撞只有115噸的小魚雷艇福龍。蔡廷乾麪對敵艦猛烈炮火的射擊，昂然挺立在指揮台上，下令“福龍”號全速衝向“西京丸”。當逼近敵艦時，“福龍號”連發兩枚魚雷，均被“西京丸”號轉舵避開。其後，“福龍”號立即折回右轉，當抵近至“西京丸”左舷僅40米處時，又發射出一枚魚雷。根據當時在艦橋上觀戰的日本海軍軍令部長樺山資紀中將的《回憶錄》文中描述：“目睹此情，本艦已無法躲避，我也只好閉目待斃。”誰知由於原廠對魚雷定深過深，魚雷竟然從艦底穿過。當蔡廷幹再下令發射魚雷時，無奈艇上裝備的三枚魚雷已經全部用完，只好全速退出戰鬥。返航途中，“福龍”號救起不少墮海飄浮的海軍戰士，並且遵照旗艦的指示，重新集結艇隊在威海衞基地外圍繼續遊弋警戒。

“黃海海戰”之後，日本海軍取得了制海權。當時清廷曾命令李鴻章“派軍艦出擊……斷敵歸路”。而丁汝昌也一再請求出戰，但是李鴻章上置朝廷命令而不顧，下而壓制愛國官兵抗敵請戰的要求，命令北洋艦隊“不許出戰，不得擅離威海一步……如有違令，雖勝亦罪“。因此，在黃海之戰受創的北洋艦隊只好龜縮在威海衞基地被動挨打，而以旅順為基地魚雷艇隊，則沿着威海衞與煙台之間的海域遊弋警戒。1895年初，日軍從海陸兩路夾攻威海衞北洋水師基地。在背腹受敵、大勢已去之下，提督丁汝昌服毒自殺。

當中日海軍艦隻在威海衞海域混戰之際，蔡廷干與左一營管帶王平（王登雲）分別從西北兩處突圍，同時突圍的魚雷艇有“福龍”、“左一”、“左二”、“左三”、“右一“、“右二”、“右三”、“定一”、“定二”、“鎮一”、“鎮二“、“中甲”、“中乙”共十三艘，另有“飛霆”、“利順”兩艘汽船。沿途遭受日艦的追截及射擊，潰不成軍。蔡廷幹乘座的“福龍”號突圍後沿山東半島向西直駛煙台，日艦“吉野”號銜尾直追，按艦速計算，“福龍”號是可以逃脱的，但是由於“鍋爐管道受傷”影響航速，終被“吉野“追及，蔡氏受傷被俘，後被押送至大阪囚禁。《馬關條約》簽定後，所有被俘遣返官兵均受革職遣散處分。1901年（光緒二十七年）李鴻章去世，袁世凱出任北洋大臣，通過袁氏的保奏，因“甲午戰事”被革黜的海陸官員次第被恢復原職，絕大部分收歸袁世凱幕下，用來充任新軍（小站練兵）的骨幹。蔡廷幹經唐紹儀的推薦，為袁收入幕府，日見重用。

蔡廷幹成為袁世凱的幕僚之後，以其嫺熟的英語詞令和豐富的國際知識漸為袁氏倚重。特別是1909年宣統登基後，袁氏被攝政王逼退回河南項城隱居，蔡氏亦同時退隱北京。這種共進退的行為，被袁氏認為是一種忠貞的表現。因此，當辛亥革命爆發，袁世凱被啓用為總理大臣後，立即奏委蔡廷幹為“海軍部軍制司司長補授海軍正參“（海軍參軍長），又授予“三品京堂候補並加二品銜”，任袁氏的“海軍副官”，專責協助袁氏一切外事活動。

1911年（宣統三年辛亥）“武昌首義”成功，黎元洪被推舉為革命軍都督，各省熱烈響應。腐朽的清皇朝倉皇逃避熱河。京城裏的王公顯貴們紛紛攜帶家眷細軟逃離首都。風雨漂搖的清王朝，此刻把皇朝的命運寄託在袁世凱身上。面對風起雲湧的革命形勢，袁氏的政治野心膨脹了。在袁氏的授意下，唐紹儀、梁士詒、洪述祖籌劃擁戴袁氏“主持大局、實行民主政制”。而袁氏一方面向清廷發誓效忠，另一方面立即派蔡廷幹、劉承恩秘密赴武漢會晤黎元洪（黎是蔡氏魚雷營舊屬）進行談判。這件事很快被蔡廷乾的好友《泰晤時報》駐北京記者喬治·厄內斯特·莫理循所獲悉。1911年11月16日莫理循向《泰晤時報》社發送了《蔡廷幹上校來訪接談紀錄》全文三千餘字，報導了蔡廷幹講述他兩人去武漢與黎元洪談判的經過，文中有“最初蔡氏列舉事實認為中國應該實行君主立憲制，但是在與革命黨人交談後就改變主意而贊成共和政制“。

12月7日，唐紹儀被任命為“和談全權代表”在上海與民軍代表伍庭芳談判之際，蔡廷幹、劉承恩再次被秘密派往“南方”。1月18日蔡廷幹致函莫理循説：“我們同南方的革命黨人還取得充分的諒解，待會面時再和你談“由於袁世凱的兩面手法對和談非常不利，在遭到肖鶴鳴、範義俠等人極力反對後，蔡廷乾的秘密使命中止了。在以後的一個多月裏，蔡廷幹利用莫理循的記者身份，通過“新聞報導”的形式，透露和影響“辛亥革命”首義成功國內及國際的形勢和個別的“內幕新聞”。蔡廷幹1912年2月16日致函莫理循，信中説：“隨函附上孫逸仙至袁宮保的電報，他們同意由我去剪掉總理（大總統）的辮子，而不去叫理髮師傅，因為他會感到難為情，這是你的獨家新聞“。第二天莫理循便在《每日郵報》發表“今天下午蔡當着一位秘書和袁的兒子袁雲台面前，剪掉了袁世凱的辮子“的新聞。

1912年2月，袁世凱正式就任中華民國大總統，在各方面工作就緒後，蔡廷幹便將莫理循向袁氏推薦，而袁世凱也需要像莫理循這樣在國際輿論界的資深人士作為他在國際輿論方面的代盲人。1912年8月2日，莫理循被正式聘任在“共和國總統顧問”，在袁世凱的一切決策中，發揮更大的影響力。在稍後時期，袁世凱擢升蔡廷幹為“高等軍事參議，中將海軍副司令兼大總統府副禮官“並授予“二等嘉禾勳章”。民國二年（1913）以後，又陸續授予“勳四位”，派充鹽務嵇核總所總辦，税務處會辦（總辦梁士詒）。禮遇之隆，使得蔡廷幹竭智盡忠為袁世凱效命。因此，當孫中山及其黨人因“討袁失敗”而亡命於日本的時候，蔡廷幹則視“中華革命黨”為亂黨，而莫理循也千方百計致電英國外交部，要求“禁止孫中山等人在香港登陸……“不久，莫理循致函蔡廷幹説明打算利用假期繞道加拿大、日本“蒐集革命黨在加拿大活動的情況，看看革命黨在日本的情況“等等，為袁氏效忠。

隨着時間的推移，眾多事實的啓示，蔡廷幹對袁世凱和莫理循的信賴逐漸起了變化。首先，作為共和國的總統，袁世凱並沒有按《臨時約法》的要求而施政，他不但排除異己，從各方面把孫中山領導的南方革命勢力視作敵人而大加誅殺。更甚者，在“中立”的幌子下，任從日本帝國主義出兵強佔山東要地，搶殺中國政府派出調解中日事端的外交人員，甚至對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條》秘而不宣，任從日本政府用刪改了的《二十一條》知會各國政府，欺騙國際輿論；在全民一片憤怒斥責日寇聲中，袁氏卻加速組織“籌安會”策動成立“洪憲帝制”。其次，作為“總統政治顧問”的莫理循，在絕大部分工作中，不是為共和國的命運出謀獻策，而是想盡辦法為英國併吞西藏製造藉口和辯護，甚至公然向袁世凱提出“英國要求不要把西藏當成中國的一個省”，“而應把它看成是中華民族（漢滿蒙回藏）的五大分支“，胡説什麼“對西藏問題，即使中國不簽字，英國可以同西藏直接簽字“。當俄國在蒙古問題上向中國進行訛詐時，莫理循要求蔡廷幹轉告袁世凱“如果同英國締結西藏條約，或者能在蒙古問題交涉中，爭取到較好的條件”。

而袁世凱背信棄義、熱衷帝制，面對昔日以為是知心好友的莫理特在有意無意之間，為英國對西藏的野心作辯護，為英國公使朱爾典慫恿袁氏稱帝作説客。蔡廷幹終於在級度悲憤中於1915年3月2日給莫理循寄去一封只有幾句話的短信，原文説到：“世界上的禍害來自‘做得過火’；德國人的罪過在於‘做得過火’；日本人的罪過在於‘做得過火’。陳友仁正在做得過火（陳當時在北京時報斥責日本），但是我將派我們辦公室的董先生（董顯光）去勸他温和一點。“這種無可奈何的心理壓力，反映了蔡廷幹對於袁世凱的倒行逆施，是既厭惡而又有心無力。後來，蔡廷幹又曾向美國公使荷恩施透露自己反對帝制之意。在失望之餘便逐漸傾向段祺瑞那一邊。當袁世凱死後，莫理循以“顧問”身份徵詢蔡氏能否與黎元洪合作時，遭到蔡氏的斷然拒絕，同時也退出政壇在京都閒住。

段模瑞執政以後，蔡廷幹又得到北洋政府的重用。段祺瑞在1917年10月7日授予他“二等寶光嘉禾章”，1918年5月20日委他為“修改税則委員會主任”兼全國税務學校校長，10月又授予“大綴寶光嘉禾勳章”，年底又任命為“總統府副大禮官”而重返總統府工作。1919年1月，出任“敵國僑民遣送事務局會辦”，4月20日任“中國紅十字會副會長“，9月，北洋政府又授予“一等大綏嘉禾章“，10月授予“一等文虎章”，1920年1月又授予“一等大綴寶光嘉禾章“。這一連串的獎賞和任職，使得蔡廷幹專心致志地為北洋政府效力，也為當年國家在國際事務方面爭取到一定的利益和地位。

1921年，蔡廷幹以“税務處會辦”身份擔任出席“華盛頓國際税務會議“中國代表的顧問。按照當時會議上達成的協議，安排三月份在上海召開“關税修訂會議”，由蔡氏擔任主席。原定的議程安排是“經過充分討論後，簽訂協定，修改税率（國際）於翌年一月施行“。在會議期，由於北洋政府遲遲不提出解決《二十一條》的方案，妨礙了國際税務會議有關在中國境內的税務工作，蔡廷幹憤而與王寵惠、顧維鈞、顏惠慶力辭代表工作，認為“政府坐失良機，漠視會議內英、美、日同流合污給中國施加的無理壓力“。他們的聲明，激起全民的憤怒，促使北洋政府態度較為明朗，以後會議形勢較為好轉，蔡氏等人繼續重任代表工作，獲得了較好的成就。

在此期間，蔡廷幹在外事活動和公共事務上也有不少的參與。1919任“華洋賑濟會”運輸處長、財政處長， 1925年任“北京扶輪會會長”和“中國赴美留學生會會長“。1922年，博儀在天津的婚禮上，蔡氏以禮官身份，為博儀夫婦引見外賓。在外事方面，1925年上海發生的“五卅慘案“，蔡氏與顏惠慶、王正廷受段祺瑞委派到上海與日方交涉，起初各國駐滬使團偏袒日本，無視日本對五卅慘案應負的責任，對中國代表團採取拖延手法，經中方使團據理力爭，終於使事件獲得合理解決。

1923年（民國十二年）修訂關税工作基本結束，蔡廷幹被任為“整理國內外債務委員會”成員，6月30日被任為“籌備特別關税會議”委員會主任。1925年10月26日，“國際特別關税會議”在北京召開，蔡廷幹、王寵惠、顏惠慶、王正廷、施肇基、黃郛、莫德惠等十三人組成中國代表團。會議中，諸代表據理力爭，使中國獲得合理的國際税務工作權益，由於“直奉之戰”和北洋政府的人事更選而暫停。1926年杜錫珪內閣成立，蔡廷幹擔任了外交總長，杜辭職後，蔡一度代理內閣總理一職，任內沒有作為。在國際關税會議復會時，蔡廷幹爭得與會國際代表一致同意“中國關税應由中國自主”後，便辭去部分政府工作，只留任“税務督辦”一職，1927年5月，北京政府發生財政恐慌，蔡氏遂辭職到大連隱居，從此退出政壇。蔡在大連，對外界接觸仍為頻繁，但對日本人多為抵制，期間對日本領事、商人及在大連度假的日方顯要人物的邀請，則斷然拒絕。

“九一八”事變後，蔡廷幹從大連回北平定居。由於蔡氏的中國古典文學根底深厚，美國的八年留學中又潛心鑽研英文文法，在中英文的造詣極深，而一生中大部份時間都從事涉外工作，在口才、談吐、詞鋒各方面表現出老練穩健。晚年他除了不時應清華、燕京兩大學的邀請以《中國文學》為題材作客座教授專題講課外，其餘時間便以其熟練深究的英文文法將一批中國古典文學名著用英語譯註。其中已經成書的有《老解老》（英語譯註老子道德經）及《唐詩英著》。該書由芝加哥大學出版社於1932年出版，書名是《用英文韻腳翻譯的中國詩》。兩本譯本都曾經在“聖路易博覽會”展出，獲得國際文學界的好評。其他未成書的有英譯《閲微草堂筆記》、《紅樓夢選篇》，在中文方面有《古君子》及《大東詩選》等。由於蔡氏在文事武功，均有成就，是以在當年上流社會中冠以“儒將”之稱。1935年9月20日，蔡廷幹病逝於北平。

2003年電視劇《走向共和》孫亮飾演蔡廷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