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汝霖

幼年入私塾，後入漢陽鐵路學堂讀書。1900年東渡日本， 先後入早稻田專門學校、東京法學院讀書。留日期間， 鼓吹君主立憲， 反對資產階級民主革命。1904 年回國， 被派任商部商務司行走，併兼商律館編纂。不久考中進士， 授六品奏任官主事， 歸商部候補。1911 年春任外務部副大臣。辛亥革命後改當律師。1913 年被袁世凱指派為第一屆參議院議員。同年8 月任外交次長。1915 年在袁世凱授意下， 與外交總長陸徵祥一起同日本公使日置益就《二十一條》舉行談判， 多次私訪日使， 密議成交條件， 起草有關文件。1916 年4 月任交通總長， 5 月兼署外長。同年秋， 繼梁士詒交通銀行總理， 成為新交通系的首領。1917 年7 月任段祺瑞內閣的交通總長， 1918 年3 月又兼任財政總長。他按照段祺瑞的旨意， 通過日本人西原龜三的關係向日本財團進行大宗借款， 由他直接經手的款目公開數字達一億多日元， 1919 年五四運動中， 他與陸宗輿、章宗祥一同被斥為賣國賊， 其住宅趙家樓被羣眾火燒。6 月10 日被罷免。後又擔任一段時間的交通銀行總理， 不久被他所投資的井隆正豐煤礦公司推為董事長。抗日戰爭時期， 先後被聘為偽華北臨時政府顧問、偽華北政務委員會諮詢委員。解放戰爭時期從北平遷居上海。1949 年全國解放前夕逃往台灣。1950年經香港赴日本， 在東京等地居住。1957 年遷居美國， 1966 年8 月4 日死於底特律。 ^[3] 

北京趙家樓的歷史該不算太悠久，但卻極有知名度，因為當年震驚中外的“五四運動”、“火燒趙家樓”即發生於此。趙家樓是老北京的一條衚衕。樓為何冠以“趙家”，至今仍是一個謎。清光緒十一年朱一新撰《京師坊巷志稿》，於當時北京坊巷考注甚詳，也許是趙家樓在當時不甚有名氣，朱一新對趙家樓主人未加註解。歲月流逝，至今更加湮沒無考了。趙家樓是條小衚衕，位於北京長安街東端之北，據考原為前後曲折U字形走向，總長不超過三百米，後被一分為二，前邊稱前趙家樓衚衕，後邊則稱為後趙家樓衚衕。“五四”一把火，曹汝霖宅邸的東院基本焚燬。上世紀50年代後曹氏舊宅被拆除，於原址建起新樓，成為某單位招待所。後來又改為趙家樓飯店，門牌是“東城區趙家樓1號”。

趙家樓何時成為曹汝霖的宅邸，迄今未見到準確資料。從回憶資料來看，曹宅當時分東、西兩院，西院為中式房屋，東院則為西式平房。我所見過曹氏差人的回憶是1918年9月至曹公館當差，可見成為曹宅起碼是1918年。其實，曹汝霖不僅在趙家樓有公館，他還有兩房姨太太，分別在錫拉衚衕和西觀音寺有宅寓。大太太帶着幾位子女，包括1918年冬曹氏父母從原籍上海亦遷來，均住趙家樓。

曹汝霖與陸宗輿、章宗祥都原籍浙江，又同去日本留學，1904年一同歸國參加“經濟特科”，被清廷授主事職銜。曹汝霖任職商部商務司，後調外交部。北洋時期當了大官，幾次喪權辱國，向日本人借款，還是“二十一條”談判的參與者，被視為親日派，所以“五·四”運動中曹氏受打擊最沉重。而最令曹汝霖生氣的是，火燒曹宅説風起，有漏電失火説，有曹家家人趁火打劫説，而支持、同情學生運動的報刊，也多采用此二説。當然目的是保護學生免遭當局迫害（學生激於義憤，首先點火者即當年北京高等數學科四年級學生匡互生，後隨毛澤東在湖南從事驅張運動，1933年病逝）。6月10日總統徐世昌頒令罷免曹、陸、章三人職務，也否認學生燒燬曹宅，曹汝霖在醫院看到報紙後，大為生氣，馬上找徐質問。始憤而以辭去交通總長等職務泄憤。罷官之後，仍擔任交通銀行經理（當時報章説曹辭去交通銀行經理職務，實際依然保留）。但他經“五四運動”風波，受刺激很深，發誓不再過問政治，願做在野之民。他先前往東交民巷法國醫院，一天後又躲進東單三條同仁醫院，仍覺得不保險，又搬到北海團城（當時團城由京綏鐵路局管轄），閉門謝客。1919年冬，曹又避到天津德國租界居住。他每以宋人戴復古《飲中達觀》表述自己今後的志向，其詩云：“人生安分即逍遙，莫嚮明時嘆不遭。赫赫幾時還寂寂，閒閒到底勝勞勞。一心水靜唯平好，萬事如棋不着高。王榭功名有遺恨，爭做劉阮醉陶陶。”看來，曹汝霖是將安分守己視為座右銘的。儘管如此，曹汝霖的心情一直鬱鬱寡歡。因為他儘管在租界當寓公，深居簡出，但人們並沒有忘記和原諒他。他的兒子在天津南開讀書，卻沒有一個同學肯與他同坐，這位曹公子只好隔坐獨桌。課間、放學，也沒有一個同學理睬他。這種情況，曹汝霖不會不知道，其內心痛苦之狀可想而知。

在趙家樓修葺後，曹汝霖及全家搬回北京仍居此處。但曹仍以天津居住為多。1922年，他於燈市口同福夾道又蓋起一座新樓，東院有戲樓，甚為宏偉，後門則在箭廠衚衕7號。11月，曹為父親辦“彩觴”堂會，大宴賓朋。直系上台後，因曹在北洋集團中屬交通系，與皖系親密，故他又搬到天津。同福夾道宅寓則租給丹麥公使作為公使館，只留下後院，家人改從箭廠衚衕後出入。1937年始將此處宅寓賣掉。

火燒趙家樓時曹汝霖到底在不在家，是一個至今也未搞清楚的謎團。一般都認為曹恰巧不在，學生們則痛毆了章宗祥。實際上，據後來考證，曹汝霖早就聞聽“學生們要鬧事”，在家與章宗祥、日本人中江醜吉（此人在學生痛打章宗祥時以身體護住，才使章僥倖活命）、警察總監吳炳湘一起密商如何對付學生（當時院中還有荷槍實彈的警察）。一種説法是學生們衝進來時，曹汝霖藏進兩間卧室夾層的箱子間。但據曹氏僕人目睹：曹聽到叫罵聲後，溜出小後門直奔廚房，換上廚役的衣帽，又出東小門逃往東交民巷法國醫院。 ^[1] 

五四運動前，曹汝霖曾集交通總長、財政總長、交通銀行總理等數職於一身，是北洋政府權重一時的政客。 1919年的巴黎和會上，由於部分列強與日本事前簽署了密約，協約國公然將戰敗國德國在山東的權益轉讓給日本，激起中國人民的強烈不滿，從而引發了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五四運動。當時，交通總長曹汝霖因負責把部分權益讓予日本，與貨幣局總裁陸宗輿及駐日公使章宗祥並稱為“三大賣國賊”。五四運動中一句著名口號即是“外爭國權，內懲國賊”。“五四”當天，學生遊行到趙家樓曹宅，曹汝霖躲了起來。學生誤把當時在曹宅的章宗祥當成曹汝霖，痛打章氏一頓，並放火燒了曹宅，此即火燒趙家樓事件。後來，一些學生被抓，事件演變成大規模的罷課、罷工及罷市。6月10日，賣國賊曹、陸、章三人被免職。

“五四”過後，曹汝霖先在醫院躲了幾天，後搬到北海團城（當時由京綏鐵路局看管）暫住。曹在這裏足不出户，每天以寫字打發時光，還改了個名字叫“覺廠”，有點閉門思過的意思。

五四運動時，曹汝霖42歲。此後他沒再任過要職，似乎也沒有東山再起的企圖，而是熱衷於慈善活動。每年冬天，曹家都向拉洋車的車伕施捨100套棉衣。施捨的方式也比較特別，每次由家裏當差的抱着幾套棉衣出門，看見街上有衣不蔽體的車伕，便僱他的車，拉到僻靜的小衚衕，叫車停下來，施捨給車伕一套，然後再去物色下一個對象。據説這個辦法可以避免棉衣被人冒領。曹家還經常向人施捨棺木。

上世紀20年代，由曹汝霖發起，共有20多人出資，在阜城門內白塔寺溝沿建了一所醫院，取名中央醫院。醫院落成並買進所需醫療器材後，尚餘20萬元，存在由曹汝霖代管的新亨銀行。中央醫院屬於慈善性質，用這20萬元支撐醫院的開支，窮人來看病，一概不收醫療費。後來新亨銀行倒閉，醫院所剩的幾萬元，改存匯業銀行。匯業銀行歇業後，又改存中南銀行。曹汝霖一直擔任中央醫院的院長、名譽院長等職，經費方面都由他籌措，冬季用煤也由他任董事長的井陘正豐煤礦公司供給。只有他到醫院時，由醫院給他的汽車灌滿汽油，這就是他從醫院得到的全部報酬。

曹汝霖主持中央醫院達十餘年，日軍侵佔華北後，曾想強佔這家醫院。曹去找日軍交涉説:“這家醫院原來是私人經營的，而且是慈善性質。”日軍方罷手。日軍接管了協和等醫院後，一些名醫如鍾惠瀾、周華康等不願為侵略者賣命，紛紛被中央醫院網羅過來。醫院的婦產科，也在此時創建，由林巧稚大夫主持。抗戰勝利後，曹汝霖辭去院長，請鍾惠瀾繼任，他對鍾説:“我本是個外行，維持了十幾年，雖然沒有成績，但幸而沒有大過。日本人在這裏，我不能不頂着名字應付應付。現在日本人走了，還是你們幾位專家多負些責任吧。”新中國成立後，中央醫院由人民政府接管，更名為人民醫院。

抗戰軍興，曹汝霖曾公開表示要以“晚節挽回前譽之失”，不願在日偽政權任職，不在自己被國人唾棄的歷史上再加上賣國罪孽。據説日軍在籌組華北偽政權時，一度曾把曹汝霖看做理想人選，但曹汝霖不為所動。後來，王克敏曾給他掛上“最高顧問”的虛銜，王揖唐出任偽華北政委會“委員長”時，又給曹汝霖掛了個“諮詢委員”的空銜，但曹汝霖從不到職視事，也未參與漢奸賣國活動。北平淪陷前後，日本人特別注意拉攏北洋時期的高官顯宦，如段祺瑞、吳佩孚、袁世凱之子袁克定、靳雲鵬等，但這些人都拒絕了。

曹汝霖晚年在憶及五四運動時説:“此事距今四十餘年，回想起來，於己於人，亦有好處。雖然於不明不白之中，犧牲了我們三人，卻喚起了多數人的愛國心，總算得到代價。”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