岑春煊

據族譜記載，岑春煊的祖上是東漢時排名雲台二十八將第六位的功臣岑彭。在宋朝時，落籍浙江餘姚的岑彭後裔岑仲淑隨狄青平儂智高有功，便世居廣西為土司。岑春煊家原本是上林峒長官司的世襲土官，由於乾隆年間改土歸流，便成為平民。到其祖父岑蒼松時，始以文學起家。岑春煊之父岑毓英因平定雲南回民起義有功，官至雲貴總督，成為清廷的封疆大吏。

咸豐十一年辛酉三月二十三日（1861年5月2日），岑春煊出生於廣西省泗城府西林縣那勞村，他是岑毓英第三子，人稱“岑三”，因為人性格多變，敢作敢為，又稱“顛三” ^[3]  ，原名岑春澤。岑春煊少年時就讀於泗城（凌雲）雲峯書院，後隨父親岑毓英赴任地讀書。1879年時，岑毓英考慮到“滇桂僻處邊地，弟子見聞隘陋，無所師法”，便命岑春煊到北京學習。 ^[4]  客居北京的岑春煊是一個有名的紈絝子弟，據湯用彬《新談往》記載：“春煊少跅弛，自負門第才望，不可一世，黃金結客，車馬盈門，如宴也。”他與勞子喬、瑞澄被時人稱為“京城三惡少”。 ^[5] 

岑春煊因其父恩蔭，很快就由監生加捐主事、籤分工部學習行走。1881年，他因病請假回家休養，1885年參加廣西鄉試，考中舉人，奉旨到部候差。1888年，他又報效海軍經費，奉旨以郎中歸本部即補。同年光緒帝大婚，岑春煊充派辦處幫總辦。由於這是一個實缺，因而他備受矚目。這時他聽從算命先生的話，把名字“春澤”改為“春煊”。1889年，岑毓英死於雲貴總督任上，岑春煊回廣西守制，1892年再赴北京，清廷授其光祿寺少卿，旋遷太僕寺少卿，署大理寺卿。

岑春煊登上政治舞台，是在甲午中日戰爭期間。在戰事吃緊，“大臣畏葸不前”的情況下，岑春煊曾兩上奏章，毅然“自請效力前敵” ^[6]  ，被派到劉坤一營中當差，不過劉坤一因岑春煊早年放蕩聲名，不予重任。 ^[7]  當日軍在山東榮成登陸、威海告警時，他又主動請纓，被派往煙台總理營務，開掘地營，佈置防務，頗盡職守。後來日軍猛攻營口，他又請求率軍赴援。但由於清朝腐敗，中國難逃失敗的厄運，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岑春煊對此憤懣難平，辭職離京，隱居桂林，甚至產生了遁入空門、不再出山的念頭。 ^[8] 

甲午戰爭後，帝國主義掀起瓜分中國的狂潮，岑春煊目睹國事日非，不能不有所觸動。他投身維新變法運動中，先後參加了上海強學會和北京的保國會，並於1897年2月親自和康有為等人籌議成立了維新變法運動中廣西最具影響力的維新社團——桂林聖學會。1898年夏，岑春煊陪其幼弟岑春蔭進京趕考，在此期間受光緒帝召見，他除了提出興學校、練新兵、講吏治、信賞罰諸條外，還上專折籲請皇帝要操掌實權，不要徒有其名。 ^[9]  戊戌變法時光緒帝下達裁撤冗官的詔令，就是受岑春煊建言的直接影響。 ^[10] 

1898年8月31日，岑春煊被擢為廣東布政使。他抵達廣東後，同以兩廣總督譚鍾麟為首的阻撓改革的頑固派進行了相當果敢的鬥爭。他在廣東吏治改革作為突破口，大刀闊斧地裁撤各閒散機構和人員，甚至把譚鍾麟總督衙門中的文案也予以裁併，並擬對譚鍾麟的親信、貪財害命的知府王存善罷官嚴懲，欲殺一儆百。新舊之爭勢不可免，岑、譚二人互相參奏，乃至拍桌相罵。在京的維新派人士也遙相呼應，宋伯魯遞呈了康有為代擬的《請懲辦譚鍾麟折》，以阻撓新政為由，請嚴懲褫革。光緒帝特命湖南巡撫陳寶箴對譚鍾麟嚴密訪查，“速行參奏”。 ^[10] 

岑春煊的目光所及不僅僅廣東一隅，他還十分關注北京的形勢和全國的變法大局。在外交方面，他認為李鴻章的聯俄政策和康有為的聯英政策均不足取。面對列強瓜分，只有“固民”才能“禦侮”。在內政方面，他提出“蘇民困”；取消“昭信股票”；查禁米糧出口，抑平糧價；防止白銀外溢；設彩票招商局，集民款自修粵漢鐵路，防止外資滲入；讓商人“自購戰艦”等一系列建議。這些建議被光緒帝部分採納。 ^[10] 

由於岑春煊在變法活動中表現得十分活躍，戊戌政變後亦受牽連，多虧“榮祿為緩頰” ^[11]  ，方得幸免，改調甘肅布政使。岑春煊在甘肅期間，亦不忘上奏彈劾譚鍾麟，最後譚鍾麟被免去兩廣總督之職。以藩司彈劾制憲，在有清一代幾為僅有，岑春煊也開始以剛直聞名於世。

1900年，義和團運動達到高潮，引來八國聯軍入侵中國，岑春煊在甘肅聽説後，率2000兵馬星夜兼程趕來“勤王”，到了北京後被調到張家口駐紮以備俄。 ^[12]  1900年8月14日，北京失守，慈禧太后和光緒皇帝倉皇出逃，岑春煊趕來救駕，被任命為前路糧台督辦。在此期間，岑春煊和他的幕僚張鳴岐等人制定了一個幫助光緒帝奪回政權的計劃，試圖配合康有為等流亡海外的保皇勢力發動政變，但最後還是放棄了。而慈禧太后則因岑春煊雪中送炭而對他極為信任，授其為陝西巡撫，翌年調任山西巡撫。岑春煊審時度勢，力言“山陝大災之後，萬不能再開戰釁”，令娘子關、固關守軍後撤，以示講和誠意，並解決毓賢在任時的教案遺留問題，預撥銀兩給傳教士，杜絕聯軍進兵口實。後來這筆錢被傳教士李提摩太捐作山西大學堂創辦費用，也就是今天的山西大學。除此之外，岑春煊還聘請日本教員，創辦了山西農林學堂。在山西興辦新式學堂是他主張變法自強的最早實踐。 ^[10] 

1902年7月，岑春煊改任廣東巡撫，原擬入京陛見後南行赴任，結果四川哥老會蜂起，清廷又命岑春煊赴成都署理四川總督，平定了變亂，並創辦警政，處置了一批貪官污吏。其後又為平息廣西會黨起義，清廷令岑春煊署理兩廣總督，督辦廣西軍務。民國時的風雲人物龍濟光、陸榮廷等就是這一時期被岑春煊收編的。除了平息會黨起義之外，岑春煊還在兩廣大力懲辦貪官污吏，使“官屠”之威名遠揚。另外，岑春煊不遺餘力地在廣東推行新政，他展開軍事改革，他以常備軍、續備軍、巡警、州縣士勇來代替綠營，分別執行作戰守備、緝捕清鄉、維持治安、護解餉犯的任務，並擬就了精簡武員的詳細計劃。為了擴充軍事人才，他大辦軍事學堂，次第成立了廣東將弁學堂、軍醫學堂、陸軍中小學堂、警備學堂等。同時，他還興建新式學堂，在廣州設立了“學務處”專管教育，創辦廣東法政學堂、兩廣高等工業學堂、兩廣方言學堂以及測繪、蠶業、農林等專業學校，並改兩廣師範學堂為兩廣優級師範學堂，又選派士子去日本留學，為兩廣地區教育事業的發展作出卓越的貢獻。 ^[10] 

1906年9月1日，清政府宣佈“預備立憲”，岑春煊非常歡迎。預備立憲上諭剛一頒佈，岑春煊便特派親信到上海，寫信給立憲派的領袖張謇，慫恿他們拉人結社，並捐出開辦費一萬元，還表示願每年提供經費一千元。於是，預備立憲公會於1906年12月16日在上海成立，由岑春煊手下的老幕僚鄭孝胥充任會長，是為清末影響最大的立憲團體。岑春煊作為該會實際上的發起者和操縱者，其作用不言而喻。岑春煊與海外保皇黨人的關係亦跡象昭然。1905年，他曾默許親信幕僚周善培到香港與梁啓超會晤。 ^[10] 

岑春煊在兩廣懲辦貪官，損害了慶親王奕劻及其同黨直隸總督袁世凱的利益，而朝中清流領袖軍機大臣瞿鴻禨欲扳倒慶、袁，便與岑春煊相聯結，引發了“丁未政潮”。1906年9月，慶、袁一派藉口片馬問題非岑春煊解決不可，使朝廷將岑春煊調為雲貴總督。岑春煊沒有赴任，卻前往上海治病，期間各方人士訪談者甚眾，包括康有為的女婿麥孟華。 ^[10]  1907年3月，忽有旨調任岑春煊為四川總督，並且不必進京請訓。岑春煊認為這又是慶、袁的詭計，於是坐船從上海到武漢，在武漢電請入覲，又不待上諭而乘火車沿京漢鐵路徑自赴京。慈禧太后四次召見岑春煊，岑春煊痛陳時局之非，並彈劾慶親王縱容貪腐，還聲稱要留在北京作皇上、太后的“看家惡犬”。 ^[13]  慈禧雖未懲辦慶親王，但也嘉獎岑春煊的忠誠，任命他為郵傳部尚書。岑春煊剛接受任命，就彈劾了袁世凱的親信郵傳部侍郎朱寶奎，使其革職，後又勸説慈禧罷斥袁世凱另一親信段芝貴。瞿鴻禨也趁機動員江春霖等言官上章彈劾慶、袁，為岑春煊造勢鼓勁，甚至坊間傳聞慶、袁將倒台，岑春煊將接替袁世凱來坐鎮北洋。

眼看岑春煊就要在京師站穩腳跟，慶、袁地位不保，立刻展開反擊，對慈禧説岑春煊是康梁一派，居心叵測，慈禧便懷疑起岑春煊，將他外放為兩廣總督。1907年4月17日，岑春煊解職出京，他不去廣州，卻往上海，伺機反撲。遠在日本的梁啓超得此消息後，於4月23日至5月5日專程回滬等候，企圖和岑春煊見面。岑、梁是否見了面，由於行蹤詭秘，不得而知。但袁世凱卻於此時通過上海道蔡乃煌拋出了一張岑、梁等人在一起的合影呈遞慈禧，使慈禧震怒，將岑春煊開缺。偽造照片之事得到了同盟會員陳少白的幫助，原因是岑春煊過去曾將粵漢鐵路收歸官辦，省港粵路股東與同盟會極為不滿，不願他返粵蒞任，因此聯手袁世凱除掉岑春煊。但僅六年之後，國民黨人又和岑春煊走到一起，故史家感嘆“政治上離合靡常是非不一，這卻又是一事例”。 ^[14] 

丁未政潮後，岑春煊賦閒杭州，後又至上海就醫。袁世凱為斬草除根，嗾使蔡乃煌散佈不利於岑春煊的謠言，甚至偽造岑春煊勸浙江巡撫增韞“舉大事”的信函，所幸增韞以原書寄岑春煊，得以揭發奸謀。 ^[15]  1908年冬慈禧、光緒相繼駕崩，袁世凱亦被罷黜，岑春煊才得以在上海靜養三年。

1911年，因清政府鐵路國有政策，南方數省爆發保路運動，四川尤烈。當年9月15日，岑春煊被清廷任命“赴川會同趙爾豐辦理剿撫”。這年夏天，以國會請願運動失敗、皇族內閣成立、保路運動受壓等事件為引子，立憲派與清政府的矛盾已到不可調和的程度。岑春煊原本就是立憲派的一員，自然也開始與清政府產生裂痕。他明確反對鐵路幹線國有政策，並對四川保路運動力持主撫態度，發出《致四川人民各安生業電》，宣稱“必當為民請命，決不妄戮一人”，甚至於9月20日致電內閣，以辭職相要挾，公然要求清廷“罪己之言與特恩之詔同時並布”。 ^[16]  9月29日，岑春煊前赴四川時途經武昌，與湖廣總督瑞澄詳商，仍堅持前議，瑞澄再三勸告，岑春煊百折不回。他自知清廷不可能同意他的建議，便電請病假回滬，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岑春煊未作停留，於次日乘輪離開武昌。

清政府接到武昌起義的消息後十分驚恐，決定再次起用岑春煊、袁世凱，於10月14日發佈了岑、袁分別補授四川、湖廣總督的任命。岑春煊對這一任命再三辭卻，清政府多次懇請勿再固辭。立憲派主導的四川保路同志會也宣言：“目前各衙門告示，除將軍玉昆、岑宮保而外，我川人均可置之無睹焉可耳”。 ^[17]  岑春煊推辭不過，於10月23日勉受川督，但同時提出擴編軍隊為十營，增撥槍炮子彈，發銀一百萬兩等條件，清政府無法兑現。10月29日，岑春煊因籌劃兵餉均不就手，以病情加重為由辭職。清廷只好任命端方暫署川督，雖然還給岑春煊保留位置，但他終不復出。 ^[10]  1912年1月1日中華民國成立後，岑春煊公開站在了革命陣營一邊，通電要求清廷及袁世凱順應形勢，實行共和。 ^[18-19]  這標誌着他從清廷官僚到民國政客的蜕變。

1912年2月，清帝退位，緊接着袁世凱當了臨時大總統。1912年5月，袁世凱讓岑春煊擔任貴州宣慰使，他不客氣地回覆，目下“中外治權，是分是合，體段全無，官制各法，甚無依據，正上無道睽，下無法守之時”，如此情形，有“何義可宣，何德足慰？” ^[20]  他在拒絕袁世凱的同時，又和革命黨人保持一定距離。1912年3月，主要由清末立憲派組成的國民公黨成立於上海，岑春煊為名譽總理，後該黨與同盟會等合併組成國民黨，岑春煊當即宣佈退出。1912年6月，他利用同盟會員福建軍政府民政部長彭壽松行為不檢、遭到福建地方勢力反對之機，應邀入閩任福建宣撫使，驅彭後企圖控制福建未果。1913年初，他又接替了黃興的粵漢川鐵路督辦職，打算借“護路為名，寄以軍令”，成立兩師聽命於他的軍隊，也因袁世凱作梗而擱淺。 ^[10] 

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案”發生，辛亥革命後表面平靜的政局又劇烈動盪起來，各派政治力量迅速分化集結。岑春煊為革命黨人所關注，“西林（岑春煊）勇鋭過國民黨，孫、黃陰寄厚望” ^[21]  ，特派章士釗去做他的工作。岑春煊與袁世凱素有積怨，雙方在反袁問題上一拍即合。4月間，孫中山、黃興、汪精衞、李根源、甯調元與岑春煊多次秘密會晤。此後，岑春煊便積極開戰其反袁活動，他接連發出通電，嚴斥袁世凱掩蓋‘宋教仁案”與政府的關係，庇護兇犯趙秉鈞，干涉制定憲法、擅借善後大借款等違法行徑。鑑於統一黨被王揖唐出賣，他和章太炎重組統一黨，抵制當時大多數“中間”黨派紛紛倒向袁世凱的浪潮。他力圖擴大反袁統一戰線，與章士釗、譚人鳳專赴武昌策動黎元洪反袁，並做上海唐紹儀、廣西陸榮廷、廣東龍濟光、龍覲光等人的工作。他與袁世凱公開決裂，6月8日堅辭粵漢川鐵路督辦職，並在胡漢民介紹下加入了國民黨，旗幟鮮明地與南方革命黨人並肩反袁。 ^[10] 

1913年7月12日，李烈鈞在湖口興師討袁，二次革命爆發。16日，江蘇討袁軍總司令黃興召開軍事會議，推舉岑春煊為各省討袁軍大元帥。兩天後，岑春煊抵南京就職。22日，各省議會聯合會的十八省代表在南京開會補行正式選舉手續，全票通過舉岑議案，“凡獨立省分都督及討袁軍總司令一律歸其節制”。 ^[22]  這祥，岑春煊就至少在名義上成為二次革命中各派反袁力量的總指揮，各地分散的反袁勢力有了一面統一的公開旗幟。革命黨人對此極感興奮，廣東“純粹之粵派之國民黨，則欲戴岑西林為粵督”。 ^[23]  海外英荷屬殖民地七十九埠華僑和國民黨美國支部專電岑春煊，擁護其為大元帥。 ^[24]  岑春煊儼然成為眾望所歸的“革命領袖”。

岑春煊制定了聯絡廣東、廣西、福建三省“與南方各軍一致進行誓師北上”的計劃。7月29日，他偕李根源、馬君武到達廣州，當即發出勸舊部陸榮廷、龍濟光討袁電，邀約諸人至梧州面籌一切，並允代籌軍餉，被陸、龍拒絕。8月1日上午，岑春煊在廣州召集高級軍事會議，舉行北伐誓師大會。但二次革命的形勢卻急轉直下，7月28日，南京戰事便已失敗，黃興逃往日本。龍濟光部在袁世凱的命令下由梧州東下進攻廣州，岑春煊固守不棄，8月4日夜，觀音山已有敵軍“大炮震撼”，廣州民軍也發生譁變，岑春煊的北伐計劃未及發動便宣告破滅。他本人也倉促出逃香港，轉赴新加坡，流亡南洋。 ^[10] 

岑春煊亡命新加坡以後，與陳炯明、李烈鈞、熊克武、柏文蔚等人成立了“中華水利促進社”，進行反袁活動。1915年12月，袁世凱決意稱帝，蔡鍔等在雲南掀起護國運動，岑春煊聞變後立即從南洋趕回國內，1916年1月17日抵上海，寓梁啓超處，與國內的蔡鍔、唐繼堯、陸榮廷、李烈鈞，香港的李根源、柏文蔚、程潛，美國的黃興等人保持頻繁聯繫。一時間，梁啓超在滬寓所成為海內外反袁勢力進行聯絡的一個最重要據點。 ^[10] 

按照原計劃，岑春煊欲往護國運動的大本營——雲南。但當時護國軍最感棘手的是“餉械俱缺”。經唐繼堯電請，岑春煊於1916年1月底由張耀曾陪同改赴日本。3月20日，岑春煊以雲南軍政府代表名義向日本借得一百萬日元和部分槍械彈藥。 ^[25] 

雲南獨立後，兩廣成為關鍵。岑春煊在促使兩廣獨立上起了特殊作用，他致書廣東督軍龍濟光，要求其“審機立決，迎合時勢人心，起而為滇黔後勁，結成一氣，據以號召全國義聲”。 ^[26]  在各方壓力下，陸、龍先後宣佈獨立，滇黔桂粵連成一片，護國運動的聲勢頓時大增。為了協調動作，岑春煊、梁啓超等人打算成立一個具有獨立各省聯盟性質的組織。4月19日，岑春煊由香港抵達廣東肇慶，在肇慶籌備成立兩廣護國軍都司令部，岑春煊任都司令，初步統一了兩廣軍權。 ^[10] 

形勢的發展迫切需要一個能把所有反袁勢力全面聯合起來的組織，但在籌組這個組織——軍務院的時候，獨立各省內部卻產生了分歧。龍濟光、陸榮廷、梁啓超、唐繼堯甚至孫中山都認為以岑春煊出任領袖最為合適，唯獨蔡鍔卻激烈反對。雲南是首義之區，蔡鍔又是舉足輕重的人物。大敵當前，若內部不統一，於反袁鬥爭不利，也與成立軍務院的宗旨相悖。為了打破僵局，避免內訌，岑春煊以唐繼堯“首義功高，力主推戴”，最後由唐繼堯任撫軍長，岑春煊副之，兼攝行撫軍長職。1916年5月8日，幾經醖釀的軍務院在肇慶如期誕生。 ^[10] 

軍務院是一個各派的聯合體，主要由滇桂兩系地方軍閥、梁啓超的進步黨和國民黨內以歐事研究會為核心的穩健派組成。這種組合形式給岑春煊提供了絕好的活動場所，他以中介人、調停人、緩衝人和各派聯繫人的身份出現，成為把各派維繫在一起的紐帶，很自然地被推為盟主而發揮較大作用。 ^[10] 

1916年6月6日，袁世凱死去，以反袁為目標的軍務院失去了維繫各派團結的凝聚點，梁啓超建議撤銷軍務院，岑春煊等則表示堅決反對，認為倒袁只是成立軍務院的目的之一，並非全部目的。他特別提出恢復約法和國會兩大問題，於6月8日又致電唐繼堯等，明確指出今後新舊約法之爭便成為南方義軍的“生死存亡之點”。 ^[27]  這份文件在社會上反響很大，與6月9日孫中山《規復約法宣言》前後呼應，成為護法運動的先聲。6月16日，岑春煊致電黎元洪，提出恢復臨時約法、總統依法就任、撤軍和召集軍事特別會議四項為撤消軍務院的先決條件。這些條件被北京政府部分接受，梁啓超等人更感到應該立即撤消軍務院以示響應北方之姿態。岑春煊仍堅持“現在閣員未全就職，國會未經同意，內閣尚未正式成立，吾人仍應自守條例，不必取消”。梁啓超等惱羞成怒，四處散播岑春煊緩撤軍務院是想“留此為交換條件，是政客逍遙海上，絕不知軍中甘苦，而放言高論”。 ^[28]  迫於梁啓超的壓力，岑春煊、唐繼堯於7月14日宣佈撤消軍務院，護國運動結束。

岑春煊本來在其就職宣言中稱，袁世凱倒台後他就不問政治，惟盡力於社會事業，1916年10月回桂林掃墓後就返回上海靜居。但樹欲靜而風不止，護國運動使岑春煊的政治地位陡然增長，就不可能輕易擺脱政治。1917年6月，孫中山在廣州掀起反對段祺瑞的護法運動，西南軍閥極力想把岑春煊作為一杆大旗抬出來和孫中山相對抗。在醖釀護法軍政府設立大元帥時，李烈鈞就向唐繼堯獻策：“為應付中外大勢，則宜推孫中山，為消除兩粵障礙，則宜推岑”。1917年11月，桂系軍閥莫榮新公開通電，商量湘粵桂三省建立都司令部問題，推岑春煊當都司令，企圖將護法軍政府擠出廣州。與此同時，唐繼堯也連發兩電，提出在廣州成立軍事委員會、政務委員會的計劃，並由岑春煊總攬籌商事宜 ^[29]  ，企圖以岑春煊來取代孫中山。所有這些使岑春煊的權力慾極度膨脹，他親自出馬發起所謂“西南自主各省聯合會”，“明為銷融陸榮廷、孫中山兩派之畛域，即暗以具備南方政府之雛型”。該會網羅面極廣，李烈鈞、方聲濤、陳炯明、林虎、唐繼堯、章太炎、陸榮廷均在其內；另外還同北方直系的馮國璋、李純、陳光遠“早通聲芥”。 ^[30]  1918年1月15日，“中華民國護法各省聯合會”在廣東成立，奉岑春煊為議和總代表，“隱然與軍政府取對峙之勢”。孫中山對此強烈抗議，認為該會“於約法無根據，指為督團之第二，事遂中梗”。 ^[31] 

以岑春煊為首的反孫派見聯合會不能取代軍政府，便準備以改組軍政府的辦法來推倒孫中山，1918年4月10日，廣州非常國會第十七次會議通過了《中華民國軍政府組織大綱》修正案，決定改組軍政府，取消大元帥制，改為總裁合議制。5月4日，孫中山被迫辭職。非常國會推選岑春煊等七人為政務總裁。7月3日，岑春煊自上海至廣州，7月5日軍政府宣告改組成立，8月21日，軍政府舉行政務會議，推舉岑春煊為主席總裁，他名副其實地當上軍政府的頭號人物，成了西南軍閥的代理人。而孫中山則意識到“南與北如一丘之貉”，離開廣州，遠走上海。

其後，岑春煊開始主導南北議和。先前在1917年11月，粵桂湘三省組成聯軍北伐，與北洋軍激戰於湖南戰場。戰爭開始不久，岑春煊便對戰事進行秘密調停。他伸出兩隻觸角，一與北京的馮國璋、王士珍密商；一與南方的直系將領聯絡。 ^[30]  1918年10月7日，北洋政府代理大總統馮國璋和岑春煊以交戰雙方最高領袖身份發表主和通電。孫中山積極推動的作為護法戰爭主要方向的湘南戰事偃旗息鼓，聲勢浩大的護法戰爭在岑春煊等人的出賣下只剩下陝西等省的局部戰鬥。1919年2月，南北和會在上海開幕，雖然不久便無果而終，但岑春煊仍未死心，繼續委派章士釗、劉光烈等人在滬同北方徐世昌的代表秘密談判。 ^[10] 

但是，岑春煊沒有自己的武裝和地盤，他的得勢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其在各派勢力中的“平衡”。而由於各方勢力的勾心鬥角，這種平衡非常脆弱，再加上岑春煊越來越偏向於桂系勢力，使他作為各方都能接受的調和者的身份難以維持下去。以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民主派率先舉起反岑反桂大旗。1919年6月，在國會中傾向孫中山的“照霞樓議員”提出不信任主席總裁案，岑春煊被迫一度辭職。同年8月，孫中山正式宣佈與軍政府決裂，並開始綢繆武力討桂計劃。 ^[10] 

1920年，岑春煊在對四川的控制、南北議和中各派權益的分配和駐粵滇軍的指揮權等間題上又與唐繼堯完全鬧翻，軍政府更加風雨飄搖。3月24日，唐繼堯將岑春煊秘密與北方議和的內幕文件全部公開，指責此與護法宗旨不符，不能接受，並邀約國會議員來滇。3月29日，軍政府總裁兼外交財政部長伍廷芳攜帶款印出走。廣州國會兩院秘書廳也在議長林森指揮下，封存卷宗分批運往香港。軍政府後院起火，岑春煊氣急敗壞地違憲派兵搜查國會，引起輿論大譁。伍廷芳、唐紹儀、唐繼堯三總裁宣告脱離軍政府，軍政府七總裁所剩無幾。8月7日，在滇國會兩院召開聯合會議，通過議員萬鴻圖等人提案，以“毀法誤國”罪一致議決罷免岑春煊軍政府政務總裁的職務。8月11日，岑春煊孤注一擲，命令桂軍進攻福建陳炯明軍陣地，粵桂戰爭開始，桂軍兵敗如山倒，岑春煊甚至還收到過裝着炸彈的木匣。1920年10月23日，陳炯明部兵分三路總攻廣州，桂系大勢已去，當天岑春煊通電辭職，聲稱他是受江蘇督軍李純自殺而感動，希望西南各省取消自主，北京速開國會，共圖善後。次日，軍政府被宣佈取消，岑春煊再次離粵赴滬，他的政治生命也宣告終結。 ^[10] 

岑春煊退居上海以後，仍與章士釗、楊永泰、李根源等多有往來，但都是私人應酬，無關公務。1922年，岑春煊與上海猶太富商哈同夫婦同遊蘇州，並買宅作久居計。旋與李根源敍舊，自述生平，1930年出版為《樂齋漫筆》一書。1932年淞滬抗戰時，岑春煊捐助十九路軍三萬元以支持抗日。1933年4月27日，岑春煊去世於上海。臨終前留下遺言：

“民國初元，息影上海，竊謂共和國已立，勢無可翻，理自擁護。觀袁氏柄政作威，甚至稱帝，前欺清廷孤寡之餘，後戮民黨俊秀人士。激於義憤，遂爾興師。護國、護法兩役，春煊從國人之後，以勘定禍亂於一時者。職是之故，十載以來，幸還初服，黨國蔚然，與觀厥成，老朽餘年，冀享治平之樂。國家多故，又成魚爛之形。道路之言，舉謂一黨專政，弊端絕大。黨費出自國幣，縱容無數血氣未定、學問未成之青年，使之干涉百政，芻狗萬物，欲國無亂，何啻卻行求前？況乎後十年之政權，都在此輩青年之手，今以修養迫之，期用於不成熟無意識之政黨運動，此其斷喪社會之人材，虛耗國家之元氣，預造未來國家之惡運，尤為無可恢復之損害乎！近自東北告變，國難日深，政黨各有指責，春煊以為陽九之會，事屬非常之原，國民黨獨任其艱，應須國民同情順受之處，亦何止一二數？獨至一黨之樊，關係太大，如不改弦更張，足以斷送國家而有餘。春煊與黨同一國家，各有子孫，心所謂危，何敢不告？

春煊今年七十有三，近以心臟衰弱，遂形腫脹，氣息僅屬，百念俱灰。兒輩叩請遺言，頓有感觸。吾家三世服官素以清廉自勵，既無長物，何用安排？且諸兒多不率教，後惟聽其自立，生平恥懷溉犢之愛，臨終安用貽謀之談？惟國家事屬一體，為首當為國，而為國之要，不外‘賢者在位、能者在職’二語，以黨限之，勢難盡就，前此任潮（李濟深）、德鄰（李宗仁）兩君來訪，曾為鄭重揭櫫是義；垂盡之聲，仍不越此。兒曹其此公佈於是，供奉國賢豪長者之參考。國是有豸，無任悚惶。” ^[32] 

岑春煊死後，安葬於上海虹橋萬國公墓，文革時墓被毀。

在晚清官場，流行着“三屠”之説，岑春煊是官屠（或屠官）、張之洞是財屠、袁世凱是人屠。岑春煊以不畏權貴、彈劾貪污和瀆職官吏而著稱，時人形容：“春煊每至一省，必大肆糾彈，上下皆股慄失色。” ^[33]  他在戊戌變法期間出任廣東布政使時，就敢跟兩廣總督譚鍾麟叫板，署理四川總督時，曾準備一次彈劾300多名官員，在幕僚力勸下作罷，但也彈劾了40多人。兩廣總督任上，劾罷不法污吏瀆職者1400多位，“上自撫院，下至典史，無皆不有” ^[34]  ，官員們皆談“岑”色變。

在他“屠官”的過程中，最矚目的是周榮曜案和裴景福案。1904年，岑春煊受命兼任粵海關監督，查得海關庫書周榮曜私吞公帑數百萬兩，並與朝中勾結，後為逃避追查，以慶親王奕劻之奧援，被派為出使比利時大臣，岑春煊趁他尚未出國時，彈劾其貪污之罪，周榮曜溜到暹羅，但他的財產被全部沒收。丁未政潮時岑春煊進京彈劾慶親王時，便是舉周榮曜為證。 ^[13]  裴景福案則是岑春煊於1903年蒞任廣州後，立即指控南海知縣裴景福貪污24萬銀元，裴景福逃到澳門避難，後雖被岑春煊交涉引渡，但清政府以查無實據，未處死刑，只是發配新疆。據説，裴景福案帶有很強的挾私報復之嫌，因為岑春煊在戊戌變法期間與康有為往來密切，而裴景福曾負責查抄康家，發現了岑春煊與康有為往來的書信，雖然這些書信被全部銷燬，但岑春煊仍然必欲置裴景福於死地，故藉口反腐而引發此案。 ^[35-36] 

岑春煊認為教育是政治的首務，應首先振興，必須通過教育來開啓民智。他常説，欲雪國恥，要有自強，自強之道，首須培養人才。學校者，人才所由出也，故必自廣興教育始。岑春煊由此對興辦教育情有獨鍾。1901年，岑春煊任山西巡撫，便將興辦學堂作為教育改革的重要內容。將原山西大學堂和外國人辦的中西大學堂合併為設有中學專齋和西學專齋的新的山西大學堂。開創了我國近代教育中西合璧的新篇章。岑春煊任四川總督，又派翰林學士胡峻赴日考察學務，然後回來主辦四川高等學堂。岑春煊熱衷興辦教育，培養人才、在兩廣更加突出。 ^[37] 

岑春煊為廣東、廣西的近代教育作了重要奠基。岑春煊的父親岑毓英早年便在家鄉西林縣那勞寨辦了一所“南陽書院”，培養家鄉人才。岑春煊在外任職時，還時時掛念南陽書院，給書院送紙張筆墨，圖書資料、後來又出資擴建書院；並反覆叮囑一定要辦好書院。西林到省城路途遙遠、為幫助本縣學子赴省城參加科考，岑春煊給縣裏捐了兩千兩紋銀作應考基金。在兩廣總督任上，他還親自撥款建起了“泗色中學堂”（今百色中學）。他創設兩廣學務處，作為最高教育管理機構。先後開辦了兩廣實業學堂、廣東法政學堂、蠶業學堂、農村學堂、兩廣方言學堂（專教外語）。測繪專業學校、兩廣高等工業學堂。令各州府設立中學堂、各縣設立小學堂。他尤為重視師範教育，先後創立兩廣師範館、譯學館、廣東女子師範、廣西速成師範科，尚德女子師範，兩廣遊學預備科館等。他給朝廷的奏摺雲：“辦學以師範為先，而造就師範之師範，尤以優級為本，優級師範學堂是開辦初級師範、中學堂之母。”1904年，他指示成立兩廣練習所，將全省各縣勸學所所長（教育局長）和縣立小學校長集中到省裏培訓。岑春煊直到退出政治舞台在上海閒居，仍想着發展教育，他還以父親的諡號在上海創辦了一所“襄勤大學”。 ^[37] 

1900年義和團運動爆發，慈禧太后被載漪、剛毅等説動，安撫義和團，對列強宣戰，並詔令各省勤王，但應者寥寥。岑春煊當時是甘肅布政使，他得知消息後立即向陝甘總督魏光燾請求進京勤王，隨即帶2000多人開撥北京，自己星夜兼程，於7月24日抵達北京，受到慈禧召見。 ^[38]  當時他手下人太少，尚未得到慈禧重視，正逢俄國入侵東三省將清政府攪得焦頭爛額，慈禧乃林岑春煊辦理察哈爾防堵事宜，着折回張家口迎候來兵，即於該處駐紮，備俄人侵入。 ^[12]  8月14日，八國聯軍攻陷北京，慈禧、光緒倉皇出逃西安，岑春煊聞訊後前去保駕，於南口遇慈禧一行，當時慈禧已經一天沒吃東西了，看到岑春煊來保駕極為感動，相對痛哭。當晚慈禧住在一間破廟裏，岑春煊侍立廟外，慈禧夢中忽然驚叫，岑春煊則大呼：“臣春煊在此保駕！”岑春煊在慈禧落難之時盡忠竭力地護駕，使慈禧對他十分感激，她哭着對岑春煊説：“若得復國，必無敢忘德也！” ^[39] 

慈禧一行到了懷來縣，受到知縣吳永之接待，任命吳永為前路糧台督辦，吳永因籌不到糧食，便讓位給岑春煊。岑春煊採取雷厲風行的手段，不僅通過斬殺潰兵及不法太監來整飭渙散的逃亡隊伍，還逼迫沿途州縣供應糧食，以致天鎮知縣自殺，就這樣保障慈禧一行到了西安。 ^{[12]  [40]}  岑春煊與慈禧一路上同舟共濟，知遇日深，經常向慈禧提出自強之建言，而慈禧亦言聽計從。到了西安以後，岑春煊被擢升為陝西巡撫，但他在路上因為耿直已得罪不少王公大臣，他們不願岑春煊留在慈禧身邊，便藉口八國聯軍西進、山西告急，將岑春煊支往山西做巡撫。慈禧痛哭送別，並特撥庫銀百萬兩作為其經費。 ^[41]  岑春煊這段勤王經歷使他成為晚清政壇上的一顆新星。

岑春煊在清末政界有“不學無術”之口碑，時人稱岑春煊“不學無術”，袁世凱“不學有術”，張之洞“有學無術”，端方“有學有術”。關於其“不學”，則是因早年紈絝無賴，放蕩京師，以致返鄉參加科舉時難以應試，遂找人替考，才取得了舉人的功名。關於替岑春煊考試的槍手有兩種説法，第一種是桂林前輩廖仲翼在《岑春煊事略》中稱是由桂林老孝廉胡世鼎、胡世銘兄弟代寫試卷，並買通考場人員“買捲入場”行其事的；第二種説法是來自晚清名士劉名譽（岑春煊老師劉玖石的兒子）之後代劉榮華的回憶，他説劉玖石不僅是岑春煊的老師，還是他的老丈人，因此岑春煊考不上會令師門名譽受損，便讓已經是進士的兒子劉名譽替考。 ^[42] 

至於其“無術”，一般理解為他行事耿直莽撞，不諳官場之術，以致在丁未政潮中被慶親王、袁世凱擊敗。但歷史學家桑兵通過勾稽岑春煊與保皇會之關係，指出岑春煊之“不學無術”實為誤解，他很有可能是康梁潛伏在朝中的棋子，岑春煊庚子勤王的真實目的可能是配合康梁“擁帝”的計劃，但他審時度勢，最後還是選擇了依附慈禧太后，不過繼續與康梁通款，直到丁未政潮倒台為止。因此，桑兵認為“其實袁世凱固然長於權術，張之洞也是宦術甚工，岑春煊表面的粗莽之下，同樣深藏心計，決非單純恃寵。……能在吏治腐敗的清末和政局詭橘的民初宦海弄舟，歷經變動，幾起幾落，而時時躋身於權力鬥爭旋渦的中心，沒有過人的權術，早已傾覆水底。” ^[36] 

1907年丁未政潮，岑春煊本欲與軍機大臣瞿鴻禨聯手扳倒慶親王和袁世凱，不料反被其算計，被逐出京師，外放為兩廣總督。岑春煊並未蒞任，反而是蟄居上海，以窺伺時機。袁世凱派人加緊監視岑春煊，必欲除之而後快。由於岑春煊一向與康、梁過從甚密，袁世凱一派便想從這裏做文章。正好此時革命黨也不願岑春煊去廣東，於是革命黨人陳少白便與袁世凱的親信上海道蔡乃煌合謀 ^[43]  （亦有説法稱兩江總督端方為主謀 ^[44]  ），炮製了一張岑春煊與康有為、梁啓超等在《時報》館前合影的假照片，由慶親王面呈慈禧太后。對康梁恨之入骨的慈禧看了照片後沉默良久，失望地説：“春煊亦通黨負我，天下事真弗可逆料矣！雖然，彼負我，我不負彼！可準其退休。” ^[44]  岑春煊得知自己為合成照片所害後，行賄慈禧親信太監李蓮英以求助。李蓮英讓慈禧扮觀世音菩薩，照了張相；自己又扮作韋陀菩薩，又照了張相，最後合稱一張照片，獻給慈禧説：“老佛爺何嘗命奴才同照此相？足見民間偽造，藉觀朝綱。從前岑春煊康有為等照片，想亦類此。” ^[43]  慈禧這才怒氣稍解。

岑春煊晚年口述回憶錄《樂齋漫筆》，與嶗山太清宮道長韓太初合編了著名的琴曲《山海凌雲》。

岑春煊去世後，其舊交李根源與黃元翰將岑春煊在護國戰爭和護法戰爭期間的電稿、函告和文稿700多篇輯成一集，1994年岑春煊之女岑德美將其公開，翌年由何平、李露校注、廣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為《岑春煊文集》。該文集還包含了《樂齋漫筆》、《岑春煊遺言》、《岑春煊年譜》等內容，對於研究岑春煊及中國近現代史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

《走向共和》（2003年電視劇），胡龍吟飾岑春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