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烈鈞

清光緒八年正月初六（1882年2月23日），李烈鈞出生於江西武寧縣羅溪坪源村。 ^{[3]  [12]} 

李烈鈞的父親李駿興參加過太平軍，於太平天國運動失敗後回鄉，以耕種自給，後兼營茶葉運輸，家境逐漸富裕；母親楊氏，知書史，經常教他學習古文。 ^{[5]  [3]} 

李烈鈞自幼學文習武，敏而好學，尤喜書法，曾從縣名儒楊福田、劉竹蓀等求學；並從武舉人張坦庵習武。後隨其姐夫熊康候至大橋胡山就讀。他成年後，身材魁梧、性格爽直。 ^{[5]  [26]} 

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北京督練處令江西設立武備學堂，培訓軍事人材，江西巡撫飾知各縣選派人員入學。李烈鈞被武寧彭縣令錄取，被選送江西武備學堂，成為吳介璋得意門生。吳介璋認為他的學術兩科兼優，殊堪嘉勉。 ^[26] 

光緒三十年（1904年），北京練兵處選派學生赴日本學陸軍，江西選送四人：李烈鈞、胡謙、歐陽武及餘鶴松，由江西巡撫資送赴北京應試。第二年，李烈鈞等考核合格，以公費生身份赴日學習。李烈鈞抵日後，最初是在東京振武學校習炮科，兩年後畢業，入四國炮兵第十二聯隊實習一年，接着進入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第六期炮兵科 ^[8]  ，與閻錫山、李根源、唐繼堯、程潛等人同期 ^[21]  。 ^{[6]  [18]  [26]} 

在日期間，李烈鈞結識了在鼓吹反清革命的同盟會員張繼、王侃等人，對於同盟會諸人的奔走呼號“感奮不已”。他還經常閲讀同盟會機關報《民報》。一次，李烈鈞在聽完孫中山在日闡述三民主義的演説後，“革命思想，乃益深刻”，“傾服之念，油然而生”。 ^{[3]  [6]} 

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在張繼等人的介紹下，李烈鈞加入了同盟會，並先後加入士官學校中國留學生組織的“武學社”“丈夫團”等反清團體，是當時日本留學生革命活動中活躍的一員；還與黃興等共同組織了以反對西方帝國主義侵略為宗旨的“攘白團” ^[7]  。在日本的學習，使李烈鈞受到軍事上的專業訓練，而加入同盟會及與留日軍事學生的交往都奠定了他以後事業的基礎。 ^{[3]  [6]} 

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李烈鈞自日本畢業回國，任江西混成協第五十四標第一營管帶。當時的協統商德全、標統齊寶善最為排擠留日學生中的北派勢力。屬於北派的李烈鈞受二人陷害，以有向士兵宣傳反清思想之嫌，遭到拘捕，經吳介璋大力開脱，始獲釋放。後因查證李烈鈞確在新軍中進行草命宣傳組織工作，清廷下令逮捕。幸得曾任江西武備學堂總辦歷任江西常備軍統領兼署江西臬台的汪瑞闓暗通消息、資助路費，李烈鈞逃至上海。 ^{[3]  [26]} 

宣統元年（1909年）春，通過北洋軍將領馮國璋與雲貴總督李經羲等人介紹，李烈鈞到昆明任雲南講武堂教官兼兵備道提調。不久，接任陸軍小學堂總辦（校長）。他曾暗中協助中國同盟會雲南支部長李根源在學堂和軍隊中宣傳反清，進行革命活動。 ^{[3]  [26]} 

李烈鈞在未去雲南之前，曾致函馮國璋，詳述在江西受排擠的情況。馮國璋立即與王士珍、段祺瑞聯銜致電江西巡撫馮汝騤，推薦李烈鈞。馮汝騤接電後，立即下令將標統出缺，由李烈鈞遞補。但他已去昆明。 ^[26] 

李烈鈞任雲南講武堂教官時，與孝廉李曰垓創辦了一所體育總校，校址設在江右新館；又聘請日籍教官佳田乞夫，籍以培育青年，灌輸革命思想。 ^[26] 

宣統三年（1911年）秋，李烈鈞奉命北上，參觀清政府在天津馬廠舉行的秋操（參見詞條永平秋操）。途經武漢時，方知武昌起義已經爆發三天。到達北京後，第六統制吳祿貞邀集數十人設宴歡迎李烈鈞，到會者均支持武昌起義。李烈鈞也決心響應武昌起義。在分配工作時，任命李烈鈞為起義軍重炮隊司令。10月17日，李烈鈞接江西同志電促返贛。他考慮到江西混成協已有革命基礎，又有電報促他速歸，便即離開北京，經天津、上海，於10月26日到達九江。 ^{[3]  [26]} 

李烈鈞(2張)

此時，九江已經在10月23日於中國同盟會會員林森、蔣羣等人策動下響應武昌起義，兵不血刃地得到光復。九江軍政分府成立後，眾人推舉五十三標標統馬毓寶為九江軍政分府都督。李烈鈞回到九江，軍政分府總參謀長蔣羣真誠相讓，李烈鈞無法推辭，遂於漢末名將周瑜的衙署設總參謀長辦公處，正式就職。 ^[3]  是時，南昌尚未光復，江西巡撫馮汝騤效忠清室，指使馬獻廷假意投誠，暗探九江都督分府活動情況。一日，馬獻廷潛入總參謀長辦公處，偷閲文件，被李烈鈞發覺，交付軍法處會審，查出密信及其他罪證，立即判處馬獻廷死刑，清除了一大隱患。 ^[26] 

隨後，李烈鈞部署部隊佔領長江要塞金雞坡炮台和馬當炮台，將長江防線攔腰截斷，阻住了清海軍由武漢順水東駛上海的由清政府海軍總司令黃鐘瑛統帥的11艘軍艦和兩艘魚雷艇。當時金雞坡官兵發炮攻擊，兵艦用旗語表示合作。李烈鈞命令停止攻擊，並派人接洽，在商會設宴歡迎。馬毓寶遂派人將兵艦炮栓拆下。聽到此消息，黃鐘瑛大怒，命令部下回船準備作戰。李烈鈞當即請林森等以福建同鄉關係登台，向官兵演講，緩和緊張氣氛。黃鐘瑛等人這才覺得氣稍平。次日，李烈鈞派人將炮栓歸還。艦艇隨即宣佈起義。事後，李烈鈞被推為海陸軍總司令，九江革命勢力因之大振。 ^[3] 

這時，安徽、南京、武昌都先後來人或來電要求支援。於是在同年11月，李烈鈞應安徽革命黨胡萬泰等人之請，派團長黃煥章率兵兩營赴皖支援光復安慶。黃煥章到安慶後，即向諮議局提出要求支持餉銀萬元。議長竇以鈺決定該部隊給養由皖省供給，先撥二千五百元。黃煥章不滿意，竟圍攻安徽都督府，搶奪軍械所，梵毀藩署，洗劫藩庫，城內商店住户，無一倖免。李烈鈞聞訊大怒，親率步兵一營、“海容”“海籌”兩艘兵艦，趕赴安慶調處，將黃煥章關押，為首肇事者顧英正法，掠奪財物悉數歸還，迅速安定人心，恢復市面。各界開盛大歡迎會，推李烈鈞擔任安徽都督。 ^[3]  11月21日，李烈鈞正式就職。 ^[26] 

李烈鈞任皖督不久，馮國璋派重兵進攻武昌。湖北都督黎元洪一日五次急電，向李烈鈞求援。李烈鈞立即下令海陸軍集合，率艦西上。臨行前，為顧全大局，將都督大印交給胡萬泰。到武昌後，李烈鈞抵武昌後迅即部署海陸兩軍，親率中央軍控制武昌軍事要地。黎元洪任命他為蘇、皖、粵、鄂、贛五省聯軍總司令。李烈鈞一面命艦艇防守長江江面，一面親率陸軍迎擊北洋軍，從而穩定了武昌的陣勢。 ^[3]  由於李烈鈞的堅守，加之種種原因，使得馮國障始終未能越過長江。 ^[26] 

民國元年（1912年）1月，因洪江會擾亂地方，民怨甚大，江西省臨時參議會選舉李烈鈞為江西都督，並電請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孫中山同意。其時，李烈鈞在武漢任北伐軍第二軍軍長，得到孫中山正式任命後即回江西赴任。3月19日，李烈鈞正式就職贛督，時年僅三十歲。 ^{[3]  [26]} 

4月，袁世凱奪得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的職位後，召開“高級軍事會議”，制定“消納各省軍隊”規劃，企圖以裁減“地方軍隊”“恢復地方秩序”為名，強令同盟會掌握下的南方各省裁軍。早有戒備的李烈鈞只將江西地方3師1旅的兵力削去大約1師，而且大多為缺乏戰鬥力的部隊。 ^[19] 

李烈鈞主贛期間，大力進行軍事、政治、經濟改革（參見“主要影響-主持贛政”部分），使得江西秩序逐漸恢復，成為了革命的大本營。 ^[3] 

此時，袁世凱野心漸露，李烈鈞在鄂任五省聯軍總司令時曾通電反對他成為大總統，並願率軍到南京拱衞，因黎元洪不同意，事才未成。10月，李烈鈞邀請孫中山蒞臨南昌巡視，準備以此為反袁大本營。袁世凱對此頗為嫉視，曾派大員邀李烈鈞往北京面談，並以二百萬元和晉勳一級為誘餌，遭李烈鈞拒絕。 ^[3] 

12月10日，在袁世凱的挑動下，李烈鈞的同學、原江西第三旅旅長餘鶴松串通第二師師長劉世鈞，暗中操縱紅幫，在南昌發動兵變，圖謀取李烈鈞而代之。11月上旬某晚，餘鶴松等突然圍攻都督府，李烈鈞避至憲兵司令部。第一師機關炮大隊長李明揚命連長卓仁機率領全連士兵前往鎮壓，將為首作惡者百餘人處以極刑。餘鶴松逃往北京，劉世均被免職。 ^[26]  雖然知道兵變是袁世凱的主意，但李烈鈞此時還不想與他決裂。為緩和局面，他致電袁世凱，推薦與自己有師生之誼的汪瑞闓為江西民政長。結果，汪瑞闓已經投靠袁世凱，其就職必將削弱李烈鈞的權力。發現問題的李烈鈞策動了江西各界的驅汪行動，迫使汪瑞闓辭職。即使袁世凱電令汪瑞闓回任，仍被李烈鈞公開拒絕，此事便不了了之。 ^[19] 

民國二年（1913年）1月，李烈鈞向日本訂購的軍械自上海到達九江。袁世凱得知後，以該軍械未經陸軍部批准為名，命九江鎮守使戈克安對軍械予以扣留，並準備陸海軍兵力，對李烈鈞施加軍事壓力。李烈鈞以先禮後兵的手段，一面發出密電給參、陸兩部申述理由，一面與加強吳城、姑塘、湖口、德安一帶的佈置，嚴密監視戈克安控制下的九江，同停泊在長江中的軍艦對峙。最終，袁世凱發佈瞭如數歸還扣留的械彈。 ^[19] 

民國二年（1913年）3月，在國會召開之前，國民黨（1912年8月同盟會改組為國民黨）黨首宋教仁遇刺（參見詞條宋教仁案）。4月初，孫中山派張繼、邵元衝等到江西，動員李烈鈞反袁。就在此時，袁世凱向五國銀行簽定了二億五千萬元的善後借款（參見詞條善後大借款），準備撲滅革命勢力。5月5日李烈鈞與湖南都督譚延闓、廣東都督胡漢民、安徽都督柏文蔚通電，反對袁世凱與五國銀行簽訂大借款。袁世凱得知後，派部將李純率北洋精鋭第六師自保定南下進駐湖北，夥同黎元洪監視南方革命黨人，作好內戰準備。6月9日，袁世凱對贛軍內部的分化瓦解取得一定成效，遂下令免除李烈鈞江西都督職務。接着，又免除了胡漢民、柏文蔚的都督職務。江西省政府議會請李烈鈞起義，李烈鈞審時度勢，認為時機反袁不成熟，他説：“中央免除吾職，吾即起義，是反也，非義舉也，袁世凱違法，重襲帝制，以民意伐之，吾赴聽命。”6月中旬，他由九江赴上海。 ^{[3]  [26]} 

李烈鈞至上海會見孫中山、黃興等人，籌商反袁事宜。在孫中山主持的討袁會義上，李烈鈞被公推為討袁總司令。7月8日，他回到江西湖口組織討袁軍。12日成立討袁軍總司令部，就任總司令，宣佈獨立，通電討袁，斥袁世凱“帝制自為，意圖破壞共和，為全國之公敵”，並與人民約法三章：“一、誓誅民賊袁世凱；二、鞏固共和政體；三、保障中外人民生命財產。”由楊賡笙撰寫《江西討袁軍總司令檄文》，宣佈討袁。史稱“湖口起義”，為“二次革命”之先聲。 ^{[3]  [26]} 

接着，湘、鄂、皖、蘇、閩和上海、重慶等省市，相繼宣佈獨立。李純則率第六師進入江西，在瑞昌、德安間與討袁軍展開激戰。在起兵湖口之前，由於江西要塞司令陳廷訓引狼入室，李純所部已在九江至沙河一線佈防。討袁軍只能倉促上陣，缺乏周密的部署與協調。雖然李烈鈞令林虎等據險阻擊，取得初戰勝利，但因兵力懸殊，連連失利，兩團長陣亡，援軍不繼，25日湖口被李烈鈞義父劉老彩之子劉贊堂出賣給李純，又攜款潛逃，致使炮台與縣城均被北洋軍攻陷。第二師師長劉世均動搖觀望，在九江投袁；第一師師長歐陽武無心反袁，消極抵制，對戰局異常不利。8月10日，李烈鈞退守南昌，不久轉移豐城。8月底率千餘人退駐臨江，在此又與北洋軍激戰數日，斃北洋軍數百人。後因北洋軍大集，敗局已定，只得退離江西。 ^[3]  “二次革命”進行不到兩月，即歸於失敗。 ^[26] 

“二次革命”時響應孫中山號召者，雖有湘、粵、皖、閩等五六省，而敢於興兵舉義者，除黃興在南京有所動作外，只有江西一省。因此此役又稱“贛寧之役”。 ^{[3]  [26]} 

“二次革命”失敗後，李烈鈞在民國二年（1913年）9月逃亡日本。當時，因“二次革命”失敗逃到日本的中下級軍官多約七八十人，李烈鈞創辦法政學校，對外稱“浩然廬”，收容上述軍官，加以軍事訓練，以備再起。 ^{[3]  [26]} 

民國三年（1914年）春，李烈鈞與張繼、陳炯明赴歐洲。乘船經過南洋時，曾在檳榔嶼小住，多次在歡迎會上演講，鼓吹討袁革命。抵法國巴黎後，與張繼等寄寓巴黎郊外，學習法語。8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在此之前，孫中山已要李烈鈞赴雲南策劃反袁；這時，李烈鈞遂決定回國，於10月啓行。船到越南西貢時，原擬假道入雲南，為法屬印度支那海關所阻，不得已轉赴香港，又僑居新加坡，參加原國民黨部分黨人在南洋組織的反袁團體——歐事研究會。他經常與陳炯明、岑春煊等聯繫，商議討袁大計，在南洋開展革命活動。 ^[3] 

民國四年（1915年）2月，袁世凱與日本商談“二十一條”時，李烈鈞曾與黃興等兩次聯名通電指斥袁世凱獨裁賣國。 ^[3]  他認識到不能離開革命組織，毅然按照孫中山的規定辦理手續，加入了中華革命黨。 ^[18] 

12月初，袁世凱正在緊密籌備復辟帝制的事宜。各省相繼為北洋勢力所控制，惟西南邊睡如雲南、貴州等省鞭長莫及。因此，孫中山派李烈鈞去雲南，策動西南各省同舉義旗。 ^[26]  他偕熊克武乘船至海防轉河內，在老開等候入滇。時雲南都督唐繼堯尚懷猶豫，李烈鈞電促唐繼堯説：“此來為國亦為兄，今到老開已多日矣，三日內即闖關入滇，雖兄將餘槍決，向袁逆報功，亦不敢計也。”唐繼堯立即派其弟唐繼虞迎李烈鈞入昆明。隨後，從北京設計出逃的蔡鍔亦到昆明，共商討袁事宜。12月25日，唐繼堯、蔡鍔、李烈鈞在雲南揭起了護國討袁的旗幟，宣告雲南獨立，發表《討袁宣言》，歷數袁世凱二十條罪狀，指出“誓與四萬萬同胞共生死，擁護共和，反對帝制”，組織護國軍出兵討袁：蔡鍔任第一軍總司令，出兵四川；李烈鈞任第二軍總司令，出兵兩廣；唐繼堯任第三軍總司令，主持後方。 ^[3] 

李烈鈞於12月下旬率滇軍從昆明向滇桂邊境進發。民國五年（1916年）2月間，在廣西百色附近擊潰袁世凱派來的龍覲光部。3月15日廣西都督陸榮廷宣佈獨立，李烈鈞部進入廣西。5月，經南寧沿江直下廣東肇慶。然後經三水、蘆苞，沿粵漢路北上，6月初到韶關，與偽稱獨立的廣東都督龍濟光部發生戰鬥，迫使龍濟光部納關投降，遂有“三炮定韶關”之説。接着回師南下，指向廣州，7月初在源潭附近又與龍濟光部相遇，大敗龍濟光軍。時桂軍莫榮新部也乘機攻入粵境，龍濟光被迫退回廣州困守。 ^{[3]  [26]} 

6月6日，袁世凱在眾叛親離中病死，段祺瑞成為北洋派的首領，他擁黎元洪繼任大總統，自任國務總理。為了收拾時局，除與護國軍方面討價還價外，段祺瑞在處理廣東滇粵軍衝突問題上，故意壓制李烈鈞，甚至授意北洋軍閥，叫囂討伐李烈鈞。為分化西南實力派，他還故意委任陸榮廷為廣東督軍。陸榮廷早存覬覦廣東地盤之念，立即帶兵入粵。李烈鈞感於形勢壓力，遂於8月通電解職，離廣東轉赴上海，其部隊仍留粵北，成為後來孫中山南下護法的一支力量。 ^[3] 

民國六年（1917年）7月，張勳復辟失敗後，由於國務總理段祺瑞拒絕恢復《臨時約法》和國會，孫中山南下護法，於8月25日至9月1日在廣州召開國會非常會議，聯合滇、桂、粵各省成立中華民國軍政府（參見詞條護法軍政府）。孫中山就任海陸軍大元帥，李烈鈞亦從上海南旋，被任命為大元帥府參謀總長。 ^[3]  李烈鈞設參謀總部於廣州東堤八旗會館，除原從雲南帶來之滇軍外，並收集在江西之舊部，組成贛軍。 ^[26] 

護法軍政府成立後，南北對峙，從此進入護法戰爭時期。民國七年（1918年）3月，段祺瑞委任退據瓊崖的龍濟光為兩廣巡閲使，命令他渡海進攻廣州。李烈鈞奉命率滇、桂、粵軍迎戰，大敗龍軍，迫使龍濟光逃往香港。與此同時，段祺瑞復派兵從江西直下廣東南雄。李烈鈞又奉命移師抵禦，5月3日自韶關出發，6月3日克南雄，正欲乘勝前進奪取贛南時，忽奉軍政府召返回韶關。原來在4月10日，桂系軍閥利用政學系操縱國會，改組軍政府，排斥孫中山。孫中山被迫辭去大元帥職，準備離開廣州赴上海。在此情況下，前方戰鬥不得不收束。 ^[3]  第一次護法失敗。

李烈鈞回韶關後，為防止段祺瑞實行“武力統一”政策，着手興建韶關要塞。民國九年（1920年）2月，軍政府總裁岑春煊與粵督莫榮新利用李根源爭奪滇軍領導權，與李烈鈞在韶關、南雄之間交戰。4月，李烈鈞赴港轉滬，奉孫中山命往雲南與唐繼堯會商消滅桂系勢力的辦法。這時，李烈鈞所屬駐粵滇軍數旅，已取道湖南到達四川邊境，他從雲南到四川與他們會合，原想駐紮四川，為四川軍閥所拒，不得已移駐貴州鎮遠。 ^[3] 

民國九年（1920年）11月，陳炯明率粵軍攻克廣州，趕走了桂系軍閥，孫中山再到廣州。民國十年（1921年）4月，廣州非常國會通過成立中華民國政府，選孫中山為非常大總統，李烈鈞仍被任為參謀總長。7月，孫中山命粵、贛、滇、黔各軍討伐岑春煊與廣西陸榮廷的聯合勢力，李烈鈞率部出鎮遠到廣西，8月下旬，反擊桂系沈鴻英部的襲擊，挫敗了沈部直下廣州、威脅廣東後方的企圖。接着又經廣西龍虎關，直取桂林。 ^{[3]  [26]} 

12月，孫中山抵桂林，成立北伐軍大本營，部署北伐。李烈鈞以大本營參謀總長，積極做北伐準備。他計劃從桂林出衡陽，先取江西，相機東下南京，西定武漢。 ^[3]  孫中山批准了這個計劃，後來除出發地改為韶關外，北伐行動按此計劃實行。在此期間，李烈鈞還動員滇軍將領抗拒唐繼堯調集在桂部隊返滇爭奪個人地盤的命令，將朱培德爭取下來參加北伐，表現了對革命事業的忠誠。蘇聯使者馬林訪問桂林時，孫中山召集各將領聽取介紹蘇聯革命經驗，並提出學習主張，李烈鈞也是同意和擁護的。 ^[26] 

民國十一年（1922年）3月，北伐即將行動，突然傳來粵軍參謀長鄧鏗在廣州被刺，陳炯明勾結北方軍閥的消息，李烈鈞不得不急率滇、桂兩軍回師廣東。4月，他從桂林出發，經梧州，順西江東下，抵廣東三水，聽説陳炯明要在那一帶佈防，急赴蘆苞，轉向韶關。5月6日，孫中山到韶關研究北伐步驟，決定改道韶關出發，繼續執行北伐計劃。李烈鈞會同粵軍第二軍軍長許崇智分途北進。部隊經南雄，出大庾，月餘之間，前鋒已達江西吉安，有直下南昌之勢。李烈鈞到達大庾時，突患傷寒，卧病鴉山寺，病中仍指揮作戰。不料6月16日陳炯明在廣州叛變，圍攻總統府（參見詞條陳炯明叛亂）。19日，孫中山電令李烈鈞等入贛北伐軍迅速回粵，討伐陳炯明。李烈鈞主張打下南昌，底定江西，然後以江西為根據地，回師廣東，既不致於功敗垂成，更可免兩失之，但胡漢民、許崇智力主回師救粵，僅留贛軍保持現有陣地，防止北軍反擊。李烈鈞因病留在南雄。不久，陳炯明軍向粵北推進，李烈鈞率贛軍退駐湖南，在粵湘邊境部隊被阻，僅帶數名隨從經湘轉赴上海。第二次護法運動又失敗了。 ^{[3]  [26]} 

民國十二年（1923年）1月，滇桂聯軍擊敗陳炯明。2月，孫中山重返廣州，再建大元帥府，就任海陸軍大元帥職。李烈鈞也回到廣州，仍任參謀總長。當時，陳炯明部盤踞在東江惠州及潮汕一帶。3月，許崇智從福建率東路討賊軍到達閩粵邊境，陳炯明所部洪兆麟、賴世璜、林虎等亦通電宣佈“獨立”。孫中山考慮到賴世璜、林虎等人過去是李烈鈞的舊部，於是命他兼任閩贛邊防督辦，赴潮汕收編洪兆麟等部，並與許崇智換防。6月，李烈鈞收編完上述諸部赴閩駐防。許崇智回防廣州時，在揭陽、興寧一帶突然遭洪兆麟等的襲擊，損失很大。李烈鈞救應不及，從汕頭倉卒入福建，又離閩去香港。7月，奉孫中山命仍回廣州。11月，陳炯明對廣州進行反撲，孫中山親自指揮滇、桂、粵軍進行抵禦，李烈鈞輔佐孫中山很快打敗了陳炯明，守住了廣州。 ^[3]  自此以後，李烈鈞再未掌握與重組軍隊，但仍協助孫中山從事軍事上的計劃和指揮工作。 ^[26] 

民國十三年（1924年）1月，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在廣州舉行，李烈鈞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對孫中山提出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表示擁護。會議期間，孫中山下令籌辦黃埔陸軍軍官學校，李烈鈞極力推薦蔣介石任該校校長，向孫中山説：“校長一席，非蔣莫屬。”在孫中山赴滬期間，李烈鈞曾一度代行大元帥職務。9月，孫中山在大元帥府召開會議，籌備北伐，並設大本營於韶關，親往督師，發表《北伐宣言》，舉行誓師典禮。北伐軍分兩路向湘贛出發。這時，北方發生了第二次直奉戰爭。10月，直係軍閥內部分化，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大總統曹錕被囚，段祺瑞任北京政府執政。接着孫中山應馮玉祥等電邀北上，共商國是。孫中山動身前派李烈鈞往日本瞭解大局的演變情況。李烈鈞於24日到達東京，與各方接談後，11月中旬回到上海。下旬，又隨孫中山經日本往天津，會晤奉系首領張作霖。不久，北伐軍已進入江西，孫中山乃命李烈鈞南下部署軍事。 ^{[3]  [18]} 

民國十四年（1925年）1月，李烈鈞在上海忽聞孫中山在北京病危，急抵北京，隨侍孫中山。3月12日，孫中山在北京病逝。他參與主持喪事，並親擬輓聯：“才逾湯武，功蓋桓文，九萬里震威名，天授如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出秉節鉞，入贊戎機，二十年共患難，山頹安仰！上為國慟，下為私哀。” ^{[3]  [14]} 

孫中山逝世後，段祺瑞曾任李烈鈞為新組政府之參謀總長，李烈鈞因見其對孫中山治喪事出爾反爾，未就此職。不久，應馮玉祥邀請，他抵張家口，會晤馮玉祥，“彼此均有相見恨晚之慨”。馮玉祥聘李烈鈞為國民軍總參議。年底馮玉祥與張學良對峙南口時，李烈鈞親往張家口，為他策劃和部署對奉軍作戰事宜。 ^{[3]  [26]} 

民國十四年（1925年）12月，國民黨右派謝持、鄒魯等十餘人在北京西山舉行非法的一屆四中全會，公開反對孫中山的的三大政策，進行反共活動。李烈鈞對“西山會議派”的決議通電錶示讚許。 ^[3] 

民國十五年（1926年）5月，國民軍因受直奉軍閥的壓力，被迫準備離開北京，旋與直魯聯軍大戰於南口。8月國民軍戰敗，李烈鈞離開國民軍南下。 ^[3] 

就在此時，北伐戰爭開始了。民國十五年（1926年）11月初，北伐軍佔領南昌。民國十六年（1927年）初，李烈鈞到南昌見蔣介石，被蔣介石任為江西省政府主席，從此李烈鈞的政治態度明顯地右轉，向蔣介石靠攏。 ^[3] 

接着國民黨內發生了遷都問題的爭執，李烈鈞與譚延闓由南昌赴武漢進行所謂“調解”。民國十六年（1927年）3月7日，武漢國民黨中央在漢口召開二屆三中全會，大會的決議削弱了蔣介石的權力，有利於革命形勢的發展。李烈鈞提出武漢與南昌合作之意見又未被採納，遂沒等會議結束，就回南昌向蔣介石彙報，指責武漢會議，並向他建議從速攻取南京，定為新都。3月24日北伐軍佔領南京，4月12日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4月18日在南京成立蔣記國民政府，與武漢國民政府對抗，寧漢分裂。 ^{[3]  [26]} 

李烈鈞初任江西省政府主席期間，國共兩黨的合作尚未破裂，南昌設有江西省農民協會籌備委員會。李烈鈞曾至該會干涉書寫及漫畫的宣傳工作，要找方誌敏責問農民運動過火。後由丘倜會見，據理力爭，李烈鈞只得離去。4月5日，武漢政府任命朱培德任江西省主席，李烈鈞在上饒另立省政府，與朱培德對抗，成為蔣介石南京國民政府的分支政權機構。程潛攻克南京後，李烈鈞去南京，被選為國民政府常務委員，兼軍事委員會常務委員。6月19日，與胡漢民、吳稚暉等至徐州，參加蔣介石與馮玉祥之會談，蔣馮會唔以及馮玉祥參加北伐，李烈鈞為主要溝通者。 ^[26] 

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初期，有常務委員五人，即李烈鈞、胡漢民、汪精衞、蔡元培與于右任。胡漢民主持國民黨中央黨務兼中央政治會議主席，汪精衞在武漢，蔡元培為教育部長，于右任在陝西任靖國軍統帥，均無暇過問政務。由於李烈鈞未任實職，故國民政府一攤子政務由他主持。 ^[26] 

8月中旬，蔣介石被迫宣佈下野去日本，胡漢民、吳稚暉等人亦紛紛離京，其時武漢方面厲兵秣馬，聲稱要對南京“東征”；直係軍閥孫傳芳利用國民黨新軍閥蔣、桂矛盾，伺機反撲。形勢突然緊張，李烈鈞坐鎮南京，綜理一切。月底，孫傳芳在南京東面的龍潭一帶渡江，李烈鈞急電海軍陳季良、陳紹寬到南京警備，又急電調集李宗仁的第七軍、白崇禧的東路軍及何應欽的第一軍，由無錫、鎮江等地合圍夾擊，前後不到七天，一舉擊潰孫傳芳部。9月，國民黨寧、漢、滬三方在一致贊成“清黨”“反共”的反對革命基礎上統一起來，組成中央特別委員會，由三方各派六人蔘加，李烈鈞是寧方代表之一。 ^{[3]  [26]} 

民國十七年（1928年）10月，國民政府改組，李烈鈞僅有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國民政府委員的虛名，未再擔任實職，遂離開南京，長期住在上海養病。 ^[3]  11月上旬，李烈鈞回武寧探家，籌建東大路（武寧至塗家埠）、西大路（武寧至修水），因沿修江北上，通稱修江路，為江西公路之濫觴。 ^[5] 

民國十八年（1929年），李烈鈞被選為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 ^[26] 

民國二十年（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民族危機嚴重，李烈鈞一再致電蔣介石，主張尊重言論自由，改良政治，“以維繫人心，一致禦侮”。 ^[3]  在致電國民黨中央時，他説：“鈞固體弱，但日人橫暴若此，合力禦侮，焉敢不勉大計。決定自當入京，師克在和，眾擎易舉。”吳稚暉發表時局談話時，將他列入國民黨的“超然派”。後來，李烈鈞聯名在《申報》刊登“為發起籌備鄧演達同志追悼會啓事”，對其推崇備至。 ^[26] 

民國二十二年（1933年）3月，李烈鈞應邀至南京與國民政府主席林森會晤，商談東北與華北局勢之嚴重情況後，即乘車北上赴山東作説客。中途先至山西太原訪閻錫山，説服其以晉綏軍一部分參加長城抗戰。旋由大同至張家口晤馮玉祥，敦勸馮玉祥至南京，共商國事，未獲同意。 ^[26]  5月，馮玉祥在張家口組織抗日同盟軍，不到一個月，便將日偽軍全部趕出察哈爾。蔣介石大為惱火，調集十餘萬中央軍包圍抗日同盟軍。李烈鈞支持馮玉祥，致電國民黨中央説明馮玉祥“舉義張膽，志在收復失地”，並提出“請授大權，俾當大任”。 ^[3] 

民國二十三年（1934年）5月，李烈鈞再次去山東，動員馮玉祥團結抗日。 ^[26] 

民國二十四年（1935年）9月，李烈鈞在南京電促馮玉祥出席國民黨六中全會。是年冬，馮玉祥抵南京，擔任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 ^[26] 

為齊心抵禦外侮，共赴國難，李烈鈞曾帶病多次往返於南京、上海、張家口、廬山等地，但始終未能説動蔣介石放棄“攘外必先安內”的主張。 ^[5] 

民國二十五年（1936年）12月，西安事變發生，李烈鈞同情蔣介石，譴責張學良、楊虎城“劫持主帥”，致電敦促他們“立送蔣委員長回京”，“並肉袒負荊請罪”。蔣介石被釋返南京後，組織高等軍事法庭審判張學良，李烈鈞被任為軍事委員會常委、審判長，曾出席審判。 ^[3]  在蔣介石的制約下，最高軍事法庭判處張學良徒刑十年，褫奪公權五年。作出判決後，又據蔣介石請，表面上將其特赦，實則長期進行軟禁。 ^[5]  是年12月31日，李烈鈞被授予國民革命軍陸軍二級上將軍銜。 ^[18] 

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2月，國民黨召開五屆三中全會，宋慶齡、何香凝、馮玉祥等十三人提出“恢復孫中山先生手訂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案”，張繼在提案上籤了名，後來又要抹去。馮玉祥對李烈鈞説了此事，李烈鈞馬上研墨提筆在張繼的名字上寫上“李烈鈞”三個字，並説：“姓張的怕，姓李的不怕。” ^[3] 

同年，“盧溝橋事變”爆發，全面抗戰開始，李烈鈞於久病之餘，扶病進京，共赴國難。後來，因患高血壓症，返回武寧。在家鄉，他抱病到中山堂與協和中學講演，鼓勵青年鍛鍊體魄，吸收新知，備為國用。12月，還堅持到武漢會見蔣介石，提出堅決抗日的主張。 ^[5] 

抗戰期間，李烈鈞曾居香港。“珍珠港事件”前夕，他回至昆明。臨行前，將香港舊房出售，連同其夫人首飾一併存香港匯豐銀行。香港被日軍攻佔後，李烈鈞在士官學校的同期畢業同學磯谷廉介出任總督。磯谷廉介在接收匯豐銀行時發現李烈鈞之存款和存物，登報約他前領取。當時李烈鈞寄居昆明黃毓成家，經濟陷於不濟，但拒絕前往。 ^[26] 

不久後，李烈鈞全家遷居到陪都重慶，借居馮玉祥在歌樂山雲頂路的私邸養病。 ^[26] 

民國三十五年（1946年）2月20日，李烈鈞因患高血壓、心肌梗塞等疾病，在重慶逝世，終年64歲。 ^{[3]  [26]}  在病危中，李烈鈞立下遺囑：“茲者強敵雖摧，危機猶伏，全國同胞，務祈上下一心，精誠團結，諮諏善道，察納雅言，緊握千載一時機會，迅速完成現代國家之建設，共維世界永久之和平。” ^[30] 

李烈鈞去世後，中共中央除發來唁電外，周恩來、董必武、鄧穎超等人還親往弔唁。國民政府以第九二號文下發褒揚暨國葬令，又以處字第四00號下令國葬。其靈柩歸葬武寧。 ^{[5]  [26]} 

李烈鈞長期追隨孫中山，捍衞民主共和，是“作出了傑出貢獻的民主革命先驅” ^[11]  。其主要革命活動如下：

李烈鈞擔任江西都督後，進行了一系列軍事、政治、經濟上的改革。首先整編部隊，將原水巡駐防各部隊數萬人裁編為兩個師，由歐陽武、劉世鈞分別擔任師長，並接辦軍事學校，培養軍事人才，同時，改組都督府，羅致同盟會會員擔任要職，任命鍾震川、魏斯靈、王侃、宋育德、俞應麓為內政、財政、司法、教育、軍政各司司長；胡澤、曾貞為交通司司長；高巨瑗、何文斌為審計、參謀處處長；吳照軒為警察總監；漆璜、潘學海為高等審判廳、高等檢察廳廳長，陳戎生、陳德生為高等顧問官。又整理財政，成立民國銀行，活躍地方經濟；並撥款四十萬元修築南昌，新建兩縣河堤，解決民困。此外，處決了數名地方封建勢力洪門會頭目，以維治安。 ^[26] 

李烈鈞對教育事業非常的重視。當江西光復後，第一個財政年度資金非常緊張，時任贛督的李烈鈞拿出一部分費用，選派辛亥革命後江西第一批20名官派留學生赴歐、美、日留學。這批官派留學生中，包括陳寅恪、胡先驌、饒毓泰、徐寶璜、歐陽琳、程孝剛、羅英等國家的棟樑之才。 ^[22] 

民國十二年（1923年）4、5月間，李烈鈞曾在廈門大學發表兩次演講，全面闡述了對國家教育事業的重視和看法。他説：“餘以為國家之興衰存亡，純視教育之成績為定”，“夫國家之強弱，視於人才之多寡；人才之多寡，視乎學校之多寡為斷，是以教育為立國之本。” ^[22] 

李烈鈞對從事教育事業的人非常重視和尊敬，經常聽取他們對時局的意見和看法。“九一八”事變後，李烈鈞和社會賢達保持密切聯繫，將他們的意見積極向國民政府反映。 ^[22] 

民國七年（1918年）8月5日《申報》的文章認為：“西南戰將中卓卓有名，素為中外所傾仰者，莫如李烈鈞。方有事於贛邊，最稱得力。” ^[25] 

孫中山曾稱讚李烈鈞説：“協和先生上馬能武，下馬能文，誠不可多得之當代儒將。” ^[1] 

馬相伯：“協和先生注重天下為公，以哲學言，即人人各有其有。吾人民四萬萬，所有何在？今天下之危，幾不在有權勢者，欲一人有、一家有、一國有乎？而天下十六萬萬人民苦矣！我四萬萬人民更苦矣！” ^[26] 

_{救國精神 敬祝永壽 松柏長青} ^{[13]  [26]} 

馮玉祥後來回憶道：“協和先生，自求學以來，即參加革命，後得追隨總理，創造民國，舉凡辛亥、討袁、護國、護法、北伐、龍潭諸役，無不躬親其間，固善將兵，亦善將將；冒大險，犯大難，決大疑，定大計，赴湯蹈火，萬死不辭，其為黨國也，忠誠如此。抗戰軍興，雖身無重寄，而目睹國難，義憤填膺，乃本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之旨，建白中央，道人所不敢道，議人所不敢議，猶恐言單，復促友人為之，對國對友對抗戰，可謂中直無私，竭盡心力矣。此外則慷慨豪俠，大仁大義，濟人之急，救人之危，傳中所述，對孫禹行兄之救援，及祥憶及其贛督時，對北京同會中民黨議員之接濟，不過例證之一二耳。對國忠，對黨實，對人義，對友直，行無所畏、言無所忌，此大仁、大智、大勇而幾於聖賢者，傳中所述，實僅雅略，讀者更當此外求之可也。” ^{[2]  [28]} 

于右任認為李烈鈞常是正色讜言，切中時弊，言事有高識，有其獨特的見地。 ^[11] 

費行簡：“初起，好治遊，排之者至誣以掠人女為妾，又主張聯邦制，亦不容於時論。然其忠勇奮發，匪胡漢民、陳其美輩所及也。” ^[24] 

姜伯彰：“先生之功在黨國，讀是傳者，當有定評也。而其最足令人敬仰者，光明磊落，識大體，明大義，守大節，不爭權位，不營私產，有所得，必盡付之於黨，已屢見之矣。遇黨國有大故，如援鄂、討袁、護國、靖國、討龍、北伐、龍潭諸役，存亡關鍵所繫。則身先赴之，置死生於度外，卒賴以轉危為安。” ^[28] 

黃麟洲：“我贛人文薈萃，代有賢能，鼎盛時期則為宋代，如歐陽修、王安石、文天祥，皆頂天立地，流傳千古的歷史偉人，迨至清末，從事國民革命，肇造民國者，當首推武寧箬溪鎮李烈鈞。” ^[28] 

屈武：“偉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先生領導辛亥革命，在亞洲建立起第一個共和國，這是中國自鴉片戰爭之後，進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歷史中第一次騰飛，使中國進到一個新的歷史階段。辛亥革命的勝利，是中山先生領導、團結了眾多的英雄人物共同奮鬥，才創造了這一輝煌業績。李烈鈞先生是這些英雄人物之一，並且更是中山先生的得力助手；是作出了傑出貢獻的民主革命先驅；是我青年時期非常敬佩的革命前輩。” ^[11] 

周鐵農：“歷史悠久的中華民族，自近代以來，飽經憂患，歷盡坎坷。無數的熱血兒女，以滿腔的愛國熱情、高度的責任感和非凡的智慧與勇氣，前仆後繼、忘我奮鬥，為推翻封建專制統治、建立民主共和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李烈鈞先生，就是他們之中的傑出代表。……李烈鈞先生是堅定的愛國者和革命家。” ^[27] 

李烈鈞早年交友廣泛，為人豪放不羈。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武寧新任知縣王浚道上任後，勒索鄉民繳納歷年舊欠田賦，全縣民眾怨聲載道，李烈鈞激於義憤，於東門外觀音閣及東林寺等地聚眾密議驅王。其時城門晚閉晨啓，把守較嚴，李等每從東水關偷偷進出，有時夜深不敢回家，怕受父母責備，即在街上店鋪屋糖下賣肉的磚桌上露宿。故有“李協和困屠桌”之説，流傳至今，起因由此。經過一班好打抱不平的青年長期謀劃，並得到工、商、學界的支持，某些地方士紳亦出於維護其本身利益的目的，暗中支持。某日，王浚道從全縣士紳聚會議事的“十鄉賓興會館”回衙，一羣眾蜂擁而至，高呼“打倒王浚道”，打傷護兵，砸爛官轎。王浚道回衙後，立即調兵遣將，捉拿肇事者，引起全縣民眾憤怒，羣起聲援，終於將王浚道趕走。 ^[5]  后王浚道雖又復任，但李烈鈞已離開武寧，故未遭到報復。 ^[26] 

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李烈鈞與另一家人因房產爭執，訴訟於官，縣令彭某有意偏袒對家。李烈鈞年少氣盛，在公堂之上，據理力爭，觸犯縣令，致遭囚禁。後賴李祠管守借天主教之勢，出面調停，縣令恐惹起教堂交涉，始將李烈鈞釋放。 ^[26] 

據説黎元洪繼任北洋政府大總統後，曾明令頒發給李烈鈞以陸軍上將、勳一位、大綬勳章，意圖將其拉入己方懷抱，以擴充勢力。黎元洪派專人將勳章送至廣州，李烈鈞接下後，打發走了來使，將這枚大緩勳章掛在豢養的哈巴狗頸項上，讓其子牽去大街行走，表示棄北洋政府之意。路人圍觀譁笑，引為奇聞。 ^[26] 

民國十三年（1924年），段祺瑞派人押送大洋一百萬元贈給李烈鈞，故作親善，又一次企圖拉攏。李烈鈞將這批現洋放在總部一間房裏，取名“藏金室”。凡有老友來訪，他帶至藏金室，任其取用。湖南人覃振與李烈鈞相交莫逆，家境貧窮，覃振來看望李烈鈞時，李烈鈞其任意取用。覃振取一千元，用布包裹提出，行至大門口提不起，李烈鈞即派一名士兵代送至旅館。不久後，此款全部散盡。 ^[26] 

在護國運動中，李烈鈞與蔡鍔、唐繼堯並稱為“護國三傑”。事隔多年以後，曾有人問李烈鈞： “當年雲南首義，究竟是唐主動？蔡主動？還是先生你主動？” 李烈鈞義正詞嚴地答道：

後來，李宗黃談及此事，稱讚道：“革命軍人風範，令人感念不已，想當年三傑誓共生死，相得益彰，這才獲得了討袁護困之役的最後勝利。我敢説，護國三傑正以其通力合作，才能導致驚天動地的大成功。” ^[28] 

抗日戰爭爆發後，李烈鈞把自己七個兒子中的五個都送上了抗日前線。除長子李贛鵬行醫、幼子年幼未參軍外，其餘五子參了軍。其中有兩個正在大學讀書，也中斷學業，奔赴疆場。當時媒體對此廣為報道，稱之為“黨國元老，五子從戎” 。 ^[1] 

在五子中，李烈鈞次子李贛駒、四子李贛驥入黃埔軍校，七子李贛驌入海軍學校，三子李贛熊、五子李贛驊參加青年軍赴緬作戰。 ^[1]  李烈鈞在贈詩中寫道：“我送兒輩出鄉關，殺盡倭寇方回還。埋骨何須桑梓地，人間到處有青山。” ^[31] 

李烈鈞雖為武將，卻也熟讀百家，貫通經史，“電文自出心裁，閲者歎服，不知其為武人也”，“本起韜鈐，好近楮墨，尤擅漢隸”，其墨跡為人所珍視。 ^[9] 

李烈鈞的詩文作得很好，尤喜書寫楹聯。李烈鈞作品多為憂國憂民之作，切中時弊的有感而發之聲，或頌揚先烈，或呼籲抗戰，或高歌氣節，愛國情懷，躍然紙上。當蔣介石“圍剿”紅軍的時候，李烈鈞寫道：“嘆息故園多鶴唳，懶從滄海看龍爭。鬩牆畢竟緣何事，孰挽銀河洗甲兵。”民國二十三年（1934年），李烈鈞賦詩譏諷蔣介石：“回望茫天際，狂濤滾滾來，盲人操鉅艦，猶自逞雄材。” ^[31] 

李烈鈞早年喜歡臨摹鄧石如、錢南園法帖，後又臨遍漢晉諸家名碑，尤愛張公方之嚴正，爨寶子之奇崛。李烈鈞還與譚延闓過從甚密，拜擅長顏體的譚延闓為師，學習書法。隨後，他的書法大有長進，頗擅楷書、隸書。廬山仙人洞有其題寫的“常樂我靜”、廈門鼓浪嶼日光巖有其題寫的“日月俱懸”，字體方正，筆力遒勁，可窺其書法力度之一斑。 ^{[5]  [26]} 

李烈鈞的著作主要有《孫大元帥戡亂記》《李烈鈞將軍自傳》《李烈鈞出巡記》《李烈鈞言論集》《李烈鈞、楊賡笙詩選》《南京高等軍法會審判張學良的經過》等。是今人研究辛亥革命、走近和了解那個時代的重要參考資料。 ^[27]  其著述及各類文件被編入《李烈鈞集》。 ^[14] 

李烈鈞墓(2張)

李烈鈞病故於重慶後，他的靈柩被運回家鄉江西省九江市武寧縣，葬於箬溪鎮“讀書枱”。1962年因修建柘林水庫遷葬於武寧縣城近郊飛鳳山。1975年，李烈鈞夫人華世琦病故上海，兩人於1980年11月遷墓合葬於武寧縣豫寧公園內烈士墓左側半山腰。 ^[14]  由武寧縣委統戰部、武寧縣政協主持，省、地、縣領導同志參加，舉行了正式遷墓合葬儀式。 ^[26]  2000年7月，李烈鈞墓被公佈為江西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17] 

李烈鈞故居在上海法租界馬斯南路125號（今思南路91號），民國十七年（1928年）李烈鈞從政壇引退，來上海閒居，就住在此處。現為思南路幼兒園。 ^[16] 

2011年電視劇《第一大總統》：凌瀟肅飾演李烈鈞。 ^[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