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揖唐

王揖唐，原名志洋，字慎吾，又字什公，後改名賡，字一堂，號揖唐，筆名逸塘，晚號今傳是樓主人。安徽合肥人。1877年10月17日（清光緒三年九月十一日）生。1904年中甲辰科進士，嗣上書清廷請求選派出國學習軍事，經北洋督練公所批准，於9月保送日本，先入東京振武學校習軍事，畢業後分配到金澤炮兵第九聯隊實習。後以不適應軍旅生活，改入日本法政大學學習。1905年參加楊度等在東京組織的留日學生總會，並任皖省分會職員長。

1907年，王揖唐回國後，在清政府供職，歷任兵部主事、東三省總督署軍事參議、吉林陸軍第一協統領、吉林督練處參議。

1909年，王揖唐隨戴鴻慈赴俄國，任“赴俄答謝專使頭等參贊”，參加俄皇尼古拉二世加冕禮，由俄授予寶星勳章。王在回國前，以兩年時間，順道訪問歐美各國，考察軍政、鐵路、交通、運輸事宜，回國後任吉林兵備處總辦。

1911年辛亥革命後，由徐世昌推介，王揖唐歷任袁世凱總統府秘書、參議、顧問等職。其時，由於幾千年封建專制被推翻，中華民國建立，民主共和思想廣泛傳播，人們思想言論頓獲自由，各種政黨如雨後春筍般出現。1912年春，王先後加入“民社”、“共和促進會”、“統一黨”三個政黨；5月9日，以黎元洪為理事長的“共和黨”成立，王任幹事；1913年4月，王揖唐由西藏選為第一屆國會參議院議員；5月，共和黨、民主黨、統一黨合併為“進步黨”，由黎元洪任理事長，王揖唐為理事，兼國會中進步黨“憲法起草委員”，政治上依附袁世凱。1914年初，袁世凱非法解散國會，廢除民元制定之《中華民國臨時約法》，隨即召開約法會議，王由安徽選出擔任約法會議議員，參與袁記《中華民國約法》的制定，為袁世凱獨裁專制鋪平道路。約法會議解散後，王又於5月擔任依新約法產生的參政院參政，竭力擁戴袁世凱復闢帝制，曾在北京舉辦《國華報》，作為鼓吹策劃帝制的喉舌。1915年8月免參政院參政職，改任吉林巡按使。袁世凱復闢帝制失敗後，王於1916年4月23日繼朱啓鈐任內務總長，至6月30日辭職，從此加入段祺瑞為首的“皖系”。嗣後出國遊歷歐洲，在德、法等國考察陸軍組織。

王揖唐(2張)

1917年春，王揖唐歸國後再次投入皖系。11月，段祺瑞為反對孫中山而違法組織的臨時參議院在北京成立，王揖唐任議長，負責修改1912年所定有關國會的各種法規，為過渡到正式國會做準備。1918年2月，臨時參議會公佈《修正國會組織法》，選出參議員、眾議員。同年3月8日，王受段祺瑞指使與徐樹錚在北京安福衚衕組織俱樂部，史稱“安福系”。俱樂部的組織具有一個國家全部官制的雛形，下設幹事部，主任王揖唐，又設政務研究會，會長李盛鐸。其政務研究會會長相當國務總理，各股股長、副股長相當各部總次長。凡有重大議案，須經該會議決，議決之後，凡安福系議員必須在國會參、眾兩院一致主張。安福俱樂部外靠日本，內憑皖系，盜賣國權，大借外債，操縱國會，阻撓和議，禍國殃民。8月2日北京臨時參議會閉會，新國會開幕，由安福系包辦，選舉王揖唐為眾議院議長，李盛鐸為參議院議長。由於議員絕大多數為安福系成員，故稱“安福國會”。9月，在安福系操縱下新國會選舉北洋元老徐世昌為大總統；1919年8月議決憲法草案一百零一條。1919年王曾任北方議和總代表，參與南北議和談判。1920年7月，直皖戰爭爆發，皖系失敗，總統徐世昌於8月3日下午解散皖系安福俱樂部和安福國會，旋即明令通緝王揖唐，王被迫亡命日本，從事著述工作。

1924年春，王揖唐從日本秘密回國，抵達天津，即與段系聯繫，參與段系復起活動。10月，第二次直奉戰爭爆發後，直系將領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由馮玉祥、張作霖共推段祺瑞為臨時政府執政。11月28日，段任命王揖唐為安徽省長，兼督辦軍務善後事宜，執掌安徽軍政大權。1925年2月，王列名“善後會議”議員，參加段祺瑞為對抗孫中山國民會議而召開的善後會議，與議長趙爾巽及各省軍閥代表和政客一起，通過了《國民會議代表條例》、《軍事善後委員會條例》、《財政善後委員會條例》等。1926年王糾集北洋軍閥殘餘勢力，對抗北伐。1928年7月11日，國民革命軍攻克北京後，南京國民政府以王揖唐“劣跡昭著”，下令通緝。王即匿居天津日本租界從事佛教研究。在此前後，王以“逸塘”作筆名，在天津《國聞週報》上連載《今傳是樓詩話》達數年之久，後由《大公報》出版單行本。1931年任東北政務委員會委員。1932年後，歷任國民黨政府國難會議會員、華北戰區救濟委員會委員、行政院駐平政務整理委員會委員。1934年一度遊日，回國後出版《東遊紀略》一卷，由天津《大公報》印行。1935年12月，任宋哲元為首的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後任天津匯業銀行總理。1936年5月，任偽蒙古軍政府實業署署長。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平、津淪陷，王揖唐叛國投敵。12月14日，與王克敏等在北平組織偽政權“中華民國臨時政府”，自任議政委員會常務委員、“中華民國臨時政府”賑濟部總長、內政部總長等偽職。1938年4月，擔任“華北臨時政府”、“華東維新政府”在北平組織的“中華民國政府聯合委員會”委員。1939年9月，與王克敏等聯名發表聲明，支持汪精衞建立偽中央政府。1940年1月，隨王克敏等赴青島，參與和汪精衞、梁鴻志的談判，為組建汪記“國民政府”效力。3月29日，汪精衞在南京組織的“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成立，王擔任第一任考試院院長、兼偽華北政務委員會（由原“北平臨時政府”改稱）委員；6月，繼王克敏任偽華北政務委員會委員長，旋任偽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兼偽內務總署督辦。1941年3月，配合日本佔領軍的“治安強化”運動，在華北開展“強化治安”運動，屠殺愛國志士，對抗日根據地實行經濟封鎖，掠奪華北資源，供給日本擴大侵略。太平洋戰爭爆發後，表示要“完成華北的決戰體制”，使華北成為日本侵略者的後方兵站基地。1943年1月，王任偽最高國防會議議員、全國經濟委員會副委員長，“新國民促進委員會”委員，後為常委。

抗戰勝利後，王揖唐於1946年夏因漢奸罪在北平被逮捕，1948年9月10日被槍決，年七十一歲。留下的著作除前已述者外，尚有《近邊建置概略》（民初版）、《上海租界問題》三卷（1924年）、《世界最新之憲法》、《逸塘詩存》等；譯作有《德皇威廉第二自傳》及《新俄羅斯》（日本川山俊彥著）等。 ^[1] 

抗戰勝利後，人民迫切要求逮捕大小漢奸歸案繩之以法，以整飭國家紀綱。但國民黨政權遲遲未辦此事。在國內外輿論的強大壓力下，1945年10月，軍統局北方負責人毛人風才奉命逮捕漢奸。軍統在西城兵馬司衚衕汪時璟家“宴請”華北漢奸，以圖一網打盡。但老奸巨滑的王揖唐此前巳稱病住院，躲過；廠這次逮捕；直到1946年春，在陰謀編造“地下抗門”無果的情況下；才被投入監獄，

負責審理王揖唐一案的是河北高等法院刑二庭庭長何承焯。王揖唐也聘請大律師趙毅、劉磺等為他辯護-

在偵訊調查期間，王裝瘋賣傻，十問九不應。正式開調查庭，法官問他姓名、年齡、籍貫等，均裝聾作啞，不回答一句。他想如此拖下去，使得法院無法審理。當時旁聽席上的羣眾及記者都非常氣憤。

正在全國關注王揖唐死魚不開口的態度時，王委託的律師趙毅等舉行記者招待會，並散發聲明。

王聲明大意説：日本投降，國土重光，舉國歡慶，揖唐參加偽組織，理應受到國法懲處。幾次被調查、提審，均應據實供訴。但一直未能開口，這不是與法庭為難，而是有其不得已的苦衷……

什麼苦衷呢?原來主審王揖唐漢奸案的刑二庭庭長何承焯，曾在偽華北政委會司法總署內，任過薦任級的偽職，系王當偽委員長時的一名走卒，屬於王的“舊部”。因此，王在聲明中有兩句“警句”，原文稱：“（揖唐連日不開口者）蓋小漢奸高居堂上審大漢奸，將何以杜悠悠之口……”不答話的原因，原來如此。

王揖唐聲明傳出，全國輿論大譁。均稱王揖唐固然罪大惡極，死有餘辜，但政府也太不像話，用小漢奸審大漢奸，真的將成為千古笑柄。平、津、滬各報，紛紛發表評論，批評、譴責國民黨政權。國民黨司法行政部下令，徹察此事。最終撤掉何承焯職務，另委派吳盛涵為刑二庭庭長，繼續審理王揖唐漢奸一案。

新任的刑二庭庭長吳盛涵到任後，即着手對此案重新調查。經過一個階段的準備，1947年夏工作完成，於1947年6月5日公審王揖唐。

王揖唐漢奸案是轟動當時社會的重大新聞，其引人注意的程度，不亞於金壁輝（川島芳子）漢奸案。公審之日雖在盛夏，但河北省高等法院大禮堂，仍擠滿了人。

開庭後，推事官詢問王姓名、年齡、籍貫、所任偽職，王都一一應答。對於他在任偽職期間幫助日軍舉行五次“治安強化運動”，屠殺無辜百姓，掠奪人民財物等罪，雖上推下卸，詭辯一切是日軍出謀，手下人經辦。但罪證確鑿，雖百口莫辯，他只有用“嗯”、“啊”等話，半推半就，支支吾吾地承認下來。

在審訊過程中，最引人注目的要算王訪日的一段。大約1943年，王率代表團訪問日本，為日本的侵華戰爭歌功頌德。王訪日期間，曾受到日本天皇裕仁的召見。王在日本春風得意，到處吟詩表志；書記官當庭宣讀其中一首漢奸奴才相十足的歪詩，作為其賣國媚外的罪證：

王聽到此，連連搖頭，喃喃地説：“這是文人的遊戲筆墨，寫着玩的，沒有什麼意義。”

其實，從這首詩看王揖唐的奴才嘴臉，是何等清楚！ “八弦一宇”是日本侵略中國，獨霸世界的“最高理想”，也是日本的國策。“浴仁風”是説在“覲見”日本天皇時，在來日本訪問時，有如沐浴於仁義道德的“春風”之中。“旭日縈輝”是頌揚日本有如旭日之東昇，説明日本的侵略事業是正在開端，前程無限。“遞藐躬”是自卑、自賤，漢奸向主子叩頭時的用語。“春殿從容温語慰”是感謝日本天皇的召見，把日本天皇對他們漢奸禍國殃民行徑的表揚，説成對他們的“温語慰藉”。最後一句“外臣感謝此心同”，自稱“外臣”，簡直是明目張膽的“納表稱臣”，是不折不扣的認賊作父。

大漢奸王揖唐，於1948年9月，經河北省高等法院判決，被處死刑。在姚家井第一監獄執行。被提出時，王身着灰囚衣，面色慘白。當時他已步履艱難，無力前行，由法警硬拖到執行官面前，驗明正身後執行槍決。 ^[3]